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范文

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范文第1篇

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中，随机变量表示随机试验结果的观测值。随机变量的取值是不确定的，但是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因此，每个取值都有自己的信息量。平均每个取值的信息量称为该随机变量的信息熵。

信息熵这个名称是冯诺依曼向香农推荐的。在物理学中，熵是物理系统的状态函数，用于度量一个物理系统内部状态和运动的无序性。物理学中的熵也称为热熵。信息熵的表达式与热熵的表达式类似，可以视为热熵的推广。香农用信息熵度量一个物理系统内部状态和运动的不确定性。

信息熵是信息论的核心和基础概念，具有多种物理意义。香农所创立的信息论是从定义和研究信息熵开始的。这一讲我们学习信息熵的定义和性质。

1. 信息熵

我们这里考虑离散型随机变量的信息熵，连续型随机变量的信息熵以后有时间再讨论，读者也可以看课本上的定义，先简单地了解一下。 定义1.1 设离散型随机变量X的概率空间为

Xx1Pp1x2p2...xn

...pn我们把X的所有取值的自信息的期望称为X的平均自信息量，通常称为信息熵，简称熵(entropy)，记为H(X)，即

n

H(X)E[I(X)]pilogi11 (比特)pi

信息熵也称为香农熵。

注意，熵H(X)是X的概率分布P的函数，因此也记为H(P)。

定义1.2 信息熵表达式中的对数底可取任何大于等于2的整数r，所得结果称为r-进制熵，记为Hr(X)，其单位为“r-进制单位”。 我们有

1

HXHrX

logr注意，在关于熵的表达式中，我们仍然约定

0log00， 0log信息熵的物理意义：

信息熵可从多种不同角度来理解。

x0 0(1) H(X)是随机变量X的取值所能提供的平均信息量。

(2) 统计学中用H(X)表征随机变量X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随机性的大小。

例如，假设有甲乙两只箱子，每个箱子里都存放着100个球。甲里面有红蓝色球各50个，乙里面红、蓝色的球分别为99个和1个。显然，甲里面球的颜色更具有不确定性。从两个箱子各摸出一个球，甲里面摸出的球更不好猜。

(3) 若离散无记忆信源的符号概率分布为P，则H(P)是该信源的所有无损编码的“平均码长”的极限。

令X是离散无记忆信源的符号集，所有长度为n的消息集合为

Xn{1,2,,M}

每个消息i在某个无损编码下的码字为wi，码字长为li比特。假设各消息i出现的概率为pi，则该每条消息的平均码长为

Lnpili

i1M因此，平均每个信源符号的码长为

Ln1Mpili nni1这个平均每个信源符号的码长称为该编码的平均码长，其量纲为(码元/信源)。

我们有

LnLH(X) 且 limnH(X)

nnn这是信源编码定理的推论。

2

例1.3 课本第26页例2.4. 天气预报的平均信息量。

练习：

在电脑主板上，串行接口(Serial Interface)用于向外设输出数据，每次输出1比特符号，若某段时间内输出符号的概率分布为

1X0p1/32/3 求此时段内该串行接口的信息率，即平均每符号所传递的信息(单位为“比特/符号”)。

3

练习解答：输出0所传递的信息为

log

I(0)输出1所传递的信息为

13log比特3 ()

I(1)log因此，输出符号的信息熵为

H(X)2log31 (比特) 3122log3(log31)log30.919(比特)

333于是所求的信息速率为0.919比特每符号。

说明：上述信息熵H(X)反映了串行接口传输信息的速率，称为该接口的信息率。

2. 熵函数H(P)的性质 性质1. 非负性和确定性

H(P)≥0

其中H(P)=0 当且仅当P为退化分布。

一个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为退化分布，当且仅当该随机变量是常量，即取值唯一(所以其取值是确定的)。

性质2. 对称性

H(p1,,pi,,pj,,pn)H(p1,,pj,,pi,,pn) 性质3. 连续性

H(p1,,pn)对于其中任何变量pi是连续的。

4

性质4. 扩展性 可扩展性1：

H(p1,,pn,0)H(p1,,pn) 可扩展性2： limH(p1,p2,,pn1,pn,)H(p1,p2,,pn2,pn1,pn)0证明：由连续性和可扩展性1立即可得。

证毕

意义：可扩展性表明，一个小概率事件对于熵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熵的计算中，可以忽略其中一部分小概率事件。

例2.

1《中华字海》中收录了85000多个汉字，而常用汉字仅有3000个左右。(据统计现代汉语中这2400个汉字在一般书刊文章中所占的字数比例是99%)在计算汉字的熵时，大部分汉字都可以忽略不计，仅统计常用汉字出现的频率，以此作为这些汉字出现的概率，从而计算出汉字的熵。

性质5. 可加性

注意：即课本第31页的“递增性”。课本上的“可加性”事实上是联合熵的链法则，涉及到条件熵，放在此处不妥，后面再讨论。我们将赋予“递增性”更贴切的含义。 定理2.2(可加性公式)

qqqH(p1,p2,,pn1,q1,q2,,qm)H(p1,p2,,pn)pnH1,2,,mpnpnpn其中令pnq1q2qm

证明：可用熵函数的定义证明，细节留给读者完成。

证毕

可加性公式让我们不断降低信息熵中概率分布的维度，将高维计算简化为低维计算。有的教材称可加性为递推性。 例2.3 应用熵函数的可加性计算

1111H(,,,) 33665

解：

1111111111H(,,,)H(,,)H(,)33663333221log3

31.918 (bit)注意，可连续应用可加性公式：

111121211111H(,,,)H(,)H(,)H(,)33663332232221H(,)1 33连续应用可加性公式，我们有 定理2.4 (更一般的可加性公式) H(p11,,p1r1,p21,,p2r2,,pn1,,pnrn)piripi1pi2H(p1,p2,,pn)piH,,, (2.1)pii1pipin

其中pipj1riij

解释：我们可以把可加性理解为分步试验结果的熵等于各步试验结果熵的加权组合。。

,n，其概率分布为设一个随机试验分为两个步骤。第1步共有n个可能结果X11,2，(p1,p2,,pn)。这一步试验结果的熵为H(p1,p2,,pn)。

在第1步试验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第2步试验。假设当第1步试验结果X1i时，第2步试验共有ri个可能结果，并且其概率分布为

piripi1pi2,,, pppiii6

对应的熵为

piripi1pi2H,,, pppiii因此，第2步传递的平均信息量为

piripi1pi2pH,,, ipppi1iiin两步所获得的平均信息量之和就是上述(2.1)中的右式。 左式可解释为第2步试验的所有可能结果的平均信息量。 练习：应用熵函数的可加性计算

H(1/6,1/6,1/6,1/9,1/9,1/12,1/12)

性质6. 递增性

低维分布分解为高维分布时，信息熵严格递增。

定理2.5 将n-维概率分布分解为n+1维分布后，熵增大：

H(p1,p2,,pn)H(p1,p2,,pn1,pn,) (0<pn)证明：由可加性立即可得。

证毕

性质7. 严格上凸性

定理2.6 熵函数H(P)是严格上凸函数。

证明：根据严格上凸性定义，我们设P=(p1, p2, …, pn)与Q=(q1,q2, …, qn)是两个不同的概率分布并且设(1,2)为非退化分布，只需证明下列不等式

1H(P)2H(Q)H(1P2Q) (1)

即

7

1plogpqii2i1i1nnilogqi1(pi2qi)lo1g(pi2 qii1n)合并同类项后，上述不等式等价变换为

n1pi2qipq1pilog2qilog1i2i0 piqii1i1 n注意，1P2Q是一个n-维概率分布，根据预备知识中所证明的“信息不等式”，我们有

npilogi11pi2qipi0 (2)

其中等号成立当且仅当P1P2Q，即P=Q。我们前面已假设P≠Q，所以上述不等式中的等号不成立。同理我们有

nqilogi11pi2qiqi0 (3)

由(2)和(3)可得(1)。

证毕

不等式(1)也可以用基本对数不等式证明。

不等式(1)的第二个证明：取x1pi2qipi，由

ln得

11x xpilnpipi1pi2qi2(piqi) (4) 1pi2qi根据预备知识中证明的基本对数不等式，(4)中等号成立的充要条件是P1P2Q，即P=Q。我们前面已假设P≠Q，所以不等式(4)中的等号不成立。因此，我们有

8

pilni1npi0 (5)

1pi2qi同理我们有

nqilni1qi0 (6)

1pi2qi由(5)和(6)可得(1)。

证毕

性质8. 极值性(最大离散熵原理)

定理2.7(最大离散熵原理)对于任何n维概率分布p，

H(p)logn

其中，等号成立的充要条件是p为均匀分布，即

p(1/n,1/n,,1/n)

证明： 令q为均匀分布(1/n,1/n,…,1/n)，应用信息不等式立刻可得该定理成立。

证毕

记号：我们用H0表示一个随机变量的最大熵。当且仅当某随机变量共有n种取值时，

H0logn (比特)

例2.8 二十问题游戏(the game of twenty problems)。甲心里想到一个事物，让乙猜。乙可以向甲提问，甲只回答是或者不是。若乙在20个问题之内猜出答案，则乙胜，否则甲胜。 猜数：一个比较简单的实例是猜数。要猜出一个100以内的正整数至少需要几个问题?至多需几个问题?

练习：

设一条电线上串联了8个灯泡，如图所示。假设其中有且只有一个灯泡坏了，并且各灯泡

9

的损坏概率相同，用万用电表通过测量断路找出坏灯泡。 (1)平均需要获得多少信息，才能找出其中的坏灯泡。 (2)一次测量所获得的信息的最大期望值是多少?

(3)试设计一个最佳测量方案，即测量次数的期望值最小的测量方案。

作业

1. 试证明信息熵的可加性。

2. 伪币称量问题：今有12枚金币，其中1枚是伪币，其重量不同于真币。 用一台没有砝码的天平通过比较金币重量可以找出这枚伪币。 (1)用这台天平找出伪币并知道其偏重还是偏轻需获得多少信息? (2)求天平的3种称量结果，即等重、左重和右重，的最大平均自信息。 (3)试证明找出这枚伪币至少需要称量3次。 (4)试设计最优的第1次称量方案。

(5)若第1次称量结果为1-4号钱币的总重量大于5-8号钱币的总重量，试设计最优的第2次称量方案。

3. 编程2：输入有限维概率分布，输出该分布的熵。

附录：热熵

1854年克劳修斯定义了物理系统的一种状态函数S，他之称为熵(entropy)，现在也称为热熵。一个物理系统从状态o到状态A的熵增量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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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o其中

AodQ T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dS0

德国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的熵公式：划时代的发现

SklogeW

其中W是物理系统的(宏观)状态所对应的所有可能微观状态数，k称为玻尔兹曼常数。 伟大意义：

(1)将宏观量S与微观状态数W相联系，架设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桥梁。

(2)物理概念第一次用概率形式表达，意义深远。

(3)已成为物理学中最重要公式之一。

棋盘游戏：40X40的棋盘中间10X10位置上放着100颗棋子。这10X10位置构成系统I，其它位置构成系统II。将I中棋子挪动到II中，两个系统的状态都发生改变。求两个系统各自的熵与总熵，有 SIIISISII

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范文第2篇

摘 要：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实质上，制度变迁就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即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因此，着重论述了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通过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明确的阐释，不仅有助于研究和分析有关和相关制度变迁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有益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制度变迁基本理论。

关键词：制度变迁；成因；启示；基本理论

一般情况下，制度可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是由个人或组织制定出来的，也就是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制度供给。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所以，制度供给是有限的和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或人的自身理性认识程度的逐步提高，人们会不断地对制度提出新的需求，以此来实现人们的预期，进而增加人们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的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这样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和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也包括整个社会领域的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本文主要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论述。

一、制度变迁的成因

（一）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外部条件

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人们之间的激励模式，而人们偏好的变化会造成契约结构的变化，这一切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不过，这并不是说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就必然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实际上，制度变迁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制度变迁就是社会各种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而相对价格和偏好的不断变化只不过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外部条件而已。如果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不能破坏目前的制度均衡，那么制度变迁就不可能产生。

（二）组织的有效性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的环境下，制度和组织持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得以产生的关键。由于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对技术、知识等方面进行投资，以图生存，而组织获取的这些技术、知识方法将不断地改变现存的组织制度，同时，组织和企业精英们行为的效用最大化也决定了制度发生变迁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的发生会沿着什么道路前进，是各种各样的组织选择、竞争和合作的结果。

（三）适应效率是制度变迁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适应效率与配置效率是不同的，一方面，它牵涉那些决定经济长期演变的路径；另一方面，它还牵涉一个政府、个人和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共同愿景，去指导创新和共担风险，共同进行各种创造活动，以求解决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瓶颈”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的有效性必然要求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那么，制度的有效性是怎么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的呢？首先，制度的有效性要求组织进行分权决策、同意实验、支持发展和利用特殊知识，并积极探索解决经济问题的各种路径。换句话说，制度的有效性要求应为组织提供一种创新机制和一种能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其次，制度的有效性要求消除组织的谬误，共担组织创新的风险，以及能够保护产权。这样，所有组织在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情况下，都有可能犯错误。不过，问题不在于组织会不会犯错误，而在于政府和社会是否存在消除组织错误的体制和机制。

（四）制度缺陷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

所谓制度缺陷，是指制度和制度结构自身不健全而导致的欠缺性。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制度短缺。制度短缺是指制度的社会供给不足。制度短缺的不足，不仅表现在制度供给数量的不足，而且也表现在制度供给主体的意愿和能力的不足。二是制度僵化。制度作为一种公共规则与所有人的行为变化相比较，在其变化的速度上显然滞后于行为变化的节奏。即使是完善的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否则，它也会趋于保守并产生惰性，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三是制度不均衡。制度不均衡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制度的效用大于其成本、同时选择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大化时，人们才会对这一制度产生满意感；反之，当一项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或在某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小时，人们就要产生改变这一制度的动机和行为。这样就导致了制度的失衡。

二、制度变迁的启示

（一）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参与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政府在制度维护和规则制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尤其在制度短缺、僵化、不均衡和市场失灵等情况下，政府更应该作为制度变迁的推动者，以此来保证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不过，政府时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

（二）制度变迁的产生是各种利益主体间长期博弈的结果

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并不是某一个集团行动的产物，而是在集体内部和不同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强烈要求最有利于自身的制度设计。在经过长期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比博弈后，各个利益集团最终达成博弈的制度均衡，使制度安排重新均衡。在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中，如果双方或多方形成相互对峙的局面，那么就会导致制度变迁的停滞。在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因为，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又因为参与制度变迁博弈的力量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始终处于“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怪圈之中，不断地推动着制度的变迁。

三、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国内学术界研究制度变迁理论中最有名的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制度的再造；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所制定的正式规则的实施，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现有的收人进行分配与再分配。国外学术界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道格拉斯 C 诺斯的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哈耶克的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道格拉斯 C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种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理论又称为自我扩展理论。他认为，制度的演进过程具有自发性，其演进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因此，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就是一种博弈观。他认为，“制度既不是完全由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演进主义的产物，而是各个利益主体在某个阶段相互博弈的结果。”综合以上几个当前国内外最流行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接下来对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拉坦和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1978年，拉坦发表了著名论文《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并成功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欧洲中世纪农耕制度变迁、19世纪运输和交通制度变迁。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受到了批评。但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在 1989年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于是，林毅夫就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1.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的创造。它是个人或一群人在获得利益时会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可分为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两种。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必需受它所制约的一群（个）人的准许。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规则需要创新者花时间和精力与他人谈判，进而达成一致的意见才行。然而，非正式制度安排规则的变动与修改是由个人完成，例如价值观、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都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自主完成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基层的农民、居民等各种行为人为变迁的主体，也就是这些基层的行为人看到了预期的收益，进而提出了新的制度诉求，这就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方向。这些行为人是制度变迁的需求者，也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创新者。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程序为自下而上。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所以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也就是说，基层政府通过对行为人进行制度需求的分析，认识到这种需求制度的效用可观，所以便影响或推动上一级政府。同理，上一级政府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影响或推动它的上一级政府，直至决策者制定好新的制度。三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增量革命和边际创新的性质。诱致性制度变迁应该是在保留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创新新的制度，或者是对外围制度进行适当地调整。因此说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式的改革。四是在改革顺序上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首先，是先解决较容易的制度，再“啃硬骨头”。也就是说，在扫清外围制度障碍后，接着向核心制度突破，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其次，是在具体的制度上，一般都采用先试点、摸索经验，再由点到面，大面积推广。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所造成的重大的制度变化；同时，试点可以起到有效的制度示范和带动作用。五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渐进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采取的是非暴力的、非突发式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是一种尝试性质的，以基层行为人对制度的需求来渐进地诱导出新制度的出台。总之，制度变迁基本假设前提也正如道格拉斯 C 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也即是说，制度的转换、替代与交易，都需要一个过程，从外部利润的发现到外部利润内在化，其间都要经过许多复杂的环节。在制度变迁结构的架构上，不是所有的制度全部都能安排好，实际上，制度变迁是根据制度需求和决策安排，逐步地加以推行，这样就可以避免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

2.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人而实现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由于国家或政府的存在，作为国家或政府的统治者就需要维护一套制度来减少国家或政府的交易费用。众所周知，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国家或政府生产的。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政府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比私人生产更有效，因此，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另外，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会遭受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等问题，这样就会造成实际需求中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国家或政府就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功能优势来减少或遏制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从而达到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或政府看到了潜在的收益去积极主动地设计和制定制度，所以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自然也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体，那么其程序当然是国家或政府制定后，然后由各级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来推行，一直到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三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激进性质。无论是整体性制度设计，还是单项制度安排，都不是渐进性质的，而是制度一出台马上就一步到位，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很明显的激进性质。四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存量革命性质。对全局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设计就能从核心制度开始进行创新，而不必像诱致性制度设计那样先从核心制度的外部开始，渐进深入。

总之，从本质上讲，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它们的变迁都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交易和创新过程。正如道格拉斯 C 诺斯所说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制度变迁实现后，在一定时期内会就出现制度均衡的局面。但是，制度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如果制度层面出现新的组织和经营管理方式，或者是法律、政治等情况发生变化而使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那么制度均衡就一定会被破坏。由于制度安排不能获取专利，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很难分开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变迁。”

（二）制度变迁的嵌人性理论

嵌人性理论是由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 、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White）和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三位学者提出的。嵌人性理论就是研究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产生现存制度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 20世纪50年代，卡尔·波拉尼在《作为制度化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最早提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一个社会的联合与稳定的过程紧密相连。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一种由社会定义的功能，……由此产生相应的价值观、激励机制和政治形态。在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被制度化。……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在该文里，卡尔·波拉尼认为，人们对某些经济行为与模式的选择，往往是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的。

在论述市场产生的社会过程时，怀特指出，市场是企业间通过相互观察彼此行为而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如市场供给就是生产厂商之间行为互动的结果。怀特认为，首先，生产商们一开始就处于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的同一社会网络中，尤其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等方面。因此，生产商们的社会网络也为他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经营管理和供求信息。其次，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的生产商们相互暗示并相互传递着信息，从而建立和保持一种信任合作关系。依据这种共同的规则，人们从事着生产、合作与经营。最后，市场规则实际上产生于处于同一个圈子里的生产商们，而不是生产商们按照凭空而起的市场规则来行事的。换句话说，“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规则的反映。”

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已，它从内容和方式上都会受到其行为发生的那个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特定的经济制度是特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格兰诺维特同时还认为，“嵌入性问题同样存在于原始部族和现代市场社会中，并且人的行动紧密嵌入在人际网络关系中。”他在进一步阐述“嵌入性”问题又时指出，经济行为嵌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而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其中的相互信任就是嵌人性网络的机制。因此，“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间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产生有效率的互动”。“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和互动往往产生在间接或直接的相识者或熟人之间，嵌入性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信任，而非信息。”

总之，一方面，我们必须进入具体的特定社会生活关系网络之中，重点去寻找和分析社会生活关系网络的具体形式，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范围内去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找到制度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如何与人的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现实逻辑，那么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认识和把握制度所嵌入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制度不但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制性，而且也是特定环境的衍生物。

（三）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主导和推动的主流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是指一种信仰体系和世界观，也是一种完善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所以说，意识形态不但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心理和文化含义，而且还和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生活的价值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是降低提供制度服务成本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诺斯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系列的信念，它具有3个的特征：第一，它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生成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并以“世界观”的形式存在的，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第二，它是个人所领悟的关于社会公平的道理和伦理合并在一起的；第三，当一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个人意识形态上的看法。然而，“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文中指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不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林毅夫认为，很多资料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由于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安排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利益团体的功能。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利益集团也罢，假如它们的成员中的大多数对制度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这些规则就不可能恒久地存在下去。再假如，一个国家或社会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足够大，那么就有可能会引发革命，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以此来获得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不过，对个人行为的假设中也表明，所有大组织团体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因此，主流的意识形态一定能够解决“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降低认知世界成本的有效工具，所以为了使人们获得有效益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就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认知。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认识也会逐渐地改变。有效的意识形态必须相当地灵活，不但能赢得新团体成员的信认，而且又能促使老团体成员的高度忠诚。林毅夫又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人力资本，它能够帮助个人或其他人对社会活动中劳动分工、收人分配、现行制度和制度结构的作用作出积极的道德评判。因此，“意识形态信念能起到弱化‘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的功能。”

在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意识形态把局部利益调整为整体利益；第二，意识形态否认矛盾的存在，并对矛盾进行转化；第三，意识形态通过具体的载体使现存制度安排合法化。因此，吉登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合法化的工具，是行使权力和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看似有利于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实质上却掩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本质。吉登斯同时又认为，“分析符号秩序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就要考察含义的结构是如何调动的，从而使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合法化。……从机构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反映符号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维持统治形式的……从这一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识别将含义同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巩固统治者的利益最基本的结构要素。”

总之，“任何制度的制定、实施和调整，都必须对制度安排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作出交代。同时，要想让制度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一种纳人到人们价值系统内的思考模式，从而使制度能够嵌人社会生活中具体地发挥作用。”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源自于布兰·阿瑟等人有关技术演变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布兰·阿瑟认为，新技术的应用一般都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因为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凭借先发优势，利用先发优势来降低组织或单位成本。这样，流行的技术标准就导致其他组织或单位纷纷效仿，就能够产生相同技术的协调效应。因此，在市场上越是流行的技术规则就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产生巨大的潜在的预期等等，以此来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胜对手奠定了基础。相反，如果某种具有较之其他流行的技术可能晚了一步，那么就不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学习者而陷人恶性循环的境地，甚至就被锁定在不能积极发展的路径选择之中。总之，“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发展引人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诺斯最先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论述了旧的制度安排对现在和未来所实施的制度安排以及人们过去的行为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过程和实施机制。诺斯指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就会使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被锁定在这一特定的路径之中。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这一看法证明了在所有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惯性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上的惯性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制度变迁的实际效用。就这个问题说来，制度变迁研究应该从制度文化着手。我们应该说，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长期积淀而成的，其具体的社会效果不但体现为以制约为特点的制度自身的效果，而且也体现为以习惯为特点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制度效果。对于后者来说，社会成员的行动和意识上的表现是自发的，甚至可以说是自觉的，即使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变迁的制度，它的社会作用的效果也比不上原有的制度的文化效果。诺斯进而又认为，经济交易中的行为人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时，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信息不完备可能会导致经济交易后果的无法预期，进而选择何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方式则是不确定下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活动方式。格兰诺维特也认为，“经济制度是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得以建成的，势必要受限于先前的社会、政治、市场与技术等历史背景。决定制度变迁的轨迹有两个：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的市场。”

此外，诺斯又认为，影响和制约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酬递增。因为当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越是能够使社会成员的报酬全面递增时，人们接受和实施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二是不完全的市场。当市场的发育越不完全，人们就越不可能在经济行为之前掌握准确和全面的制度信息。这样，制度变迁的路径就越容易呈现出发散性和不可预测性。市场和信息越不充分，交易费用的成本就会越高，制度绩效就会变得越低下。这也正是因为高昂的交易费用，使得大量现成的低绩效制度安排陷人“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的根本因素。三是利益因素。一个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会从现存制度安排中得到所得的资源或收益越多，那么它们要求维护现存制度安排的呼声就会越高，诉求制度变迁的驱动力和积极性就会越低，阻止这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总之，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来看，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认识宏观政策的施行往往与具体运行的制度安排不相匹配的原因；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制度变迁中，为何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制度替代、转化与调整，或者是在非正式规则意义上的变通形式？这一切新制度安排的发生都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关。

综上所述，总的说来，当制度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制度变迁就产生了。实际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包括整个社会领域得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的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因此，制度变迁一般用以阐释“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组织行为变化、这一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在一种组织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总之，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刘守英，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杜，1994.

[4]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5]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 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 李汉林，渠敬东.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 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9] 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J].中国社会，2005，（1）.

[10] 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国外社会学，1999，（4）.

[责任编辑 高惠琦]

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范文第3篇

20 世纪30 年代初, 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传统的法律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严峻考验, 人们开始探寻新的法律模式。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发展导致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逻辑推理方式, 开始将法律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起来, 尝试采用新的法律方法对新出现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法律经济学理念的首次提出, 一般认为源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在此文中, 科斯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1973 年, 波斯纳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问世, 为法律经济学划定了自己的领地, 也奠定了波斯纳本人的学术地位。自此以后, 法律经济学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法学流派。

二、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困境

( 一) 方法论问题

法律经济学主要采用个人主义, 强调社会的变迁来源于个人的行为, 而整体主义则着重强调整体优于部分, 社会整体大于个人的简单叠加, 整体主义往往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 自主的个人如何脱离现实制度来解释制度本身的演进和变迁是个人主义所无法解决的, 因此这种个人主义往往被方法论整体主义所质疑。

由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导致的方法论主观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判断和理解能力, 而这种价值判断和理解能力是因人而异的。尽管波斯纳对功利主义的评价是度量困难, 但对于法律经济学来说, 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度量问题, 正如效率的评价标准仍然是困扰法律经济学的一大难题。虽然波斯纳尝试将效率的评价标准诉诸于金钱, 从而引申出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理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 法律经济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 二) 社会财富最大化问题

波斯纳极为推崇社会财富最大化, 但是, 各种幸福都可以通过财富获取吗?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是, 我们必须放弃部分或全部财富才能获得某种更大的幸福呢? 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们是不是应该综合考虑所有的幸福来源, 而不是单单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这一种途径。因此, 对于社会财富最大化这个标准, 法律经济学是否应该划定范围、或提供标准以供适用者来判定哪些案件适用财富最大化标准以及哪些案件不适用此标准。尽管波斯纳承认财富之外的幸福来源以及其与追求财富最大化可能产生的冲突, 但他并没有提供标准来供我们判断何种情况属于此情形, 也没有提出解决之道。正如台湾学者熊秉元教授所说: “波斯纳自己也认为‘财富极大化’是一种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做法。既然是以‘财富极大化’来逼近‘效用极大化’, 也就是借着‘财富’来间接反映‘效用’或‘福祉’; 那么, 在财富和效用这两者彼此不抵触的时候, 运用这个原则当然不成问题。可是, 如果‘财富’和‘效用’发生冲突的时候, 还能坚持以‘财富极大化’为目标吗?”

( 三) 道德缺陷

法律经济学将“效率”视为至高无上的标准, 强调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 从而对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以及对其社会价值作出评价。采用以“个人理性”及相应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其方法论基础, 以“效率”为标准探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状况, 波斯纳甚至认为, 在最普遍的意义上, “效率”可以被视为“正义”, 基于经济原则建立的道德体系同人们日常的道德体系是一致的, 因此, 并不关注理性的人 ( 行为的施动者) 的行为动机, 也不重视对人性的考察。

法律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就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期达到期望的目的。如果其选择与其目的是一致的, 这种人就是理性的。他们仅关心“经济人”是否按理论的预测行事, 并不在乎“经济人”是否自私等关于人性的问题的讨论。同时, 经济学家认为正义等理论是模糊的, 不赞同某些传统的法律方法, 沉醉于采用完美的数学模型来进行法律研究, 忽视了在法学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道德伦理。我们应该正视的是, 经济分析方法只是法学研究中的一种法律方法, 它本身也不是无可挑剔的, 也是需要不断修正和发展的。

三、主流法律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主流法律经济学以芝加哥学派为主, 其代表人物为波斯纳。芝加哥学派主张运用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传统理念, 重视对财富和效率的追求, 将财富、效率等的最大化视为其重要的目标。在分析方法上, 主张适用实证分析方法, 如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等。近二十多年来, 主流法律经济学不断遭受质疑和抨击, 诸如新制度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行为法律经济学等一系列的新兴学派的涌现, 从不同角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不断进行挑战。

( 一) 新制度经济学派

在当代, 新制度经济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施密特 ( A. A. Schimid) 、萨缪尔斯 ( W. J. Samuels) 和威廉姆森 ( O. W. Illiamson) 。新制度经济学派并不像主流法律经济学那样过于强调效益最大化或极端的分权制市场理念, 它认为对于法律制度是能够进行选择的, 即通过对不同的法律领域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比较。将交易花费视为重要参考因素, 在不同的制度选择中选取交易花费最少的一种制度。随着法律经济学的发展, 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逐渐呈现出相融的趋势。这种新制度经济学派不再局限于将法律经济学视为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法律问题的分析, 他们试图探究法律领域与经济学领域存在的内在关联, 以期发现法律制度中隐含的经济学思维。

( 二) 公共选择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戈登·塔洛克 ( Gordon Tullock) 和詹姆斯 · 布坎南 ( James Buchanan) , 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探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 公共选择学派逐渐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法律经济学领域, 对宪法的选择和改革、法规公正与效率以及法律程序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种对于宪政领域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 最后发展成为宪法经济学。宪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非经济现象, 而是像集体决策的规则等类似的政治问题。其研究的目的也与经济学不同, 宪法经济学的着重点在于对于约束的选择, 即不同规则间的选择, 而不是在既定制度内的选择, 而经济学则着重于对于约束内的选择, 即对实务的政治家提出建议。从宪法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宪法的内涵, 有异于宪法学范畴下的宪法定义。与宪法学相比, 宪法经济学更侧重于对宪法规则的经济学分析。

( 三) 行为法律经济学

行为法律经济学通过结合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 去理解法律目标和其实现过程。通过分析人类的行为, 提出主流法律经济学所主张的某些设定是不相符的。他们认为主流法律经济学对人类的真实行为所进行的不准确的分析, 将会导致他们提出的相关假设的不合理性。行为法律经济学通过运用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等理论和方法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说提出了许多修正。行为法律经济学针对自己的发现对包括科斯定理、预期效用模型等在内的传统法律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传统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的理论所发展出的制度和理论模式可能存在缺陷, 并在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宪法、刑法等诸多领域尝试对传统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修正。

摘要：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学流派, 由独特的经济学视角进行法律的解读, 成为跨经济学和法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尽管法律经济学已经得到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普遍认可, 其在方法论、社会财富最大化、道德质疑等层面仍然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理论困境, 以及不同新兴流派的不断挑战。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理论困境,新兴流派

参考文献

[1] [美]波斯纳著, 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2] [美]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3] 熊秉元著.正义的成本[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4.

[4] 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

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范文第4篇

本文先对传统的消费函数理论中的主要假设和原则做出简要的回顾。首先回顾的是最早出现的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凯恩斯认为消费需求是由消费倾向和收入这两个因素决定的。随着收入的增加, 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少于收入增加的那样多。莫迪尼安利与弗里德曼两位以经济学家建立了永久收入假说与生命周期理论。之后, 杜森贝利又提出了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遵循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由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大多假定人是“理性人”, 认为人的行为准则是绝对理性的。而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是绝对理性的, 这样的假设似乎有些绝对, 很难以达到。例如, 社会上所存在的公益事业、慈善机构和其他很多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事件。由此才出现了行为经济学, 这一新兴的备受关注的经济学理论,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行为经济学消费函数理论。

2 行为经济学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

卡利门和特弗斯基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前景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时, 所依据的是心理机制作用下的主观概率, 而非事物本身的客观概率。消费者认为等量的损失不能弥补等量的获得, 具体表现为厌恶损失的心理。具体来讲, 前景理论认为, 消费者在决定某一消费行为时, 经历了编辑、评价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将决策结果编辑好。评价阶段, 根据价值函数来测量相对于参照点的收益和损失的主观评价。此处价值是指人们主观上对结果变化的评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 Thaler提出了心理账户这一概念, 这一概念很好地解释了沉没成本效应如何影响个人的消费决策。“心理账户”的评价过程就是用一种货币的方式来管理和预算的心理过程。1985年, Thaler继续对心理账户的研究又提出“心理账户”理论, 分析了心理账户怎么导致个体违背最简单的经济规律的原因。1999年, Tharler对近20年“心理账户”的研究进行总结,

20世纪80年代, 谢弗林、塞勒在心理账户的基础上, 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理论, 认为消费者具有双重偏好, 在消费时, 决策者经常面临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的选择。即消费者有两个共生但不一致的偏好:一是注重短期, 倾向于在眼前消费更多;二是注重长期, 追求总体效用最大化。前一种被称为行动者, 后一种被称为计划者。

跨期偏好, 在时间上将消费者的行为分为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 跨期偏好可以用来衡量消费者更加偏好于当前消费还是未来消费。时间偏好率可被视为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边际替代率。以往的经济学研究中, 经济学家们对时间偏好率的处理比较简单直接, 没有区分出时间偏好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普遍假设时间偏好率跨期保持不变。但著名经济学家斯托兹指出, 时间偏好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人们能够忍受将未来的效用推迟, 但不能忍受将眼前的效用推迟。因此人们对当前的悬着比未来的选择具有更高的时间偏好率。

损失规避是由特维尔斯和卡尼曼在之前的研究上提出的, 损失规避分析了消费者对获得和损失的偏好, 该理论认为如果有相同程度的获得和损失, 消费者更愿意避免损失而不愿意获得。具体来讲就是放弃一件物品所减少的效用要大于获得该物品所增加的效用, 即当人们获得一样物品使, 放弃该物品而要求得到的补偿, 大于为得到该物品所愿意付出的代价。

3 行为经济学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前景

现阶段, 关于行为经济学消费函数的研究, 国内学者所获得的成果还很少, 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可集中于在实际中对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为国家经济发展起到重大指导意义, 却在传统经济理论中被忽视的各方面。比如,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可以考虑根据心理账户的原理, 设计更加健全的养老保障得制度, 从而降低人们养老储蓄的心理成本, 使居民更加配合养老制度的改革。还可以利用心理账户的特点, 设计出合适的金融产品, 来缓解许多家庭所承担的孩子上学的费用。还可以根据消费者更偏向于使用现金还是信用卡, 指导人们合理消费与储蓄。

行为经济学的很多观点都是通过实验来论证假设。2002年卡尼曼通过概率估计和决策判断等实验研究, 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使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又如, 著名经济学家迪顿认为, 总体数据可以反映趋势, 但单个数据则可以反映特征, 对单个数据的研究可以发现特定情形下的消费行为特征。通过解释个人消费决策和经济整体表现之间的联系, 才能发现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大部分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还是基于“典型消费者”理论, 但是迪顿关于重视微观个体消费者的研究方法也在慢慢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被所接受。在未来, 研究的方法可以更加多元化。

摘要：本文以时间为线索, 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开始, 一直到现在最新主流消费函数理论进行了梳理、介绍和评价。本文首先对行为经济学消费函数理论做了概述, 然后介绍了行为经济学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 同时分析了行为经济学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心理账户,消费

参考文献

[1] 李晓婧.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消费者消费行为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 2012.

[2] 马伯钧, 康红燕.行为消费理论述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 (5) .

[3] 侯文杰.内生消费、消费行为和消费增长——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4] 罗晰文.西方消费理论发展演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 2014.

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范文第5篇

【摘要】学科生态网络通过资源获取与知识弥合两种方式为教育经济学提供生长养分。基于资源获取的学科生态位调整及基于知识弥合的学科协同创新为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新的逻辑。其中，智力资源的获取通过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为教育经济学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理论资源的获取通过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方法资源的获取通过强化教育学方法的实际应用，正视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而知识弥合分别以知识共享作为基础及知识创新作为保障来有效促进教育经济学在学科生态网络中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

【关键词】学科生态网络;资源获取;知识弥合;教育经济学

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缘起与发展

（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缘起：知识综合演化的产物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脱胎于经济学，它的诞生得益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手段的日益进步，其以经济学理论（如人力资本理论）为学科发展基础，是介于经济学、教育学、数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教育经济学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我国从西方和前苏联引进这一学科已有30余载。30多年来，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学术研究、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成果丰硕。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教育投资的有效利用及其经济收益。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的“生产性”、教育的经济效益、教育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在推动我国教育政策及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与改进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

（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知识鸿沟”弥合的过程

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数教育经济学研究都立足于我国实际，选择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紧迫的教育经济与教育财政问题。例如，80年代关于多元化教育融资和公共教育支出占GDP合理比例的研究，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教育经济学的所有问题。[1]

教育经济学教研团队最初由处于起步阶段的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学者组成，而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了这个团队。自此，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拓宽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多数研究成果被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教育经济决策中所采纳，或者为政府、学校、企业甚至家庭的教育决策提供支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2]。

然而，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边界和对象比较模糊。不同的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表述和看法;其次，教育经济学学科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谨科学的逻辑体系，所使用的范畴多数是从经济学科和教育学科移植而来的;最后，教育经济学没有形成严格的逻辑体系，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完整独立的理论基础。

二、学科生态网络：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生长基质

（一）学科生态网络的两个维度：资源获取与知识弥合

学科生态网络即将生态学知识引入学科建设中从而形成的一种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中，高校中的众多学科就类似于生存于大自然的人类，其发展需要遵循一定的生态观，不仅学科与学科之间有着竞合机制，同时单个学科的成长与整个学科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4]。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学科可以通过获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包括学科资源当中的理论资源、方法资源、智力资源等来发展自身学科，也可以将自身学科所具有的特色资源共享给其他学科，以使得自身和其他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共享资源的学科主体们可以从资源的交汇处找到新的知识增长点，也可以通过资源的互通有无实现学科生态位的重新定义。

（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生长基质

基于组织成长机制的学科生态网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学科的成长如同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生物系统中的种群、群落、生态位、生态承载力等也隐喻着学科可以像生物群体一般协同共生[5]。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结构与学科组织之间通过隐喻的种群、生态位等概念进行协商、对话，基于知识类别的课程结构、知识网络等及基于组织结构的学科群落、跨学科平台等为学科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这就是教育经济学的生长基质，如图1所示。

鉴于上述分析，无论从学科个体的发展角度，还是从学科之间的协同共生关系来看，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都需要放置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需要秉持着科学合理的学科生态发展观念。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需要从资源获取知识弥合这两个维度来介入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成长机理的研究进程。

三、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成长逻辑

（一）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生态位调整——基于资源获取

生态位（niche）是生态学中的概念，即物种在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它具有空间和功能的多重含义。这就是說，如果某一生物种群的生态位一旦确定，其就只能生活在确定环境条件的范围内，也只能利用特定的资源，甚至只能在适宜时间里在这一环境中出现。因此，生物个体为了发展想要获得更加多样化的资源就必须着手调整自己的生态位，而生态位的调整又基于资源的获取。[1]

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成长有赖于各方资源的吸收与获取，生态位的调整是基于生物个体资源的重新获取，这些资源不仅包括以往的基础资源，同时也包括生态位重新调整所必须吸纳的新鲜资源。基于此，教育经济学在学科生态网络生存规则指导下可以做出如下调整：

1、智力资源的获取——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

学科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专业的研究团队，同时团队中的研究者从分散到整合再到专业化的过程也是学科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教育经济学初期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是“半生不熟”的[6]。

面向未来，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不仅要加强学科学术队伍建设，同时还要加强本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努力提高研究生招生培养质量[7]。一方面，要继续在教学过程中打开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等学科的大门，以优化未来研究团队的多学科结构;另一方面，在培养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强调多学科研究范式的整合，扎根于跨学科研究，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学生军队不断释放出更多的专业学科成长活力。[8]

2、理论资源的获取——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教育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必须严谨、规范，其有助于提高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质量的要求，这不仅体现出了研究者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态度，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和结论令人信服的前提和依据[9]。过去，许多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在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会出现生搬硬套、捉襟见肘的现象，其研究结论难免受到质疑，并被打上“不专业”的标签。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应用的规范化，注重理论应用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

3、方法资源的获取——强化教育学方法的实际应用

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外，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方法应用对其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所有学科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10]。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中与经济学方法具有适宜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受到教育问题特殊性制约的经济问题。就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目的而言，它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充分利用一定的资源，实现教育发展的最优化。而这种最优化的终极目标需要教育学的参与，因此，教育学应加大对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关注力度，以教育学的参与来实现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完善。

（二）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协同创新——基于知识弥合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理论基础及知识体系来源于各个本体学科，交叉学科的性质又决定了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包容性非常强的学科，交叉学科的许多范畴都是将被交叉的学科范畴加以组合形成其自身的范畴，所以知识体系和基础内容也包含其中。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之间的知识弥合[11]创新是学科长足发展的又一大机制，对于教育经济学来说，它本身就具有了其他单一学科所不具有的包容性和兼并性，通过与不同学科的协同创新、加强学科之间的知识弥合，发展成自己独有的知识体系和学科逻辑体系是现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所必须重视的事情。

1、弥合基础——知识共享

在学科生态网络中，知识共享是进行知识弥合的基础。共享，是具有良性互动的一种分享机制，即互相分享。它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配置机制，同时其内部也存在一种科学关联机制，没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资源动态流动，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时成为分享者和接收者。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共享机制的应用表现为学科群的建设，这个学科群必须秉持着一定的生态平衡观，遵循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表现为群落当中各学科之间的适应和共生以及群落和外部环境的适应。

教育经济学学科本身可以被当作一个小的学科群落，教育学、经济学之间实现知识的互通有无，同时教育学与经济学又可以独自与其他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进行交流，所产出的丰富成果又可以供教育经济学享用，这个过程中教育经济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优势与特性要展现出来，这种共享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共享的表层，共享的前提是学科作为一个个体具有足够的“资本”去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知识的交流”，因而，教育经济学在进行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应该时刻明确自身应该建立起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科学知识体系，那么这种知识体系的建立又有赖于知识获得以后的创新。

2、弥合保障——知识创新

交叉学科知识弥合的第一步是进行知识的共享，在生态系统中，若个体的成长依附于某一个种群或群落之时，个体也需要向相应的种群和群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的成长绝对不是单向的依附于某一个或两个学科，作为独立学科自身必须拥有具有区别性的学科体系，这就需要进行知识的创新。

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即要从“借有”变成“自有”，在“借”的基础上，根据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性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进行合理定位，进行知识的重新整合，开展学科性质的“再讨论”，在交叉融合中找到本学科新的知识增长点，实现知识创新并重新调整学科生态位的方向[12]。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交叉学科的“多方位优势”并没有充分体现，更多的像是在教育学的学科边缘增添上了一缕经济学的色彩。由此陷入了用单学科体制“旧瓶”装交叉学科“新酒”的局面。这种现象不仅造成学科归属的混乱，而且导致了教育经济学学科专业的边缘化。教育经济学既不在教育学主流，也不在经济学主流，更不在管理学主流，那么在学科生态网络中，教育经济学具体归属于哪一个群落更是无从定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影响了教育经济学学科的“资源共享”。

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是一个闭路交流圈，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对知识的弥合产生重要的作用。所以，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在知识弥合部分应该充分的做好在生态网络中的知识共享以及共享以后的知识创新，在此基础上次寻求更加准确的生态位，通过生态位的合理定位，能够进一步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形成相对独立，并且具有区别性和科学性的逻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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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建鑫.学科生态系统：从理论到方法的可能[J].中国高教研究，2020（2）：16-22

[3]武建鑫.学科生态系统：论世界一流学科的生长基质——基于组织生态學的理论建构[J].理论探讨，2018（2）：7-14

[4]夏茂林，彭张力.论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内涵及其研究特质[J].教育经济评论，2017（5）：83-92

[5]李桂荣，苏 泽.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演进历程、逻辑及未来展望[J].高等教育管理，2019（5）：19-25

[6]范先佐，郭清扬.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成就、问题及趋势[J].中国教育科学，2014（1）：49-65

[7]高艳琼，曲绍卫.当前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特征与趋势——基于2007—2011年学术成果之检索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3（20）：245-250

[8]崔玉平.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特点[J].教育与经济，2014（2）：3-8

[9]范先佐.理论和方法：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J].教育经济评论，2018（1）：13-17.

[10]武建鑫. 学科生态系统：核心主张、演化路径与制度保障 ——兼论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机理[J].高校教育管理，2017（5）：23-29

[11]凌健，王晓蓬. 生态学视野下的大学学科组织成长[J].浙江学刊，2008（1）：7-14

[12]闵维方.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就与面临的发展任务[J].教育经济评论，2020（2）：25-30

作者简介：柯忻瑜 1995-陕西安康人，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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