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对外经济制裁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杨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陈燕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编：211100；E—mail：646378531@qq.com。 杨 明 摘 要 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主权债务危机已波及欧元区诸多国家，这究竟是欧元的危机，还是欧洲的危机？此次危机背后所所掩盖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借鉴意义？本文以德国为例，利用1991—2010年间相关数据，采用协整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德国政府支出、借款对政府债务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债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政府借款和政府支出，尤其是政府借款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作用更为明显，同时，这一影响随时间的推移成不断放大趋势。
关键词 欧债危机 政府债务 财政赤字
引言
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欧洲、尤其是对欧元区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单一货币体系下，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各经济体纷纷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导致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危机日益突出。20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降低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此后，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简称PIIGS）的财政状况也相继恶化，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始终在高位运行，使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http：//topic.eastmoney.com/europedebt/
截至2010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公开宣布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为17%，与上述各国相比可谓微不足道。与此同时，标普及穆迪均上调了中国的主权评级，其理由为：中国政府负债规模适中、外部资产规模庞大、经济前景乐观。然而，中国政府的真实债务情况确是如此吗？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地方及地区政府纷纷大举兴建基础设施，并因此积欠了巨额债务。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Dragonomics）称，2011年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约37%，如果再将中国政府其他一系列显性与隐性的债务——如铁道部所欠债务、代表国家放贷的所谓政策性银行债券，以及国有银行体系中的不良债务等全部囊括进来，中国实际的债务占GDP比例可能高达90%。惠誉评级据此做出较为保守的估计：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政府负债总额约为GDP的48%。
由此，在真实债务占GDP比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探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根源、演变路径，及其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都将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为此，本文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核心，通过对德国政府财政支出、借款与政府债务之间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探讨政府债务管理理念及模式对主权债务危机产生影响的程度及作用方式，总结其经验教训，这对于增强我国对债务危机的认识，采取针对性措施规避和降低债务危机爆发风险，防范和减轻欧债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维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早在1999年欧元刚刚诞生之季，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预言，欧元将无法安然度过第一次经济危机，欧元区有可能在10年后解体，因为缺乏统一的货币政策将从根本上制约欧元区的长期发展与生存。现在看来，弗里德曼对欧元区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欧元创始人之一奥特马尔·伊辛（Otmar Issing）也指出：欧元的设计宗旨是成为一个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在尚未建立一个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创立货币联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采用结构式VAR方法评估欧洲国家之间经济冲击的相关性，发现欧元区“核心国家”，即最早发起和推动欧元区建立的德法之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明显高于“外围国家”。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欧洲研究中心教授Kevin Featherstone（2010）指出，欧盟现在一团混乱，虽然希腊难脱其咎，但是欧盟在1992年就开始在欧元区采纳单一货币，而欧盟本身也同意针对财政政策相互协作以应对危机。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监管和控制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以及一个相应的危机预警和应对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欧盟内部的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设计的太过简单。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家Dani Rodrik（2010）认为，欧债危机有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它昭示了“世界经济的政治不可能三角形”：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主权国家三者不可兼得。
同时，由欧债危机引发的一系列“蝴蝶效应”，使远在东半球的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我国的学者也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郎咸平、孙晋（2011）通过分析欧元区各国经济与财政政策的不平衡、欧元区的内在矛盾、房地产泡沫以及华尔街的作用，深入阐述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演变路径和危害；王家强（2010）通过研究爱尔兰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分析了整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对欧元区的影响；韩志国（2010）通过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和发展方向，指出欧元区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欧元区缺乏有效的救助机制是此次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王辉（2010）通过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演变、根源、影响的分析，全面阐述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过程、原因，进而提出对中国的启示，同时也指出在美元、欧元汇率波动不定的今天，构建中国的外汇储备体系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
上述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演变过程、形成原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政府借款、政府支出对政府债务的影响，论证了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认为政府借款、政府支出是政府债务形成、积累的重要原因，证明了政府的活动在主权债务危机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而不是仅仅从制度上谈论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因而本文是从新的角度比较和分析了各国政府债务的现状及其对危机的影响，是对现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
2008年后，为应对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水平的提高极大地激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然而，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过程，事实上，在此之前，美国、英国、日本与欧洲的主权债务已险象环生。但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欧元区爆发，则有其特殊原因。
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若干国家先后爆发，有其不同的成因。例如，希腊是一个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支出相当大的比重，反映到国家财政，就表现为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然而，在陷入危机后，希腊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赤字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务来保持财政预算平衡，而且其中80%的债务都来自于外国投资者，所欠外债却没有相应的经常账户盈余来抵补，其结果是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深化深化。西班牙则饱受房地产泡沫的困扰，在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体系下，西班牙只能通过降低利率来吸引投资，结果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实际利率甚至为负值。葡萄牙的经济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后，一直处于迅速回落之中，在2009年收缩为3.3%，仅为欧盟平均水平的2/3，且受低成本的中欧和亚洲国家冲击严重。爱尔兰的经济在1995—2007年间经济增长迅速，但在过去的几年里陷入衰退，且其房地产市场有较大泡沫并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意大利的经济近年来一直发展缓慢，并且为高失业率、高税收所困扰，等等。但若从深层次上探究上述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则有如下之共性：
1.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元结构”矛盾显著
欧元区内部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而各成员国实行自主的财政政策。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指向和调节机制不同，这两种宏观经济政策只有通过紧松搭配的各种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对经济运行的适度调节，进而实现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在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后，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出现了“跛足”现象：由于各个国家不能自己“创造货币”，因而只能靠财政政策调节经济，而在货币联盟的背景下，各国政府都有一种扩大财政赤字的内在动因。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欧洲各国为走出衰退泥潭，大都采取了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导致主权债务风险快速积累，并迅速扩大到整个欧元区国家。
2.统一决策机制使求助难以实现
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当某一成员国遭遇经济困难时，按规定，欧洲央行不能对其实施救助，只能靠成员国之间进行相互救助。但欧盟与欧元区的决策机制，包括援助及救助机制都非常复杂，所有的救助行为都必须经过各国议会的一致批准，重大决策还要经过所有国家的全民公决并一致通过才能确定。这就使得欧元区内的解困机制与救助机制难以实现。这种机制使得重大危机爆发时欧元区难以作为一个整体迅速做出反应并制定相应的决策。例如，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中央银行不能立即出台有效措施抑制其进一步发展和扩大，而是主要依靠德、法等国的救援措施。而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德国、法国、欧洲央行对“债务危机”再三反复的态度则使欧元区重大问题解决机制的非有效性显现得更加突出。
影响政府主权债务因素的动态分析——以德国为例
主权债务与政府的活动密切相关，而政府活动主要围绕着收入、支出、借款等展开，政府债务主要是由其支出及借款而形成。同时，笔者认为，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这些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的政府运转是畸形、非良性的。为此，我们选择在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中表现良好的德国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检验德国政府支出及其借款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分析政府活动对主权债务的冲击，再将该理论用于希腊等PIIGS五国的实证检验中，得到一般性结论。
1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变量选取。本文主要分析1991—2010年间德国政府支出，借款对政府债务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数据库，及德国统计局网站。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政府借款、政府支出、政府债务来建立计量模型。令X=[GDt，GBt，GEt]′， GDt为政府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GBt为政府借款在GDP中所占比例，GEt为政府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同时，为了克服数据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本文的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处理，得到相关变量分别为Ln（GDt），Ln（GBt），Ln（GEt）。
（2）模型设定。为了研究政府债务（GDt）、政府借款（GBt）和政府支出（GEt）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选择向量自回归模型作为我们的基本计量模型，选择它是因为其具有以下优点：它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因此它可以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还可以避免变量缺省的问题，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现实分析中难以找到合适的理论基础来构建一个包含所有影响因素的模型的问题，为分析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本文实证分析的具体思路为：①分析政府债务、政府借款、政府支出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三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各变量的动态影响进行详细阐述。②对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平稳性；如变量是单整的，采用Johansen 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③通过方差分解检验政府借款、政府支出对政府债务的形成所做的贡献。
2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各变量间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协整的。检验一阶单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常用方法是EngleGranger和Johansen检验法，但前者在处理小样本时的估计有偏差，故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Ln（GDt）， Ln（GBt），Ln（GEt）进行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根据LR，FPE，AIC等的值，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何黎.中国政府也有债务问题？.FT中文网，20110815.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8/ft110815.shtml。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协整检验中允许有线性趋势和协整分析含有截距项，无时间趋势项。
通过迹统计计量检验，在显著性水平5%的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如果对其进行最大特征根检验，也显示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由于存在协整关系，我们便可以对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表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3向量自回归模型参数估计
4脉冲响应函数
由于VAR（p）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需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p）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发生变化时，或者说模型受到冲击时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
政府债务对自身的冲击政府借款对其债务的冲击 图5 政府支出对其债务的冲击
政府债务的冲击引起的政府债务规模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图5可以看出，当本期给政府债务一个正的冲击后，引起政府债务的缓慢增加，且对政府债务的影响是逐步变大的，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债务的基数较大，因而这种影响在长期体现得更加显著。
图5是政府借款的冲击引起的政府债务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图5可以看出，给本期政府借款一个正的冲击后，并不会引起当期政府债务规模的迅速扩大，但是在长期，这一冲击的影响将会逐渐体现。图5是政府支出的冲击引起的政府债务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图5可以看出，给本期政府支出一个正的冲击后，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也是一种长期效应。
5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是反映系统对一个内在变量的冲击效应，而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
所列的方差分解结果说明，在滞后1期，政府借款对政府债务的贡献度最小，为0，以后贡献度逐步上升，到滞后7期达到最大，为55.885%，此后贡献度有所波动，但都维持在较高水平。政府支出对政府债务的贡献度在滞后1期最小，贡献度为0，此后虽然有所上升，但对政府债务的贡献度都非常小。
总之，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从政府债务、政府借款、政府支出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的贡献度来看，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政府债务和政府借款都是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债务的基数很大，所以对其自身有较大的贡献度，并且政府借款可能会引起政府债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债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政府借款和政府支出，二者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都具有促进作用，尤其是政府借款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作用更加明显。
此外，政府借款、政府支出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冲击在短期虽不明显，但是在长期，这一影响会逐渐显现，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支出的经济效应是长期的，政府借款也主要以中长期为主。这也说明，政府在通过借款、举债以弥补财政支出不足时，必须要建立有效的偿还和预警机制。否则当大量债务到期时，政府就会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一旦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就会导致经济波动，引发债务危机。
正如美国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一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特别是目前我国还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支出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我们更应认真审视这次危机形成的原因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严格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完善债务构成比例，以保障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全面审视我国的主权债务问题，引以为戒
截至2010年底，据财政部统计，中国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6.75万亿元人民币，加上高盛公司曾统计的政策性金融债约2.4万亿元左右和审计署公告的地方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则全国债务总额约在20万亿元，占2010年GDP（39.5万亿）的比例在50%左右，债务负担率仍低于所谓的国际警戒线——欧盟《马斯特里赫条约》所规定的60%标准。但是，如若加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则债务总规模将会更加庞大，应引起各方高度警觉。
2.严格控制财政赤字
政府债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财政赤字产生的，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财政赤字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因而控制财政赤字是控制政府债务风险的基本措施。一方面通过规范政府收支行为，逐步避免财政收入相对减少而财政赤字刚性增加的情况发生，消除财政赤字产生的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逐步向稳健性财政政策转型，将控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中。
3.保持国债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
国债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意味着国债资金的使用成本要高于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要通过完善和发展国债市场，提高国债的流动性，降低国债的利率水平和融资成本，保持国债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国债的投资方向，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益，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保持适度的高经济增长率。
4.以稳定基金为工具进行逆周期财政干预，保障经济稳定发展
稳定基金是政府为避免“因暂时性收入减少或未预料到的突发性支出增加”Government Finance Officers Association （GFOA）. Develop Policy on Stabilization Funds， Recommended Budget Practices， 1999，17，而专门储备的财政资金，其理论基础源自国家干预理论。上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改变了人们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凯恩斯的逆周期财政政策成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工具。凯恩斯提出应借助国家职能作用，通过增加有效需求、刺激投资，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发挥影响，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价格、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4—1946）.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其经济手段就是以财政政策对经济实行逆向调节，即经济繁荣时期采用财政紧缩措施并形成财政盈余，经济衰退时期则实施扩张性赤字财政，景气时期的财政盈余应能够抵补衰退时期的赤字，以便在一个完整的景气循环中实现预算平衡。
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可通过削减公共支出、增加税收，实行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等措施来减少和抑制需求过剩；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通货紧缩的影响，政府应增加公共支出、减少税收，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谋求社会有效需求增加，以刺激经济回升。通过这种衰退时扩张、膨胀时紧缩的逆周期操作，经济便可避免有害的上下波动，从而得以平稳运行。近年来，各国实践进一步表明，逆周期财政政策在应对经济衰退带来的财政危机和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稳定基金已逐步成为最重要的逆周期财政政策工具之一。
在本次金融危机过程中，利用稳定基金成功抵御危机不利影响的典型案例就是俄罗斯。在本次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全面下行的情况下，储备充沛的俄罗斯稳定基金有效地发挥了平抑经济波动、减缓经济衰退、加速经济复苏、保障国家预算平衡、防范财政金融危机发生的积极功效。http：//www.minfin.ru/ru/nationalwealthfund，201101042009—2010年，俄罗斯稳定基金（现储备基金和国家财富基金）共支出4万余亿卢布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和实施反危机措施，超过全部反危机支出的80%。由此，在不少欧洲国家因债台高筑而处于破产边缘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财政预算储备机制——稳定基金却为国家“财政金融形势的绝对稳定”俄总统称俄罗斯经济形势没有失控.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caijing，20090216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和强大的心理依托。
总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为我国的政府债务敲响了警钟。现实中，影响一国债务规模的因素有很多，因此要合理判断政府债务规模的发展规律及趋势，严格控制债务规模的增长，完善债务结构，建立行之有效的稳定基金，将能有效地防范债务危机的发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稳定、高效运作。
（责任编辑：张晓薇）参考文献：
[1]郎咸平，孙晋.欧元危机：渊源与解题.银行家，2010（6）
[2]王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影响与启示.财政研究，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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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宗博.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与本质.求实，2011（3）
[8]童伟. 抵御经济危机的国家安全气囊.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4）
[9]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0，“Quarterly Review （June）：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s”.
[10]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 （CEBS）， 2010，“ Aggregate Outcome of the 2010 EU wide Stress Test Exercise Coordinated by CEB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ECB，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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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arine Hervé， Nigel Pain， Pete Richardson， Franck Sédillot and Pierre—Olivier Beffy， 2010， “The OECD’s New Global Model”.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768.
2何黎.中国政府也有债务问题？.FT中文网，20110815.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8/ft110815.shtml
3Government Finance Officers Association （GFOA）. Develop Policy on Stabilization Funds， Recommended Budget Practices， 1999，17
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4—1946）.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
5http：//www.minfin.ru/ru/nationalwealthfund，20110104
6俄总统称俄罗斯经济形势没有失控.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caijing，20090216
外国对外经济制裁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梳理了解释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类假说，并以美国的情况为借鉴，提出了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解释思路。文章发现经常账户的实际水平与理论均衡水平的差值为稳定序列，但并不收敛于零，表明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然后通过设计两元选择模型对导致失衡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发现“投资一储蓄缺口”假说得到了中国数据的支持，同时发现国民收入也是决定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关键变量。这说明我国经常账户的变化更多地内生于其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经常账户失衡状态的矫正需要内部经济结构的改革和理顺经济运行机制措施的配合。
关键词：经常账户；投资一储蓄假说；两元选择模型
本文在评析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种假说的基础上，发现全球的经常账户失衡有着深刻的经济运行层面的原因，并证实“投资一储蓄”假说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的经常账户问题，片面地将中国的经常账户归咎于人民币低估问题是偏颇的，而矫正全球失衡的根本性举措在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一、经常账户失衡的理论发展脉络梳理
首先需要指出，对于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经常账户赤字的可持续，是指经常账户本身，以及与之相连的国外资本流人头寸能够被限制在一定规模，从而避免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和汇率等受到显著影响。经常账户研究的重要政策结论在于，通过研究可以将对经常账户赤字的管理纳入到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之中。
自从Obstfeld和Rogoff(2000)指出全球经常账户的失衡和调整问题的重要性，对国际收支的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从分析的视角、计量方法，还是理念上都有较大的改观。Mann(2002)，Ed-wards(2003)，Tille和Wincooo(2010)都较好地梳理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研究，并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分析思路。如Tille和Wincoop(2010)认为，暂时性的外部冲击，以及投资和储蓄变量对外部冲击的反应能够较好地解释经常账户的失衡：新近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于对经常账户向均衡水准调节的速度和方式问题。也即所谓的“均值反转问题”(mean-rever-sion)，如Stein(2007)，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等。
此外，一些研究则关注于区域内和关键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Bahammshah et al.(2003)研究了东盟国家在1961年至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发现上述国家的经常账户处于长期失衡，汇率的估值水平起着关键性的影响。Gruber和Kamin(2008)分析了美国和亚洲经常账户失衡的镜像关系；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则对美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技术化的研究，发现采用非线性的技术探讨经常账户的均值反转问题，要优于线性的方式。Chinn和Prasad(2003)从投资和储蓄关系的视角，采用跨国数据分析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决定问题，发现开放度、金融深化程度、财政赤字等宏观变量都是影响经常账户收支的关键变量。Chinn和Lee(2009)在剖析了有关特征事实后，提出应当从结构视角来审视全球失衡，特别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常账户的失衡问题。Kimetal.(2009)从投资和储蓄的角度研究了亚洲地区的经常账户可持续性问题。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提供了理解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若干思路，然而，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应用样本数据的差异，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且其对于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适用性。仍有待于经验事实的确认。所以有必要对文献线索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主要有“结构分析论”、“汇率变化论”、“投资——储蓄分析法”，以及“财政赤字分析法”等几种代表性观点。
首先来看“结构分析论”。顾名思义，其要点在于充分解释影响进口和出口因素的结构性变化，或者采用结构化的视角剖析影响经常账户变量的不同路径。比如，将影响经常账户的因素分为外生扰动(exoge-nous disturbances)和内在驱动因素；后者包括贸易条件变化的因素还有贸易条件随时间而出现的调整路径，经济体的产出结构，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Lueas(1976)认为上述系数面对外部冲击具有时变性质。除此之外，类似的观点来自：Frankel和Goldstein(1991)，将经常账户的失衡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体对某种冲击的最优反应，以经常账户失衡的角度展现出来；另一类失衡的根源可能是由于错误计算，错误决策和经济扭曲造成的，此类失衡需要政策加以调整。循此思路，Tille和Wincoop(2010)将经常账户的变动分解为持续变动部分(permanent changes)和临时变动部分(temporary changes)，并认为后者对于解释经常账户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至为重要。
伍戈(2006)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特别是“豪斯克一麦奇不对称效应”成为其造成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具体包括移民效应、供给效应、生产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以及国际贸易的组成。Chinn和Lee(2008)采用结构分析法，将影响经常账户赤字失衡的因素分别探讨。认为美国大部分经常账户的逆差应当诉诸于汇率的贬值。而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应当诉诸于实际汇率升值的手段。冯蕾等(2008)也采用结构性分析方法，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结构性逆差，不应诉求美元贬值或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等数量性调控手段而加以改善。可以看出，该类方法区分了汇率价格变量和进出口决定的实体因素变量对经常账户不同的影响途径。
其次，来看“财政缺口”模型。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应当具有协同关系。按照宏观经济学中的“双缺口模型”，国内私人储蓄+贸易赤字=私人投资+政府预算赤字，如果国内私人储蓄和私人投资大抵匹配，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往往同财政赤字相伴而生。在1980年代早期的美国，持续地财政赤字被认为是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Ito(2009)进一步证实了该观点。但是这种简单的判断容易招致来自宏观变量作用模式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误。比如，政府采用增税，而非对外借贷的方式，来为赤字融资，就会打破国内外利率的互动机制，从而使利率无法对货币供求自发调整。
再次，来分析“投资——储蓄缺口论”。相关研究大都探讨投资与储蓄的缺口会否影响经常账户的盈余状况。因为经常账户能够映射出该经济体消费和投资的组合模式，如果赤字，意味着本国消费超过自身的产出和积累。刘遵义、斯蒂格利茨(2005)认为美
国的贸易赤字是由于其巨额财政赤字和低国民储蓄造成的，业已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Feldstein.Horiok的逻辑架构里面，如果一国资本完全不流动，不存在国际借贷时，经常账户余额为零，或者完全由投资与储蓄的余额来决定。Clarida(2008)也认为投资储蓄的缺口所导致的金融与金融资本账户成为促进经常账户变化的主导性因素，而持续地储蓄过剩则是进一步导致金融与资本账户变化的因素。Genberg and Swobod(1992)讨论了投资储蓄余额同经常账户赤字之间的关系。考虑上述关系之外，还引入了贸易条件、汇率和财政政策，并认为上述变量的引入大大改变了常规性的跨期投资与储蓄关系。此外，Ito(2009)基于投资和储蓄关系视角，分析了中日美三国各自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他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很大部分来源于财政赤字，中国的经常账户的顺差来源于过度储蓄，而日本的长期顺差则是由于投资不足导致。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分析视角，如“不对称效应”假说。Marquez and Ericsson(1993认为，国民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决定贸易流；相对价格的变化又取决于通胀率的变化，或者各国货币的变化。美国的收入的进口弹性要远比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弹性要高，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影响，同世界经济增长对美国出口有着显著的不对等效应；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可能会有所持续，除非美元持续贬值。类似的观点还可以参见Krugman and Baldwin(1987)，Obsfld和Rogoff(2000)和其他对收入不对称效应影响经常账户的研究。
实际上，上述几类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连通的。类似的观点可以参见丁骋骋(2006)，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储蓄投资效应、产出——吸收效应以及汇率效应等三种微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施建淮(2006)将从微观角度的贸易分析方法称为弹性方法，将从宏观角度的分析方法称为储蓄一投资缺口法，认为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何志强(2007)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整体内部投资恢复缓慢、消费不振是形成外部经常账户盈余的关键原因。这就为我们建立统一的框架，检验内部宏观变量和经常账户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特征事实：与美国的比较分析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呈现着结构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全球失衡的格局不断加深。如下图所示，进入到2000年之后，除却中国和中东等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呈现顺差外。OECD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常账户都呈现出逆差状态。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经常账户余额呈现出了“五补”的镜像关系。尽管诱因各不相同，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2006年之后经历了三次显著外部不平衡，其中1987年的贸易赤字达到1600亿美元，占GDP比重3.4％，2006年贸易逆差达到8400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6.35％。
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经常账户一直处于逆差周期，有必要找寻出美国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瓦解开始时，大量而持续的逆差得以存在的共同原因不同。虽然不同时期美国产生经常账户赤字的诱发原因，然而这段时期的全球国际货币体系都从属于“美元本位”的整体架构之下。由于美元可能承担全球贸易结算比例的七成左右，在全球经济周期上升区间，对美国的交易需求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如此，美国作为全球流动性的供给中心，不得不释放出大量的货币。所以东亚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造就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以本国资源换取并累积了大量“东亚美元”的同时，也取得了快速的经济成长。而另一方面，美国以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形式向全球释放了大量的美元。换取了其他各国的经济资源。不过，结构分析的数据表明，尽管近期中国的出口产品中五分之一流向了美国，但是，在漫长的三十多年中，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成分的是日本，而非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国家。尽管这一趋势在2004年之后有所改变。
另外，从美国经常账户与金融资本账户的匹配结构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对外净投资从国外获取了正向回报，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经常账户的赤字。进一步地，可以从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体的进出口速度的比较来看其端倪。中国的出口速度在进入80年代之后，在高位平稳运行，而美国的出口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贸易产品的出口出现一轮下降的趋势。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据重要位置，并且其经济具有先导性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进入到2000年之后。世界平均的出口增长率同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呈现出同周期性。从进口变量来看，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美国的进口速度和全球经济体的平均进口增长速度呈现出“协同性”的变化特征。2004年进口的数量有较快上升，从而恶化了经常账户状态。与此同时，次债危机的冲击使得金融与资本账户的盈余有所回落，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也有所恶化。从总体趋势上判断。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
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经常账户长期的逆差?除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需要经常账户的逆差输出货币外，储蓄和投资的缺口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上图显示出，美国的投资率要高于储蓄率几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二十多年。根据经典的“双缺口模型”，经常账户余额为进出口差额减去经常转移项，也可以表示为储蓄和投资的差值加上政府的收支平衡差额(CA=X-M-Tr=-(Sp-I)+(T-G))。这说明，美国的投资和储蓄缺口可能是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按照Mann(2002)观点，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往往会伴随着资本的净流入，这些资本以购买美国企业、债券、国库券和货币为形式。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超过本国的储蓄。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持有国外的资产。负向的国际投资头寸带来了经常账户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流人的持续性问题。较大存量的金融要求权意味着收入的外流，以牺牲未来的消费为代价。除此之外，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可能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关键原因。即便是暂时性增加支出的，政府将在当前增加支出还是在未来事关重要。如果当前增加支出，并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获取资金，预期当前供给相应减少，导致价格相对上升，引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和利率上升，引发私人部门的储蓄增加。政府部门的财政扩张所带来的赤字效应被储蓄增加所抵消。所以，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内部变量之间的互动机制给出解释。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否也可以借助上述思路进行分析呢?从总量变化趋势来看，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大额的顺差，盈余额由1994年的69.0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369％，升至2005年的1608.18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197％。下文将
梳理出的几个假说分别探讨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根源问题。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变迁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从机制上来看，决定企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于技术变迁的速度和要素类产品的供需结构，如油价高企可能是导致全球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力供给缺乏足够的“弹性”，“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加快了技术引进和创新的速度，出口商品由农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性特征，逐步转变为机电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形态。与之相匹配，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例稳步提升，第二产业也维持在一定的比例水平之上。而各产业的开放度不断加强。无论生产所用的能源要素价格调整，还是汇率价格调整都可能会显著地影响经常账户的水平与结构。
虽然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变迁能够较为有利地改变出口的总量和结构，但是作为需求管理转换的重要变量——汇率水平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各国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经常账户余额水平的变化。较具启示性的当属贺力平(2008)的观点。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出现大量经常账户顺差的原因是复杂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将经常账户平衡的调整寄希望于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很可能是不现实的。而从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来看，更多的影响应该体现在结构效应上。
除却结构性因素和汇率等价格性变量之外，还应该观察投资、储蓄与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从上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水平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标志性模式，从而成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总量、结构与动态变化的重要变量。中国的储蓄／GDP指标一直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投资与储蓄的缺口日益拉大，按照前述的“投资——储蓄缺口假说”，中国由于储蓄率过旺，远高于投资的需求力量，而且在近年又有所扩大，按照前文的分析的逻辑，其结果是中国应当拥有经常账户的盈余。因为国内的消耗远抵不上积累的速度，需要强大的外部需求力量才能够维持内外均衡。图4的右轴表示中国的财政赤字因素，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长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财政赤字波动也较大，但是能够控制在较为合理的水平，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如美国显著。以上借鉴美国的情况分析了产业结构、汇率价格变量、财政赤字和投资储蓄缺口因素可能对中国经常账户带来的影响，然而具体的作用渠道，及其对经常账户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都需要实证分析给出解答。
三、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分析与决定因素
若要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解析，需要处理两项问题，首先是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判断；其次，在此基础上，判断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并给出经济学层面的解释。
(一)有关中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判断
经常账户的可持续问题及其决定因素，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知，但是在实证分析层面基本都采用计算理论上均衡经常账户(CAO)实际经常账户的差值得出残差序列，判断上述序列是否平稳，且收敛于零值附近。所采用的原理是：
CAO＝f(cpi，fiscal，gdpgowth，nfa)
即均衡经常账户的水平由物价(cpi)、政府财政赤字(fiscal)、GDP增长速度和国外净资产(nfa)之间的协整关系给出。各变量的取值来自于中经网，其中国外净资产由作者参考Lane和flesi-Ferretti(2002)的方法计算得出。数据区间为1993年－2010年的月度数据。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滞后项的选择依据为AIC准则，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群体单位根检验表明，各变量为平稳变量。
各变量是平稳变量。以下将采用VEC的方法测度出均衡经常账户水平CAO，由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稳定关系来决定，并判断实际经常账户与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均衡值之间的差距。通过VEC模型测度的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值同实际水平的对比分析见下图。可以发现，由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的均衡经常账户水平同实际数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了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检验二者的差值是否收敛于零。同样对二者问的差值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证实二者的差值能够维持在一定区间，且能够通过5％显著性检验，但是并不收敛于零。说明从数量关系上，中国经常账户的水平并未向理论均衡值收敛，说明存在着更深层的机制使得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值。
(二)基于两元模型Probit和Logit模型的计量结果
上文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持续性进行了判断，也初步讨论了影响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代表性假说。然而更多的是基于定性的判断。若要得出各类变量对经常账户水平的较为量化的结论。还需要采用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为此，下文拟采用两元选择的Pro-bit、Logil和极值模型(Extreme Value)三类模型对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各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期得出富有启示性的结论。按照前文对经常账户影响变量的归类，并考虑到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来分别测度结构变量、汇率变量、收入变量等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各变量的符号表示、含义，以及对经常账户可能的影响方向如下表所示。
由于经常账户的盈余水平往往会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出波动的状态。本文将经常账户的收支盈余看作是被解释变量，将其定义为一个二元定性变量，即当经常账户赤字时，定义为0；当经常账户盈余时，定义为1。分别建立prohit模型、logit模型和极值模型，通过一系列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分析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决定问题。
计量估计所采用的数据区间为(1981－2007)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为CCER经济与金融数据库，作者对数据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将经常账户余额、金融与资本账户余额、投资和储蓄等宏观变量用其对GDP的比值来表示；其次，为了较好地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仅保留了投资变量。回归的初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或者盈余的关键变量在于投资变量和GDP变量。虽然人民币名义汇率经历了1994年和2005年的改革，但是总体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为稳定的区间，同经常账户顺差迅速累积的数据特征大不相同。三种不同的计量方法都验证了GDP变量和投资变量都能够有力地解释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或者亏损，两变量都能够在5％的统计意义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中的收入增加对经常账户的恶化作用得到了中国实证数据的支持。同时，中国大量增加投资的行业具有较强的外向型的特征，投资的增加能够推动中国的出口，这也间接的证明了“投资——储蓄”假说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与之不同，财政收支的盈余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未能够充分解释经常账户的盈余变化。所以，造成中国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均衡值的根本逻辑在于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背景，长期持续的投资——储蓄缺口，高速的投资增长率使得经常账户的顺差得以持续。
按照投资——储蓄分析法，由于经常赤字从属于经济体内部的失衡造成的，无论赤字、盈余，还是平衡状态，都不需要将经常账户的失衡作为政策调整的对象。因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处于最优角度的考虑在跨期内使其实现平衡，调节失衡的关键在于内部经济结构和宏观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理顺，而非仅仅关注汇率水平，或者外部进出口变量的调整。
四、小结与政策性思考
本文梳理了解析经常账户失衡的“产业结构论”、“财政赤字论”和“投资一储蓄缺口”等假说，并对比分析了美国的情况，认为“投资——储蓄缺口”假说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发现中国的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持续性，采用两元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中国的“投资——储蓄”缺口和增长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均衡经常账户理论水平与实际水平持续偏离的内在原因。“投资——储蓄”假说也得到了中国数据的印证。
这也同时表明，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打破既有的均衡。如果仅仅以外部经常账户或者国际收支的平衡为目标，必须对内在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若要维持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内的储蓄累计远远高于投资的情形下，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便是其快速经济成长的代价。简言之，经常账户的失衡内生于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和宏观变量的互动机制。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汇率对于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影响并不显著，扭转失衡状态仍然需要经济体内部的政革来缓解，通过对投资储蓄关系的合理优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相信中国经常账户长期失衡的状态会有所缓解。
(责任编辑：姜天鹰)
外国对外经济制裁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变，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综合优势显著增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也面临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世界级企业和品牌缺乏、能源瓶颈制约加剧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等突出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融合 全球化
作者简介：
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济发展完成了融入世界经济的伟大转变。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推动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而言，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变局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2035年前，中国发展依然存在许多有利条件，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成长壮大，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道路上，将面临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及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且相当严峻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一、面临非常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2035年前随着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断突破，全球秩序将不断演变，新的地区和国际格局将加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国际环境的大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不断加深，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日趋平衡，全球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经济往来更加深入，共同利益逐渐增加，维护和平、推動发展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互联网和科技信息革命推动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依存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追求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开放发展，希望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2017年3月23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第一次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领导人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对保护主义的抵制受到普遍欢迎。
（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未来超过欧美地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正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50%。印度尼西亚是具有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人口大国，未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在5%以上。孟加拉已经连续20年保持6%的经济增速，未来10年平均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缅甸启动改革以后经济增速是8.5%，菲律宾2012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速6.5%，越南近几年经济增速年均6%。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基本上都在亚洲，将促进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GDP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46.3%上升到2018年的59.8%。
近几十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不包括美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16.22%上升到2000年的24.65%，到2018年已达到30.47%。同期，经合组织（OECD）、北美、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北美和欧盟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80年的62.60%下降到2000年的59.34%，再下降到2010年的50.89%、2018年的48.36%，已经低于50%。2018年，中日韩和东盟的经济总量为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27.3%。
（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的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极大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发展差距出现缩小趋势。《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显示，根据IMF的估计数据加权计算，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简称E11，包括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11个国家）的GDP增长率约为5.1%，不仅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还高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诸多新进展。从内部合作来看，2018年E11内部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由降转升，并超过2015年的最高水平，各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2010年的25%上升到2018年30%。预计到2035年，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超过40%。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依附地位，形成了极度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地，占据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掌握着核心技术，拥有最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最好的生活水准，消耗最多的人类资源，掌控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但是，近些年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实力日益增强，有望改变这种格局。
（四）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各国的重大机遇，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以苹果的主要产品手机为例，它不仅是苹果的，还是富士康、瑞声科技、舜宇光学等企业共同组成的全球化产业链的产物。苹果手机的产品设计在美国，芯片、显示屏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在日本、韩国，辅助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加工在中国，最后销售到全球各地。2018年2月，苹果公司公布的“前200名”供应商名单显示，49家供应商来自中国台湾，42家来自日本，41家来自美国，29家来自中国大陆，11家来自韩国，7家来自中国香港，6家来自德国，5家来自新加坡，奥地利、芬兰和荷兰各有2家，英国、瑞士、比利时和沙特各有1家，200家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共拥有778家工厂。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将把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展现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五）“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
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地域、发展阶段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公共产品。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重要决议。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相互投资持续增加，为各参与方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据商务部统计，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为8.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速;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深化投资领域合作，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投融资模式快速创新，合作园区日益增多，携手推进“一带一路”不断向深层次发展。201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共计15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 商务部：《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2018年全年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商务部网站，2019年1月16日。）从发展趋势看，共建“一带一路”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提出的交通运输网络能够通过减少整体出行时间和运输成本，为增加投资和GDP铺平道路，预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将因此增加4.97%。其中，来自沿线国家内部的直接投资增加4.36%，来自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4.63%，来自非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5.75%。
二、面临日益凸显的外部挑战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很有可能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大格局，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争斗可能加剧，经济竞争和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化。
（一）逆全球化思潮导致保护主义加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助推了这一趋势。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减弱。虽然反全球化很多年前就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现在，逆全球化成为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存在。部分原因是全球化虽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结构性失业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通过引入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环境保护等手段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近些年，中国多项国内投资并购案在美止步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核。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资安全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审查范围。2019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外资审查框架”草案，并于4月1日生效，对外国资本并购欧盟公司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尽管欧盟外资审查框架将不具备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那样的威慑力，但也将强化中国企业赴欧并购的监管壁垒。
（二）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
中美全面进入长期的竞争与合作博弈。在新兴国家由大变强的过程中，往往会与守成大国发生激烈的国家利益争夺，并被守成大国刻意打压。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就《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演讲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价值观。2018年以来，美国无视前车之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不顾国内民众反对，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妄图通过战略遏制、利益敲诈来打乱中国发展进程。中美博弈不是短期行为，是中美两种制度的长期博弈，不仅涉及经贸、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还涉及地缘政治等领域，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全面性。
大國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世界主要国家都瞄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制定创新战略、谋划未来发展。在创新发展领域，美国2015年发布《国家创新战略》，英国2014年发布《科学与创新增长规划》，日本2016年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德国2018年发布《高科技战略2025》。在数字技术领域，英国2015年发布《量子技术国家战略》和《英国量子技术路线图》，日本2015年发布《机器人新战略》，美国2016年发布《“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规划》，德国2016年发布《数字战略2025》。这些战略和规划大都由各国政府部门研究发布和部署实施，试图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把握主动。
（三）人类面对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能源、粮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等安全因素持续增强，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潜在威胁。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粹主义逐渐抬头，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可预测的外溢效应，给地区和世界带来不利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强调，社会不平等可能是未来十年内构成全球风险的重要因素，在过去30年里53%的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发达经济体尤为突出;由于各国关联性越来越大，网络攻击不仅造成突发的影响，也将带来更加剧烈而且不可逆的系统性冲击，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风险格局的第二大因素。全球挑战基金会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认为，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将面临气候变化、流行病、人造病毒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灾难性破坏等诸多全球性灾难。目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已经超过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能力，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指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30年世界各地面临的“全球水亏缺”可能高达40%。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
当前，美国正在挑战由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1929年美国大萧条打断了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各国在反思大萧条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基础上，建立起目前的国际治理体系。二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适应了全球化的需要，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繁荣。但是近几年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和诸多单边主义措施，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就不断“炮轰”WTO，称其对美国“非常不好”“让美国几乎没法做生意”。二战以来，美国是其亲自缔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目前，美国退出的主要还是一些外围“群”，尚未退出涉及其主要利益的核心“群”。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外交已从奥巴马时期的多边主义转向“美国优先”指导下的单边主义，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大机遇，但是由于自身综合实力不强，很难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依然处于被动地位。
三、国内存在支撑经济融合的众多有利条件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存在众多有利条件，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强大，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加大。
（一）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1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6%。从GDP世界排名看，中国已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强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速度看，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40年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促进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英国伦敦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根据现在各国的年增长率、经济规模、制造能力、研发潜力、创新指数、人才储备、国家战略、市场结构等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5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GDP。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3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5.3%;美国GDP为30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2.5%;印度GDP为9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7%。综合考虑上述不同预测数据，中国GDP将在2030年至2035年期间达到30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届时世界经济总量约为150万亿美元）。
（二）国内市场规模将跃居世界一
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创造更好的条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5.7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考虑到中国国内消费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是美国的2倍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当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时，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市场机遇，也会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市场的优势不仅在于规模接近美国的水平，更在于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所拥有的巨大消费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内生动力。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到2035年，预计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将扩大到6亿人以上。受益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以及收入增长，中国的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同时，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将推动国内市场规模持续上升。未来十几年，城镇化仍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任务，2020年的目标是提高到45%，2035年的目标是提高到60%。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这是推动市场规模扩大的强大动力。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2035年前，中国将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逐渐进入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018年，中国研发（R&D）经费支出1.9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8%。截至2018年底，中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01个，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480家，有效专利838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1.5件。未来十几年，中国将诞生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及尖端产品制造中心，在芯片、通讯设备、高速列车、物联网等前沿领域，都将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2019年7月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第17位提升至第14位。
四、国内存在阻碍经济融合的不利因素
中國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与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的和相当严峻的。
（一）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中美综合国力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差距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从人均GDP看，2018年中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美国人均GDP约6.2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6。从劳动生产率看，2018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全部就业人员）为1.6万美元，美国为11.5万美元，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7。从中美科技实力看，2018年中国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约3千亿美元），为美国的1/2;2018年中国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位列世界第17位，美国排名第1位;截至2018年全球共904人获得诺贝尔奖获，其中美国362人，中国2人。2018年11月27日，美国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18年“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单显示，美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为2639人次，中国大陆482人次，中国香港50人次，中国澳门5人次，中国台湾20人次。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发布的第15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显示，美国共41所大学进入前100强，而中国仅有6所（含中国香港3所）。从营商环境看，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46名，美国排名第8名。从社会发展看，2018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86位（0.752分），美国位列第13位（0.924分）。
（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
从更长时期和深层次来看，中国原有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产业、新市场和新业态的形成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总体还处于创新发展的培育期，创新要素的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亟待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较大，非实体经济占用了较多的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形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表明，创新和延伸经济价值链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式。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短板比较突出。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高科技产出比较低，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国科技创新的政策和体制还不健全，高端科技人才的比重不高，能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非常缺乏。中国多数企业的创新成果缺乏，只有少数企业具备世界级的创新能力。2018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50强中，美国22家企业上榜，位居第一，德国9家企业，日本6家企业，中国仅有华为1家企业上榜，排名第八。从OECD统计的2016年全球三方同族专利（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共同保护的同一专利）数量看，日本17022件、美国15219件、德国4583件、中国3766件、韩国2671件，占各国当年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的比例分别为30.1%、26.9%、8.1%、6.7%、4.7%。中国的占比较低，高质量的国际专利相对不足。中国企业创新成果的质量亟待提升，只有少数企业活跃在技术前沿领域。
（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缺乏
目前，中国企业在技术、品牌、市场等方面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依然较大，缺乏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世界级企业。《财富》杂志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企业上榜数量120家，仅次于美国（126家），但是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呈下降趋势。同时，上榜中国企业中的10家银行平均利润高达179亿美元，远远高于120家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31亿美元），上榜银行利润总额占111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总利润的50.7%。上榜美国银行的总利润仅占126家美国企业的11.7%。此外，在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仅有的5家房地产公司都是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较少，世界级的品牌更少。中国的工业产品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自有品牌在世界品牌100强当中只有华为1个。据OECD统计，仅占全球商标总量3%的知名品牌，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40%和全球销售额的50%。世界品牌实验室2019年4月发布的2018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显示，位居第一的美国拥有185个世界品牌，中国只有38个品牌入选。中国品牌的国际地位与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不相称，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多数中国企业在塑造世界级品牌上既缺乏战略，也缺乏人才，导致中国中低端产品供给严重过剩和高质量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四）能源瓶颈制约加剧
长期粗放发展导致中国能源消耗巨大，主要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中国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2018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中国石油进口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0%，石油消费每年增量占全球石油消费增量的40%。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进口原油4.62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70.9%，较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中国进口天然气9039万吨（125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45.3%，其中，进口液化天然气5378万吨，同比上涨41.2%，进口金额268.4亿美元，同比上涨82.0%。未来，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8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50%。中石油公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原油产量为1.89亿吨，同比下降1.3%，连续3年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生产天然气161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5%。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2.44：1，天然气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0.77：1。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较低。2017 年，中国石油的探明储量为35 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1.5%;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为5.5 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量的2.8%。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显示，2018 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4%，并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第一位。
（五）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企业债务率过高、居民杠杆率攀升等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累积的金融风险日益凸显，各类隐性风险不断显性化。防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财政部2019年1月23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18.07万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0.32万亿元。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4.55万亿元，2018年中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6%。此外，由中央政府担保的政府支持机构债券的存量为1.89万亿元。政策性金融债和政府支持债券可以看做政府的间接负债。因此，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余额为48.96万亿元。2018年，中国GDP规模为90.03万亿元，政府债务负债率为38.69%。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债务负债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中国企业负债率和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从企业直接融资看，《2018 年度债券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末中国企业债券总规模为18.18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25690.5亿元、中期票据54250.2亿元、短期融资券18696.1亿元、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1690.71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19412.58亿元、公司债58227.19亿元、可转债1904.16亿元、可交换债1976.63亿元;不包括那些没资格在金融市场上发债、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影子银行渠道的融资。从企业间接融资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8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末，本外币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余额89.03万亿元，大体上是中国企业通过贷款而形成的债务规模。据此可估算中国企业的负债（债券+贷款）为107.21万亿元，与GDP之比为119%，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此外，自2011年以来，中国居民债务规模快速扩张。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住户本外币贷款余额4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与GDP的比率为54.3%;其中，2018年末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37.8 万亿元，同比增长19.9%。2007年中国居民债务与GDP的比率还不到20%，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提升到50%用了40年，而中国居民仅用了11年。
五、结论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虽然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是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国内经济发展潜力不断释放，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将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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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蕊
外国对外经济制裁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总部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产生的新生事物而备受世人瞩目，它已经逐步成为 企业集团特别是跨国企业集团的一种主流的资源配置模式，并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追求的 新的经济形态。文章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主要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现状的描述 ，分析我国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最后，针对厦门市的 实际情况，提出厦门市打造成海峡西岸区域性研发中心总部，并重点发展几个富有特色的总 部聚集区的战略构想。
关键词：总部经济 发展战略 海峡西岸经济区 区域性研发中心
总部经济是近两年来一个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特别是城市政府和理论界以及新闻媒体 对总部经济问题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热情。所谓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企业总部集群布 局，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 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赵弘 ，2006）。总部经济优化了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是提升城市和企业综合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有效途径，它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发展趋势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 和企业集团发展提供了一个战略性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对一个地区(城市)而言，总部经 济可能是一个地区(城市)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对一个企业而言， 总部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旨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模 式。它已经逐步成为企业集团特别是跨国企业集团的一种主流的资源配置模式，并成为许多 国家和地区所追求的新的经济形态。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主要中心城市总部 经济发展现状的描述，分析我国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 同时对厦门市总部经济发展战略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国内总部经济发展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出现了“迁移总部”的热潮，纷纷将企业总部向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批国内中心城市迁移。与此同时，针对上述现象的总部经济概念和理 论自提出和创建以来，得到了国内外经济界和理论界的广泛认可和共鸣，也得到了政府部门 的积极响应、推动和落实。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加快了中国总部经济的发展进程 。首都北京最早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并将总部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继北京 之后，许多城市陆续提出总部经济概念，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青岛、厦门、南京、大 连、沈阳、重庆、郑州等国内大城市都纷纷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性总部聚集区的战略思路，并 出台了一些吸引企业总部向本区域聚集的政策，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新亮点。随 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和总部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使总部经济进入到政府与市场相 互借力，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快速、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北京总部经济发展现状。经过多年的发展，今天的北京已然成为全球跨国公司、国内 企业集团总部的聚集之地。2005年底，北京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5家，有爱普生、佳能、 欧姆龙、松下、索尼爱立信和西门子7家跨国公司已通过商务部的最新认定。拥有跨国公司 的 投资性公司140家，占全国的60%以上，高居全国首位；拥有外商投资企业在北京设立的办事 处3016家，外国企业在北京设立的常住代表机构9677家；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中心189个 。从国内企业集团情况来看，2005年，北京市共有286家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型企业地区总 部达137家，有1000多家外省、市及外埠企业在北京设立了办事机构，海尔、大唐、中兴、T CL等87家外埠企业在京设立120家研发机构（以上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05年）。此 外，北京还聚集了大量非经济总部，北京总部的内涵也从跨国公司延伸到国内大企业集团， 从外资企业延伸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从生产制造领域延伸到了以金融业为主的服务领域 。将这些资源充分整合利用，无疑将大大提升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和发展总部经济的城市地位 。
目前北京已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定功能的总部聚集区域：一是中关村形成以IT产业为主 导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和研发总部聚集地。二是朝阳CBD成为跨国公司、外埠大企业集团总 部聚集地。三是西城金融街成为国内外金融企业的聚集地，聚集了以“一行三会”(即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为核心的国家金融决策监管部门及国有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530家国内外金融企业总部 ，为北京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撑。此外，北京发展总部经济的后起之秀，且是 全国第一个有目的、有规划地发展总部经济的实践者——总部基地，2003年4月在北京丰台 正式诞生。以上三大地区是目前北京发展比较成熟的总部聚集区，它们构成了已具规模，功 能分离的北京总部经济发展格局，各自拥有比较明显的资源优势，在北京总部经济发展中具 有较强的实力和竞争力。
2.上海总部经济发展现状。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在经济、 社会、政府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造就了最适合总部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目前 上海已经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国内企业集团总部的聚集之地。位于上海的企业总部不仅在数 量上位于全国各大城市前列，而且在空间上已经初步形 成了两大总部聚集区，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总部集群现象。一是陆家嘴CBD聚集了大量的金融 企业、贸易性企业总部。二是上海高科技园区聚集了大多数的高科技企业、制造型企業的总 部和研发中心。目前上海拥有漕河径、金桥和张江等高科技园区，这些高科技园区吸引了大 量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研发中心，它们已经成为上海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新 生产空间。此外，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发达的服务业，使得上海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总部经 济产业体系，为上海进一步发展总部经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为了吸引更多的总部经济项目 落户上海，上海也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现代服务业项目，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更便利的服 务支撑。
3.广州总部经济发展现状。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区域经济、贸 易、教育文化中心，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功能逐步增强，广州对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许多企业总部也随着生产、技术与信息获取、贸易发展需要的增加而进驻广州市区。
广州有着比较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企业众多，构成了企业总部的基本类型。近年来已有 不少企业迁入广州，如乐百氏、健力宝等知名企业将总部迁到广州，还有跨国公司总部和相 关机构进入广州。据统计，至2006年上半年，世界500强中已有142家进入广州，投资总额累 计96.12亿美元，一大批跨国公司已在穗设立行使总部或地区总部全部或部分职能的企 业或机构。
二、国内总部经济发展的误区
虽然总部经济在提升区域经济实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区域工业化、城市化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就当前各地发展总部经济的现状来看，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严重阻碍 了 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指出并澄清这些误区，对于加快我国总部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 协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部分城市和地区对总部经济相关理论认识不足，将总部经济片面理解为总部地产经 济，认为建设总部大楼就是发展总部经济。继北京提出发展总部经济战略之后，国内众多城 市也一拥而上，提出了自己的总部经济概念。但各地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对什么是总 部经济，怎样发展总部经济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
2.部分城市和地区对发展总部经济条件分析不够，在不具备发展总部经济条件的情况 下盲目跟进，一哄而上提出所谓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总部经济遍地开花而结果甚少。目 前，很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都把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拉拢企业总部、吸引投资 的有效手段。在国内某些中心城市，总部经济正在成为政府和开发商们用来招商引资的口号 ，开发商一边借这一口号卖楼，一边以打造总部经济的名义向地方政府为入驻企业寻求税收 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巨大的利益驱动，使得地方政府不顾自身条件的约束，一哄而上盲目发 展总部经济，这也使得总部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泡沫”而难以评估其对地方经济高速增长 的引擎作用。
3.部分城市和地区对发展总部经济缺乏整体规划和合理定位，区域之间围绕总部 资源的盲目争夺、恶性竞争现象突出，政策“价格战”愈演愈烈。《中国总部经济回顾与展 望》调查报告认为，总部经济导致城市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有使城市经济发展空洞化、虚拟化之嫌，容易产生经济泡沫，并导致城市经济结构脆弱。 报告认为，这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重复性建设和基础设施的过度 投资(典型的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5个机场)，过度的税收优惠和极低的土地价格，影响了公 平竞争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
另一方面，透过目前各地区出台的众多总部经济战略，笔者发现价格策略已经成为地方 政府实施总部经济战略的重头戏，地区间正在上演硝烟浓烈的政策“价格战”。例如，以低 于市场价的价格为总部提供场所用地，并在企业总部上缴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或特批其 在开业后数年内免税，或给予将总部介绍进来的社会中介机构或个人以高额奖励等等。其实 ，盲目搞政策“价格战”发展总部经济，是以牺牲长期效益为代价获取短期效益的短视行为 ，其结果是形成本地企业与入驻企业之间巨大的歧视成本。
4.部分城市和地区在发展总部经济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各地区间的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 上拉大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总部经济的发展，尽管有利于区域性的产 业经济布局，但是如果对各地区的利益关系处理不善，这种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发达地 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首先，在总部经济模式下，高端的、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环 节向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集中，也就意味着利润和税收向该城市集中；低端向制造基地所在 地区集中，也就意味着把污染、劳资纠纷等“包袱”甩给了不发达地区。其次，企业将总部 迁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原所在地区经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企业总部迁出后，必将使原 有产值、利税分流到新的企业总部所在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所在地的经济实力。此外， 企业总部迁移增加了原所在地的就业压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风迁往武汉使十堰沦为废 都”。一般情况下，企业总部迁移路径都是从不发达地区迁往发达地区，因此，总部经济 发展有可能成为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利益协调的一大难题。
三、我国总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避免上述问题，促进我国总部经济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发展总部经济时应 注意战略先行、科学规划、准确定位、完善制度、务实发展。具体而言，有如下建议：
1. 深化对总部经济的理论认识，冷静应对总部经济热潮。总部经济作为信息网络背景 下企业总部聚集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形态的理论揭示，是在区域经济范畴中对城市特定空间上 的特定经济形态的概括和描述。这种经济形态虽然在现实中表现为在某特定区域上总部大楼 在空间上的聚集，但总部经济理论的精髓和核心在于这些总部和它的生产制造环节在空间上 分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它所强调的是总部以及由总部需求所衍生出 来的金融、保险、会计、法律、教育、培训、物流等构成的一套完整的服务业体系，是各经 济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尽管总部经济对房地产的推动作用无比巨大，但是总部经 济不等同于房地产。
此外，一个城市和地区发展总部经济，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二是完善而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及高度发达的相关产 业。三是宽松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四是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五是能满足特定 的总部经济布局的要求。所以地方政府在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充分理解总部经济的 实质和内涵，并考虑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做出合理的部署和规划。总之，应冷静应对总部经 济热潮，防止总部经济误入歧途。
2.科学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定位，协调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产业趋同现 象。总部并非专指跨国集团的总部，总部经济也可分为多个层次：全球总部、跨区域总部、 国家总部、地区总部等。不同的城市应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出发，选择吸引总部的层次和类 型，并由此确定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一般来说，不同区域的中心城市要正确判断和估计其 在全球、全国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同时充分考虑本地适宜的产业发展方向，使自身的 总部经济具备产业特征，从而形成具有差异化的总部经济发展格局。
总部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区域经济，强调要素禀赋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合作分工，进行企 业价值链的空间分解，从而使得整个区域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实现经济发展的共赢。 一个城市或地区在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时，应通盘考虑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区域 经济合作模式，促进区域产业和功能的合理分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避免对总部资 源的恶性争夺。发展总部经济，城市之間应当是一种在相对公平环境下促进效率的竞争，而 不是受到政府干预，市场信号扭曲的竞争。这种竞争限制在一定程度内是有益的，但是如果 对总部经济发展缺乏统一的空间规划，将导致过分的竞争，不利于形成城市合力，甚至容易 造成一定的浪费。
3.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地方政府职能。总部经济模式 是企业组织形式的一种发展，是满足企业发展的一种组织模式。它的出现是企业和区域经济 发展过程中适应市场机制的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即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市场机制 ，而不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在发展总部经济过程中，政府必须扮演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改善社会经济环境，创造条件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包括改善地方 宏观经济环境、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地方交通、通讯等基础建设；加强地方教育 、医疗等社会服务行业建设；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系；改善地方人文社会环境，增 强地方居民精神文明素质等。而不是直接干预、操纵经济活动，或者完全以牺牲地方其他方 面利益来刻意吸引总部、发展总部经济。总之，政府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 转变，优化地方政府职能。
4．处理好软、硬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尤其要重视发展总部经济软环境的建设和完善 。发展总部经济，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优美的城市环境、浓厚的商业文化、开放的市场体 系、发达的现代化服务业等。在这些要素中，政府一般对硬环境建设都很重视，却容易忽视 发展总部经济的软环境建设，结果还是很难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因此，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 程中，一定要处理好软、硬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尤其要重视发展总部经济软环境的建设和 完善。
城市必须重视对自身软环境的建设，主要应包括如下方面:(1)自然生态环境。清新的 空气、优美的城市环境无异于吸引总部入驻的一张王牌。美国西雅图郊区的雷特蒙德市由于 优美的生态环境而吸引了微软、任天堂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国际性大公司的总部入驻，高 效益的现代经济和洁净的自然环境，在这儿找到了和谐的统一。(2)人文环境。一个城市的 居民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发展的潜力，也决定了城市的形象，这是总部选址的重要考 虑因素。(3)科技、教育环境。这些都是出于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一个好的科研、教育环境 ，如有很多的科研机构、有科研水平一流的大学等，能让企业就近获得人才，降低研发成本 ，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在未来的人才争夺中占尽先机而立于不败之地。
综合来说，在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时，关键是在把握市场经济的内涵，按市场经济规 则办事的前提下，认真权衡发展总部经济给所在地带来的成本和效益，正确定位、搞好自身 条件建设，不可不切实际、盲目发展。总之，发展总部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发展总部经济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成本效益观和系统观。
四、关于厦门市总部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
1.厦门总部经济发展概况 。自2004年厦门市政府发布《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境外 企业在厦门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以来，已有150多家企业的总部落户厦门，其中不乏 戴尔、柯达、ABB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总部，呈现出了企业规模化、经营品牌化、产业集群 化、营销网络化等特点。作为中国的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改革开放20多年来，厦门的经济一 直高速增长，其人均GDP和综合竞争实力均位于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厦门产业结构布局合理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此外，厦门地理位置优越，城市环境优美，社会治安良好，社会风气 文 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善，对台区域合作优势不容置疑，加之一年一度“9.8”投洽 会、“4.8”台交会、国际马拉松赛等平台，可以预期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企业总部入驻厦门 。
2.关于厦门市总部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目前，厦门聚集了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 理工学院等理工院校，还有武汉理工大学厦门分校、华侨大学分校、哈工大分校以及中科院 和省部属科研院所，廈门拥有十多位两院院士和上千名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专家学 者，吸引了众多国际国内著名企业的生产基地和研发机构，已初步具有了中国区域性研发中 心总部核心区的雏形，有条件形成海峡西岸经济区研发中心，辐射福建全省及外围地区，对 于与长三角、珠三角产业对接具有重大意义。
厦门应依据海湾型城市发展战略，以制造业企业迁往岛外，岛内外空间置换为契机，以 研发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动力，以推动海峡两岸科技合作交流为目标，努力建设海西生态 环保型区域研发中心总部。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不断的创新，将厦门打造成为省内外乃至 境内外大企业投资、著名高校、科研机构选择建立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总部的首选之地。
另外，厦门应依托自身优势，着重规划思明区鹭江道中心商务区、滨北金融商务区和五 缘湾至会展中心一线商务区的建设。发展定位是根据思明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重点，全力打 造区域性总部和业务总部的聚集地，建成全国知名的中心商务区。重点吸引周边地区乃至国 内外知名的金融机构组织、国际金融企业地区性总部；国内主要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 等金融企业总部、结算中心；与金融业务有关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及投资咨询等服务业企 业总部；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技术开发总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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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厦门集美 361021）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