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安全探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也随之产生，其作为人力资源的管理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通过实施绩效管理，能够更好地认清员工对单位的价值，并给予其充分的肯定，深入的挖掘员工的潜在能力。文中从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概述入手，分析了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对加强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措施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管理计划
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更重视人的地位，将人视为最重要的资产，将人力资源作为第一位资源，人力资源的高绩效是整个组织高绩效的重要保障，因上通过实施绩效管理来激发出每一个人的能力，使其达到最高的生产率，提高整体组织的绩效。绩效管理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各行业通过加强绩效管理，能够有效的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扩大市场竞争力，并全面挖掘职工的潜力，为自身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工作。
一、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概述
绩效管理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一项考核制度，是各部门为了达到设计的工作目标而对员工个人工作效率的考核，以此来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以员工的工作情况来对其进行收入的分配。在绩效管理费用工作中，需要对绩效管理的程序和流程进行清楚的了解，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从而实现绩效考评的目的，更好的推动行业的快速发展。为了确保绩效管理方法的有效实施，需要确定绩效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战略地位，实施人性化的绩效管理，达成绩效管理的最终目的，使单位内部形成良性的运转。在绩效管理实施过程中，还要强调沟通的重要性，通过良好的沟通来促进员工的共同进步，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制度，不断强化管理手段，突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激发其工作热情，确保工作效率的提升。
二、人力資源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对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缺乏认知
当前各行业在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工作中，还单纯的以绩效考核为主，将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等同，对绩效管理其他环节较为忽视，这就导致绩效管理整体水平不高。在实际绩效管理工作中，不仅缺乏绩效管理计划，而且缺乏必要的绩效管理工作落实的条件。企业的发展并没有与员工的业绩目标没有实现有效结合，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工作与实际工作脱节，这对单位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制约影响。
2.缺乏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
人力资源绩效管理需要以健全的绩效管理体系作为指导，因此完善的绩效管理体制是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得以实施和落实的重要保障。但在当前各行业绩效管理实施过程中，绩效管理体系普遍存在不完善的问题，不仅缺乏科学的绩效管理理论来引导绩效管理工作的落实，而且相关负责人对于绩效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也缺乏深入的认识，从而导致绩效管理和考核指标缺乏全面性和具体性，不仅无法为企业的发展指明方向，而且绩效管理工作还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这对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水平的提升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3.绩效考核体系不健全
现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中缺乏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在设定绩效目标过程中，未能与企业发展实际相结合，与员工缺乏沟通，使企业绩效考核指标不够明确，与实际脱节，未能充分发挥绩效管理对企业的积极作用。
三、加强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措施分析
1.建立绩效管理新型思维模式
在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工作中，需要加快思维模式的转变，增强管理层和员工绩效管理的意识，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导向作用。从发展战略角度来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工作，使绩效管理与员工的个人业绩、部分的业绩水平有效的结合，从而制定出科学的绩效管理计划，全面提升员工和部门的业绩水平。
2.构建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
构建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根据具体情况来衡量员工所完成的成绩。通过对被评估者的表现数据和事实进行收集，并将其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以此来促进员工的不断进步。对于绩效考核结果，单位需要对绩效改进和结果进行有效应用，以评估的结合作为依据来对员工进行适当的奖罚，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确保员工业绩的持续性改进和提升。绩效结果还可以用在招聘人才、职务调整等方面。
3.制定科学的绩效管理计划
首先，管理者必须与员工建立有效沟通和交流，确保绩效管理基础工作扎实。其次，绩效管理计划应尽可能进行综合考虑。通过对员工业绩水平进行考察和对各部门进行有效调研，确保绩效管理计划有基础依据。再次，绩效管理计划要对考核有着明确的规定，并且使员工明确绩效考核指标、考核流程等相关内容。最后，针对各岗位来制定规范制度，与员工达成共识，确保绩效管理工作的深入贯彻落实。
4.加强绩效考核管理测评
在绩效考核工作中，还要重视绩效考核管理测评工作，以此来激发员工工作热情及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岗位竞争意识。这就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对员工绩效工资进行明确。增强员工团队合作意识，全面提升员工工作的责任感，使其在工作中不断进行创新，确保业绩水平的有效提升。同时还要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有效的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完善绩效考核管理测评制度，有效的规范绩效考核管理测评工作的开展，确保绩效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四、结束语
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做好绩效管理工作，能够有效的提高单位的管理水平，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绩效管理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管理理念，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竞争意识，为行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奚君，张佳琦.浅析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问题及对策[J].经营管理者，2014（01）.
[2]陈潇源.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0（18）.
[3]温迎红.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改进策略的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5（11）.
公共产品安全探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农户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广大农户的需要，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重要标志。通过分析入户调查数据发现，目前各级政府和村庄基层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还不能满足农户的基本需求。通过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度，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大体呈现递减趋势，而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呈现递增趋势。
关键词：农户收入；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性公共产品；非生产性公共产品
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事业。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能对政府官员产生政绩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农户是农村公共产品最直接的受益者和使用者，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广大农户的需要，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重要标志[1]。在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时，农户应最具话语权。吴友群和廖信林[2]指出由于供给决策基本由中央政府决定，农民和其他组织对公共产品供给没有话语权，所以要满足农民的实际利益需求很难。蔡起华和朱玉春[3]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劳的方式参与供给，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王蕾和朱玉春[4]认为农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依次为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医疗、饮水设施、教育；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生活性公共产品及保障性公共产品满意度较高；三类公共产品供给效果优劣依次为生活性公共产品、保障性公共产品和生产性公共产品，投资重点应为生产性公共产品。
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随着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只有掌握农户的需求情况，才能为政府的供给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本文研究基于农户收入的角度，通过区分生产性公共产品和非生产性公共产品来研究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性，结合学者们的观点，本文将公共产品分为生产性公共产品和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即农业公共产品，主要是指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电力基础设施等。非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又可分为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5]，如公共安全、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环境建设、村庄绿化等。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次调查数据分别来自陕西省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中等和欠发达的西安市、榆林市、延安市和商洛市。具体调研地点为西安市的灞桥区和蓝田县、榆林市的绥德县、延安市的宜川县和商洛市山阳县。调查对象涵盖平原和山区的农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700份，其中预调研发放200份问卷，正式调研发放500份问卷，回收问卷470份，有效问卷45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0.6%。
根据调查收回的问卷，对调查样本农户的人均年收入进行统计，结果见图1。本次调查的受访农户家庭成员集中为3～5人，受访农户的人均年收入在8 000元以下（X1）的有156户，在8 000～15 000元（X2）的有109户， 在15 000～20 000元（X3）的有116户，在20 000元以上（X4）的有72户。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
1.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村内道路类型的调查结果显示，西安市的农村道路基本是水泥路面，榆林市和商洛市的农村道路基本都是砂石路面，延安市的农村道路基本是柏油路面和砂石路面。
目前，调查村庄的通电率已经达到100%，实现了村村通。没有进行电网改造的一些地区，电力设备老旧、破损，电压不稳， 停电时有发生，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大部分村庄由村委会及村电工自行管理，农村电网维护费用偏高。
由于农村具有区别于城市的低密度居住人群，加上农户经济水平较低，大多数人选择移动通讯电话，使用固定电话的人较少。由于固定电话的用户少，所以使用网络通讯的人数有限，并且这部分人群不稳定，导致通讯设备的安装使用成本高，电信、移动通讯公司为农村提供服务的积极性较低。
农户灌溉主要以集体灌溉方式为主，占63.35%，自己灌溉的占22.31%，合作灌溉的方式占14.34%。农产品主要采取自行销售的方式，占到81.02%，其次是村组集体联系。 农户的市场信息主要靠农户间的相互交流、广播电视等媒体渠道获得。县乡政府和村组提供的信息很少。
2.非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调查对象中68.44%的农户的饮用水来源于井水，没有对其进行净化处理，31.56%农户的饮用水是自来水。调查中，93.59%的农户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因为参合农户自筹的金额少，所以覆盖率较高。虽然新型合作医疗基本覆盖，但是村民对新型合作医疗的评价一般。大多数农户不愿意选择村里的诊所和乡镇卫生院进行医治，倾向于愿意选择县级以上的医院。而定点医院收费高，并且报销的病种少、比例小，不能有效地满足农户的医疗需求，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由于养老保险是自愿参加，所以参加的人数不多。有意愿参加的占43.04%，不愿参加的占53.43%，还有3.53%的农户觉得参加不参加养老保险无所谓，统计结果见图2。根据调查情况，村民每人缴费100元，国家每人每月补助55元，集体没有补助。大多数村民认为个人缴费金额高、缴费时间长，所以除了年龄快到领取年限的村民外，选择参加养老保险的人较少。
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愿意供养子女上大学比例占到总调查户数的84.32%；然而在远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无法在子女教育上有较多投入，高中、初中和小学是他们的选择。
农户对子女就业的期望中，43.70%的农户希望子女进城务工，30.24%的农户选择了学技术，17.21%的农户选择了经商，8.81%的农户选择了其他方式，希望子女在家种地仅仅占0.04%。
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村庄的村民都有赌博的恶习，小偷小摸和打架斗殴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多数村民对村庄治安环境及生活环境不满意，反映村中没有固定的垃圾存放点，垃圾乱堆乱放，加之临近城市的垃圾乱倒，没有环保的垃圾处理方法，村庄卫生环境很差。本次调查的许多村庄文化基础设施较少，平时很少有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农户空闲时间多是看电视消遣，这个比例占到了41.28%，其次是喝茶、聊天、打牌，看书的人很少。村庄中的集体娱乐活动很少，除了一些传统性的节日活动之外，其他的文化活动比较少见。
三、农户收入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构建
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农村广大农户的需要，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问卷式调查可以直接从农户那里获得需要的信息。调查问卷中赋予5个备选项 100、80、60、40 和 20 的得分，要求受访农户根据自身需求，从 14项公共产品中选出 5 项自己最需要的公共产品，并按照需求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在进行数据处理时，需求程度排名1至5位的公共产品分别赋予0.5、0.4、0.3、0.2和 0.1的分值，各项公共产品项目得分的平均数即为该项目的需求度分数。
本文利用调查的数据来研究不同收入的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度，得到公共产品需求度的汇总表1。
（二）实证分析
农户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外界影响，如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受收入水平以及个人偏好等农户自身因素的影响。由于外界因素和个人偏好难以测量和量化，收入水平相对容易得到数据，以及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是靠农户的自筹资金，收入水平是决定农户需求的主要因素，故本文选取农户收入水平作为影响农户需求的解释变量，不同公共产品的需求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计量模型（1）式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环境卫生、医疗保险、文化娱乐、子女教育、社会治安和饮用水设施需求度与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公共产品的需求度与收入的线性关系明显，各方程拟合优度较高。各个回归方程的系数值均为正值，说明当前环境卫生、医疗保险、文化娱乐、子女教育、社会治安和饮用水设施的需求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这些公共产品是用于满足农户消费并提高生活质量的公共产品，所以属于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其中，环境卫生的需求度最大，且与收入呈现正相关，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生活质量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改善环境卫生。
从表3可以看出，最低生活保障、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通讯设施和农业市场信息、养老保险、饮用水设施、农业生产指导、电力8项公共产品需求度与收入呈负相关的关系。反映出当前这些公共产品的需求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其中除了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是满足农户消费需要的公共产品，属于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其他全部都是生产性公共产品。
以上研究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大体呈现递减趋势，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呈现递增趋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农户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他们最先解决的是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最原始、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生产性公共产品可以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收益，为解决生理需求提供有效路径。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基本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时，生产性公共产品对他们的吸引力下降。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对于安全需要就更为强烈，他们要求劳动安全、生活稳定，希望未来有保障，此时的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保障这种需要，因此在收入提高后，农户对于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农户收入差异角度，通过区分生产性公共产品和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分析了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在分析入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各级政府和村庄基层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未能满足农户的基本需求，并且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农户在对公共产品需求度。进一步通过农户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大体呈现递减趋势，而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呈现递增趋势。
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分析，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
1.注重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差异。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千差万别，所以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应考虑不同地区农户收入和农户偏好。当经济处于低水平发展时，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的公共设施为人们所需，例如大型农用设备、农村水利灌溉及农户生活用水等建设。当经济处于较高水平发展时，人们对能促进自身发展的公共设施更为需求，这时应当政府提供更好的教育设施、更高水平的医疗设施等。
2.建立农户需求的表达机制。农户是公共产品的直接使用者，应当建立让农户表达自己需求的机制，鼓励他们直接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在提供公共产品前，农村自治组织可以通过评估自己的筹资能力，向村民委员会表达自己的需求，投票决定所需的公共产品。
3.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对于涉及到县、乡、村范围内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农户充分表达自己的主观偏好和真实意见，应采用“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即由村委会负责收集农民的需求信息并上报乡镇级政府，再由乡镇级政府负责供给。这样既能准确得知农民的需求，又能使乡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统一规划。
4.理性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对于贫困地区，增加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发挥其增产增收效应，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农户的收入，从而提高他们对于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对于富裕地区，增加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改善和优化农村消费环境，提高当地农户的生活质量水平，促进农户的消费，从而提高他们对于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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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蕾，朱玉春.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评价[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4）：2429.
[5]陈池波，胡振虎，傅爱民.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3438.
Key words：farmers’ income； rural public goods； productive public goods；nonproductive public goods
公共产品安全探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长期以来，“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瓶颈”，而“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人供给存在问题，所以本文针对此提出了改革思路，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关键词】：公共产品；农村；供给
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的不可替代性正在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瓶颈”。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增加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比较差，还有许多居民没有获得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设施和服务；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滞后。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分散化，需要良好的水利设施和农用固定资产等公共产品，而这些公共产品却供给不足。由于缺少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难以解决农民生产经营的后顾之忧，农民急需的科技服务、农机服务、销售服务等非常缺乏。
2、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农业基本建设、农村的教育、环境保护、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等公共产品见效慢、期限长，但对提高农民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基层政府决策者对能够给他们自身带来较大利益的准公共产品，即使农民没有需求，当地政府也会积极供给。由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农村生态环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3、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损害了农民利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并不一定会使全部农民受益。当政府的决策出现偏差，引导甚至强制农民转换产品品种，给农民带来严重的后果。
4、农村公共产品缺乏其他有效的供给渠道。目前，作为独立生产经营者的农民，必须进行生产性投资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使刚刚解决温饱还远没达到富裕水平的农民实在无力抽出过多的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在当下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呈现多样性，从而使交易的成本增加。加上农民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就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困难。
二、改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措施
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好等问题经常出现。而城市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这使得城市公共产品优于农村公共产品。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应坚持城乡平等的公平性原则，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产品，以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
2、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规模较大，仅仅依靠现有的财力，可能会力不从心。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可以采取政府支付与市场混合方式来提供。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积极引进各类资本，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兴办农村公益事业，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来减轻基层财政的负担，为市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创造良好的环境。
3、调整公共财政支农结构，为农村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一方面，要支持农田水利、交通、通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支持科教兴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科技保证。大力加强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农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扶持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加强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工作。加入WTO后，要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适当减少种粮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鼓励农民生产优质、畅销的农产品。
4、精简乡镇政府规模，调整乡镇区规划。农业税的取消将减少其财政收入，而机构臃肿等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中，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度规划规模；对乡镇政府机构进行精简，实行政企分开，将社会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把事业单位与政府职能部门区别开来并实行人员分流，这样才能切实降低农村基层政府的运作成本，减轻基层财政的支出压力。
三、结束语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要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就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作者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苏晓艳，范兆斌．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管理现代化，2004，4
[2]陶学荣，史玲．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财贸研究，2005，3
[3]胡宝珠，杜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及对策．云南社会科学，2004，4
公共产品安全探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总体供给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等问题。为此，应当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机制，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关键词：新农村 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策略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或服务。它既包括农村交通、电网、农田水利设施、医疗卫生以及教育设施等硬性公共产品，也包括信息技术服务、技能培训、公共秩序维护、制度安排等软性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一、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总体供给不足。（1）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当前，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的比例仍然偏低。2005年年底以来，国务院要求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随着这项政策的实施，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已大大缓解，但问题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程度。农业税的取消也给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农业税取消后，教育经费基本上全落在县级政府身上，这使得部分财力薄弱的县不堪重负 [1]。（2）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目前，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现阶段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仍不乐观，三级医疗网络濒临解体，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3）社会保障程度低。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发展初期，参保人数不多；从管理上来看，由于过多地强调因地制宜，因而各地在举办形式上多种多样，给管理、推广带来困难，达不到科学管理的要求[2]。
2.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当前，严重制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高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资金漏损严重，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第二，农民的分散化和过疏化损害规模效益。第三，脱离农民需求的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3]。
3.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居民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中央和城市政府提供，而农村居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4.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目前的政绩考核倾向于重对上级政府负责，注重硬性公共产品建设，轻视软性公共服务提供，缺乏供给农民切实需要的公共产品的动力和压力，农民对公共产品的要求和偏好往往得不到充分体现。政府在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方面也存在缺陷，提供的公共产品种类单一，而且多年一贯制。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策略选择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机制
1.明确公共投资的职责范围。目前，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受益范围辐射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给予资助；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依赖于各级政府间按一级财权一级事权的原则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以提高农村基层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
2.增加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制度中，主要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两种方式。一般性补助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由，使地方政府可以依照本地情况灵活地安排资金投向。而专项转移支付方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它有助于保证各个地区的居民享有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条件，协助地方政府改善交通、能源等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目前，应通过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为了避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趋利性，应适当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4]。
（二）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1．坚持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是满足农村生产、农民生活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它的公共性特征决定政府在整个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定位。社会公共安全、货币金融体系、政策制度法规、基础性教育等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应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供给；存在溢出性的跨区域公共产品，可由受益各方政府供给，中央政府出面协调；区域性较强的基层公共产品，如社区的发展规划等由乡镇基层政府负责；村集体组织可以通过筹资的形式供给道路、农用固定资产、运输设备、生产器具等。中央政府要提供一个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构筑一个城乡一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这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根本途径。
2．发展多元主体。对于那些使用范围限于本社区的农村公共产品，如农田灌溉、乡村道路等准公共产品，较为理想的方式是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进行分摊、集资来承担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由集体积累的共有财产来承担部分义务或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农民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农民互助性质的民间组织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可以在自愿、联合、共享、互助的基础上提供一部分农村公共产品，使之逐渐成为未来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人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短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于那些外部性不强、进入成本不高的农村公共设施或服务，则可以按照市场原则引导企业或居民个人直接投资来解决[5]。
（三）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1．改变公共产品“重城轻乡”的政策倾向。政府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大力支持，统筹城乡供给，将重点放在农村；要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要转向以政府为主。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区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把公共产品真正地、公平地分配到城市和农村。基于农村当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现实，政府应该把公共资源分配的重点放在农村，缩减城市的公共开支，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
（四）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1．建立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的需求得不到表达。为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尊重大多数农民意愿，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这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3]。
2．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中国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结构失衡现象。为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从农民要求最迫切的事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加以解决。政府应在充分听取农民合理的建议和意见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案，形成政府与农民的合力，以便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颜燕.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51-52.
[2]王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成因与对策[J].泰山学院学报，2011，(1):115-118.
[3]于水.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3-270.
[4]岳军.公共投资与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249.
[5]赵宇，姜海臣.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情况——以山东省11个县(市)的32个行政村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2007，(5):52-62.
Under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Background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Strategy Inquisition
QIAN Y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Heze College，Heze 274015，China）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supplies strategy
[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公共产品安全探析论文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张蕴萍（1974- ），女，山东聊城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理论学刊》编辑部编辑、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
摘 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其中，为农村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是提高和创新社会管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则是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紧要问题之一。
关键词：社会管理能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如何提高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八项重点工作，强调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由于公共产品在农村基础资源配置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提高各级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管理是指在一定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以及社会效率，社会管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和社会价值，社会管理的主体是社会组织和政府，它们通过综合决策建立社会管理模式［1］。重要的是，社会管理是建立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的。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而为农村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是完成社会管理基本任务的一条有效途径。其中，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所谓农村公共产品，就是指满足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农村公共产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水利灌溉、道路运输、电力供应、农技推广、病虫害防治等;一类是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行政服务、社会治安等［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处于失衡状态，尤其是取消农业税政策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失衡问题更加突出，具体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制的不健全，如医疗卫生条件差、教育落后、农民缺乏社会保障、水电设施落后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滞后及匮乏给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制约了农村消费需求的提高，也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建设，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后更加突出的公共产品供给矛盾，对于推动城乡社会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自上而下”决策体制忽视了农民的真实需求，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透明性、责任性。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存在着“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首先，乡镇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或者生产的直接代理人。村民是公共产品供给或者生产的委托人，同时也是成本承担者和需求主体，但是由于村民自身的弱势地位，尽管人数众多，但因信息不对称以及缺乏组织等原因，很难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具体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通过什么渠道提供，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农民成了局外人。同时，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下，上级行政机关制定各种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任务，用行政命令手段，由上而下，层层分解，并且把这些指标和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考核下级行政官员的标准，据此对官员进行升迁或贬职。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产生了第二重代理关系，即作为第一重代理人的基层政府只对上级政府（委托人）负责。“自上而下”决策体制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只是政府或者上级政府偏好的反映。突出表现在：政府热衷于供给见效快、易显政绩的短期公共产品，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具有战略性的公共产品；热衷于看得见、摸得者的“硬”公共产品，不愿提供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信息系统等“软”公共产品。
决策机制的个别领导独断、监督缺失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和廉洁。乡镇政府的决策体制以党委书记为中心，而我国《宪法》规定的作为乡镇最高权力机关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决策体制中被边缘化，由此造成农村社区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政府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党的机构，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权力制衡机制，从而造成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和政社不分，机构重叠、人员不断膨胀、办事程序复杂、人浮于事、运行效率低下，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乏效率。
政府职责划分模糊，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法治性。在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主体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由于职责不清，分工不明，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职能混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但具体责任和任务并没有明确。由此，带来各级政府之间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相互推诿，越位、错位等现象时有发生。譬如，农村义务教育、民兵训练、计划生育等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中央政府可以强制性下派到地方，地方政府再下派到乡镇政府，甚至村民委员会，最终由农民来承担。村民委员会本身是农民自治组织，但是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帮助，协助乡镇政府工作。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职责不清，分工不明，一方面由于上级政府的缺位，乡镇政府承担着与其财力极不相称的职责，支出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宽泛，带来政府机构设置过多、人员臃肿，部门间职责边界重叠模糊，严重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和法治性。
城乡分割的“二元”供给体制影响了社会公平性。城市公共产品提供一直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农民自己解决，这种“城乡分治”使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乏“公平性”。据统计，全国83%的村庄不能饮用自来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不通电话，农村用电电压不稳、电价偏高（平均为城镇电价的2倍以上）；尽管有93%的村能接受电视信号，但信号微弱；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只占有全国20%的医疗资源，而占全国人口30%的城市却占有全国80%的医疗资源。此外，农村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几乎还是空白，农民缺乏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网。城乡分割的“二元供给体制”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它恶化了“三农”问题，影响了农民奔小康的步伐。
管理、监督机制缺失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参与性、回应性以及有效性。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下，农民被排除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管理、监督体制之外，没有把农村公共产品最大受益群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结果无法形成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机制。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预算不完整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农村公共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往往被挪用，公共资源不能实现优化配置，从而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回应性和参与性。
单一政府供给主体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我国政府长期垄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使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等）发展滞缓，严重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X非效率理论（莱本斯坦，1996）认为，追求成本最小只是竞争市场条件下厂商的行为特征，而不是那种没有压力下垄断厂商的行为特征。受行政力量庇护的垄断者可能丧失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产生。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仅造成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低下、资源浪费，而且剥夺了农民对公共产品多样化需求，导致农民公共福利水平的降低。
三、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缺陷，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的缺位的历史原因分析，它与我国工业化初期所形成的“工业优先”、“城市偏向”、城乡分割“二元化”体制直接相关。因而，必须从根本上转变“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传统发展观念，树立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公平”发展观。政府需要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理念指导下，按照公共产品特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上应区分三个层次：一是对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整体国民福利的公共产品，中央政府有责任实现全国性城乡公共产品的统筹供给；二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福利的公共产品，区域政府（省级）有责任实现区域内部公共产品的城乡统筹供给；三是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福利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有责任实现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城乡统筹供给。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视角出发，政府应立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基础，统筹城乡公共产品的内容和范围，逐步由小到大，直至实现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均等化、公平化。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政府之间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我国法律对政府职责和权利的界定模糊，是造成当前政府之间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的缺位、越位、错位的根本原因。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对政府之间职责界定的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行为组织法，构建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合法性、透明度、回应性、廉洁和公正程度等。在明确政府之间职责的基础上，理顺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关系，建立省际以及省内两个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财政均等化机制。在省际财政均等化机制建设方面，完善中央对省的专项转移支付；在省内财政均等化机制建设方面，制定全省最低或统一的农村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并允许财政强县（市）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同时，对低于公共产品供给标准的县（市），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
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结构，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私人组织、非营利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层次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不仅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供给责任，而且还承担着引导和调动其他供给主体参与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尤其在我国目前非营利性组织发展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应通过精心策划和宣传，辅之以补贴、奖励、优惠贷款等政策，引导、支持、鼓励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做好非政府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产权界定服务，确保非政府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合法收益。只有产权关系明晰，形成非政府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激励机制，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主体结构才能有效建立。
引入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谈判制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成因是农民自身的分散性和缺乏组织性，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提高农民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因而，必须大力发展能表达农民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等，使农民具有能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机构，增强谈判力量。要破除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引入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民主谈判制度。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可以通过：一是定期村民代表大会对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事一议”程序直接表达；二是村集体代表、农民协会或者自发团体参与乡镇一级代表大会进行间接表达。无论直接表达还是间接表达机制，实际上是形成代表农民利益的需求主体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进行民主谈判，从而达成反映双方利益均衡的约束机制，以此来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性，最大限度的利用公共资源或公共产品。
加快建立农村自主治理的村民自治组织。目前，我国村民自治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治，村民委员会仍然只是乡镇政府的准行政组织，其意愿还不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仍然是政府官员的意志。要使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对现行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同时探索和完善村民自治实现的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民能真正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参与者、管理者、受益者和监督者。这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才能走向理想、健康之路。
参考文献：
［1］丁元竹.中国社会管理的理论建构［J］.学术月刊，2008（2）.
［2］黄利会.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及政策保障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9.
责任编辑：黄 杰
公共产品安全探析论文范文第6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涉及农民增收、农业增产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对这些观点综述如下。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生了相应变化。张军、何寒熙(1996)认为，农村制度的变迁在为促进农业生产高速增长提供了很强激励的同时，也引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即由国家财政承担、动员并组织群众以劳代资的供给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私人共同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且私人参与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地方政府参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叶兴庆(1997)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的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发展又迫切需要公共产品时应运而生的。尽管成本分摊方式与人民公社时期有所不同，但是就资金的筹措和使用看，实际上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延续，属于制度外供给。林万龙(2001)认为，家庭承包制实施后，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变迁的基本特征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不再限于政府，而是民间供给主体，主要由他们承担变迁成本，并享有变迁收益。
二、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体制不合理。贾晓俊(2006)认为，由于事权划分脱离于财权划分，在财权呈现上收态势的同时，事权却呈现下放态势，基层政府承担了与其财力极不相称的事权，这种不对称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体制性诱因。寇铁军、任晓东(2006)认为，政府间财权事权的非均衡性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匮乏。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财力有限。熊巍(2002)认为，由于我国分税制具有的制度缺陷，使得乡镇财政收入极其有限，而且省级以下的转移支付缺少监督，乡镇政府取得的转移支付数额很少。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多年来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数额始终偏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徘徊不前。何菊芳(2005)、崔学军(2006)认为，免征农业税使县乡财政经费不足，从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带来巨大冲击。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缺失。叶兴庆(1997)认为，现行的财政体系中，乡镇财政的支出范围非常有限，乡镇范围内的部分公共事业和村范围内的全部公共事业并没有纳入公共收支范围，因而乡以下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属于制度外供给。于丽敏(2003)、寇铁军、任晓东(2006)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其派生的制度安排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缺失。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调。叶兴庆(1997)认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不尽合理，无法反映乡村基层内部真实的需求。陶勇(2001)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是根据农村地区的真正需求来决定，而是根据地方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的需要来决定。决策者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热衷于新建公共项目，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冯海波(2005)认为，由于农民作为委托人不能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形成了“供给主导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客观上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的错位。寇铁军等(2006)认为，农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偏离需求。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张军、何寒熙(1996)和叶兴庆(1997)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中，资金的筹措和使用监督成本高，公共资源被大量挤占挪用、挥霍浪费，导致公共资源使用效率低下。陶勇(2001)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预算不完整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等问题的困扰，农村公共资源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熊巍(2002)认为，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乡镇财力匮乏、农民自身存在的文化特质等原因，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失公平。叶兴庆(1997)认为，制度外公共产品的成本基本上是在农民中间平均分摊，这样，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负担率就越低，是一种具有累退效应的成本分摊机制。熊巍(2002)认为，不仅制度外农村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不公平，制度内同样存在成本分摊不公平。农业税改革前是以田亩数和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全额按同一比例计算征收，具有累退性，显然有失公平。熊巍(2002)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两大不公，一是城乡不公，二是农村各地区间的不公。吴理财(2006)认为，在进城务工农民的需求除参照政府(和企业)的公共产品供给外，他们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城市居民进行比较，除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外，还存在进城务工农民的不平等待遇。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负担的影响。叶兴庆(1997)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机制、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成本分摊机制所引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是造成农民负担的主要原因。陶勇(2001)认为，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苏晓艳、范兆斌(2005)认为，农民负担的主要来源在于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及滥用性造成非生产公共产品供给的恶性膨胀。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苏晓艳等(2005)认为，目前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扭曲。农村公共产品机制的内在矛盾不仅使农业再生产的外部条件遭到严重破坏，而且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郭锦墉(2004)认为，欠发达地区因其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造成财力不足，决定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刘兵(2004)认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是解决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于丽敏(2003)认为，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农民消费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尖锐矛盾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消费水平的差距，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使农业生产发展受阻。郭锦墉(2004)认为，通过诸如农村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村洁净饮用水设施、农村基本医疗、基础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所产生的收入效应、消费效应和就业效应对刺激农村消费、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祃海霞、刘彬(2006)认为，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
并不合理，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不利于其持续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影响了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直接威胁到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存在的问题
史玲(2005)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级政府的公共责任划分不清，供给主体错位；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薄弱，农民的参与不够。建议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农村公共产品按其性质划分为政府供给、农村社区供给、农村私人供给和非盈利性民间组织供给四类。杨晓萍(2006)认为，政府作为唯一的供给主体存在种种局限性，而供给主体多元化是可能的。为了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可以实行一系列配套措施。如，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明晰各供给主体的权责、完善供给决策机制等。方建中、邹红(2006)认为，税费改革后，财政压力使以往单一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为摆脱困境，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政府、私人和第三部门的协同机制，应是一种最优选择。多元主体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政府要优化自身的行为，还要优化与民间主体的行为关系，努力完善政府与民间主体之间伙伴关系的实现形式，健全政府对民间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的思路
(一)改革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1．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事权关系。何菊芳(2005)认为，财权划分要充分考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需求，按事权定财权。划分事权要按照受益范围和支付能力原则，而且事权和责任的划分要有利于公共产品的配置。王国敏(2006)认为，应当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和层次，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职能。涉及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省级政府提供，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社区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农村自治组织和农民共同提供。
2．构建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何菊芳(2005)认为，各级财政应尽快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农村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资金，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转移支付均等化，保障对不同地区的最低限度的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孙开(2006)认为，针对我国各地间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和中央财力有限等实际情况，现阶段我国转移支付体系的规范与完善只能采取分类实施、分步实现的途径。寇铁军等(2006)认为，在转移支付目标选择上，纵向平衡和均等化是最重要的两个目标。
3．改革税制。何菊芳(2005)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应当在城乡统一税制的原则下，设计适宜的新税制方案，防止在新旧政策和制度转换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上的真空。贾晓俊(2006)认为，我国应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开征新的税种。如，不动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另外，应赋予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种的部分税收立法权和征收权，以保证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收入来源。
(二)构建“统筹城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熊巍(2002)认为，应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李秉龙、张立承(2003)认为，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应选择均衡化的发展路径，第一阶段实现乡乡平衡，第二阶段实现城乡平衡，最终消除公共产品消费的“城乡二元结构”。
(三)实行多种形式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陈晴等(200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营造市场化运行机制，吸引工商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吴士健(2002)认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农村准公共产品由政府和农民混合提供；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可以考虑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
(四)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渠道。于凤荣(2004)认为，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完全由政府提供是不现实的。可开辟多种筹资渠道：对与本村村民利益直接相关和成本外溢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村民的民主参与下通过融资或集资的办法解决；对效益明显外溢到邻近管辖区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通过上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收入来解决资金问题；对能够测定效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可通过使用者付费的办法来筹资；对于效益和成本难以衡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由上级政府承担资金，等到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的各项税收政策逐步健全后，可采取对当地居民课税的筹资办法。何菊芳(2005)建议积极开拓市场筹资渠道。市场手段筹集资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通过发行国债和专项基础设施建设债券筹集公共品生产和建设资金；出售冠名权或使用权、经营管理权的方式筹集资金；对企业实行地方所得税减免或实行上缴利润的部分减让。
(五)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叶兴庆(1997)认为，首先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使村或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其次，改革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乡村两级领导人应真正由社区内居民民主选举产生。贾晓俊(2006)认为，应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当各方面条件成熟时真正“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程序才会建立。
(六)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吴士建(2002)认为，应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和检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权力腐败行为，强化社会审计监督作用，及时查处各项违规、违纪行为。李秉龙、张立承(2003)建议，淡化贫困区域界定的标准，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应尽可能降低扶贫帮困对象的层级，提高财政扶贫的效率，避免国家财政扶贫资金用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的稀释和遗漏效应。
何菊芳(2005)认为，农村基层政府要积极寻找自身职能和经济发展的切入点，逐步由过去的“行政命令型”转变为“综合服务型”；应精减农村基层政府机构，提高运行效率，以减轻财政负担；应规范政府行为，不搞不合农村实际发展水平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保持适度的乡镇小城镇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王国敏(2006)认为，应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乡镇政府要增强社会范围功能，弱化行政职能，从体制上保证基层政府不挤占挪用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