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经济制裁不仅针对一个国家，而是对多个国家乃至于对国际社会实施的有目标的政策，在国际组织交往时常常会受到资源、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国家化，经济制裁由于战争原因被国际制止，但是国际经济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了。国际法对经济制裁方面没有明确的约束，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强国经常利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干涉别国发展。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利用经济制裁，这违反了国际法发展的基本要求。分析国际法中对经济制裁方面约束不明确的原因，并分别对国际和美国的经济制裁进行探讨。
关键词：经济制裁;国际法;法律分析
引言
国家要获得一定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等行为受到其他国的制约，这一行为就叫作经济制裁。与战争相比，经济制裁采取的手段比较少，不会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但是需要国家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目前，经济制裁已经成为了大国制约本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西亚战争中，发达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朗发起了多轮的经济制裁，这种制裁十分罕见并且涉及的经济面十分广，这不符合国际经济法的要求，并且在世贸组织中还会让我国的经济局势更加混乱。
一、国际法中对于经济制裁方面的约束不明确
1.经济制裁中没有规范禁止的内容。在国际法中并没有将经济制约列入到禁止的内容中，这就为大国对他国实行经济制约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连联合国的宪法中就规定了国家出现了经济争端时不能采用FORCE。而这个单词的解释意义比较多，不仅包含了禁止武力竞争，还要禁止强制的经基竞争，但这些都被拒绝了，这就意味着这条法律在联合国宪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被列入到禁止范围中去，只是要求各国不能使用物力手段而非经济制裁手段。特别是在联合国立法的后期禁止经济强制手段被大国反对，委员会最终未能将其列入到联合国宪法的条例中去。
2.世贸组织没有制定经济制裁的合法规定。在国际世贸组织的规则中没有明确的要求经济制裁是否合理。由于世贸组织的主体关系和对象是特殊的，这就决定了其规则只适用于主权国家中。特别是在规范制衡的情况下，世贸组织可能会与国家主权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在这个条款中，世贸组织需要保护转全国的人权、国家安全、资源清洁等权利，并且还要允许成员国进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其安全条款为了维护世贸组织成员的安全，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不履行义务，一些主权国家可以使用经济制裁。在世贸组织的条文中规定时间模糊并明确的，缺乏对规则内容的界定和保护。
3.安理会决议模糊对经济制裁形成纵容。在外交过程中安理会的决议大多是模糊不清的，不仅仅是语言在法律的界定、履行职责、追求义务等方面都缺乏一定的机制，这就意味着欧美国会曲解安理会的意见，将自身的利益提升到最大化。在《联合国宪章》中规定不能侵犯他国的主权，不能使用物力，但是如果国家内部的事务破坏了世界安全安理会有权利采取一些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的措施就是合理的，这也是安理会纵容的结果。伊拉克未经过允许在禁飞区违反国际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被采取经济制裁，这也是安理会决议的结果。不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叙利亚战争，大国采取的经济制裁有安理会纵容的因素。
二、分析国际经济制裁的合法性
1.联合安理会的制裁。为了保障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需要采取一些合理的武力措施甚至是经济制裁，这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义务，可以利用经济制裁，而非利用物力措施对国家施加压力。一旦某个国家成为了联合安理会的目标在未来可能会受到安理会的联合经济制裁，并且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制裁手段。联合国成立的经济制裁委员会会对某个国家实行制裁，安理会的决议也会受到国际的普遍认可。目前这种合法的经济制裁包括贸易、金融、交通的制裁，在安理会制裁的过程中不能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
2.经济制裁具有报复性。作为受害国在收到经济制裁之后可能会展开保护性的制裁。由于受害国会受到非武力的制裁。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的一定土地，乌克兰对其进行了经济制裁，这种行为是合法合理的。由于在20世纪的初期根据国际联盟一些法律条款看，禁止了进行武力报复，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制裁的报复情况。美国在国际法中采用的对抗欧式中十分普遍地采用了对抗的策略，并且在这个策略中国际委员会对国家草案进行了重新措辞，保证成员国在受到威胁时可以采用经济制裁的报复措施这是合法的。
3.外交方面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时制裁国的不法行为没有特殊的法律进行制约，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中，许多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美国对古巴的经濟制裁等等都存在了一定的违法行为。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它是欧盟国中卫的主要国家之一，为了维护其安全，欧盟对其实行经济制裁是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自有民族的欧洲国家，利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叙利亚进行经济制裁。这次的经济制裁时间之长，涉及之广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些经济制约中有干涉他国内政、违背他国政权的意义，因此这次违背经济制裁本意的叙利亚战争是不合理的，其制裁的效果也不明显。
三、美国对外贸易采取的经济制裁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在二战结束后其运用经济制裁十分常见。它限制了制裁国家之间相互的交往，并且会利用法律对行为者的经济活动进行制裁，这会引发一些常见的经济冲突。在目前发达国家中十分常见，而美国的经济制裁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的经济制裁发展十分坎坷，从对国内的管辖到对国外管辖不断地转变。尤其是从司法来看，从20世纪前期看，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可以受到经济制裁。在二战之后全球化发展越发激烈，传统的经济制裁不能制约他国的发展，美国想要保住经济大国的地位就需要约束本国的发展，与外国合作，配合美国进行经济制裁，其措施包含出口、再出口、海外银行美国分行的现金资产、金融交易等在美国禁止融资，以及会遭到罚款等行为。
结语
综上所述，自冷战之后发达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国际上的经济制裁也在增加。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际格局向两极化发展，局势越发紧张，尤其是叙利亚的危机、发达国家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等，这些都对国际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也对我国发起了多次的经济制裁，对我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国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对经济制裁进行立法，防止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制裁干涉他国内政，还要根据国际世贸组织的规则有一些立法，对世贸法中出现的安全条例单独列出，并且制定一些解决经济制裁的条例，可以灵活运用世贸组织的规则，触发一些贸易保护的措施，保证国际经济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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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变，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综合优势显著增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也面临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世界级企业和品牌缺乏、能源瓶颈制约加剧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等突出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融合 全球化
作者简介：
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济发展完成了融入世界经济的伟大转变。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推动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而言，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变局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2035年前，中国发展依然存在许多有利条件，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成长壮大，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道路上，将面临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及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且相当严峻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一、面临非常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2035年前随着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断突破，全球秩序将不断演变，新的地区和国际格局将加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国际环境的大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不断加深，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日趋平衡，全球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经济往来更加深入，共同利益逐渐增加，维护和平、推動发展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互联网和科技信息革命推动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依存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追求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开放发展，希望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2017年3月23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第一次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领导人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对保护主义的抵制受到普遍欢迎。
（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未来超过欧美地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正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50%。印度尼西亚是具有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人口大国，未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在5%以上。孟加拉已经连续20年保持6%的经济增速，未来10年平均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缅甸启动改革以后经济增速是8.5%，菲律宾2012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速6.5%，越南近几年经济增速年均6%。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基本上都在亚洲，将促进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GDP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46.3%上升到2018年的59.8%。
近几十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不包括美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16.22%上升到2000年的24.65%，到2018年已达到30.47%。同期，经合组织（OECD）、北美、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北美和欧盟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80年的62.60%下降到2000年的59.34%，再下降到2010年的50.89%、2018年的48.36%，已经低于50%。2018年，中日韩和东盟的经济总量为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27.3%。
（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的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极大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发展差距出现缩小趋势。《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显示，根据IMF的估计数据加权计算，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简称E11，包括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11个国家）的GDP增长率约为5.1%，不仅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还高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诸多新进展。从内部合作来看，2018年E11内部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由降转升，并超过2015年的最高水平，各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2010年的25%上升到2018年30%。预计到2035年，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超过40%。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依附地位，形成了极度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地，占据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掌握着核心技术，拥有最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最好的生活水准，消耗最多的人类资源，掌控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但是，近些年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实力日益增强，有望改变这种格局。
（四）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各国的重大机遇，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以苹果的主要产品手机为例，它不仅是苹果的，还是富士康、瑞声科技、舜宇光学等企业共同组成的全球化产业链的产物。苹果手机的产品设计在美国，芯片、显示屏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在日本、韩国，辅助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加工在中国，最后销售到全球各地。2018年2月，苹果公司公布的“前200名”供应商名单显示，49家供应商来自中国台湾，42家来自日本，41家来自美国，29家来自中国大陆，11家来自韩国，7家来自中国香港，6家来自德国，5家来自新加坡，奥地利、芬兰和荷兰各有2家，英国、瑞士、比利时和沙特各有1家，200家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共拥有778家工厂。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将把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展现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五）“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
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地域、发展阶段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公共产品。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重要决议。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相互投资持续增加，为各参与方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据商务部统计，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为8.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速;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深化投资领域合作，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投融资模式快速创新，合作园区日益增多，携手推进“一带一路”不断向深层次发展。201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共计15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 商务部：《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2018年全年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商务部网站，2019年1月16日。）从发展趋势看，共建“一带一路”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提出的交通运输网络能够通过减少整体出行时间和运输成本，为增加投资和GDP铺平道路，预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将因此增加4.97%。其中，来自沿线国家内部的直接投资增加4.36%，来自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4.63%，来自非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5.75%。
二、面临日益凸显的外部挑战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很有可能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大格局，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争斗可能加剧，经济竞争和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化。
（一）逆全球化思潮导致保护主义加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助推了这一趋势。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减弱。虽然反全球化很多年前就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现在，逆全球化成为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存在。部分原因是全球化虽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结构性失业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通过引入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环境保护等手段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近些年，中国多项国内投资并购案在美止步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核。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资安全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审查范围。2019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外资审查框架”草案，并于4月1日生效，对外国资本并购欧盟公司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尽管欧盟外资审查框架将不具备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那样的威慑力，但也将强化中国企业赴欧并购的监管壁垒。
（二）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
中美全面进入长期的竞争与合作博弈。在新兴国家由大变强的过程中，往往会与守成大国发生激烈的国家利益争夺，并被守成大国刻意打压。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就《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演讲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价值观。2018年以来，美国无视前车之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不顾国内民众反对，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妄图通过战略遏制、利益敲诈来打乱中国发展进程。中美博弈不是短期行为，是中美两种制度的长期博弈，不仅涉及经贸、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还涉及地缘政治等领域，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全面性。
大國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世界主要国家都瞄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制定创新战略、谋划未来发展。在创新发展领域，美国2015年发布《国家创新战略》，英国2014年发布《科学与创新增长规划》，日本2016年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德国2018年发布《高科技战略2025》。在数字技术领域，英国2015年发布《量子技术国家战略》和《英国量子技术路线图》，日本2015年发布《机器人新战略》，美国2016年发布《“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规划》，德国2016年发布《数字战略2025》。这些战略和规划大都由各国政府部门研究发布和部署实施，试图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把握主动。
（三）人类面对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能源、粮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等安全因素持续增强，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潜在威胁。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粹主义逐渐抬头，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可预测的外溢效应，给地区和世界带来不利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强调，社会不平等可能是未来十年内构成全球风险的重要因素，在过去30年里53%的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发达经济体尤为突出;由于各国关联性越来越大，网络攻击不仅造成突发的影响，也将带来更加剧烈而且不可逆的系统性冲击，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风险格局的第二大因素。全球挑战基金会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认为，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将面临气候变化、流行病、人造病毒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灾难性破坏等诸多全球性灾难。目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已经超过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能力，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指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30年世界各地面临的“全球水亏缺”可能高达40%。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
当前，美国正在挑战由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1929年美国大萧条打断了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各国在反思大萧条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基础上，建立起目前的国际治理体系。二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适应了全球化的需要，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繁荣。但是近几年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和诸多单边主义措施，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就不断“炮轰”WTO，称其对美国“非常不好”“让美国几乎没法做生意”。二战以来，美国是其亲自缔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目前，美国退出的主要还是一些外围“群”，尚未退出涉及其主要利益的核心“群”。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外交已从奥巴马时期的多边主义转向“美国优先”指导下的单边主义，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大机遇，但是由于自身综合实力不强，很难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依然处于被动地位。
三、国内存在支撑经济融合的众多有利条件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存在众多有利条件，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强大，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加大。
（一）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1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6%。从GDP世界排名看，中国已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强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速度看，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40年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促进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英国伦敦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根据现在各国的年增长率、经济规模、制造能力、研发潜力、创新指数、人才储备、国家战略、市场结构等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5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GDP。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3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5.3%;美国GDP为30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2.5%;印度GDP为9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7%。综合考虑上述不同预测数据，中国GDP将在2030年至2035年期间达到30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届时世界经济总量约为150万亿美元）。
（二）国内市场规模将跃居世界一
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创造更好的条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5.7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考虑到中国国内消费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是美国的2倍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当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时，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市场机遇，也会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市场的优势不仅在于规模接近美国的水平，更在于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所拥有的巨大消费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内生动力。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到2035年，预计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将扩大到6亿人以上。受益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以及收入增长，中国的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同时，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将推动国内市场规模持续上升。未来十几年，城镇化仍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任务，2020年的目标是提高到45%，2035年的目标是提高到60%。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这是推动市场规模扩大的强大动力。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2035年前，中国将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逐渐进入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018年，中国研发（R&D）经费支出1.9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8%。截至2018年底，中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01个，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480家，有效专利838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1.5件。未来十几年，中国将诞生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及尖端产品制造中心，在芯片、通讯设备、高速列车、物联网等前沿领域，都将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2019年7月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第17位提升至第14位。
四、国内存在阻碍经济融合的不利因素
中國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与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的和相当严峻的。
（一）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中美综合国力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差距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从人均GDP看，2018年中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美国人均GDP约6.2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6。从劳动生产率看，2018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全部就业人员）为1.6万美元，美国为11.5万美元，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7。从中美科技实力看，2018年中国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约3千亿美元），为美国的1/2;2018年中国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位列世界第17位，美国排名第1位;截至2018年全球共904人获得诺贝尔奖获，其中美国362人，中国2人。2018年11月27日，美国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18年“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单显示，美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为2639人次，中国大陆482人次，中国香港50人次，中国澳门5人次，中国台湾20人次。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发布的第15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显示，美国共41所大学进入前100强，而中国仅有6所（含中国香港3所）。从营商环境看，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46名，美国排名第8名。从社会发展看，2018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86位（0.752分），美国位列第13位（0.924分）。
（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
从更长时期和深层次来看，中国原有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产业、新市场和新业态的形成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总体还处于创新发展的培育期，创新要素的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亟待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较大，非实体经济占用了较多的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形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表明，创新和延伸经济价值链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式。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短板比较突出。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高科技产出比较低，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国科技创新的政策和体制还不健全，高端科技人才的比重不高，能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非常缺乏。中国多数企业的创新成果缺乏，只有少数企业具备世界级的创新能力。2018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50强中，美国22家企业上榜，位居第一，德国9家企业，日本6家企业，中国仅有华为1家企业上榜，排名第八。从OECD统计的2016年全球三方同族专利（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共同保护的同一专利）数量看，日本17022件、美国15219件、德国4583件、中国3766件、韩国2671件，占各国当年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的比例分别为30.1%、26.9%、8.1%、6.7%、4.7%。中国的占比较低，高质量的国际专利相对不足。中国企业创新成果的质量亟待提升，只有少数企业活跃在技术前沿领域。
（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缺乏
目前，中国企业在技术、品牌、市场等方面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依然较大，缺乏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世界级企业。《财富》杂志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企业上榜数量120家，仅次于美国（126家），但是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呈下降趋势。同时，上榜中国企业中的10家银行平均利润高达179亿美元，远远高于120家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31亿美元），上榜银行利润总额占111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总利润的50.7%。上榜美国银行的总利润仅占126家美国企业的11.7%。此外，在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仅有的5家房地产公司都是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较少，世界级的品牌更少。中国的工业产品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自有品牌在世界品牌100强当中只有华为1个。据OECD统计，仅占全球商标总量3%的知名品牌，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40%和全球销售额的50%。世界品牌实验室2019年4月发布的2018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显示，位居第一的美国拥有185个世界品牌，中国只有38个品牌入选。中国品牌的国际地位与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不相称，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多数中国企业在塑造世界级品牌上既缺乏战略，也缺乏人才，导致中国中低端产品供给严重过剩和高质量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四）能源瓶颈制约加剧
长期粗放发展导致中国能源消耗巨大，主要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中国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2018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中国石油进口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0%，石油消费每年增量占全球石油消费增量的40%。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进口原油4.62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70.9%，较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中国进口天然气9039万吨（125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45.3%，其中，进口液化天然气5378万吨，同比上涨41.2%，进口金额268.4亿美元，同比上涨82.0%。未来，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8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50%。中石油公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原油产量为1.89亿吨，同比下降1.3%，连续3年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生产天然气161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5%。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2.44：1，天然气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0.77：1。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较低。2017 年，中国石油的探明储量为35 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1.5%;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为5.5 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量的2.8%。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显示，2018 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4%，并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第一位。
（五）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企业债务率过高、居民杠杆率攀升等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累积的金融风险日益凸显，各类隐性风险不断显性化。防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财政部2019年1月23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18.07万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0.32万亿元。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4.55万亿元，2018年中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6%。此外，由中央政府担保的政府支持机构债券的存量为1.89万亿元。政策性金融债和政府支持债券可以看做政府的间接负债。因此，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余额为48.96万亿元。2018年，中国GDP规模为90.03万亿元，政府债务负债率为38.69%。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债务负债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中国企业负债率和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从企业直接融资看，《2018 年度债券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末中国企业债券总规模为18.18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25690.5亿元、中期票据54250.2亿元、短期融资券18696.1亿元、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1690.71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19412.58亿元、公司债58227.19亿元、可转债1904.16亿元、可交换债1976.63亿元;不包括那些没资格在金融市场上发债、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影子银行渠道的融资。从企业间接融资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8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末，本外币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余额89.03万亿元，大体上是中国企业通过贷款而形成的债务规模。据此可估算中国企业的负债（债券+贷款）为107.21万亿元，与GDP之比为119%，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此外，自2011年以来，中国居民债务规模快速扩张。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住户本外币贷款余额4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与GDP的比率为54.3%;其中，2018年末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37.8 万亿元，同比增长19.9%。2007年中国居民债务与GDP的比率还不到20%，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提升到50%用了40年，而中国居民仅用了11年。
五、结论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虽然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是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国内经济发展潜力不断释放，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将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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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布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
责任编辑：李 蕊
外国经济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9月危机加剧并向全球蔓延，截止今日对世界经济体的影响犹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本文力图用四年后的视角重视次贷危机，首先对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再探讨次贷危机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仍存在的影响，最后得到一些启示。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金融创新
一、引 言
关于次贷危机的成因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做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通过国内外研究分析，关于次贷危机成因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是用四年后的视角重视次贷危机的研究比较少。
文力图用四年后的视角重视次贷危机，首先对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再探讨次贷危机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仍存在的影响，最后得到一些启示。对保障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防范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二、次贷危机的成因
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使全球经济衰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背景及成因并吸取经验教训，对我国应对金融风险意义重大。
（一）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背景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分为三类：优质抵押贷款、次优抵押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的对象为信用分数较低的个人，其首付比例较低、月供占收入比例较高。由于美国政府想带动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所以想通过房地产刺激经济，但优质客户开发殆尽，于是低收入人群成为其目标客户。更重要的是次级抵押贷款利率比其他贷款高2%到3%，在巨额利润面前，许多金融机构禁不住诱惑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后来，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在投行的设计下进入证券市场形成次级债，这些次级债以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卖给全世界，在地产繁荣的情况下，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被很好的掩盖着。但当美联储为防止经济过热开始提息时，这种次级债演变成的次贷危机就愈演愈烈，利率大幅攀升导致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大加重，很多贷款人无法按期偿还贷款甚至利息，次贷危机便产生了。当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后，由于次级债卖向全球，因此美国的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
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演变为一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震惊了全世界，国内外学者对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的来说，次贷危机的爆发有内外两个层面的原因。
1、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自身和运行机制的缺陷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内因。具体而言，次贷市场机构道德风险蔓延，经纪商、贷款公司或银行、贷款投资机构和证券化产品投资机构等各个主体，都存在于道德风险中，这个产业链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真正关心住房抵押贷款的质量。
2、房地产市场状况及美国的利率环境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外因。多数次级抵押贷款基于浮动利率，一旦利率上升，次级抵押贷款人将面临无力还贷风险。第一，货币政策逆转，利率持续大幅提升，提息导致还贷成本巨增，超出借款人的还贷能力，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被诱发，在房市变冷、利率攀升的联合压力下，次级抵押贷款拖欠、违约及停止抵押赎回权数量不断增加。第二，房地产市场需求减少，房价下滑，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上升抑制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并且次级抵押贷款发放机构收紧了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政策，对住房需求也产生了抑制，形成了房价下滑—利息提升—借款人还贷困难—贷款人收紧房贷—住房需求下降—房价继续下滑的循环紧缩链条。
除上述提及的原因以外，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与往次危机是相同的，都是生产相对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而次贷危机的生产相对过剩表现为贷款导致的过度消费，而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债是解决需求不足的手段，其结果必然导致危机的发生。
三、当今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不能独善其身，其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深远的，而且影响至今远远没有结束。
（一）通货膨胀严重
次贷危机影响了我国的实体经济，中国30年来一直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受阻，失业率上升，政府必须采用扩大信用规模的方法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然而扩大信用规模将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社会总需求增加，物价便会上涨，而政府未能控制上涨，物价持续走高，于是通货膨胀便产生了。另外，受次贷危机的冲击，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工业品生产成本激增，导致物价上涨。
（二）大学生就业困难
神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金融格局下，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蔓延，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希腊出现经济危机导致了整个欧洲债务危机，后传导到爱尔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处于复苏期间的欧洲金融业带来了影响。经济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影响很大。由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国的出口大幅下滑，加之外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及其他贸易壁垒增加，很多企业面临外需减少，则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减少。与此相反，毕业大学生每年的数量增加，供给大于需求，则大学生就业困难。
（三）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与2005年7月21日汇改之前相比，人民币对各国货币的汇率中间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高达22%，与此同时，人民币对其他非美货币升值幅度也大大提高。虽然2010年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启汇改，人民币对外币升级幅度减缓，但是汇率在未来还是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情况下，美国当局对人民币施压，以增加出口，平衡中美贸易失衡，增加本国就业。于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
四、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我们在分析此次危机的成因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以防重蹈覆辙。
（一）采取降低依赖的进出口战略
中国作为对美最大的贸易盈余国，必须降低对美的出口依赖，在危机面前进行主动调整，尽量减少对经济和国内出口企业的打击。中国必须主动调整出口地区结构和进出口比例结构，逐渐减少顺差，适当创造顺差。中国应该积极谋求在东盟和拉美地区建立自贸区。
（二）采取策略性处理与美元关系的外汇储备战略
作为目前最大的对美贸易盈余国和最大的对美债务持有国，中国应该停止增加美元资产，战略性地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如战略性的增加黄金储备和白银储备，提高实物资产的储备。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实物资产，维持美元对人民币的适度稳定，是暂时维持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平衡的重要手段。
（三）实施人民币国际化
产中国应建立可信的货币金融体系，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黄金和多元储备支撑下的货币体系，实现未定的货币度量，为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做准备。在人民币发行体制中适当引入“锚”，逐步提高人民币自由兑换程度，发展稳定的人民币国际流通渠道，抓住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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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势头正盛，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再落回到实体经济，我国实体经济正面临转型升级，经济的转型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传统的一系列体系和服务无法适应，都在接受着挑战。经济转型期对于经济的风险管理应该提上日程，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风险管理水平相对较低。我国经济体系的构建面临着社会发展的挑战，如何冲破障碍，获得机会是我国金融体系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新时代;金融体系;实体经济
考虑到我国经济体系情况，中国金融体系应该如何面临新时代带来的新挑战，是我国中国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金融体系现状的分析解释了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适应性，并进一步对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趋势进行了探究。
一、我国金融体系现状
（一）融资结构不合理
企业的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企业内源融资主要是指企业自身的资金，外源融资是指企业在筹措资金时面向外部进行的融资。如果融资的结构比例不合理时，势必会会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这是我国大环境下存在的问题，不论是国家、企业在进行融资方面还是银行在个人和企业贷款方面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我国金融业整体来看信贷行业的制度不够规范导致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也时常存在，致使全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变慢。
二、我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适应性分析
新时代下实体经济的转型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金融服务的效率要提高、抵御风险能力要提高。金融效率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方面进行衡量，那么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衡量。一是宏观金融效率;二是金融机构效率，又称为微观金融效率;三是金融市场效率。
（一）我国金融机构效率高
市场价格保护、市场准入管制、隐性国家担保，这三项是上市银行达到最佳业绩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在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条件下获得。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竞争逐渐加剧，利率市场化也逐渐推进，这对我国银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利润增长率明显回落。
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受金融业高利润的挤压，盈利空间微不足道。根据数据进行分析，金融业的利润占比逐年上升，由2011年的24%上升到2015年11月的29%;金融业利润与工业企业利润之比则由56%上升到95%。实体经济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尤其是高端人才，创新程度不够，而金融行业过多高端人才的流入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的极度不合理，这样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过度的金融监管、不完善的金融服务的现状的存在导致了大量影子银行快速兴起，这样从根本上导致了银行利润的分流，从而导致了近几年銀行利润增幅大幅下滑。银行间竞争加剧、市场利率化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的利润。但总体来讲，影子银行的无限制发展，抬高了社会资金水平，从而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二）宏观金融效率偏低
金融效率的衡量一方面，是依据单位GDP所需要的货币，这个方面来看中国是全球最高的。另一方面，是以正规金融体系动员社会储蓄的能力来衡量，宏观金融效率也是偏低的。各式各样的影子银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
（三）金融市场效率偏低
交易成本过高、融资困难这两个方面导致了金融市场效率过低。发行证券、企业上市等交易需要的资金成本甚至时间成本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偏高。而在融资这方面，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一直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谈及清算费用，在欧美市场，清算价格非常便宜，一笔债券交易的清算费用大多为不足1美元。而在我国一笔债券交易的清算费用高达200元人民币左右，清算费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总的来说，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还是很低， 发展空间很大。在宏观条件下，国家的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配置，大量的资源处于浪费的局面并且没有改善，在新时代下金融体系没能完全适应经济的发展，要想与时俱进，必须尽快升级优化金融业。
三、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趋势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多的问题，并且面临着很多未来未知的挑战，实体经济要想获得快速的发展，必须作出调整。
科技创新才能带动传统企业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要想获得长远发展，需要转变之前的发展模式并且进行创新，摒弃之前原有的依靠规模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转为用科技推动的新兴经济发展模式。以往企业通过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来占据同类产品市场以此来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取利益，现在需要用科技创新对产品进行升级转型，逐渐寻找新机遇，为目标客户进行定制服务发展。这样会使企业间的竞争，由单纯追求成本低廉，逐渐转变对人性化、更佳服务的追求。
“大规模的走出去”逐渐取代传统的依靠吸引外资的方式。这种新型的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模式。但同样企业面临的挑战也会接踵而来，这种新型的实体经济也会逐渐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方向是我国一直努力的方向，就是如何能更好地吸引外资进入我国市场。近年来，我国为此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出台税收优惠、免费出让土地、降低贷款门槛等政策，这些措施和政策都是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入我国市场。实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更好的融入海外市场，这是我国面临的新的问题，但不同的是现在我国对待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但我国企业应该不断通过创新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带领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市场长久生存并不断发展。
我国传统的经济模式主要是靠资本拉动经济，大量的资本投入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存在很多的弊端，低效率、高污染及产能严重过剩等。我国现在经济模式正在由传统的经济模式向创新驱动经济模式发展。但我国国情依旧不变，这就决定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还会长期存在。
国家大力提倡创新，适应时代响应，一个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依靠的是创新成果。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势必离不开创新。作为企业，只有大力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在产品和服务上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升级革新，同时加大研发的投入，建立自己企业的创新型平台，努力开发相应的技术，增加企业的技术储备，才能有效的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同产品的市场上始终保持强大的竞争力，不被消费者所抛弃，进一步助力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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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国际商学院）
外国经济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1978年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受到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的影响，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就业率提高，贫困人口数量降低。然而，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也为经济改革和发展带来一定消极影响，如经济出现负增长现象。通过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情况，了解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环境因素，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角度分析影响宏观调控的因素，探析中国经济改革环境影响因素。
为调节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各个国家都采取不同的经济改革手段和政策，在不同政策影响下，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正处于发展阶段。我国具有人口数量庞大，供需关系复杂等特点。无论是中国内部经济改革等因素，还是外部环境下多种因素都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影响，让中国经济改革更复杂。通过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初期情况，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了解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受各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初期，经济仍处于发展中，必须处理好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关系，以促进经济改革。
一、中国经济发展三个阶段
每一个国家实行经济改革，都必须依照本国国情，我国经济发展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探索阶段，从1978年开始到1992年结束，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第二阶段是建设阶段，从1992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奠定阶段;第三阶段整合阶段，从2003年开始，是我国经济的创新阶段。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情况
在改革各个阶段，政治、文化等因素都影响经济发展，不同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现阶段，我国出现影响力较大、讨论数量较多、热度较高的观点：消费是生产动力的龙头。由于我国仍处于发展中，群众的消费水平低限制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因此，要想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提高群众消费水平。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创新阶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资源缺乏、人口多、平均素质水平低等种种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总供给不足，因此，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解决以上问题，促进经济飞速发展，必须增加总供给量，满足人们需求。不能只鼓励群众多消费，还要从企业身上做文章。通过多种方式，让企业增加生产，提高供给量，满足人们需求，切勿一味扩大企业规模，增加投资金额。企业还要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人们收入，避免出现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的问题，此外，还需出台相关政策，用指导方针引领经济改革，让我国经济改革走大路、走正路。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投资需求扩大，导致通货膨胀情况越来越严重后，我国必须调节市场并处理好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关系。我国经济环境导致我国必须实行宏观调控，调节好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必须让二者协调统一，才能促进经济改革，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三、影响经济改革的环境因素
目前，我国经济改革面临多种不同问题，种种原因影响让我国经济改革难上加难。例如，当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增长趋势缓慢时，房地产泡沫速度增快，政府与地方债务增多。过去，为解决增长速度下降问题，选择增加出口的方式，然而，许多国家进口数量下降，需求减少，已无法继续使用增加出口的方式。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受到外部经济影响，当前发展速度仍不理想。我国经济收入是一个循环、规律的流程，这个流程中包括市场、金融、企业、经济等因素。
此外，我国也要加大力度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也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环境因素会对经济改革产生两种影响，一种属于积极影响，另一种属于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占比大约在7：3，内部环境因素为经济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占据百分之七十，外部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占据百分之三十。内部环境带来的积极影响有很多，比如人口红利、决策、习俗、生产成本等，而外部因素中影响经济改革两大最重要因素是各地区发展差异化和各地区金融业发展及金融部门。纵观改革全过程，经济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是非常平衡，改革过程中的某些因素并没有为经济改革带来积极影响，也没有带来消极影响。虽然通过各种手段可以调控影响经济改革的各项因素，但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目前，各行业中企业垄断现象严重，必须采取反垄断措施，国有企业也需加快改革速度，扩大国内需求，提高服务质量，确保我国股市稳定，并为金融业提供多种保障，有力控制房地产。从国际层面看，我国需保持与其他各国的联系与合作，并加强与各区域的合作，保持良好沟通。
四、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探析
（一）房地产
“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调控”一直是房地产市场中讨论度最高的两个话题。一部分人认为房地产市场中不存在泡沫，其理论依据是当前住房需求与土地供应不足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人认为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其理论依据是房地产市场中存在过多投资行为，导致市场价和房产基础价不相符。
早在2011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的GDP已占据国家总GDP的10%以上，房地产泡沫对我国多个经济部门造成严重影响，我国超40%的债务已全部投资到房地产行业。如果我国房地产行业出现任何问题，就会影响金融系统。如果房地产泡沫不会出现破裂，房价高于购买者的消费水平，房子成交数量低，就会导致银行资金不能尽快回笼，影响经济发展。
（二）政府与地方债务
早在2008年，欧洲多个发达国家最大发展困境是政府债务问题。目前，政府债务已成为全球各国最大经济矛盾。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地方融资风险，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所积累债务。
我国债务发展仍有问题存在，比如地方政府債务考察不足、地方政府债务运行与发展存在弊端、缺乏人口因素同债务规模的研究、缺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自2004年开始，多地政府债务压力过大，债务本息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政府负债率已在70%以上，总金额超出四十多万亿。
（三）人口转型、中等收入陷阱
为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发布两次关于人口的政策。第一次鼓励人口生育，为各大企业提供劳动力，也增加经济收入，第二次鼓励节制生育，优生优育，这两次人口转型都是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人口红利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因素之一，我国经济改革各阶段都受到了人口红利的影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变缓。
在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期间，经济体出现缓慢增长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城市化进程速度慢、企业升级困难等多种问题出现。如果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稳定、高速增长的状态，就代表我国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关。
（四）污染与资源
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人们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也为环境带来压力。环境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不同地区产业结构不同，所需环境资源也不同，对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许多资源已遭到毁灭且不可再生，为改善生态环境，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需求的突出矛盾，必须采取对应解决手段，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环境污染中，水污染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因此，为促进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资源，必须重视污染问题。
（五）供给侧改革
美国次贷危机、华尔街金融海啸等多次全球经济危机为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在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危机不仅引发了经济问题，还造成了社会问题，各国纷纷采取对应政策保障国家稳定，也显示了各国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的渴望。在全球经济危机过后，美国发布了多个货币保护政策，让美国经济得以缓慢增长，也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政策保护。然而，美国经济仍然脆弱，甚至还有可能衰退。而金融危机过后，全球大范围内出现大面积经济停滞状态且没有复苏现象。为保护经济，墨西哥、美国等都采取措施做出调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不在独立发展，一国经济影响多个国家，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也迅速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我国经济也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各国纷纷采取对应手段保护经济，如将本国部分商品市场关闭处理。而国际竞争激烈、出口需求下降、外部市场需求量减少等因素造成了我国出现供给过剩的局面。中国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都出现多个供给过剩的问题，为解决问题，必须调整供给结构、有效供给，才能保障我国经济稳定发展。
五、新阶段、新常态
（一）新阶段、新常态分析
世界经济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发展遇到多个阻碍，从长远发展角度看，中国经济处于缓慢下降状态。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如出口增速下降，而消费占比已远远大于服务业，占据在50%以上。不难看出，我国经济增长已迈入新阶段。种种现象表明，我国经济已成功迈入新阶段，中国经济新阶段的特征有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变慢等。
新常态主要形容中国内部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新形态的特征有经济增长速度快、通货膨胀快、收入分配更公平、经济结构稳定公平、产业升级等。中国经济新常态代表中国经济在发展新阶段存在新机遇、新挑战、新条件、新环境等。而这些机遇、挑战、条件、环境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与中国经济发展中。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是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逐步凸显出来的，同时，新经济发展特征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不正常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常态，在新阶段，从经济增长的速度、要素供给、政府发布新政策、经济结构改变等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如经济发展方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扩大内需带来的影响、集约型增长方式、劳动力成本、生产经营成本的各项因素、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等。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然会遭遇新挑战，也会遇到新机遇。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必须了解新常态下的经济特征，通过发布相应政策，采取多种手段保持经济的稳定，推动经济的繁荣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发展，我国经济以一带一路为发展主线，同时，制定多个发展规划如新城镇化、中国制造、互联网+。此外，每五年我国政府会制定相应计划。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从教育、医疗、就业、环境保护等多面改革我国内部经济环境，如对国企进行改革、保护创新、保护生态资源、调控房价、增加岗位减少就业率、改善医疗、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对影响我国经济环境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因素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必须积极面对新常态带来的新挑战，抓住新机遇，政府要发布相应的政策保护经济，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二）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
我国经济发展要以一带一路为主，通过与多国建立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寻找经济增长新道路，实现经济平衡新发展。一带一路既为多国带来新合作机会，也为各国带来经济发展新契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能积极推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还能增加本国产品输出途径，让国内过剩产品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消化，我国与其他多国在能源、通信、交通、贸易投资等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铁路、公路、卫星通信等。如蒙内铁路、印尼雅万铁路、德黑兰至马什哈德高铁、老挝铁岭路，这些铁路项目建设时，需要大量的钢材，在建设时，完全可以使用国内钢材，既解决了钢材过剩的问题，还能推动铁路项目建设，促进电路制造、电子信息的出口。目前，我国已有二十个自贸区，已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十五个，覆盖了超过二十个国家。未来，我国将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并扩大合作范围，建立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区，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努力发展经济，并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发展关系，保障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一带一路有五条发展线路，包含十八个省，拉动多省经济发展，有效改善了我国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拉动内需，促进多地经济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新挑战。从经济、政治上，带来了经济发展新困难。经济方面，在世界经济影响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各个欧洲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变缓;政治方面，日本、韩国不愿与中国达成合作关系，欧洲其他国家也不愿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比较复杂，不愿加入到一带一路合作中。这些因素都为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带来新挑战因此。
六、从内、外两方面分析影响宏观经济调控的因素
从1949年至今，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增长阶段，在不同阶段增长速度不同，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增快，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引领下，吸引了外国资方，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人们收入水平也提高。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全球化到来，我国经济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加剧，各国出现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此外，国内出现多个不稳定因素，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都对宏观经济产生消极、负面影响，阻碍宏观经济。外部因素中许多因素都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为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有汇率、外来投资的资方、外国变化的供需求。内部因素也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内部因素包括：国内需求变化、消费水平、金融投资、劳动力、生产力、我国出台的经济政策等。多种因素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七、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阐述中国经济发展三个阶段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情况，探析影响经济改革的环境等因素，并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对宏观调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了解当前中国經济改革环境影响因素。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能出现一点失误，如有失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影响经济改革的各因素，充分利用为经济改革造成积极影响的有利因素，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此外，还需不断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道路，发现问题立即解决问题，促进中国经济稳定、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外国经济危机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以城市水务业市场化改革法制建设的历史演进为背景，对国有水务企业面临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现有法律问题的解决出路在于“产业化”与“市场化”难题的破解，并从行政干预与企业自主经营的衡平、企业内部机构设置的权利制衡、行政垄断的认定标准、违法主体的范围和对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等方面展望了未来国有水务企业市场化突破瓶颈的改革路径。
【关键词】城市水务业 产业化 市场化 行政垄断
陕西省教育厅项目（2013JK0091）；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13Z035）。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国有水务企业的法律问题梳理
回顾城市水务业市场化改革法制建设的历史演进（以下简称“历史演进”），最为根本的变化是在资源配置和资本使用中计划手段逐步被市场机制所替代，国有水务企业垄断整个城市水务业的局面被打破。外国资本、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展开激烈角逐，竞争性的城市水务市场初步形成。然而，在体制转轨中，围绕着“产业化”与“市场化”这两条改革的主线，国有水务企业仍然面临诸多堪称“掣肘”的法律问题。
1.产业化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产权制度保护的表述是：“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对于国有水务企业而言，如果不能真正触及产权制度，仅仅是以筹集建设资金为目的改革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从历史演进看，不论是政府直接担保融资还是BOT模式，针对的基本上都是新建水务设施。虽然BOT模式开放了一定期限的有限产权，但仍然回避了城市水务业原有资产的产权处置问题，而这一部分恰恰是国有水务企业的主体。总体来讲，国有水务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非但获益甚少，反而由于“厂网分离”的加剧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市场化改革中后期，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掀起了新一轮进入城市水务业的高潮，产权的多元化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有水务企业都存在角色转换“迟迟不能到位”的问题[1]。当外国资本采用“高溢价收购”模式纷纷抢滩登陆中国水务市场时，多地政府存在“撇脂行为”。然而，城市水务业具有区域垄断性、准公共物品性、外部性、资本的密集性和投资回报的长期性等特征[2]，这就决定了这是一个代表政府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的保本微利行业。因此，首先，城市水务企业的姓“国”或姓“私”与企业效率无涉。国有水务企业出现的运营低效等问题是自然垄断固有的弊端。其次，“市场化”不同于“私有化”。英美等国推行的私有化改革是建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制配套基础上的。我国城市水务业若全盘私有化，将有外资控制国计民生进而绑架政府的制度隐忧。
国有水务企业中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之所以任务艰巨，主要表现在政府仍直接行使国有水务企业财产的所有权，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1）行政干预与企业自主经营的衡平问题。《公司法》第68条的“公司行为的外部化”使得地方政府在国有水务企业的投资经营中施加的影响力不容小视。（2）国有水务企业内部机构设置的权利制衡问题。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水务企业不设股东会，股东会的决策权和对资产的监督权都由地方国资部门行使。国有水务企业的董事会获得地方国资部门的授权时，既拥有企业的管理权，又拥有企业的部分决策权[3]。董事会的双重职能会出现因董事会或个别董事专权而导致对股东（国家）权益的侵害。另外，虽然《公司法》第71条规定了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制度，但国有水务企业的监事会只有控制权而没有剩余索取权，导致因激励不足而不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很难形成对董事会的制约。
2.市场化问题
从历史演进看，之所以在市场化改革中后期城市水务业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主要原因是将特许经营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制度实施工具。究其精髓，特许经营成功实施的本质在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在笔者对我国某副省级城市国有水务集团的调研中发现，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深化，国有水务企业超越行政区域限制通过联营、兼并和特许经营等方式收购外地水务企业的意愿十分明显，但由地方性立法所形成的“制度壁垒”成为扩张的主要掣肘。
仔细检索市政公用事业的地方性立法，行政垄断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1）行政垄断行为的认定标准过窄。我国《反垄断法》第5章的制度规定属于“行为+后果”模式，即“因为某种行为的做出，阻碍、排斥或者限制了竞争”，此种模式属于典型的“事后补救型”。然而，面对实践中形形色色的行政垄断行为，此种模式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果因为某种不作为的行为，阻碍、排斥或者限制了竞争，是否会逸出我国的《反垄断法》规制范围之外？第二，如果因为某种行为的做出，可能会产生阻碍、排斥或者限制的效果，是否能够作为行政垄断行为进行规制？（2）行政垄断违法主体的范围过窄。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行政垄断的违法主体只有两类，即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城市水务业的垄断更多是由地方立法机关所实施的，而目前的《反垄断法》并未将其涵盖在内。（3）对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缺位。由于法律责任的空白和反垄断机构职能设置上的孱弱，导致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抽象行政垄断行为交织成为推进市场化改革构建竞争机制的主要障碍。（4）认定“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标准不明。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的解释，“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一般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该行为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第二，该行为是否有法律或者政策依据。”[4]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法律是广义还是狭义？是否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第二，政策是否能够纳入滥用行政权力的豁免范围？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国有水务企业法律问题的解决路径展望
1.产业化方面
创新产权制度提高企业运行效率是未来夯实国有城市水务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基础。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尽量减少国有水务企业董事对地方国资部门的依附性。现有《公司法》第68条规定在实践中易导致国有水务企业董事的“依附性”，出现因无法反抗自己作为理性人的自然属性而迎合上级部门漠视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现象。因此，应当考虑国有水务企业董事构成的“多元化”，在不违反《公司法》第70条关于竞业禁止规定的情形下，加强“理论人才”和“实践人才”的引入。（2）强化董事会的职能。第一，董事会集体行使职权。董事会的一切决定，都应该以整体名义和整体行动作出。董事长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只有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并且在授权范围内，才能单独行使董事会职权。第二，鉴于国有水务企业董事身份的特殊性，董事只是所有者代表而非所有者本人，只拥有经营权和薪酬权却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建议明确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的剩余索取权。（3）明确监事会的职权。在国有水务企业中，企业监事会只有监督权而无利润分配权，其报酬与国有独资公司的业绩——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无关，就很难形成对董事会的制约，建议明确国有水务企业监事的剩余索取权。
2.市场化方面
（1）拓宽行政垄断行为的认定标准。可以吸收和借鉴俄罗斯《竞争保护法》对行政垄断的认定标准[5]，对现有的“行为+后果”模式进行改造：首先，将行政垄断行为从目前的“作为”拓展为“作为+不作为”；其次，将“可能”情形加入到“阻碍、排斥或者限制”的条款中，变“事后补救型”为“事前预防型”。（2）拓宽行政垄断违法主体的范围。我国目前行政垄断的违法主体仅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应该考虑将违法主体扩展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3）完善对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成立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形成“统一执法与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监管体制，除此之外，将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成立专门的宪法法院，由反垄断执法机构针对特定的抽象行政垄断行为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以确定其是否违宪。（4）明晰“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标准。对于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所给出的解释，笔者认为至少第2条是有待商榷的。首先，即便有了法律依据也未必不构成行政垄断，原因是《反垄断法》明确规定只有构成适用除外才能豁免于规制。其次，政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体制转轨的国家更应该杜绝政策在行政垄断豁免中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刘戒骄等.公用事业：竞争、民营与监管[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292-293.
[2]刘继平.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51-58.
[3]尹灿，张玉敏.国有独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86.
[4]孙炜.关于我国反垄断法中行政垄断规制对象问题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2010（5）：164.
[5]刘继峰.俄罗斯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之借鉴[J].环境法律评论，2010（2）：125.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