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2、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新特点及人文追求
3、国内动漫衍生品开发模式分析
4、“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研究
5、“中南卡通”的三种镜头
6、世界杯足球赛带来的经济效益
7、三人制篮球赛在全民健身中的价值研究
8、珠海城市品牌个性的多群体感知比较研究
9、资讯传播语境下的商业展台设计
10、中国英利:体育营销的四度思考
11、智慧花样滑冰项目产业化信息传播云平台构建研究
12、IP品牌个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13、浅析零食品牌卡通吉祥物的设计策略
14、动漫品牌形象在地方特色小吃中的跨界应用
15、宝鸡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之路的调查与思考
16、论盛福源纯真有机公社会员营销策略
17、安卓公仔品牌的再设计探究
18、日本熊本县：网红熊的故乡
19、国内车展沦为利益丛林
20、城市CI与企业CI比较研究
21、从“主体间性”视角解读微表情符号与社会互动的创新性消费趋势
22、设计先行——论江西旅游文化资源的视觉化表现
23、信小呆：“中国锦鲤”的2019
24、我国创意动漫衍生产品设计与开发刍议
25、“品牌提升”还是“品牌升级”?
26、一款杯子卖了50亿：我的浪漫必须隐藏在我的内心
27、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路径与策略创新
28、奥组委保障赞助商权益确保奥运品牌价值
29、“水军”真能左右电影市场吗
30、企业视觉识别系统（VI）设计的基本原则
31、儿童职业体验,化“虚”为“实”
32、被亿万大礼包砸中后……
33、奥运图书策划的窘境与突破
34、《中国童话》出版传奇
35、浅谈产品包装设计中卡通形象的运用
36、企业跨文化广告传播冲突探析
37、从“信达雅”谈商标异化翻译
38、“羊”气过年动漫争宠
39、上市公司积极布局“钱”景赛道
40、城市形象设计中的视觉传达研究
41、《山海村》景区文创品牌塑造方式研究
42、基于钻石模型的河北省旅游业竞争力研究
43、基于岭南文化的广州旅游商品开发研究
44、从《杜拉拉升职记》看电影植入式广告之效果
45、浅谈媒体品牌的策划与构建
46、电影音乐玩转“另类”营销
47、京东营销的无界与有道
48、中国品牌的世界杯营销新态势
49、奥运会对国家形象的建构逻辑与整合策略
日本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 要：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势对当时国内文化和社会意识有着重大冲击和影响作用。上世纪后半期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和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和伦理行为规范密不可分，随之而来的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使得“中流阶层”和“中流意识”盛行一时。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又出现了“新穷困”现象和“差别意识”。
关键词：日本文化； 社会意识；影响
0.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从一定程度上对其文化和意识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日本在上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政治动荡之后，其经济逐渐趋于稳定并快速发展，这是与其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东亚的韩国，中国的台湾等亚洲国家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的历史渊源同属于儒家文化，这时，有很多的学者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东亚经济发展原因上面。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儒家文化圈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方面。儒家文化圈是指运用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和求实精神形成的文化意识[1]。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特点：各个地区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社会作用也有所不同，同时也是儒教文化中的一种。儒教文化中的“性本善”和“仁政”和日本文化关系密切，具体说来，儒教文化不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能激发劳动者热情，然而可以使得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
可以这样说，日本化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对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日本化儒家文化传统的“和”和“忠”起初作用于天皇，后转换到作用于集团，企业和利益共同体。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战后经济重建时期，日本国民表现出空前规模的协调和合作，因而保障了日本社会的长期稳定，动荡减少。另外，企业根据儒家这一传统文化精神各自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内部之间保持良好配合、协调的工作秩序与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2.中流意识的出现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政府也吸取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效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为国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国内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完善福利制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能够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另外，向富裕的人们收取税务，以确保人民的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
日本社会中流阶层也被称为中产阶级和中间阶级，主要是企业的白领雇员、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等，这一阶层的人群数量不断扩大，社会机构也有着较大的变化。在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学术界也有了“中间社会”的说法和“日本的新中间阶层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等论点[2]。
在日本的文化学术界中对于“一亿总中流”和“中流”等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同时也有相关学者探讨是否存在着阶级社会的问题，是否存在着中产阶级的问题等，如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的“新中间大众”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岸本重陈教授的“中流的幻想论”等。村上泰亮不使用“中流”这一概念，而是从阶层化概念的角度来定义：第一，阶层化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都阶层化。第二，日本社会中流阶层具有明哲保身和保守的倾向。村上尝试着用阶层结构化这一概念为中心来分析和展现日本社会内的非结构化。村上的论述中最终中流阶级瓦解，新中间大众时代到来，使得阶层去结构化现象出现。村上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使得阶层结构化失去了意义，因此现实社会中不再意识形态上的阶层和阶级。
“中流阶层”，这种在中间社会上形成的阶层终身享受着雇佣的权利，其职业稳定，消费生活趋向于平均，接受的教育也比较均等，在财力和社会形态上也处于平均化地位，处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们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观念，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基本都已模式化，多数人都没有“仇富心理”，他们不仅追求完美你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有着精神追求的欲望，即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只是关注与衣食住行的自由，而对社会和政治并不关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这使得日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统的日本集团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个人主义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从而形成了新的“中流”意识。
3.社会差距、新穷困现象的出现
中等级差别在2006年进入了高潮，特别是2007年的金融风暴爆发，全球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很多大型企业转而趋向国外发展，而中小型企业多数只是自保，不得已情况下倒闭。企业的用工变得十分苛刻，多数情况下是选用廉价临时工，工资水平较经济发达时明显降低，从整个社会来看，失业人员也有上升趋势。这种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社会意识和文化发生了很大差距，也就是在此时出现了“新穷人”这一社会现象。“新穷人”一词源于著名学者鲍曼所著的《新的贫困——劳动、消费主义、new poor》一书[3]。这本书主要探讨贫困的根源，讲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推行临时雇佣制和无薪休假制，福利国家的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和劳动者长期失业问题等。该书在日本的出版是在2008年8月，也正好是日本出现“差距社会”的时期，书中的“新穷人”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众多专家学者相继围绕新穷困和解决这一现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政治理论上表现出了政党的生态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日本的共产党发展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发展变化，也一度陷入了低潮，然而，日本共产党出于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关注“新穷苦”问题的解决，并且提出了一些对于非正式雇工和劳动者的待遇保障要求，尖锐的指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保障了人权，因而广受穷苦大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政治上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4.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中流”意识已然走入其末期阶段，而经济低靡时代，差距在整个日本社会文化和意识发展中成为了主流，因而也产生了“新贫穷意识”、“社会差别意识”。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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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汉服;日本和服;比较研究
前言：回顾历史发现，日本和服文化很多都是受到中国汉服文化的影响并发展而生，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一直在不断地对吸收到的中国汉服文化进行着改革与创新，使汉服文化的理念等元素有机融入在和服设计中，成为符合日本需要的特色服装文化。在历史的洪流中，中国作为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其在服装文化领域中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多样化特点，查阅文献可知，中国汉服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一条漫漫长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广泛的覆盖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当前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色服装文化即和服文化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结晶，具备东方文化的情调。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看，由于受到我国汉服文化的熏陶影响，因此决定了日本的和服文化与中国的汉服文化有着一些相同之处，当然由于两国不同发展轨迹，在汉服与和服上也会呈现出一定不同之处，而这也是历史因素流传至今的最真实的表现。
一、中日文化发展的渊源
中日关系一衣带水是众所周知，也正是这样的理念使得中国认为日本文化是继承了中国文化的衣钵，排除先入之见，也确实是这样。从历史的发展过程能够看出，日本文化很大程度上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深入骨髓，并且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而服装文化作为总体文化领域中的一种，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的交融发展也找到了历史根源。比如历史中的唐朝，更对日本和服文化有着异常强烈的影响和冲击[1]。
查阅文献可知，在唐朝时期，中日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友好往来甚是频繁，因而同期促成了相互之间繁荣的文化交流。在日本的理念中，唐朝的昌盛是伟大的，当时大量的遣唐使者和留学生都曾在中国接受各方面的教育。据相关研究证实，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可以说是诸多国家当中最高的，所有先进的事物，日本均会想方设法吸收，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改革与创新使之成为自身的东西，形成特有的文化[2]。所以日本所模仿的文化都会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进行创新，变成“引我之用，用则创新”。对于这一点，中国始终望尘莫及，比如日本的动漫产业，一直可以说是世界的“花魁”，日本通过元素的不断创新将自身的文化推向了国际，成为了日本的标志性产业，并以此为依靠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3]。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动漫产业也有着相对辉煌的历史，但严重缺乏创新显然是一大弊病。日本狭小的领土迫使日本不得不通过创新来提升综合竞争力，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海上建造的国家，受着领土的限制，只能依靠发展科技来“强国”，比如日本的“围海造田”，排除万难将原有的全国各地生活垃圾和废弃物“变废为宝”，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所有国家感叹[4]。
二、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的历史渊源历程
(一)中國汉服文化传入日本
古代的中国由于具有着“天朝上国”的称号，周边很多小国都会为了自己需要的资源来中国上贡从而换取稀缺的资源[5]。也正是在这种来来往往的交流中，中日两国各有的服装文化也伴随来往人们开始传播和交流起来。而要说中日服装文化正式产生历史渊源的话，则要从公元三世纪说起。那时中国正处于铁器与青铜器时代，日本在受中国的影响下，纷纷引入中国的铁器、青铜器以及多种生产器械，这大大推动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6]。也正是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日本文化层面的发展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期间，日本已经能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状态，同时伴随中国汉服文化积极传入日本国内，日本人开始竭尽全力的开创属于自己的和服文化，并且也非常推崇中国传来的传统汉服文化。可以说，在这时期中，中国汉服文化深深地在日本扎下了根[7]。
(二)日本在中国影响下形成自己的和服文化
发展至隋唐时期，中国处于太平盛世，这时的中国古代汉服文化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在中国汉服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积极引入并积极学习和探索中国的汉服文化，在结合带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日本人开始对属于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服装文化进行创作和传播[8]。当唐太宗在位期间，中日两国积极互派文化使节，担负着传播与交流自己国家文化的责任与使命，为两国之间友好、艺术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意义。其中为中日服装文化形成良好沟通纽带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对日本和服文化的形成与体系化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9]。在公元716年，吉备真备来到中国潜心学习，他长达十七年的学习历程，让吉备真备充分体会到中国汉服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在735年， 吉备真备带着的中国的汉服回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大力宣传中国多样化的服装文化，为日本的服装设计注入了灵感[10]。从这时开始，日本在中国汉服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并形成带有自己国家特色的日本和服文化，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日之间服装文化历史渊源越来越浓厚，同时二者也朝着带有各自特色元素的方向发展[11]。
三、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存在渊源的原因
综合以上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汉服与日本和服都有着自身相应的特点，之所以使中国汉服与日本和服产生历史渊源、存在连结关系，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原因
日本是一个岛国，经常受到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恶劣的环境迫使日本人想法设法求生存和发展。而中国作为地大物博的辽阔大国，丰富的物种与资源，使作为小国的日本向天朝大国进贡从而来换取更加需求的资源。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在与中国内部各个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人员流动的过程中，也吸取了不同类型的服装文化，来加入和填充到自己民族的服装文化中[12]。可见，具备极强限制性的地理因素，决定了日本吸取外来服装文化的紧迫性，也急需加大力度吸收外来的中国汉服理念，使日本人民通过克服困难来创造自己的和服文化。
(二)政治原因
查阅文献可知，日本的历史在中古武人执政之后，就形成了两大权威，一是天皇万世，一是幕府，随着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打破了日本传统的唯权主义观念。日本人民由此对至尊和至强有了认识，允许两者同时存在。尽管这与中国的君主制度存在不同，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模式演变而来[13]。可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至尊和日本的至强两种思想取得了交融发展与平衡，为日本的和服文化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日本人由此开始倾向于服装文化的平衡发展而避免闭门造车情况出现，这就体现了日本和服文化的混合性，同时也是产生中日服装文化存在渊源的原因[14]。
(三)民族原因
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无可讳言，相比之下，传统时期的日本国家比较缺乏创新能力，日本人也因此存在一种自卑感。由此可见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学习态度，实质上是基于文化的自卑而形成的。日本学习过中国的汉服文化之后，并不是按照常理来进行服装文化的再造，而是直接模仿，随后日本人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与演进，使得日本和服形成特有的价值观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日本的这种自卑心态也促进了日本的良好学态度，更能重视起自身和服文化发展的单一性并不断弥补这种不足[15]。
(四)价值观原因
中国的价值观是以单一的善或恶的行为来规范另一些行为，由此达到人格的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创作出来的中国汉服会更加注重对美的表达、对伟大的歌颂等。而日本的价值观也会在善与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个人行为的规范性，这样对于人的评价并不会基于某个单一的标准。那么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日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也使得日本人会在服装设计层面上追求更为突出自我性格。其中，中日服装文化最为相通的便是对“忠、孝、义、理”等中华传统思想的借鉴与发展，而日本和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将原本的思想进行更改，在日本人看来，“忠、孝、义、礼”成为人的全部义务，对于一个人的人格评价也能够明确指出其在哪个方面有所欠缺，而不是通过对其一方面的否定就全面否定了这个人。而追根溯源，这与中国汉服的基本思想存在着紧紧的联系。
四、汉服和和服对比
虽然说和服是以汉服为基础进行发展的，但历经漫长时间演变，逐渐带有别具一格民族特点。例如女款和服背后大腰带便为和服一大特色，而这也为区分汉服和和服最为主要的标志。而且和服衣料纹饰也通常带有鲜明日本民族的特色。接下来就以汉服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曲裾深衣举例说明，同和服具有如下差异：一是和服衿与汉服不同。和服之衿，不同于中国交领，而且也不同于我国的直领，最为典型特点在于衿头露于衣服外。汉服衿与衣服却平齐。而且和服有一层布贴于衿内作为共衿，而且其共衿是不封口的，用来插进领芯，这样可以使领子变硬，但是汉服却不存在领芯;二是和服袖后没有封口，反倒是袖前端的下面要封，与我国宋朝代表服装是恰好相反的。秦汉时期我国传统服饰袖子前端下方也有部分是封口的，仅存留小口伸手，叫做悬壶袖。该袖形发展至唐朝保存下来，但是再后期就被大袖所取代，之后就没有再封过口。袖后没有封口，直接开到腋下也作为和服主要特征;三是和服袖子大多为方形袖，但汉服袖子大多为圆形袖。和服大多为房型秀，少部分为圆形款式，像圆禄袖，当代和服通常是方形袖。但是汉服，大多为圆形袖，但需要一提的少部分为方形袖，唐朝有些舞衣袖就是方形的。
四是汉服上彩缕、披帛、绶带、环佩、桃符、香囊等装饰，在和服当中是不存在的，而和服也存在自身独特装饰品。而且汉服还存在小佩剑等，和服则普遍使用怀刀;五是和服腰带复杂打法、长度与打出来花样，却是在汉服中不存在的。汉服腰带同腰围基本是一样的，绑上而后下坠些便可以。女式和服腰带要约四米，并用它在背后系出各式花样;六是汉服用系带方法绑着穿，但和服不系带。在和服上有系带一根，完全依赖腰带固定住，假若和服腰带散开的话衣服会彻底散开，因此女式和服的腰带会绑较为夸张。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站在追溯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中日关于服装文化历史渊源，能够知道中国的汉服文化对日本和服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历史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我国能够崛起就是源于民族文化的崛起。在历史的洪流中，中国作为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其在服装文化领域中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多样化特点，因此便也对日本国家的服装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某些领域，我国也要学习日本的文化精神，取他国的服装文化之长、补己国服装文化之短，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并不断进行服装文化领域的创新，才能发扬我国中华民族的服装文化特色，走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以上通过对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对比研究，并粗浅总结了中日两国服装文化存在历史渊源的相关原因，以便为今后的深层次研究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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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日本;现代设计;传统文化
在日本的文化发展历史上，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发展是基于大量地吸收外国文明的精华基础上的，他们把这些精华加以消化，加上日本本身的文明传统，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融会贯通，使日本的文化、经济、政治都与众不同。日本的设计，也是基于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
日本的现代设计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大力发展，此时的日本设计家试图将反映西方生活方式的观念照搬到自己的设计当中，却显得笨拙、生硬和肤浅。随着现代设计走向成熟，他们发现融合了日本民族艺术传统的作品反而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现代的设计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设计界取得一席之地，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显著成就的作品大都带有鲜明的日本身份。在现代高科技工业冲击中传统并没有消亡，反而与现代设计融为一体，作为精神支柱植根于日本现代设计理念中，使日本设计表现出独特的气质，成为别国无法取代的重大特征，是日本跻身设计强国的制胜法宝。
一、日本现代设计中的传统精神
总的来说，日本的美学传统，重视细节，重视自然，讲究简单、朴素，讲究美学精神含义，构成了日本设计中的精神支柱。
永井一正把日本设计家分为四代人：其中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为龟仑雄策、早川良雄、伊藤光治等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为田中一光、福田繁雄、五十岚威畅等;第三、四代的代表人物有石岗瑛子、浅叶克己、伊藤晃一和上条乔支等。
第一、二代的设计家尽管各自风格相差很远，但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永井一正用几何框架勾画出一种特定的画面空间气氛，又着重具象的装饰性图形的研究和应用;早川良雄则用水彩、色粉等材料以透明且柔和的手法绘制招贴形象。他的作品带有一种梦幻般的韵味，各种隐喻的图像间渗透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诗意;田中一光对平面设计语言的运用有着独到之处，他对日本的字体和符号有着很深的研究，试图通过现代的方式将他们在招贴上重新加以诠释和表现，他强调设计的平面型和空间型，作品具有高度的秩序感和工整性，在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平面符号的独特魅力，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民族性又有典型的国际风格;中村诚则主要以摄影的手法进行设计，在为资生堂化妆品公司设计的系列招贴中，他以日本人独特的审美眼光去揭示日本女性的美，选取最具日本风格的细节，以点带面，戏剧性地夸张处理，对肌肤、睫毛等细节的细枝表现，对画面朦胧气氛和色调的把握，使招贴画面充满着一种东方的审美意蕴。
在第一、二代设计家中，最为突出的是龟仑雄策和福田繁雄。
龟仑雄策是日本被称为国际设计大师的第一人。他的画面具有强烈而又稳重的色调对比，对每一细节一丝不苟地精细刻画，表现出日本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典雅而细腻的审美情趣。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以龟仑雄策有机会在全世界展示才华。事实上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日本设计家开始确定他们的国际地位。
福田繁雄可能是最为其他国家所熟知的平面设计师。他的作品被欧美设计家誉为“经济简洁又复杂多变”。他的设计风格幽默生动，设计思维既继承了日本传统中追求典雅的风格又反映了追求间接新奇的日本现代设计新潮流。他总是弃旧图新，并系统地将各种创意、革新加以融会贯通。力图以各种图形矛盾性的复合，引导观众产生设定的联想，在看似荒谬的视觉形象中透射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感和连续性。福田繁雄既深谙传统，又掌握现代感之心理学。他的作品紧扣主题、富于幻想，同时又极其简洁，并善于用视幻觉来创造一种怪异的情趣。
第三、四代设计家则从摄影、电脑等方面获得了更多表现上的自由，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的作品中同样渗透着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和审美元素。
佐藤晃一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设计作品有着明显的民族风格，色彩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分离感和张力，把装饰色彩、变形形体和折中了的印象派的光表现与色渐变手法融为一体。他不但继承了日本文化中肃静、悠远、清雅、柔和的风格，还将这种风格更进一步推向完美和充实。提炼日本文化中最精要的精神内涵。以日本传统的空灵虚无的思想为精神根底，带有日本自古以来清愁的色调，追求其中浮现的优美和冷艳的感情世界。
设计评论家厄尔(J.V.Earle)认为日本设计可以总结为两大类，即：
1、色彩丰富的，装饰的，华贵的，创造性的;
2、单色的，直线的，修饰的，单纯与俭朴的。
这在表面上指出了日本设计的形式风格特征，也不无巧合地印证了日本人审美的两重性。
日本人独特的审美情绪和美学观念，自始至终渗透着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
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曾经对日本民族精神作过较恰切的表述：“菊花与刀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这同样体现在日本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创造中：日本的审美观念中充满优雅和谐的情趣又不乏阴郁和深沉的审美趣味;热衷于事物优雅的姿态和幽玄的意境又崇尚激越和狂热的情绪;敬仰崇高对象和悲剧精神，同时又爱好滑稽和幽默。日本的艺术可能简朴自然也可能繁复华丽，既平常又怪诞，既有抽象的浪漫精神又有现实主义精神。
从地理环境上看，这种文化精神的两重性与日本人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邱紫华在《东方美学史》中提到：“日本地理环境中有三个基本因素对于形成日本文化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森林、海洋和农耕。”日本多森林，植被覆盖面广，森林在日本人的生活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森林文明使日本人崇尚生命之美。森林在不同季节变换的缤纷色彩和自然物千姿百态不仅有助于日本人对寂静、闲适之美的感受，而且还促进了对事物色彩和姿态的审美敏感和对瞬间状态的留恋，日本美学中关于优美、和谐的审美观念，同森林环境密不可分。日本列岛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日本人对大海的冒险和征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人勇猛好斗的征服性格和追求壮美的崇高精神。森林与海洋共存于日本人的生活中，日本人自然把森林文化的优雅精神与海洋文化的狂暴精神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主体内容。此外，日本还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农耕生产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古代日本人对季节时令变化的敏感，也促成他们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学思想。
日本人的传统神道信仰使日本的传统艺术在崇尚自然外还带有特别干净、整洁的特点;而日本人对佛教禅宗的信仰，形成日本人俭朴、单纯并且喜爱非完整、非规则的美学特点，精神上则推崇内敛，自我控制，自我修养。
日本17世纪到19世纪经历了高度商业化的江户时期，商业文化高度发展，形成日本人重视和喜爱奢华平面装饰的特性、喜欢商业修饰和大众化的文化特征。
二、传统带动现代设计
日本设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跻身世界设计大国。“日本制造”甚至作为优质产品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文化标签。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非西方国家，它的民族传统、设计风格、文化根源与西方大相径庭。日本的传统精神，无论在深层民族特性层面还是在表面的技术层面都决定着日本设计的命运。
1.民族特性层面
日本的历史是吸收外国文化精华，使之成为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的一个长期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日本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最好的学生，也是最能够把作别国的经验和本土国情结合，发展自己独特文化体系的国家。日本美术也不外如此：“但凡触及外来文化时，日本美术总是以柔和的立场受其影响。……这种随遇而安、广泛吸收的情况，显示了日本美术的广泛适应性，或称反预见性”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及方法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模仿的民族，但这种学习和模仿只是在植根于本土文化传统及其所急迫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人没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无原则性，兼收并蓄，并且对外来文化进行分解、还原，抛弃不实用的东西，进而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共存融会。“将原产于外国的东西加以吸收，改良和应用，从而大力发展并超出原有水平，这就是日本人的专擅和特性。”
日本的设计正是基于这种无原则地彻底吸收而又有选择地为己所用的方式下经历了模仿、折衷转化进而发展为成熟的“日本制造”。
另外，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本的传统文化的单一种族基础，使得他们非常重视集团和团体，因此文化可兼具活跃和稳定两重因素。日本社会重视集体和团体，轻视个人，因此无论是在处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问题上，还是像每个具体设计这样的小问题上，都能兼有大而稳定的方向，小而活跃的因素这双重特征。
2.技术层面
日本传统中有几个因素是它的设计与现代迅速接轨的重要原因。
第一，日本传统审美思想中受禅宗的影响推崇少而简约的风格，并且因为崇尚天然的神道信仰而重视材料的本身特色，喜好不经掩饰的裸露的材料，装饰性地使用结构部件，完全暴露并体现结构，这种特性与现代设计的要求不谋而合。
第二，在生活中他们形成了以榻榻米为标准的模数体系，从建筑到用品，日本人形成了长期对基本单元为设计中心的习惯，这使他们很快接受了从德国引进的模数概念。这也正是现代设计所需要的要素。
第三，日本领土狭小，人口密度大，长期以来狭小拥挤的居住环境使日本民族喜爱小型化多功能化的产品，重视细节并喜爱装饰功能部件。而现代的国际市场趋势恰恰是倾向袖珍化、微型化、便携式、多功能化。这些传统的观念非常顺利地融入现代设计中，成为别国所难以具备的特点。
另外，日本现代设计强调集团式工作方式，完全不追逐个人出名，以集体的成就而骄傲。企业内部力量比较容易得以集中。这也使得日本的设计可以飞速地发展。
3.体制层面
日本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体制。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化时能够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设计以来，它的传统设计基本没有因为现代化被破坏。这与政府对传统设计的重视与扶持不无关系。
日本战后的设计发展与其战后经济增长迅速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历程是分不开的。日本政府、企业通力合作，建立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国内市场，从而促进日本设计的成熟。政府对设计的大力扶持，企业对于设计的高度重视，是促成日本设计发展的重要原因。1918年创建的松下电器公司的老板松下幸之助1951年访问美国后便积极推动日本工业设计发展，率先在公司成立工业设计部。之后各产业界均在自己公司内部相继设置设计部门，积极改善产品设计，使产品打开世界市场。
日本在50年代建立一系列的机构以帮助设计进步。这种特别为促进设计而成立的机构和机制，使日本设计能够稳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1951年日本成立的隶属日本通产省的日本出口贸易研究组织和1928年成立的日本工业艺术院。日本政府的这种完全利用国家力量来促进私人企业产品竞争的行为，在西方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日本政府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好的设计和好的质量是使日本产品赢得国际商业竞争的唯一途径，这已不在局限于文化这一层面上，而是商业、经济甚至日本民族发展的根本大计。因此，设计是日本民族的发展生命线，是政府的发展重点之一。
但是，日本的这一系列政府保护产品设计的手段，基本上都是单向的，即保护日本的出口产品设计专利。而对于外国产品，日本则几乎是肆无忌惮地仿造和学习。甚至一度出现大量抄袭和剽窃欧美设计的现象，但这只是设计发展道路上的插曲，并没有影响日本走传统文化与高技术向结合的道路。日本政府再三强调“和魂洋材”，坚决拒绝这种物质层面的模仿发展到精神领域。
另外，重视教育事业也是日本设计界成功的重要因素。日本在明治时期就设立了美术及工艺学校，为二战后的日本工业的崛起打消了坚实的基础。50年代日本的设计教育开始大规模发展。设计学院纷纷成立，这对于设计人才的培养和传承起了积极的作用。日本的设计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与企业复杂结构中的一个难以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启示与反思
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赖于设计的物化，从而使之成为方便实用的产品或商品。在现代社会，随着先进设计理念及高科技设计手段的应用，使得设计与科技结合更趋紧密，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之一，设计自身的“先进生产力”性质也日益明显。因此，设计行业受到空前重视势所必然。同时，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流失与更新。因此，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下，面对外国文化和现代理念的冲击，如何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
中国的设计起步比较晚，就设计理论上来讲还相对薄弱，设计作品也还停留在对外国设计在物质层面的模仿上。我们应该意识到，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内质和精神。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文化的重视只会不断加强，设计中带有的本土文化的烙印是人们求得归属感的基础。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社会，只有潜心研究、挖掘、融合传统文化，才能使设计脱颖而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其意象特征和抽象性广为现代艺术及设计所利用。把华人文化作为一个积极的设计因子进行利用、推广和发展，对于保护民族艺术、保留华人文化特色等方面都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由于历史的渊源，在传统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在文化深层上实际上是大异小同，但在处理传统与现代设计的问题上，为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参照系统。日本政府重视传统工艺美术与传统文化，重视设计的传承和教育，日本的设计师对待传统文化，更多地从精神上、思想上、功能上来考虑，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构成手法，走在了设计的前沿，这些不能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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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根据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及相关嵌入性研究发现，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外生性嵌入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方式与手段。我国在利用FDI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外生性产业集群，正是由于缺乏内生性嵌入而难以形成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陷入“OEM锁定”而难以自拔。
[关键词]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内生性嵌入；外生性嵌入；内生性嵌入缺陷
一、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
(一)FDI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关文献回顾
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最初源自于发达国家的地区实践和当时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虽然许多发达国家的典型产业集群云集着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但研究者们更多地强调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资源和能力，对FDI的关注较少。因此，在为数不多的研究FDI与产业集群形成的国外文献中，对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内生的观点，即在国内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探讨内生产业集群对外生产业集群形成的引致作用。Head、Ries和Swenson在研究日本制造业在美国投资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对日本投资选址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国既有的产业集聚效应，指出日本投资的区位显著受到美国产业簇群定位的影响，美国产业内和产业簇群的市场关联和技术外溢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国垂直产业关联对日本公司区位选择的吸引力很强。Guimaraer等人对集聚在葡萄牙的FDI定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集聚经济是影响FDI投资的决定性定位因素。
相对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形成的内生性，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多来自于外力的作用，即FDI的作用，如波特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总是倾向于能够获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先投资的外国企业对后来的企业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有鼓励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同产业的集群。Head&Ries对中国1984－1999年引进FDI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现有工业规模和利用外资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集群研究进行跟踪，在国内众多研究产业集群的文献中有一部分与FDI相关。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1．指出FDI是导致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魏后凯、徐康宁、梁琦等人从FDI区位选择的角度，指出某些地区特有的区位优势因素导致FDI流入并形成地区集聚。我国学者朱华晟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及全球联系一直受到关注。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受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深刻，尤其是对后者的技术依赖性增强。茹玉骢指出是跨国公司垂直型的FDI导致了我国FDI产业集聚的形成。王剑以江苏省FDI的历史数据为样本，分析FDI集聚过程的空间演化模式，得出如下结论：传统行业由最初的集聚逐渐向扩散演化，而新兴行业则由最初的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演化。刘义圣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类：内生式传统产业集群、外生式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并指出外生式产业集群是FDI与当地的区位优势结合形成的以外商投资为主的产业集群。李锋从实证的角度对江苏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江苏产业集聚很大程度上是FDI推动型集聚，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生产对集聚网络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郑胜利通过台商在大陆投资特征的分析，指出台商目前已在大陆形成地域集聚，但与当地企业缺乏密切合作，根植性不足，对当地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他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国内的区位优势与FDI链合的结果。黄德春指出，在开放型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跨国公司将会影响技术型集群的知识辐射、生产型集群的集群结构，并成为市场型集群的枢纽。开放型集群的形成会给地方性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业。
2．认为产业集群或集群因素形成了吸引FDI的特殊区位优势，促进了FDI的流入。毛新雅通过对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产业集聚状况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贺灿飞用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有关的变量来解释我国207个地级以上城市间实际利用FDI和协议FDI的分布，验证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对FDI的重要作用。王焕祥以FDI双集中为背景，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吸引FDI的二重优势，即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随着各国吸引FDI的竞争日趋加剧，基础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不断弱化，而集聚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日益强化。祖强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FDI纷纷投向中国，跨国公司的FDI对我国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部分学者将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折衷，指出我国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首先是因优惠政策、市场、资源等因素导致FDI流入，在路径依赖以及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又成为进一步吸引FDI流人的区位优势。如李锋指出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增强了区域的整体福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区域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降低了商务成本，从而增强了区位的引资能力。
综上所述，我国的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而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区位优势，如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廉价的劳动力等，吸引了大量FDI进入我国。由于历史与偶然因素使FDI驻留于某一地区，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开始形成产业集群，并引致本地与外资企业加入，导致更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效应的示范与带动下，更多的FDI进入，从而使集群效应成为吸引FDI的区位优势。因此，我国的外资利用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已进入良性循环：区位优势——FDI进人——形成集群效应——区位优势增加——更多FDI进入——形成更大规模的集群效应。
(二)FDI与我国产业集群区域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我国加工制造业利用FDI数量最多，相应地外生性产业集群也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产业中。随着近年加工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的集中，形成了三大经济核心区和若干制造业带。由表1数据可知，我国各地工业增加值与FDI的地区分布相一致，利用FDI多的地区，相应的工业增加值也高。
注：①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②FDI实际利用额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
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内蒙古、广西、云南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目前，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7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粤)、长江三角洲(苏浙沪)和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辽)三大经济核心区，随着FDI在这些地域内的集聚，在沿海地区初步形成长三角制造业带、珠三
角制造业带、京津制造业带、山东半岛制造业带、闽东南制造业带和辽中南(沈大)制造业带。这些制造业带，由最初的简单聚合到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集聚后，由于集聚体内企业之间不断发生联系，已经开始由集聚向集群转化，形成产业集群化趋势。
2．FDI区域分布与各地产业集群数量分布呈现一致性。根据表2数据，2004年我国东部lO省市(不包括海南省)利用FDI实际额共计46 714 984万美元，占全国FDI利用实际额的比重高达83.11％。2005年我国25个省(市、区)的产业集群数共计748个，而东部10省市的产业集群数为569个，占25省(市、区)集群总数的76.07％，产业集群数排名第一至第五的省份均在东部。通过FDI利用额与产业集群数量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FDI利用多的地区，产业集群的数量也位于全国前列，这进一步说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FDI的区位分布存在高度的相关性，FDI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网络组织，它兼有企业与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建立在网络中各种中间组织的地理接近、相互依赖、持续交互作用以及产业组织间柔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具有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生产网络、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
嵌入性的概念是新经济社会学在具体阐述其观点时用到的三个概念之一，即嵌入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最早形成于美籍匈牙利学者波兰尼的思想中。嵌入性一词的普遍应用归功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工作。西方产业集群网络的嵌入性研究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实践，经历了由内生到外生，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该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内生的本地化基础与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联系。因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可分为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前者指集群区域内部的企业之间、企业同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联系；后者指集群中的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同区域外部成员之间的网络联系。本地化嵌入即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关系性嵌入)，即集群成员间的互动联系；行为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结构性嵌入)，即集群受其所处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全球性嵌入主要是指集群对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 Chain，简称GVC)的嵌入。
产业集群的嵌入性研究之所以会经历由本地化嵌入到全球性嵌入，原因在于一些过于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集群，由于嵌入性依赖，导致“锁定效应”，致使集群走向衰落或解体。在相对较早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重要性，认为集群本地企业间网络、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这些研究都往往忽视过密、过强的集群本地化联系可能导致集群创新能力的退化和竞争力的下降。因为过度嵌入会导致集群的“锁定效应”，即集群网络互动模式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能力的弱化或丧失问题。集群对本地特定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完美适应将削弱本地经济的外部适应性。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便可能因资产高度专用性所带来的高转换成本，放弃进行内在调整的努力，转而沿着既有路径演变甚至衰落。
为弥补本地化的区域研究范式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从集群与外部联系的角度探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的路径。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发表《弱关系的强力量》一文，将行为者的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是指互动频率高、相互间感情投入多、亲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互动交往关系；弱关系是指偶尔联系的互动频率低的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强关系是集群交易治理的重要机制，它可以增进集群内各成员之间的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集群内信息的共享与创新效率。但集群的弱关系可以使集群规模增大，信息量增多，信息的重复性降低。强关系网络适合显性知识的传递，而弱关系网络适合隐性知识的传递。随着全球化中不确定性的提高，隐性知识对集群的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弱关系可能给行动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使具有弱关系的集群由于具有更多与外界的联系而使集群更稳定，并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发展的机会。
Burt于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从网络整体结构性特征来探讨网络关系的多余程度以及网络关系的位置对于行动者资源的影响。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接触间的非多余的关系。行动者所拥有网络的结构洞越多，则行动者所可能获得的资源、机会就越多，能带来的收益便越高。跨越结构洞的网络成员至少可获得两方面的优势：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信息利益)，占据影响交易结果的主导位置(控制利益)。Ow—en－Smith and Powell提出“全球性管道”一词，对集群与外部知识体的互动渠道进行描述。认为如果本地化网络可以为集群企业互动提供大量自发及不可预期的环境，并形成某种解释性社区，从而促进集群的创新，那么全球性管道则能为本地集群的创新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并能为本地企业提供大量可行技术。
Raphael Kaplinsky&Mike Morris等人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品定义、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消费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过程。全球价值链包括生产商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和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的价值链。在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包括其上下游联系)的协调中发挥主要作用。比较典型的有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产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贸易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鞋类、服装、玩具、手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很普遍。
新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相对于工业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时代，价值链各环节中的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高，而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较低，所以企业以内部一体化取代市场一体化，以企业组织形式代替市场形式以规避市场不完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在新经济时代，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价值链各环节中，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迅速提高，而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低，形成“u型”价值链曲线(见图1)。
由于价值链各环节价值量的变化，使众多跨国公司发现将非核心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可增强其竞争优势。于是跨国公司借助世界各国及众多企业之间存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将生产过程分解为散
布于世界各地的诸多步骤而将全球价值链分割。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分割，跨国公司将自己不再具有优势的、使用标准化技术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而集中自己的资源优势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从而获取最大的价值量。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分割价值链以及将制造业外包的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获得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综上所述，西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从内生到外生的过程，其集群的嵌入性研究相应地经历了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中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本地化嵌入是集群稳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的来源，全球性嵌入是保持集群发展基础、扩大集群优势的方式与手段。相对于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具有先天的外生性，即首先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环节形成集群，然后通过培育集群的内部优势，促使集群中的企业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通过外生性嵌入，培养内生性嵌入的基础与优势，最后利用内外嵌入性的共同作用实现产业升级的目的。
三、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与“OEM锁定”
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过程中FDI的技术、管理与品牌等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形成之初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但这种嵌入对于我国来说属于被动性嵌入，是FDI为保持和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适合投资区位，进行产业链分割与产业外包的结果。根据现有研究文献以及我们的实地调研，本文将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目前这两类集群都以OEM方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在集群内由于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严重依赖，使内资企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
我国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嵌入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一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垄断全球生产环节的大型制造商，其通过控制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的R&D能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与全球营销网络，以强大的生产规模、技术优势与工业资本，构筑起以全球投资为基础的纵向网络，形成对新进人者强大的产业链高端生产环节的进人壁垒。在这类集群中的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不具有或欠缺研发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与全球营销网络，只能围绕集群内的跨国公司，以OEM方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被动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有限并处于受控地位。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上分布这样几类生产方式：接单产品组装(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接单加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设计生产加工(Own design Manufac-turing，ODM)、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EMS)。从OEA—OEM—ODM—OBM—EMS，随着生产方式的转换，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量的创造也由低到高。EMS、OBM、OD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量的高端环节。OEA、OE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处于价值量创造的最低环节。以当今世界计算机生产为例，其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在美国(EMS)，核心技术集中，利润率高达25％以上；第二层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ODM、OBM)，利润率达15％；第三层在东南亚和中国(OEM)，以制造业为主，生产规模高达几十亿美元，但利润率却不到5％。在我国信息设备制造集群中，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凭借垄断计算机硬件生产的核心技术、CPU、存储器及其关键材料单晶硅的制造，独占该行业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使用标准化技术，产品的专用性低，与EMS、OBM、ODM厂商之间的关系松散，被其他厂商替代的可能性大，讨价还价能力差，价值捕捉与创造能力差。
我国外生劳动密集型集群嵌入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在全球销售环节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零售商和经销商，其通过控制设计和销售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中的设计优势、品牌优势与全球营销网络，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构筑零售商、经销商与设计者之间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水平网络，从而形成对新进入者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相对于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较高的生产环节进入壁垒，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由于其技术难度不高，生产环节进入相对容易，但市场进人壁垒较高。在我国劳动密集型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由于在产业的上游不具有设计优势，在产业下游不具有品牌与全球销售优势，只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被动地以OEM方式为全球大型供应商提供产品，嵌入其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获取微薄的工缴费。 。
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共性是：二者目前都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价值量创造有限。由于无法进入到研发、设计与销售环节，缺乏生产的自主性，被动地依赖于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这种“两头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国内企业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但二者的外生性嵌入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嵌入性发展好于技术密集型集群。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高，技术决定市场进入，加之国内缺乏产业发展的传统基础，因此，国内企业要想由生产环节进入到设计、研发与销售等高端环节面临的困难较多，摆脱OEM锁定还需要时日。相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技术壁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较低，且国内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传统与基础，因此生产进入相对容易。国内企业通过多年为外资企业进行OEM生产，已开始普遍采用国际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工艺与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差别日益缩小。因此，外生性的劳动密集型集群已开始向全球价值链的上下两端扩展，一方面向上游的设计环节延伸，另一方面向下游的自有品牌的市场开拓环节延伸，从而能够分享来自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集群所获利润相应提高。从内外资企业在集群内的融合发展来看，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了集群的产生，也促进了本地民营企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与完善，使外资企业与当地的联系加深，增加了其对当地的本土化嵌入，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发展，使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由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单纯合作关系向竞争与合作关系转变。国内企业在依托OEM赚取稳定收益的同时，开始积极自创品牌，开拓国内市场，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国内近年来在纺织服装、鞋帽、家具等众多产业中已经涌现出大批知名国内品牌。但在追求品牌竞争优势、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一些矛盾开始暴露，
即内资企业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彼此间的无序竞争已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使竞争优势难以形成，集群发展后劲不足，不仅没能获得集群所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而且也较难摆脱OEM锁定，实现产业升级，从长期发展来看还将威胁到集群的存续。
综上所述，导致“OEM锁定”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存在的内生性缺陷。我国的外生性集群的形成是在外资作用下被动形成的，虽然形成的时间短，发展速度快，但不具有或缺乏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集群在长期自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性嵌入优势，而内生性嵌入优势才是产业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之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催生”了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但在一些外生性集群中，由于跨国公司大力借助于其内生性嵌入网络提高竞争优势，将与其配套的上下游厂商、服务商整体移植到我国，形成孤立于本土企业的具有较强的追逐廉价劳动力的“复制群居链”，如东莞的台商IT集群。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推行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要素价格的上升，廉价劳动力将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因而基于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也同样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培育出内生性嵌入优势，争取集群发展的自主权，我国将永远处于落后、被动的地位，并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
四、我国产业集群的内生性缺陷
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要包括各类企业、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见图2)。各类主体在集群的内生性嵌入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发挥不同的作用。首先是集群中的各类企业，它们是集群的核心主体，企业在经济利益和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会平等互惠地进行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在价值链上的投资成本。其次是与企业具有各种联系的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主体。政府是产业集群中的建设主体，在产业集群的网络活动中，政府通过法律、经济和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引导产业集群的活动方向，并刺激大学与研究机构同企业之间协同创新，保护创新成果和协调创新主体间的矛盾。产业集群中的一些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在产业集群中起到积极作用，它们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主要节点，通过其自身的专业化服务促进集群内各主体间的合作博弈。这些主体间的群内相互作用形成集群的关系性嵌入，与集群网络所处区域或国家宏观环境体系之间的互动形成结构性嵌入。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缺陷主要表现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不足。
关系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集群网络主体不健全，许多集群内的各种中介组织缺失，如商会、行业协会不健全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少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不发育以及缺少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等；二是核心主体——企业与其他各类主体间的联系不密切。目前许多外生性集群中的企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纷纷与跨国公司结网，努力成为全球化网络中的一员，形成集群内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基于生产流程的上下游垂直分工体系。集群内的信息由跨国公司控制，呈单向流动。集群内地方企业之间(企业与竞争者、与协同者、与同一价值链上的供应商、销售商)、地方企业与本地其他行为主体(大学、科研机构、市场中介组织、政府、公众)之间的联系不密切，网络水平联系没有形成，网络的本地嵌入性不强，导致集群内集体学习能力有限、创新严重不足。而只与跨国公司结网，不与本土企业联系，会造成对国外企业的严重依赖，成为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网络中的一个丧失自主性的结点，最终将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
结构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作为不当及市场的不健全，具体表现为：(1)行政审批效率差，不适应某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家规定，3 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要报国家审批，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不能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2)海关的通关时间长，通关渠道不健全(如缺少全天候通关渠道)，境内外人员出入境手续繁琐，通关环节多，通关效率低，导致外生性产业集群中高科技人员流动不便，企业的产品运输不畅，影响集群的持续发展。(3)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缩小了企业资金的来源，降低了企业的筹资能力。(4)优惠政策存在瑕疵，没有顾及价值链上的配套与协作企业，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与发展。(5)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利于对集群内各类企业的规范与管理，也不利于集群的创新与知识在集群内的传播，更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氛围的形成。(6)缺乏技术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中的本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的销售环节缺少竞争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固有的发展现状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与国内缺少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密不可分。
五、结论
1．随着我国FDI利用规模的扩大，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中日益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而这些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即是在FDI的引致与孵化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主要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两类。
2．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一开始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外生嵌入一方面使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时间缩短，发展速度提高，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现有的外生性产业集群陷入“OEM锁定”状态，很难沿着产业链进行产业升级。
3．根据对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嵌入性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手段。没有充分的内生性嵌入作基础，想通过单纯的外生性嵌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优势是非常困难的。
4．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之所以发生“OEM锁定”，原因就在于集群存在内生性嵌入缺陷，集群内众多的本地企业间竞争多于合作，使群内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难以形成，致使本地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提高，只能单纯依赖本地的廉价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相链合，简单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5．我国的各级政府、众多的本地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内生性嵌入与外生性嵌入的关系，在集群外生性嵌入的前提下，在国内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充分认识到内生性嵌入的重要意义，转变政策思路与经营模式，促进与加强本地企业之间以及本地企业与集群内其他主体间的联系，构筑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的网络关系，从而内在地为本地企业提升竞争优势提供基础与支持。
日本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要]胡风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塑造了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的生成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同时，胡风战时文艺观也深受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熏陶和影响，在藏原惟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的指导下，他提出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此外，还批判地吸收了厨川百村重视内部心灵与青野季吉偏爱外部环境的理论，从而形成了辩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闪烁着新无产阶级文学的光辉。
[关键词]胡风；抗战诗歌；文艺观；日本现代文学理论
一、文艺与生活的三重关系
胡风在论及文艺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时，提出了“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生活底反映”、“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个观点。胡风认为，文艺的来源是社会生活，因此它应该真实地反映实际生活的点滴，文艺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在胡风抗战时期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众多日本形象正是真实地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实体群：“踏着血迹冲过哭声，他们把日章旗插遍了满洲。”日本为了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众多无辜的中国百姓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残暴的日军却漠视模糊的血渍与悲恸的哭喊声，将日本国旗插遍了中国东北每一处被攻陷的城楼。借以彰显他们骄狂的气焰。与侵华战场上凶暴亢奋的日军相对照的，是日本国内冷酷无情的政府：“展开了被检阅官删了又删的／现在还坐在监视的警官／在一面听一面对着稿本的故事。”为了严格控制民众的思想，日本政府敦促着检察官将无产者聚会的稿本不断修改，还在无产者聚会的现场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杜绝反动言论的传播，日本政府的高压统治与日本军队的屠杀如出一辙。实为一丘之貉。然而，他们的形象只不过是历史事件与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胡风运用敏锐的嗅觉捕捉并将之展现在诗歌中，这便是意识直觉的自觉反映。正如近代美学家克罗齐所说：“直觉给我们的是这世界，是现象。”胡风凭借艺术的本能，从这些直观感性的日本形象人手，以它们作为真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个基点，将它们串联起来。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横截面。这些剖面既反映了日本入侵中国的现实状况，也能折射出日本国内的真实国情，我们也能够从这些形象中真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意义与韵味。
另一方面，胡风认为：“所谓现实，所谓生活，决不是止于艺术家身外的东西。只要看到，择出，采来就是。而是非得渗进艺术家底内部，被艺术家底生活欲望所肯定，所拥护，所蒸沸，所提升不可。”在胡风看来。文艺不等同于生活。它在记录和展现生活的同时还应该高于生活。因此，文艺创作更不能机械刻板地模仿生活。那样不仅不能给人们以审美的快感，还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如果仅仅将文艺停留在社会现象的再现上。譬如将诗歌作为记录中日战争的笔，那么，文艺就成为了一朵缺失美感的残花，无法带给人们审美的愉悦感。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曾说：“一支精细的画笔引人人胜的巧技能将最惨的对象变成有趣的东西。”绝对真实的摹拟生活只会引起憎恶。因此，胡风选取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形象，正如诗歌《安魂曲》中所写：“完全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你写了一个中篇《地区的人们》／想用血肉的形象／去代替那钢铁的逻辑语言：为了说出／什么是生活的真实／为了说出／什么是人民的爱憎／为了告诉迷惑着的广大读者／日本在走向着浩劫／为了告诉溃败着的左翼战线／地下在猛烈地斗争／为了指出，什么是使斗争败北的偏向／为了坚持／什么是使斗争取胜的途径……”胡风成功塑造了小林多喜二这个日本无产阶级斗士的形象，将他生前英勇无畏地与日本法西斯政府抗争的事实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用充满魔力的笔将它们展现出来，从而暗示了小林多喜二的死是伟大的。当时的大多数中国诗人将和日本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描绘成丑陋卑微的形象，并形成了抵制日本人的固定思维模式。小林多喜二的形象背离了当时主流的文化意识，体现出一种相异性，从而颠覆了人们头脑中的日本人形象。胡风没有盲目武断地去复制社会集体想象物，他在现实与历史的张力之间运用理智清晰的思维去提炼这位特殊的日本人形象的诸多成因，从而在对群体传统观念进行审视与反思以后，用自己的经历和判断创造性地刻画出日本反战者的形象，展现出一类崭新的日本人。
日本无产阶级理论家藏原惟人提倡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创作方法。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绝不是对现实——生活无差别对待的冷淡的态度，也不是超阶级的态度”。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既强调对生活保持高涨的热情，细微地去觉察生活点滴，同时又要牢牢地把握无产阶级的话语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为指南去进行文艺创作，胡风正是遵循了这样一套理论，将对日本形象的描写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如他的旧体诗《随感》中所写：“大空飞敌鸟，宽路走穷黎。”胡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武汉，亲眼目睹了穷苦百姓在地面行走，日本空军却在空中巡逻的场景。胡风以一个无产者的眼光去审视日本对中国的奴役以及当时国内的紧张局势，通过这样一个场面的刻画诠释了中日间的敌对关系。此外，关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的方法论，藏原惟人提出了两点具体要求：“第一。必须用‘前卫的眼’来观察这个世界；第二。以严正的描写主义态度来描写这个世界，这就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态度。”这就要求作家站在超越生活的艺术高度上，用冷静严密的大脑去思考问题，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描述无产阶级的社会生活。胡风的诗歌创作便是对这一方法论的实践。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大众诗人都在呼吁投身战争，揭露日本的残暴，却无暇顾及到日本国内的反战者形象，胡风却细心地关注了这一事实，他对小林多喜二这位日本反战斗士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一个革命文学的天才／被谋害了!一个日本人民的儿子／被烧死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被屠杀了!”对这样一位光辉的战士的死深感惋惜。胡风用艺术的眼光去俯瞰现实，却又不脱离现实，其抗战诗歌中的日本形象经过艺术的洗涤显得光彩照人。但这些形象也是真实存在于社会现象与历史事件之中的，胡风合理拿捏了现实与艺术的关系和比例。游走于实体与创造的两重世界中，将日本形象严谨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二、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
如何更好地将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胡风认为，在“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生活底反映”、“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纽带将它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条纽带就是他提倡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创作原则。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都是胡风坚决反对的，因为“如果说，客观主义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屈服。抛弃了他的主观作用，是人物的形象成了凡俗的虚伪的东西，那么，相反地，如果主观作用跳出了客观现实的生命，也一定会使
人物形象成了空洞的虚伪的东西”。只偏重于客观会使人物形象显得平庸俗套，过于强调主观也会让人物形象如同空中楼阁一般飘忽不定。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中塑造的日本人物形象中融人了诗人深邃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在糊涂地死掉了的尸灰前面，他们用大臣‘大将’……的尊严来致什么‘最后敬礼’，这是对于死者的第二次强奸，这是对于生者的无言的诱惑和威吓。”诗人在谴责日军令人发指的残暴与绝情的同时，也对日本士兵的不幸遭遇感到万般的无奈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们是在劳动、穷苦、受骗里挣扎的天皇的草民。”诗人一方面对身处苦海的日本平民表示无比的怜悯，另一方面又对冷酷无情的日本政府感到极度的愤怒。这些饱含着情感的人物形象显得典型而具有特色，同时又是那么的真实可信，我们也似乎被带回到了那个战争的年代，呈现在眼前的是凶残的日军、悲惨的日本士兵、冷漠的日本政府、凄苦的日本平民这一幅幅清晰的人物画像。
胡风还认为，客观是主观的基础，主观是客观的反映：“我认为，诗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到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的跳动，于是，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中对日本——岛国形象的成功塑造，正是借助客观的日本诸意象来表现自我内心感悟。初到日本的胡风由于语言不通，对周围的环境不熟，他眼中的日本是一个很陌生的世界：“武藏野的天空依然是高而且蓝的吧，我们底那些日子活在我底心里，那些日子里的故事活在我底心里。”只身一人去日本闯荡的胡风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寂寞，在武藏野湛蓝的天空下，诗人想起了曾经在一起“嚼着麦饭的”、“颧骨抽动的”、“灰白的脸孔”的兄弟，无比怀恋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想到不可捉摸的未来，心中泛起了一丝惆怅。“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胡风将对日军的愤怒之情与日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梦想着扩大这个吸尽了膏血的三岛王国。”日军的侵略与扩张与他们的生存空间密不可分。日本人居住在四面环海的岛国上，缺乏一种稳定和安全的感觉，思想里充斥着危机与扩张的意识，这滋生了他们侵占吞并中国广袤土地的野心。胡风将对日军的憎恨情感转变为了对日本的厌恶，这种厌恶感在之后又转化成对日本的抵触和排斥，正如诗歌《海路历程》中所描述的那样：“东京／那东方罗马帝国的都城／有钢骨水泥高厦的银行街／有陈列着劣质的但却五光十色的商品的闹市。”日本首都东京拥有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市场，其繁华宏大的场面将胡风——“来自田间”的农民的儿子——完全震慑住了。然而，他却幻想出外表光鲜的质量低劣的商品，这成为其无法真正融入日本社会生活的象征。胡风以留学日本的历程向人们层层展现出日本这个国家的形象，我们在读到胡风诗歌时，也会有着大致相同的情感，与之产生共鸣。
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理论受到了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提出主宰人生活的两种力观点的影响。第一种力是源自人的内在生命冲动力：“即个性表现的内底欲求，在我们的灵和肉的两方面，就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厨川白村强调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追求生命，达到乌托邦式的自由与理想的境界。这种来自个人的精神灵魂和思想意识与胡风文艺理论中的主观因素相通：第二种力是来自外界的环境束缚力，即现实的社会环境对人寻求生命的欲望的限制和约束，这种来自外在的作用力与胡风文艺理论中的客观因素相关。厨川白村在这两种力中，更加侧重于主体对生命的欲求，他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厨川白村显然忽视了客观环境的刺激作用，过分夸大了主观思想的力量，将文学艺术等同于不受丝毫束缚的心灵世界，落入了一种唯心的境地。胡风则强调要将两者统一起来。他认为：“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里既蕴含着历史事件与社会现状，也寄予诗人建立在这些现实基础上的情感，它们正是这种主客观相交融的产物。胡风的这种唯物辩证的文艺观更加全面地去探寻文学艺术的真谛，是对厨川白村理论的超越。
三、精神与意志的强力支撑
然而，胡风也重视主观精神和意志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他抗战时期的诗歌中表现为对民众的号召与鼓动。胡风在抗战时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与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沦陷，中华民族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会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与此同时，“人民大众的生活起了一个大的纷扰，产生了新的苦闷新的焦虑，新的愤怒新抗战，凡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历经了“九一八”事变的阵痛后。关内的人们并没有警觉起来，甚至有人妄想坐拥半壁江山与日本和平相处。但是日军的贪欲是无穷的，他们早已将中国的领土视为囊中之物，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不得不对日军的侵略作出回应了，于是，抗战由局部转变为全面。从被动进入主动。借助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契机，胡风在诗歌中发出来炽热而嘹亮的口号：“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底重载／为了胜利／为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在日军残暴的形象背后是中国人民苦闷、焦虑和愤怒的情感。胡风动员广大民众将这些悲观的情绪转化成为对日军积极主动的斗争，并乐观地认为在大家团结一致和持久的努力下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胡风诗歌的鼓动与号召的对象不仅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起来呵，海这边的奴隶!起来呵，海那边的奴隶!起来呵，全世界的奴隶!”他还动员那些被欺骗的日本士兵和被愚弄的日本平民与冷酷无情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进行斗争，在日本国内发动反政府的事变，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并最终走向灭亡。
胡风抗战时期诗歌中的战斗性受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青野季吉“目的意识论”的影响。青野季吉坚持“社会主义文学公开声言文学的社会效果和‘宣传的’、‘机动的’作用”，针对以往重视文学自身研究的“内在的”批评，青野季吉提出了文艺作品转向重视社会意义的“外在批评”理论。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正是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劳苦民众的关注，通过这些日本形象的刻画来唤醒麻木的人民起来斗争。青野季吉还说道：“开始自觉到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这才成为‘为阶级的艺术’，即由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这才成为‘为阶级’的艺术。”他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统摄全局的纲领，又把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置于中心地位，让大量的政治因素渗透到文学中去，绝对孤立地视“外在批评”为文学的第一要义。胡风对此并不苟同；“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就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胡风笔下的日本形象中寄予了诗人同情抑或愤恨的情感，这是对悲苦形象的“迎合”，对残暴形象的“抵抗”，它们又反作用于诗人，让他去重新审视和发现，在矛盾的斗争中去探寻艺术的本质。胡风冷静而具有思辨性的理论远远超过了青野季吉主观而又偏激的思想，“胡风既重视文艺批评的社会性又探究文艺批评的自身特性，显示了他所具有的左翼文艺理论的总导向下的独有的个体存在”。胡风从实际生活出发，摒弃了青野季吉式纯粹的“外在批评”的文艺本位观念，将不同类型的人物主观情绪情感融入文学的社会属性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外结合的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其支柱正是强大的精神助推力，折射出生命的冲动与诉求。
纵观胡风在抗战时期诗歌创中的日本形象，在凶残的日军和冷漠的日本政府形象中是诗人愤怒和仇视的情感；在悲惨的日本士兵和凄苦的日本平民的形象中是诗人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在英勇的日本反战者的形象中是诗人敬佩的情感，胡风眼中的日本形象中是诗人由惆怅悲伤到惊叹反思的情感变化。这些他者形象的创作和产生的背后是注视者系统辩证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支持，在对藏原惟人、厨川百村、青野季吉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吸收与批判中，胡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彰显出其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的深厚的艺术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