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儒家;德育;理想;人格;儒家八德;立德树人
德育是各个社会所共有的教育现象，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和民族性，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德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德育是指所有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包括社会德育、社区德育、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等方面;狭义的德育专指学校德育，是对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的一种价值限定，目的在于不断完善学生的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一、当下学校德育工作中存在问题
近期学校伤害事件凸显，校园恶性事件不断，这已不是校园安全所能回答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到底培养了什么样的年轻人?现今很多学生缺乏爱心、不懂感恩、崇尚暴力、思想行为极端偏激，更加反映了学校德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缺失。首先，部分德育内容滞后，教育方式枯燥单一，与多元化社会现实相脱离，无力解释当下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其次，学校德育流于表面，道德行为存在双重标准。具体来看，现今许多大学生虽然通过第一课堂系统学习过两课和思想政治教育等理论课程，也具备一定的道德理论知识，但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较差，理论认识与外在的行为表现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尤其是在很多学生校内校外的言行常常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于德育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将师德建设放在首位，创新德育模式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立德树人”首次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对十七大“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教育理念的深化，指明了今后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立德树人要以人为本，现今多元的价值观、日新月异的社会、海量的信息，让德育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照本宣科式的德育显然要被淘汰。立德即树立德业。《左传》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是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在今天也并不过时。“立德”是指做人，“立功”是指做事，“立言”是做学问，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显然是第一位的。在当下不断审视儒家传统的德育思想，把儒家德育精髓思想融入到德育课堂，创新学校德育，对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儒家德育内涵蕴藏的优秀思想和道德遗产
儒家坚持教育在于培养人，从而使人能够具有理想人格，“成仁”、“成圣”的理想境界，即成为知、情、意与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儒家教育思想提倡君子理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成仁”、“成圣”教育目标。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对德育给予高度重视，他重视培养德才兼备之人，把做人的道德品格摆在重要的位置，通过培养安邦定国、德才兼备的君子学而优则仕，从而由教化天下推行德育从而实现推行王道实现德政的社会理想。在今天，教育同样提倡要以人本，教育不仅是教授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人格。教育之目的在于实现人才的完善个性以及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养成，“以德为先”方能培养出一个人的健康人格，使得个体成长成为一个完整完善的人，一个能适应社会，一个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人，要成才首先要成人。
儒家重视德育，重视后天环境对人的熏陶。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性”开初是相近的，之所以后来产生善恶贤愚等重大差别，是由于教育和环境的习染所致，孔子强调后天教育和德育的重要性。德育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儒家德育以“明人伦”为内涵和目标，以“三纲五常”为标准，将“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作为道德教育“三纲领”，推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重向内求索，注重道德完善，构建了儒家教育伦理道德核心体系。
德育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儒家德育强调“明人伦”为内涵和目标，以“三纲五常”为标准，将“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作为道德教育“三纲领”，推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重向内求索，注重道德完善，构建了儒家教育伦理道德核心体系。因此，学校德育对人思想品德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儒家德育内涵与学校教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契合
人格是个体在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人格健全十分重要，这关系到学生是否能够全面健康发展，是否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教育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公民必须是人格健全的公民，人格教育不仅仅是理论探讨的论题，而且迫切需要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体现出来。
儒家德育十分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认为理想人格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之所在。儒家教育最终目的是通过培养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从而达到实行德政王道。儒家所要培养的君子必然具有理想人格。《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圣”是孔子认为的人生崇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儒家认为做人第一，求学第二，人首先是要通过努力成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即使在21世纪也追求对公民理想人格的培养，在当今社会大力倡导的公民思想道德的核心要义。“社会主义荣辱观”就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公民理想人格的深刻内涵。他从理想追求到个人品行，从家庭、职业生活到社会公共领域，对公民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都做了明确规范，学校德育就是为了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合格公民。
传统文化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既是源头，又可为活水，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下加以创新发展。众所周知，在世界传统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其中唯一能够延续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化。在隋唐时期形成的著名的“东亚文化圈”，其核心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直到今天，儒家思想在推动东亚诸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彰显了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在当下重新审视传统儒家文化，发掘其内在价值，对于培养青年一代将会有产生积极的效应。现今随着信息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高校教育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人们的关注焦点更多地放在外部客观世界的改变，而忽视了自身的精神家园的需求、内在道德修养的提升。这不仅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身心的和谐发展，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相悖。因此弘扬传统文化，发掘儒家精髓，让传统文化走进大学德育课堂势在必行。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德育思想的精髓，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忠恕”之道，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在《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对德育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可以归纳为“孝、悌、忠、义、礼、义、廉、耻”八德，进行了详尽精辟的阐述。儒家传统的德育内容，结合时代发展可创新赋予其新的含义，具体来看：“孝”：即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这是学校德育的起点;“悌”即兄友弟恭，友顺和睦，与家人邻里和谐共处;“忠”即忠于祖国和民族，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信”即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对人真诚、诚实守信;“礼”即遵守规范，遵守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强调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义”即坚守道义，明辨“义”和“利”关系，承认、尊重他人与自己具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享受与自我相同的发展机会，尊重平等对待他人;“廉”即廉洁正直，具有知耻之心，儒家强调做人要“知耻而后勇”，即能正视自己的过失，有改过迁善的勇气。从先秦儒家到程朱理学以至于现今的新儒家，都十分重视德育，通过后天的德育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
儒家看到了人具有进取心、具有可塑性。《尚书》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提倡人应该有刚健有为的精神状态，要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志存高远。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要求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思想和身体的全面关心上，处处想学生之所想，帮学生之所难，做他们的贴心人”。[4]儒家德育“以‘仁’作为社会道德的核心，以‘礼’作为社会道德的原则和总体框架”在“仁”之下演绎出“孝、悌、忠、义、礼、义、廉、耻”等八德作为德育的基本内容;儒家德育以培养知、情、意与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为德育的目标;儒家注重践行结合、理性疏导、情感润导和道德榜样等多种多样的德育方式。这对于改善现今学校德育方法单一问题具有裨益。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4]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儒家孝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形态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也产生了不同的酒店需求，对酒店的文化品质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心，有较强的代表性。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表现中，儒家文化受到的关注度相对较高，我们通过酒店室内设计中儒家文化的展现，全面探索了酒店设计中儒家文化的应用策略。
关键词：儒家文化;酒店;室内设计;运用分析
引言：
当前我国酒店设计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展现了多形态的功能和价值，因为酒店设计的复杂性，使得酒店的文化形态和其他文化相对不同，优秀的酒店设计不仅满足了酒店本身的使用价值，同时也体现了文化特征的个性化。大部分酒店的管理者在室内进行设计过程当中，不仅要展现酒店的企业文化，同时要体现酒店的功能和价值。
1. 儒家文化与建筑设计
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儒家文化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全面形成了和谐的文化氛围，它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有着重要的作用。大部分设计师在酒店设计过程中，采用儒家的文化特征进行系统性设计，从而使得酒店在拥有现代主义功能的同时，拥有较强的传统文化属性，它通过空间的合理布置，使得酒店的结构和外观空间设计的更加合理，从而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技术完美的融合。
2.酒店概述
酒店作为人们外出游玩过程中常居住的室内场所，是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主要地方。酒店从形成以来，就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1]。在国外，它通过为客人提供有价值的餐饮居住服务，从而产生实际的价值。
3.我国酒店室内设计现状
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酒店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酒店行业才迅速崛起。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中国的酒店业几乎没有经过设计，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对于酒店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酒店的设计环节也逐渐成熟。然而由于我国没有相应的发展经验，面对世界多元的设计形态，我国的设计界相对混乱。酒店设计也从模仿到逐渐创新，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因为在酒店设计中缺少相应的设计经验，使得酒店的设计风格大小异同，有巨大的相似性，缺少一定的创新表现。酒店设计过程当中，没有根据区域环境进行人文风貌的有效展示，从而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特征。在我国酒店设计过程当中，因为重视轻度装修，浪费的大量的装修材料，使得装修的效果与设计表面形成一定的差距。
4.儒家文化在酒店室内设计中的运用体现
4.1 功能分区
通过儒家文化的展现，全面结合了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文精神，将儒家文化和艺术进行全面融合，从而形成创新的设计理念，它通过文化体验和住宿功能的有效展现，形成了一体化的商务酒店形式，根据酒店的整体定位，通过人性因素的有效展现，从而根据酒店的房间功能进行区域划分，全面体现了酒店的文化和价值。
4.2平面布局
酒店设计过程中，通过儒家文化的展现，直接体现了酒店的功能和价值，结合当前社会的发展现状，进一步创新儒家文化的运用效果，通过酒店空间的平面布局，体现出了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2]。
4.3. 空间布局
在空间的实际设计中，所形成的视觉效果直接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形象结构，它是建筑文化的有效表现形态。空间设计对于酒店设计至关重要，它也是主要的设计内容，其空间的分隔形式主要包括：地面、墙面、底面的形象设计;门和窗的空间组合;通过空间的划分和隔断形成有效的空间形态;展现空间的家具功能。空间设计有较强的形象属性，不同的空间呈现的感受相对不同，它表达着空间的形象和价值。
4.4 色彩设计
色彩设计是室内环境的生命力，室内设计的色彩的有效安排可以体现出空间的层次感和灵活性，它可以对人体本身的心理和生理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以来，在室内环境设计过程当中，设计师需要通过色彩的表达，展现儒家文化的思想和价值。长期以来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建筑设计的传统属性，因为有着较强的制度制约，它全面影响了色彩的分布，在设计环节想要全面展现儒家文化的思想，就必须使得儒家文化思想与色彩拥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室内设计过程当中为了展现儒家文化，在色彩选择过程中要采用暖色调，大多采用红色的色调进行全面点缀。色彩设计过程当中，为了表达酒店的功能和形态，要运用合理的色彩范围，给客户带来家的归属感。
4.5主题烘托
在酒店设计过程当中要采用相应的主题，只有明确了设计主题，才使得酒店设计拥有更强的灵魂。设计师需要通过思维的创新，利用现代主题展现儒家文化，设计师需要通过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从而对酒店的空间设计进行有效展现，它完美的将现代文化和传统设计有效的结合，之前表现出了主题的文化特征[3]。
5总结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也有着较强的消费能力，能否为消费者提供一个优秀的文化空间，是展现酒店服务价值的重要表现。我国现代酒店室内设计过程当中，想要摆脱传统的设计理念，拥有全新的设计思维，就必须要利用儒家文化，全面地展现酒店文化的价值和精髓，從为酒店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文化思想。只有充分运用我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让酒店的空间设计更有特色，从而设计出满足消费者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空间结构。
参考文献
[1]潘春雪. 皖南民间艺术在软装设计中的融合再生[D].青岛大学，2019.
[2]朱曼宁. 建筑彩画艺术形式在室内装饰中的塑造探析[D].南京林业大学，2019.
[3]严宽荣，贺诗琴.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酒店途径分析[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04）：144-145.
南阳职业学院 朱骏洺
儒家孝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儒家经济文化 东亚经济一体化
近年来，东亚各国合作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东盟和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则被认为是整个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①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明确提出要将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方面。②欧共体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曾经说过：倘若我今天开始建设欧洲经济共同体，那我首先将从文化方面入手。③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通过文化认同构建一个欧盟经济实体的重要性。那在东盟“10+3”体制中，文化认同是否有可能实现?
儒家文化在东亚可谓影响深远。儒教文化圈，是一个大文化圈不确切的简称，指的是中华传统文明在东亚影响所及的地区，包括中国(含香港、海峡对岸的台湾)、日本、南北朝鲜、东南亚诸国，部分影响远及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的华人社区。这个大文化圈不论在人种、书面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同性与相关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教文化圈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而儒家经济文化在近代东亚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东亚各国普遍存在“职分观”思想。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宗教运动中已经形成了职业劳动观念。商人应该适应自身的身分，克己作为商人的“职分”。其次，以职分观为基础，发展出财富观、勤俭观和劳动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戒。明清商人虽无清教徒的“天职”观念，但也表现出一种超越精神，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价值，即所谓“创业传统”。此后日益把“勤”从治学为国的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演变成治生理事的工商伦理。东亚的儒学传统一直强调勤勉、节俭、珍惜光阴、忠诚、正直等美德，这些美德是东亚社会形成工商节俭伦理的宝贵传统资源。只要这些传统精神伦理经过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的精神伦理，就可以成为东亚合作的核心内容。另外，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有一种与国家和社会命运息息相关的责任感，这尤其体现在企业家的身上。而一个由道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政府对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主观调控作用。而这主要体现了儒家经济文化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儒家经济思想在东亚近代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新加坡，儒家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在道德建设上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政府不惜耗费重金礼聘海外著名儒家学者余英时、杜维明等学者宣扬伦理思想，在国人对政府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好处有了共识之后，组织编写“儒家伦理课程”，全面开展儒家伦理教育，新加坡是第一个将儒家理论编撰成课本在学校里当成道德科目来教学的国家。
如何充分发挥东亚地区相通的儒家经济文化并将其转化为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努力。
首先，弘扬儒家经济文化，用儒家经济文化指导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儒家经济文化追求“先义后礼”的经理伦理观，“均无贫”的经济分配原理和“俭以养德”的政治经济学原则，这对于中国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极端的功利主义会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儒家经济文化倡导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国家经济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过度膨胀的功利追求现象发挥制衡作用。“均无贫”的社会理想有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参与者关注他国收益，最大程度满足各方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俭以养德”的思想则鼓励东亚国家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合作的深化。其次，积极完善文化合作机制与平台，充分发挥应中国—东盟中心、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作用。中国应主动与东盟国家签署一系列文化交流合作协议，指导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儒家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第三，重视文化品牌的培育，培育一批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品牌。将儒家经济文化与文化品牌相结合，以文化品牌为载体扩大儒家经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第四，积极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如积极建立孔子学院，赢得东亚各国民众对于儒家经济文化的支持。
注释：
①刘渝梅.东亚地区合作与中国的软力量[D].华东师范大学2007届博士生论文，第86页.
②新华网.李克强出席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强调加强10+3务实合作.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3/c_1113240065.htm.
③曹德明.文化视角下的欧盟研究[M].上海外语出版社，2009：135.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儒家孝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范文第4篇
千百年来,真正在中国人的精神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宗教观念是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系统。但是,三代以降,以“天”、“祖”观念为核心的宗教信仰系统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因就出在儒学身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宗教观念的发展具有“二重性”:既有对天命、鬼神和祭祀的肯定,又有对人文和理性精神的张扬。这就决定了儒家文化同宗教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利玛窦入华宣教遭遇的尴尬和窘境,在于基督教的反偶像崇拜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敬天祭祖思想之间的排拒和不容。当代祭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就其实质来说,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结果。
关键词:儒学 儒教 敬天 祭祖 宗祠 信仰
作者:肖雁,1964年生,中国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儒学与儒教关系的论争一直是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儒学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称作宗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同宗教的关系是什么?它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有先生主张,儒学就是儒教,但持此一观点者,却有一个不能回避和难以说清的问题,这就是儒学的确和大家公认的一些宗教的规定和特性存在较大的距离。于是,从康有为开始,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儒学的宗教化,但一直收效甚微。我们不禁要问,儒学成为宗教的历程为什么如此坎坷和困难,这里面深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一、中国人最核心的宗教观念是什么
夏商周三代迄于今,真正在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百姓)的精神系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宗教观念是什么?我们认为,上天和祖宗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礼记’表记》说:“夏道遵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夏代以天命为尊,同时敬事鬼神。牟钟鉴先生说,夏道远鬼神并非不尊天敬祖,而是不过分崇尚占卜和巫术。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不但有山川崇拜的习俗,而且还有山川祭祀、凡事都要向上天请示的习俗。在殷人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国王想建造城邑,天帝答应了(“王封邑,帝若”)。天帝命令刮风了吗?天帝命令下雨了吗?(“帝令其风?”、“帝令其雨?”)天帝要赐给我们吃的并且保佑我们(“帝降食授又”)。可以说,殷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天帝的干预。三代之中宗教色彩之浓,以殷代为最。殷人认为,殷王祖灵“宾于帝”,是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故敬天必祭祖。周人继承了尊天敬祖的传统,并对它进行了人文化的改造。“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宗教祭祀仍然是礼的重心所在。礼乐文化最早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这是一个神祭的传统,也是上古时期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特点。
《诗》、《书》中所信仰的天,大多是充满了情感意志的主宰之天。《诗·小雅·正月》云:“天之杌我”,《信南山》云:“受天之祐”,《小宛》曰:“天命不又(祐)”;《尚书》中记载武王问事于箕子,箕子陈天地之大法,作洪范九畴,从中也可看出,无论是自然法则还是社会秩序,都是上天的安排。祭祀这种宗教信仰,为礼的各种规范秩序注入了文化价值和理想精神,体现着人们的终极关怀,培养着人们敬诚的品格,起着教化人心、稳定秩序的作用。
从西周开始,祭天的宗教祭祀活动就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如西周天子祭天分为四种形式:郊祭、封禅、报祭和明堂祭。其中以郊祭和封禅影响较大。祭天一直是王权的象征,直至清后期,民间才有祭天的权利。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曾经就是清王朝举行郊祭的地方。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就是明清皇家祭祖的地方。今天的民间还保存着敬天祭祖的宗教传统。
在中国北方,许多地方还有敬天、祭祖的仪式。麦收以后,每家每户都要“敬天”。每年麦子割完后,农民见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敬天了吗?”他们敬天的仪式很简单。人们往往选择麦收的某一天(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一天。哪一天不重要,关键要做这件事),备上菜肴和馒头,于中午时分在自家的院中举行答谢和敬奉上天的仪式,人们把这一活动叫做“敬天”。秋收后也要举行“敬天”活动。但是,秋后的“敬天”活动在时间上很不统一,有的人家在秋收后马上举行敬天活动,也有的人家把秋后的敬天活动放到除夕晚上或年初一早上进行。在山东农村,除夕的敬天活动每家每户都要进行。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俗称小年。过小年时,人们往往要在纸上画马,然后烧掉,举行这一活动的人口中还要喋喋不休地说:“灶王爷爷上西天,再过七天来过年。”让灶王爷骑马到天上去见玉皇大帝,汇报人间一年的工作,民间把这一活动叫做“辞灶”,即祭祀灶王爷。“辞灶”时还要放一些枣、糖果等甜甜的东西,目的是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只说好话,报喜不报忧。上天一高兴,就会在来年降吉祥于人间。腊月二十三的“辞灶”活动,实际上也是民间敬天思想和活动的表现,因为灶王爷在这一天去天上拜见玉皇大帝,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一年来的情况。这一点和基督教似有较大的不同。对于基督信奉者来说,面对上帝的忏悔是必须的,尤其是当自己做了不妥和错误的事情时,而中国民间的辞灶活动则希望灶王爷把自己一年中做的不妥和错误的事情隐瞒下来,不去报告给上天,这大概也算是两种宗教观念之间的一种不同吧!
祭天如此,祭祖亦如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中国的宗祠或称宗庙、祠堂是宗族供奉先祖的地方。宗祠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主(即俗称的牌位)、进行祭祀的场所,一向被视为宗族的象征。中国的宗祠文化已在马来西亚生根。当今在马来西亚,寻根问祖、缅怀祖先、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风气日渐兴盛,宗祠成为加强海外华人华侨联谊宗亲、巩固友谊的重要场所。目前海外宗祠也与过去旧的宗祠有了变化和不同。由宗祠牵头举办的“义学”有着勃勃生机。许多宗族都在祠堂中设有小型的初级学校,聘请老师讲课,规模比普通的小学小,收费极其低甚至免费,办学经费由族产收入开支,教学质量也不错,使许多家境不宽裕的华裔子弟有机会上学,所以又称义学。除宗祠外,中国人的祭祖活动还有其他的形式,如墓祭、家祭。中国人把某人逝世的那一天称为某人的“祭日”,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他的子孙们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俗称“上坟”。此外,每年的清明节、鬼节(农历七月十五)、春节前夕,都要举行祭祖活动。每家遇到结婚等喜庆大事时,也要祭祖,把喜事禀告祖先。许多家庭在接连遇到不幸时也要祭祖,祈求祖先保佑自己。
总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两个东西是最神圣、最重要的:一个是上天,一个是祖宗。上天不能违,祖宗不能违。正如《礼记·郊特牲》所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返始也。”报本返始,不忘其初,始终保持对生命本源的敬意。
但是,我们想指出的是,以“天”、“祖”观念为核心的宗教在中国始终是以朴素的形式存在着,也就是说,它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的宗教。原因是什么呢?若仅仅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
看,或许就出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身上。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宗教观念的颠覆
千百年来,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客观上起了精神支柱的作用,它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思想信仰的核心内容。但是,作为宗教的儒家文化却有先天的不足和局限,为什么这样说?儒家文化既讲人,又讲神,但它在本质上所倡导的是一种与神道对立的人道的观念和人道精神,其基本性质是人文的、世俗的和非宗教的。不能讳言,儒家文化中也存在较多的宗教观念,但遗憾的是,这些宗教观念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宗教观念的发展具有二重性。在孔子思想中,既有对天命、鬼神祭祀的肯定,又有对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张扬,这种“二重性”既是对殷商时期宗教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其思想的新开展。孔子秉承三代以来的思想传统,既讲天,又讲人。孔子讲主宰或命运之天的次数很多。譬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阳货》)《论语·雍也》载,孔子去见南子,南子声誉不好,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予所否也,天厌之!天厌之!”假如我不对的话,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论语·述而》载,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上天在我身上生了这样的品德,桓魅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对于祭祀之仪,孔子也予以肯定。如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祭祀礼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鬼神是存在的,“吾不与(去)祭,如不祭。”我若是不能亲自参加祭祀,是不请别人代替的。又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不是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却去祭祀,这是献媚。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孔子儒学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他既承认鬼神的存在,却又自始至终对鬼神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子路曾经问孔子如何服侍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在这里,孔子又强调现实的事情,而不谈死后的事情。对天和鬼神不否认,而又强调人的生的问题,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在孔子思想中,神和人这两个东西并不是半斤和八两的关系。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孔子最为关心的是现实的人和人生,其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要求君子要进德修业,追求道德自觉。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坚持讲仁(人),而不讲神。《论语·述而篇》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宋代大儒谢良佐对这句话的解释可以说是颇得孔子思想之真意,他说:“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这就是说神是存在的,但与人相比,孔子显然更关注后者,语人而不语神;死也是难免的,但与生相比,圣人更关注生。因此,孔子虽然也仰望信仰的蓝天,其思维的触角也时常驰骋在理想的天国,但是,相比而言,他更为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他脚踏的是现实的土地,所倡导和高扬的是人的主体意识,他要在此岸世界,而不是彼岸世界中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和自我心灵的安顿处。因此,孔子是一个既仁且智的人生导师,而不是大教主。孔子是人而不是神。
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说关注社会和人生,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传统,决定了它既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同宗教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儒学和宗教千百年来一直是一对冤家,既互相渗透,又互相对立,两者之间始终保持着适度的张力,但始终难以实现一种实质性的融和或互相替代。这是儒学不能成为宗教的关键原因。
三、利玛窦人华宣教对中国宗教观念的影响
利玛窦是第一位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士。他致力于学习汉语和研究儒家经典,利用儒家学说阐释基督福音,试图使基督教更易于让中国人接受。利玛窦“确信基督教和儒学之间存在着并行不悖之处,特别是早期孔子教诲中对至高存有的崇敬和高尚道德的劝勉,更与基督教多有相近之处。”在利玛窦看来,儒学不但和基督教并行不悖,而且“还可以为基督教填补空白”,儒家还是基督教“潜在的同盟军和皈依者”。正如利玛窦在其著名的《天主实义》中所说的:“儒家经典的表达方式虽然原始,但暗合了神和来世生活等基督教的观念。”
在利玛窦看来,儒学与基督教完全有可能相互吸纳与互补,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是否允许皈依的基督徒继续敬拜祖先以及孔子的亡灵,这类礼仪是人神化的象征还是仅仅是崇敬的象征?这样的发问最终导引了一场“礼仪之争”,问题集中在中国传统的“祭祖祀天”是否具有宗教性上。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大多数基督教徒把中国的祭祖一事看作是异教行为,他们认为,除了耶和华外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崇拜。但是,基督教的这一观念很难为中国的信徒所接受。像花之安等十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教士,在祭祖问题上则持守中立的态度。大多数中国本土的基督教信徒则认为,祭祖乃“报本追远之大礼”,乃“先王之法”,不祭祖则“有违三纲五常”,甚至沦丧“中国之文教”。在他们的心目中,祭祖压根不是什么迷信及偶像崇拜的行为,而是道德伦理的体现。还有一部分中国基督信徒在承认敬天祭祖的前提下,认为中国的祭礼有其优美的精神,并能够体现孝亲之道,遗憾的是现今流行的祭祀,已经严重扭曲了这些“本义”,成为“俗祀”,沦丧了昔日良善的精神。因此,惟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祖宗,也只有皈依基督教,方能体现真正的孝亲之道。
可以看出,大多数中国本土基督教信徒是把古代祭礼看作是本质上与基督教信仰并不相冲突的具有伦理及宗教性的双重意义的行为。甚至一部分人意识到,只有基督精神才能拯救日趋沦丧的孝亲之道,这就使他们能够在信仰上接受基督上帝,在行动上可以践行儒家的“仁义”和“礼仪”。当时的康熙皇帝也认为,尊孔是尊他为师,而不是奉他为神;祖宗牌位仅仅表示子孙的孝心与忠心而不是崇拜。因此,敬天祭祖和信仰上帝并不矛盾。然而,中国上层和大众对上帝和天祖观念的认同,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和儒家文化的宽容态度,并没有得到所有传教士的理解和认可。罗马教廷依然认为,中国的祭祖礼仪传统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这与基督教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最终还是颁布了禁止教徒“敬孔”、“祭祖”等事的禁令文告。传教士内部观念的冲突以及罗马教廷对礼仪之争的干涉,最终伤害了基督教的宣教事业,又加上朝廷的倾轧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化,随后出现的宗教迫害,结束了中国传教活动的黄金时代,到1800年,以往所有的宣教收获和进展都丧失殆尽。
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场论争的主旨并非是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文化的内容是否能够互补的问题,可以说,基督教所具有的人世精神和儒学是相通的,其相通之处恰恰是儒家文化中的人文意识和“博施”“济众”精神。这场论争的焦点在于,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和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敬天祭祖的信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基督教的上帝崇拜和儒家敬天祭祖崇拜的相遇,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不同信仰的相遇。尽管本土的基督信徒,甚至康熙皇帝自己都没有意识
到中国传统的敬天祭祖的礼仪所具有的宗教意味,很明显的例子是:康熙皇帝一方面对基督教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对上天和祖宗表现出了巨大的忠诚,积极致力于敬天祭祖活动。据于本源先生《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一书统计,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亲自参加祭天活动八十三次;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亲自参加祭天活动一百零八次。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够最终形成的数字。而每一次的祭拜活动,他们又都表现得至诚之至,并非只是为了达到“神道设教”目的而例行公事。以康熙皇帝为例。《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收集康熙皇帝所作的诗文以及重要批示(谕旨),在题为《谕礼部》的批示中,许多都专门针对祭拜问题,强调祭拜必须虔诚。
历史事实亦证明,“自基督教在近代扣敲中国大门伊始,祭祖问题一直困扰着华人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中绵延甚久又极具争议的课题。即使在20世纪末,在台湾、香港、新马等地的华人社群中,祖先崇拜的影响仍未随社会的西化而消退。在中国大陆,虽然经过30多年反封建主义及破除四旧的冲击,但祖先崇拜的活动近年随着改革开放的空间而蓬勃再生。勿庸置疑,祭祖问题仍将是中国教会必须认真处理的灸手课题。”
可以说,虽然利玛窦宣教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和一些观念籍此进入了许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和思想行为的一部分,也正是基督教的传人,才使我们意识到中国人自古以来所信仰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是一种宗教传统。在这一意义上说,利玛窦来华宣教又是成功的。从另一方面看,任何外来宗教和文化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就必须审慎地对待儒家文化,必须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人精神信仰系统中的两个重要观念——“天”和“祖”。
四、中国传统的敬天祭祖观念在当代的发展
敬天和祭祖是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中两个重要内容。一般说来,“天”的地位要高于“祖”,但是,由于“天”所担负的责任太大,它要护佑天下人,而“祖”只需护佑自己的子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祖”的情感自然要比“天”亲近得多。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在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祭祖活动越来越多,相对说来,敬天活动越来越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祖宗崇拜遮蔽、甚至压倒了中国人对“天”的信仰和追求,使得宗教意识的产生在国人这里变得极其困难。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民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祭祖的宗祠,但很少能够找到敬天活动的场所。近年来,我们曾对中国大陆地区宗教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浙江省温州市进行了调研。以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为重点,通过考察这里宗教、祭祖活动,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的敬天祭祖活动在这一地区表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和特点。
一是祭祖内容的变化。
宗祠本是祭祖敬宗的场所,祭拜的对象理应是自己的先祖。但是,在浙江温州的宗祠中不但供奉着本族的先祖,而且还供奉了后代或同辈中的有德、有功者。如,在陈氏宗祠中供奉了“日臻无疆”的巨大匾额,上写:“祝陈志俊先生荣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在蔡陈纪念堂醒目的位置,悬挂着刻有本族留美、留德博士以及考取国内的博士、硕士裔孙名单的巨幅大匾,儒桥头宗祠“科举及第”:恭贺林福坚考取中国科学院博士匾。这些被供奉的人是社会的佼佼者。这就使今日的宗祠看起来更像老少同堂,人人皆宜。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主任设计师的陈仁琪,也在陈氏宗祠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有楹联与其功绩相配:“神州宇航,名蜚欧美,以报份榆,耀祖光宗。”在族人看来,这些有德有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领受了祖上恩泽。
在宗祠中以悬挂匾额或者用楹联的形式记载他们的业绩,这种形式不仅确立了先祖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还加强了后辈人祭祖敬宗的意识,更能达到“追根溯源不忘列祖列宗,教育子孙不忘养育之恩”的目的。因此,有所成就的同辈或晚辈进入宗祠,成为祭祀的对象,对于祭祖敬宗这一古老的宗教意识和观念来说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此种宗教形式更加凸显了宗祠所具有的教化意义。
二是宗祠功能的多元化。
宗教的发展是和时代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时代的宗教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总是越来越多地被添加进了时代的内容。就宗祠来说,它的基本功能是祭祖,但当我们进入许多祠堂里时,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唱戏的声音,看到的是这里架起的羽毛球场地上的年轻人运动的身影。当我们造访仙居陈氏宗祠时,宗祠的门口醒目地悬挂在着“仙居乡老人文化活动中心”,让我们以为自己进入了娱乐活动中心。宗祠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祭祀祖宗,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在宗祠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老人协会、文化活动场所、党员活动场所、爱国教育基地等等,这些东西与宗祠建在一起,使宗祠自身的功能呈现多元化趋势,处处体现了时代气息。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传统的敬天祭祖活动在今天为什么会呈现出上述特点呢?为什么会越来越加进了现时代的内容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宗教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和它的时代、实践相结合。宗教发挥作用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程度。当代祭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就其实质来说,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适应时代要求的结果。因为历史和实践发展到哪里,人的认识就会发展到哪里,人的宗教观念也相应地发展到哪里。
最后,我们还想回答在文章的开头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的敬天祭祖思想和活动能不能发展成为宗教?我们的回答是:很难。因为“天”和“祖”的确是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中的核心观念,但是,以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为基本特征的儒学同样是中国人精神信仰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和敬天祭祖思想是一对分不开的“冤家”。一方面,儒家思想是在敬天祭祖的基础上产生的,儒家从来没有抛弃天、祖观念,但是,另一方面,天、祖观念从来也没有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仁”是孔子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观念,人文思想和理性精神千百年来一直为儒家所倡导。因此,在一个以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为基本特征和追求的儒学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要想使宗教得到全面和完善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一个敬天、祭祖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要把宗教从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系统中驱除出去,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以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为基本特征的儒学和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也是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问题。
(责任编辑:于 光)
儒家孝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法制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乃至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更与当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德法治国、开拓创新等时代主旋律一脉相承。开掘并宏扬这些文化传统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儒家文化；和谐；价值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被称之为“显学”。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某些合理成分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和谐意识与和谐社会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体现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并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荣，不同以相辅相成。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对事物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和谐社会，“和谐”应是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谐社会也是一种有层次的和谐，其核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协调地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之中。其前提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其基础是必须有一个稳定平衡的生态环境。可以说，今天的和谐社会是对儒家和谐意识的继承和发扬。
二、人本意识与以人为本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承认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儒家强调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主张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立己”、“达己”为前提。还说“仁者爱人”，所谓“爱人”，就是尊重人，同情人，把人当人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是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今天，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这些时代命题无疑也是对儒家人本意识的继承和深化。
三、忧患意识与责任感、使命感
忧患意识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也正是他们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宏扬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提升主体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特殊心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孔孟之所忧所患绝非所谓感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个体生存发展上的困苦，而主要是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类群体生存发展上的困苦，绝非一己之功利得失，而主要是人类群体之幸福和理想的实现。所以当现实的困苦缠绕个人与众生之际，当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谐的秩序被打破之时，孔孟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同情之心，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承担责任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 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正如《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承担苦困的责任感二者共同构成了儒家忧患意识的有机内涵。
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而不懈追求的传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人们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需要有孔孟儒家那样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
四、道德意识与德法同构
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道德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果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道德还是人们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 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儒家学人荀子把“隆礼重法”看成治国的根本，倡导“礼仪”与“法度”并举，“教化”与“刑罚”兼施，这对今天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有着深刻的启迪。
五、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没有一个能
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大多强调身体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易传》亦云：“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去效仿天地运行的刚健风格，去直面现实，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要求人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依靠主体的力量，通过主体的实践，完善自我，改进社会。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刚健自强精神，对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传统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这种种优良传统在今天显然并没有过时，仍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我们有理由从儒家的力行主张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要做勇于实践的时代先锋。
结论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法制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乃至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更与当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德法治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时代主旋律一脉相承。与其说是传统文化契合了时代特点，不如说是时代发展借鉴了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说，开掘并宏扬这些文化传统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唱响时代主旋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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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孝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体育是实现国家安定和民族振兴的有效路径，是大众畅谈不辍的娱乐内容。体育既有主流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功用；又有大众文化商业、娱乐、通俗和媒介依赖的共性。体育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是二者共享的正能量。
关键词：主流文化 大众文化 正能量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文化强国梦指明了方向。十七届六中全会，我国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十八大胡锦涛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路径，我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张海峰在十八大之后召开的首次体育文化座谈会上指出，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体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有独特作用，体育工作者要推广体育文化价值，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趁势而上，促进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工业社会以来，现代体育的狂飙突进，带来了全球性的体育盛典一现代奥运会和各种体育单项赛事，带来了密如天网的体育传媒，也形成了席卷环球的体育文化。体育不仅成为国家和官方实现国家团结和民族振兴的有效路径，更成为芸芸大众茶余饭后，畅谈不辍的娱乐内容。不论体育文化的定位和身份如何，其声势浩大的影响已经成为常态，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现代体育的文化身份应如何定位和构建，需有一番理性探索。
1、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
主流文化、大众文化都属于文化的不同形态。文化的分类、归纳离不开对文化概念的厘清与总集。
（1）关于文化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克洛依伯和克勒克洪1963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对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文化概念进行了梳理，根据基本主题进行归类，得出文化的九种基本类别。包括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影响较大的是人类学对文化的总结，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所著的《文化的起源》对文化进行了综合阐述。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泰勒的文化概念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说明，文化几乎成为人类经验的总和。文化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本文根据文化的服务对象和策源主体不同，主要论述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与体育的关系，以及体育在二者之间的互动和定位。因民间文化、精英文化等文化类别与主流和大众文化相比，影响较小、易于区分，本文不做论述。
（2）主流文化（或称主旋律文化）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上、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
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受到倡导的、起着主要影响的文化。每个时期都有当时的主流文化，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到清末，历代帝王都是崇尚儒学。儒家文化异军突起的代价是，孔孟之道成为主流文化，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民国以来，受世界思潮的影响，开展了颠覆孔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科玄论战，自由、民主和科学、法制的思想渐启民智，但最终，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新中国探索前行，文化进程几经波折，十七大以来，我国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不可辨驳的主流文化。从政治学角度讲，“主流文化”是政府意志，是国家行为。主流文化关注政权稳定、社会安康和民生福祉，主流文化通过国家喉舌、主要媒介渠道，弘扬主流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理念。在国家意识形态指导下，主流文化由政府推动和主导，意在凝聚国家意志，形成民族共识并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根据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主流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脱胎于物质基础、经济基调的产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而主流文化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有着最密切联系。
（3）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其欣赏消费对象的，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需要批量生产的，注重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大众文化通常以电视、电影、音乐、报刊和网络等大众传媒形式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大众文化”是20世纪开始逐渐兴起的文化大观，对大众文化的理性分析，先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有伯明翰中心的文化理解和大众快感理论，又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雷蒙·威廉斯给大众文化做出评论，他认为，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它更现代的意义是为许多人所喜爱，而这一点，在许多方面，当然也是与在先的两个意义重叠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搅动了过往的、传承千年的文化格局。威廉斯认为，大众文化经常是替代了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但它亦有种很重要的现代意识。
中国大众文化崛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而成长，它的发展壮大加速了文化的多元化进程，大众文化现已成为与政府主流文化和学界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重要文化形态。有人对大众文化的崛起耿耿于怀，认定它的商业和娱乐特征会造成固定化的消费模式，从而把文化和大众一并推向平庸。也有人认为大众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总之，它不容忽视的从社会文明力量的反面走向正面，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进步，而非倒退。学界对大众文化的反思和审视成为显学，不论漠视不屑，还是极力吹捧，都不能阻碍大众文化如火如荼的勃然兴起。尽管大众文化以大众意趣为马首是瞻，以经济利益为目标所指，不以理论家的理性批判为转移。但理论家不敢小觑“满目疮痍”的文化，面对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他们也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屈尊与大众为伍，研究大众文化巨大的影响力，试图把大众文化放入理论视野，在理性的构架中，给大众文化出谋划策，为上蹦下跳的大众文化带上枷链。体育作为倡导公平竞争、积极拼搏的文化活动洋溢着正能量，是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宠儿，体育文化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主流文化又是大众文化。
2、体育文化是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是鼓风机，是高压云团。因为主流文化反映的是国家的根本意志、文化趋向和价值观，所以主流文化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生活的进步，正因为主流文化的利害关系重大，国家对主流文化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十分重视，不失时机的以鼓风机和高压云团的形象，引领、推动社会的文化方向与趋势。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胡锦涛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是当前我国的主流文化，借助胡锦涛对文化功用的说法，体育也是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流文化中的生力军，可从以下四方面分析。
2.1 体育文化引领风尚
体育和音乐是国际通用的语言。国际化体育赛事、体育明星和五光十色体育文化的熏染，让国人通过体育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风气之先，看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之后，严谨的法规制度和拼搏竞争的观念和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通过北京奥运会等大型赛事和我国的优秀运动员姚明、刘翔、李娜、冯珊珊等赛场上的披金戴银，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也借助体育平台，彰显于世界民族之林。
有人说“体育是现代社会的宗教”。这种说法充分说明了体育在社会、文化、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体育与影视、音乐、书籍、杂志、报刊出版和网络的密切结合，在媒介中成为无处不在的重要内容。体育文化对人、人的身体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关怀与触动，激发了人类原始的情感和崇高的情怀，这种情感和情怀的表达与舒张，让体育文化进发活力，打破民族、国家、性别和等级的界限，体育文化得以全球共鸣、世界同轨，开创和引领风尚。
2.2 体育文化教育人民
体育是教育学科。德、智、体是教育的三大基石，体育三分天下取其一。早在先秦，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文武皆备的人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古希腊柏拉图认为“理想国家必须开始于人的身体”，亚里士多德说“教育包括四个部分一读和写，体操，音乐和绘画。”毛主席曾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号召青年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国家健康工作。体育是人社会化过程的有效抓手，体育倡导公平竞争，友爱理解，是教育青年的最佳手段之一。
2.3 体育文化服务社会
体育能强身健体，能娱乐身心，能使民众健康少病，延年长寿。体育文化的普及，有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有利于社会民众的医疗保健，有利于减轻社会的福利负担，有利于社会情绪的缓解和发泄。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在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之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有了更高的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解放。而体育是人满足基本生存、安全需求之后，向归属、自尊和自我实现需求转变中重要的手段之一。
2.4 体育文化推动发展
体育文化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体育产业被誉为没有浓烟的朝阳产业，体育产业的发展能极大的带动经济发展。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体育用品业、运动场馆设施业、体育彩票业、体育中介传媒业等体育产业内容蕴藏着巨大商机。体育产业与文化、艺术、旅游、信息、器材生产等关联产业的交叉越来越密集。体育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能极大的带动就业，拉动投资和刺激消费。我国《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完善体育产业扶持政策，建立体育产业发展政策体系；继续保持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增加值以平均每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末期，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7%，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曾说，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作用。可从四方面理解。首先，体育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和其他文化形态相伴而生、同步而行的一种文化形态。其次，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而且还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而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体育实现新发展。第三，体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独特的推动作用。第四，体育自身就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作用。体育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时代越发展，体育就越受各国各地区的重视，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体育来了解、评判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
刘鹏的体育文化价值论调与胡锦涛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同宗同源，符合体育文化在主流文化、在主旋律中的作用和地位。体育是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于一体，体育事业大发展、大繁荣，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3、体育文化是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风向标。大众文化的标示作用不是指明方向，而是顺从最强、最大的风的流动，是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但多数人并不代表真理，所以大众文化的从众性也有着天然的缺陷。大众文化具有的特点，体育文化也紧随其后，与大众文化共享之。
（1）商业利益化：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阿多诺尖锐地指出，在以利润为取向的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贬称）中，（音乐）创作者主要关心的已不是艺术的审美价值，而是上座率和经济收益，他们一味迎合顾主的需要，成了消费者的奴隶。哈贝马斯说“文化工业为了俯就公众，首先根据市场的要求，调整文化商品的内容，从心理上增强各个阶层民众的获取能力；其次，降低产品的价格，使公众在经济上有条件消费。”体育文化也有迎合大众需求、降低产品价格的商品性。体育文化面对的受众十分普及，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学步幼儿都有健身娱乐和竞赛观赏等文化消费需求，我国体育人口的总比率接近20%，总体人口规模巨大。体育文化产品的价格与一般的文化商品大致相同，观看体育传播内容、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和购买体育用品的消费随着体育产业的壮大而实现规模效应，价格更加亲民。
（2）通俗平民化：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大众文化不是整个历史中一个阶级或集团的文化。它今天几乎是所有人的文化，昨天几乎是无人的文化；由于生产，市场和社会变化，它完全是一种新的现象，不能归结为量的变化或与永久性范畴等同。”体育消费的文化门槛低，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和理论，人类通过肢体的活动而实现文化的共通。体育文化的通俗性让体育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奥运会成为国际盛会，奥委会成员国比联合国成员国还要多，世界第一运动足球在全球的流行都是体育文化通俗性的有力注解。
（3）娱乐流行化：大众文化追求所有人同时的快感，是娱乐至上的始作俑者。作为时尚文化，难免有忽起忽落的变化。大众文化的英文“Popular Culture”从字面理解就是流行的或民众的文化。威廉斯在《出版业和大众文化》中指出大众一词有三层意义：第一是“为民众”；第二是反抗权威的大众欣赏趣味：犯罪、丑闻、罗曼史和体育。第三是依赖市场。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文化内容丰富、项目众多，随着重大赛事和体育明星的兴衰交替而波澜起伏。因为现代体育文化的兴起，各种有影响力的赛事接连不断，足球世界杯与奥运会之间相隔两年，洲际比赛、国家比赛年年不断，单项比赛的联赛赛程紧凑，体育文化的流行性保持时间较长，体育文化始终保持着焦点的地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快感总是意味着一无所思，意味着忘却痛苦，即便是身在痛苦之中。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筹莫展的。它是逃脱。但并非人所说的，它是逃脱苦难的现实，而是逃脱最后留存的一点反抗思想。娱乐许诺给人的自由，就是逃脱思想和否定。”大众文化的特点是满足人们的快感，而精英文化的特质是满足人们的美感。大众文化削平了审美空间，把审美变成单纯的消费，将复杂的审美过程简化为感官的刺激反应。美国精神医学家E.D.格林在《电视与美国人的性格》中认为，电视的煽情性和刺激性，使许多美国人退化到了只会“边看电视边吮手指”的地步。
体育文化在娱乐化和世俗化的驱动下，也表现出了骚动不安的喧嚣与扭曲。为了追求娱乐效果，体育文化在体育新闻传播中也动用了博取大众欢心的各种手段，体育文化的娱乐性表现为色情化、暴力化、假新闻，以及体育新闻传播中的肆意炒作和广告泛滥等几大类。尽管对体育文化的娱乐化饱有诟病，但总体来说，体育文化的娱乐性主要以休闲放松、健康文明为主调。
（4）媒介依赖化：大众文化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阿多诺把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就是将文化看做商品的工业化生产。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环节中，媒介和媒介人员的参与贯穿始终，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机械化复制离不开传媒的参与。从各种媒体中大时段、大篇幅、大容量的体育内容可见体育和传媒的深度合作。现代体育的崛起更是伴随着信息传播的技术革新，奥运会能成为举世瞩目的盛典，有赖于电视卫星转播技术的成熟。可以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不会有影响力巨大的世界性的体育赛事，更不会有席卷全球的体育文化。因之，体育文化是大众文化。
4、体育文化定位：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共享的正能量
体育文化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是二者共享的正能量。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明显提升，民族崛起指日可待。民族复兴，不仅是经济复兴，也包括文化复兴、精神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大力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弘扬正确的精神理念，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而体育是主流与大众共享的文化正能量。
4.1 内容正规
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共享体育的健康文明，体育在各个文化形态中持有健康向上的形象，作为文化传播的内容是正轨、正当的。体育文化有一定的规则、制度、裁决，因为体育的规范性、标准性，现代体育世界共有、共享，不论是主流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遵循体育固有的规律和章法。
4.2 精神正道
体育雅俗共赏，是民众的精神食粮之一。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精神理念，可以引领民众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体育弘扬社会公平、正义，凝聚国家民族力量，在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彰显精神正道。
4.3 收益正数
体育的经济效益日益明显，体育的社会正效益显而易见，经济、社会收益为正数，国家、民族、家庭、个人收益为正数。在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中积极充实、优化、整合体育文化，是民众受惠、社会收益的利国利民的好事。
4.4 明星正面
实现文化强国梦，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体育领域的英模人物责任重大，为国家、民族而拼搏进取的体育明星、金牌运动员和体育界优秀人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阳光正面，有良好的形象、健康的身体和顽强的意志，是青少年和大众效仿的榜样。
鲁迅《文化偏至论》中倡导中国文化发展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而体育正是外可与世界同轨、内可凝聚民族精神，使国人自觉自强，个性发张的文化形式。这样的正能量让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动力强劲、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