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研究机构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的文献信息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学术信息, 选择全部学科, 文献类型包括期刊、报纸、硕博论文及国内会议, 检索时间范围为1998年1月1日~2017年11月, 以“精准农业”作为主题词, 共检索得到3 748篇文献。
2 结果与分析
2.1 精准农业领域发文量情况分析
精准农业领域1998年~2017年年度发文量分布图在CNKI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 我国有关精准农业的相关论文自1998年发表25篇之后, 精准农业领域文献发表的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精准农业领域研究受到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但总体增长的速度较为缓慢, 并在2003年~2009年10年间出现的一定的波动, 发文量在200篇上下波动, 直到2013年后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在2017年发文量达到374篇。
2.2 学科和期刊分布统计分析
2.2.1 学科领域分布。
在检索出的精准农业研究文献中, 按照“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 发文量排名前20的学科分布情况看, 农业基础科学研究最为活跃, 占到文献总量的26.53%, 划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农业经济与农业工程, 表明精准农业的经济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也较为活跃, 各占到文献总量的17.06%和10.38%;第三梯队为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农艺学、自动化技术、农作物、电信技术、工业经济、自然地理学与测绘学, 表明精准农业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 属于典型交叉学科, 这个梯队的发文量在100~500之间;第四梯队为植物保护、园艺、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工业通用技术及设备、航空航天科学与工程、汽车工业、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贸易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改革, 这个梯队发文量在100篇以下, 表明精准农业在这些领域的研究较不活跃。
2.2.2 文献期刊分布。
期刊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某一学科在文献表现方面的集中度, 是评价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6,7,8]。统计结果分析, 1998~2017年3 750篇文献中有2 409篇文献来源于期刊, 占文献总数的64.2%, 其中核心期刊发文量为739篇, EI为79篇, CSSCI为20篇, SCI为10篇。由此可见, 在此期间精准农业研究的期刊论文总体质量较好, 但高层次论文较少, 研究层次有待提高。
2.3 精准农业领域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分析
2.3.1 发文作者统计分析。
本文对精准农业领域的3748篇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 (见表1) 。结果显示, 王智敏和金继运为高频作者中最早开始精准农业领域研究的学者。高频作者发文开始年与发文量并非成正比, 高频作者分布呈现明显的团队合作特点, 且形成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发文量前7名学者单位为黑龙江省八一农垦大学和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形成了明显的团队合作研究。同时, 通过发文开始年统计可见, 学者对于精准农业的研究集中于2002~2017年间, 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3.2 发文机构分析。
检索出的精准农业研究文献中, 在1998年~2017年间, 该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是黑龙江省八一农垦大学, 其次是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再次是浙江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这些机构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精准农业研究的水平和层次。
2.4 精准农业领域研究热点分析
2.4.1 高频关键词文献计量分析。
对精准农业领域检索结果数据的主题词进行统计, 排除精准农业这个出现词频最高的关键词, 词频超过20的关键词共有39个, 通过统计结果可见, 精准农业领域研究论文的关键词频次最高的几个为:变量施肥、GPS、无线传感器网络、GIS、农业、应用、土壤养分、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可见, 进行精准农业的技术研究是当前该领域的热点问题。
2.4.2 研究热点知识分析图谱。
在CNKI计量可视化分析中, 将出现词频设置为2次以上, 得出精准农业领域研究热点分析图谱, 如图4所示。主要揭示出以下几点:第一, 精准农业领域研究热点分析图谱中处于网络中心的节点即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 且图谱中节点的大小与词频出现呈正比, 节点越大, 说明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 研究热度越强;第二, 节点间的连线反映出关键词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连接间的数字显示为两个节点的共现次数;第三, 显示白圈节点为中心节点, 节点颜色由暖色至冷死展现了该关键词出现的时间由远及近。
通过地理标志领域研究热点分析图谱 (图4) 可以清晰的看出, 精准农业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空间变异”、“精准农业应用“、“无线传感器网络”“变量施肥”、“GPS”、“GIS”、”土壤盐分“、”Zigbiee”等方面。其中“空间变异”、“精准农业应用”、“Zigbee”、“无线传感网络“为该领域研究的中心点, “无线传感网络“和”Zigbee”为新增关键词, 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精准农业领域研究的3 748篇论文进行研究, 对1998年~2017年国内精准农业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主要从精准农业研究发文量、发文作者、发文期刊、发文机构和主题词等方面分析了国内精准农业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 得到以下结论: (1) 精准农业研究关注度持续增强, 随着国内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 可以预测未来几年国内精准农业将是研究热点, 发表的相关文献将会逐年快速上升; (2) 国内发文较多的作者分别来自黑龙江省八一农垦大学和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说明这两个机构研究人员在精准农业研究领域整体实力较强, 尤其值得关注; (3) 研究的学科领域主要集中在农业基础学科、农业经济和农业工程等领域, 精准农业研究者可以在这些领域多关注; (4) 国内刊载精准农业研究论文的期刊质量较好, 但国际高水平的期刊载文量太少, 应该提高发文层次和质量; (5) , 精准农业领域研究发文最多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 如排名前3的是黑龙江省八一农垦大学、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等, 其中来自东北和西北的机构最多, 说明精准农业在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应用研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 (6) 国内精准农业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呈现出多个中心, 精准农业的发展趋向多元化发展。
摘要：精准农业研究体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其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基于CNKI数据库, 分析了1998年2017年期间国内精准农业领域研究的发展态势、研究力量分布、学科领域、研究热点等现状。结果表明, 国内精准农业领域论文在近20年呈现稳定增长趋势, 精准农业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较多, 主要集中在农业基础科学、农业经济、农业工程、等方面;精准农业研究的国际高层次论文较少, 需要进一步提高层次和质量;研究机构主要是科研院所, 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机构较多;主题词的词频统计显示精准农业的研究热点有多个中心, 集中在空间变异、精准农业应用、变量施肥、Bigzee和无线传感网络等方面。结果可为精准农业领域科研工作者与决策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献计量,精准农业,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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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于CNKI的中国设施葡萄研究文献计量分析.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7, 29 (3) :50-55.
农业研究机构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集系统化、战略化和人本化理念为一体的现代管理模式。它集体制、机制、方法于一体, 是以全员、全面、全方位、全过程监控为核心的一种系统管理方法和策略工具, 具有全面控制和约束力。它通过责任中心的划分、目标任务的分解、分阶段资金收支和财务状况的预测等手段, 合理分配单位的人、财、物等资源, 并与相应的绩效管理配合, 来协助单位实现既定的工作目标的同时, 达到控制费用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的。
本文拟运用SWOT分析法来分析农业科研机构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 最后通过优势因素, 克服弱点因素, 利用机会因素, 化解威胁因素, 探索出适合农业科研机构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发展战略。
1 SWOT的概念
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 最早是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管理学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在企业发展中广泛应用战略研究与竞争分析来确定企业本身的竞争优势 (St r en g t h) 、竞争劣势 (We a k-n e ss) 、机会 (Opportunity) 、威胁 (Threat) , 前两个要素是主观的、可以控制的, 后两个要素是客观背景, 无法控制的。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 值得发扬的因素, 以及对自己不利的, 要避开的东西, 发现存在的问题, 找到解决办法, 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
2 农业科研机构全面预算管理的SWOT分析
2.1 优势因素分析 (Stren gths)
1) 体制优势。农业科研事业单位首先作为一个事业单位, 其会计核算遵从的是一般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其次由于其既是农业事业单位又属于科学事业单位, 其财务会计核算也就兼具农业和科学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特点。这为农业科研机构全面预算管理建设提供了体制、制度保证。2) 人力资源优势。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科研队伍的建设, 这为农业科研机构全面预算管理建设在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应用系统的开发、建设维护、规范标预算准等方面提供了保证。3) 基础优势。尽管我国农业科研机构预算管理存在着诸多问题, 其预算管理的架构比较健全, 传统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体制性的矛盾不很突出, 为全面预算管理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2.2 劣势因素分析 (W e a k ne sse s)
1) 预算管理理念落后;这是普遍存在于农业科研事业单位当中的一个状况, 一方面单位领导对预算管理不重视;另一方面, 科研事业单位成本意识普遍淡薄, 管理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阻碍全面预算管理的有效实施。2) 预算管理组织结构不健全:目前, 农业科研机构虽然也建立了全面预算管理的组织机构, 但基本上都是由财务部门担当这个角色, 没有专门设置编制机构和预算监督协调等机构。预算管理还基本流于形式。3) 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在绝大多数农业科研事业单位中, 只对财政拨款部分资金编制的细致, 而对横向收入这块资金没有进行细致的测算, 缺乏应有的科学性, 造成与事业的发展不同步。4) 预算管理流程不完善:预算控制缺乏效益考评, 预算执行缺乏监督。即使分析也缺少科学的考核指标和分析方法, 很难发挥预算考核分析的作用。
2.3 机遇分析 (Opportunities)
1) 改革政策机遇: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全面深入地进行了机构体制的改革, 逐步建立起一套人员精干、运转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预算管理作为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内部基础管理的首要工作内容, 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显。2) 开放借鉴机遇:全面预算管理是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多年积累的成功的管理经验, 实行全预算管理是一单位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良好机制和有效办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全面充分地考虑预算在单位中发挥的作用,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方法就会在科研院所中得到广泛利用并发挥重要作用。
2.4 威胁分析 (T h r e a t s)
近年来, 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单位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 项目数量也在增加, 项目支持的渠道和方式也更加多样化。经费投入的增加, 一方面大大地改善了农业科研单位的科研基础条件, 另一方面, 也给农业科研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对科研经费大多数采用单一项目管理和核算模式, 这势必会产生经费来源多元化与管理核算单一化之间的矛盾。
3 农业科研机构全面预算管理的战略选择
从以上SWOT分析看出, 农业科研机构全面预算管理的具体过程中,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优势和劣势并存, 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足。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专业成为农业科研机构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战略措施如下:
1) 更新预算管理理念, 强调预算管理重要性:要充分认识到实行预算管理是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良好机制和有效办法, 能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强化事业单位管理。2) 建立健全的预算管理组织体系, 保证预算管理工作有序推进:以组织预算的实施, 领导协调单位预算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具体负责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和监督工作。3) 完善预算编制的机制方法, 提高预算科学性:要从编制方法和编制部门两方面做到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摒弃过去传统的增量预算法和单一的由财务部门制定预算的做法。切实扭转停留在表面的“零基预算”, 真正将零基预算贯彻到预算制定当中。4) 加强预算执行控制, 提高资金绩效性:实行预算执行信息化管理, 通过网络科技, 迅速反馈预算执行信息, 及时纠正执行偏差, 化解预算和财务风险, 保障预算顺利完成。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完善单位内控机制, 在目前对多数项目资金采取以拨代支的预算管理模式下, 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建立项目资金使用效益评价机制尤为重要。效益评价应对项目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综合评审, 对项目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考核。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对资金的使用“事前有计划、事中有监督、事后有评价”, 实现其全程化预算管理。
摘要：本文运用SWOT分析方法, 分别从农业科研机构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外部威胁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科研机构,预算管理,SWOT,战略
参考文献
[1] 王红锋.浅析科研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管理观察, 2009.
[2] 谢海燕.浅析科研院所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现代商业.2007.
农业研究机构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农业起源之前是狩猎采集者的时代，农业起源的机制研究必定涉及狩猎采集者的研究。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关键变量是流动性。人类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历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作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具有累积发展的特点，与之相应的是人类技术文化的不断进步，还有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追求能量最大化的适应策略，这个趋势至今依旧存在。它同时意味着人类的文化适应追求最佳适合度与最小化风险。
布莱德伍德视农业为人类文化进步的产物，这种观点是有合理性的，虽然许多考古学家将之视为19世纪“斯宾塞式”的进步论。文化的累积发展创造了农业起源所需要的资源禀赋结构，包括一定的人口数量与密度——这也是长期发展的累积所致，还有人口增加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如地域所有权的观念、限定的惠予范围、群体内部竞争加剧等。它们体现狩猎采集者适应长期的趋势，也就是我所说的统筹性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与历史趋势无关，但与狩猎采集作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策略相关，无论是远古的狩猎采集者，还是近现代的狩猎采集者，只要他们不事农业生产，就需要去寻找自然资源，也很少能过上定居的生活。就像工业社会与城市的关系一样，不是说农业社会没有城市生活，但是城市成为主要居住形态，只可能由工业社会来支撑。与此类似，狩猎采集者社会在特殊条件下，如水生资源利用者也可能形成定居社会，但是大规模的定居是农业社会的居住形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看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都可以发现统一性，于前者是一些发展趋势，于后者是流动采食。
在回顾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时，我们注意到人类栖居范围扩散到世界各地（人口的增长），石器技术的进步、原料精细化、石器地区风格形成（地域所有权观念与限定的惠予关系）;到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技術发明如陶器、磨制石器以及食物研磨工具（植物强化利用也是能量最大化的策略）的出现，还有装饰品的发展（社会内部竞争）等，这些都体现了狩猎采集者长期发展趋势上的累积增长。而像柿子滩、下川等地点群与东胡林、南庄头等遗址体现的不同流动又说明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发生了区域分化。只有能把流动性降低到足够程度的地区才可能有农业起源，这也是为什么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带位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关键因素。当然，狩猎采集者的长期趋势像是“常量”，是不言而喻的存在;而地区之间的分化发展才是考古学家真正关心的对象，也就是说考古学家希望能够解释为什么农业会起源，他们更关注的是农业起源发生在某些地区，而非其他地区。实际上，长期趋势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是均等发展的;在分化之时，又与环境条件的不同特征密切相关。
环境多样性对文化适应产生的是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硬约束，即由于环境的极端特征导致某些文化适应无法发挥作用，就像在内陆地区无法利用水生资源一样，茂密森林环境通常没有草原那样丰富的食草动物群。农业所要实施的条件至少需要包括合适的温度、降水;再者，土壤、病虫害、人口等也会有所限制，对于农业起源而言，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野生物种的存在，没有适合驯化的物种，就是掌握了驯化技术，也是没有意义的。美洲地区因为缺乏适合驯化的大型动物，所以农业系统始终是脆弱的，农耕群体始终需要抽出时间去狩猎，所以定居难以建立。即便建立了，也不稳定。连带建立在这种农业基础上的文明，也容易崩溃。由于缺乏大型驯化动物，即便他们知道轮子也没有作用，南美文明不得不建立在人力托运的基础上。当然，物种不是中国各文化生态区的制约因素，中国不同地域都有适合驯化的地方物种。东北地区的问题是低温，生长季节短。青藏高原是高寒的气候环境，比极地环境还要恶劣，不仅空气含氧量低，而且缺乏极地环境经常可以狩猎的海洋哺乳动物或是可以驯养的驯鹿群。大西北地区是水资源缺乏，没有地表水，大型食草动物就难以生存，也就没有狩猎采集者，更不会有农业起源这回事。当然，环境多样性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它会提供机遇，提供某些优势资源，形成发展农业的软约束。利用水生资源就构成了农业的替代策略，水生资源来源区域范围大，生产力高，季节性与陆生资源有互补性，资源稳定可靠，种类多样且质量高（多蛋白质，妇幼老弱都可以参与获取，如采集贝类），这些优势结合起来，适合劳动密集的农业就不具有选择优势。东北与岭南以及沿海地区都走向了水生资源利用，缓解了狩猎采集者所面临的适应压力。西南地区因为高度多样的环境，是最适合狩猎采集的区域。文化是弹性的，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人类发展出多样的适应方式。这与狩猎采集者文化适应的统一性并不矛盾，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
对于农业起源的考古学研究而言，需要弄清楚的是文化适应发生变化的初始条件，然而具体情况需具体分析。农业起源的初始条件包括自然基础条件、自然条件所发生的变化、文化资源禀赋结构的积累等内容。中国农业起源的自然基础条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具有梯级特征的地形。与之相应，主要河流从西向东流，狩猎采集者向农业生产者转型时具有可以不断拓展的空间，这一点对于中国农业起源的萌芽、发展与最终建立世界上少有的完善农业系统至关重要。至于说黄土，它并不是中国农业起源与发达的充分条件。自然基础条件另一个要件是由于纬度分布、高度差异、海陆分布以及地形分割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生态区，为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具有很好的弹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最佳的栖居地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狩猎采集者的最佳栖居地并非现代人口密集区，而是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自然过渡带以及从中国地形的二级阶梯向一级阶梯过渡的地带，这些地带不仅狩猎采集的资源多样、清洁饮水方便，而且容易获取合适的石器原料、充足的燃料。随着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人们逐渐向平原地区迁移。适宜农业的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不是狩猎采集者的最佳栖居地，同样适用于游牧经济的青藏也不适合狩猎采集者。不同的是所依赖的地带是有区别的。
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气候以及环境变化幅度相当大。末次盛冰期结束后，气温上升，冰川消融。更新世结束之际，对史前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海平面上升、古季风机制恢复、植物更替、动物绝灭、新仙女木事件、气候的季节性稳定性增强等。气候环境变化导致狩猎采集者化系统变化的初始条件发生改变，对人类文化系统而言，这些变化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作用，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海平面的上升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最大，即使人口不增也由于陆地淹没，这一地区人类的栖居地几乎丧失了一半面积，人口密度也会随之翻番。海平面上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明显影响。古季风、植物更替、气候稳定都有利于农业的发生，而动物绝灭、新仙女木事件、季节性加强等则是从反面推动农业起源，使得作物栽培的必要性大大增强，“一推一拉”机制促进了农业在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起源。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有早晚与程度强弱的区别，古季风的影响最早显现在西南与东北地区，植物更替、动物绝灭影响最强烈的要算华北，而对西南地区影响甚微。
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转换的文化过程并不是黑箱，不是说在前面加上环境条件与合适的变化，就会导出农业起源。农业起源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事件，尽管结果中包括自然物种失去某些能力，被人类驯化。狩猎采集文化适应系统与农业的最大区别是流动性的差异，其他的变化如居住方式、工具技术、生计构成：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都由此衍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面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狩猎采集者适应策略的转换。到了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某些常见于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开始出现，它们标志着人群流动性的明显降低。类似的变化广泛见于各个文化生态区，但程度差异明显，其中西南地区最弱。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见证了关键的文化分化，强度最强的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农业。例外的情况是岭南与东北，这些地方因为富有水生资源而转向了新的狩猎采集形态。
作为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部分，中国农业起源中心与其他地区尤其是西亚进行比较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它的特征。同时，通过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内部的比较，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比较，进一步丰富了这些特征的含义。最后，我把中国农业起源的特征大致归纳为6个方面：
一、中国可以与西亚并称世界上最早与最重要的两个独立驯化中心。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不仅因其年代早，更因其影响深远。作为主要的驯化中心，中国具有长期的驯化历史，是世界上接近1/4驯化植物的故乡。其影响范围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农业起源具有明显的自生性，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缓慢成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形成涌现式的爆发，它的整个发展历程与西亚基本同步。中国农业起源属于温带谷物农业，最终达到了集约农业发展程度，在周边过渡地带形成了若干“低水平的食物生产”。
二、中国农业起源中心由两个相对独立的中心构成，各自具有不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背景，文化面貌差异显著，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是典型的细石叶工业;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在保持砾石工业传统的同时，增加了细小的燧石石器成分。在作物驯化方面，华北地区是以粟、黍为中心，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水稻为中心，目前所见的交流发生在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即稻作进入南北过渡地带。在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两个地区几乎同时开始出現强化利用的证据，南方的陶器出现似乎更早（就当前的14C年代而言），华北则出现了石磨盘、磨棒、锛状器等工具，稍后也出现了陶器。没有证据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了华北，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它们各自是独立发展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考古材料显示华北地区所发生的文化变化更为明显，速度也更快，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涌现出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南方发展水平稍低，目前只有彭头山与上山文化的面貌比较清晰。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从南往北传播，主要与全新世大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关，稻作更有利于江淮地区的人们利用水网地带。总的说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华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农业起源过程中是一体的，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开始就存在差异的文化适应历史，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持续的差异性发展不支持它们属于单一农业起源中心的观点。
三、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黄土是中国农业起源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是黄土而是其他温带森林草原土壤，农业依旧会发生，华北农业起源的机制与初始条件并不需要依赖黄土。华北地区最早期农业并没有起源于黄土高原上，而是起源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齐鲁山地、豫西山地的山麓地带。所谓黄土文明的认识与中古时代的中国历史、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有关。
四、中国早期农业以作物农耕为中心，动物驯养服务于作物农耕，最早驯养的动物是狗、猪、鸡，与早期作物农业互补，而不是相互矛盾，作物加工残渣可以用来饲养动物，这一点与西亚是不同的。与西亚相比，中国农业起源地带陶器出现早，但定居发展稍慢，这可能与中国早期“农业软件包”的内容不如西亚丰富有关，但中国史前农业后期发展更加成熟，动物饲养与作物农业相互补充，形成了较好的农业生态系统，而不像西亚的畜牧与作物农业发生矛盾，进而不得不分化，而且畜牧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明显。
五、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过程从山麓向平原地区扩散，具有明显的地理指向性，而中国较大的腹地平原为农业的发达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史前文明的崛起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而且南北两个中心互相补充，成为中国文明五千年连续发展的缓冲空间，在中原文明崩溃之后，能够在南方获得部分保留。
六、在中国农业起源的边缘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农业生产形式与适应方式，如燕山以北地区发展出旱作农业以及游牧经济，岭南地区的根块茎农业，东北地区立足于水生资源利用的复杂狩猎采集社会，西南地区极其丰富多彩的地方风格，如此等等，周边地区发展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构成了后来中国文明群星璀燦式的起源模式的基础。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
农业研究机构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在分析国内外智慧农业发展应用概况的基础上，根据辽宁省智慧农业的构建和推广应用情况，探索提升智慧农业发展速度和服务质量的路径，为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监管和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和智慧化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字：智慧农业;辽宁;对策;信息化;互联网
当前，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空前发展，智慧农业成为农业领域的发展模式和必然趋势，在推动农业进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分析国内外智慧农业发展应用概况的基础上，根据辽宁省智慧农业的构建和推广应用情况，探索提升智慧农业发展速度和服务质量的路径，为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监管和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和智慧化提供参考和建议。
1 智慧农业概述
智慧农业的概念基于现代农业，是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后所形成的、由信息流驱动的感知、加工、应用和控制的闭环系统。它是辅助管理决策和经营模式的智慧化应用，体现了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前，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区块链、AI、VR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的内涵不断发展。随着农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智慧农业正逐渐辐射生产、流通、管理、消费等全过程。
2 国内外智慧农业发展概况
2.1 国外
20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精确农业”的概念，并在不断的实践中成为“精确农业”发展最好的国家，为“智慧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随后，物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大豆、甜菜等农作物种植，起到了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节约人力等作用。以色列通过创新智慧农业使沙漠变成农业传奇，设施农业尤其是节水农业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依靠全自动化的农业管理模式，改变了粮食、蔬菜、水果长期依靠进口的困境。日本通过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应用大数据优化农业生产管理，利用机器人结合AI应对老龄化和劳动短缺的问题。荷兰以发达的设施农业和精准农业为基础，集约化生产高附加值的温室作物和园艺作物，并拥有完整的智慧农业生产体系，其智慧农业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2 国内
福建省的“智慧农业云131”项目以“农业大数据资源中心”为数据集聚地，实现各系统的互联互通与开放共享，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经营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三大应用和“农业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促使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深度融合。
浙江省实施智慧农业云平台建设时，重点打造一个数据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智慧农业云平台，然后以云平台为基础开发应用N多个子系统。在农业大数据中心建设方面，建立以农业产业统计、农村经营管理等数据为主的数据资源目录，按区域、时间、指标等进行多维度查询、统计、分析和图形化展示，以食用菌等单品大数据分析为试点，全面掌控浙江省农业行业的发展趋势。
北京市积极落实国家《“互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农业电子商务试点方案》等文件，依托信息进村入户工程，选择10家综合条件较好的示范农场重点开展“互联网+农场”智能技术的应用，同时实施生猪全产业链大数据试点。依托“百分点大数据公司”搭建北京市生猪大数据平台，制定生猪养殖、市场流通、消费方面的数据采集技术规范，保障数据采集准确、及时、规范。开发百蔬园虚拟现实体验系统，完成科技、历史、文化、养生4大类15个体验单元的体验开发。
3 辽宁省智慧农业的构建和发展概况
多年来，辽宁省十分重视农业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但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农业信息化理念已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智慧农业是对农业信息化的升级、补充和完善，是农业生产、经营、监管和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
3.1 完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
自2016年以来，辽宁省先后向国家申请电信业务试点光纤改造项目，完成全省11个城市3775个行政村的光纤升级改造工作，其中包括501个贫困村。在2019年底，全省所有11 520个行政村实现光纤接入，并具有1200万以上的宽带接入服务能力。光纤改造为农民提供了信息和通讯便利，也为智慧农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网络基础设施支持。
3.2 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自2014年农业部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启动以来，辽宁省在市县农业部门和网络运营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于2018年底依靠农村超市建设9 800个益农信息服务社，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86%以上。对农村商超加挂益农信息服务社的牌匾，安装50英寸触摸屏计算机、ABC POS机（或壁挂式转账机）和其他服务设施，并植入移动电话、电信、保险和其他代理服务，使广大农民真正体验“互联网+农村”带來的便利和快捷。益农信息社已逐渐成为农村信息流通中心、便捷服务点和电子商务集聚地，受到农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3.3 升级12316金农热线服务平台
随着网络、通信、视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可视化服务化项目的立项与实施，不断完善12316省级平台功能体系，打造融语音、视频、短信等功能为一体的云平台。依托全省农业信息体系队伍，12316向市、县、乡、村四级延伸，使全省各级话务坐席达到183个，农业专家达到325人，年均话务总量达到60万人次。当前，全省已建立一支服务规范、专业和高效的热线队伍，为农业农村提供综合性的信息服务。
3.4 强化“互联网+生产技术”
按照省政府的工作部署，省农业农村厅制定《辽宁省设施农业发展规划（2018—2022）》，积极引导和扶持社会工商资本参与高标准设施农业开发。鼓励规模小区棚室配套自动卷帘机、微（滴、喷）灌设施和机械放风设备等，并利用物联网信息技术实现温室环境和水肥一体化等自动控制，推动设施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另外，在畜牧业生产中，基于“物联网”技术开展实时监测、自动饲喂和废弃物自动回收等试验示范推广工作。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与畜牧业结合，通过配备电子识别、精准上料和自动饮水设备，建设自动化环境控制系统和数字化管理系统，提高畜牧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3.5 开展“互联网+新农民培训”
发展“互联网+农业”需要懂网络、用网络的新农民积极参与。为此，结合农业农村部的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启动农民手机应用的“星火燎原”计划，以农民生产生活信息需求为导向，依托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帮助农民“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智能手机，让手机成为农民增收致富和创业创新的好帮手。2017—2019年，在全省14个市开展18场农民手机技能应用培训，累计培训星火种子超过2 000人，培养出1 400多位手机达人。
3.6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农业品牌建设是全省发展高效特色农业、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农业品牌覆盖率和品牌价值持续增加。目前，辽宁省有名牌农产品218种，特产镇101个，农产品地理标志90个，绿色食品企业491家，绿色食品标签产品1 066个，有机农产品企业28家、产品88个。
近2 a来，以打造区域性特色农产品品牌为重点，围绕北镇葡萄、大连大樱桃、鞍山南果梨等特色农产品，开展多种形式的品牌传播活动。其中，北镇葡萄全年共搭建6条品牌传播途径，开展5次大型品牌传播活动，众多媒体特别是网络新媒体增加宣传力度，使葡萄在京东、淘宝、天猫等平台热销。
3.7 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
辽宁省政府先后出台《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印发辽宁省“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开展深化农商协作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工作的通知》，为全省的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政策和组织保障。辽宁省农业电商起步较晚，但与当地农业品牌优势结合后发展迅速，商家数量和销售量大幅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省农村网络销售额超过390亿元。农产品电子商务以阿里巴巴的农村淘宝、京东、苏宁的农产品网上销售为代表，盘锦河蟹、大米，大连海参、樱桃，鞍山的南果梨，东港草莓，北镇葡萄是网络销售的知名品牌。
4 辽宁省智慧农业提升路径
4.1 夯实乡村数字化基础
建设覆盖全省农村速度快、服务便捷的基础通信网络，增强农村光宽带网接入能力。持续实施移动网络普遍服务补偿试点工作，逐步完成移动网络在全省乡村的升级改造，实现农村地区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升级。做好网络安全工作，推进智慧气象为农业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工程进程，增强农业生产精准监测预警能力。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打造生产、运输、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农村流通服务体系。
4.2 提高农业数字化水平
开发适应农业、农村和农民特点的信息终端、技术产品和APP，增强信息终端的供应能力。积极推广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使农村充分应用智能传感器、卫星导航、遥感、空间地理信息等系统中的基础信息数据，促进互联网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
建设省智慧农业中心，加强全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建设，布署和建立农产品溯源机制，发展智能设施农业;组织实施“互联网+高质量农产品行动”，开发和推广农业智能设备，寻求智能农业突破性发展。依托区域资源优势，规范有序地发展乡村共享经济，促进休闲娱乐、保健养生、创意民宿、特色城镇等新兴产业发展。
4.3 推进智慧农业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新农民和新技术创业创新中心，促进产学研合作，鼓励农业科研院所、农技公司和农村新型生产经营实体加强数字化合作，建立面向农民的网络服务体系，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积极开展互联网创业培训，加快创新创业孵化体系建设，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在农业领域创业。推进实施智慧农业发展的五大中心建设：一是新技术合作研究开放中心，主要吸引各方面专家和创业者驻场研究，与多家高科技机构与企业开展合作。二是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注重挖掘各类农业数据资源，整合改革后分散的農业数据资源。三是名优农产品电商平台（O2O）展销中心，作为全省名优特新品牌农产品集中线上线下展示展销基地，打造品牌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四是12316与“农+”两大体系服务中心，一端建立基于互联网12316服务总部，构建省市县乡四级平台体系;另一端建立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农+”服务总部，打造下一代可视化的人工智能服务系统。五是双新双创基地（创客空间）服务中心，组织“双新双创”联合会，开发新农民、新品牌动态互动数据库，组织全省在乡、返乡农民和大学毕业生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活动，构建省级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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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斌.我国智慧农业的发展现状、问题及战略对策[J].农业经济，2018（1）：6-8.
农业研究机构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传统财务分析体系的缺陷使其在新时代管理背景下面临诸多挑战，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价随之成为研究的热点。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能够综合多种方法，对企业绩效形成系统的评价。选择天康生物有限公司作为案例，在实践中运用该模型对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分析。
关键词：价值链；财务分析；综合模型
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公司变革的加速，如何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价值创造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管理的主题。作为组织管理的核心，财务绩效评价便成为管理活动的重点。然而，传统财务分析由于自身局限，不能对企业运营形成全面的评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价值链理论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财务管理、绩效评价等多个领域。将价值链理论应用于企业的财务绩效评价之中，可以形成一个系统的财务评价体系，弥补传统财务分析的不足，并且在价值链中寻求企业的核心能力，从而对组织战略制定与实施提供指导。
一、价值链理论及其财务分析的优越性
（一）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Value Chain）最早由Michael E.Porter在《竞争优势》中提出。波特认为，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两大类别，它们分别是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生产活动，反映了企业的经营内容，主要包括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而辅助活动则主要用于为开展基本活动提供支持，可以将其归纳为：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管理。企业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企业的价值链，在动态过程中实现企业的利润增长和价值创造。
（二）价值链财务分析的优越性
为了能够更明确地凸显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特点，我们将其与传统的财务分析体系进行对比。
传统财务分析中主要存在着分析方法和财务报告方面的局限性：
其一，反映静态财务状况。传统财务分析通过采用指标、数值计算来研究企业的财务状况，如通过目标公司五年来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指标的计算和对比来探讨企业的偿债能力。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反映出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但只是对历史成本计量下的数据进行静态的数量化比较，不能揭示其变动的本质，并对未来的趋势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这一缺点在电子商务行业中尤其明显，各种主题的电商促销活动会使企业存货总额短期内迅速增长，必然会导致存货周转率的下降，然而它却并不能反映企业整体的财务情况以及未来的趋势。
其二，过度关注数据结果。传统财务分析体系，以股东价值或者企业价值为核心，结合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模块的内容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然而，以数值为依据的报告只能总结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务成果，并不能系统地探究企业采取何种方式、经历何种过程获取竞争优势，创造价值。这些问题是新形势下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优化市场结构的关键。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的财务分析只满足了外部利益者的要求，而不能对企业的目标规划、战略决策做出指导。
其三，扭曲报表信息质量。传统财务分析主要依据三大报表以及其他附注，但是从证监会历年披露的调查报告发现，市场上仍有许多上市公司存在粉饰报表、财务舞弊等行为，使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大打折扣。其次，不同阶段下报表中数据所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得分析结果缺乏可比性，如新会计准则下不同公司对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采用。此外，报表中的数据对于市场通胀情况的忽略也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受到质疑。
其四，忽视其他影响因素。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项目多是财务指标，然而企业的发展还会收到许多非财务因素的影响。从外部的国家政策、行业竞争到内部的组织结构、流程管理、人力资源都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相比之下，基于价值链理论的财务分析通过一系列方法的组合，完善了传统财务分析中的不足，具备以下几点优势：
第一，聚焦价值创造。不同于传统财务分析关注收入、成本，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以“价值创造”为导向，分离企业价值链上的业务活动，将成本分配到每一项独立的活动之中，从而区分出增值作业活动和非增值作业活动，进一步发现企业价值创造源或存在的问题，指导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
第二，定位全面绩效。价值链下的财务分析更适合企业发展的需要，它不仅对财务指标进行考核，而且关注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非财务指标。通过组合企业价值链和平衡计分卡（BSC）模型，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分层，逐一分析企业的研发能力、内部管理等传统财务报表无法量化的非财务因素，提高了企业财务分析的全面性、系统性。
第三，提升信息质量。当前的财务分析以一定的外部数据作为基础通过财务报表向外部披露企业财务状况，因此在股东利益和吸引外部投资者的动机下，往往会产生粉饰报表的倾向。然而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以“顾客价值”为核心，将企业内部的活动作为研究起点，依据战略目标对企业内部流程和未来规划进行修订，因此从源头上减少了编撰数据等行为的发生，提升了财务分析的信息质量。
第四，统筹多种方法。传统财务分析下依据会计科目进行企业财务的核算，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则以价值链活动归集各种收入与支出，在这一过程中，结合杜邦分析法、EVA模型、平衡记分卡（BSC）、价值链理论等方法，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评价体系。
二、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模型
（一）分析模型的构成
1.杜邦分析法。杜邦分析法作为一种经典体系，目前仍被广泛使用。杜邦分析体系通过ROE反映公司的财务能力以及资本结构，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部分公司利用财务杠杆操纵ROE的变化，从而导致ROE的可信度下降，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次，杜邦体系也不能对非财务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因此难以对企业财务成果形成全面的评价。
2.EVA模型。EVA模型则是在杜邦体系基础上的延伸，它通过EVA=NOPAT-WACC*TC这一计算体系将经济附加值（即超出投资资本的收益）作为评价指标，实现了企业财务分析和价值创造的结合，从而比ROE指标更能反映企业价值创造，但是在核算的过程中，对于权益资本的选择存在较大的主观差异性。
3.平衡计分卡（BSC）。Kaplan与Norton于1992年提出平衡记分卡（BSC）的概念，将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划分为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平衡计分卡成功地涵盖企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将战略目标落实到具体的业务单元中，通过明确的指标对非财务因素进行量化考核，弥补了传统财务分析的缺陷。
（二）分析模型的特点
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模型首先实现了杜邦分析法与EVA模型的结合，通过比较指标变动，分析其对EVA的影响，从而揭示出创造价值的财务活动。其次，它还实现了价值链和平衡计分卡的匹配（C-B Fit），将价值链活动与BSC的四个维度融合。在这种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评价模型下，通过结合价值链、平衡计分卡和杜邦分析，揭示使EVA发生变动的关键因素，从而在战略角度上指导公司的业务评价和内部活动，实现财务绩效评价和价值创造的统一。
三、案例分析
（一）目标公司简述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生物）成立于1993年，2006年底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历经二十年倾心打造，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天康生物从传统的农业企业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在转变升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生物制药、饲料、蛋白油脂和食品养殖这四大板块为主的业务格局。新形势下，公司不断成立新的生产基地，同时与企业价值链上下游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天康连锁及专卖店（柜），以及油脂与植物蛋白生产线的大型现代化农牧企业集团。
（二）价值链财务分析
通过报表数据（见下页表）对天康生物的主营业务进行分析，发现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饲料加工销售和兽用疫苗两大方面，其他业务占据的比例较小。
依据价值链财务分析模型对天康生物饲料加工销售和兽用生物药品两大主要业务板块进行分析（如下页图2所示）。将企业的流程归为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四大价值链活动，对每一价值链活动进行“过滤”，从而进行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综合评价，找出促使EVA增加的关键因素，确定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1.兽用疫苗开发业务。天康生物的兽用生物制品业务坚持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的发展道路，不断开发科技含量高、免疫效果好的新产品，积极开拓非强制免疫动物疫苗产品市场，使兽用生物制品业务进入全国三强。
在公司披露的2014年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达到40亿元，其中疫苗收入的增长是公司业绩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2014年度天康生物的动物疫苗市场销售额为13.2 亿头份（毫升），较去年实现16.1%的增长，而销售收入的增幅则更加可观，同比增长36.6%，实现了7.4 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
2015年，兽药制品业务依然是企业利润的核心来源，在原有基础上增长至75.02%。同时，在市场竞争力开发方面，天康生物不断注册申报新的兽药品种，加大疫苗储备力度，如禽流重组感病毒等疫苗均将陆续上市。此外，公司还不断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活动，包括CJ株、口蹄疫O型等疫苗。
2.饲料加工销售业务。在市场格局方面，天康生物的饲料业务主要以三大区域市场为主：西北、中原和东北三个龙头市场，同时积极加大周边市场扩张范围，逐步覆盖至全国各个地区。在销售份额上，饲料产销量达到100万吨。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逐步进入全国大型饲料企业行列。
2014年公司饲料业务保持了5.8%的收入增速。在“实证+示范农场”营销方式变革下，大大减轻了养殖业亏损对饲料业务产生的不利影响。2015年，天康生物在合并天康畜牧科技之后，饲料产品定位逐渐走向高端，利用畜牧、养殖形成饲料的全产业链格局。
（三）分析结论
对天康生物的业务板块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的关键业务为疫苗开发，它所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其他业务活动。在综合模型分析下，疫苗研发业务主要存在四大方面的优势：
1.技术优势。天康生物通过技术研发与创新（如：悬浮培养工艺改造），不断突破产能瓶颈，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收益率和市场占有率，使得公司在不断丰富疫苗市场产品的同时，增强了核心竞争力。因此，技术优势也是天康生物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2.市场优势。天康生物不断地丰富产品，市场苗、动物苗、政府苗，同时还成立子公司不断开辟新的市场。此外，天康生物的技术创新还迎合了未来中国动物疫苗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公司市场苗产品有望迎来加速发展。
3.人才优势。在人力资源方面，天康生物有着优质的疫苗产品梯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同时，从外部市场中招募年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的创业创新输入新鲜“血液”。
4.价值增值。通过对公司历年的财务成果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处于公司的变革期还是稳定发展期，生物疫苗业务均是公司价值增值的主要增长点，且价值创造的比例超过57.1%，是天康生物成为高新技术农业龙头的关键。
综合以上的分析，天康生物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应当以“技术研发与创新”为核心，形成畜牧—饲料—养殖—疫苗为主导的价值链。在这样的价值链下，养殖和畜牧促进疫苗的需求，同时，饲料和养殖作为疫苗开发的载体，把握整个市场变革的机遇，率先开拓动物疫苗市场竞争的蓝海，实现公司价值增值的目标和疫苗市场的繁荣。
四、结语
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弥补了传统财务分析存在的局限性，它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结合了价值链理论、杜邦分析法、平衡计分卡和EVA模型，不仅通过财务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价，而且还关注非财务因素对于企业的影响，从而提升了财务分析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能够为管理层开展企业管理活动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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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明宇]
农业研究机构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理念，导致中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弱项出现在农村，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农业保险作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有效分散现代农业发展风险的重要工具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手段，就要积极进行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改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水平，积极开发适应乡村振兴的保险品种，全面融入全党全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格局之中，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保险机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保险；运行模式；改革路径
農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关乎着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基本命脉。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理念，导致中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弱项出现在农村。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要求，要破解“三农”难题，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农业保险作为保障“三农”的主要金融支撑手段之一，也就必须围绕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相应的改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水平，积极开发适应乡村振兴的保险品种，全面融入全党全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格局之中，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保险机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
1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保险改革搭建了平台
乡村振兴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性较大，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导致贫困和脱贫后返贫现象比较突出，这就需要借助保险业来补齐这个短板。农业保险作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主要手段之一，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保险搭建了运行体系改革的平台。农业保险作为金融市场和民生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充分发挥其在助推脫贫攻坚上的体制机制优势，全面融入全党全社会合力推进脱贫攻坚大格局之中，构建与脱贫攻坚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保险机制与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有效工具。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探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农业保险事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改革发展空间，制定了优惠的扶持政策，搭建了农业保险改革发展的平台。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农业保险应在乡村振兴这个平台上积极发挥其规避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功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实施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动农业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灾害保险保障和财力支持。
2 现行农业保险体系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的差距
近年来，农业保险在“三农”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内积极应对，探索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户产业发展的高风险性，使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生产避险的重要工具，在农业风险管理中受重视程度、保险规模和保险种类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离。一是农业灾害保险宣传不到位，农村居民投保意愿不强烈。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动力“主要不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是为了参加农业保险可以得到政府可观的补贴所产生的预期收益。”农业保险对参保农户的识别不够精确，投入保险的资金少，最终导致农业保险的赔款支出对政府的财政补贴依赖较高，致使农业保险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发展面临困境。二是保险主体供给不足，惠农扶贫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主要在广大农村，导致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服务和保险人员的入村、入户的服务成本大大增加，很多保险机构不愿从事农业保险业务。农户对保险险种和保费价格没有话语权，使农业保险存在着道德风险和经济风险隐患。三是农业保险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运行不精准、不规范。四是我国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暂时没有健全精准瞄准与识别机制，保险机构参与农业扶贫保险的主动性不够，政策体系协调配合不足，农业保险的扶贫惠农政策不能全面实施。第三是农业保险扶助“三农”项目不足。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扶持“三农”灾害保障项目供给明显的缺位，造成农业保险扶贫项目安排不精准，缺少“造血功能”。第四是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目标不明确。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缺少完善的农业保险设施，欠缺专业、精准的农业保险扶贫服务，导致扶贫保险难以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第五是农业保险对“三农”灾害保障绩效不显著，农业保险助农绩效亟待提高。五是农业保险扶持乡村振兴缺乏规范的运作体制机制。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依据是《农业保险条例》（2013），但在这个法规中对政府在农业保险市场活动中的权力边界的界定不明确，农业保险分散农业产业系统性风险机制缺失。六是农业保险队伍综合服务素质不高。农业保险直接与农户对接的保险人员基本都是临时招聘的保险业务员，只考虑保险业绩，很少考虑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对险种宣传带有一种商业推销气息，致使贫困农户非常反感。
3 乡村振兴是农业保险改革的目标追求
农业保险作为民生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金融手段，要构建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保险体制机制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3.1 發挥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农业保险优势功能
农业保险在机制上能与“三农”直接对接，所以在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上具有其它扶贫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农业保险要有效对接乡村振兴多样化的政策举措，制定适合农村复杂多样的灾害保障举措。二是农业保险资金要提高为乡村振兴的扶持效益。要充分运用保险费与保险金额之间的杠杆作用，搭建起农业保险帮助农户抵御自然灾害及疫病的保护伞，确保保险资金有效使用，保证有限的保险资金做到精准到户，精准补偿，精准赔付。
3.2 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农业保险体系
农业保险作为与“三农”直接对接的保险种类，参与乡村振兴具有其他保险种类所不具备的优势，这就需要农业保险精准对接“三农”的避险需求，构建起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一是建立战略性粮食作物的“基本+补充”农业保险模式。要将农业保险功能目标由风险保障拓展至基本生活和福利保障，提供“保基本、保生计”的普惠性农业保险，实现“应保尽保、保障适度、全额补贴”的保险目标。二是开发与农业产业相配套的农业保险模式。对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项目，农业保险要认真梳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困难点和风险点，积极主动的开发出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项目相配套的富有特色农业的保险保障模式，为“三农”搭建起抵御自然灾害的保护伞。三是建立信用增进农业保险模式。针对农村“贷款难”问题，探索开展农户贷款促进类农业保险产品，构建“保险+担保+信贷”的综合信贷风险管控体系，探索将农业保险、意外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等农险产品切入贫困农户信贷抵押担保体系。四是建立农业产业链综合保险服务模式。要深入分析农业产业链中的困难点和风险点，认真了农业生产需求，拓展农业保险服务保障范围，构建农业保险为农业产业链服务的综合体系。
3.3 推进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的农业保险改革
农业保险要根据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的新要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农业保险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创新农业保险宣传机制和力度，提升农业保险的精准度。把加强农业保险的宣传作为常态工作，活化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业保险的精准度。二是要切实强化农业保险助力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担当。农业保险机构要强化主体责任和担当意识，将保险资源向“三农”倾斜，要从基层机构建设抓起，肩负起产品设计和全面保险服务的重任，加大保险人才培养和保险技术开发的力度。三是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信息平台管理机制，实现政府层面、农业保险机构、农村农民三个层面的立体信息交流共享机制，达到“共搭平台、共享资源”、“广渠道、多门路”式农业保险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工作机制。四是农业保险机构要加快农业保险助力乡村振兴特色险种的深度改革，提高农业保险助力精准扶贫的精准度和覆盖率。农业保险机构要配合农业保险惠农扶贫计划落实精准度的要求，为特色农业量身打造更多的相关农险产品，加强“提量增值”和“量体裁衣”的精准度。五是创新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建设，加强农业保险保障措施的精准性。要加强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业保险基层服务能力，做好巨灾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提高农业保险的绩效水平。
综上所述，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成效显著，扭转了传统的灾害保障理念，改变了农村农业产业结构，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收入。但我们也看到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困境和问题，我们认为农业保险要做好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就必须进行改革，要树立“农业保险+乡村振兴”工作理念，加快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担当，要与政府机构通力合作，放开手脚，加快农业保险参与乡村振兴的改革进程，加快农业保险资金的风险控制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支撑保障体系、农业保险保障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随着农业保险惠农服务领域的巨大作用的凸显，农业保险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一定会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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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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