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范文

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选取2001—2016年数据，首先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构进行分析，然后运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剖析。通过研究发现，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正向的，但2005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已达到最优。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资;协整;最优规模;日照市;经济增长

本文索引：范承华.<变量 2>[J].中国商论，2022（06）：-040.

1 引言

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一切单位和居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其建设情况及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是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必备条件。

国内外研究结果普遍表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性。国外学者Aschauer（1989）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 ，他利用美国1949—1985年的数据估计出公共设施的资本产出弹性，他认为，生产率的提高和政府支出用于公共设施的资本高度相关。1994年，世界银行《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考察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钱家骏和毛立本（1981）开创性地将 “基础结构”这一概念引入我国理论界，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不重视基础设施，是因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量化，他们提出应把基础设施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进行研究[1]。郭庆旺、贾俊雪（2006）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分析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从总体水平及构成均对产出具有正向影响[2]。王任飞和王进杰（2007）利用协整理论分析得出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3]。

21世纪，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服务质量也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受基础设施不足和服务质量差影响产生的经济发展问题得到缓解，全市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十二五”期间GDP快速增长，年均增长达到10.4%。但是也应当看到，日照市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不高、结构不合理、体制不健全等不利因素依然存在，人均经济实力与全省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综合实力、产业竞争力、人民生活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生态建设水平、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城乡一体化水平等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基础设施完备是面对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能在周边城市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强大保障。

由于各地对基础设施的统计范围不尽相同，在充分征求各部门意见，并结合日照市近年来发展实际，将基础设施的统计范围确定为如下8个行业大类（GB/T 4754-2017）：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63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6水利管理业、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78公共设施管理业;P教育;Q卫生和社会工作;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文章在总结国内外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通过计量建模进行定量分析，最后提出建议。

2 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现状

（1）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以来，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量一直保持着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20.3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441.17亿元（见表1），年均增长22.8%。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率（基础设施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增加，在2009年达到最大（为26.6%），然后开始回落，并于2011年之后开始趋稳。

（2）基础设施投资占比逐步回落、趋稳。按照经济发展的“谷—谷”理论，可以将全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分为三个周期。第一周期为2001—2004年，2003年出现最高占比，达43.4%;第二周期为2004—2011年，在2007年达到本周期峰值（43.7%）;第三周期为2011年至今，在这一周期内，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趋稳，在30%左右徘徊，并呈现出逐步回落的态势。

（3）分行业投资发展情况不均衡。从投资规模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总量逐年攀升，与日照市城市建设的进程高度吻合。但作为城市软环境建设的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其投资规模并未出现大幅提高。

从占比情况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比重从2001年、2002年的48.3%和51.9%逐步回落，在最近的十年间一直在30%左右徘徊。“十一五”期间，日照市立足农村发展需要，全力实施村村通硬化路工程，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全市公路通车里程2483公里，2006年突破6000公里，2009年底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全部行政村通硬化路奋斗目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占比进入“十一五”以来逐年攀升，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占比从2011年的9.7%提高到2016年的34.6%。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投资占比由低到高又逐步回落，在2008年达到峰值（46.4%）。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一直在低位徘徊。

3 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實证研究

3.1 样本采集和模型说明

本文选取2001—2016年为样本期，数据来源于2002—2017年日照统计年鉴。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等价格因素的影响，将地区生产总值和基础设施投资数据以2001年为基期，分别采用GDP指数和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缩减，分别用GDP和II来表示。将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分别用lnGDP和lnII表示取自然对数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和基础设施投资。

3.2 平穩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Augment Dickey-Fuller test），对地区生产总值（GDP）、基础设施投资（II）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4]，结果见表2。

由表2结果可知，对两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之后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变量是同阶平稳的，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3.3 协整检验

本文只有两个变量，采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两阶段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GDP和lnII进行OLS回归，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修正的，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回归模型及回归系数分析都是显著的。

第二步，对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检验。

残差的表达式为：

用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来判断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协整。采用ADF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lnGDP和lnI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日照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投资平均每增长1%，日照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将增长0.7338%。

3.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说明，GDP与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互为因果关系，还需要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来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GDP与基础设施投资互为因果关系。比较P值可知，基础设施投资是GDP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大于GDP是基础设施投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因此，日照市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反向作用。

3.5 最优规模估计

借鉴国内学者丁建勋（2007） [5]理论研究成果，采用二次函数形式来估计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

其中，为经济增长率，为基础设施投资率，即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误差项。由函数极大值的条件可知，经济增长率对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二阶导数应该小于0，即。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由下式决定：，即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化

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为。

估计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表明，系数为负，说明存在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为：

这表明，当基础设施投资率小于18.38%时，适当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基础设施投资率大于18.38%时，降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均高于最优规模。

3.6 结果分析

从数据分析及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日照基础设施投资在行业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现象，尤其是居民文化教育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带动作用比较显著;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互为因果关系，两者相互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反向作用。2005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均高于最优规模。

4 对策建议

一是要进行适度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要与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在保持投资稳定性的基础上，探寻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思路，发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最大化[6，7]。

二是要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从分析结果看，日照市基本设施投资的总规模尚可，但内部结构不合理现象比较突出，反映城市软实力的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的投资远远不够，必须加大在上述行业的投资，促进城镇化，带动经济社会发展[8]。

三是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提升经济竞争力，为经济发展赋能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借鉴国内先进理念，对标先进城市，找准差距，明确方向，补齐补强短板弱项，进一步改善企业投资和经营环境，提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参考文献

钱家骏，毛利本.要重视国民经济基础结构的研究和改善[J].经济管理，1981（3）：12-15.

郭庆旺，贾俊雪.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3）：36-41.

王任飞，王进杰.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7（3）：13-21.

庞皓.计量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238-254.

丁建勋.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最优规模估计[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29（2）：28-31.

葛翔宇， 黄永强， 周艳丽.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9（4）：922-934.

苏汝劼， 姜玲. 空间溢出视角下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0（9）：36-47.

左聪颖.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中国科技投资， 2020（2）：143-144.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 Taking Rizhao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Rizhao Statistics Bureau of Shandong Province  Rizhao， Shandong  276826

FAN Chenghua

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产品内分工使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价值链扩张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关系契约使国际投资治理机制趋于多元化的同时也充满了“动态矛盾”。与全球生产网络下国际投资发展相对应，国际投资协议的内容更加复杂，公共利益也引起了缔约国的关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途径更加多样化。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投资协议应平衡跨国公司利益和公共利益、兼顾规则的一致性和灵活性，同时还应重视投资促进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能力建设。

关键词：全球生产网络；国际投资协议；经济发展

一、全球生產网络下国际投资的新特点

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进一步延伸到了产品内部，生产过程出现了垂直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重新调整了企业边界，把附加值较低环节的生产任务外包给生产链上其他企业，逐渐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在这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下，国际投资活动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

（一）国际投资参与国家（地区）日益多元化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生产的含义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制造过程，而被看作一个广义的增值过程。一般说来，全球生产链大致可以划分为研究开发、制造加工、品牌营销等几个环节。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这也就是所谓的“微笑曲线”。在微笑曲线上，上游的核心技术研发和核心部件生产环节，以及下游的品牌创新和营销管理环节的附加值较高，而中游的生产加工环节则获利最少。

在企业向高附加值生产环节扩展的内在动力和政府投资促进措施的外在拉力综合作用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积极向能源和资源丰裕的发展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梯级转移边际产业，或者向技术和管理水平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投资并融入当地的生产网络。根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中所占的比例由2003年的4.93%一路上升至2009年的20.81%。虽然跨国并购交易的2/3以上仍涉及发达国家，但是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作为跨界并购交易东道国的份额已从2007 年的26%升至2009年的31%。中国、马来西亚、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及其南部非洲国家对非洲的投资非常活跃；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部的对外直接外资目前占该区域内外资存量的一半之多；越来越多的拉美公司（主要是巴西和墨西哥的跨国公司）也持续向发达经济体扩展。

（二）国际投资领域充满着“动态矛盾”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边界日益模糊，生产链上不同企业之间也超越了传统的市场交易关系和企业内部的命令与控制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不可能把未来所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都囊括在契约条款中，或者由于国际投资的复杂性及其隐藏于其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一些国家可能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国际投资活动主体的权力或义务进行准确地界定，或者没有能力完全理解国际投资协议可能产生的所有潜在后果，相当一部分国际投资协议条款采用了概括性的或模棱两可的语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国际投资协议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不完全契约使国际投资领域充满了“动态矛盾”。所谓“动态矛盾”是指一个首选的行动或行为，一旦被采纳或实施之后，由于没有建立一种保证或承诺机制，而最终没能够坚持。“动态矛盾”通常表现为一种“时间矛盾”， 即使当时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最初形成某种最佳方案在以后看来却不再是最佳的。与国际贸易不同，国际投资在东道国完成以后，产权不但没有转移，其在东道国的利益才刚刚开始。在投资前东道国可能对国际投资者承诺许多优惠的投资措施，但如果东道国认为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不再像预期的那样有效，或已不利于本国利益，它就可能通过改变国内相关法律的方式来影响国际投资。由于这种存量效应，国际投资经常面临着动态矛盾问题。

（三）国际投资的治理机制趋于多元化

全球生产网络是跨国公司根据治理环境（市场或关系）的变化而对其所有权（一体化或外包）与控制权（授权与激励）进行相应调整而形成的、介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以关系契约为治理基础的一种组织形式。与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命令与控制不同，国际投资的治理机制趋于多元化，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主要包括公司权力、机构权力以及集体权力等三种类型。

尽管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权力总是不对称分布的，但公司之间的权力并非是零和博弈，主导公司即使有也是很少的垄断权力，次要公司有时具有足够大的制定和执行业务升级的自主权，至少原则上次要公司有可能联合其他次要公司来改善它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机构权力主要包括政府机构、政府机构联盟（EU、ASEAN 和NAFTA）、国际经济组织（WTO、IMF）、联合国机构（ILO）、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如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等机构的权力，这些权力的执行对融入网络内的主导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及其决策的影响是不对称的。集体机构（如商会、企业家联合会、有关人权和环境的非政府组织等）试图运用集体权力影响全球生产网络中某些区位的公司、当地政府甚至国际机构（如WTO）。

二、全球生产网络下国际投资协议的主要特征

与全球生产网络下国际投资活动的新特点相适应，国际投资协议所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公共利益，国际投资协议的内容更加复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途径更加多样化，国际投资协议体系呈现出多层次性。

（一）国际投资协议的焦点是公共利益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投资呈现出双向流动态势。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来源地，它们不再是单纯的资本输入国，而是兼具了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在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而勉强接受国际投资协议，如今它们也开始运用国际投资协议为本国的对外投资保驾护航。总体上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在投资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公正和公平待遇、征用补偿标准、自由转让权，以及投资者与国家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等方面具有相同的立场和原则。

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领域日益达成共识，但在事关经济发展，特别是与东道国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东道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其必须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履行其国家职能，它不但要保卫国家安全和增强民族价值观念，而且还要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在与投资相关的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及金融服务等方面占有的资源较少，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因而承受着更多的能力挑战；发达国家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领域外包也引起了国内工会的抗议，甚至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也出于國家安全考虑而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设置层层障碍。

（二）国际投资协议体系呈现出多层次性

一般说来，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具有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投资条款的不一致性，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个透明、稳定和可预见的国际政策环境。但是，与以古典契约为治理基础的市场不同，全球生产网络是以关系契约为治理基础的一种组织形式，国际生产和投资行为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精确地界定，而且这种国际投资协议过度地限制了东道国政府的政策空间，甚至某些投资条款还可能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相冲突。因此，目前世界范围内尚未真正达成一个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规范国际投资行为的主要是双边投资协议或区域经济协议。

双边投资协议可以针对缔约国彼此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所订立的条款能够照顾到双方的国情和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改善双边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和改善了双边投资环境。但是，双边投资协议可能会随着双方经济利益的变化而终止，其稳定性较差；缔约方可能因经济利益不同、经济实力不同或国家类型不同，它们所达成的双边投资协议差异可能比较大，从而缺少统一性；缔约国经济实力的差异也可能引起双方权力与义务不对等，较弱的一方可能得到较少的权益而承担较多的义务，从而缺少公平性。

鉴于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国际社会也诉诸于包含国际投资条款的区域经济协议。区域经济协议很少是专门针对投资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投资条款只是诸如自由贸易协定、地区贸易协定、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经济互补协定等优惠贸易与投资协定的一部分。现有区域投资协议较少涉及东道国对外资管辖权限、投资者待遇、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众多领域和许多重大敏感问题，甚至在一些区域经济协议中并不要求最惠国待遇原则，避免了成员国过度承担相关义务。虽然区域协议在标准统一性方面弥补了双边投资协议的不足，但其自身的松散性和非针对性却成为对投资规范化的重大阻碍。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双边投资协议、区域经济协议和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各有利弊，它们三者能够使不同国家在不同层次上享受不同“最低标准”的权利，承担不同“最低标准”的义务，它们之间不是取代而是互补的，这也就是当今世界多层次国际投资协议并存的原因所在。从长远来看，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国际投资安排有可能从双边投资协议开始，逐步过渡到包含投资条款的区域经济协议，最终迈向全球性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

（三）国际投资协议的内容更加复杂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除了与国际贸易之间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以外，国际投资也与知识产权、环保和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竞争政策、透明度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动态矛盾”也使投资争端大量涌现。为了营造稳定、透明、一致的国际投资环境，一些最新的国际投资协议明确地界定了“投资”的内涵，具体地限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把例外和豁免条款从税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进行一步推广到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健康、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还有一些国际投资协议详细地阐明了某些关键条款的内容，特别是间接征用的概念范畴、公正和公平待遇原则及其与国际最低标准待遇的关系。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面，一些国际投资协议对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争端解决程序进行了重大改革，以便提高透明度，更好地节省司法资源，以促成全面和一致的结果。

随着国际投资协议内容的不断扩展、相关投资条款的不断细化、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不断革新，国际投资协议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了。复杂的国际投资协议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制度及其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政策空间，有利于在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的同时兼顾到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但是，在一个高度复杂化和分散化的国际投资协议体系里，不同国家的国际投资协议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国际投资协议之间的不一致性，也对这些国家的能力和制度提出了挑战。

（四）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途径更加多样化

国际投资治理机制的多元化使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途径也趋于多样化。除了现有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公约》、《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和《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规则》等国际仲裁体系以外，缔约国有时也会选定商会、企业家联合会等无约束力的第三方进行调解或和解，以此来促进缔约方谈判和解决利益冲突。与正式的国际仲裁相比较，这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更经济、更快速、更能保护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在此方面，1990年签署的《波兰与美国双边投资条约》以及2004年的《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此外，即使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过程中，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可以为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提供各种便利。例如，在仲裁过程中，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自环保组织、劳工组织和商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除了可以参加公开听证之外，它们还可以向仲裁庭提交法庭之友辩护状。

三、国际投资协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日益复杂的国际投资协议体系适应了全球生产网络发展的需要，但是也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履约能力和政策有效性的挑战。要提高“国际投资协议”的有效性，缔约国应以“互利共赢”原则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照顾到各方特殊情况，并且随着实践发展对国际投资规则适时地加以调整。

（一）国际投资协议应兼顾公私利益平衡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跨国公司被其所在的区位内已经存在的社会经济活动同化并受此约束，并与同一区位内的企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之间保持着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关系。为了维持全球生产网络的稳定运行，跨国公司需要承担起超出其商业行为以外的责任，企业运营应做到公开透明、符合伦理道德、尊重劳工社群以及保护自然环境，既能为股东也能为全社会持续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责任的同时，还应积极实施利他主义行为，承担起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经济和社会责任。

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投资大多是资源类产业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密切相关。除了遵守当地相关的法律和劳工标准以外，对外投资的企业还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东道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以国际环保标准和“碳排放”标准为指导，提高能源和资源开采、冶炼的技术和效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大多是技术和管理取向的，对外投资的企业应严格执行发达国家所公认的劳工标准或环境标准，遵循全球生产网络的经济运行规律，尤其是要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劳工权益意识、法律意识和信用意识，承担起作为当地生产网络成员应该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

（二）国际投资协议应兼顾一致性和灵活性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要想在國际投资谈判中达成广泛共识，以及所制定的国际投资协议能够被有效地执行，就必须充分地承认和体现这种差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签署南南国际投资协议时，应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足够的政策空间来促进其经济发展。中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尽力维持国际投资政策的一致性，协商和制定与国际投资协议相一致的投资、贸易、竞争、技术和产业政策，在国际投资协议采取过渡性条款、例外条款、国际收支安全保障条款等措施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此外，国际投资协议的灵活性也应体现在国际投资协议的实施阶段。例如，在国际投资协议中引入一些自愿性条款，或者在约束性条款中引入一种或几种“软性”义务。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进行国际投资协议谈判前，首先要确定采取何种形式的国际投资协议，是采用重视国际投资保护的传统性双边投资条约、达成一项规定全面自由化并涵盖投资之外诸如服务、劳工流动、竞争或知识产权等问题的特惠贸易与投资协定，还是采取仅仅为未来的规则制定奠定基础的经济合作协议；其次要对国际投资协议中的“灵活性”条款 （如例外、豁免、过渡期、保障措施）进行政策研究与分析，还要确定在哪些领域进一步加强相对于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以及国际投资协议的实质性规定、争端的解决是否适当。

（三）国际投资协议应注重投资促进条款

传统的国际投资协议往往通过投资保护而对国际投资起到间接地促进作用，国际投资协议缔约国承担的只是一种的消极义务，即承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不实施损害约定投资的特定行为。为了使本国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除了加强国际投资保护以外，发展中国家或当地政府也应功能性地嵌入其中，在国际投资协议中增加相关的国际投资促进措施，以积极行动鼓励外国投资，促使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跨国公司在本地生产网络结点的形成，并且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外国投资进入东道国认为具有相对优势和未来发展潜力的某些具体部门、活动或地区。

在传统的国际投资协议中，资本输出国从投资保护条款中所获得的权益往往大于它们所承担的义务。为了提高本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建立起更为稳定、和谐的互利共赢关系，促使缔约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投资协议中增加一系列旨在增进投资信息交流、强化外国投资者与国内公司之间联系、加强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鼓励技术转让、缓解非正式投资障碍、举办投资研讨会和展览会等条款，并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机构以协调投资促进行为，调查、监测和评估具体促进措施的实施的执行效果。

（四）国际投资协议应重视制度和能力援助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国际投资协议的谈判和执行上面临着制度和能力约束。特别是那些在制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严重滞后的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并且在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进一步演变中愈加落后，直接危及到国际投资协议制定的“合理性”和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稳定性。

国际社会应充分意识到制度和能力援助的重要性，帮助发展中国国家提高履行国际投资协议的能力，否则国际投资协议就可能成为只是表明缔约方善意的一纸空文。为了增进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稳定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应帮助参与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培训，提高其履行国际投资协议义务的能力。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所参与的国际投资协议谈判中，应当把制度、能力和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市场准入、透明度、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条款的前提条件，以确保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能够履行并遵守其国际承诺。

参考文献：

[1]李国学.中日韩投资协议的特征、问题及对中国的意义[J].中国市场，2012，（33）.

[2]李国学. 外向FDI、产业链延伸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J].中国市场，2012，（42）.

（编辑：张小玲）

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利用面板协整方法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1986~2008年间我国28省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调整系数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但FDI与经济增长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 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增长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Based on Panel Co-Integration Method

ZHOU Ai-nong1，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Guangzhou Institute of Railway Technology,Guangzhou,

Guangdon 510430,China;School of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Hubei 430070,China)

1 引 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 214.6亿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300 670亿元，增长速度之快令世人震惊.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企业跨国经营趋势不断明朗，中国作为一个超级消费大国和劳动密集型国家吸引了世界各国企业的眼球，国外企业不断将生产地转移到中国.短短的几年时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从2000年的623.8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 937.8亿元，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000年的22 347个增长到2006年的41 473个.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个趋势有所减缓，但中国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体转变为全球引资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Borensztein et al.（1998）通过从OECD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FDI作为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对增长的贡献大于对国内投资的贡献[1].Mousumi Duttaray(2001)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从亚洲、非洲、北美、南美的66个国家的数据，使用真实GDP增长率进行研究，发现样本国家中不到50%的国家的FDI对经济增长有影响.Campos和Kinoshita(2002)利用发达国家对25个转型中的前苏东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分析,之所以采用该样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和许多发达国家类似,所以不存在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他们分析的结果也认为FDI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Javorcik et al.(2004)研究了来源于不同国家的FDI对罗马尼亚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来自美国和亚洲,同时投资在下游产业的FDI对处于上游产业的本国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来自欧洲的FDI,他们认为外资来源国的特征对于FDI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显著.Alfaro和Charlton(2007)研究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不同特征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例如FDI进入东道国的方式、FDI的来源国、FDI投资的行业、东道国主观的产业政策等[2].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研究，沈坤荣和耿强(2001)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显著因素[3].江小涓(2002)根据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对比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出口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贡献[4].另外鲍洋（2009）、马岩(2006)、李东阳（2002）等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作用［5-7］.纵观这些国内外文献，发现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采用传统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比如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因果检验等.但诸如单位根检验的ADF、PP检验等时序检验方法，由于“势”太低，最近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批判.为了克服传统时序检验方法“势”太低的问题，最近十年一些学者在面板协整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罗长远（2006）基于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作为“投资”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但它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挤入”国内自身的投资,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8].沙文兵（2006）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1999～2004年度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测度等[9].除此之外，还有杨亚平（2007）、谢建国（2006）、薄文广（2006）、赵奇伟（2007）等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研究.面板协整除了考虑单截面时序数据的信息外，还综合了截面间信息，有效的提高了检验的“势”值和稳健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希望通过利用中国28个省级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得出更稳健性的结论.

2 数据来源和经验判断

本文涉及到的变量有两个:各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和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样本包括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和内蒙古，重庆的数据合并在四川中，时间跨度从1986年到2008年.1986年到1999年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年到2008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对两变量取对数，分别记为Ln GDP和Ln FDI.

在对FDI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先做一些初步的经验分析,以便了解两者之间的大致关系.本文首先做出Ln GDP和Ln FDI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图1中直线是表示两变量之间的LS拟合线，从图1中可以发现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

Ln FDI

图1LnGDP和LnFDI散点图

为了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先做出各省市FDI和GDP的平均值，并做出两者之间的散点图，如图2所示.

从图2中不难看出，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直线是LS拟合线,该图同样显示出各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从2个图形的初步经验观察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在变动趋势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一致性, FDI和经济增长存在着“互补”关系的可能性.接下来将采用最新的面板协整分析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长期动态关系.

3 面板协整方法说明

进行面板检验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传统的单位根检验常常因样本期较短而使其检验功效低下,而面板单位根检验通过充分利用截面单位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检验力度.Levin和Lin(1993)建立的LLC单位根检验是面板单位根的早期版本，也是应用比较广泛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但在LLC的备择假设和现实差距太远［10］.针对这一缺陷，Im，Pesaran和Shin（2003）异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简称为ISP检验.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在进行面板协整分析之前采用IPS检验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11］.

由于本文的目的是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使用的是省际面板数据,考虑到省份之间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为了考虑截面之间的异质性，采用Westerlund (2007)提出的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误差修正模型设定为［12］：

Dyit=ci+ai1Dyit－1+…+aipDyit－p+

bi0D.xit+…+bipD.xit－p+ai(yit－1－

bixit－1)+uit.（1）

其中D表示差分算子，设λi=－aibi，用来反映长期误差修效果，ai，bi反映短期动态效果，uit为干扰项.模型建立后，首先假设每个截面之间的误差修正速度不等，通过对模型进行OLS估计，构造Gτ=1N∑Ni=1iSE(i)，Gα=1N∑Ni=1Tii(1)两个检验统计量，其中SE(i)为i的标准误，i(1)为αi(1)=1－∑pj=1αij的半参数核估计量.检验的原假设是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备择假设是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组协整关系.为了构造第二组统计量，假设每个截面之间的误差修正速度相等，可以类似构造Pτ和Pα两个统计量，Pτ=SE()，Pα=T，其中为所有截面共同的误差修正参数α的估计量，SE()为其标准误，原假设是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备择假设是截面整体上存在协整关系.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将采用stata11.0对进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面板协整分析.

4 实证结果及解释

在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多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考到到本文研究的需要分别对Ln FDI、Ln GDP、DLn FDI、DLn 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如前文所述，本文采用IPS检验对以上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在对原始序列Ln FDI、Ln GDP进行检验时，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原始变量是非平稳过程.而对两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均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即各变量的一阶差分时间序列为平稳过程.因此,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 (1)过程.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后，要进一步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面板协整是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新的计量方法，进行面板检验主要有两种典型思想，一种是基于残差的面板协整检验，该方法主要是检验残差序列构成的矩阵的秩是否为零，如果等于零，表明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存在协整关系.另一种是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协整检验，本文就是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协整检验，以下是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四个统计量的P值十分显著，无论在那种情况下拒绝了原假设，因而可以得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考查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分析，用stata11.0计算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DLn FDIit=－0.286×(Ln FDIi,t－1－

1.003Ln GDP)+2.763×DLn GDPit+μit.

为进一步考查各地区之间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计算出各地区的长期和短期动态调整系数，统计发现28个省市的长期动态调整系数均为负，而短期动态调整系数中广东、上海、北京分别为-0.01、-0.45和-0.45，其中广东的概率为0.863不显著，而上海、北京的概率接近于0，十分显著.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1986~2008年中国28个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以上误差修正模型中可以发现，长期调整系数为-0.286小于零，表明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调整系数为正，表明中国GDP的增长会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模型中的短期调整系数也正好说明这一点.

2）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存在地区差异；统计发现，28个地区的长期调整系数均为负数，从模型视角分析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但实证结果说明这种均衡关系在各地区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广东省，广东省的长期调整系数为-0.01，概率为0.863，表明长期调整不显著，而短期动态调整却十分显著.

结合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提出我国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继续吸收外资以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增速会使国家竞争力增强，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通过吸收外资，可以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因而政府应大力改善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环境，继续扩大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规模.

2）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利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管理好企业，坚持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加强员工培训以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3）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管理；实证结果表明，广东省作为沿海城市，经济增长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环境变化较大，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选择广东作为投资地短期效用比较明显.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目的地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从以前的东部沿海城市正不断向中部和西部省市转移.比如贵州、甘肃、新疆等城市，地区经济增长短期对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并不明显，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确效果十分突出，这也归功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这些地区带来的机会.因而政府应对不同的区域进行差异化管理，实行政策倾斜，大力加强对中西部的开发力度，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E J BORENSZTEIN, J DE GREGORIE, L JONG-WANG. How does FDI affect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onomics, 1998, 45(1):115—135.

[2] 郭熙保，罗知.外资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44(5)：52-54.

[3] 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和内生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2.

[4]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 鲍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1):47-48.

[6] 马岩.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J].统计研究,2006,23(3）：51-55.

[7] 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8] 罗长远.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06,(4):27-43.

[9] 沙文兵,石涛.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6):76-81.

［10］ALEVIN， C F LIN. Unit root tests in panel data: new results［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3.

［11］K S IM， M HPESARAN， Y SHIN.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3, 115: 53-74.

［12］Joakim WESTERLUND.Testing for error correction in panel data［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69(6): 709-747.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4篇

研究结论

通过利用投资乘数法和生产（投资）诱发系数对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及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初始效应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较高。

2.房地产部门增加投资所带动的产业内部收入增加较小，其产业收益的增加具有滞后性与分散性的特点，故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较小。

3.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大于其初始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总和，所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较大。

4.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要在固定资产总量平衡的前提下，调节好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二）房地产投资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前向关联产业来看，房地产投资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邮政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14个产业关联程度较高。

2.从后向关联产业来看，房地产投资与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邮政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和教育等13个行业关联度较大。

3.房地产投资对关联部门的投资和产出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即房地产业的需求项目（如投资、消费）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社会需求）时，带动相关行业相应增加的生产额均超过1。

4.房地产投资对第二产业的部分，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行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诱发程度高，房地产投资对这几个行业的产出存在放大效应。

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房地产投资是推动房地产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与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保持房地产投资的稳定增长，对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和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有很大作用。但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其他产业的促进并非都是正向的。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过大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贡献；从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看，如果房地产业过快发展，容易导致其他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或过热增长，为国民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领域与规模，使房地产投资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是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调节投资来稳定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第一，通过改善房地产投资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入新世纪后，面对世界能源的有限性，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即从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逐步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迈进。这种趋势预示着，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将继续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型逐步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在这一条件下，房地产投资传导机制也面临发展变化。而当前，我国房地产投资主要流向商品房领域，商品房价格高又使得居民购房负担逐步加重。在这一情形下，许多居民消费被抑制，不利于我国实现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新转型。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房地产投资应改变过去通过投资于商品房带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方式，而应通过投资于社会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廉租房）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以此来扩大居民消费。

第二，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规模平抑经济增长波动。根据我们的研究，房地产投资能够导致经济波动，过度的或者被压抑的房地产投资都能够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而且，由于房地产投资涉及行业部门众多，且行业关联性强，按投资乘数原理其作用将会被放大数倍，在短期内影响经济正常运行，使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产生巨幅波动。其中，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经济波动给经济带来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而且在产业结构上都会导致大的衰退。在这一情势下，应当通过调控房地产投资规模平抑经济增长波动与行业过热。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确立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规模平抑经济波动和行业过热的调控思路。二是逐步探索和分析房地产投资规模对经济波动和产业过热影响的传导路径，通过模型分析传导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小及调控方式。三是国家应当建立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规模平抑经济波动及行业过热的长效机制。要在改革与完善现行房地产行业投资统计体制的前提下，测度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波动及行业过热的诱发程度，做到提前预警，提前调节。

第三，通过完善房地产投资统计指标体系更准确地反应宏观经济走势。首先，在房地产投资统计中，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指标较少。目前，在日常房地产统计工作中，计划总投资、本年完成投资、商品房建设投资、土地开发投资等投资指标涉及较多，房地产企业经营状况的统计指标如收入、利润、税收等经营指标涉及的较少。这不利于把握我国房地产企业的经营发展情况。其次，尚没有反映二、三级房地产市场的统计指标。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还残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烙印，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日趋复杂、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实际不符合，特别是对二、三级市场中的房地产投资行为统计不够，这也是目前房地产投资统计指标体系中缺少的内容。最后，某些指标被明显低估，统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现在随着经济增长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升温，土地价值被不断抬高，其资产效应日益明显等，这些目前都没有通过统计指标反映出来。

第四，通过完善房地产投资统计指标体系更准确地反应宏观经济走势。由于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不断加大，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特别是金融等行业的关联效应日渐增强，房地产投资本身存在风险，因此，可以建立房地产投资预警系统，通过跟踪投资规模、投资增速、投资结构与投资方向，了解房地产投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其他产业的影响效力，并于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前及时预警，避免整个行业及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因此，建议统计部门将房地产投资作为切入点，通过科学、正确地投资数据获取与分析来监督整个国民经济及产业发展运行情况，及时就房地产投资规模及速度变动情况作出未来预测及情势判断，为中央政府更科学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基础性资料。

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文章梳理和归纳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本成果，为后续研究做铺垫。优化税制结构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系统性地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有助于弄清楚如何用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增长后劲，从而抓住我国在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的机遇。

关键词：税制结构;经济增长

一、 引言

税收在一个经济体中的功能是多元化的，除了满足政府必要的财政支出，同时还兼具收入和资源再分配、稳定经济波动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等功能。政府通过设计特定的税制结构，从而以最效率的方式达成合意的财政政策目标，并且可以减轻税收对市场的扭曲、减少征税成本以及激发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等（Stoilova，201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面对以特朗普减税政策为代表的全球税收竞争的冲击，税制结构对于吸引投资和人力资本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等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另一方面，随着例如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的增加以及新一轮减税降负政策的实行，我国面临“降低税负、保障财政支出水平、控制地方债务”的财政不可能三角（郑新业，张力，2017），迫使我国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寻求新的税种如碳税、房产税、环境税等以及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等，以应对新的挑战。近年来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旨在梳理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二、 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梳理

税制结构指的是一套规则、法规和程序，具体定义了：（1）何种事件或状态会引起纳税义务，即决定了税基和税率（斯莱姆罗德，吉里泽尔，2019）;（2）构成税制的各税种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分布状况及相互之间的比重关系，即主体税种的选择和辅助税种的组合;（3）税收征收的规则以及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处罚措施以及;（4）税负水平。根据岳树民、李建清（2007）的观点，税制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税种构造、税种结构和税系结构。韩彬等（2019）将税制结构分为：税系结构，即宏观税制结构;税类结构，即中观税制结构以及税种结构，即微观税制结构。税制结构的类型取决于其选择的主体税种，一般可分为：（1）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2）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及（3）所得税和流转税双主体税制结构。

关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依靠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具体可分为索洛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索洛增长模型（Solow，1956）建立在包含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上，并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这意味着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是递减的。因此，虽然经济增长依靠于资本的积累，但是如果外生因素没有变化，则这个增长过程必将面临其上限。所以，索洛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作为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外生因素。依据索洛模型，税制结构通过：（1）对企业和个人征收资本税，从而改变资本存量;（2）对劳动征税，从而改变劳动力供给这两种方式影响经济产出。由于索洛模型将长期经济增长率归结为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所以财税政策只影响经济的产出，并不影响经济长期的增长率（Bujang，Hakim & Ahmad，2013）。

通常，將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内生增长模型。Romer（1986）首次提出了带有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Lucas（1988）强调了通过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递减，从而将经济增长归因为人力资本的增长。Barro（1990）以及King和Rebelo（1990）拓展了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加入税收系统后经济的产出和效用。他们认为，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和税收扭曲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且所得税率每提高10%，GDP增长率会下降2%。Engen和Skinner（1996）提出了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五种途径，即税收通过影响：投资、劳动时间、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Benos（2009）认为，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税收分为两类：扭曲性税收和非扭曲性税收，判定标准为是否会对资本积累产生阻碍作用。

与索洛模型不同，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将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干中学等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而非外生给定的。所以，财税政策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税收不仅影响企业和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选择，同时还影响人们选择接受教育时间的长短。Prammer（2011）总结了对劳动征税对居民决策的三种影响路径：（1）改变了居民在劳动和闲暇之间的分配;（2）改变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当教育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劳动税则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妨碍经济增长（郭婧，2015）;（3）改变了居民在选择职业和自主创业之间的选择。此外，对资本征税不仅会通过边际税率对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决策产生负面作用，还会影响资源的跨期配置。同时，资本税和劳动税不仅分别作用于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还将共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

三、 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梳理

关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现有实证研究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考察税系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是研究税类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模型中生产函数的各变量的影响，即以不同课税对象考察，具体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资源税类等;第三是分税种考察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税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间接税包含：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等。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以公平的收入分配为主，效率为辅。反之，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则更重视经济发展效率。直接税的优势体现在：（1）由于以所得税为例的直接税具有累进特性，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强;（2）有助于自动调节宏观经济稳定;（3）对商品价格没有直接的影响。间接税的优势为：（1）税基广，税源足，有助于提高政府收入;（2）征收成本和难度较小，有助于减少偷逃税现象。对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争论自公共财政理论问世以来就一直存在，并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对经济增长友好的环境（Bernardi，2013）。Harberger（1964）较早地评估了直接税和间接税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表明税收政策并非是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但直接税的支持者则认为，直接税有利于经济增长。王亮（2004）通过建立我国1992年～2002年税收拟合模型，得出我国应加大直接税比重的结论。余红艳和沈坤荣（2016）评估了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经济发展绩效，认为我国目前所得税的税源不足，降低了直接税的收入调节作用，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绩效。韩彬等（2019）利用1998年～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税系结构、税类结构以及税种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间接税占直接税的比重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率会下降0.602 0%。然而，反对者则认为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如Romero-Avila和Strauch（2008）根据欧洲15个国家近40年的数据建立分布滞后模型并得到结论，政府消费和征收直接税会对实物资本积累和人均GDP增长率造成强烈的负面影响;W?Hlbier等（2016）认为直接税的扭曲作用要大于间接税。

2. 税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各个国家所设置的税种不尽相同，因此许多学者依据税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研究。多数结论认为所得税类税收会影响资本积累、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等，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与此同时，以增值税（VAT）和商品服务税（GST）为代表的流转税类由于不会影响资本积累，属于非扭曲性税收，被认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较小。此外，财产税类则被认为有益于经济增长。刘海庆，高凌江（2011）认为，目前我国征收的财产税多属于地方税，其征收不仅可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还可以提升征收所在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进而吸引人口流入并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Arnold（2008）使用21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到了税制结构中影响经济增长的税种的排名。他认为，征收财产税和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征收所得税，并且复杂多档次的累进所得税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Myles（2009）回顾了不同生产函数下的各税类对于GDP增长的影响。Szarowská（2013b）认为，资本税会对经济增长造成阻碍，劳动税次之，具有强累进性的所得税对经济增长也会造成负面影响，而消费税与上述税种相比对企业和居民的决策影响最小，所以被认为是增长友好型税种。Shevlin，Shivakumar，Urcan（2019）利用欧洲24国家1995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其结论为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劳动税显著阻碍了GDP增长。

3. 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现行的是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而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增值税收入达到56 378亿元，约占税收收入的39%。由于增值税具有强劲的财政收入功能而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在OECD国家的税收总量里有大约32%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Lee et al.，2013）。增值税的优点体现在：增加政府收入、提升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拓宽税基、征收方便等。而对于增值税的争议大多集中于其累退性和收入效应。累退性使得增值税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税收\"，也是部分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放弃使用增值税作为主体税种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增值税收入效应的批评体现在征收增值税会扩大政府规模进而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因为增值税有着类似“印钞机”的功能（Bird，2005;Gravelle， 2011）。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学者认为，增值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Onwuchekwa，Aruwa，2014;Simionescu & Albu， 2016;姚春芸，钟萍，2016）。此外，多数学者同意企业所得税對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最大（Johansson et al.，2008;Vartia，L.，2008;Dackehag & Hansson，2012;Daniel & Jefferey，2013）。Arnold等（2011）的研究表明，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最明显的阻碍作用，因为企业所得税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投资率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Canavire，Martinez和Vulovic（2013）用向量自回归法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不同税种工具对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个人所得税对经济增长没有造成预期的负面作用，减少企业所得税和提高国家税收征管水平会提振经济增长水平，征收消费税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Asllani和Statovci（2018）强调了减少基本品税率和提升奢侈品税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必要性。Shevlin，Shivakumar，Urcan（2019）利用欧洲24国家1995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其结论为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劳动税显著阻碍了GDP增长。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梳理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并且从税系结构、税类结构以及税种结构这三个角度归纳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然而从现有结果看，学界对于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尚未达成统一观点，其原因可能归结为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所处的发展阶段、政策目标以及国情均不相同，任何税制结构以及税种的设立都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与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情况相匹配，故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有所差异。但多数学者认为，与消费税和财产税相比，对劳动和资本征税不利于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对内，我国目前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迫切要求。所以，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即用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积极配合，减少财税政策对市场的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以特朗普减税和中美贸易冲突为代表的事件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国民经济预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要坚持实行积极的财税政策，把减税降负做到实处。在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税制结构改革，提高我国税收体系的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就要求我国在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逐步提升所得税等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强化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以促进社会公平。

二是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负政策，为我国后续经济增长释放新动力。在党中央全面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战略部署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于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如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加速固定资产折旧、降低高创企业的所得税负等。同时，由于高创企业的资本构成多数为轻资本企业，即固定设备较少，人力成本较高，所以应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此外，应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政府非税收入，简化办事审批流程及其过程中的收费环节，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三是加快建立健全房产税和环境税征收机制，助力我国经济绿色健康增长。房产税要将重心放在财富分配调节和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支持上，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和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通过征收环境税，如碳税等，倒逼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真正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Arnold，J.，Brys，B.，Heady， C.，Johansson A.，Schwellnus，C.，and Vartia，L.Tax policy for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Economic Journal，2011，（121）：59-80.

[2] Asllani， G.， Statovci， B.Effect of the Change in Value Added Tax on the Fiscal Stability of Kosovo.Croatian Economic Association Zagreb，2018，65（6）：513-540.

[3] Bujang， I.， Hakim， T.A.， & Ahmad， I. Tax structure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in developing and high-income oecd countries： panel cointegration analysis.Procedia Economics & Finance，2013，（7）：164-173.

[4] Lee， Y.， & Gordon， R.Tax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1027-1043.

[5] Romero， D.， Strauch， R. Publice Finance on long-term growth in Europe：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nalysis.Eur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24）：172-191.

[6] Simionescu， M.， & Albu， L.L.The impact of standard value added tax on economic growth in cee-5 countries：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simulations.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2016，22（6）：850-866.

[7] Stoilova， D.Tax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Contaduría y administración，2017，62（3）：1041-1057.

[8] W?Hlbier， F.， Astarita， C.， & Mourre， G.Growth-friendly tax structures： an indicator-based approach.German Economic Review，2016.

[9] 韓彬，吴俊培，李淼焱.我国税制结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9，364（1）：91-100.

[10] 余红艳，沈坤荣.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基于分税制改革20年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16， （2）：104-111.

作者简介：平浩希（1990-），男，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收稿日期：2019-06-17。

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全国经济快速增长。地处西北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迅猛，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3亿元到2011年GDP总量为2102.21亿元。34年间增长了161.7倍。平均年增长速度约为16%。宁夏经济是如何取得快速发展的，本文主要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居民消费和政府投资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宁夏经济增长的原因。为其他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借鉴，逐步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关键词：宁夏；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政府投资；计量分析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五大自治区之一，地处中国西北的黄河上游地区。宁夏位于“丝绸之路”上，历史上曾是东西部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作为黄河流经的地区，这里同样有历史悠久的黄河文明。宁夏也曾在经济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近些年，在改革开放和西北大开发的推动下，宁夏经济取得了极为显著地增长。当然这与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一. 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真实的反应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运行状况，体现了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而消费需求是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购买消费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需求能力，它是市场对消费品的一种真实需要。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一起构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又是最重要的。一般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要高于其他两个因素。所以说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次，从宏观经济学中可以知道，在整个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消费需求对社会生产提出了要求，为生产提供直接动力和目标。另一方面，消费又是“自动稳压器”，防止国民经济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综上所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密不可分，它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其特殊的优势。以下将用Eviews软件对宁夏1993—2011年消费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来说明宁夏的经济增长中消费的作用的大小。

二.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投资就是资本的使用和配置，它是一个量变的运动和增值的过程，投资时经济主体为获得最大利益而垫付的货币或其他资源于某项事业的经济活动。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内在规律。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投资又强烈的影响和决定着投资行为。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供给效应同时又有需求效应。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又是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所以说，投资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因此，在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我们不能忽视了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力。以下也将会用Eviews软件对宁夏1993-2011年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两者的关系分析，来说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

三、回归分析

根据1993-2011年宁夏GDP、居民消费、政府投资的数据，采用EViews软件进行以下回归分析.

（一）变量间相关系数分析

利用EViews软件分析我们发现，宁夏省GDPY与居民消费X1、政府投资X2都呈高度正相关，分别达到0.996和0.9949。这表明利用线性模型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适合的。

（二）绘制散点图

根据操作原理中的方法，可以绘制出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1和X2的散点图。

从散点图中看出，大多数散点都分布在一条直线附近，可认为Y和X1X2呈高度线性关系。

（三）建立回归方程

对统计数据做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可得到下面的估计方程：

（2） 怀特检验

通过Eviews软件对样本做怀特检验，结果可从图中看出，在同方差性假设下，辅助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与样本容量n的乘积，渐近地服从自由度为辅助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个数的x2分布：n*R2～x2，则可以对统计量n*R2进行相应的x2分布。

从上表可以看到Obs*R2的值为10.7124，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自由度为5下x2分布对应的临界值11.07，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

五. 分析结论

通过宁夏居民消费和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使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宁夏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知道，居民消费确实对宁夏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居民消费每增加一元，GDP就能增加1.6571元。也证实了近些年政府提出的“扩大内需”这一口号的必要性。其中，对于投资具有“双刃剑”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同时又要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时候，要充分正确利用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孝言.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J].中国市场，2011，（18）

[2]于玲.浅谈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山东纺织经济，2009，（04）

[3]张倩倩.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协整检验[J]企业研究 ， 2012，（06）

[4]吕利栋.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J].东北财经大学，2005

[5]陳少林.居民消费、国定资产投资及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重庆科学学院学报，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