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的纳税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公共需求不断增加的现代社会，如何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管理效率，切实提升行政单位现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一直是相关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阐述绩效评价在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的实际运用，从而为行政事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是行政事业单位的重要职责。绩效评价在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其财政支出管理效率，为现有财政资金的高效应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但是就我国现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的绩效评价而言，其整体形式就并不是十分乐观。行政事业单位要不断加强对财政支出管理中绩效评价的认识，并将其科学合理地运用与自身的日常工作中，从而不断促进财政支出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一、绩效评价在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的应用优势
绩效评价是提高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共设施建设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绩效评价在行政单位支出管理中的应用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促进财政深化改革。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原有的行政单位财政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公共服务的切实需求，因而相关部门必须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不断加强行政单位财政管理模式的改革工作;绩效管理在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的有效运用，能够进一步促进其财政改革的进程，这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共设施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其二，增强行政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目前，我国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的制度体系还尚未建立健全，因而工作人员对自身的职责范围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也无法得到显著的提升。绩效管理在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的有效运用，不仅能使工作人员对自身的职责范围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还能进一步规范工作人员的日常行为，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为其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同时也进一步提升行政单位的社会影响力。
二、绩效评价在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信息技术和社会经济不断增长的现代社会，加强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绩效评价，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它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财政支出管理人员的日常行为，还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这对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是我国在进行绩效评价的运用过程中，仍然有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影响了绩效评价的实际效能。目前，我国绩效评价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部门对绩效评价不够重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部分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部门对绩效评价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其资金支出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资金支出的实际效果也缺乏后续的追踪。其二，管理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我国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绩效评价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未能形成完善的制度管理体系，其绩效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目标，因而无法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能。其三，绩效评价的方法缺乏合理性。目前，虽然部分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部门已经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但其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未能结合财政支出管理的实际情况，因而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其四，专项资金的使用不够明确。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具有较强的技巧性和目的性，但是目前我国专项资金的使用还缺乏完善的标准体系，且其制度指标未能结合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的工作实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政单位财政支出部门的管理效率[1]。
三、绩效评价在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的运用路径
（一）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的绩效评价体系还尚未建立健全，这对我国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效率的提升造成了巨大的阻碍。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必须对绩效评价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财政支出管理的自身特点，进一步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体系，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考核制度，从而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日常效率。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预算制度，不断加强绩效评价体系与预算制度之间的有机结合，从而切实发挥行政单位财务支出管理的最大价值，为我国社会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完善奠定夯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在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要是始终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坚决保证财政预算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而根据该财政预算做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2]。
（二）加强绩效评价的信息化建设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已经被运用到了各个领域的发展之中，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应用效果。针对这种情况，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部门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切实加强绩效评价的信息化建设，为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的不断发展灌注新的生机和活力。目前，加强绩效评价信息化建设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内部建立完善的网络管理系统，根据其实际情况建立信息共享的统一数据库，并不断加强信息和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为该数据库的建设提供良好的信息支持。其二，利用网络技术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动态管理体系，从而对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过程的资金支出进行自主的绩效评价，为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其三，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绩效评价的信息化建设，可以切实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可以有效减少工作人员的人为失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三）建立绩效评价专项部门
为了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的专业性和科学性，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部门应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联合财政部门以及审计部门，建立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绩效评价专项部门，从而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的专业性和客观性。与此同时，建立绩效评价专项部门，还可以切实约束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工作人员的日常行为，进一步提高其评价结果的权威性，使得绩效评价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与此同时，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还可以将绩效评价交由专业的公司进行管理，这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公信力，还能切实减少自身績效评价中的人力和物力投入[3]。
结语：
在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充分发挥绩效评价的作用，不仅可以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还能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效率。因此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部门必须对绩效评价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结合财政支出管理的工作实践，进一步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体系，切实加强绩效评价的信息化建设，并建立绩效评价专项部门，从而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为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管理工作的高效进行奠定夯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晋甄鸿.论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绩效评价的应用路径[J].财经界（学术版），2020（18）：8+11.
[2]郭海燕.绩效评价在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的实际应用研究[J].财经界，2020（07）：36-37.
[3]阴锦凤.解析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管理中绩效评价的应用路径[J].财会学习，2019（18）：75-76.
作者单位：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镇人民政府
财政支出的纳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政策;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
前言
财政支出是政府履行职能，推动社会发展所花费的总合，体现了政府对国家发展宏观上的经济调控，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效应，如何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或调减政府在不同方面的公共开支，对适应国际形势，把握国家发展时势，稳定社会结构构建，建立长期有效的经济体制有重要意义。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对政府有关财政支出的划分调整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研究与财政支出有关的财政政策，分析财政政策对其的作用，同时财政支出也会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二者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推动经济转型，中国的财政支出以及配套的财政政策，都是为了适应国情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变化莫测的全球经济里乘风破浪，独占鳌头。
一、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1.财政支出的含义及分类
陈共给出的财政支出含义是：财政支出，亦称公共支出或政府支出，系指政府支配使用和资金的活动。根据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购买性支出，直接表现为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包括购买日常政务活动所需的或用于国家投资所需的商品或服务支出，前者包括各部门的事业费，后者包括政府部门的投资拨款，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国防支出等其他支出。转移性支出，直接表现为资金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这类支出主要政府补助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体现政府的非市场性再分配活动。
2.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效应
财政支出结构，即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也称财政支出构成;其不仅反映了政府动用社会资源的程度，还反映政府公共职能的重点和发展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效应的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所支持经济发展的模式、公平性和创新能力等方面。
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的发展模式;经济模式顺应时势灵活转换有利于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惯性导致孤立的市场自我调节周期较长且不确定性强，而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果的方式，能够有效引导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资源集中优化，有效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財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发展的公平。以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社会公平如何实现以及多大程度的实现，决定着国家的基本制度架构，而在现行的国情和国家发展阶段下，社会分配制度一定程度上的不成熟使得社会分配问题无法完全解决，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如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
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体的创新能力;知识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持续的创新能力是获得竞争优势的不竭动力源，激励各创新主体自主创新、实现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成为了国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调整财政支出的角度，可以通过在科学技术支出上增加创新基金提取和建设比例的方式激励创新行为，加强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支持力度，从而实现各主体持续的创新动力。
3.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财政支出对经济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财政支出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社会公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重要保障。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合理利用财政支出，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例如合理配置资源，提供充足的资金，集中优势高效展开科研成果建设、教育发展和社会基础设施构建等工作，既为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也为人民提供了不断优化的美好生活环境。但是若是经济增长小于财政支出，说明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之间的不协调性，资源不合理的配置，导致负增长现象形成，需要在合理控制的基础上消减财政规模，调整财政支出范围。可见，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二、中国近年来财政支出及财政政策现状
1.中国近年来财政支出总量及内部结构现状
(1)我国财政支出总量不断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共支出总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1978年为1132亿元，到1999年超过一万亿，达1.14万亿元，到2011年达10.39万亿元，在2017年突破20万亿元，达到20.30万亿元，2019年为23.89万亿元。财政支出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原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上升，有能力为财政支出提供更多的资金，且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例总体展现缓步攀升的状态。从2000年开始至2019年，占比由15.8%增长到24.1%，其中2015年达到25.5%峰值，短暂回落再度攀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政府加强了在公共基础设施上的建设，国家需要管理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其职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国家提供更多的购买性支出。另一个原因与中国自身的国情有关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前提，新的制度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在此期间，新建立的与旧有的社会机构、体制等彼此界限不够清晰，彼此发生重叠，必然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
(2)我国财政支出内部结构更加合理
从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看，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国防支出为购买性支出，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转移性支出。因为国家2007年对财政支出分类进行了改革，所以一般采取2007年作为界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逐渐步向市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较好，一般公共服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渐下降，由2007年17%下降到2019年8.6%，2015、2016年跌至7%;中国的教育支出，从改革开放以来总量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国家对教育支出的投资金额随着GDP增加而上涨，但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稳定在14%和15%的左右区间，只在2012达到了16.9%的峰值，其中有落实了教育法三个增长规定的原因;中国的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起初稳定在4%以上，随着国内企业对科技的不断投资参与，减缓了政府压力，基本稳定在3.5%到4%之间;医疗卫生市场化失败和2020年中国政府对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验证了坚持医疗卫生公有制的正确性，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连年不断增加，由3%增长至7%，对医疗卫生的大力投入，有利于国民健康社会和谐;国防支出在各类支出项目中具有特殊性，对于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防费增长的幅度较小，在财政支出总量中所占比例比较稳定，维持在6%以内，国防费的增减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相关，稳定的国防支出即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又不会占用大量财政影响经济发展;转移性支出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的社会保障支出缓慢增长，这是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2.中国转型经济下影响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分析
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1)上世纪九十年代积极财政政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直接导致中国国际贸易市场萎缩，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失业压力大、国民收入增长放慢等现象说明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为此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即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来带动投资、扩大内需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增加调整社会收入分配，实现经济的公平性，同时也减轻社会负担，刺激消费。具体的政策实施有：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增加经济建设支费，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通过转移支付来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三是规范收费制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与政策性补贴支出，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四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提高社会文教费，加大教育投资来培养人才，顺应人才强国战略，消减行政管理费用，促动国有企业改革，鼓励私有企业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2)新形势下财政政策定位和功能提升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财政政策定位与功能不仅仅是传统上的集中刺激经济增长，实现供求平衡，还要肩负起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任务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和谐的具体工作，财政政策定位的提升带来功能的多样化诉求。中国政府根据国情和国内外經济形势的发展，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基调，辅助以稳健的财政政策，两种财政政策共同实施，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与挑战，与公共支出有关的稳健和灵活的财政政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财政财政策，应推动改革，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公共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经济建设费。国际国内形势严峻，政府应实施更加灵活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降费，加大政府支出。当形势改善后，可以再调整财政支出比例，把剩余的经费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适当宽松的市场环境，建立适应于经济转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3.财政支出及相关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罗斯托的“起飞理论”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重要基础。我国财政支出加大了对基础设施投入，财政政策保证了资金投入精准有效，中国基础设施构建基本完善，不仅克服了市场中公共产品的不足，也为突破国民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提供了条件。中国的科技创新进程，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不只是科学家、企业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调增财政支出、实施鼓励性的财政政策也是实现重大科技突破的重要基础。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是周期性的，从研发、得出成果到转化应用，是需要良好的制度机制，才能有效地对经济起到推动作用，中国制度很好地实现了高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对科学技术的投入通过推动社会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增长。最后，财政支出连续上升的教育医疗投入改善中国的人力资本、社会生活保障，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改善了医疗卫生程度，直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教育的财政支出改善了各个年龄段的受教育程度，义务教育的普及更是保证了未来人力资本的最低学历水平，提高了潜在的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水平，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随着精准扶贫等政策的落实，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道路。总体上，财政支出及相关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三、中国财政支出及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保持对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持续增加的公共支出投入，不断发展科技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完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其次，通过财政政策，使用税收手段来大力扶持发展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的企业，对进行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实行重税，尤其对房地产行业要严格把控，坚决禁止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和谐社会，促进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费。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地区间居民消费差距，努力实现消费公平，严格实施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减少财政转移资金的随意挪用和滥用，减少不必要的公共支出。中国政府要灵活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及其相关财政政策以提高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促进作用，适应全球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郑海艳.浅谈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7(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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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新雨，王叶军.财政支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18(07)：109-117.
西南民族大学 徐美华
财政支出的纳税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考察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效率，辨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可为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供依据。本文采用Bootsrap-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0—2013年间全国30个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估，发现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显著；地区之间的财政支出效率差异逐年变小，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的效率差异性显著；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人口密度、文化政策以及地理因素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不明显。要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需要了解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项目内容的需求，出台扶持基本公共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合理规划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分配、使用、管理、审计和监督，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
关键词：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Bootsrap-DEA方法；文化消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中的财政保障标准与保障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3AH005）
一、引言
“十二五”期间，国家已逐步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了基本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并通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公众免费开放等文化项目和工程，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增强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力度，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加大：全国基本公共文化的财政总支出在2000年为63.16亿元，到2014年则增至583.44亿元。然而，尽管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仍存在着公共文化领域严重供不应求、不均等化等问题。为此，在给定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还应考虑尽量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这要求建立合适的测算机制，找出决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为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供依据。
当前，在财政研究领域内，通过核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探究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社会经济因素是一个研究热点。在研究方法上，有学者借助了两阶段分析框架法：首先，在效率测算模型中不考虑社会经济等不可控要素，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进行测算；随后，考虑到经济社会因素等外生变量，在事实上对决定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地区差异起着巨大的作用，因而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之中重点探究外生变量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①。如唐齐鸣与王彪借助两阶段分析框架测算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其效率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②。还有部分学者对教育、卫生等某种具体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采用两阶段分析框架进行研究，但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例如，杨林与许敬轩采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研究了2000—2010年间中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③；赵佳佳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2008—2011年间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分析了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④。以上研究都是采用传统的DEA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没有考虑小样本所导致的效率偏差问题，得到的效率值可能会低估或者高估实际水平⑤。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Bootsrap-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3年间30个省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进行研究，从而找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并利用受限因变量回归分析方法（Tobit），从地理、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探究造成各省市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差异的内在原因，提出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和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1. 研究方法
（1）Bootstrap-DEA方法。DEA作为一种非参数的相对效率评估方法，具有不需要事先设定决策单元生产函数、不受投入和产出指标量纲影响等优点；但该方法却存在无法进行统计性检验、决策单元较少估计有偏等不足。在实践中使用传统的DEA方法时，有时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有效指数都等于1的情况，此时无法依照效率值的高低对各个决策单元进行排序和评价，也就难以比较地区能效水平的差异⑥。考虑到前述情况，Simar与Wilson（1999）提出了基于Bootstrap的DEA方法⑦。Bootstrap-DEA方法模拟数据产生过程，通过抽样得到大量样本，借助对大样本的计算以修正传统DEA方法的估计误差，还考虑了效率值对样本变动的敏感性，故而效率估计值的比较和分析结果更合理。考虑到本文要研究的是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投入，即在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出最大化。为此，本文采用基于产出导向的BCC 模型，借助MAXDEA软件测算各省（市）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
（2）Malmquist指数法。Malmquist指数方法不仅可以考察各区域技术变化情况，进一步还可将技术效率的变化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并测度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本文选用变动规模收益下的距离函数，Malmquist指数计算式为：
M（x■■，y■■，x■■，y■■■）=■
■ ■
=Effch×Techch=Techch×（Pech×Sech）
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是指在变动规模报酬假定下的技术效率变化。技术变化（Techch）反映生产前沿面的移动对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程度；规模效率变化（Sech）代表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大于1，意味着综合生产率水平提升；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小于1，则表示综合生产率水平状况恶化。如果构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的某一变化比率大于1，则表明它是综合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根源；反之，则表明它导致了生产率水平的降低。
表1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考虑到2000 年之前的基本公共文化数据比较零散，并且西藏省份相关数据不可得，故本文选择2000—2013年间除西藏以外的全国30个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作为30个决策单元。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年和《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1—2014年。投入变量设定为各省市在2000—2013年间的地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由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整体核算，故这里选取人均文化事业费、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投入指标。产出变量设定为代表地方基本公共文化发展情况的变量，从基本公共文化资源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两个方面选取产出指标，具体指标体系由表1给定。
3. 基于Bootstrap-DEA模型的结果分析
（1）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分析。对全国30个省级政府在各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进行累加平均，作为全国当年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图1给出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在2000—2013年间的变化趋势。由图1可知，2000—2013年间全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在2000年最低为0.846，在2012年最高为0.960；多年均值为0.92，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总体效率还不够高，存在着8.0%的投入浪费；效率值在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明显，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缓速提高，存在着资源未充分利用的問题。
图1 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
变化趋势（2000—2013）
（2）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分析。对东、中、西部地区 ⑧ 省级政府在各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分别进行累加平均，作为各地区当年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进一步得到2000—2013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变化趋势（图2）。从图2可看到，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地域差异，但差异逐年变小。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在大部分年份里处于最低水平；在2006年之前（除2000年以外），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高于东部地区，2007—2010年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高于东部地区，2010之后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又稍高于东部地区。
图2 东、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
支出效率值变化趋势（2000—2013）
表2 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
基于各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得出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⑨，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表明中部地区内部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最大，西部差异次之，东部差异最小。东、中、西地区内部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性显著，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聚类效应。另外，全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在14年间上下起伏，整体上由2000年的0.112下降到2013年0.0746，地区不均衡的状态改善不明显。
分别对30个省级政府在2000-2013年的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值进行累加平均，作为各省级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均值，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中国各省级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明显，存在着不均衡现象。效率值排在前十位的省市中，北京、福建来自于东部地区；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来自于中部地区；内蒙古、宁夏、贵州、广西来自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及具有地区文化特色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值大多也更高。
图3 全国30个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均值（2000—2013）
4.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结果分析
基于各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值，通过软件Deap2.1得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Malmquist指数（表3）。由表3可见：在2000—2005年间，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后，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文化建设服务的重视程度，财政支出明显增加，财政支出效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都呈现出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二者对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6—2010年“十一五”规划期间，效率、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都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效率和技术增长速度相较2000—2005年间有所提升，但效率变化增长速度相比有所下降。“十一五”期间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增强了文化创新，将现代技术更好地融入公共文化领域，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但财政投入资金规模仍然不够高，且资金未得到有效利用，财政资金管理不完善和财政投入方式有待改变。由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值都大于1，表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都是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根源。2011—2013年进入“十二五”规划期，效率、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整体上都呈现上升趋势，但效率、效率变化以及技术变化增长速度相较于2005—2010年期间有所下降。我国基本公共文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相较于“十二五”时期有所改善，但仍需要继续增强文化创新，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以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影响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量与计量模型设定
通过核算和对比2000—2013年间中国各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发现各省市存在显著差异。为缩小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省际差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需要针对造成各省市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目前，针对政府综合财政支出效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专门针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我们结合已有文献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经验和现实情况，考虑从地理、财政分权、文化政策、经济发展、人口密度、教育水平等角度出发分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具体如下：
（1）地理因素。引入地区虚拟变量D（D1代表中部地区，D2代表西部地区）代表自然禀赋和地理区位条件，考察其如何影响地方政府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2）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可能会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以及效率产生影响。根据分权理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能够更好地提供符合当地需求的公共服务，由于了解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因此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更有效率⑩。但是在现实中，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约束具有不确定性。例如，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是正面的，因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强化，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及资源分配权利。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财政制度缺少约束，地方政府可能并不关注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效率，为此，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考证。这里借鉴龚锋与雷欣（2010）所使用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11}。考虑到财政分权对各地区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同，同时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与财政分权变量的交互项。
（3）文化政策（P）。2006年，国务院颁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计划经济时代文化政策制定时中央政府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做出改变，可能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有影响。将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变化用引入的年度虚拟变量来加以表示，该虚拟变量在2003年到2007年时为0，但在2007年到2013年时为1（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同样，考虑到文化政策对各地区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同，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4）经济发展水平（gdp）。通常认为，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例如，Antonio认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提高财政总财政支出效率{12}，王银珠与朱耘婵认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推动文化需求增长和文化产出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13}；但是杨林与许敬轩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为负，因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会过分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下降{14}。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证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这里以人均GDP 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反映經济发展水平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
（5）人口密度（pd）。Grossman等认为高的人口密度更利于政府财政支出管理和监督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为此，人口密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效果正相关{15}；Antonio认为，人口密度较高会使得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越显著，最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水平会得到提高。这里人口密度使用总人口除以区域面积来表示。
（6）教育水平（edu）。Milligan{16}等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当地居民选择有能力官员及辨识官员腐败的能力，为此，当地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正相关{17}。这里采用文盲率（年龄15岁及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例）表示教育水平，文盲率越高说明教育水平越低。
基于上述设定，我们可得到以下回归模型：Yit=X’itβ+εit
其中：Yit表示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ai代表一些不可观察且随时间无变化的个体异质性，Xit表示会影响综合技术效率的政策、经济和社会变量，包括前述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人均GDP（元/人）、文盲率、财政分权指标、文化政策虚拟变量、中西两个地区虚拟变量，及地区虚拟变量和财政分权指标、政策变量的交互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因变量取值在0-1之间，为平衡面板数据类型，采用显著水平值被设置为5%的受限制的Tobit随机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不但可以避免由OLS估计所引入的偏误，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包含在面板数据中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信息。
2. 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Stata12.0的Tobit分析，得到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由表4给出。其中，模型1考虑了财政分权、文化政策、人均GDP、文盲率、人口密度和地区虚拟变量，模型2加入了财政分权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模型3加入了文化政策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由表4可知，各变量在不同模型中的回归系数都相对稳定，各变量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较为稳健，模型较好地拟合得到各因素对效率差异的影响。对Tobit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表4 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水平。
（1）从地理区位上看，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在模型1中的系数分别为负和正值。这说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相较于东、西部地区偏低，但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其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也印证了前文所描述的情况：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并没有出现东、中、西部的聚类现象，地区因素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并不明显。
（2）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分别表明财政分权在5%、10%、10%的显著水平上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强的正相关性。当前，各地方政府都注重对人民群众精神方面需求的满足，既将重心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长方面，同时还重视短期内不易提高及难以衡量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效率。财政分权对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并不够高。加入财政分权与地区虚拟变量交互项的模型2则显示，财政分权对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因此，财政分权对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效率差异的作用不明显。
（3）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分别显示文化政策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正相关，但都不显著。模型3中添加了文化政策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文化政策对东、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正，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负，但都不显著，表明文化战略上的改变和上下级政府文化事权可能由于滞后性或者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不明确，并未达到所预期的理想的效果，使得2006年实施的文化政策对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和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效率差异的作用都不大。
（4）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显示人均GDP在5%的显著水平上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正相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能够促进文化需求和文化产出的增加，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由于广大民众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会刺激政府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以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通常也高，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5）人口密度（Pd）。Grossman等认为高的人口密度更利于政府财政支出管理和监督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为此，人口密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效果正相关{15}。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均不显著，表明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结论并未得到印证。
（6）文盲率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微弱的正相关，且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都在1%显著水平上。文盲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本公众受教育程度，文盲率低的地区，所受到的教育水平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通常较低，可作如下分析：在西方国家，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员在直接选举的制度背景下，致力于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才更可能被受到高水平教育的居民选出，所以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对提高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有利。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是由上级来任命的，其被受教育水平较高居民选举的可能性一般并不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总体效率还不够高，在2000—2013年间的平均值为0.92，存在著8.0%的投入浪费；财政支出效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显著，仍存在着资源未充分利用的问题；地区之间的财政支出效率具有地域差异，发展不均衡，但差异逐年变小；东、中、西部地区未呈现聚类效应，区域内部的效率差异性显著；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都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根源。（2）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还受到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因素的影响，但和文化政策、人口密度、地理等因素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及教育水平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为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需要了解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项目内容的需求，出台扶持基本公共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科学化、合理化，使文化政策有效地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高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第二，合理规划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分配、使用、管理、审计和监督，明确各自的权责， 减少资源的浪费，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加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能力，进而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此外，由于适度的财政放权会提升财政保障效率，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可考虑将相关的财政支出责任由目前的较高政府层级转移到较低的政府层级。第三，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提升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需求。第四，文化相关部门积极举办相关讲座和培训，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和居民的文化素养。
注释：
① A. Afonso， S. Fernandes， Measuring Local Government Spending Efficiency： Evidence for the Lisbon Regional， The Regional Studies， 2006， 40（40）， pp.39-53； S. Seifert， M. Nileswand， What Drives Intermediate Local Governments Spending Efficiency： The Case of French Departments，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2014， 40（5）， pp.766-790； 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4期。
② 唐齐鸣、王彪：《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2 年第2期。
③{14} 杨林、许敬轩：《地方财政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④ 赵佳佳：《我国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地方财政研究》2014年第8期。
⑤ L. Simar， P. W. Wilson，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Efficiency Scores： How to Bootstrap in Non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s， Management Science， 1998， 44（1）， pp.49-61.
⑥ L. Simar， P. W. Wilson， Statistical Inference in Non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s： The State of the Art，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0， 13（1）， pp.49-78.
⑦ L. Simar， P. W. Wils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Estimating and Bootstrapping Malmquist Indice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9， 115， pp.459-471.
⑧ 選取中国内的30个省市区作为研究样本，根据地理位置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和河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份。
⑨ 变异系数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CVi=SDi/Ei。其中，CVi代表第i年的变异系数，SDi与Ei分别代表第i年各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标准差和均值。
⑩ C.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pp.416-424.
{11} 龚锋、雷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统计研究》2010年第10期。
{12} Antonio Afonso， Sonia Fernandes， Assess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 Evidence for Partuguese Manicipalitie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5， 37（5）， pp.1946-1979.
{13} 王银珠、朱耘婵：《基于面板数据的地方政府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研究》，《经济问题》2015年第6期。
{15} P. Grossman， P. Mavros and R. Wassmer， Public Sect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in Large U. S.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9， 46（2）， pp.278-299.
{16} K. Milligan， E. Moretti and P. Oreopoulos， Does Education Improve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9-10）， pp.1667-1695.
作者简介：江朦朦，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张静，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陈孝兵）
财政支出的纳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自2009年我国全面引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展迅速，在多个城市或地区进行了试点。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一种较为全面的评价手段，研究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尤为重要。
关键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及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为实现绩效目标制定的制度、采取的措施等；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及效果；绩效评价的其他内容。通过收集基础资料，评价分析资料对评价的主要内容进行打分，形成评价结论，进而撰写评价报告并提交归档。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我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始于2009年，起步晚，且由国外引入，认识不全面，行业发展和学科发展都有待完善。但随着经济发展，其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财政支持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的能力越来越强。随着廉政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如何更好的发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作用，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实施流程，更好的使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研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在实施中的问题和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发展现状
（一）国际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展现状
1、绩效评价历史悠久，体系成熟
国外的绩效评价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经济阶段，距今约有800年的历史，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大规模应用则始于20世纪初，因而其评价体系成熟，且应用广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形成了以财务指标为主，非财务指标为辅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成熟的绩效评价体系。并要求各职能部门均对其公共活动进行评价。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常态化、制度化
国外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由于起步早，因而其评价常态化且制度化。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并颁布了《政府绩效与成果法案》，要求各政府只能部门设定公共活动的绩效目标并进行年度评价和报告，借此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社会责任心，促使决策的有效性。
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应用明确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评价的常态化和制度化使得报告能够被充分利用。以英国为例：英国将每年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作为其未来年度预算的依据，并且，各职能部门必须根据当年秋季的绩效评价报告对其未来三年的滚动计划进行调整。另外，评价的结果也是国会和内阁对各政府部门行政责任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展现状
1、绩效评价起步晚，认识少，发展快
我国财政支出的评价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率先进行该项工作探索的部门主要有国家计委、财政部、审计署、交通部等。财政部专门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则是2001年下半年才开始的，统计评价司专门组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进行了考察，召开了全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讨会，成立课题组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重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但2009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就开始被全面引入我国，截止到2015年底，短短的6年间各类文献期刊就达到了30多万篇，发展极快。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趋于规范化、制度化
我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展很快，2011年4月2日，财政部就发布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进行规范，相关的立法也在筹备过程中。此外各地的相关行业协会也纷纷开始成立。可见我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展趋于规范化、制度化。
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诸多问题
我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起步晚，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财政投资的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要求更为迫切，需求更为广泛。因此，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还存在许多问题，如评价的体系还不够完整，相关知识普及不够，报告应用不够明确等。
三、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在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认识不足
绩效评价全面引入我国财政支出管理始于2009年，但各单位对其认识明显不足，有些项目单位甚至认为绩效评价就是审计。却不知绩效评价和审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审计工作是审核查计工作。同时，审计报告具有法律效力。而绩效评价工作不仅是要财政支出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更主要的任务是对财政支出的合理性，效益性提供客观的依据。而且绩效评价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报告只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通过绩效评价实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目前，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才刚起步，所以一些政府部门和项目部门都不了解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流程和目的，不知道如何配合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这就导致在评价过程中，项目单位简单应付了事。从而制约了评价过程中材料的收集，导致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无法保证。
例如：在进行W市科技局的自我财政绩效评价时，约谈各处的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根本就不了解绩效评价的流程，只能做到问什么答什么，因此信息资料的收集收到了极大的制约。并且，在翻看各任务主体提交的目标和阶段目标，以及用以进行绩效评价的期中检查表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任务主体提交的目标和阶段目标，以及期中成果毫无关联，导致无法对投入和产出进行明确的对比。
2、第三方机构缺乏充分授权
（1）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主要分为两种：
①自评：作为自评，那么被评价主体与支付主体必然一致。如果两者一致，那么评价机构就会收到同为被评价主体和支付主体的约束，在评价的过程中无法做到客观公正。例如：在进行W市科技局、旅游局的自我财政绩效评价时，其绩效评价报告只能先撰写征求意见稿，而不是直接给出最后的评价和结论，这就制约了报告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②第三方评价：如果评价机构作为第三方对被评价主体进行评价，虽然可以保证不受被评价主体的约束，但是支付主体往往是同级或者上级某些部门，同属行政体系，彼此之间的存在或多或少的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很难保证评价的客观性。
（2）法律
绩效评价作为一种衡量办事效果的手段，其本身就是对财政监督的一个凭据。但这种评价中涉及的主体关系存在一些问题。而法律的执行主体司法机构，作为独立于被评价主体和评价机构之外的第三方，就能根据法律来约束和规范绩效评级中各主体的行为，从法律上保护绩效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而目前我国绩效评价的相关法规还在立法阶段。
（3）管理
在该部分的第一点中已经谈到了，由于时间和学科背景等原因，被评价主体中的相关人员可能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了解。不了解导致不知道如何配合，也就无法给予相关的充分授权。并且在评价过程中，被评价主体可能存在某些问题，而被评价主体本身为了掩盖这些问题也可能不给予评价机构充分授权，以隐藏这些问题，从而影响评价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例如：在对W市科技局进行评价过程中，其负责人表示有些内容的查看需要权限，不能给我们查阅，只能查看项目相关的批文、任务书、合同，并且借阅时间也不能超过3天。这就导致评价只能针对项目表面，而不能深入项目本身进行调查评价。
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目标定位不够清晰，流程不够规范，评价指标的制定存在问题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终极目标在于对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价，并对下一次项目的实施进行优化。但除此之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该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有目标，去规范项目的运作和操作流程，对项目的长期运行起到一个规范的作用。而目前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几乎全部是在短期内对一个项目进行全面评价，而没有从头开始对项目进行跟进，因此流程的规范难以保证。并且，在短期内对项目很难有全面了解，因此评价指标的制定也很难合理、全面，从而影响评价的结果。例如：W市科技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整个项目总支出约5.1亿元，但从绩效评估到最后出具报告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且由于数量多，工作量大，评价并没有对项目资金所流向的主体进行调查，只对科技局本身在项目当中的操作合格性和大概产出进行了评价。极大的制约了评价的全面性。该科技局也并没有建立绩效数据库，提供往年绩效数据进行对比，因此评价指标的制定十分模糊，评价也不够科学。
4、评价报告的应用方式不够明确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是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一个综合叙述，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评价主体项目的绩效和问题，优化下一次的项目计划制定和实施。但当下绩效评价报告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很多绩效评价本身就是为应付上级部门检查而做，因此其报告并不能全面真实的反映项目存在的问题，更谈不上优化下一次的项目计划及实施，使得绩效评价流于形式。例如：在进行W市科技局的自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时，当地电视台进行了电视问政，而该科技局并没有要求用报告进行公示，也未根据报告对下一年的预算进行安排。
5、评价人员能力有限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象多种多样，现场收集资料和座谈会则是了解被评价对象的重要手段。但往往该过程需要相关人员对被评价对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无法全面了解被评价对象的状况。例如：在进行W市科技局的自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时，评价人员受所学专业限制，对许多项目的科技含量难以进行准确判断，而该项目所涵盖的面又十分广，包涵汽车制造、人才培养、光电信息技术、生物制药、农业等多个领域，因而很难准确进行评估。
（二）解决对策
1、法律法规
（1）加快立法进程
虽然我国三四线城市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才刚刚起步，但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速。绩效评价应加速立法进程，对绩效评价中的各方进行充分监督，使得评价规范化的同时，保障评价机构能得到充分授权，从而保障评价的真实与客观。
（2）绩效评价常态化
出台相应的规定，使绩效评价常态化，不仅可以使得绩效评价的评价时间更长，也便于对项目的流程规范进行评价和监督，更便于对项目运行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使得评价标准制定更为客观准确。
2、管理
（1）成立全国绩效评价委员会
成立全国绩效评价委员会，不仅可以从行业自身角度规范和完善绩效评价过程，进行行业内部监管。还便于业内资料的收集整理，形成数据库，从而将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多角度对比，使绩效评价的结果更为客观、全面。
（2）拓宽绩效评价从业的资格，并对其进行培训
针对专业知识的问题，可以拓宽绩效评价的从业资格，使得更多专业人士能够进入绩效评价中，从而使某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评价，由相关专业人士来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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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姣.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国际经验和思考[J].财税金融，2015，20
[3] 王勤蓉.关于推进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思考[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1，18
[4] 王泽彩；潘石.关于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若干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04期
[5] 齐岩.浅谈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J]；河北企业；2010年08期
[6] 白文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涵解析[J]；财务与金融；2010年06期
财政支出的纳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环境治理形势严峻，而且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需要社会公众积极支持与理性的政治参与。目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政策在博弈中难以落地，相关法律实际操作层面相对匮乏，治理引导上一概而论，缺乏层次性与差异化等。必须建立完善机制，进一步促进政策的落地落实;注重程序，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差异对待，建立适应性治理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外在激励，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
关键词：外在激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形势，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成为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2017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9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29.3%;而空气质量超标的城市为239个，占到了70.7%。”空气污染仅是环境污染问题显现的冰山一角，其他的诸如水、土壤的污染状况也触目惊心，时任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在2014年提到“除空气质量外，中国的水环境质量也‘不容乐观’，10%的地表水依然受到严重污染，涉及饮水安全的水环境突发事件也不少。这几年每年都有十几起。”
环境治理形势严峻，而且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需要社会公众积极的政治心理支持和理性的政治参与，毕竟公众离环境“最近”，是环境问题的直接承受者，公众的压力才能促使更多环保活动出现，澳大利亚，公认的“环保王国”之所以环境保护做的比较好，最主要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当地公众的积极参与。正如科尔曼所说：“要想成功地建立生态社会，或实现某些有益于环境的改良，（公众）必须拥有权利去影响公共政策，影响政治经济生活的组织与开展。以珍重地球为己任的一场运动和一个社会必定会珍重栖息于地球的每一个人，他们会赋予全体人以权利，使之积极参与到建设自己幸福、实现自己抱负的事业中。”
我国《“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把更多的社会力量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环境治理的合力。然而，当前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失灵”现象还普遍存在，本文尝试从外在激励的视角探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现状以及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提升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和参与能力。
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外在激励结构现状
（一）政策制定的偏好发生转变，绿色执政理念已经走进政治中心区域，成为引领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理念
中国的制度变迁基本由政府主导，没有政府的反思和觉悟，制度的变迁无从谈起。政府是制度革新的主要推动力量，“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中国之前政策制定的偏好主要在于不遗余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这种传统经济政策导向下的发展模式仅对发展带来的直接增长过度关注，对生态性缺乏必要的考虑，对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偏少，随着环境的逐步恶化，环境与政治的关联性不断增强，促使政府开始重新审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步调整相关的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的偏好上政府开始转变一一逐渐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型的政府向追求生态型政府转变，在发展理念上，从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宗旨，转向以可持续的、协调的发展为最高诉求。
最典型的表现是顶层设计上对绿色理念的倡导，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环境政策有了许多变化，环境与政治的高度关联使高层领导人开始愈发重视环境问题，“国家和政府已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绿色执政理念已经走进政治中心区域，成为引领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理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摆上重要的战略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的总体决策部署，如图1。相关制度出台的频度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40多项有关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具体改革方案，甚至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行动纲领，写入了党章。这些都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绿色执政理念已经走进政治中心区域，成为引领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理念。
由于制度存在一定的惰性和“韧性”，制度变迁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因此制度偏好转变带来的外部激励效果的外显性可能不会立竿见影，但如果长期坚持推进，带来的共振效应必然会在社会生活中逐步显现，“制度影响政治生活，因为它们给定了行为人的身份、权力和战略”。终将带来全社会对环境问题上理念与认知上的根本转变。
（二）法律规范的支持力度加大，使公众在法律的框架内参与环境治理有了一定制度依据
塔塔罗维奇和戴恩斯认为：“社会规制政策首先关心的是根据法律的新的行为规范，以此来改变现存的社会价值、制度惯例、个人相互间的行为规范等。”可见法律法规的支持是一个行为相对重要的外部激励因素。公众环境参与相关的法律规范是制度政策理念偏好的一种逻辑延伸与外在显像，随着制度安排与政策制定理念对环境保护偏好的显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对公众决策參与权进行保障，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的环境参与的权利，在法律规范的支持上也有了具体的反映，尤其是2012年以后，对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法律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密集化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上图2。强调建立公众参与机制，鼓励更多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公众环境参与制度开始被当做法律理念的重要实践。不仅出台了《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而且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从顶层设计上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进行了完善，首次用专门一章的形式对有关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内容进行了规定，并第一次提出公民可以进行公益诉讼，使公众有了一定实际意义上的环境参与权利，随之为了推动公众参与工作有序开展，贯彻落实新环保法关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相关规定，2015年7月，环保部出台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其中规定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具体范围。
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公众环境权利配置、参与领域、参与程序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等方面做出重要安排，并开始进一步细化相关的执行问题，使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实际应用中与具体操作中不断完善，从笼统模糊逐渐走向日渐具体。为公众从法律层面更加切实深入地参与到环境项目决议中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从外在激励的角度来看，这些日渐完善的法律法规使民众在法律的框架内参与环境治理有了一定的依据，使广大民众依法参与环境治理有了一定制度内的底气，给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外部激励效果。
（三）政府的包容程度增强，开始注重回应社会环境关切
过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特殊语境下，我国追求的是一种“刚性稳定”，即追求社会的绝对安定，把一切抗议都视为无序与混乱，都会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因此，采取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灰色中间地带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会把一些公众利益表达方式当成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这样的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延展性与韧性，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随着时代不断进步与发展，逐渐这种追求刚性稳定的排斥性体制开始向追求韧性治理的包容性体制转变，政府不再习惯性地将一切冲突都看做社会和谐的对立面，对一些非政治敏感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包容度开始提升，并尝试为这些矛盾和冲突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渠道，开始逐步增强制度化解风险、容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
由于中国与西方社会政治秩序的差异，在目前转型期的中国，其社会问题的反应机制也有所不同。社会问题大多并不是以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的形态来表现出来，大多主要通过个案性或临时性的群体性事件反应出来。在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也不例外，除了少数体制内的参与外，公众对环境诉求的表达大多以“邻避冲突”的形式显现出来，近些年以自身利益为动力的“邻避运动”对政府影响巨大。
面对公众“怒气冲天”的环境诉求表达，大多地方政府表现得相对理性与克制，开始容忍这种“日益成长的公民社会”发起的正常社会抗争，将其与需要用暴力解决的、严禁的政治抗议相区分，开始尝试把正常的邻避抗争吸收进政治结构中，消解其挑战性与破坏性。几次典型的邻避冲突的解决都反应了政府正以积极的姿态听取、回应并吸纳公众的诉求，甚至宽容公众的某些不妥行为，大多数邻避项目都最终采纳或部分采纳了公众的意见，如表1。
从政府对待一些典型邻避冲突的态度，可以看出在环保领域开放的程度有了明显的改进，政府对环保领域公众的批评和质疑的包容程度有了明显的提升，地方政府开始理性应对和有效吸纳公众的邻避抗争诉求，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外在激励。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政府或公众自身的资源消耗及付出、公众对最终决策的影响程度和所获得效益的大小都会对公众是否积极参与产生影响。参与的成本效益是影响公众参与的主要因素，公众提出的意见是否在项目的最终决策中体现，会影响参与公众的积极性。
政府对公众环境诉求包容度的提升，对参与者产生一种心理效应，使参与者的效能感提升，当事人能预期得到一个较高的收益，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相对增加;反之，他们往往会以参与冷漠等消极形式进行逃避。公众在环境决策中参与效能的提升，使得基于收益——成本理性考虑的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大为提升，可以激励其参与环境决策中进行利益博弈。
三、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外在激励之不足
虽然目前政策制定的偏好、法律规范的支持程度以及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包容程度都出现转变与提升，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外在激励依然有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环境政策在中央和地方博弈中可能难以落地
大多数的政策需要一个有效的执行程序使之与社会相关，虽然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环保压力逐渐增强，中国的环境政策偏好理念有了很大转变，高层领导人愈发重视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改革的执行层面。目前在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地域维度仍然很突出，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地方政府直接决定和影响政策执行的方向、力度和效果。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政策执行的主要角色，执行情况主要取决于当地政府官员的态度，地方政府通过利用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与实际控制权，“灵活变通”“创造性”地去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上级政策的权威，甚至出现全国范围去产能、局部地区忙复产的怪现象。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热情高涨，对环境保护大都兴趣索然，传统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矛盾依然尖锐，从而使不断强化的顶层动力和根本动力在传导环节遭遇了困境与障碍。
环境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中之所以出现偏差，主要在于地方政府是基于有限理性基础上做出的决策，是基于对利益得失博弈后做出的选择，政府一方面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另一方面也是地方的主要环境保护者，面临着GDP增长和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在对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会涉及经济、生态和社会包容之间显而易见的冲突，在执行中不可避免加入自己的利益和算计，会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来平衡当地环境保护的优先等级，是否执行，怎样执行，执行到何种程度，往往取决于当地用以解决环境问题可获得的资源。在鉴于环境治理所面临的正向外溢性，地方政府大都不愿去治理环境污染，担心财政支出的增加，也不愿监管环境污染，担心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在政府自身动机和中国官僚制度规定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地方政府的決策活动、公共支出以及注意力会更多地集中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当地经济的发展上，而对环保类公共产品供给的注意力有限，出现“青山绿水”的诺言难以超于“污染的GDP”的效用，导致环境政策的难以真正落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宏观氛围难以形成。
（二）相关法律实际操作层面相对匮乏
目前虽然公众各种实体性环境权益得到了法律较为全面的明确和保护，但也不能乐观地将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的不断完善等同于公众参与各类环境决策的意愿就一定会更加强烈。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因素需要被考量进去。“制度改革改变行为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一个公理。制度理论家们缺乏可以控制的环境，因而不能对改变规则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的评估”。受到我国法治建设当中“重实体而轻程序”理念的影响，在具体实施中缺乏相应的程序性的法律保障，导致目前很多法律法规和规定更多偏向于一种制度宣示，参与的具体程序与线条太粗，缺乏细化，参与者的身份虚化，灰色地带太大，实际的操作层面相对匮乏。
诸如，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总体而言，规定相对模糊，幅度相对宽泛，公众仍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听证会、座谈会往往流于形式，而其中赋予的公众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也由于在实践中缺乏相关的配套制度与保障措施，难以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受理立案难、证据收集难、判决执行难的三大难题，导致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公益诉讼中存在的实践操作性差的现实难题，因而在新环保法实施以后，环境公益诉讼依然起诉率很低，环保法庭面临着“无案可审”的尴尬处境，难以发挥公众参与应有的作用。而为了促进《环境保护法》中公众参与能更好实施的程序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虽从实际出发加强了程序性的相关规则，但《办法》自身却依然存在着参与环节不明确、步骤不清晰、时限不清楚、责任不具体等不足。
有学者评价我国环评法律体系中对公众参与的规定“只不过是公众参与的宣言，并没有形成公众参与的完整机制”。从而使处于弱势一方的公众可能无力仅通过法律保障来与其掌握经济主动权的企业和政治主控权的政府相抗衡。导致公众各种环境权益仅仅是被动地由各种法律规范所设计和规定，缺乏真正主动主张或实现自身环境权益的能力，导致公众对环境治理参与中个体效能的评价相对较低，必然缺乏相应的内在动力去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去。
（三）治理引导上一概而论，缺乏层次性与差异化
不可否认，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已经满足温饱的公众开始更加关心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但公众在环境治理的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别。首先，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常住人口类型、家庭月收入等个人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阶层地位、公共话语、文化背景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公众环境治理的参与能力都可能产生影响，导致公众的参与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别。冯仕政曾通过对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3）的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环境抗争与维权行为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疏通能力越强的个体，对环境危害做出抗争与维权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则选择沉默，不予参与的可能性越高。另外，公众环境治理参与的意愿也不尽相同。由于日常生活中公众对不同环境问题的敏感度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公众往往会对可以具体直接感知且与自身切身相关的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垃圾处理等问题关注度较高，而对一些区域性、普遍性的环保问题，诸如流域污染问题、气候变化议题等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加之利益异质性的影响，按照“嵌入—利益”的逻辑，环境治理中公众的利益群体往往涉及“嵌入收益者”“嵌入受损者”“非嵌入受益者”“非嵌入受损者”，其中嵌入收益者与嵌入受损者由于涉及自身的切身利益，对环境的敏感度会大大提升，因此参与的意愿也相对较高，而对于非嵌入受益者与受损者由于环境外部性与利益均分化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会消解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使其参与意愿相对较低。
虽然在现实中公众在环境治理中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目前在对公众环境参与的治理引导机制上却基本上采取的是一概而论，一刀而切，政府除了对公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突出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治理相对积极，对影响社会稳定、可能导致邻避冲突的环境问题回应相对及时外，而对差异化引导公众环境参与的常态化制度化机制相对缺乏，对公众参与的引导活动主要停留在通過宣传教育唤醒公众环境意识、参加有限的环境保护公益劳动、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等阶段，引导公众参与的政策工具也主要表现为重发布、轻行动，大都以信息的发布、环保宣传和预警为主，社会公众大都局限于信息的接受和传递，缺乏对不同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公众有针对性地差别化的引导，从而难以提高其外在激励的有效性与针对性，难以形成全社会的自觉意识，使公众环境参与缺乏一定可持续性。
四、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外在激励之建议
在外在激励下，环境政策在央地博弈中的难以落地，相关法律实际操作层面相对匮乏以及对公众参与引导上缺乏层次性与差异化这三个可能存在的有限因素会相互叠加，最终影响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与动机，因此，以下从完善机制，进一步促进政策的落地落实;注重程序，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差异对待，建立适应性治理机制三个方面探索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外在激励的对策与建议，以期达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显著激励的效果。
（一）完善机制，进一步促进环保政策的落地落实
要推动各地政府在央地政策博弈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促使环境政策的落地落实，不仅要在顶层设计上继续加大推进，还需要建立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引导机制。
首先，要继续围绕生态环境治理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与推进。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与推进，本质上可以通过环境权威主义的运用，强有力地表明其开展环境治理的政治决心与政治意愿，这种政治决心与意愿必然会通过科层体制层层传递下去，给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员造成一定政治压力，使他们通过这些释放的政治信号来判断中央政府对环境工作的重视程度与优先程度，使其可以逐渐更新履政的价值理念，树立生态价值取向。诸如十九大报告中一些理念的传输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将“美丽”纳入国家现代化目标之中：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并提出采取各种“行动”，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等。这些颇具新意的论述无疑释放了中央政府加大对环境生态的重视，必然会影响官员对于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地方在央地政策的博弈中理念与行动的转变。
其次，要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引导机制，通过相应的回报与惩罚措施，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与治理能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具有追求当地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与需求：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利益诱导，通过一定的经济支持与职务晋升等进行相应的心理刺激，影响地方官员对环境治理的收益分析，进而通过这种传导机制影响地方官员环境治理的行为意愿，改变地方的政策选择偏好，提升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自主动力;通过相应的财政补贴、生态转移支付、专项基金拨付、税收返还的政策实施以及绿色小城镇建设等手段方式，对地方政府进行利益的诱导与激励;通过考核评价体系的转变进行政治上的诱导，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颁发后，目前全国已经有70多个县市明确取消了GDP考核，中国某些地方正在告别“唯GDP时代”。在正向激励的同时，负向的问责与约束机制也应具有，探索建立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对地区差异与历史因素考虑的基础上，建立体现区域差异性特征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把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任期考核的主要指标，并逐步推动其制度化规范化运行;推进干部离任生态资产审计，严格执行环保责任终身追究制;进一步加大中央环保督察等，从而倒逼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措施的切实推进，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营造良好的宏观社会氛围。
（二）注重程序，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要在环境治理实践中使公众参与的理念能真正有效地得以贯彻与落实，真正激发公众参与的意愿与内在动力，在法律的制定中要从单纯追求实体上的规定转向法律程序性上对公众环境参与权益的具体保障，探索从框架性的描述真正走向现实的操作化设计，探索从原则性理念化的理论到具体如何“落地生根”，探索在具体案例中，如何选择适当的参与形式，探索公众参与的最适规范内容，探索是否可能提出一个理想的规范标准，这个规范标准所涉及的考量因素应该有哪些，探索如何建立公众参与形式的选择标准等问题从程序上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形式、评估等方面进行相应规定，对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途径、方式和配套进行进一步的扩展，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考虑到目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相关法律，不可能对每项具体措施、标准都一一详细规定，存在着典型的模糊化、宽泛化与统一化，可以从我国立法实践出发，授权地方上有立法权的相关部门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从本地区相应的资源环境现状出发，在不违背上位法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的范围内，因地制宜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对本地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渠道、具体程序、采取的方式以及涉及的范围等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使模糊规定明确化、宽泛幅度具体化，统一规范区域化，从而既可以让基本法确定的各项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落地生根”，也可以让公众的参与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使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从而更好地规范和引导公众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去。
此外，要在实践中探索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政策试点示范，选取典型的城市、重点生态环境领域进行具体的试点研究，梳理试点当地或试点领域的公众参与状况，分析和评价试点当地公众参与的手段与流程，诸如环境信息的公开、环保宣传教育、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对环境社会监督、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圆桌对话、环境社会补偿机制、环境的风险评估、以及环境预警和化解机制等规范化试点，考察其可行性与有效性，从而从微观推至宏观，对这些先行示范城市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尝试推广至全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中，从而推动公众制度化参与环境治理的完善与优化。目前，浙江省嘉兴市政府已探索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经验，嘉兴市在环境规划、环境评议和审批以及后期的监督等不同环节中，广泛邀请环保NGO、公众和专家学者等参加，构建了公众参与环保治理進程的对话协商机制，出现了“大环保”“圆桌会”“陪审员”“点单式”“道歉书”“联动化”等新现象，可以尝试将嘉兴模式在实践中探索的一些公众参与具体方法和措施上升为各种法律与制度，把权力和权利配置、参与的程序和方法与内容固定下来，使之成为具有稳定性、权威性、连续性和普遍适用性的规则，从而将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从知识理性上升到实践理性的动态过程。
（三）差异对待，建立适应性治理机制
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与动力进行识别，并针对性地做出回应，进行差异化对待，建立适应性治理机制，这是与奥尔森设计的选择性激励相类似的一种动力机制，这种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在激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上可以选择对不同的公众进行差异化的引导方式，参考赫塞和布兰查德的情境领导模型，此模型依据下属的发展（成熟）程度即员工执行任务所具有的能力与意愿的组合来选择恰当的领导方式。激发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的适应性治理机制的建立也可以依据公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进行分类，依次不同组合采取多种治理机制，分别对待、分而治之，以达到最优目的，如表2。
在现实中，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与参与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一些无能力又无意愿参与环境治理的公众，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进行指令性或命令性先迫使其参与进来，使其形成一定的参与习惯;而对于一些无参与能力，缺乏参与知识，但却愿意参与环境治理的公众，政府可以进行指导与引导，为其进行适当的培训，提升其能力与知识;而对于有能力有知识，但却不愿意参与环境治理的公众，政府应发掘其参与的内在需求，可以通过相应的驱动诸如经济激励、社会激励（获取声望、尊重、友谊等）进行诱导，进行相应的激励，促使其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对于参与环境治理有能力又有意愿的公众，应充分给予授权，公开相关的信息，开辟体制内的渠道、途径与保障性措施，持续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
选择适应性的治理方式，可以根据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建立公众多渠道的参与引导的制度机制，逐渐将公众由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管理、将阶段参与转化为全程参与、将无为参与转变为专业参与，转变目前公众单一的靠检举与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后监督参与，鼓励公众事前参与，引导公众从末端参与向预案参与、行为参与以及过程参与过渡，从仅事后监督表达向事前事中参与以及利益表达转变，从环境个案微观的参与向环境决策等宏观参与转变，引导公众参与的规范化与多样化，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即预案参与、过程参与与行为参与，促使整个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氛围的形成。
责任编辑：谭桔华
财政支出的纳税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用公共财政的理论分析,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准公共品”,教育投资一方面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额外的收益;另一方面又能够提高国民的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带来“外溢”的社会效益。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核心,就是要求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逐步融入市场经济国家惯例的间接监督管理方式和手段,对高校的财政资金支出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控制,强化支出效益观念和责任意识,提高支出效率,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财政资源,从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关键词:高等教育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1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教育能使受教育的人,无论是从思想,学识还是技能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为受教育者提升了人力资本。作为一名财经类院校在校大学生,在享受学校的种种优惠政策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思考国家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资金以及这些资金是否发挥到了最大的作用。这也就是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
任何组织的运作目标都是要提高绩效,因此“绩效导向”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观念。“绩效”源于英文中的Performance。可见,“绩效”既涉及“执行”和“履行”的过程性行为,同时也包含“表现”和“成绩”等结果。受托经济责任理论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财产所有权与财产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客观上导致了财产委托者对财产受托者进行经济监督的需要,这就直接导致了绩效评价的产生。高等教育绩效评价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能够反映和控制高校作为受托经济主体在受托责任上的具体履行过程,二是反映高校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最终结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即要考虑资金运用的过程,也要考察资金运用的效果。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现了绩效评价和教育本质属性的统一,即都是旨在提高教育责任和效率。并且它是以国家教育政策为导向,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主要还是对高等教育的一种监督和提升,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从政府支出绩效评价实践中总结出了“3E”原则,即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作为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工作。
经济性原则是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必须首先考虑可操作性。评价的成本不能太高,不能只注重评价的结果而不注重评价的过程,要充分考虑评价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比如在不同高校的评比中,不能只注重最后的那个结果,还要考虑他们各自的成本和效率。
效率性原则是指效率是评价的核心,评价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让资金更充分的利用。如何更大程度的利用资金便是现在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的收益,还可以对国家财政支出产生正的外部性。
有效性原则是指高校对资金的分配对将来是否会产生有利的影响。比如学校把资金奖励给作出卓越贡献的老师,老师便会更加努力的做科研;学校把资金用于美化校园,学生便会从此受益,学校的口碑自然就会好起来;学校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学校的硬件水平,提高教学质量,这便会提高学校自身的水平。
有了“3E”原则,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便有了合理可靠的理论依据。
2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目前我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上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2.1 没有相关方面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虽然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建设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但目前有关我国高等教育财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法制建设却近乎空白,这极大影响了高等教育财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阻塞了前进的道路。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就很难顺利的制定绩效评价的有关政策、制度、办法。没有法律的保障,再高的执行力也体现不出来。
2.2 有效的监督机制尚未形成。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监督也是评价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没有合适的监督机制,绩效评价也就不能顺利的得到效果。在监督方面,我们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评价不能只局限于是否合理合法,而要更多的注重是否有效率,也不能找到问题就算了,还要监督有关部门来整改,分析问题找出原因并得到解决的方法。监督过程直到问题被解决了,才能结束。
2.3 高等学校的绩效评价氛围不够浓厚,财政支出绩效意识不够强烈。许多高校都不注重管理和监督,这样导致高等教育财政资金困难与损失浪费并存,效率低下。比如学校申请到了一笔资金,可能把它分配用于建设教学楼,但是学校领导只是重视这笔钱是不是决定用在建教学楼上,而没有重视这笔钱的具体用在了教学楼的哪个地方,这样就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浪费,资金便没有被充分利用。这就是高等学校不重视财政支出绩效的现象,使得高校会盲目的申请经费,不顾国家财力可能性,盲目制定发展计划,浪费国家有限的教育资金。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引发了诸多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不合理的现象。我看到过很多大学,很是注重学校一些外部建设,总想着把一些“门面”的东西推陈出新。他们申请巨额拨款来改造一些校内设施,用众多资金所换来的一种宏伟壮观来吸引师生的眼球。而很少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这就是不健全的监督机制所带来的弊端。试想一下,用这些资金来扩大师资,引进先进教学设备,搞好学校的内部建设,不是更有意义嘛,外部的装饰不去翻新无关紧要,可内部的建设如果不加强,那么这所学校还能走多远呢?
3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优化
针对上面列出来的几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进行优化。
3.1 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建立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法制建设在绩效评价中占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所以,要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合理的对绩效评价的有关政策、制度、方法进行规定。并且要统一制定有关高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规章,对高校的权利和义务作出相应的界定。
3.2 在现有的基础上优化经费核算系统,提高估算和预算的准确性。有效的会计信息是高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会计系统及其预算机制是绩效评价的信息资源平台。优化会计系统,可以加强绩效评价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增强它的权威性。同时也可以优化资金的分配,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增加预算的严肃性。
3.3 营造绩效评价的氛围,让高校都参与进来。可以建立一个信息资源库,把高校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信息都放在里面,反馈绩效评价的效果,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促使各个高校重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实质上是建立一套完整的高校行为约束机制(包括行政约束和舆论约束),使高校各部门以可操作、可量化的形式注重成本与效益;是财政经济管理由粗放型管理向量化指标体系管理转换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增加高校工作与财政资金管理的科学性与公开性,提高理财的民主性与社会参与性。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评价国家的财政支出的优劣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指标。它反映了国家在高等教育部分投入的资金是否合适,以及分配的是否合理。对于高校来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可以使他们合理的申请资金,并合理的使用资金。这样,国家的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变会变得有效率的多,达到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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