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选12篇）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着眼于全人类解放的科学, 它有其自身形成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和背景。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上必然会打上一种深刻的历史烙印, 并不是因为哲学本身而是因为它的目的、它的精神所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历史渊源出处, 都是欧洲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涵养出来的哲学精神, 带有浓厚的欧洲风情与人文历史特点。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际哲学, 是适应于全世界的哲学, 是普遍哲学, 是全人类的共同智慧的结晶与精神财产, 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 它的西方欧洲色彩如此浓厚, 它的西方哲学根源如此明确。同时, 由于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者个人的历史局限性,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完美中带有遗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尤其是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与欧洲及西方相差极远的中国时, 必须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局限性, 在应用时, 决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搞成“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一方面包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 指导中国的革命取得胜利, 建立新中国;另一方面, 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实际国情相结合, 促进中国建设的快速发展, 实现新中国国力的跨越式发展, 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打下坚实的经济物质财富基础。

首先,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 停滞不前只能导致落后, 最终丧失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哲学, 是发展的哲学, 在从西方到东方中国的引进中, 它需要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中国传统哲学, 吸取精华, 使得自身得到发展、充实, 更加务实, 贴近中国实际国情特色。

一方面, 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土生土长的原生文化思想, 在中国社会上一直占主导地位, 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行为起主要影响作用, 对中国几千年来各种风俗习惯人文历史起主要的塑造作用, 必然会对刚刚从西方引进来的, 在强大力量尚未显现和信仰人数远远落后于中国传统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强而高的影响作用。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就必须正确积极地对待比自己力量强大的中国传统哲学, 积极汲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的文化精华, 借鉴东方先哲的优秀、正确的哲学思想成果,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实现既科学又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思想凝集、睿智思索, 它的哲学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明之中, 是中华文化瑰宝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 滋养其成长。换句话说, 中华文明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壮大的肥沃土壤,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源, 是它的本, 是它的根基。而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 中华传统哲学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 是对优秀的传统和美德的总结概括, 因而它对国民有着很强的凝聚力、熔铸力、生命力, 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的纪录, 是团结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更快、更好地发展、创新, 更加中国化, 必须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有中国的历史渊源, 又具有中国当代的时代特点。因而我们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中国传统哲学, 需要中华文明。

其次,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发展的, 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尊重哲学自身规律、认识这些规律、把握这些规律, 才能更好地利用规律来认识哲学, 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的运动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 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引入到中国以来, 已经经历了多次与中国不同时期国情相结合, 而产生了几次新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思想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突破与创新, 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江泽民哲学思想内容以及胡锦涛同志的和谐社会建设的哲学萌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个规律就是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科学性、普遍性的基础上, 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密切结合, 不断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 从而促进了几次重大理论的形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 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成果。而新哲学思想的创造者们的智慧, 也是来源于中国先哲们以及前人的智慧宝库, 并在其身上打上了深深的传统哲学思想烙印。从而我们也可以很明确地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遵循的规律, 即:时刻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 取其精华, 在创造中既保持了科学性, 又增强了实用性。这也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依据。

在20世纪初期, 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中国, 随着时代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蓬勃的生命力、科学正确、历经考验与锤炼的内容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也在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化, 在相互借鉴中发展, 取长补短, 一定可以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1].许全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新思考》,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4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2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

随着中国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继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各方的普遍认同，然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实现民族复兴所必须的文化复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将两种思想体系中最为根本和重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儒学的天人合一观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探讨，将是一条重要途径。

一、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本体论大异旨趣，它从根本上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全部形而上学，摒弃了物质本体论和意识本体论或者调合二者的二元论，用对象性的活动——实践作为其本体论的纲领，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僵硬的对立关系，在主体和客体辩证互动的过程中考察线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将自然史融入人类社会史而形成全部历史，开创了唯物主义这一全新的世界观。

“天人合一”是儒学最大而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天人合一”之“天”关联着广义的自然，是宇宙内所有自然而然存在变化的万事万物；而人不仅仅是人的肉体存在，还涉及人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天人合一”不仅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指向贯通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与儒学“天人合一”观并非如表面那样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存在共通之处。但是同时在许多问题上也有本质差异，而这些差异正可揭示它们关于自然、人和人类社会关系等问题上的独特旨趣。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进行归纳，可以看出具有两条明显脉络：一条为天人相通；另一条为天人相类。其中，天人相通又包括物质相通和德性相通。物质相通认为天与人是一个紧密相关的整体；德性相通，认为天是人伦道德本源，人性为天所赋予。关于天和人的物质相通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完全一致的，但儒学仅仅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德性相通，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视域下分析儒学天人之间这种互动关系，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天人德性相通的哲学价值及其理论缺陷。建立在实践原则或对象性或对象性活动原则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对象性活动首先涉及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自然不是和人的活动分离的自然。而在“天人合一”观中，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互动关系，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尚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感性活动，而是更倾向于感性直观。第二，天人相类。天人相类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以天人相类为依据推出其哲学体系核心——天人感应。天和人是同类的事物，天有什么，人就有什么，反过来，人有什么，天也就有什么。他更多时候将天作为有人格意志的主宰者，天具有超自然的规定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上的革命，首先意味着超感性世界的破产和颠覆。

二、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与西方哲学重知识论、认识论不同，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学并不看重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探索，儒学的出发点在于为人找到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种理想的生活不在于物质的满足，而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合情合意的和谐状态。因此，“天人合一”不仅涵盖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涵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学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是“礼”和“仁”两个概念。礼偏重外在形式规范，仁偏重内在感情精神的自觉，其目标指向构建一个合理有序、温暖相亲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象性的活动”上构建自己哲学体系大厦，“对象性”表明，作为主体的人决不能被孤立地理解，人必须处在“关系”之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的人与人的关系与儒学所指的人与人的关系产生于不同基础，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为，生产实践是人类世界存在的首要物质前提，在全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为，社会关系是通过生产实践建立起来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中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一种动态的形成中的关系。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将人的社会关系安置于物质生产之中，安置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程；经验；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1-0050-005お

2011年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第22届中国社会科学系统哲学大会”在安徽合肥召开。来自全国社会科学系统和高校、党校、军校从事哲学研究教学的专家学者110余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90年的回顾与展望”。与会代表围绕主题，回顾总结9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经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和创新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和科学方法，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90年的理论建设史，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阶段，与会代表都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实现了两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对于第一次飞跃和理论成果，学界意见基本一致，但对两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间的关系、第二次飞跃过程中若干阶段的划分和理论成果间的关系，与会学者给予了更多关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覃志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整体推进过程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不懈努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程，就是我们逐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问题、不断解决中国问题的历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会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讨。上海财经大学沈广明梳理了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到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理论嬗变，认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和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的诸多同质性，是毛泽东将两者融合起来的前提；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转换为实践认识论，是“实事求是”能够从传统文化概念衍变、升级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因；大革命失败后认识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规律和道路，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源动力。安徽师范大学方芳指出，在新文化运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探索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开启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我们要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张允熠认为，20世纪的中国哲学离不开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的哲学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总结毛泽东，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会代表还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得失进行了评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郭强指出，李大钊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先驱，他将马克思主义置于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解决了异质文化间的文本互动难题；他抓住了“中国多数人共同的时代问题”这一关键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近代中国大众之间的“视界融合”；他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上抓住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键一环。中国社会科学院单继刚指出，陈独秀提出的“二次革命论”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误解，被认为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源。其实，“二次革命论”是在他接受唯物史观之后提出的，虽然有失误，也要做具体分析。“二次革命论”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的“强纲领”，即特定的生产力状况严格地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类型，某一类型的生产关系严格对应特定的生产力状况。但是，马克思晚年通过研究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弱纲领”，即某种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一定范围，但并不要求唯一的生产关系类型和它相对应。原有的“强纲领”明确适用于西欧，对其他地区未必适用；而新的“弱纲领”则适用于所有地区，尤其是非西欧地区。陈独秀没有机会了解马克思晚年的探索成果，这是导致他走向机械唯物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一脉相承，也呈现出阶段性。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权文荣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成果，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理论形态。这个理论体系，不仅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普遍科学真理的理论包含成为经济全球一体化、世界政治多极化历史条件下一种特殊总体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形式，而且以其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活世界的客观实践本性，科学表现了这个社会生活生成及发展的客观实在规律，考察并阐明这个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就是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的最好纪念。

不少代表对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他拨乱返正、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表现出极大兴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越发显示出它的威力和作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陶清指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理论基础；实事求是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是解放思想，它的最高目标是开拓进取，而富民强国则是实事求是的最终目的。只有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哲学思想尤其是其核心要义，才能够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也才能够全面而且深刻地落实和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邓小平理论、尤其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作为其思想路线和理论原则的实事求是真正地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体系和政治学说来谈论邓小平理论，有可能变成口头上的空洞说教、停留在书本上的本本教条，从而背离邓小平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和注重实际、注重实干、注重实效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色。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李季林认为，邓小平的人生哲学以实用、实践、实际为原则，饱含目的性、人民性和现实性。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实践，达到一定的效果即实用的目的，是邓小平一贯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吴冬梅认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大法宝”，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革命性、发展性、开放性”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南京师范大学黄建军也认为，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把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

与会代表对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表示乐观：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坚持以人为本，提出了关于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与会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实际地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性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不仅是用群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群众宣传灌输，更要从群众呼声、群众利益、群众实践、群众语言全方位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要求我们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群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杨根乔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问题。她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时代内容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从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要求，也是时代主题转换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实质上就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对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我们紧扣时代主题，把握时代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回答时代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彭启福认为，目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却带有某种局限性：强于历史回顾，弱于现实建构。这一缺憾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不同的诉求与进路：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叶）是政治诉求阶段，政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诉求，其基本特征是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国家；第二阶段（20世纪下半叶）是经济诉求阶段，经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诉求，其特征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第三阶段（21世纪初开始）是文化诉求阶段，文化培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诉求，其特征是努力使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当代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土壤，培育出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涂可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角度指出，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一方面，毛泽东主张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民主性精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毛泽东思想，也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能够赋予它以民族气派、民族风格。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可能结合，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似相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需要也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中外文化有机整合的自觉意识和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由可能变为现实。上海师范大学张允熠总结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得失，指出毛泽东用中国传统文化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他的实践观和辩证的方法论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建国后，由于党内外斗争的需要和中国哲学本身就具有的简约化特征，毛泽东的哲学思考有了明显的对中西哲学史和哲学家评价的简单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简约化趋向。安徽大学王国良认为，中国哲学在经历过近现代的转化变迁、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冲突融汇，以及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理改造之后，她本身具有的自然意识、民本意识、忧患意识和天下主义等传统依然薪火相传，持续不断地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并将进一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充分彰显中国特色。

上海社会科学院余治平从儒学的现代困境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贡献角度谈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准备。马克思主义自被确立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后，唯物论与辩证法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吸纳与发展西方现代科学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工具。这不但及时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有限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目前及今后中国的发展开拓了崭新的存活空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王伟还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模式。佛教的中国化是佛教从思想到行为、从理论到实践等方面的全部中国化，仅从人们对佛教典籍由拒斥到主动引进的巨大转变来考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此为鉴，可凸显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天津社会科学院王伟凯以《共产党》月刊为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生成机制和实现方式，他认为大众化的目的就是让大众理解理论、信服理论，从而赢得大众。《共产党》月刊正是运用了科学的大众化手段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通俗性阐释，从而为当时中国百姓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奠定了基础。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鲁世山介绍了军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基本做法和经验，主要是军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内容、以走在社会前列为己任、以学以致用为目标、以紧贴部队实际为原则。皖西学院漆仲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工作提出了“结合当代实践、创新理论宣传、解决实际问题”三大战略任务。因此，要直面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存在的问题，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人手，探讨在社会科学知识普及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途径方法。

与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维度和全面的中国化。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处在新的起点上，面临诸多的国内国际矛盾，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需要。“解释世界”是否正确，也必须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化”前景展望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也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在《使命与责任》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把我国由一个文化大国建设成文化强国”。这对哲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次机遇，更是一个挑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一个时代的精神总是通过它的哲学而表现出来；哲学也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发展或衰退都与它的哲学思想有关。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引领时代潮流、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人的境界以最终实现和确证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当下，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融汇人类文明精华、凝聚民族智慧结晶，真正担当起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取得的成果。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国必将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迈进。如何使人民更幸福，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问题就会更进一步地迫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的发展也必须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科学方法。复旦大学魏海燕认为，“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思想与实践目标，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过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政治图解式”、“经济增长式”的共产主义都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解与片面化，惟有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即资本，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共产主义积极的自我意识与能动的发展道路。空军空降兵学院刘东国认为，“自由人联合体”或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理想，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指出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当代中国发展应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只有社会发展成熟，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手段，社会发展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时，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

如何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会代表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化”过程中，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强调社会实践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反对少数理论家“闭门造车”，拼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表述。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化”，还要求我们重视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研究。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庆跃先认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论特征和优秀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超越自身的内在动力。与时俱进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前提，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法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理论，必须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把理论创新同治党治国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已经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先后开创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继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以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理论，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大发展。

安徽大学裴德海在讨论中提出，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还原哲学，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变革时期的时代精神非常丰富，而哲学却很“贫困”，这必将造成整个社会的精神贫困。缺少学派建构，限制其发展，乃是掣肘哲学繁荣的最重要原因；缺少具有时代精神的本土哲学家则是导致哲学“贫困”的根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样式和方法。他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为例，说明中国哲学只有哲学家真正在场才是哲学的还原。有代表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学派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人为的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宗派的东西，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唐忠宝批评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去马克思化”倾向。唐忠宝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去马克思化”，是指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呈现出的一种不重视马克思本人的学说、观点的倾向，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重要思想、范畴的研究中，马克思本人的解读被严重边缘化了。这种“去马克思化”的倾向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思想来源，也必然导致其理论自身合法性的消解。“去马克思化”倾向首先表现在“去共产主义化”；其次是哲学科学化而忽视哲学的价值性；再者是对“实践”的滥用、误读及泛化理解。因此，要构建一种时刻观照现实的实践哲学，必须在思维模式上实现从理论哲学思维向实践思维的转换，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实践观，把实践观内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同时，也只有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出发，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真正对话。

本次会议共收到应征论文140余篇，评审出入选论文68篇。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4篇

一、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地位的讨论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中国, 使其在中国扎根、成长、开花和结果, 并且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斗争、此消彼长, 但同时也相互借鉴吸收, 并且最后走向融合。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继续、深化以及不断地升温, 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大讨论。大致分为两大观点:“马冠儒心”和“儒冠马心”。

1.“马冠儒心”

很多学者在“中学强于西学”或者“中学不输于西学”的理念支撑下, 希望能在这个社会急剧转型、人文精神严重贫乏的时期, 能够从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向传统回归, 寻求精神寄托, 重建民族文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看中国哲学, 并把它当做一种“主义”, 用来作为指导思想:一方面是希望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 以为今用;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复兴中国传统思想, 改变当下西方学术文化盛行的状况。他们认为要坚持“马冠儒心”, 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地位, 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单纯的外来文化, 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就必须要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 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 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就会失去了它的存在载体, 没有依托的中国传统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吗?所以, 国学者们认为应该是“马冠儒心”, 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优秀成果来激活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 从而使传统文化再度复兴起来, 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代表。

2.“儒冠马心”

作为当今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的、辩证的和不断向前发展的,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坚持“儒冠马心”, 因为当今的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 并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循环文化, 体现为一种“超稳定结构”, 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一味的守旧。坚持“儒冠马心”, 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鉴辨, 继承和发扬, 然后将经过“扬弃”的传统文化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

由上所述, 可以看出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

任何哲学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而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的方面及其成果。也就是说, 它是关乎人的, 它存在的作用就是为人所用, 文化也就是人化, 哲学也可以被视为是“人”的哲学。

人有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大属性。人具有自然属性, 是自然机体的存在, 具有生命力和自然力, 也是具有生命机体所不可缺少的自然需要, 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人的自然属性并不表现为人的内在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 人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才能够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 才能有劳动生产活动, 人是社会中的人,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精神属性是人超越自然生命和社会本质的意识的属性, 它的产生根植于人的社会生活, 是人获得了社会本质之后才具有的, 它表现为一种内在超越的、心灵的境界和修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程 第5篇

提要：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才逐渐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根据现实需要而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立志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工作。此后，马克思便以彻底击中人民生活园地的“思想的闪电”来兑现自己的誓言。为了弘扬马克思的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多重维度或层次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内容涉及到马克思思想的诸多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总体画面。每本书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坚持用学术化的语言和方式，论说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发展。这套丛书的问世，已然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未来的一个路标。在这套丛书中，王南湜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针对学界以往研究这一问题的某些不足，如理论哲学视野、预成论思维、忽略学术化研究的实际贡献等等，从实践哲学视角出发，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化理路。该书把实践哲学指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并将之当作全书的理论基调。在学界已有认识基础上，本书明确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哲学之典范的现代实践哲学，相关的论证大体上如下:

(1)以如何看待实践与理论活动之间的关系为标准，哲学史上形成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大路向。理论哲学由黑格尔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暴露出巨大的困境，马克思由此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开启了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路向。

(2)基于对实践及其社会生活地位的不同理解，实践哲学分为古代和现代的两种类型，马克思与众不同地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便形成了堪称典范的现代实践哲学。

(3)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或实体性思维范式、认识论或主体性思维范式、人类学或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演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适应中国社会生活变化的匹配性要求，也有大致类似的思维进程。而向实践哲学范式的转变，就是向马克思哲学原初精神的回归。可以说，正是因为启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形态即是实践哲学，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可谓切中肯綮，合乎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向度 第6篇

东南大学张祥浩教授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走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以下简称张著)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张著以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唯物史观进入中国为起点，系统梳理了近九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内在张力，并以此为依据，从理论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历史走向进行分析与概括，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向度，从而为我们从理论的维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脉搏开辟了崭新的视界。

就我国学界目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实践层面，着力于体现中国革命和建设成果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d这当然是重要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除了从实践层面展开以外，我们还应该从理论的层面进行深化。客观地说，我国当代哲学界对这方面的关注还不够，相关的研究工作还略显薄弱，尚未出现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社会认可度的理论观点，系统性、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张祥浩教授的这部专著是一种创新和突破。

张著的创新不仅体现在立论的维度上，而且渗透于其谋篇布局之中。根据笔者的理解，在理论框架上，整部书稿所包含的六章、四十万言大致可分为三个板块。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属于知识性的描述。著者在这里阐述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不同，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认识误区，并对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进行简要介绍，意在使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与“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第二部分涵盖第二至第五章，属于历史性的梳理。这是全书的主体。在这一部分，著者将从1919年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唯物主义传播期；1928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完整哲学体系建构期；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期以及1978年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期。对于各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情状，著者尽量引用原始资料，分专人和专题进行评述，在保证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前提下，力求全面、翔实而又深入地进行透视，表现出一位学者对历史高度负责的严谨作风。第三部分即第六章，属于逻辑性的分析。在前两部分奠基性的工作完成后，著者开始从理论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走向进行演绎。张著认为，近九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日益深化的过程。这种深化首先表现在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解方式上由一种模式向多种流派发展；其次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思路上由哲学政治一体化走向哲学的独立发展；再次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开放程度上由对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味批判发展到强调吸收；最后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走向上由照搬苏俄模式到向中国传统哲学的趋同。值得提出的是，著者在这部分结合自己在长期研究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感悟，从主题、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七个方面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趋同问题。“趋同论”的提出，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周密，颇有说服力，可谓全书的“点睛”之笔!其可贵之处在于使我们找到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整合研究的切入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先达先生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可以看作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不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难以中国化……”我们知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博大精深而又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趋同必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获得不竭的理论源泉和持久的思想动力，从而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要之，这三大板块以“述”启其端，以“史”贯其中，以“析”立其论，通篇体系完备，条分缕析。其叙议相映、史论结合的运思方式和缮写方法较好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彰显出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力。

另外，运用平实而凝练的语言抒写深刻的思想也是张著的显著特色。如“在思想史上，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学术思想在发展中都是要分化的。以中国的学术而言，儒学在孔子之后，就一分为八；墨学在墨子之后，也一分为三，……一花独放不是春，一弦之音不好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正常情况下学术界应有的气象。”又如，“更加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构建精神家园的功能，而不认为它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这是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新变化、新趋势。”再如，“与建国以后所有的学术论争最后都要走向政治批判一样，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最后也变成了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等等。如此体悟之语在书中可谓俯拾皆是，著者或概括，或引申，言简意赅，游刃有余。

总之，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热潮中，张著能够摆脱常规研究理路的束缚，择取独特的视角，以丰富而厚重的史料、精致的逻辑架构和质朴而精准的语言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工作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基于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工作中，张著确属一部能给我们以重要启迪的力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解读 第7篇

一是将各学科知识进行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 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相结合,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观点, 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视角, 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和落实部分, 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要予以吸收和借鉴;

二是将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相结合, 以哲学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 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 并从其中探索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从哲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等问题入手, 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现实性进行剖析, 将抽象问题进行具体化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发展路径以及构成要素、中国特色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1. 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 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它是时代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相结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更好地促进哲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作为哲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部分, 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 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积极的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促进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发展而来的, 这种历史特点, 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吸引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能力, 不断吸收、借鉴和利用外来优秀文化成果, 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又一证明。[2]诸多的实践证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活动, 其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异象, 而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一种极具特征化的哲学。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毛泽东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与发展, 毛泽东首先对其进行了阐述, 毛泽东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最为基本的条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深厚的根基, 这是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立足点;二是, 在对西方哲学文化了解的基础上, 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方式;三是, 毛泽东丰富的个人经验和革命实践经验, 这也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和实现方式。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三个方面条件不仅促进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研究和发展, 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 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 同样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发展经验, 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范本, 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与创新。[3]

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以实践作为导向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更多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及社会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应用, 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思维模式以及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为主要形式的哲学体系。

1.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列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 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很快被应用到革命中, 并为广大的革命者所接受, 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和新途径。中国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实践, 这也是一个理论应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中, 融入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它以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以及表现形式来表达哲学中相应的思想,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中国作风和思维方式, 这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 还是世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范畴和发展方式, 而更多的以哲学的角度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 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被应用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 同样也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 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对哲学进行的选择, 并以此为基础, 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 是一个理论创造与实践发展的过程,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 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 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更是实践的问题。

2. 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作为先导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化也是通过较长的革命实践, 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革命建设时期, 中国社会发展遭受内部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 一些仁人志士通过自己的方式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 这些运动虽然对旧体制及外来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但由于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 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的开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基础而成立, 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理论依据, 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 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 在各个方面都不完善, 革命道路也因此屡受挫折, 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党开始反思, 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以理论指导实践, 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当前面临任务的基础上, 对中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 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规律的必然性、人的主体性逐渐被实践论与唯物主义等观点所代替, 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方式。

3. 现代社会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而物质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发展不断加快, 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资源短缺、生态失衡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随之而来,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区域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不平衡, 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 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 是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 国家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由战争变为对话与沟通, 这就意味着, 革命与斗争在当前世界的发展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新形势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结合发展实际, 尊重客观现实, 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发掘, 理论结合实际,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新进程, 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挫折, 这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考验, 同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的考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思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断发展, 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百年的历史,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传播, 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要不断加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元素,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化的探索和分析。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实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 是对时代的反映。社会的发展是多变的, 其哲学体系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哲学体系的发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因此, 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讲,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 作为哲学中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 可以说,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研究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探究。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民族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来决定的, 其发展体系的研究是哲学体系研究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民族化的立场和观点,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 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 科学化地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经验, 对本民族哲学思想进行创新和辩证地扬弃, 这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对时代本质的集中反映, 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 以超越了民族界限及地域限制的哲学体系, 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研究, 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指导哲学体系, 更是世界化的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 并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本民族需要且适合与本民族发展相适应的哲学体系和形式。

3.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题及研究领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 当代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源泉是包含着马列主义在内的哲学体系和哲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 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 是中国化的思想和哲学体系逐步形成, 这一哲学体系和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及时代变化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成就, 也遇到了不同的挫折, 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的需要。[8]

三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经验是经过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展和延伸, 是对中国具体发展状况的阐述, 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 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优秀的组成部分, 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四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具体实践的阐述, 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 纵观于研究的始终, 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发展规律以及创造性活动之中。

这四个论题之间是相互关联且相互独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 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斯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方式, 这不仅仅是哲学发展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力量成功, 能有效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 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与发展也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积极、有利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的, 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 在实践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革命的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导下发展起来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进行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博大精深, 其构成的各个理论部分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曾说过:理论是哲学体系的支撑, 它取决于理论对一个国家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 提供思想和智慧, 为真理的实践做好铺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从实际研究出发, 对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和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 被党作为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 以此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来进行的, 以反映时代为基本要求, 以社会实践为基本导向, 将创新与借鉴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其实践的途径和目的来说, 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开展的,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导向标。

摘要：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学说, 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和关键方面, 这是其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的, 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根本范式。以不同的思路为研究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发展分化成为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研究在内的哲学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当代思考

参考文献

[1]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 (08) :79-84.

[2]张奎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起点[J].江海刊, 2005 (04) :12-16.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 第8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萌芽、产生、成熟到逐渐发展成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的过程。从根本上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 又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1] 。它也必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 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 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 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 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 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是艾思奇, 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 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 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 是有极大意义的, 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初步。”这表明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 既是前一段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继续, 也是抗战的需要。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1938年10月,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讲“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 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 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534。继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 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人也进行了多方的阐释。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 又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 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 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其具有“民族形式”, 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普遍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断发展, 与时俱进。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 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为基础, 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经验的理论升华。

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 结合不同时期不同的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革命、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生产力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分别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不断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些理论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 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中国人民认识到,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675。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 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把这一过程既看做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 又看做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就在于他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 他面对中国现实, 果断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 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而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泽民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现状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 又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楷模。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表现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一) 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 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 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 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 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 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 形成了“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 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 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3]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 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 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毛泽东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 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理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 毛泽东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

(四) 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647.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9篇

关键词：新中国,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从思想到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的结果[1]。在当前的学术理论界,虽然从思想交锋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一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本文试图进一步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

一、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若干次激烈的思想交锋,主要表现在:1952 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1955 年,经济建设中关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与斗争;1958 年,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1963年,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1978 年,“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2 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1996 年,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1997 年,关于改革开放是进步还是倒退的争论;2007 年,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果还是失败;等等。而这些思想交锋中心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问题。因此,要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就必须先弄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问题。

(一)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来分析、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具有世界普遍性。相比而言,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就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普遍与特殊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就会有差异性,要实现其统一,就会不断地相互斗争。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科学理论,理论与中国的实际也是一对矛盾,要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仍避不开斗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个相对真理,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也是需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也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也有其不科学的一面。因此,其理论本身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会遭到质疑。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时,就出现了普遍与特殊的矛盾问题。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公有制经济。而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封建社会。此时,不就引发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吗?

(二)思想交锋常常表现为“马”与“非马”的对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交锋,无论是学术争鸣还是政治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1952 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形成了两大经济基础论,即单一经济基础论和综合经济基础论。以艾思奇等为代表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才是过渡时期唯一的经济基础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上层建筑只能为这一基础服务。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违背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观点,是一种伪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以杨献珍为代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过渡的基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是由它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在还有多种经济成分亦即还有多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中,只能说是生产关系的综合组成社会经济形态,不能说是某一种生产关系组成社会形态。”[2]以此,他们批评单一经济基础论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这样纯哲学争论的问题最后被严重的政治化,这一行为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毁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性与现实性基础。针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邓小平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还有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与斗争、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和斗争,就是一种用固守陈规的思想观念来抵制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思想观念,而这种对抗实质上就是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立。

(三)思想交锋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3]这也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还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1978 年,关于“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解决,主要运用了矛盾分析法找到其核心问题是要改革开放还是要“两个凡是”。又具体运用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正确评价了“文化大革命”以及解决了当时人们心中的疑虑,从而确定了一个崭新的治国方略。姓“资”姓“社”的论争的解决,主要是运用矛盾分析法找到其中心问题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又运用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解决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姓“公”姓“私”的争论的解决,仍旧是得益于运用矛盾分析法找到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私营经济是活水还是祸水。着重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方法、社会分析法和价值评价法成功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世界背景下,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就必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的解决,还是运用矛盾分析法首先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经济、社会、生态、道德等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然后,主要运用系统方法、全面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辩证思维的方法和人的分析法创造性地提出要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事实证明,思想交锋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交锋的历史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围绕“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则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新旧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成熟的[4]。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推动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又通过“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5]。冲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增强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意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普遍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非凡的胆识,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时期。1997 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式称为邓小平理论,明确把它当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飞速上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却遭到质疑,此时,“三个代表”的及时提出正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了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科学发展观则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针对发展中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思想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和邓小平理论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思想交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作用

从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步中国化都与思想交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阶段成果都是思想交锋的结果。所以思想交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推进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的社会资源。

(一)思想交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

真理越辩越明,思想越理越清。1976 年10 月,文化大革命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宣告结束。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狠批“四人帮”当做当前主题、当前各项工作的纲,还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两个凡是”不仅阻碍了人们纠正过去的错误,还严重制约了新的社会局面的开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失望和强烈的不满。面对严峻的形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成功引导了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使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和思想观点得到澄清,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它使人们认识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是个人崇拜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和我们工作做得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通过姓“社”姓“资”的争论,冲破了对计划经济的崇拜,让人们懂得: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企业改革姓“公”姓“私”的争论,冲破了对“所有制”崇拜,使人们认识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才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发展模式。总之,思想交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二)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催化剂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普世的价值学说,但是它是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新中国则是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更明确的表述:“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6]因此,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肯定有众多的不适应、众多的困难和众多的矛盾和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不是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吗?“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争论,不是冲破了主观主义的“个人崇拜”,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吗?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是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诞生吗?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不也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吗?

(三)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纵观马克思的理论的形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虚无的历史主义”和各种不同声音以及与反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激烈思想交锋的结果。在“青年黑格尔”时期,马克思已认识到,继续跟随费希特,必然会陷入主观主义的空想之中。“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7]他决意和以往唯心主义告别,去寻求“事物的本身的理性。”在《德法年鉴》时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从而初步确立了其唯物主义的思想。《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交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被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同主观主义特别是同教条主义不断进行思想交锋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及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等领导人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有些人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搞市场经济就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8]。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时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这次思想交锋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在一系列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最终建立和完善,也是在姓“公”姓“私”的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2007 年,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突显而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直接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绕开思想交锋的产物,而是思想交锋的结果。

(四)思想交锋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围绕“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也正是在中国的建设时期新旧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成熟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推动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又通过“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冲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增强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意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普遍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非凡的胆识,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时期。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式称为邓小平理论,明确把它当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飞速上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名誉受到挑战,此时,“三个代表”的及时提出正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了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科学发展观则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针对发展中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果还是失败”的思想提出的。思想交锋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和邓小平理论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结语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10篇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1.1 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存在着必然性, 因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中国传播。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国较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 他们早期的传播重点是唯物史观, 主要介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 对辩证唯物主义涉及较少。而第一个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的人则是瞿秋白。瞿秋白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书。另外, 瞿秋白翻译出版了《唯物论—新哲学》一书, 该书的附录是瞿秋白写的两篇论文《唯物论的宇宙论概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概念》, 进一步传播力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者。

1.2 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多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方面, 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观, 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性观进行了批判性地总结;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两论”结合中国实际,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形成;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 揭示了认识和真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理论上清算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深刻剖析了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对全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辨证论教育;创造性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存在内在一致性, 揭示了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一致性。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结果即是毛泽东中心思想的形成。

1.3 邓小平哲学思想

邓小平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推进。邓小平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指导下, 邓小平领导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 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有机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 同时纠正毛泽东的错误理解, 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 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论证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深化并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 对作为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阐述;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指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邓小平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全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概括, 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及创新。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仍需要新的开拓和切实的努力, 进行创新与发展。在社会实践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当今的具体密切结合, 成为当代中国人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还处于初步阶段, 仍需要不断地探索及深化。随着国际国内形式的不断变化, 日新月异的客观实际, 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践新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任重道远。

3 总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便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历程。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者;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李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原因分析[J].北方文学:下.2012, (6) :244-244.

[2]何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J].江苏社会科学.2011, (5) :1-6.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1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主题；思想路向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39-04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1.车红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延吉133002）2.庞立生，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长春130024）

16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关键性主题。对现代社会的描述、解释与批判性反思，构成了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思想内核。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處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已能动地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探索。那么，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来反映和表征、引导与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

当代中国，正處于自觉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无论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及主体意识来看，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也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性的诉求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因此，西方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借鉴。在自身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会尽可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西方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经验。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又与西方现代性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存在着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质。事实证明，中国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忽略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不会有出路的。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需要有自身的特色，即需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这就要求，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们的生存處境，而且要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使之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中国文化一向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需要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性的成长既需要植根于传统之上又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创造。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无论就历史處境、思想遗产与文明成就，还是就现实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而言，都必须与西方现代性具有本质上的差别。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思想基础、理论构造、制度设计、实践运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印迹。西方现代性自启蒙时代伊始，就一直秉持着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控制论的价值态度，在二元对立中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与态度来谋求对他者的控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西方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支配性，其发展进程也必然是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是“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以及和合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遵循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不能以扩张与冲突来展开自身的进程。因此，中国现代性，必须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趋势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学说，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自觉敞开的思想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从资本主义开始，但是却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要求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在对立和扩张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但在其发展中其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本质也日益暴露，其片面性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明显。从发展趋势上看，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总体性批判，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所陷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所实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最终完成。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是现代性的发展却势必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与危机中，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敞开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身的深刻理论背景与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也内在地要求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正像马克思所表达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结合所属时代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不断探寻和创造自己的合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和无根的，它需要和一定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现实相结合。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确立起“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我主体意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主题。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能坚持不懈地推动和引领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提供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支持、理念支撑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以此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内在地要求超越西方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且内在地要求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因此，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既要进一步激活、恢复与提升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活力与思想性能，也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以此推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实现了对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革命性变革，也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既是对西方超验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有神论的超越，同时也终结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观念与历史观念，从而使精神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差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获得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叛与变革，在思想上使非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道路的独特价值得以敞开，也为克服中西哲学的局限性和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在现代性建构中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过程。”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的传播、被广泛接受并真正扎下根来，获得真正的发展，不仅具有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根由，也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化精神、价值理念上所具有的契合性、互补性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传统在道德信仰精神上是非宗教化的和入世的，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无神论精神并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具有人类性、开放性、实践性。这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具有思想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可以说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底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结合、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思想创造力，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思想文化路径，特别是要在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民族文化传统得到激活并经过转化而使之获得现代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意蕴的凝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升华，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和凝结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对其理论上的升华，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认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整理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精神意境，从中概括与总结、提炼与引申出具有哲学意蕴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以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它集中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境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理论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和谐辩证的特点，在价值理念上则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内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不仅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发展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引导性的思想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表征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不仅仅表现为区别于西方旧式现代性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念与实践智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和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中去，深入把握与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研究总体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从现有成果来看，其研究视域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来源人手，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基本理论出发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和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基础，同时它也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由此，学者们试图从中凝练和概括出这一理论体系所体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见解与表述方式。

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解放历程之间的内在契合与一致性，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关联互动，阐明从哲学层面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及意义。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人手，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及其中国化的思想理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承续与创新。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向度入手，揭示与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思维方式上的新特点，概括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创新性价值理念。此外，我们还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出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基本哲学思想，阐明其包含的代表性理论观点，揭示这些哲学理论观点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理论创新。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阐释，敞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思想观点与价值理念。

中国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探析 第12篇

一、中国梦反映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中国梦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全人类对美好境界的追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发展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方法论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树立正确的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中国梦思想的提出符合我国社会当前发展的现实状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正是基于这些成就的取得和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才提出了具有更高发展要求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对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正确反映,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树立了正确的目标,为社会的建设勾画了美好蓝图,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总体实力虽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变,如何促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梦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正确的意识,它能够广泛的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二、中国梦遵循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1、中国梦与质量互变规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100年”奋斗目标是中国梦的核心部分和关键目标。“两个100年”奋斗目标明确的诠释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质量互变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状态,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是辩证统一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两个100年”奋斗目标是在建党九十多年和建国六十多年后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充分考虑了我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巨大量变,然后才提出了具有质变性质的“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中国梦受到了全体中国人的憧憬和期盼,但中国梦的实现并不是一朝一夕、毫不作为能实现的,它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坚持不懈努力和团结协作,需要每一位中国人民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

2、中国梦与否定之否定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力量。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梦的提出和实现过程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两个方面,事物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是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是曲折的、迂回的”。回顾新中国过去的发展,其中既有成就也有失误,但成就仍然是主要的、巨大的。正是由于在过去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和曲折发展,才能有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中国梦的实现是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梦想,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梦实现的前景是光明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实现中国梦任重道远,它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不懈奋斗才能实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全体中国人民都坚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是一定能实现的。

3、中国梦与对立统一规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面向未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国梦还是要靠实干。中国梦全面把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矛盾具有普遍性即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还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旧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正视现实,立足于实践,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艰苦奋斗。着力解决好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

三、中国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中国梦蓝图再美好,离开人民群众的实践也只能是空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凝聚的中国力量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人民群众的观点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示,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实现中国梦的动力始终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实现中国梦最主要的依靠力量始终是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始终是为了人民群众。中国梦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

四、中国梦坚持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落后的、反动的、不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中国梦坚持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同时发展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

1、中国梦坚持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

中国梦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核心价值目标追求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

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并不是毫无根据和主观臆造的,提出中国梦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和时代背景。中国梦提出的历史依据是指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国家富强、民主和伟大复兴的探索,中国梦是对他们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梦提出的现实依据是指通过建党九十多年和建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实现中国梦已不是遥遥无期,实现中国梦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梦提出的时代背景是指在当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际社会有人曲解和误读了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因此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是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和时代背景明确坚持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遵循历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2、中国梦承认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中国梦是所有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和共同理想,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期盼,是一种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面旗帜,对指导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梦,展示了中国自信,中国梦提出的“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示了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自信;中国梦,激发了中国勇气,中国梦的美好蓝图唤起了人民的期盼和憧憬,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勇气;中国梦凝聚了中国力量,指引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方向,使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围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梦想而奋斗。

中国梦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遵循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践行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梦充分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不竭动力。

摘要：中国梦关乎着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凝聚了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憧憬和期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中国梦的提出并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臆造,是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总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应运而生的。中国梦反映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遵循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坚持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中国梦,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闭幕式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

[2]陈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认识“中国梦”[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