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子教育范文

中国女子教育范文（精选12篇）

中国女子教育 第1篇

一、由“女子无才便是德”到“新贤妻良母”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帝国主义施以残酷的武力侵略,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通过传教、办报、办教育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但也正是因为少数外国传教士中女权主义者及福音的忠实布道者真诚希望中国女子获得解放,教会女学才应运而生。在教会女学创办伊始,尽管不收取学费,有的还提供学生膳宿等生活补给,又有教会所办报刊的大力鼓吹,发展仍极其缓慢。一方面是由于传教士借助宗教或办学名义进行侵略的行径令民众十分痛恨;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在当时仍然根深蒂固。但是从1844年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女学开始,中国才有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它结束了中国女子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使中国妇女有机会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这为后来中国女性教育观念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而教会女学最大的影响在于刺激了国人自办女学。

在维新运动期间,中国民间人士就开始兴办女学。率先公开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的就是梁启超先生。他在1896年发表了《论女学》,“强调中国已国难当头,要富国强兵,抵抗外来侵略,必须兴办女学,强国强种”[1]37。两年后的5月,国人办的第一所女学———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塾)开办。而此时在该女校中所学内容除了西学之外,中文主要讲习《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等内容。尽管女子在学校中学习的还是“三从四德”等传统内容,但是,此时的社会观念已由“女子无才便是德”转变为女子应该接受“贤妻良母”的教育,以此来辅助丈夫、教育孩子。梁启超先生将当时的贤妻良母教育称为新贤妻良母教育。因为这种贤妻良母教育是从国家主义出发,从“保国、保种、保教”的目的出发。这种贤妻良母教育的受益者并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更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与强盛。不久戊戌变法失败,维新事业重归沉寂,女学堂被迫停办。到了1901年新政时期,由于开创了全国兴学之风,女学便重新兴盛起来。

二、从“女国民”到“男女平等”

到了1907年,学部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女子学校才有正式的章程可循。《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女子初高等小学堂修身科“要旨在涵养女子德性,使高其品味,固其志操。在教课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则授以孝悌慈爱,端敬贞淑,信实勤俭诸美德,并就平常切近事项,指导其实践躬行,渐进则授以对于伦类及国家之责任;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则扩充前项之旨趣,而益加陶冶之功,使之志行更为坚实”[2]802。体现出女子学校课程在传统女德的主题上,又增加了女国民义务,同样在女子师范学堂中也规定要“次教以修己治家及对于伦类国家当尽之责任”[2]813。但是课本还是以传统的《女四书》、家训为主,同时结合外国女子修身教材中符合中国文化编纂而成。在五四运动前,大多数人尽管已经超越了传统封建的贤妻良母观念的限制,但是还难以摆脱男子中心主义的影响。积极提倡女学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减轻男性的家室之累,辅助男子事业有成,兼顾强种保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昌盛。根据妇女自身的特性和女子对于社会应尽的责任,主张对女子实行特殊教育,以培养女国民为主要目的。而五四运动后兴起的男女平等教育思想视兴女学为男女平等的基础。这时,部分知识女性已经认识到求学对于男女平等的意义,进而从改变妇女地位的角度论述了女子求学的必要性。五四时期,大学开放女禁,中学男女同校,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接受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男女平等思想,冲破传统旧礼教的束缚,进入学校学习新知。1922年,教育部公布的《新学制系统改革令》,建立了真正的男女平等单轨制教育体制,女性享受平等的学校教育机会增多。此时的知识女性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男女同校,而开始争取男女教育条件完全平等。

三、女子教育观念转变产生的影响

首先,广大中国女性不再缠足。缠足不仅是对女性身体上的束缚,也是伦理纲常套在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更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的体现。缠足意味着“男女有别”和“男尊女卑”,强调了女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及男子。女子接受缠足也表现出在心理上对男子的服从。而在女子接受教育之后,开始意识到缠足束缚了女子的自由,从而引发了不缠足运动,通过禁缠足进一步解放妇女。

其次,女性开始主张婚姻自由。长期守贞的女子勇敢地冲破旧礼教的束缚,反对传统婚姻。没有旧婚姻羁绊的女学生,更是追赶社会潮流,破除习俗偏见,自由择偶。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在法律层面上使传统婚姻失去了政治基础和法律保障,在法律上确立一夫一妻、男女经济地位平等、离婚自由制度。知识女性们不仅追求婚姻自由,还更加注重婚姻本身,不再追求其形式,开始以简单的西式婚礼取代繁琐的传统婚礼。最早实行文明结婚的就是知识分子,男女双方大多是自由恋爱,新娘多是新式学堂的学生。在传统社会,男子有“七出”等大量理由可以休妻,但是女子却几乎没有离婚的权利。婚后即使对婚姻生活不满意也只能默默忍受,到清末以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婚姻自我认知水平提高,率先成为离婚自由的实践者。随着知识女性的增加,认知水平的提高,一些知识女性也开始选择独身。

再次,女性开始思考职业问题。清末就有一些进步女性认识到从业的必要性。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首先提出,为了使中国富强,应该将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由分利之人变为生利之人,“妇女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1]43。进入20世纪,知识女性关注的已不再仅仅是妇女是否应该就业,还试图解答如何就业的问题,并且开始探索妇女就业的有效途径。部分知识女性还意识到不能片面肯定女性就业对个人和社会的积极作用,就否定女性在育儿和无偿家务劳动方面的贡献。

最后,女性开始积极参政。在清末以前,女性的世界中只有丈夫、家庭,很少关心国家大事,也不敢想象同男人们一样通过知识的学习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清末,一些知识女性受西方天赋人权学说的影响,逐渐萌生参政意识。民国建立之初,有关妇女参政的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当时社会的主导意识认为妇女参政并不可能实现甚至不应该提出该观点。五四运动后,知识女性的国民意识增强,继续从社会政治生活改善和道德建设方面阐述女子参政的必要性,认知水平也有所提高,论述也就更加系统化。同时意识到当时女性的知识水平还达不到参政程度,要参政需要广兴女学,所以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也开始强调“女国民”的养成以及之后的男女平等观念问题。由于各种现实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参政才成为现实。

女子的学校教育虽然兴起较晚,但是在很多志士仁人的努力下日趋完善。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新贤妻良母”,再到“女国民”到“男女平等”的改变,实际上是一种女子从附属品到“人”的进化。尽管在创办女学之初,人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但最终还是对广大女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使女子教育不断进行下去。这些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使得当时的知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从五四时期就开始提及的“男女平等”观念,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还仍然存在,有关女子教育方面的问题仍需继续关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M].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3]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4]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女子教育 第2篇

在中国古代，对于女子的要求非常严格，她们需要从小学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礼仪常识。在未出嫁以前，要听从父母的教会，不能反驳和忤逆他们;出嫁要礼从夫君，孝敬长辈，当夫君出门工作的时候，她们就要在家里操持一切琐事，而结婚之后还要避免任何与异性的接触，否则就是不守妇道，甚至说话言语，动作行为也有规定，如果不遵守就会被长辈指责。

一些大家族的女性，可以到学堂学习，除了琴棋书画以外，主要就是学习《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等宣扬男尊女卑的.书籍，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教人持家和睦、勤俭、慈幼的内容。

而在现代社会，女性地位的提高则导致了三从四德的歪曲，三从，从不温柔，从不体贴，从不讲理;四得，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虽然现代也有各种礼仪常识，这些话也可能有些夸张，但这正体现了现代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

浅谈中国女子教育思想的近代化 第3篇

一、近代女子家庭教育：培养“贤妻良母”，维护封建礼教

古代社会就有女子教育。如果我们不反对，教育这个范畴应包括家庭教育、伦理教育，就应当承认中国古代有女子教育。主要形式以家庭教育为主，只是当时没有专门的学校教育。封建社会，其思想纲领不外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总之，家庭教育主要是培养贤妻良母，使女子坚定执行封建礼教的信念，从而为君、父、夫三位一体的男权中心社会提供更为牢固的观念和行为结构。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

二、维新派的女子教育思想观：培养新型的“贤妻良母”，实现“保国、保种、保教”

鸦片战争后，教会女校在中国创办起来，出现“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此外，报刊对女子教育也进行宣传，这引起早期维新派对女子教育的关注。王韬游历英法等国后说英人“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李圭游写的《环游地球新录》中说：“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郑观应、陈炽、宋恕等人对西方不分性别的普及教育介绍和思考遂成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奠基之作。

甲午战败后，维新派认识到要承担救亡图存的使命，妇女不可忽視，要激起妇女的爱国之情，只有开办女子教育。梁启超把女子教育提高到强国的高度“女学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重，民智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但维新派倡办女学为的是使女子成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新型的“贤妻良母”，做个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型女性。这实质上仍是一种男女有别的思想。但在当时无疑是最进步的妇女解放思想，使处于黑暗中的女子教育透出一缕晨曦。

三、辛亥革命时期：“天赋人权”思想下的女国民教育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女子是国民的一部分，天下兴亡，匹妇也有责。女子要真正做个女国民，担负起对国家尽义务的责任，要获得自身解放，达到男女平等的教育。他们提出了女国民教育，女子“国民之母”的地位。革命派陈以益1909年撰写《女论》说：“谨告女学界，其勿以贤母良妻为主义，当以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敬欲去男尊女卑之谬说，则请取贤母良妻并去之。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教育，即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权利。”这时对女子教育的思考上到较高的层次，是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界碑。但它是为了解决资产阶级革命问题而出现的，随着革命的成功，这种教育思潮逐渐消失。辛亥革命后，“贤妻良母”仍是作为女子唯一的人生目标。

四、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思想观：“男女平等”思想

新文化运动反对非人的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以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解放人、解放个性。他们积极宣传妇女解放，主张还原女性作为人的本貌。鲁迅指出“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私产当作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衡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当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的服从，同时又要做高等阶级的玩具”，陈独秀也疾呼：“一九一六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这一时期“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等成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崇尚。一些女学倡导者认为“学不足，则无以自养，无以自立，无以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必须要发展女子教育，才能“具国民之资格，履正当之义务，去野蛮之习俗，养完全之人格，享平等之权利”。此时，西方的男女同学之风也传入我国，并风靡一时。1920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首先招收女学生。同年10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第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了《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从此，国内公、私立大学纷纷开放女禁。

近代女子教育的思潮已成为历史，也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其一，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女子教育思想也不例外。古代的小农经济只能产生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女教；近代化的工业社会必然产生使女性具有独立人格的“自养、自知、自强”的女子教育思想；现代化的信息社会又将产生与环境相适应的对女子更高的教育要求。其二，女子教育的发展，还要依靠女性自身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参与。其三，学校教育是女子教育的主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现阶段我们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开辟多种途径，促进女子教育不断走向成熟、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海钟.教育理论与高师教学改革研究[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2]王韬.漫游随录[M].长沙：岳麓书院，1985.

[3]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岳麓书院，1985.

[4]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5]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6]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7]陈独秀.警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

[8]李忠康.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论析[A].山西师范大学报：社科版，1997.

中国女子教育 第4篇

一、日本对晚清中国女子教育思想的影响

在甲午战后在“以日为师”的历史背景下, 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探索救亡图存的过程中, 逐渐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尤其是, 戊戌前后掀起了“兴女学”运动, 女子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并开始了女子教育思想的近代化转变, 这其中受到了日本女子教育思想的很大影响。

1、对晚清中国官方的影响

1877年1月, 清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携副使张斯桂及参赞黄遵宪等一行正式出使日本, 他们在出使过程中对日本的女子教育均有所关注, 并留下了可贵的资料。

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些驻日官员对日本女子教育并无抵触心理, 而且甚至是大加赞赏。其了解程度也越来越全面、深化。同时, 这些记录也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女子教育在维新后这短短几十年间的发展和逐步完善, 除初等教育外中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程度发展, 除男女共校还有专门女子学校, 女子师范学校, 课程设置也日趋完善化。但遗憾的是, 由于甲午战争之前国内风气未开, 再加上以上人物在教育界影响有限, 所以这一时期对日本女子教育的介绍并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很大重视。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沉迷于传统, 守旧的中国人开了眼界, 有了可以憧憬和努力的目标。

甲午战争之后, 从战争中惊醒的中国人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获胜在于它积极吸收欧洲文化及政治制度, 而关键在教育的学习与模仿, 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兴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清政府派大批学生赴日学习, 成批的官绅赴日考察学务, 再加上之前部分维新人士在日本避乱期间致力于教育 (包括女子教育) 方面的研究, 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02年, 为制定《学制》, 在张百熙的推荐下, 硕学吴汝纶被委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身份派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教育考察。在日期间, 吴汝伦参观了各类女子专门学校, 其中包括神户的女学堂, 大阪的高等女学校及东京的高等女子师范学校, 华族女学校, 东京府女子师范学校等专门的女子学校, 同时, 他还接触了很多当时在日本女子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如下田歌子, 望月与三郎等。并与日本前山阳女学校长望月与三郎讨论了女子教育问题。随后, 吴汝纶将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的情况包括详细记录, 如私立女子职业学校概则等写入了《东游丛录》一书, 并提出了改革中国女子教育的设想, 呼吁多派女学生赴日本学习。他曾感慨道“欲获人才, 须造良家庭, 欲造良家庭, 须造良母, 贤母养成之道, 在教育女子而已, 故曰, 国家根本大计, 在女子教育, 无他, 是教育之根本, 而实巩固国础之法也。”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制定等。这些学制的制定虽并未完全摆脱旧思想的束缚, 但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如癸卯学制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制, 在其中的《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中首次把女子教育包括在家庭教育内, 虽仍未给女子教育以独立的社会地位但是间接承认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其中还规定了女子教育的教材, 但并未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 仍然是些《女诫》等倡导封建礼教之类。

另外在1906年日本帝国教育学会上, 与会的日本学者一致向清政府派遣到日本考察学务的李宗堂, 张骞及各省提学使等人建议“然则欲图国家之进步, 盖非鼓励女学不可”, 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兴盛引发了中国国内对女子教育的进一步关注, 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建立提供了前期准备奠定了基础。

2、对晚清中国维新人士的影响

早在甲午战争前,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 变法维新的要求在一批士大夫头脑中开始形成并日益强烈, 这其中包括提倡女学, 呼吁女子教育。如1891年, 宋恕在《六斋卑论》中将中国积困、愚昧的原因归于民众文化低下, 并指出与女子无学的社会状况也有直接关系, 他呼吁“今宜取法日本, 下教育令, 民男女六岁至十三岁, 皆须入学”。这种思想在当时代表了相当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他们认为女子无学已成为制约中国近代化的大碍。

甲午战败的剧痛惊醒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 兴女学、推行女子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变法图强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纷纷著书立说, 提倡女子教育, 这其中最早提出男女平等、女子应当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的是康有为。他在变法前写的《大同书》中, 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指导下, 男女皆平等有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他主张设立女学, 使女子能接受教育, 参加选考。而梁启超则把兴女学与民族强盛联系起来, 在他1896年发表的《论女学》中, 他列出四条理由论证兴女学的重要性, 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之论, 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 则必自妇人不学始。”他还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 指出女学盛, 则国强, 女学衰微则国弱。据此, 他疾呼, 中国兴女学已成当今急务之急。在维新运动促进下, 1897年中国第一个女性组织“女学会”在上海成立了, 并创办《女学报》旬刊, 倡导男女平等和女子教育。一批女子学校也如春笋般渐次在中国大地破土而出。1898年,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成立。从维新人士所倡导的女子教育思想中不难看出日本女学的影响之大, 很多几乎都是照搬日本女子教育思想。

3、对赴日女留学生的影响

在日本学习的过程中, 一些西方近代先进思想不可阻挡地冲击着中国女留学生们, 使她们开阔了眼界, 拓宽了思路, 认识到了女学的重要性和振兴女子教育的必要性, 并产生了“振兴我女学, 教育我女子”的思想。为了唤醒广大妇女阶层, 宣传“兴女学"思想, 留日女学生们组织了各种女性团体, 创办各种报刊, 大力宣传女子教育, 极力呼吁女子教育的重要意义。这些女性团体的出现以及女性报刊的发行, 与女子教育的发展相伴而行, 加速了各种社会思潮在女性中的传播, 促进更多女性接受新知识、新文化, 而且有助于扩大知识女性的社会影响, 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如《中国新女界杂志》上刊有《论女学》, 《留日女学生会杂志》上刊有《女学之必要》等。1903年4月, 由留日女学生胡彬夏发起, 在东京成立“共爱会”。此为中国留日女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女性团体。与此同时, 这些留日女学生还积极呼吁广大女性走出国门, 去日本留学, 接受新知识新文化, 以期促进妇女觉醒。女子教育留学日趋兴盛, 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才华横溢的女性人才, 如秋瑾等。因此可以说赴日女留学生也在引进日本女子教育制度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

二、日本对晚清中国女子教育实践的影响

日本对晚清中国女子教育实践的影响主要包括机构设置和教师构成两个方面。机构设置主要是指学校的设立, 教师构成主要包括归国留日学生和日本教师两个方面。

1、对中国女子教育机构设置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 西方殖民势力不断渗透, 伴随着殖民入侵, 一些教会为了宣传布道, 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立教会女子学校, 这是中国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启蒙。不可否认的是, 教会女子学校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 不少教会学校的学生已经可以赴外国留学学习, 使中国人也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可行性, 并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准备。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在对待女子教育取法与谁的问题上主流思想在于“中国要振兴女子教育, 不必远取诸欧美, 即近观日本女学, 考察其教育法程如何, 以作我准绳, 庶几免于贻误也”, 普遍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 程度相当, 学习起来较为容易, 同时又处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之下, 所以在中国女子教育问题上更多取法日本。

1900年以后, 中国的女子教育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日本风格, 尤以直隶省的教育最为明显, 无论大中小学的教育模式、学制、班级设定、教材, 几乎全部照搬日本, 俨然成为了日式教育体系的实验场。女子学校的发展为女子学校教育的实行提供了机构保障, 为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

2、对教师构成的影响

清末女子留学日本是中国教育发展的表现, 同时也促进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加速了封建教育体制的瓦解和崩溃, 促进了晚清女子学堂的发展和女子教育制度的创立。留日女学生在日本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了日本女子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 包括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 归国后她们通过各种实践活动, 如创办女子师范学校、担任女子学堂讲师等把其运用到具体实践中, 如杨白民在上海创办的城东女学, 该校模仿日本学制始设小学, 继设幼稚园, 师范专修科、国文、算术专修科和音乐图书专修科。这些实践使得这一时期中国女子教育在包括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甚至教材等方面均受到日本深刻影响。很多国内的女子学校都纷纷争聘留日归来的女学生。留日女学生的这些实践活动有力促进了晚清女子学校的发展及女子解放。而女子学堂数目的激增引发了政府对女教师的关注, 为了加强对女教师的管理和培养, 1907年学部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使得女子教育学制化。并于随后颁布《女子师范章程》, 要求各省按照章程酌量设立女子师范学校以充盈女子教育的师资力量。

但是中国女子教育起步晚, 所以教师十分匮乏, 仅仅依靠国内的教学师资及少量的留学生远远不够, 因此不得不引进教师, 而其中日本教习的引进是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而招聘女教习则始于1902年吴汝伦去日本考查之时, 受张之洞之托, 向日本方面提出要大量招收日本女教习。据安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载, 1909年日本女教习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北京、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四川、广州、吉林、福建、蒙古等城市, 足见其影响之广, 范围之大。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和日本教习的引进是分不开的。

三、总结

中日两国的交流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包括思想, 实践, 学制的制定各方面均打上了日本的烙印, 可以说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就是在全方位的学习日本过程中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女子教育的近代化使得女子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 这对于促进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可谓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三联书店, 1983.[1][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三联书店, 1983.

[2]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J].历史研究, 1989, (6) .[2]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J].历史研究, 1989, (6) .

[3]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M].岳麓书社出版, 2008.[3]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M].岳麓书社出版, 2008.

[4]南治国.但开风气敢为先——基督教与晚清女子教育[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39 (4) .[4]南治国.但开风气敢为先——基督教与晚清女子教育[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39 (4) .

中国女子桥牌队历史战绩 第5篇

1995年第十届威尼斯杯世界桥牌锦标赛第四名；

1996年世界奥林匹克队式赛第二名； 1997年第十一届威尼斯杯世界桥牌锦标赛第二名；

1991—1999年共获7次太亚桥牌锦标赛冠军；

2000年中国杯国际桥牌精英赛公开队式赛亚军。

教练：孙 铭 北京人；世界桥联终身大师；现在北京科比亚公司工作。1981年开始学牌，拜桥坛老前辈朱文极先生为师；1982年开始代表北京队参加全国比赛；共获得11次全国冠军（包括一次全国双人赛冠军）；曾获1991年威尼斯杯第三名；1995年威尼斯杯第四名；1996年世界奥林匹克女子队式赛亚军；1997年威尼斯杯亚军8次获得太亚（原名远东）桥牌锦标赛冠军。2000年中国杯国际桥牌精英赛公开队式赛亚军。

王文霏 上海人；世界桥联终身大师；1993年入选国家队；与王礼萍搭档；同年获远东赛冠军；参加过1993年智利圣地亚哥世锦赛；曾获94、95年远东青年锦标赛冠军；94、95年获全国锦标赛亚军；96年全国锦标赛冠军；1996年世界奥林匹克女子队式赛亚军；1997年

章 瑜 浙江人；世界桥联终身大师.与王文霏搭档。

86年进浙江省队；同年获得全国锦标赛亚军；1993年全国混合队式赛亚军；94，95年全国锦标赛亚军；1996年世界奥林匹克女子队

式赛亚军；1997年威尼斯杯亚军；97、98、99年太亚锦标威尼斯杯亚军；97、98．99年太亚锦标赛冠军。2000年中国杯国际桥牌精英赛公开队式赛亚军。

王艳鸿 比赛简历：1994年，全国女子双人赛第三名；1995年，全国女子双人赛冠军；全国青年赛冠军；1996年，全国第三届 工运会团体混合队式

赛冠军。2000年中国杯国际桥牌精英赛公开队式赛亚军。

孙燕慧 比赛简历：1994年，全国女子双人赛第三名；1995年，全国女子双人赛冠军；全国青年赛冠军；1996年，全国第三届 工运会团体混合赛冠军；全国大赛混合队式赛冠军；1997年，等级赛女子甲级队亚军；全国大赛女子团体冠军；1998 年，等级赛第三名，全国大赛亚军；桥协杯亚军；1999年，等级赛冠军；全国大赛第三名；2000年，等级赛亚军；全国体 育大会混合队式赛冠军；全国体育大会女子队式赛第三名；队式赛冠军；全国大赛混合队式赛冠军；1997年，等级赛女子甲级队亚军；全国大赛女子团体冠军；

1998 年，等级赛第三名，全国大赛亚军；桥协杯亚军；1999年，等级赛冠

军；全国大赛第三名；2000年，等级赛亚军；全国体 育大会混合队式赛冠

军；全国体育大会女桥协杯冠军；全国大赛混合队式赛亚军。

王 健 女，72年出生，汉族，天津人，91年考入天津市南开大学分校。92年开始学桥牌，93年参加全国青年赛，获得94年青年赛第三名，95年青年赛第二名，子队式赛第三名；桥

协杯冠军；全国大赛混合队式赛亚军。

志 珍 女，71年出生，满族，天津人，90年考入天津市南开大学分校。92年学桥牌，94年获得全国青年赛女子队式第三名，95年第二名，96年冠军；96年获得全96、97青年赛两届冠军。获得 96年全国俱乐部杯第六名，代表中国青年队参加香港城市邀请赛，98年参加全国大赛获得混合队式赛第四名；95－97年连 续获得京津沪双人赛冠军；2000年参加全国大赛在公开双人赛中以第一名的好成绩打入决赛。

国俱乐部杯第六名；98年代 表中国女队

参加亚太地区桥牌赛获得冠军；98年

中国女子教育 第6篇

关键词：女留学生；新贤妻良母；女国民；独立人格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265-03

封建社会的女学一直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所支配，无法取得同男子一样的地位。女学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中国真正的女子学校教育开始于1844年，由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立的“宁波女学”。自此，传教士们纷纷效仿在沿海开办女子教会学校，一时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

教会学校的开办使得西方先进的女子教育思想进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以“三从四德”为主要教育内容，以“贤妻良母”为培养目标的封建女学。在教会的资助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走出深闺进入学校，最终成为中国第一批知识女性。同样也是在教会及传教士的资助下出现了第一批中国女留学生。这些女子远渡重洋直接接触西方社会及教育，对后期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女子留学教育开创了先河。

一、甲午战争前的四位女留学生

在两万万女子还处在深闺之中，被“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所束缚的时候，四位女子已经开启了她们远渡重洋探索新道路的征程。她们分别是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金雅妹，三岁时父母双亡，后被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收养。1870年，随从养父母去往日本，短暂停留后前往美国，于1881年进入纽约医院附属医科大学。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性。

柯金英，1866年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教会家庭，曾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开办的毓英女塾，后因不满课程呆板，毅然转入福州妇女医院学习医学。18岁赴美留学，后进入费城女子医科大学。柯金英的求学热情引起了当时美国人的关注。《纽约时报》曾对柯的生活经历和求学计划进行过报道。

康爱德，1847年出生于江西九江，自小被美国传教士昊格矩收养。1892年，年仅19岁的康爱德随同昊格矩前往美国进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医学，同行的还有她在九江女塾时的同学石美玉。

她们留学归国后，均投身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大批医护人才。她们用自身的成功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向世人展示了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样接受教育。是当时中国先进女性的典范，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梁启超曾写下《记江西康女士》一文，高度评价了康爱德留学一事，该文也成为其倡导女学的宣言。

以上四位女性留学时间集中在1881-1891年，虽比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晚了将近十年，数量上也屈指可数，但是对中国女子教育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兴女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板。

二、“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与官派女留学生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政府认识到要想强国，必须学习西方，而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派遣留学生。日本因“路近”“费省”“同文”“时短”等长处优于欧美，开启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甲午战争之后的女子留学是伴随着男子留日而发展起来的。她们大部分来自浙江等地，是作为父兄或夫婿的伴读来到日本的。

1899年，在官派男子日本留学后的第三年，9岁的夏循兰来到了日本，就读于下田歌子的华族女校。此时大部分来日女子都在此就读，均为自费。据统计约为50人左右。她们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常因父兄或夫婿学成归国而中途退学，因此还算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

中国官派女子留学始于1905年7月，湖南省派出20名女子赴日留学。促成官派女子留日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关键之一是女学的兴起及“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形成。

（一）“兴女学”与“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形成。

任何一种新观念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历经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新式贤妻良母”教育观念亦是如此。它是在中国古代“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先进女子教育思想和国内女学倡导者的观点，历经了郑观应的“相子佐夫”、梁启超的“贤妻良母”及《奏定女子学堂章程》中女子教育宗旨，最终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产生长远影响的“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他曾多次撰文和刊载相关文章，论述西方各国女子教育发展状况，宣扬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并就中国社会存在的女子缠足、溺婴、纳妾等诸多陋习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将女子教育同国家的强弱紧密联系起来，进而提出“女学愈兴，国势愈强”[1]的观念。如果说林乐知倡导女学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教会人员和宣传女权思想。那么早期维新派则从国家危亡、强国保种出发兴女学，提出培养“新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

早期维新派代表中多位有过留学经历，西洋的见闻使他们深知中西女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女学观念。于是他们以兴女学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

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介绍西方各国的女子教育，如王韬在《漫游随录》一书中就西方女子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进行过介绍：“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2]李圭也曾在其《环游地球新录》中写到：“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3]

郑观应则对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批评。他说，“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事”，认为中国女子也应接受教育并明确提出“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相子佐夫”[5]的教育目的。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的最初论述。

作为“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则从国家危亡、强国保种的角度论述了女学的重要性：“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夫国势之积弱，既为女学不兴所致”，“欲强国，必由女学”[6]。欲培养的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7]的女性。自此，“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开始在教育理论界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实践领域得到应用，如1989年，由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

清政府早期颁布的《学制》中均未涉及女子教育，直到1903年，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就女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进行了初步的设想：要使女性懂得如何做好为人妻为人母的道理，能够识别、应用简单的文字，了解家庭工具书籍的基本内容，达到相夫教子的目的。1907年颁布的《女学堂章程》中更明确的指出“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为教育宗旨，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范畴，使女校成为贤妻良母的养成所，标志着“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在国家层面进行传播。

新旧教育观念的颤变使得中国封建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解放，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是近代女子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只是片面强调女性为人妻母的职责，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应该享有的权利，为后期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二）官派女留学生

随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女子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女学教育之中。以1889年上海经正女学为开端，在全国多个城市陆续出现女子学校如，上海爱国女学校、务本女学、天津北洋女子公学等。

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及女学发展势头强盛的形势下，清政府于1906年作出振兴女学的决议，并于1907年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至此，中国女子教育才正式纳入中国学制体系，女子教育的地位才有所提升。此后，女学教育发展迅速，“据清政府不完全统计，到1909年全国已有女子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不包括教会女学）”[8]。

女校数量的急剧攀升使得“女教师”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受传统文化道德的影响，在制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之中就明确规定：“女子初等高等学堂堂章教习均须以女子年岁较长者、素有学识、在学堂有经验者充之。”[9]而对于刚步入女学教育的近代中国来说，能够识文断字的女性都为之少数，更何况通晓“中西”的女性。所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既通国文又晓西学的女教师成为发展女学的关键性问题。受到当时男子留学教育的影响，有识之士把目光再次转向了邻国日本。当时国内女子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并且其“贤妻良母”女子观念与中国的女子观念极为接近，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女子留日是解决女教师缺乏最有效和可行的办法，纷纷倡导女子赴日留学，如驻日公使杨枢在国内发表公启号召，“凡我国名门秀媛，有志于世界学术之途者，若能翩然渡海相率来游，实为我中国之幸”[10]。反映出朝廷对女子留学教育的支持。

如果说女学的兴起及教育观念的颤变为中国官派女子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那么女师资的紧缺则成为女子官派留日形成的直接诱因。1905年湖南省派选拔20名女子赴日留学，成为我国官派女子留学教育之始。此后，奉天、江西等省也纷纷派遣女子赴日，大部分人员都就读于专门为中国女性设立的短期师范科和工艺速成科，成为留日女子教育的高潮。但随后受到朝廷限制速成教育的影响，留日女子人数开始递减。1907年，随着留美热潮的兴起，官派女子赴美也随之出现。

作为中国早期官派女留学生，她们的派遣是为了养成“未来之女教师”，多以短期速成教育为主，所学内容多为中学水平，在学科选择和课程设置上有严格的规定，均以家政、护理等“偏女性”课程为主，因此可以说她们亦是“新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践行者。

三、“女国民”教育观念

“新贤妻良母”教育观自形成之初就显现出片面强调女性为人妻母的职责，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发展的弊端。随着女学和女子留学教育的兴起，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在各个领域开始展现话语权，特别是女子教育领域“女国民”观念的提出。

“女国民”概念的提出，与两个日本女子留学生组织有关即1903年胡彬夏在日本发起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共爱会和1904年秋瑾与陈撷芬重组的共爱会，定名“实行共爱会”。都欲成为“合群、求学、自立，成为合格女国民”。何香凝也在《敬告我同胞姊妹》中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女子同男子一样担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

同样提倡“女国民”教育观的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认为仅靠“贤妻良母”是难以救国的，欲造就“女国民”。因此在其创办的女学中以“女国民”为教育宗旨，向学生宣传国民意识，使“女国民”教育思潮在“贤妻良母”盛行之时暗潮涌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蔡元培、金天翮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学以“铸造国民”为宗旨，“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11]。金天翮则道：“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过不受气病者也。”[12]

在以“新贤妻良母”盛行之时，“女国民”教育观由萌发到践行，以致在辛亥前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女志士”。由“贤妻良母”向“女国民”的颤变，能使女性从融于家庭集合体内的身份转化为个体身份”[13]，凸显了女性社会角色的转换。

四、“独立人格”的教育观念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认为，妇女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格的解放。“新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亦不能使妇女具有独立的人格，仍把做母、做妻视为女子的本职，让她们终身在家里，相夫教子，作为男子的附属品，缺乏独立的人格。

胡适提出“超贤妻良母主义”。他认为女人不应该只把家庭作为生活的重心，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而非以“贤妻良母”为唯一目标。超贤妻良母主义要求妇女具有“自立、自强”的观念，希望能够凭借自身才能，独立生活，不在束缚于家庭亦能替社会作事。一句话：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人格的实现使实现男女平的的教育。

留美归国的陈衡哲认为女子独立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女子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学习技能。陈衡哲认为女子只有拥有一技之长，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建立自己的事业，才能养成自尊独立的性格。近代后期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就是对“独立人格”养成的一次尝试。

五、结语

对于把女子留学教育排除在中国近代女子主流教育思潮之外的观点，我认为有不可取之处。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女子教育思潮的颤变与女子留学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相互影响与制约。从女子留学教育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经历了“新贤妻良母”到“女国民”再到“独立人格”三个阶段。通过女子教育观念的颤动，探究各阶段女子留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天纲.基督教有益于中国说[M].万国公报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王韬.漫游随录[M].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107.

〔3〕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237.

〔4〕郑观应.女教[M].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C].《饮冰室合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

〔7〕梁启超.倡女学堂启[A].饮冰室合集.文集二[C].上海：中华书局，1936.

〔8〕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9〕舒心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0〕〔12〕金天翮.女界钟[M].陈雁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高叔平.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3〕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J].妇女研究论丛，2005，（6）.

中国古代女子发型发饰综述 第7篇

关键词：发型,发饰,发展

一、原始时代的发型

原始时代的中国人的祖先们, 早在这文明初辟之时就让发型、发饰不断丰富起来, 那虽然简单却不是美丽的发髻, 那就用朴素的石、玉等材料略加雕琢制成的装饰, 虽不如后代精美, 却包含着原始时期的神话意境, 包含着先民朴质的心愿, 已经显露出奇异、斑斓的美。

二、夏商周时期的发型

夏商周三代, 比原始时代的文化水平又有了进步。人们使用青铜和玉做的礼器, 穿丝绸的衣裳。人们梳头的发型也已经很多样, 使用玉、石、铜、贝壳、羽毛等为装饰, 显示出青铜时代的中华女性独具的庄重而又秀丽的气质。

商代的发型、发饰可考证的多一些。具有标志性的任务就是妇好。在妇好墓中出土了几件玉人, 是珍贵的发型发饰资料。黄金是从夏代开始冶炼的, 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商墓出土了一件金饰, 程三角形, 一面有脊, 一面平光。学者石璋如先生在《殷代头饰举例》中, 总结出十多种考古发现的商代发型发饰, 有椎髻、额箍、髻箍、双髻、多笄、玉冠、编石、髻饰等多种多样。商代十分崇拜鸟图腾。

三、秦汉时期的发型

秦汉时代, 是崇尚神仙境界的时代, 是豪放、雄伟的时代, 不论汉画像石还是汉代石雕、园林、辞赋等, 都充溢着一股豪气, 连发型、发饰也是高大的风格。

在出土的大量秦始皇陵兵马俑中, 男子士兵的发髻有圆髻、扁髻, 梳理出的各种波浪形、螺旋形、篦纹等状。还有梳着椎状层叠圆髻的, 仅从男子的发型终究可见秦代发髻之美。这种凤钗应该是由商代饰鸟雀的发笄发展而来的, 配以高髻, 还要穿五色花罗裙、浅黄丛罗衫等。秦宫中也真爱华, 插花为饰。

秦汉时期的神仙崇拜不断发展, 对发型发饰影响深远。秦始皇时好神仙术, 已有反映神仙思想的发髻。汉代普遍追求长生、长寿, 崇拜西王母——道教最高的女神王母娘娘, 所以汉代的发式和王母有关。

汉代发髻种类繁多。飞仙髻也叫飞天髻, 是一种高耸的发髻, 在河南邓县南北朝贵妇出游画像砖上可见到。制法是把头发挽到顶, 分成数股, 挽成数个弯曲的环, 直耸向上。同心髻, 是一种简单的小髻, 借以表现美好的愿望。汉代高髻还有缕鹿髻, 这种发髻逐层如轮, 上轮小下轮大, 髻中有一柱, 是多个圆环相叠之状。汉代还有一种三圆髻, 山东微山汉画像石有表现。这种发髻显得美观大方, 所以这种发型一直流传到五代之后, 是后代梳的高低起伏的丛髻、芙蓉髻等的起源。九鬟髻、十二鬟髻, 都是鬟髻类, 把头发束梳成多个环, 玲珑俏丽, 于是就成为少女们的最爱。

四、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型

魏晋六朝时代, 妇女的发型、发饰多沿袭汉制, 而有少许变化。百花髻, 宛如花朵。佛教于汉末传入, 佛家思想对妇女发型也有影响。如有一种螺髻, 佛教说佛祖是螺发, 是佛祖的吉祥的象征之一, 人们就加以模仿。魏晋之后, 南北朝之时, 妇女有很多高髻, 类似于汉代缕鹿髻的高髻在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有呈现。反绾髻是把头发由后向前绾, 饶有风致。他直接影响至盛唐。

五、隋唐五代时期的发式

隋唐时代国家统一, 文化发达, 风气开放, 隋唐仕女们是美艳的, 充满自信的, 发型、发饰也是千变万化的, 无拘无束的, 就像坦荡无羁的女儿的心, 发型喜欢高大上, 发饰喜欢繁丽, 以此来抒发自己关于爱情、春天和天堂的幸福梦想, 还有难以言说的一丝丝惆怅。

唐代妇女的发髻则更多。既继承了前代的高髻、灵蛇髻、盘桓髻、云髻、鬟髻、蝉髻等, 也创制了不少发髻式样。她们以头发浓密、发髻高耸为美, 不断的梳出高髻。

六、两宋时期的发型

宋代注重礼教, 太祖赵匡胤时博士聂重义献上《三礼图》, 依照周制制定服饰, 各自按照身份来穿着, 不可逾越。宋代女性爱美之心不断创制新的发型、首饰, 虽不如唐代华丽炫目, 也缤纷多姿。宋代女子很重视行笄礼, 把少女的发型改为发髻, 作为成人的标志。宋代贵妇的发型尤其受到重视。宋代皇后头上要佩戴龙凤花钗冠, 并以细小珍珠嵌出云龙、仙人等纹样和珠花, 一片珠光闪耀。

发髻或用布帛包裹, 叫做包髻, 要把布帛扎结成各种花状, 即大方又不失美妙。晋祠侍女中有戴橙黄色或蓝色、红色布帛的包髻, 在包髻前缀以金宝花钿。有一种盘福龙髻, 又叫便眼觉, 是北宋间流行的, 髻式作大耳扁状, 对睡觉不妨碍, 大致就是卧髻之类。双蟠髻, 也叫做龙蕊髻, 有些像压扁的鬟髻, 扎以彩缯, 这种发髻, 就像是龙蟠凤媀一般, 自由豪逸之态。鸾髻, 是形似鸾凤的发髻, 或者是在发髻上装饰着鸾凤钗。双丫、三丫髻也还可见。女童多梳双丫或三丫髻, 用一条垂着珍珠的头须 (头绳) 勒着。

七、辽金元时期的发型

辽、金时期的女子发型发饰和中原相互交汇。辽代贵族喜欢用和唐代菩萨所戴的天冠相似的金银冠。金代的发型发饰也是受到汉族影响为主。在元代, 宋代的发饰仍然在不断流行, 如云髻、高髻等。元代画家周郎的《杜秋娘图》, 绘画唐代歌女杜秋娘, 头上梳宛转灵动的灵蛇髻, 簪宽大的角梳、凤钗、凤口垂下珠滴, 角梳两边各插一枚云朵姓王的花钿, 是综合唐宋特点的发饰。

八、明代的发型

明代女子的发型虽不及唐宋时期丰富多彩, 但也有种种花样。其中以一窝丝比较流行。一窝丝是把满头的青丝不加编辫, 也不绾束, 直接盘在头上, 形如圆卷的云朵;或再用一个丝网网住, 叫做“瓒”, 再加特髻等。在明朝初年, 民间女子还沿用着一些古发髻。由于明代女子都戴狄髻、特髻之类, 后来就多以低小之发髻为主。

九、清代的发型

清代初年, 汉族女子发型发饰主要是沿袭明代式样, 故宫藏的一套雍正时的精美的绘本《十二仕女图》, 所画的女子们都是穿着明代的衫裙, 梳着明代的发髻, 髻的样式有回心髻、清水髻、垂鬟髻等。

垂髻还有大盘头, 是两个圆髻, 是两个圆髻。两个圆髻又发展为圆形、椭圆形, 横置或竖置, 或两头高突, 中凹陷, 所以叫做香瓜髻、元宝髻、一字髻、连环髻、竖连环之类。清末蚌珠头, 是在额两旁各加一个螺髻, 如同末出蚌壳之珠, 并加簪翠珠、白兰花等, 是少女的发饰。也有在脑后垂下长发的, 更显的俊美。

参考文献

[1]马大勇.云髻凤钗——中国古代女子发型发饰[M].山东:齐鲁书社, 2009.

[2]于元.古代金器/中国文化知识读本[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 2010

[3]中国古代发型http://blog.sina.com.cn/s/blog_99096bb00100zs5j.html

[4]中国全史编委会.中国全史[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5]王熹.明代庶民服饰研究[C].明史研究 (第10辑) , 2007:116.

试析中国女子体育流变之缘 第8篇

近代女性主义支持者借用建构主义理论力证自己的学说,否定以医学为佐证的女性在竞技体育中有天然的弱势的观点, 认为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而得,并非天性使然。然而,性别无疑是根据身体上的差别判定的,自然赋予人类男女两个性别,两者只是分工不同,没有哪个更优越,激进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权益是围城现象,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物种的雌雄两方有同样的权力和义务。 雄斗雌择是丛林法则, 身体的差别令女性自古就很少参加竞技性体育活动,加之中国主流文化皆由男性缔造,女性与体育的关系成了奠定男性霸主地位和保证健康母亲间的博弈, 前者至极则出现了三寸金莲现象,女人摒弃了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力,以求得繁育后代的权力。 两者相当则将女性体育定位在娱乐性、 休闲型和表演性的活动。

1.1、儒家思想塑造女子休闲体育雏形

孔子的一句“怪力乱神,敬而远之”将暴力型体育挡在文明之外,孔子提出的儒家学说是为了区别人和动物的人学,人类一切的动物本能都被视为反文明的、下等的,人本位的儒学将能够克制本能的人的自控力叫做礼。赤裸裸的胜负是动物本能,胜者的荣誉是败者的耻辱,是蛮荒时无礼的人类行为,孔子显然不提倡这种暴力行为,然而,孔子提倡遵循礼数的适宜的活动。《礼记》中也说:“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记》中还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学记 》中说:“大学之教也…… 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论语·八佾》中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从中可以得知,孔子并没有限制人们保养身体,甚至不排斥比赛,但这一切行为的前提是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之上,是在不损伤对手颜面的情况之下。孔子的儒家学说排斥的是赤裸裸的个人英雄主义, 是公平竞争后的放肆的炫耀。

1.2、唐代豪风为女子竞技体育提供生长沃土

女子体育到了唐代有了良性发展。 唐朝开国君主李渊为显示其出身名门,称自己是老子的传人,所以,唐朝的君王多信奉道教,加之新锐势力佛教,唐代文化中形成了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女子体育也十分活跃。唐代女子活动中不乏力量型运动,北京故宫博物馆藏有一尊唐代的女射俑,女射俑脚上穿着靴子,穿着翻领窄袖的衣服并配有腰带,双手拿着弓,摆出射猎的形状。杜甫的 《哀江头》称:“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王建的《宫词》也说:“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巧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女子射箭在宫廷之中是纯粹娱乐性活动,宫女在嬉戏中完成射箭行为,胜利者只是象征性的得到粉团作为奖赏。可见,女子射箭的现象在唐代很多。除了射箭,女子马球也十分流行,但一般玩这项运动的是贵族女子或者宫女,还有大臣豢养的侍女。

1.3、游牧民族统治为中原女子体育注入新活力

从大量的元曲中的描写可以看出元代女子蹴鞠运动依旧活力四射,到了明代,政权回到汉人手里,但女子蹴鞠依旧广泛存在。王誉的《崇祯宫词》说明崇祯皇帝的田皇妃是蹴鞠高手,赞美她:“锦骱平铺界紫庭,裙彩风度压娉婷。天边自结齐云社,一簇彩云飞便停。”《太平清话》记载了民间女子蹴鞠高手:“国初,彭氏云秀,以女流清芬,挟是技(踢球)游江湖。叩之,谓有解一十六。詹同文赠之以滚弄行诗。”李渔的《美人千态诗》说:“蹴鞠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玉简,红裙曳起露金莲。几回踢去娇无语,恨煞长安美少年。”潘之恒还专门为民间女子蹴鞠高手张玉写了《张玉传》。

2、中国近现代女子体育兴起原因探微

2.1、欧风影响下的教会和中国新式学校中的女子体育

至清末,对中国古代女子的束缚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小脚在生理上限制了女子体育活动, 养在深闺等教条在伦理上制约了女子体育活动,中国的女子体育几近消亡。欧美国家用暴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其本土的思想理念和教会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于此同时,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同样认为西方文明要优于中国本土文化。在此基础上,改革派开始全面推翻中国传统理念,势用西方文明打造全新的中国。在新思想的理论支持和教会学校、新式学堂、改革后的中小学的实践支持的共同作用下,女子体育得到了重生的机会。

1897 年冬,上海电报局局长的经元善开始筹办“经正女学”,“请了五十多位西国妇女,把教学计划请她们讨论, 草成了女学堂的简单章程”。 1898 年5 月31 日正式开学,课程分中文课和西文课两种。“西文课于读书写字之暇,兼习体操……”,从此,体育成为女子教育的一部分。在舆论压力下,陈炯明表示“由教育委员会布告,准许各校招收女子。”1919 年3 月12 日,教育部公布《女子高等师学规程》。从1918 年到1927 年止,国立和省立大学增加十倍,女子人数达1052 人。上海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1915)、广东女子体育学校(1917 年前后)。上海女子精武体育会,私立浙枉女子体育学校(1920),浙江私立普成学校女子体操讲习科(1917),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女子部、民国女子工艺学校体操专修科(1916),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女子音乐体育系(l925)。 上海爱囚女学体育科1916 年由蔡元培办,毕业12 届共600 人,东南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1919 年由秦醒星(女)创办,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1920年由陆社华办。 上海沪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192 刁年由中国体操学校毕业生和宾创立,仅毕业二届即停办。

2.2、女子体育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重要表征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是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者马克思的话, 这句话改变了中国妇女在整个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也赋予了女性参与体育的权力。“从文化来看,女性健壮的体育形象也是对传统的女子柔弱、内敛、贤妻良母形象的一种颠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运动员在体育上所获得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性别平等的一个最大展示。”

然而,女子竞技体育与现实存在脱节现象。竞技体育一般认为是男人展现魅力、炫耀优秀基因的表象行为,西方体育社会学创始人、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埃里克?邓宁就运动中的男性特征有精辟的表述:“体育在传统上是男性的一块领地, 也是保证父权制发挥其功能的一个重要场域。”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教授戴维?罗评述道:“对这一立场的总结是, 运动是一个父权制结构和价值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是一种宣扬身体进攻性和暴力的被男性主导的世俗宗教。运动是男性文化自我实现的形式之一。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将男性捆绑在一起,同时把女性排斥在外。”如果女人参与竞技运动,就会以去女性特征为代价。以女子足球为例,女人踢球,且球技不细腻,尚处在野蛮状态,这让人看得多少有点不舒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审美观与冲撞性运动外形不符, 不易为大众接受。尽管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女人是柔美的,不应该参与肉身相搏的对抗性体育运动多少都有人为约定俗成的元素在起作用,但事实证明,女子如想在类似足球的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必将男性化, 以朝着相反的性别发展为代价来参与体育运动是否正确还应斟酌。虽然中国女足依旧存在,可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符号作用,证明男女平等,打上了社会文化元素的烙印的身体只为证明新女性的自由权利。在意识形态和偏激女权主义的绑架下,女子被迫站在了不适宜的文化场所,义无反顾的走向自然规则的背向。

2.3、女性主义思潮令女子体育呈现自觉性

18 世纪,女性主义在西方发轫,女人开始关注自己,重新审视男女在社会中的关系,女人要求与男人拥有同样的权力,向男权挑战。在传统的中国男权社会里,女性基本属于男性的附属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婚姻不仅是男女双方的幸福问题,而是代表出嫁女子父亲和所嫁男子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女子修饰自己多半是“女为悦己者容”,时至今日,女性觉醒运动带来的是,女子广泛参加各式新鲜的运动,如健美操、瑜伽、国际标准舞等,但参加运动的目的已不单单是讨人欢心,而是愉悦自己,展现磁性魅力,吸引众多异性以备从中选择拥有最佳基因者。

女人走出家门克服了很多阻碍,中国有三纲五常的约束,西方亦然。卢梭在《爱弥尔》中就说:“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一结婚,就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了; 她们呆在家里, 把她们的全部精力用来管理家务。大自然和理性给女性安排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传统习俗用家宅的范围控制着女性身体的活动空间, 而现代女性则是在无尽的空间中以运动的方式严格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力求做的纤细苗条, 迎合当今的审美趋势, 来最终斩获更多的可供选择的男性资源。 正如福柯所言,“男性在体育锻炼中对身体的训诫是为了自我满足,而女性在体育中对身体训诫是为了满足他人的眼光。”女人的身体从无奈被别人规训到心甘情愿被自己规训, 虽然其终极目的没有改变,但主动权的改变已经是社会迈出的一大步。

摘要：雄斗雌择的丛林法则使女性自古就很少参加竞技性体育活动。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参与剧烈活动,但没有禁止女性运动,在董仲舒的倡导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女子运动定格在具有娱乐性、休闲型和表演性的活动。直到宋代,程朱理学的出现和深化,加之宋元复杂的社会因素,女性被套上更重的枷锁,从伦理道德上和生理条件上都不具备参加竞技类,甚至大运动量的体育活动的条件。至清末,对中国古代女子的束缚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小脚在生理上限制了女子体育活动,养在深闺等教条在伦理上制约了女子体育活动,中国的女子体育几近消亡。清末民初直到现在,资本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皆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女子体育的必要性。实践上,在教会学校组织者、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新兴的名媛影星及国家领导人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女子体育迎来了新生。

关键词：女性体育,汉儒,身体约束教会学校

参考文献

[1]柯昕,赵亮.唐宋妇女体育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9,(4).

[2]约翰·埃德温·桑兹[英].张治译.西方古典学术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李力研.论体育游戏——透析西方主要游戏理论的体育观[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5,(3).

中国女子教育 第9篇

关键词：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启示

日本高等女子教育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都有优于我国女子教育的方面;对日本高等女子教育进行探讨，有助于促进我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一、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封建时代，由于受“男尊女卑”等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女子很少受学校教育，女子高等教育更是无从谈起。日本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从此，女性得到了就学的机会。然而，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的教育制度一直延用的是从小学直到帝国大学和小学到师范学校分明的双轨制;当时女性社会地位低下，高等教育的大门对女性是关闭的，女性不允许参加大学的升学考试，不允许与男子同校学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些倡导男女平等的有识之士，在全国创立了为数不多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专门学校等，后来发展为女子大学，成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至1935年时，日本已有48所女子大学(其中国立的2所、地方政府立的6所、私立的40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公布了《日本宪法》，规定两性本质上的平等及男女教育的平等。随后根据宪法条文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在教育方面进行了新的学制改革，允许男女同校共学，并于1946年开始实行女性与男性平等入学，女性终于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由此可见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是：从女子私立大学起步，渐有政府办的女子师范学院，再有女子进入国立大学(实现男女同校)，日本早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以私立女子大学为主。在新学制实施10年后，即1956年，文部省统计资料表明女性升入四年制大学(包括国立、公立、私立大学)的人数占学生总数的12.4%，升入二年或三年制短期大学的人数为42061人，占短期大学学生总数的54%。而后逐年上升，到1995年日本女大学生的入学率已达47.6%，超过了男大学生的入学率(42.9%)。同年度日本女大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为44%，成为世界上女子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二、日本女性高等教育特点分析

1.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较短，注重女性特长的培养。

在日本，女性升入短期大学的比例较大。日本的短期大学是战后实施学制改革后设立的，是指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职业型人才为目的。女子短期大学占全国短期大学的60%以上，而短期大学中90%以上的学生为女性。各大学专业和课程设置比较注意女生的特点，女生选习的专业和课程大多是女生较易学习或毕业后十分实用的，主要有：家政、食物营养、护理、体育、外语、秘书、音乐、儿童教育、商贸、服装服饰等;同时加强实践课内容，侧重于对女性自身的职业观、人生观的教育，为社会各领域输送了大量符合时代要求的女性人才。短期大学毕业生修业期满，欲继续深造者，根据一定条件可编入大学继续学习，还实行与其它大学学分互认制度等，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机会。

2.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十分重视继续教育。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女性很难事先掌握终身通用的知识和技术，因此她们希望随时有机会学习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因而女子专门院校已把继续教育作为重要任务，许多国立大学设立了面向社会的学习中心，招收和接受妇女入学进行继续教育。学习内容从茶道、插花、文学、烹调等家庭型、教育型逐步发展到政治、经济、法津、教育、女性学、社会福利学等各个领域。通过继续教育，使女性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提高知识水平和就业能力，从而创造女性充实的人生。

3. 女性学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女性选择的专业学科由家庭型转向社会型。

近年来，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关于女性高等教育改革以及女性学的研究，在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得到广泛的重视;随着女子特殊性研究的深入，许多新理论的提出并被作为女子教育的理论基础，从而推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已逐渐摈弃过去单纯发展女性特长而不重视弥补女性短处的做法，在尽力发展女性长处的同时，通过各种教育以弥补女性不足的方面，使女性得到全面的发展，以适应新世纪对女性人才的特别要求。由此女性选择的专业学科也由家庭型转向社会型，人文、教育、家政等学科比率逐步降低，而社会科学、工学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在以前女性极少问津的农学、理学等领域学习的人数也逐年增加，由偏重文学、教育、家政发展到法学、经济、商贸等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三、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 政府要高度重视女子教育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女子教育的发展。

日本上世纪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日本教育包括女子教育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高级妇女人才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培养大批高级妇女人才便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日本政府对女子教育的重视表现在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女子教育纳入男女平等发展的轨道，依靠法律来发展女子教育，在教育领域颁布《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以规范教育发展。在这些具有指导性的法律中，均列有男女平等、男女享有平等教育权利的规定。

2. 根据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要求，对我国的女子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尽早建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性的女子高等教育体系。改革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加大职业教育的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开发多种职业课程，实行教育职业认证;建立职业开发中心、职业开发课程等，为开发学生职业经历提供课程、设备或职业咨询的服务设施。二是开展大学间的互相学习及项目互换，女子大学与其他大学实行学分互认。三是进一步完善实习课程。把课程的实习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条件良好的实习基地，确保教育实习的落实。四是产学研相结合，扩充并完善研究所教育。

3. 要多途径多样化办学，为我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拓展空间。

日本高等教育门类齐全，结构丰富。从高等教育机构的举办者来看，有中央政府设置的国立大学，有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兴办的公立大学，有私人财团创建的私立大学;从专业设置来看，有多种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和短期大学，有单科大学和开设独门专业的专科学校和专修学校;从学习年限来看，又分为两年制学校与四年制学校等。应该说这些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与选择余地。目前，我国有十几所女子高校，大致分四类：(1)女子职业大学———主要有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等。(2)专修学院———主要有浙江女子专修学院、长沙竞男女子专修学院等。(3)女子管理干部学院———主要负责妇联干部的培训。最著名的有全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近些年来，这些妇女管理干部学院扩展培训范围，不再局限于妇联干部的培训。如全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已逐步改造为女子大学———1995年改为中华女子学院，并于1996年开始通过普通高考招收部分新生。(4)普通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女子学院———主要有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女子学院、大连大学女子学院。金陵女子学院建于1987年，其前身为蜚声海内外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陵女大);天津师大国际女子学院于1993年正式成立，它们均是二级学院，旨在吸收世界其它国家专门女子高校的教育经验，并根据新时期对我国女性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女性高级人才。

中国女子教育 第10篇

关键词：乾嘉时期,女子教育,现代意义

乾嘉时期,随着新经济因素的萌芽,江南地区逐渐成为文化中心,名家集聚,对推动江浙地区女子教育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这一时期,在袁枚的指导下,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以随园为中心的教育,出现了大量的女弟子及文学作品,蒋敦复认为随园先生有女弟子三十余人[1],而王英志认为至少为52人[2]。文学作品以《随园诗话》《随园女弟子诗选》《随园轶事》等流传于世,成为中国古代女子文化教育的高峰。本文就随园老人开展女子教育的原因和方法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教育提出几点思考。

一、女子教育的成因:独特的环境和个人嗜好

乾嘉时期,随园老人喜欢闲情逸致的生活,晚年多以游山玩水、品茶作诗为乐趣。四十岁辞官后,一直居住在随园,并在江浙地区招收了很多女弟子,形成了古代女子教育的高峰,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对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控制具有较大意义。以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形成女子教育高峰的原因。

1. 乾嘉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首先,政治环境开明宽松。满族入关后,大多遵循着本民族的传统,上层统治阶级并没有将文化学术的自由上升到政治程度,因此,袁枚得以顺利开展女子教育。其次,江南经济繁荣昌盛。这一时期,拥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南,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兴盛,人民生活富足,开始追求文化和教育,特别是一些商人和贵族借着雄厚的物质基础,追求精神生活,如通过“蓄积书史”“广开坛站”等方式资助学问。这是随园老人大力发展女子教育的经济原因。再次,文化氛围十分浓郁。乾嘉时期,江南地区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这里也因名家的汇聚,使得诗学文化氛围浓厚。此外,反理学的呼声也因戴震等人的推动而愈发强烈,随园老人倡导人欲,反对封建礼教对女子身心的束缚,对突破封建糟粕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为其倡导女子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最后,江南女子积极参与。这一时期,江南女子想方设法地获取学习机会。在庚戌年间,袁枚的女弟子孙碧武就邀请十三人于湖楼开展诗会。除此之外,袁枚的女弟子们也通过书信等方式积极与他探讨诗学问题,这也是江南女子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2. 以女性为主的家庭氛围

袁枚的父亲常年在外,并且没有长兄幼弟,因此,他的成长受家庭中女性的影响颇深。随园老人是书香门第,他的母亲章氏,知书达理;姑母失去丈夫后,一直“守志母家”,为袁枚授经讲义,受其姑母对人性解读的启发,十四岁时便作《郭巨埋儿论》;袁枚和祖母柴氏感情颇深,曾在《随园诗话》中记载柴氏对其侠义态度和反对封建礼教精神的影响,由此可见,随园老人自小便接受冲破封建礼教藩篱的教育。此外,他的姊妹们也都能习诗作诗,当袁机去世后,他在《祭妹文》中感慨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坑害,后悔让她读书,认为“或未必艰贞若是”,因此,袁枚反思贞节问题,积极支持女子改嫁[3]。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对其晚年践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提倡女子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3. 独特的文学及生活癖好

随园老人虽然身处清代,但自小就不喜欢八股文,也不喜欢做官,却十分喜欢诗。幼年时,便读女子之诗,这被当时的封建礼教所不认可,但他并不放弃自己的喜好。爱诗,爱读女子之诗的文学癖好,是其后来倡导女子诗学教育的重要原因。此外,袁枚嗜好女色,但也对女子悲苦的命运感触至深,因此,在引来非议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同情女子、尊重女子的诗人。袁枚年轻时便弃官从文,游览名川大山,他提倡人性的恢复,倡导性灵诗论,也曾为风月场所的女子打抱不平,具有豪情义胆,也收录了很多佳作在《随园诗话》里。另外,在江浙一带随园老人不仅为这些女子奔走,同时也与很多宾客朋友聚会,其中有许多大家闺秀,而且她们也与袁枚进行书信往来,逐渐形成了随园女弟子群体[4]。

二、女子教育的途径:“山”字形教学方法

随园老人在进行女子教育时,采用“山”字形教学方法,即以“诗会”为核心的集体教育和以“书信”为中心的个别指导为基础,突出以诗歌结集出版为目的的榜样教育,构成一个“山”字形的教学特色。

1. 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形成以“诗会”为途径的集体教育

由于封建传统礼教以及地理环境的限制,袁枚教诗无法设置私塾,因此在进行集体教育时,采用“诗会”的形式激励女弟子进行诗歌创作。随园老人生前共组织过三次“诗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袁枚在进行集体教育时便选择在这两个地方,前两次在杭州的湖楼,第三次在苏州的绣谷园。风景优美的苏杭[5],为随园老人开展女子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随园女弟子在这里放松身心,与师友一同切磋诗歌。袁枚不仅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教学,同时也宣传了女子学诗的意义,得到了上层社会的认可,进一步提高了女弟子学诗、作诗的兴趣。

2. 针对不同弟子差异,采取以“书信”为媒介的个别指导

相对于集体教育,袁枚采用最多的是以书信往来为主的教学方法。喜爱游山玩水的随园老人,常在路途中招收女弟子,并在此后的日子里通过书信的方式,利用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进行个别指导,提高了女弟子们学习诗歌的积极性和热情,也促进了女子诗作水平的提高。这样,一方面为女子诗作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利途径,另一方面也为扩大女子教育的影响创造了良好环境。

3. 宣传女子作诗的意义,以“出版”为标志的榜样教育

为鼓励并宣传女子教育,随园老人将很多女子的优秀诗作收录在《随园诗话》中并对其进行评价,他将“有教无类”思想发挥到极致,不仅收录上层女弟子的诗篇,同时也收录一些风月女子的诗作。此外,还专门集结出版了《随园女弟子诗选》,不仅对正在学诗、作诗中的女子具有一定榜样激励作用,也对宣传女子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随园老人能够做到“为女子立言”,出版著作,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对解放思想、提高女性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三、女子教育的思考:人性观与教育观

随园老人的女子教育思想对当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性观和教育观上,他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意识,而且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

在人性观上,为江浙地区产生的“男女平等”思想意识萌芽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乾嘉时期江南经济的繁荣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随园老人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甚至将青楼女子的诗作进行出版,无疑与当时封建礼教的桎梏相抗衡,在他的倡导下,很多女子诗作都被《随园诗话》收录[6]。这是提高女性地位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人性观的一次成功改变,对江浙地区产生的“男女平等”思想意识萌芽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教育领域上,对现代的教学环境、教学方法、教师观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教学环境上,很多学者对课堂教学环境、校园环境进行研究,大量研究表明,明亮宽敞、装饰简约的教学环境,更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方法上,袁枚以“书信”为媒介,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已被以“互联网+”为媒介所取代,师生之间也以邮件的方式进行交流,使得因材施教的方式更容易实施;在学生观上,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随园老人在进行诗教时,注重培养女子的兴趣,主张内心情感的抒发,在现代教育中,教师也应为学生营造愉悦的氛围,注重学生主动性的发挥;在教师观上,应注意教师职业培养的重要性,随园女弟子群体的出现也应看到教师在习作水平及兴趣培养方面的作用,因此,也应重视当代教师的教育作用。

总之,乾嘉时期江南女子教育高峰的出现,并非靠一人一己之力而形成,需要繁荣的经济环境、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师生之间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清]蒋敦复.《随园轶事》,《袁枚全集》卷八[M].王英志,标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83.

[2]王英志.袁枚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6.

[3][清]袁枚.袁枚全集:卷三《小仓房文集》卷十四《祭妹文》[M].王英志,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229.

[4]刘源.随园女弟子考论[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66.

[5]高歌.袁枚的妇女观及其女子教育实践[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25,26.

嫁给澳洲人的中国女子 第11篇

自学考北大

吕一旭家在四川绵阳，父母都是机关干部。1976年，她初中毕业当了一名车工。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吕一旭也想上大学，因为没有上过高中，白天还要上班，就只好晚上学习。直到报名参加高考前一个月，她才向单位请假，到考前加强班上课。

1980年，对她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多人不相信一个没有上过高中的人，靠自学考上了北大。最初她报的专业是法语和英语，招生的老师认为她凭着自学考上北大，很有语言天才，决定让她学比较难学的德语。

留学德国

大学毕业，吕一旭想到德国深造，向德国Robert Bosch基金会提出奖学金申请。

那时，Robert Bosch基金主要是给美国和波兰学生，从没有给过中国学生。基金会官员收到她用漂亮的德语写的信很吃惊，第一次把奖学金给予一名中国学生。1986年，她来到德国巴伐利亚州累根斯堡大学读硕士，学习德国文学和欧洲历史。

在德国，吕一旭过得很快乐。她第一次见教授时，教授不相信她从来没在德国生活过，因为她讲的德语流畅标准，不带口音。这都是北大给她打下的基础。

刚到德国，她住的城市几乎没有中国人，买一瓶酱油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慕尼黑去，很不方便。还好，大学有晚餐卖，她就干脆不做饭，午晚餐都在大学食堂里吃。后来，那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开起了唐人商店，她才开始做饭。

她在巴伐利亚政府接待的中国代表团中当过翻译，在大学教过汉语，还做过法庭义务翻译。

1989年，她以累根斯堡大学建校历史上最高分取得硕士学位，三年之后，再次以最高分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十多年了，吕一旭还是这个学校唯一得到德国文学硕士博士最高分的外国人。

在澳州有了家

用澳洲人的话来说，她人生的每一步都衔接得很顺当。

博士毕业前，德国西门子公司和德国高等法院就向她发出邀请，请她当翻译。她并不很想做翻译工作。正在犹豫，从报纸上看到澳大利亚阿德雷得大学招博士后的消息，而且专业和她的很吻合。她喜欢搞研究，认为大学比较适合她的性格，也想借此机会把英语学好，就决定到澳大利亚。她在3月份拿到博士学位，4月份就获得澳州的博士后位置。

吕一旭与澳洲有缘，她不仅在澳洲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而且在那里恋爱、结婚、生子。

丈夫Tony Stephens，是阿德雷得大学的同事，德语系教授。她被Tony渊博的知识和学者风度、修养深深打动了，所以，嫁给了比她年龄大一截的Tony。

博士后结束后，吕一旭到墨尔本大学做研究员。2000年，Tony到悉尼大学任教，她申请到了悉尼科技大学德语专业的位置，也来到悉尼。

Tony是澳洲人，吕一旭与他的生活挺和谐。Tony退休前是悉尼大学语言学院院长，工作很忙，所以总是她下班后回家做饭。她只做中餐，家里人也随她的口味吃中国饭。如果想吃Pizza或西餐，就去餐馆买。Tony特会做意大利面，每隔一段时间，家人就可以吃到他做的好吃的意大利面。他们的儿子Peter筷子用得很好，很喜欢吃中国饭。她每年要到德国去看望学生，一个月后回来，Peter就会抱怨爸爸天天给他吃Pizza、意大利面，妈妈回家就可以吃中国饭了。

难忘北大

吕一旭认为时代对她的影响很大。她说，1980年中国刚刚开放，那时的北大，人们在精神上非常饥渴，很多有名的艺术家都喜欢到北大演讲、表演，带给了学生开阔的眼界，那时的学生有很单纯的正面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追求。国外的各种书籍、电影开始大量涌入中国，青年人一下子接触到与小时候的教育完全不同的世界，感觉世界是如此之大，人们有那么多彼此不同的想法，看事情的角度那么不同。

当年文化界很多名人喜欢到北大演讲，她想出国也是因为很多演讲者都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听他们讲述国外的生活，她忍不住想出国看看。

吕一旭坦承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她不希望学生只做学问，别的都不过问，因为世界很多元，学问并不是唯一的，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做。

中国在她的血液里

去年，吕一旭参与研究“1897～1918年青岛在德占领期时，中国人与德国人是如何交流的”。她发表的论文受到德国方面高度重视，SBS电台德语广播主持专门采访了她，因为此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吕一旭的研究成果在德国同行中获得很高评价。2005年举行世界德语研究学术会议，负责人亲笔写信邀请她出席，她为此感到很自豪。

吕一旭特别强调要努力保护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荷兰、丹麦花费大量经费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很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女子教育 第12篇

一、世界女足运动的发展趋势与训练特点

1. 世界女足运动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 世界女足运动得到了快速发展, 无论是技战术水平还是攻防, 都更加全面和合理, 尤其在全攻全守的整体性打法方面已经演变为女足世界的潮流。比如, 在横纵传球中, 胸部停球技术得到了频繁运用, 不但使动作趋向于简洁, 还增加了比赛的连贯性和欣赏性。再如, 在防守方面, 铲球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防守的质量, 同时也增加了对手进攻的难度, 增强了对抗的激烈程度。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女足运动员身体素质的提高, 尤其是较高技战术水平的运用, 在以往比赛中经常出现的单兵作战的现象明显减少, 取而代之的团队协同作战。

2. 世界女足运动的训练特点。

女子足球运动属于“大运动”的范畴, 要想使运动员能够真正的发挥潜能, 在赛场上最大限度的运用技战术和身体素质取得比赛的胜利, 需要在训练过程中讲究科学和艺术。比如, 要依据女子的心理特征逐渐培养其进行足球训练的兴趣, 在训练的过程中, 要借助游戏、竞赛等娱乐和强化训练相结合的方式, 在提高其参与足球运动的兴趣的同时, 强化其“争强好胜”的心理, 使之能够通过心理的对抗和身体上的训练, 不断激发出更多的高难动作和复杂动作, 并能将其应用到比赛之中。

二、世界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的总体情况

与男子足球运动不同, 女子该水平足球运动中的训练和比赛, 都要对运动员特有的心理与生理特点进行关注。比如, 女子经期和乳房发育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变化对运动的影响等。但是需要承认的是, 即便如此女子足球运动的“竞技因素”或者“比赛因素”还是要占相当比重, 克服困难、调整心理, 以取胜为唯一目标还是始终处在上风。在注重战术整体配合, 并以此为基础完成进攻与防守, 是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的外在表征。总体而言, 世界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在进攻和防守方面出现了以下情况;

1. 防守情况分析。

在足球比赛中, 断球对防守队员的要求较高, 不但要对攻方的传球意图有较强的观察力和预见性, 还应在动作方面果断快速。随着世界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逐渐得到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 比赛的劲烈程度和观赏性也在不断提升。从历届比赛看, 断球还是作为主要的防守技术加以运用。但是即便如此, 比赛中断球的次数和成功率却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其原因在于, 无论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 都对攻防技术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科学的运用。这样一来, 运动员在传球准确性与隐蔽性方面都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效果。但是, 另一方面, 似乎也暴露了运动员在紧逼盯人技战术运用方面的缺位, 导致断球的频率较高, 但效果较差。从历届世界女子高水平足球比赛的统计结果来看, 此类比赛的防守技术水平和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防守队员在比赛中的控球能力明显增强, 在防守技术的运用上显得更加谨慎, 尤其是后防线上多名运动员之间的局部配合更为紧密, 团队作战的意愿和成功率更高, 为球队的进攻和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 防守技术运用最多的区域在中场附近, 而在防守成功率方面, 后场明显超过中场和前场。这充分说明, 在世界女子高水平足球比赛中, 后场防守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样一来, 一方面提高了对手的进攻难度 (比如进球数目减少、犯规次数增加等) , 另一方面使进攻的预见性与目标的选择性更准、更强, 比赛的“境界”更高。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女子足坛, 为了获得相对长久的竞争优势, 无论是在技战术的运用还是运动员的身体、心理素质方面都不断加以重视和优化。这样一来, 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中的攻防转换速度更快、整体作战的能力更强, 运动员的控球、进攻和防守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铲球战术的运用, 因为这一战术具有“奇效”, 在凶猛度、速度和倒地后防守和成功率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近年的世界女子足球比赛中被频繁的使用。即便铲球战术运用实效或者铲不到球, 也会因这一战术中所蕴含的“气势”给对方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 使其在后续动作中难以运用自如。此外, 更为重要的是, 攻方队员进行铲球时, 皮球通常处于她的控制范围或者半控制范围内, 产生的效果是明显的和积极的。当然, 从今年的比赛情况看, 由于技战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铲球技术得到了越来越“正确”的运用——盲目性正在减少, 成功率逐渐提高。

2. 进攻情况分析。

随着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的快速发展, 运动竞技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传统比赛中对单一位置的“苛刻”要求已经逐渐失去了优势。取而代之的是, 在任何锋线上都能够获得进攻或者防守优势的现代打法。比如, 在女子高水平足球比赛中, 在前锋后面往往要布置大量的“影子杀手”, 前锋在大范围的跑位和扯动之中, 能够为身后的前卫队员制造出难得的射门机会。从这个角度讲, 前卫队员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她们已经不再单纯是球队进攻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在更多的时候, 这些运动员的进球威胁甚至超过了前锋。有数据显示, 近年来, 后卫队员的进球比重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现代足球 (包括女子高水平足球) 比赛对快速、简练的打法更为推崇, 进攻球员往往通过大范围的扯动和跑位, 不断撕裂对方的防线, 使得防守工作不断暴露出薄弱环节。从对以往比赛的分析可知, 世界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的进攻技术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 尤其在射门技术方面, 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 从比赛的效果来看, 射门区域和射门角度不断扩大, 尤其距离球门较近时, 得分的概率相对较高, 这也使得各队在相应区域加强了防守, 提升了进球队员的进攻难度, 尤其在门前区域, 更是加强了控制。尤其是近年来女子高水平足球比赛中, 运动员远射能力的增强, 已经运动员间更注意正面的进攻配合, 边路的传中要靠中路的进球来解决问题等, 使敏感区域的进球不断增多。从以往的世界级的女足比赛可以看出, 运动员在抢点射门和接球调整射门方面有了较大进步。虽然运动员在接球调整之后的射门数据有力明显的提升, 说明对手的防守水平还处在较弱的等级, 但是也充分解释了女足运动员的进攻能力今非昔比。尤其在进攻传球不到位时, 进攻队员能够更为自主的对皮球的方向、落点、角度进行充分的调整, 来此完成更为有效的进攻。当然, 一个明显的亮点是, 近年来, 世界级女足比赛中借助任意球直接得分的情况越来越多, 这说明现代女足的科学训练已经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不但运动员的射门能力得到了提升, 脚法越来越灵活多变。

三、我国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的发展瓶颈解析

在世界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中, 我国运动员的整体素质和潜能发挥都得到是世界的认可。但是, 由于运动员结构、训练理念和方法以及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影响, 我国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还存在明显的瓶颈需要突破。

1. 对抗能力较差, 比赛质量不高。

足球比赛是由攻守矛盾组成的动态系统, 攻守双方要围绕着射门和防守的争夺展开。在这一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要经过身体和心理的对抗, 最终形成获胜的局面。通过对我国女足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可以看出,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运动员在高速度、高强度的对抗中, 往往表现出了身体与力量上的劣势, 而这种体能差, 奔跑能力差的劣势重点表现在中场和前场的对抗中, 也就是说, 我国锋线队员和中场队员的对抗能力显得更加薄弱, 在扯动对方防线和中场拼抢过程中, 并不占优势。这样一来, 比赛节奏与攻防转换的速度也就缓慢的进行, 比赛的质量处在了低位。

2. 向前意识欠缺。

长期以来, 中国女子高水平足球都以技术细腻著称, 在世界级的比赛中经常能够展现她们娴熟的脚下技术, 以地面进攻为主的技战术风格保持到现在, 甚至在国际足联评选的最具观赏性球队中, 中国队也位列前三。但是需要承认的是, 观赏性不等同于竞技性, 只有赢得比赛才会被称为“最值得的观赏”。从比赛过程看, 中国女子足球队的向前意识不强。这集中表现在, 运动员往往有相对较长的控球时间, 但是往往通过大量的倒脚、回传、横传 (有些传球是缺乏目的性的) , 使传控球大多处在半场范围之内, 对对方较少构成威胁, 这也就注定了中国女足无法将自身的优势转变为胜势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四、中国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的发展模式与实现途径

中国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具有坚实的根基, 只不过由于暂时性的障碍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使女足的弊端和劣势全面暴露出来。在当前时期, 我国对足球运动 (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 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抓住这一有利的契机, 探寻中国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的发展模式与实现途径, 必将收获显著的成果。

1. 强化教练员队伍建设, 重构办队模式。

大量的实践表明, 足球比赛效果的优劣与教练员的训练、指导水平直接相关。如果教练员的水平与素质较高, 方法科学, 那么整个运动队在建设和发展方面都会取得较好的成绩。为此, 要强化教练员队伍建设, 重构办队模式, 通过聘请优秀的、资深的教练员对运动对的发展起到稳定和促进的作用。

2. 构建“训练+俱乐部+比赛”的一体化联赛机制。

要想使女子高水平足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需要充分借鉴西方国家已经成熟的发展模式, 结合中国国情之后, 开发出适合本国实际的训练和比赛模式。其中构建“训练+俱乐部+比赛”的一体化联赛机制, 就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为了实现这一点, 需要充分发挥足协的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依据不同的载体设置俱乐部, 同时, 要设立相关的部门, 负责对俱乐部的训练和比赛的管理。此外, 女足俱乐部还应实行等级制, 设置不同的级别, 在整体上形成相对完善的梯队。

3. 全面提升运动员心理竞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