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道路范文（精选12篇）
中国发展道路 第1篇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比较,比较优势
发展经济学从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结构主义到六七十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再到现今的发展经济学3.0时代, 共经历了三个大的过程[1]。纵观从新中国成立一化三改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到加入WTO至今的逐步开放贸易的步伐, 我国的经济从赶超式的大炼钢铁到made in china到中国创造, 硬是走出来一条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特色经济发展道路。与此同时, 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东方崛起的经济发展奇迹, 这奇迹缘何而来?它是否可以复制?未来能够持续发展么?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 来自中国经济学界及世界经济学的大牛们给出了他们的观点。
自06、07年起, 《比较》有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和开放面临的现实及问题, 亦承接并应证了发展经济学自二战至今的观点。诸如要素方面,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度方面, 如何改善制度环境以支持产业发展消除资源流动配置过程中的壁垒;改革方面, 如何相应国家政策并赋予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活力。下面我们将从《比较》的视角, 通过划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以时间序列为主线结合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概说关于中国发展的争论。
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讨论中, 采用何种方法, 是实证经验多些还是理论指导为主, 永远是学术舞台上经久不衰的论题。迪利普·慕克吉提出实证研究有其缺陷之处, 而发展经济学从第三阶段 (对理论的验证和估计) 到第四阶段 (把实证检验最成功的理论应用在预测和政策评估上) 的进展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他认为未来的经济学发展领域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偏重一点理论。与此同时巴丹则认为实证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在走向另一个极端, 要兼顾到方法运用的“范围问题”并且富有解释力。巴苏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权衡好理论和实证两者的关系力求结论正确且能够作为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当然擅长实证分析的班纳吉教授更多的是对实证分析的肯定。最后, 拉维·坎贝尔教授总结了上述四位教授的观点并指出需要在利用现有实证研究的成果以问题为导向继续进行理论研究, 二者齐头并进, 实现“理想状态”的发展经济学。
有了研究经济发展的方法, 当务之急就是寻求自身的发展。自1949年解放之后, 中国就一直在积极探索着属于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 对各种经济模式进行思考试验和借鉴并最终通过改革, 选择以“渐进式转轨”的发展方式摸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至过渡时期的这一阶段, 我国采用了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 通过对体制下放和集权计划经济发展的尝试为日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下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九十年代初期这一历史时期, 我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增量改革, 即“双轨制”的形成。允许微观主体在公有制之外进行尝试, 开始有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迎来了新一波的改革浪潮——“整体推进”的全面改革, 使得国民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得以发展并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然而, 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因改革而导致的市场扭曲和新旧制度造成的结构问题。世纪之交来临之际, 中国迎来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阶段, 此阶段要求超越基于生产要素的传统增长理论, 纳入制度安排、知识财富和生态财富。在国际贸易方面, 罗德里克认为解决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的问题要允许中国实行“支持现代贸易品交易”的政策并实行相关的贸易品明补产业政策。
随着我国的十二五规划的出台, 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模式”的优劣并坚定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 城市化和创新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化的推进带动供需并加强对劳动力要素资源的包容性, 相对应的需要政府打造一个适应创新的政策环境以满足经济的发展要求。随着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同时, 面对“人口红利”的日渐消失, 我们如何平稳度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从人口结构转变的角度, 蔡昉认为这一时期应对“未富先老”的主要政策选择是: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实现产业转移与升级, 并发挥技术赶超中的后发优势。制度方面, 新一轮的改革即将启动, 重启的改革应包括经济改革:竞争性领域、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建设领域;政治改革:立法、民主、宪政。着手现在放眼未来, 本届政府希望通过“调结构”、“促改革”, 形成科学的宏观政策框架, 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我国的经济仍然具有通过减少尚存的扭曲和低效率以发展的潜在效率提升空间。因此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供给方面着眼,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避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的同时要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源泉, 需要在资本深化的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纵观二战之后全球经济的发展, 可以发现大部分不发达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通过实施新的产业政策和变革经济制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速, 其余国家仍然处在一种极端贫困的状态中,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普遍性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发展呢?通过上述篇章对我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昨天今天明天的论述, 我认为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就医”和“治病”两方面的结合。“就医”要看到问题出在哪?时代的变迁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欠发达的经济体中包含着由于制度问题和产业发展不足导致的市场扭曲。这是经济要发展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治病”则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快车并找到一条可以持续发展的道路。着手于现阶段不同于先前经济发展状况的要素资源禀赋结构, 推进与之相匹配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 由区域化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带动周边经济带的发展, 通过技术引进互学互鉴注重提高企业的自身能力, 逐步由于解决采用优先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的不均衡发展方式带来的扭曲问题, 与此同时国家应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积极构建运行良好的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制度支持。依靠“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运用这两只手实现快速, 包容, 可持续的增长。无疑, 中国就走了一条特色经济发展道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我国的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其原因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 以及相应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制度环境的日趋完善。我国能做到这些就是运用了我们有什么 (要素禀赋) ?我们能做好什么 (比较优势) ?采取了一种看似无理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取得了改革开放三十年至今的飞速发展。相信在未来, 我国继续以发展的动态眼光, 在发挥原有经济增长模式潜力的前提下, 平稳向新模式的转变, 避免比较优势真空, 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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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敬琏.比较·第六十七辑[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1-37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第2篇
一、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代特征、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以和平和发展为世界主题的时代特征以及我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的时候，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主题的转换，他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住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个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把它们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背景，从中引出它所提出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走道路的制约。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328页）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实际上就是把邓小平同志根据时代特征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战略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联结起来和贯穿起来，从发展道路的高度加以集中的概括和宣示。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至今还是一个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人民，要使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就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需要永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也决定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和而不同”，意思是说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以此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邻，也有利于我们化解国际矛盾，构建和谐世界。
二、同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首先意味着和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大国所走道路截然不同，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海外殖民、对外扩张和掠夺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去实现传统现代化的，而我们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去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确定自己的立场，而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友好相处；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做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在朝核、伊核、中东等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上持劝和促谈的立场，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积极参与反恐和防核扩散合作，努力维护全球安全与战略稳定；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推进国际裁军和军控事业；中国还主动应对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运筹同各大国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平等对话和磋商，逐步解决存在的分歧，促进相互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中国以“睦邻、安邻、富邻”作为周边外交政策，积极推动同所有邻国的睦邻友好；进一步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夯实我国外交的立足点，在国
际、地区事务中与他们密切磋商，支持其正当要求和合理主张，为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贡献。我们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样，我们就能以自己的发展不仅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为减少人类贫困和提高生命质量做出贡献，而且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做出贡献，为周边地区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三、参与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看来，中国是否愿意接受现存国际体系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威胁的标志，他们迫切希望把中国拉入由他们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对此，中国的回答是：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我们已经参加了一百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近三百个国际条约。但正如有的海外评论家所指出的，中国进入和接受现存国际体系而不另建体系，并不表明这个体系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只是表明当着国家利益和这个体系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中国可能只能在这个体系内部来解决它们，中国另建体系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否则就会和其他主要大国发生很严重的冲突，而不符合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和前苏联当年作为力量的另一极另立体系、导致同主要大国美国的“冷战”不同；同时，中国选择的是可以导致双赢的经济外交，而不是以政治军事外交为先导去与国际社会交往。我们主张以改革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手段去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元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
四、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又按趋利避害的方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要靠我们自己，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不应该也不可能依赖外国。我们有可以支撑经济更大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日益增长的巨大市场需求和较高的国民储蓄率，有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保障，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优势和条件使我们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发展。今后我们还要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己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但要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又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离开了国际合作是不现实的。因为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事。”（《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64，117页）特别在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产业结构调整和资金流动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时，更必须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当着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又出现了反全球化抗议运动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人又在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的效应的基础上，果断地确定了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说：“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 江泽民文选 》第2卷，第201页）趋利避害方针中所谓的“利”，是指全球化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各地区通过加强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得到互利双赢的共同发展；所谓的“害”则是指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发展中
国家往往容易受害，应当注意避免。坚持按趋利避害方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就使我国有可能依靠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难题，并与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和平等竞争中实现双赢互利。
五、在吸取世界各国工业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新兴工业化道路在对内发展战略方面，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吸取世界各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立足于当今时代经济科技发展新水平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这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不同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一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而要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二不走先经历牺牲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阶段，而立足于城乡共同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三不是用技术和资本代替劳动，而是要在大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发展、改善和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同保障劳动者就业的有机结合，实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从而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节约的发展、清洁的发展、安全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所作的讲演中，曾经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理念说，就是要“树立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更加注重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注意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致力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格局”。（2006年4月23日《 光明日报 》）
六、反对霸权主义，也严格约束自己永远不称霸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还意味着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远不称霸。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转引自《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以后，邓小平还多次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们表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将来我们发展了”，“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球籍。”（《 邓小平文选 》第2卷，第112页）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谆谆告诫说：“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383页）海外评论家陈有为在分析中国外交进入新阶段时的特征说，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这一指导方针，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上，中国愿意承担更多责任，贡献更多力量，但并不追求强权地位和利益，无意登上对别人指手画脚的地位，实际上中国希望扮演的世界角色不是领导者，而是平衡者：在这个相互敌对、充满纷乱的世界上，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穷国与富国之间进行协调与平衡，力求使世界局势从紧张转为平和，从极端化与恶性化的危机重重往良性的和平与稳定方向转化。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更为务实、更为切实可行，也更为高瞻远瞩的明智政策。与这种政策相对照的，则是与古往
今来大国强权政策一脉相承、只求通过使用武力来进行征服与控制的惯例。但这又不意味着要挑战美国的强权地位，更不是要取而代之（2006年12月21日新加坡《 联合早报 》）。
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 第3篇
首先要明确，无论是“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现在谈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应当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莫名其妙地陷入与西方的争论，好像一谈“中国道路”就是刻意地说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如果“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真正有意义的话，它首先必须能够在中国国内得到认同，对中国国内的发展起批判作用，起到内部纠正的作用。
目前談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绝大部分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层面，与此相反，我恰恰认为，正是在经济发展这条路上，最没有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可言。我不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模式，包括出口导向、房地产业拉动等等，有什么特点和独特性。中国经济比较有自己特点、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其实是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早就被扼杀了，而且，这种扼杀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扼杀。当时不认为中国做的这套东西是对的，反而认为这不符合所谓普遍模式，乡镇企业也就因此失去了正当性。所以，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首先应该是检讨中国自己的发展问题，讨论的问题应该是真正对自己有意义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提出“中国模式”，首先要问中国人自己信不信。如果自己都不信，我们就是在西方人面前夸夸其谈，没有意义。因此，中国道路必须在中国内部有一个检验，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引导作用，哪些是应该的，哪些是不应该的，不能陷入纯粹的事实判断。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不相信有中国模式。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自己不信。因此，“中国模式”不能仅仅是一个现状的描述，它应该有一个规范性的面向，说明中国应该怎么样。
我主张用“中国道路”来谈中国的发展，有几个理由：一个是中国道路的特点，它本身包含了多重模式，它具有最大的开放性和实验性，比如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等等。现在还可以加上香港模式，甚至以后台湾模式也可以是中国道路的一种。中国偌大一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差异非常大，这是必须要强调的。用道路可以容纳很多具体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道路本身的特点，很难用一个模式去归纳它，很难用西方“model”这个词来概括。Model这个词带有西方社会科学量化的、可以复制性的特点。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虽然大多数人表面上看强烈主张“中国模式”，但背后仍然太受西方的束缚。社会科学在整体上是完全西方的概念，在西方也只是在19世纪后才发展出来的， 不过100多年的历史。社会科学的有些解释很有力量，但也是建立在西方文明传统之上的。因此，如果真的要有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的模式，我们就必须对一些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加以深刻的检讨，一定要重新考虑和中华文明的关系。
在短短的几年内，谈论中国发展问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谈论“中国模式”，主要讲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具有特殊性，但随后马上变成了一个60年的问题。这是2006年左右发生的转变。继而，这个60年的问题，又变成了一个中华文明的问题。所以，现在谈论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30年、60年的问题，而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整体性的不同道路问题。这是为什么要用“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站在2010年来看，我认为最近10年、15年最大的变化，包括晚清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社会、中国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大学生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在大学里如果还像从前那样对中国文明一棍子打死，人家就认为你是白痴了。这在1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道路”的讨论问题，一定要和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重新认识结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现代化”这些词都可以抛掉不要，首要面临的就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问题。如果不抓住人心上这样一个最大的变化，不抓住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同，就是没有抓住当前的最大问题。对整个中华文明传统的拒绝是晚清以来最大的潮流，而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重新肯定传统，这就是文明自信逐渐在恢复。这种自信超出大陆，它对香港、台湾，包括以后可能对日本、韩国到整个东亚都有相当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想象的。比如我一直认为，国防部长这个词就不对，应该用兵部尚书。别看只是一个词，它的含义大不相同。如果是兵部尚书，中国的国防部长可能就没有必要去看美国国防部长的传记——我们甚至都没搞清楚美国、英国的国防部长以前不叫国防部长，叫战争部长，连这都不知道，就瞎看人家的书；当你用了兵部尚书的称谓，军方可能就会去了解中国历代兵部尚书的传记。就是说，整个思想认同到底是横的还是竖的。这个事情非常关键。我为什么要强调用“中国道路”，是因为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如果不能和中华文明几千年传统建立起一种有机的关系，整个讨论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不是最终的、最大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道路本身“是什么”的问题。我比较关心语词的问题。我倾向于用一个有概括力和笼罩力大一些的语词，比如用“儒家社会主义”，用很简单的语词，用这两个包含基本价值观念的核心概念来概括。
儒家社会主义是最高宪政问题
今天的一个关键是如果要概括中国的something，特色、模式、道路也好，都需要用非常简明的词，凸显其最重要的概念。例如，美国就用了“自由”这个概念来概括自身，“自由”这个概念的伸张度很大。事实上，美国两百年内很长时期基本上是不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但这并不影响它仍然使用这个概念。中国，自1949年以后，毛泽东时代最大的一个成功也是找出了一个这样的概念或理念，那就是“人民”：人民中国、人民警察、人民海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一切都是人民。在那段时期，“人民”是个中心性的概念，而且深入人心。所以，我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儒家，还有一个是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两个语词放在一起，可以涵盖很多问题。
20世纪以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基本上都认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比较宽的、正面的概念，虽然这个社会主义可能和后来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的接受度比较高，而且它的弹性、伸张度都也很高。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还有一个特点，在概念上、意识形态上针对性强，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的，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用什么批判，当然是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非洲也好，欧洲也好，对社会主义都是能接受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是它之前的整个文明传统是儒家传统。最近十年以来，儒家的因素在恢复，和谐等概念的提出，用的就是中国传统概念。在现实的执政路线上，执政党本身日益体现“执政为民”，这和儒家接近，也和1949年以后“人民”这个概念一脉相通。儒家这个概念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处，就是相对比较温和，包括香港、台湾、大陆都在内，都有很大的接收面。不仅如此，这个概念的弹性也足够大。
儒家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不是宗教，它是一种教育机制，是最根本的建立在情、仁爱、孝、父母和孩子等基础之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到今天为止仍然很难有人去反驳。即便是站在纯粹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很难真的从逻辑上强调父亲和儿子是绝对平等关系，那样会走向荒谬。即使面对最严格的自由发展理论，儒家的理念仍然可以伸张。从这一点看，它要比其他模模糊糊的概念更有力。
这两个概念有足够的弹性，而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用许多描述性的词语，把中国道路弄得非常死板。这两个概念简明、宽大，还可以涵盖今后50年，甚至100年。
我之所以提出儒家社会主义，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最高宪政问题。讨论中国道路，要讨论的是在最高宪政层面，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回答的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既有几千年文明又有一百多年现代历史的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中国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而其宪政上仍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之下的具体问题，是可能有更多权变的。接下来可能的第二大问题，儒家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有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契合关系。然后才是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主要是一个平等问题，是一个分配上相对能够保证平等的原则，所有制不是根本问题。
必须搞清楚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到底是哪个层面的问题。 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芝麻绿豆的任何问题都会立即扯到最高宪政问题上。比如一个学生自杀了，都会归结到“我们没民主”之类的结论。为什么说到一个具体问题都会立即上升到最高宪政问题，马上导致对宪政的否定？事实上，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都没能成为一个正当性的基础，这是非常奇怪的。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执政党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毫无疑问，其正当性的基础是稳固的。而中国并不是这样。这是要检讨的问题。目前，大家经常把具体的政策问题，就是完全属于权变范畴的问题，与最高层级的问题、最基本原则的问题混在一起。
道与术和经与权，这两个方面肯定是互为辩证的。就是说，一个道没有一个术作为体现，这个道没法体现，但反过来，这个术如果离开了道，根本没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也就不知所谓了。所以，我不是非常同意把中国发展一味解释成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灵活。它总应该有一个目标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就会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且是唯一的执政党， 只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总要体現出其价值观念。
关于儒家还有特别有趣的一点。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他是非常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是有一点，他说他肯定要感谢孔夫子，否则儿子不会那么孝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人在生活当中对此用而不知。我们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往往忘掉，我怀疑如果没有儒家，中国经济改革早就崩溃了。现在经常忘掉中国经济改革也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几千万工人下岗，怎么过来的？前些年我从美国回来，给我的感觉是每个家庭都有人下岗。当年这不是靠政府补贴解决的，当时政府并没有钱。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兄弟姐妹亲戚们互相帮忙。再看今天，大学生很可能会因为房子问题闹事的，为什么没闹事？因为是父母帮着买。 这些不满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这种不满在相当程度上被缓解了。这个缓解的机制不是政府，而是家庭关系。这和儒家常年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存在很大关系，如果不把这个讲清楚，整个社会环境当中欠缺的环节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儒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在现实当中起到了很多的实际作用，只是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家庭的结构、亲情的结构仍然是中国社会极为关键的一点，没有这一点，中国经济改革可能早就在两极分化上出了大问题。
中国人应该抢提问题权
当前还有个问题要注意，就是整个事情变化是非常之快的。就像《毛选》上我们背得很熟的一篇文章标题，“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变化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会自然消解掉的。举一个例子，十多年前，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他有一个国家项目是关于美术的现代化问题。美术界在晚清倒台以后整个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中国美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他要说的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画家如黄宾虹，包括他父亲潘天寿这一批最有名的画家，到底算不算现代？他本来是想证明他们这一批就是中国现代的画家。但在2006年，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从根本上消解掉了，他们这些画现不现代根本就不是问题。
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是暂时性的。有些问题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现在好像先要承认人家所有的价值观，而自己一点余地都没有。为什么西方代表的东西就是好的呢？工业化时代，一切东西都是不可循环的，和自然界相对立的，怎么就是好的呢？如果以农业文明为主，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中国大宋王朝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峰。这些本身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提出。实际上，西方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非常奇怪的，很稀奇古怪的人家都敢提，中国人现在则是不敢提，许多问题，都还没有提出来争论。
如果一天到晚用西方的问题来看自己，那就永远处在一个很被动的角色。相当多的问题是可以扔掉的，然后，我们自己重新提出问题，讨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很多问题，再过十年就不是问题了。什么叫中国曾经落后？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就偶然打了两次败仗而已，这没什么了不起。这个问题取决于大的背景。有些问题，我们不要先把人家提出的问题设定下来，例如，军事上被打败的民族不一定是坏民族，现在每天想着在军事上打败人家的民族才是坏民族，成天侵略别人，成天把暴力加在人家头上才是坏民族。再比如，工业文明好不好，这个问题再过50年一定要检讨。整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就走了退化的路，一点都不好。
现在应该焦虑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人是不是能作为中华文明的传人生存下去？很多大家认为不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很重要，比如说，中国大学现在一开会都要用英文，我非常反对。我怕中国人以后都不会说中国话了，香港就是一个例子。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不重要，但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会从根本上改变你是谁。
总之，我们要说我们想说的问题，不能成天应着人家去说。中国人现在应该抢话语权、抢提问题权，把中国人认为的重要问题提出来。
（此文根据作者在2010年12月10-11日于香港举办的“中国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编辑整理，本刊略有删节）
中国发展道路 第4篇
国际上, 2013年, 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谈判的启动,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的达成和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时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区域自贸谈判, 都在释放一个信号——发达经济体正在竭力推进新的贸易规则的建成。而这些却必将遏制中国争取国际贸易公平地位, 甚至可能再次边缘化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位置。对中国自身而言, 对外贸易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削弱, 外贸企业用工成本上升, 用工难问题突显, 相比之下, 周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却进一步显现。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遭遇严峻挑战。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对外贸易的发展, 都要求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 而自贸区即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引擎, 顺应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2002年《中国和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启动了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合作, 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突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对其交易纽带广西、中国经济和东盟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2013年, 中国与东盟合作历经了“黄金十年”之后, 两者经贸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更能够进一步巩固传统睦邻友好关系, 为拓展和延伸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空间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机遇。而2013年9月29日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简称“上海自贸区”) 的正式挂牌, 标志着中国继改革开放、加入WTO之后, 再一次踏上以开放促改革的新台阶。中国沿海各市对设立自贸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厦门、天津、深圳等地已着手对建设自贸区进行可行性研究, 并进行规划和申报, 希望能够继上海之后, 建设中国第二个自贸区。2014年, 中国将作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积极地参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与世界各国进行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中国道路中国梦征文 第5篇
梦想，一个人怎能没有梦想?有了梦想，便有了奋斗的目标;有了梦想，生活波涛汹涌，不知因何而求，也不知求知为何，一切都是真实的。梦想使人振奋。梦想是一盏明灯，给人们希望。我也曾有梦想，父母想让我当公务员，一辈子平平淡淡，但我的思想和他们截然相反，我要去大山里支教，这样就不必失去人才。
著名的舞蹈员章子怡，不断追求目标，明知自己资质不够，还那么努力，别人休息她练习。经过百般苦难，最终在影视界有了自己的新天地。她吃的苦无人知晓，背后的辛勤默默付出，有了回报。
马云，曾对于梦想从不放弃。他曾经想考重点小学，失败了;重点中学，又失败了;大学考了三年才入了学;大学毕业后想进哈佛，又没有录取……工作了，他总是遭到别人的冷嘲热讽，但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通过一次次的失败与努力，他最终成功的开设了自己的网站。有困难不怕，但就怕你退缩。
陈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 第6篇
“广大悠久、一统多元，刚健不息、厚德载物，崇仁贵和、尚德利群，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在经过几千年的变迁后，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已经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基本特征、精神、价值和理想。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所强调的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取向，以及对王道世界的想象与实践，贯穿于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关联性、交互性伦理的特别重视，以及对多样性和谐的特别推崇。
2015年，著名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一书中首次系统讨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那么，作为中华文明传统经典典籍，四书五经在中华文明延续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些经典之学又对治国理政、个人养成产生哪些影响？
近日，陈来接受采访，阐释中华文明的价值核心，以及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中华文明价值的继承，“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在新世纪、新形势下的最新表现形式，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动力”。
中华文明的核心凝聚力
“中华文明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理念，这些思想的主要载体是经典典籍，并且主要是四书五经。”陈来开宗明义谈到。“五经”成书时代比较早，是孔孟1500年前，中国早期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最早文化、价值积淀的经典著作。相对来讲，“四书”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在文化史上，“四书”是相对于“五经”而言的。“但‘四书’承载的意义要比‘五经’精到。比如《诗经》里能够体现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并不多，再比如《尚书》是政治文献的汇编，里面体现很多政治理念，也很珍贵，但针对一般个人理想、价值追求体现不多，而《论语》、《孟子》几乎每条都讲个人理想，特别集中。”
在陈来看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四书五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重要载体，根据四书五经可以延伸出更多思想内涵，后来宋明理学也对四书五经进行新的诠释，但四书五经的地位和作用依然不可取代。
从轴心时代至今两千多年来，虽然一代代人形成一根不间断的链条，上一阶段的生命被新的生命所保存，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但是中华文明一直绵延至今，分分合合未曾断裂，成为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明体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陈来讲道：“中华文明延续性持久的原因很多，内在原因来讲，当然因为这个民族有能够把民众团结起来、向前奋斗的力量。”而在这其中，除早期祖先崇拜为华夏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外，四书五经中蕴含的诸如“协和万邦”等概念，都是讲族群共同体，而不是强调单一民族的发展。这种文化体系一旦形成并为各族群共同推崇，中华民族就拥有了共同的理念体系，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延续发展。
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在纷繁喧嚣的现代社会，何以引导民众的价值导向？“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也是现在政府大力倡导的。”陈来认为，还是要到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找答案。
我国的传统美德形成于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就有很多关于道德的观点产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道德观。但是可以说，在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信”、一个是“智仁勇”。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发展了“义”，跟“仁”并列，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跟五行对应。“‘仁义礼智信’五常，是道德伦理的阐述，包含着文明的秩序和精神风貌，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道德。”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内容很多，分政治、社会、个人等多个层次。关于个人价值观层次，除“礼义廉耻”外，主要有四个大方面的问题——义利问题、公私问题、理欲问题和心物问题。孟子云：“先义后利，重义轻利。”陈来解释到，“这即是讲个人价值观，宋代对义与利的解释就是公与私，强调先公后私，甚至公而忘私。理代表理性，欲代表欲望。理性战胜欲望，调控、主宰欲望。心和物，心代表精神，物代表物质，人要有更高精神要求，要胜过物质。除了价值观，还要有更多精神的追求。在中国古代实际的社会生活里面，这些问题和孝悌、中和、诚敬等，跟五常一起发生作用，它们共同支配着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思想、道德生活。这些思想理念不仅在古代，到明清、民國直至今天也同样有值得推行的成分，因此中华文明有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价值概念体系”。
“回归当下，除了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以外，这些资源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运用资源的过程中可以有转化，比如忠信、礼义廉耻，虽然现在的含义跟古代的“礼义廉耻”有不一样，但这种转换是自然的。而且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不论在任何时代都已成为既定的形式。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期间和其他很多场合，都讲到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诸如民本仁爱、重诚信、求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价值观都是重塑今天人生价值观的重要共识。”进入21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扮演了主要推动力量。陈来对国学热持乐观态度，“当代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这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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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合为本
和平发展、以人为本、建立“命运共同体”……在当下的国家发展层面的价值观中，同样时时彰显出四书五经里所述的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及以合为上的中华文明价值观。
陈来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特点。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是理想的治国方法，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提出了“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也形成了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价值观。“以德为本”，就是主张以德治國，强调道德重于法律。在《孟子》中，管理社会、与人打交道以及从政有两个原则是互相对立的，一是“以德服人”，一是“以力服人”。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我们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也有一个“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的问题。由此，孟子把“以德服人”称为“王道”，“以力服人”称为“霸道”。
“以民为本”，在儒家以前已开始酝酿。《尚书》里有“民为邦本”的观念，“邦”就是国；这个观念甚至可以反映在某种宗教的意识形态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代表最高的神，但是这个神没有自己的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视听为视听。后来，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明显地强调了人民尊于君主、重于君主、高于君主，我们以前习惯把它叫做“民本思想”，也即是“以民为本”。
“以合为上”，或者“以合为本”，这个“合”不是和谐的和，是合作的合、合一的合。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处理民族、国家这类事务时，强调合一高于分立。在中国历史政治文化里，在管理国家时这是很重要的价值观，从上到下都以合为高、为尊、为贵，不赞成分立。
以今天的价值观来表达，可以说，“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高于万物，“以德为本”强调道德重于法律，“以民为本”强调人民重于君主，“以合为本”强调合一高于分立。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对外宣示也都是用中华文化价值观作为宣示内容，比如‘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就带着中国人对和平的追求、对和谐社会建构的理想，这也是传承中国传统和谐理论。习近平主席在万隆会议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讲和合、求大和的思想，正是‘和而不同’、‘以合为本’的智慧在现代外交中的运用。包括‘一带一路’思想，也是强调欧亚命运共同体，这些发展理念中都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不能割断历史，要给予历史一定的地位，要看到中国的今天是从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当下，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努力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中国文化当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到世界。”
责任编辑 王海珍
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道路探讨 第7篇
1 资产证券化内涵界定
所谓资产证券化 (asset securitization) , 是指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 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证券的行为, 使其具有流动性。
20世纪70年代前后, 资产证券化初次现世, 美国投资银行家Lewis S.Ranieri (1977) 在同《华尔街》杂志的记者探讨抵押贷款传递证券时, 首次使用“资产证券化”这个用词, 此后资产证券化一词就开始在金融界流行起来了。
Gardener (1991) 对“资产证券化”一词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他认为:“资产证券化是一种金融工具, 它借助金融市场使得存款者和贷款者能够全部或者部分相匹配的过程;重点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传统的封闭式市场信誉将由开发的市场信誉所取代”。
被誉为“资产证券化之父”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Frank J.Fabozzi (1996) 提出观点, 他认为:“我们可以将资产证券化广泛地定义为一个过程, 然后借由这个过程包装那些具有相同特征的贷款、应收账款、租约、消费者分期付款合同以及其他非流动资产, 使他们能够形成具有投资特征的、市场化的付息证券。”也可以说, “创立由资产担保的证券的过程被称为资产证券化。”
2 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历程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能够改善企业的资产流动性, 快速盘活存量资产, 进一步降低企业风险的新型融资方式, 受到我国各类企业机构的高度关注。为了清楚地把握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脉络和发展历程, 下面将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进行总结, 划分为四个阶段。
2.1 前期探索阶段 (1992年-2004年)
广义上讲, 我国资产证券化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 三亚市开发建设公司在1992年以三亚单洲小区土地 (800亩) 为标的物, 发行了2亿元3年期的海南三亚地产投资债券, 首开了房地产证券化之先河。随后, 珠海高速、中远集团、中集集团等资产证券化项目进一步对离岸证券化进行尝试, 涉及基础设施、房地产贷款、应收款等多种基础资产。
2004年4月8日, 中国工商银行和中诚信托、瑞士一波、中信证券等通过财产信托签署了对其宁波分行的26亿元不良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有关协议, 这是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项目。
2.2 尝试试点阶段 (2005年-2008年)
2005年被称为“中国资产证券化元年”, 真正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性跨越, 特别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和房地产证券化的发展进一步繁荣, 获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2005年l2月l5日, 国家开发银行发行了国内首支ABS (Asset-backed Securities) “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建设银行发行了国内首支RMBS (Resident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建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我国证券化试点的两只证券, 它们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相当顺利, 可谓是我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05年至2008年间, 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规模不断攀升, 政府监管部门也不遗余力的推动资产证券化的进程。
2.3 短暂停滞阶段 (2008年-2011年)
2008年以后, 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进入停滞状态。市场对资产证券化产品反应也相对变得冷淡, 已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贷款支持证券、不良资产贷款证券化等产品交易都不活跃, 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较差。
在这一艰难的阶段, 我国证券市场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虽然已经停止, 但研究如何更好的促进证券化发展的工作步伐并没有停止, 我国政府和有关机构也积极地陆续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 为重新启动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进一步扩大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奠定了基础。
2.4 重新启动阶段 (2012年至今)
2012年5月, 我国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标志着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正式重启。同年9月, 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正式重启。标志性的事件为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的“2012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这一首单产品的发行规模为101.66亿元。随后, 银行间债券市场还陆续发行了开元、通元等资产支持证券。
2012年11月, 中国首次登陆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中国银行联合高盛、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等几家银行一起发行的商用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9.5亿美元为标志性事件。自此, 中国银行成为首家参与美国证券化市场的中资银行。
3 我国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问题
自资产证券化进入我国以来, 我国国务院会同人民银行, 联合银监会、证监会等相关部门一直在积极试点, 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进程, 进一步扩大证券化试点范围, 但对于资产证券化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来说, 我国要想自发进行资产证券化还面临一定的困难与阻碍。因此, 为了持续发展扩大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资产证券化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3.1 法律体系亟待完善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工具, 在资本市场融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与证券相关的法律问题。而我国并没有出台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专门的有关资产证券化的统一的法规。虽然银行出台了一些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相关规定, 但由于其层级较低、法律地位不高、适用范围较窄, 加上法律体系并没有对现有的与实施资产证券化有障碍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补充, 一旦其与高位阶的法律发生冲突, 将在服从上位法《立法法》规定下不再具备法律效用, 导致投资者可能会得不到法律救济。
3.2 缺乏合格的基础资产
我国现有的并且能够用于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很少, 并且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 对于住房抵押贷款而言, 优质房地产抵押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总量小, 没有形成规模性, 导致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只能是纸上谈兵。对于不良资产抵押贷款来说, 这些不良资产多数是信用贷款, 没有任何形式的抵押和担保, 又缺乏长期资金供给, 并不符合证券化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所面临困境就是:“不良资产无法证券化, 优良资产不愿证券化”。
3.3 资产证券化市场参与主体有限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融资方式, 它需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目前, 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参与主体为国有大型企业, 主要投资者也仅限于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 而其他中小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很少参与。真正参与证券化投资的投资者数量也十分有限, 他们能用于投资的资金规模也有限, 严重制约了资产证券化前进的步伐。
3.4 金融中介服务机构质量较低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复杂的创新金融业务, 需要多种金融中介组织机构为之服务以保证其顺利实施, 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等。但对我国来说, 目前这些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大多资质差、声誉低、缺位现象严重, 很难顺利开展相关工作。例如, 资信评级机构在进行评定时, 运作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管理体系, 缺乏严密、完善的法律规范框架, 其信用评定缺乏信誉, 造成评级机构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4 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建议
4.1 建立科学完善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
制定资产证券化统一法规是解决投资者法律风险的根本之道, 有助于实现我国资产证券化质的飞越。具体而言, 我国立法机关首先应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要求进行探查研究, 再进一步制定资产证券化的专门法规, 最终建立统一、专门的法律体系, 形成资产证券化上市、发行、交易的统一规则。同时, 适当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法律体系, 特别是对现行法律法规中与资产证券化相矛盾的法规需要制定例外条约, 从而解决阻碍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法律障碍难题, 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有法可依的资产证券化运作环境, 从而促进证券化的健康发展。
4.2 扩大市场容量, 丰富证券化品种
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证券化市场一直保持着活跃状态, 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其具有较好的市场流动性, 市场容量已具规模。因此, 我国急需要寻找更多、更好的投资品种, 发掘出更多的证券化产品。
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方向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积极开发资产证券化产品, 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 即扩大市场容量, 进一步丰富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种类。正如华尔街的一句名言, “只要有某个持续的现金流, 就应该实现证券化”。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的丰富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产品, 把市场的潜在空间转化为现实的容量, 为市场机制的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 从而更好得改善我国的金融市场环境, 进一步推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蓬勃发展。
4.3 培育成熟的资产证券化投资者
要使资产证券化顺利进入市场, 就必须有一个健全的二级市场来保证其流动性和变现能力。投资者是这个市场的主体, 没有投资者就没有市场, 而活跃在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投资者数量有限, 种类匮乏。因此, 要想进一步推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蓬勃发展, 国内需要培育起成熟的投资群体, 具体做法:首先, 培育新的机构投资者。在继续鼓励和支持现有机构投资者发展壮大的同时, 还要在全方位引进新的机构投资者, 例如, 保险基金、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 逐步让这些新的机构资金进入资产证券市场, 使机构投资资本能成为该市场的主体。其次, 培育成熟、理性的证券投资者。实践证明, 能发挥资产证券化独特优势的只有理性投资者。此外, 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工作, 给予充分的信息披露, 提供相关的培训, 认真考虑投资者的反馈意见等。只有培育起成熟的投资群体, 才会有成熟的市场。
4.4 建立成熟规范的中介服务机构
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 中介服务机构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中介服务机构中, 信用评级机构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阶段, 相关机构缺乏资产证券化的经验, 信用的评定欠缺相应的技术和人才, 这一缺口必然会制约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因此, 为了改善信用评级机构评估质量低、信誉差、数量少的现状, 我国急需建立权威、公正、有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同时, 对这些评级机构做到一视同仁, 统一管理, 使其公正、客观地进行评估工作, 排除外界因素干扰,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 我们需要借鉴国外完善、成熟的信用评级经验, 加快建立起成熟规范的中介服务机构, 最终提升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威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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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室内设计南北发展道路研究 第8篇
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了我党今后所有工作的中心,一切工作围绕现代化建设进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相继的沿海特区的建立,进一步增进了我国与海外有无的互通,积极引进外来的先进思想和科技,西方先进思想和科技的不断涌入,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不排除对室内设计行业发展的促进。
1980年8月26日,党中央在五次会议当中确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我国首批经济特区。在短短的十几个月的时间内,由原来的深圳、珠海两个试点经济特区扩大到真正对外开放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由此可见,党中央改革的决心和与世界接轨,加速经济发展的紧迫之情。短短的几十年间,从1979年至2008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外贸进口和外贸出口总额分别从156.7亿美元和136.6亿美元增长到11330.9亿美元和14285.5亿美元,分别增长了71.3和103.6倍。从这些惊人的数据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开放的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迅速与世界接轨,这都将归功于,我国南大门四个经济特区的最初开放。改革开放,内外互通,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商业的广泛交流,人们的来往更加密切和频繁,从某种意义上也就促进了新型产业——休闲旅游度假业的兴起。旅游业的快速兴起,使得我国各地在这一时期兴建了大量的酒店、宾馆公共商业建筑,因而各种高档建筑装饰就是必不可少的了,然而这种高档次的建筑设计是中国当时的设计师水平所不能胜任的,由于这一时期的设计师们的思想受到我国文革时期落后的旧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对这类高档空间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还不够完善,要想解决目前这一困难,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行走出去、拿回来的开放思想,向西方著名的设计大师们去学习,吸取先进的设计思想,走出国门去实地体验大师们的设计思想。据我国老一辈的设计大师们的回忆:当时在座星级宾馆的时候,图纸基本都出来了,大家没有一个人见过高档的星级宾馆,不知道星级宾馆内部空间是什么样,套房该如何布置,这怎么办?大家就跑到就近的港澳去参观,就连饭后客人的宵夜都推辞了,大家心里一直都在想着人家的客房空间布置,主人走后,大家差点把客房翻个底朝天,房间里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都细细的度量了一遍,甚至是浴缸、面盆、马桶都要测量,就连地毯都要翻开,看看下面的结构是什么,如何施的工,整整折腾到天亮。初期,公共空间的设计是我国设计师的薄弱环节,别说谈什么设计原则和方法了,很多东西见都没有见过,有的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这都归功于文革时期的浩劫,对一切资本主义的批判,二十余年的愚昧思想,给我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多年的压力。
之后的几年间,商务洽谈和休闲旅游业急速发展,国家各地商务酒店、度假宾馆等的建设一时跟不上需求,加之当时国内的综合国力并不是很强,许多方面都不能满足商务和旅游人士急剧上升的需求,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理想办法就是:积极引进外资,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优势,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新的设计思想以及新的工程施工做法被一并带进了国内。早期我国的多数大型酒店宾馆都引进国外的设计团队设计,聘请国外的管理公司经营,引进国外的管理模式,比如:在白天鹅宾馆之前,有五座大型涉外酒店都是国外设计和施工,甚至有的酒店连预制构件都从国外进口,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这种情形下,我国的沿海城市就成了第一批外国设计师在中国的试验场,尤其是深圳广州等地区,当然了这不是什么坏事,恰恰同时沿海城市的国内设计师们才有机会耳闻目睹国外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形式,有机会成为国外设计大师们的设计助理,进一步学习国外的先进设计理念,并走向成熟,在大量的实际工程项目当中提升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水平。
探索中国SaaS发展的道路 第9篇
我非常赞同IBM的朱近之女士的一个观点。朱讲了SaaS三个主要的特质,一个是SaaS是一种租用的模式,客户可以按照需求来分期付款,按需购买不用一次性付款。第二,朱讲整个SaaS来说不用考虑到升级和维护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都是SaaS的特质。我在去年的时候也对SaaS简单地做过总结,我觉得SaaS有三个特性。就像一个象一样,瞎子摸象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看到的一面,刚才朱近之女士,我把她的三点总结为SaaS的商务特性。你不是自己去建造,你是租用的方式,你可以分期付款,不用管后台的升级和维护。这个模式在传统的各个行业都有,如果从它的商务模式上讲的话,想想我们的酒店、不用自己来建一个房子,去租用就好了。这从商务特性上讲也叫SaaS,如果讲出租车,我们不用买车去租一个TAXI来跑路,这也是一种方式。大家讲了这个方面是SaaS的商务特色。
SaaS的第二个特性,我总结为技术特性。我们讲SaaS的云计算,讲未来整个SaaS的技术架构。我们讲软件必须要讲技术架构,我们的整个基础架构是什么,我们的平台架构是什么,应用架构是什么?有了云计算,这有什么关系。
SaaS的第三个特性,我总结为应用特性。我不是坐出租车,我们是做软件,这是SaaS应用的特色,究竟SaaS是什么。金科贸通是提供外贸的软件,还有提供CRM,提供邮件,提供进销存等等,这些是SaaS的应用,SaaS本身是什么?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也是在这个领域探索了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是作为平台的运营商,从我们的角度可能我们在整合各家的观点来谈我们对SaaS的理解。其实,人类也是这样,100年来人类的进步都是在以技术驱动着人类的进步。我们对技术的前瞻、技术的梦想,用技术驱动新的需求来促进整个产业的进步。我们的期望,在整个的SaaS领域,我们是希望未来整个信息的使用就像水一样、电一样,这是我们对这个产业未来的梦想。由于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梦想,才有了今天的研讨会,才有各个厂家在这个领域的实践。这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一种愿望,任何事情的成功与发展都是由于有了愿望才能成功和发展。这是背景。
在这样的条件下,今年的SaaS论坛是第二次,对SaaS的探讨可能在中国是有两三年的历史,但是在国外并不是这样,已有很多年的历史。中国的SaaS现状是什么样?从软件,从Software Service,在中国是什么样?今天是业内的论坛,我想做个市场的调研,这里用户是多少,大家举手,用户不是厂家,不是媒体,有没有。我看99%的人都没有举手,为什么?这是中国的现状。对SaaS的理解现在用户不知道,SaaS的三个特性,讲BS架构、云计算技术等等,其实用户都不知道。我们是一个CRM在线,我在湖南包括在清华跟总裁班讲课,这些人都是老板,大家不知道,连信息化的概念都非常少。据调研,中国的4200万中小企业只有12%的企业有信息化的建设,这12%的企业里面64%的建设是邮件、网站。这些东西我想中国SaaS的环境从客户来讲第一不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第二,面临的现象是在中国可能会看到今天讲SaaS的运营商、服务商也好,包括在座的各位一定有非常多的SaaS梦想,大家从生意的角度来讲都不赚钱,大家有哪个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提供SaaS运营的,而且我是赚钱的。如果有的话请举手,我在会后跟您请教。如果您不好意思事后可以来找我,我向您请教。中国各种SaaS的厂商都不赚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处于革命的初期,我们说共产主义,现在是奴录社会我们离共产主义还远着呢?我们说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我们现在还在井冈山,未来的前途虽然一片光明,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帮热血青年,未来不知道,谁能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那些人不知道。我想很多的厂商都不赚钱。如果你想想不能赚钱,你的生存,活着能不能等到解放的那天,这是现状。
第三,我们整个的SaaS的产业,没有一个明确的分工。我们都比较小,我们像嗷嗷待哺的幼儿一样,每个人都要吃东西,而且要成长,还做不了贡献,大家都要在各自的领域去发展。这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状。
我们怎样逐步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神州数码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在IT服务领域。我们经营的策略很简单,我们刘总总结是贸工技,我们也是先跟国外的公司学,最近两年一直跟国外的公司学,中国有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他山之石在哪里,我们有一家销售过十亿美金的公司,他是怎么做的,怎么成功的。这是我们非常想知道,把这些经验借鉴拿过来,用于中国的企业,我想这才是中国发展之道。我们讲salesforce,中国做SaaS的公司,很多公司仅20人、30人都想做SaaS,是很难做的。salesforce服务,要有上千台去做。我们整个的环境和供应商还都太小,所以我们很艰难地在做这件事情。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今天要开会说不点煤油灯了,要用吸顶灯,则我们要用发电厂,要用变电站变出可用的电,我们才能点燃这个灯。本来灯是100元钱,由于我们建了这样的结构,可能一个灯我要收大家1万元钱,因为建发电厂,有成本的摊销。所以,SaaS在初期成本是非常高的。客户是不买单的,你说你的灯1万元钱我凭什么点你的,我还不如用煤油灯也能解决我们照明的问题,这是我们产品架构的认证,这么高的结构提供低廉的成本的东西,这是独家去做的。我们不支撑这样的成本结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逐步地解决呢?
我们讲SaaS,给企业去提供这样的软件服务,今天两会的主题非常好“两化融合,促进软件的融合与发展”。最终的竞争力是每个企业都实现信息化,这张图是我们传统的信息化架构,就像我们刚才讲建自来水公司、建发电站一样,我们得构建这些东西才能够实现自己在这里能够照明,一开自来水管就能流出水来。北京自来水的历史超过100年,最早是慈禧太后在1904年还是什么时间要拿来自来水,那个时候是为宫廷提供服务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得了。像今天我们的IT架构一样,我们讲信息化就是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为没有一定的资金量,没有一定的积累,没有一定的投入这个信息化的结果是发挥不出效益的。这样的方式是我们平常的中小公司难以承受,一个ERP少辄几十万,多辄上百万,我们哪家公司能用得起,而且少数的上了之后也充满着风险。
未来的架构会是怎么样的,这是未来的技术架构,我们跟IBM的观点是一样。最先我们是IAAS,第二层我们是PAAS,第三层才是SaaS。我们说所有的,提供灯光的服务都得建一个发电厂,现在就是这样的成本结构。所以,SaaS的一些厂商像Salesforce自己要建,他有强大的IDC,那种成本结构是中国公司难以复制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成本。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现在中国的SaaS公司有谁能够支付得起这样的成本,包括用友,包括金蝶,包括这些做得好的公司,我想他们依然没有这样的实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IBM现在讲云计算,再跟我们讲SaaS的整个基础架构会是这样的。
那我们怎么办?今天的主题我非常赞同,当我们非常小的时候要互相的搀扶,我们搀扶着走向陕北,互相帮忙。用文质彬彬的词是“共建生态圈”,专业一点的词是“形成产业链”,土一点的词是“互相帮忙”,大家互相帮忙共向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SaaS之道,每家公司单独去拼Salesforce是拼不到的。中国物美价廉,我们共同开发,提供开发的中间平台,我们有更多的SaaS服务商,每个人的用户大家想想可能是10个用户,多点是100个用户,我讲付费的。当然,那些号称有几千用户的,收费一个人说一个月收两元钱,这可能是叫SaaS商业,这是商业的特性。真正提供服务,真正能够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是管理软件,是企业信息化所必须的管理信息软件。那些公司我觉得现在是难以达到一定的目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要把IAAS、PAAS、SaaS整合在一起。
我再提一个概念是IMSP。我们要把过去营销当作一个服务,温总理去北京的软件园走访的时候,曾经说企业要好好做,两点很重要,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市场。温总理高瞻远瞩,点破了整个软件企业的秘诀。一个是抓人才,一个是出好的产品。现在,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软件公司有多少能够突破1千人,销售收入突破1个亿的很少是有真正的自有产品。我们如何去做?小公司营销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我们找到客户的成本大家可以去计算你的成本有多高。就像神州数码一样,原来神州数码的出身是做分销。现在我们是提供营销服务,我们跟在座的所有IC合作,我们构建一个生态链,构建一个生态圈,提供营销服务。神州数码有品牌、渠道,客户,有整个IT服务的能力,这些方面正是可以帮助isv和大家一起成长。在革命初期大家要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我非常同意白博士提的办一个SaaS联盟的建议。其实不单单是建议,我们已在行动,这个月我们会做一个沙龙俱乐部,跟魏柏(音译)一起,我们搞SaaS俱乐部,要打造这样的平台,有100家做SaaS的isv,如果每家有10个客户的话加在一起就是1000个客户,要构建这样的消费,要构建这样的营销平台让大家解决我们在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活着等到上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我们的梦想。
(在2009软博会SaaS应用与发展论坛上报告的记录稿)
中国模式与中国快速经济发展 第10篇
中国的快速发展, 不仅令国人刮目相看, 更是令外国震撼。美国,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写到: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 就技术发展水平而言, 中国富裕地区, 特别是北京、上海以及大连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地区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国更加先进, 高楼大厦的建筑风格更加有趣, 无线网络技术更加尖端, 道路和火车更加便捷美观, 我再次重申, 这一切并不是靠发现石油, 而是通过充分发掘自身潜能所得来的。最后他不无忧心的感叹: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归结为邓小平理论或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错, 这无疑使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人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模式才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因素。
中国模式乃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总结和摸索的结果。
1987年10月,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华访问, 邓小平与他会晤。当时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 邓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 也不要照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 卡达尔本人是赞成邓小平观点的, 但他党内的同事与他意见不合, 主张在匈牙利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这个所谓的政治革命就是效仿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结果卡达尔采纳了其它人的意见, 采取了“两个激进”即政治上的激进转型, 有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 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转向私有化, 市场化。
看似匈牙利共产党人的做法也有道理, 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做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并没有本着按照自己国家的国情来决定自己的发展模式而是一味的死板硬套。
二十几年过去了, 匈牙利的情况怎么样呢?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意调查。结果是, 62%的匈牙利人民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几年前的卡达尔时期, 有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 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综上调研结果,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如果盲目地不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地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 显然是行不通的。
现在, 我们再回顾一下当年邓小平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不照搬西方, 不照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 不放弃自己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邓小平的“三不精神”进行大胆探索。并且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 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的独特的发展模式!
因此, 中国今天的快速增长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某个领导一句话, 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产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死搬硬套任何一个国家的做法。匈牙利失败了, 中国成功了, 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分不开的。从而不难看出, 中国的特色模式它不是特定的模式, 也不是固定的模式。它是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国情而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这就是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因此, 中国的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
中国特色模式的内涵。中国特色模式的内涵就是在务实基础上的多层次、多领域改革与发展。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克等认为中国模式总的特征是“威权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 这是一个不断试验的进程而不是一个预设的蓝图, 其基本原则是务实主义和渐进改革, 也即“实事求是”或“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等指出, 目前西方应更全面、多视角地看待中国模式, 避免过去那种武断的、非黑即白的断言, 也要防止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进行简单化和标签式的处理, 这种做法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存在错误判断。随着中国30年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不断改革和调整, 中国人正享受越来越多的自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尽管距离西方期待还有较大距离, 但不能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对地方官员监督、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以及媒体改革等方面的措施视而不见。
中国模式的支撑点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世界, 同样也席卷了中国。但结果是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难怪美国金融家索罗期多次感叹: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效益者, 也是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回顾改革开放几十年, 中国历经了多次磨难, 如:地震、水灾、泥石流、动车相撞等, 但每一次都没击垮中国人, 而使中国人更加坚强地站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归结起来中国模式有以下特征:
实践理性
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就是实践理性。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搞本本主义, 不断总结和吸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 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
中国人不满足于西方那种“存在论”和“规范化”的推演, 而使把“实践论”放在首位。中国改革实践者也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民主是什么”等论述, 而是力求通过自己“做”和“实践”来对现有的各种观念做出自己独立的评判。也就是说, 中国模式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 而是把“实践真理”至于“价值真理”之上, 并通过自己的成功的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
大概是由于这种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 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改宪法开始。然后在修改法律, 修改有关规定, 最后才落实行动。而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 中国总是“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 成功了再推广, 然后在制定相关的规定直至修改宪法。
简而言之, 我们中国发展模式不是从概念和理论中产生的, 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 从而实现中国今天的快速发展。
强势政府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机构来实现他的理念、政策, 那么再好的思想理念再好的方针政策也实现不了。因此, 强势政府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回顾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 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不但震惊了中国政府, 也震惊了世界所有的人。面临这场灾难中国政府没有惊慌而是沉着应对, 总书记和总理等亲临灾情现场, 有条不稳地处理一切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更是显得沉着冷静, 因而很快度过这次全球性的危机。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 三十多年过去了, 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 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时时处在充满着矛盾的过程, 这些矛盾的解决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强势政府的作为。如果说, 一个政府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难达成, 人民的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 更不要说超越发达国家了。
可见, 一个国家的强势政府对于这个国家的快速发展该是何等的重要了。
稳定优先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 中国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八到九年。农民起义, 外敌入侵, 军阀割据, 内战连绵, 政治运动, 结果国无宁日, 经济停滞, 百姓遭殃。最后, 正是邓小平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 以非常强势的态势来保持政治稳定。
1989年, 我国曾经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学生运动。最终邓小平同志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平息了这场运动。但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非议, 什么“独裁”“暴政”“残酷”等都用上了, 确实在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 认为邓小平的做法有些欠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妨反思一下, 如果当时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甚至由于当时别有用心的捣乱分子因而利用大学生运动而把中国搞乱。因此当时的中国, 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局面,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同西方比, 如果这样, 当然是行不通的。
民生为大
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 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过去漫长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民以食为天”“人人有饭吃”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最大得压力也是如何解决广大人口的吃饭问题, 后来提出的实现“温饱”和“小康”目标也是这种民本思想的延续。
中国共产党人很清醒地明白, 面对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首先要解决什么?要解决的首先就是民众的温饱问题, 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班子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他们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 这不仅仅是根据国情提出的重要口号, 也同时显示了“民生为大”的民本思想, 基于这种思想, 中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干劲, 中国才有了今天的高速发展。
允许多种经济并存
中国社会主义模式, 其中一个最重要特征:基本经济体制是什么?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1949年建国以后, 我国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死搬硬套到中国来。可以说苏联当时的模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现。但是, 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不允许的, 也是行不通的。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如果硬搬到中国来, 显然是不行的。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思考, 得出一个清晰的思路。就是要改变中国, 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 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要达成一个共识, 穷不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这么一个明确认识。所以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首先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 接着又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然后根据我国的国情, 又制定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即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
实践证明, 市场经济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活力, 多种经济并存的制度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经济腾飞。
综上所述, 中国的模式, 归结起来就是根据中国国情, 从实际出发而制定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和国策。社会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的国情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那么中国的特色模式也将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利于不败之地!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模式的理性分析, 阐明了, 中国的快速发展乃是中国快速多变的发展模式, 从而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认识上的错误导向问题。
关键词：模式,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近期西方舆论反思中国模式的新动向》——朱鸥时 (2009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参考资料第32期)
中国设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第11篇
设施农业，是在环境相对可控条件下，采用工程技术手段，进行动植物高效生产的一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设施农业涵盖设施种植、设施养殖和设施食用菌等。设施栽培是露天种植产量的3.5倍，发展设施农业是解决我国人多地少制约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最有效的技术工程。2012年我国设施农业面积已占世界总面积的85%以上，其中95%以上是利用聚烯烃温室大棚膜覆盖。我国设施农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利用太阳能的工程，绝对数量优势使我国设施农业进入到量变质变转化期，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发展设施农业是突破传统农业瓶颈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也是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抉择和根本出路。
浅析中国各类电子行业的发展道路 第12篇
这几年来, 中国汽车行业发展迅速, 尤其是轿车行业, 中国庞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全球众多知名汽车厂商的眼光, 这些商家都想要来我国投资, 依靠这些国外企业提供的技术、硬件与产能上的保障, 中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发展为了全世界知名的汽车生产国。迅猛进步的汽车行业为汽车电子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中国汽车电子市场随着中国汽车产业一起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
如今, 汽车由单纯的机械产品渐渐地变为一种高级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并向着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的方向发展;同时第三代移动通信、高清数字电视、卫星导航、移动网络等越来越多的IT技术被逐渐移植到汽车上, 电子设备占整车的价值比有明显的提升, 汽车电子行业也随之迅猛发展。
2 中国消费电子市场发展之路
消费电子市场不停地扩张, 引起了各行各业的商家庞大的吸引力, 所以带来了商业方面的一系列影响。一是芯片制造商、软件制造商、电脑制造商等, 都对消费电子产品行业感兴趣。二是消费电子设备发展迅猛。消费电子融入信息处理和通讯功能之后, 为满足使用的需求, 必须克服接入办法的难题。由于无线接入使人们用起来更加的简洁, 从而也推进了无线接入方式的研发与应用。三是开发和生产的竞争更激烈。消费电子时代的来临, 爆发了电子工业新的竞争力。
3 中国医疗电子行业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CT机制造者。2007年中国医疗电子市场值高达人民币246.8亿元, 年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7.1%。全球领先的CT扫描机制造商, 例如GE, 西门子和飞利浦, 全都进入了中国市场, 并且都与当地合为一体。中国国内的公司, 包括东软和安科, 也都在努力拼搏, 以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有他们的地位。中国的产品虽然十分便宜, 然而在技术层面上与国外相比仍然是落后的, 国外公司在市场的高端产品依旧享有支配地位。
4 中国电力电子产业
电力电子技术是近年迅猛进步的一种高新技术, 它是集电力技术、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控制技术为一体的新型学科, 被广泛地运用于机电一体化、电机传动、新能源、航天、核电、激光、材料等领域, 如今已经成为了全球竞相发展的一种高新技术。在21世纪高度发展的自动化领域内, 有两项重要的技术, 那就是计算机技术与电力电子技术。
摘要：中国的电子、行业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之后发展迅猛, 开拓了有巨大经济收益的电子产品市场。本文探讨了中国的汽车电子, 消费电子, 医疗电子以及电力电子行业各自的发展道路, 全面的剖析了中国电子产品市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