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陶行知职教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的孕育、产生、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实践，有着共同的但又各具特点的思想渊源。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他们顺应了世界潮流和时代气息而萌生和发衍；另一方面，则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巨大作用。
陶行知职教论文 篇1：
陶行知教育思想对职教师资培养的启示
[关 键 词] 生利主义;知行合一;师资培训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力、最具创造精神的教育家和实践家。他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实践，对我国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指出：职业教育旨在培养生利的人。他说过：“盖己立而后能立人，己达而后能达人，天下未有无生利经验之人而能教人生利者。”但是如何培养有经验的师资队伍呢？这一难题至今都未有完全正确的答案。
“职业教师既以生利经验为根本之资格，则养成职业师资自当取材于职业界之杰出者。彼自职业中来，既富有经验，又安于其事，再加以学术教法，当可蔚为良材。概之收录普通学子，为事当较易，收效亦当较良且速也。”陶行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职业学校的老师要来自行业中的杰出人才。这样的人才有丰富的经验，又安心于本职业。额外需要补充的是学术教法，就是优秀的教育人才了。笔者认为这是职业教师的最理想来源。
职业学校老师的现状就像一个正在计提折旧的讲课机器。每天负责讲课，应付各类会议，参加各类培训和技能大赛。教师参加的培训大多数是浪费资金和教师精力，谈不上“经验”和“学术”，最多在“教法”类培训中有所获益。
让职教老师为难的问题是，老师往往仅仅依靠职前学习期间所学的知识和实践技能，无法胜任不断进化的理论及实践教学工作。老师必须不断地学习与实践，并提高实践能力。这一要求将贯穿于整个职业教学生涯。
但是种种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国家已意识到职教师资培训的瓶颈，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依托高等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但是相应问题接踵而至。企业以追逐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参加到企业锻炼的青年教师缺乏职场经验和生产一线的经验，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多数教师参加企业锻炼只有形式而无效果。有些企业虽然愿意接受少数教师去学习和锻炼，但大都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上，关键技术和关键岗位也避嫌和保密，不接受教师的学习。教师视野和能力都无法拓宽，更无法创新。在笔者所在的学校中，有资格参加国际交流和国培的老师数量占少数，带着任务到企业锻炼的老师的比例也不多，但是可喜的是，教育部门正在改善外部环境，朝着希望的方向努力。
陶行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大概养成职业师资之法有三：（一）收录普通学子，教以经验学术与教法;（二）收录职业界之杰出人物，教以学术与教法;（三）延聘专门学问家与职业中之有经验者同室试教，使其互相砥砺补益，蔚为职业教师。”陶行知指出培养职业教师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是从校门到校门的老师，他们已有理论基础，需要教给他们经验、学术和教学。第二种就是聘请企业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具备经验，缺乏学术理论和教学方法。第三种就是让做学问的人和职业的杰出者来一起教学生，使大家优势互补，互相帮助，共同成为优秀的职业教学的老师。
实际情况是目前职业院校的大部分老师是陶行知说的第一种来源，直接从学子转变而来。所面临和产生的种种问题如上文所述。第二种，发达地区有一部分职业院校正在实施，面向社会招聘高技能的专业人才。但是，教师行业自古就是清贫的行业，守得住清贫的高技能人才才愿意来学校任教。老师的收入和企业的收入差距太大，大多数高技能人才愿意在企业工作。第三种在有的专业和课程也有实施。在笔者学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中有两门课程：钢筋技术和砌筑技术。这两门课学校配备了本校老师，同时聘请了校外建筑工人（具备高技能）作为师傅，老师和师傅同时出现在砌筑和绑扎钢筋的实训室，共同实施课程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把陶行知职业师资培训的做法用在当今，需随着社会大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加以改善。第一种职业师资来源需要国家制定完善的职业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使职业教师资格证书体现专业性，体现多样性。职业课程的多样性决定了职业教师资格证书的多样性。职业教师资格证上要注明所任教的专业，避免现学现卖。开展切实可行的技能培训，无论是国家级、省级还是市级，甚至是校级。让每个培训的老师都学有所获，提高技能。第二种职业师资来源呼吁国家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更要提高职业教育教师的地位。国家建立统一的职业教育教师技能评定标准和配套的经济待遇，这样也有利于职业学校教师提高自我要求。
此外，笔者建议国家需在《职业教育法》中增加条款，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国有、集体企业及事业单位等必须接受职业院校教师的专门实践。对企业来说，可以和企业资质证书挂钩。政府财政设专项经费支持双师培训，对经过一定年限以上实践锻炼的新教师评定相应的职称。在企业人员评定职称方面，对有职业教育从业经历者给予优先。鼓励企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来职业学校任教。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陶行知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的建议在百年后的当今社会，仍然具备深远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暴侠，索磊.论陶行知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J].职业教育研究，2006（8）.
[2]唐高华.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的当代诠释[J].职教通讯，2007（8）：31-33.
[3]庄西真.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钩沉[J].教育与职业，2008（5）：15-18.
作者：陈小雁
陶行知职教论文 篇2：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探源
［摘要］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的孕育、产生、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实践，有着共同的但又各具特点的思想渊源。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他们顺应了世界潮流和时代气息而萌生和发衍；另一方面，则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探源
［作者简介］马斌（1962- ），男，江苏如东人，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高教室主任，教授，主要从事张謇研究、高职教育研究工作。（江苏南通226007）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重点资助项目“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与现代高职教育的实践”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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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的孕育、产生、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实践。张謇、黄炎培、陶行知都曾进行过职业教育的探索实践，并且从探求职业教育的客观规律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职业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可以说涵盖了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办学目标、办学方针，还是培养范式等，都曾有过精辟而深刻的阐述，至今仍对现代职业教育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三人在20世纪初教育救国的实践中，尽管有着不同的办学形式、规模和方针，但三人致力于职业教育，却有着共同的救国救民之志和坚忍不拔的执著精神，更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
一、时代环境的逼迫
清末民初，是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所处的时代，尽管三人年龄有少长，但都生活在国家危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岁月，备尝生活的艰辛。“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诸君以为可耻否乎？”他们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心中充满对时局的悲愤和使国家摆脱困境的探索渴望。“时代已经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空前严峻形势，引起张謇极大的焦虑和无止无休的深思。”黄炎培、陶行知莫不如此。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意识到，欲使百姓解除衣食之忧，必须创设职业教育。张謇明确提出：“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张謇认为，职业教育承担着救国的重任，更是解决百姓饭碗问题的谋生教育，“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在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黄炎培萌发了强烈的教育救国心愿，他说：“中国到十九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1917年黄炎培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其章程的第一条中规定：“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唯有从教育下手，进而谋职业之改善。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在这里已经清晰可见，就是为了百姓的就业谋生。陶行知面对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势，立志以教育为业，“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矢志以教育管理为终身事业。”陶行知提出职业教育应以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基本诉求，“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能生利之人即能得生活上一部分之幸福；而一衣一食亦自能措置裕如。”
二、精神导师的影响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对美国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推崇备至，杜威事实上成为三人共同的精神导师。约翰·杜威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和20世纪对东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提倡“从做中学”，其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对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影响至深。其实，在面见杜威之前，杜威的思想及其实践他们就耳熟能详。
1920年，张謇邀请杜威到南通讲演，亲自为其作《为杜威博士介绍词》。杜威演讲会在南通城区和北郊大生纱厂所在地唐闸开讲，张謇还特意安排了职业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前往听讲，“不可不使教员学生亲博士之风采，聆博士之言论，以定适当之趋向。……博士鉴于此点，必能有真理之途径，指示吾通之教员学生，而使之努力趋赴也。愿求杨枝甘露，灌溉于人人心理之中”。张謇也因此形成了“凡事必求其适，譬如常人置一冠，购一履，唯适之是求”的实用、适用的职教观。1914年，陶行知获得学士学位以后，转到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杜威门下学习研究生课程，直至1917年回国，20年代陶行知又与访问中国的杜威再次相逢。杜威的教育理论对陶行知的影响之深刻，表现在陶行知是第一个把杜威的理论由城市扩展到乡村的人，其最显著的成就就是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转换和实践。毋庸置疑，杜威在中国的讲学及其教育理论对黄炎培职教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黄炎培并没有一味地照搬，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重新审视、实践、总结和检验，进而不断完善。有趣的是，三人虽然都是杜威实用主义的追随者，但都结合了中国自己的实际，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探索了新路。因此，无论是张謇在办学实践中所提出的“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的办学方针、“父教育母实业”的校企结合要求、“厂中校、校中厂”的培养范式，还是黄炎培知识、能力、习惯必须同步养成的认知：“因为职业教育的目标，很简单，很分明，是给人家一种实际上服务的知能，得了以后，要去实地应用的。……职业教育，不唯着重在‘知’，尤着重在‘能’……办职业教育，不但着重职业知能，而且还要养成他们适于这种生活的习惯。”以及陶行知改进教育的“进行方针”，即“今后对于教育之努力，应向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需要之方向进行”“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这种对导师思想精髓的领悟、把握和创新实践，是真正的继承、发扬和光大。
三、社会变革的呼唤
20世纪初，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薄弱，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近代工商业及其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张謇在创办纺织企业、兴修水利等事业过程中，常常因技术落后、实用人才缺乏而受制于人，张謇为此深感不安，“吾国人才异常缺乏，本应在工程未发生之先，从事培育，庶不至临事而叹才难，自无须借欧美之才供吾使用”“七八年来无可希冀，欲与二三同志图之而又无资，遂有从事实业之想，数年以来，竭蹶经营，薄有基础，益见实业教育二事，有至密至亲之关系。勉强图之，然智浅能薄，唯恐有误教育之心，不敢斯须忘也。”张謇渴望着通过创办职业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为了实现其建设新新世界的梦想，张謇以舍身喂虎的精神，成为早期职业教育的拓荒者与奠基人。
黄炎培同样面对着现实的社会需求：民国伊始，封建传统教育日趋瓦解，新兴实利主义教育尚未成型；世界处于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生产工艺、劳动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去思考社会结构、职业结构、劳动力水平和劳动内容的变化对教育变革的要求。黄炎培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对当时学校制度的疑念越积越深，并由此产生出别寻出路的念头，随着这种念头的‘明朗化’和‘具体化’，黄氏终于认准了教育的出路即在于：‘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黄炎培1913年就直接提出了学校教育应采用“实用主义”的主张，此后他对职业教育进行了系统、深刻的研究和长期的探索实践，黄炎培成为职业教育立论最多、实践甚丰、影响最广的职教大家。陶行知1909年进入教会所办的南京汇文书院学习，教会学校新思潮的启迪，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其对于教育产生出比较明晰的思想认识，其毕业论文《共和精义》成为陶行知教育观初步成型的标志。1917年陶行知返回国内，考察急需变革的教育现状与社会现状，提出“学制的功用是要按着各种生活事业之需要划分各种学问的途径，规定各种学问的分量，使社会与个人都能依据他们的能力，在各种学问上适应他们的需要”。陶行知响应乡村教育事业改造的呼唤，认定既有的学校教育是“专在书本上做功夫”、远离社会实际生活中心的“死教育”，而现时中国所亟须的应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能够培养“真人”的“生活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人生需要面包，我们就得过面包的生活受面包的教育……照此类推，照加上去，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其中心意旨在于培养人的创造精神和生活技能，真正实现双手与大脑相长并用、劳力与劳心合而为一、生活与教育融为一体、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
四、国外考察的警示
祁通中西、弃瑕录瑜是张謇一贯坚持的原则。1903年张謇应邀赴日本考察，往还整整70天。“70天内一共参观了35处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而且是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他特别注意和考察了中之岛高等工业学校、东城郡鹤桥村农学校、京都染织学校、商业学校等教育单位。这是张謇一生中唯一（朝鲜除外）的外访，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启迪特别巨大，“张謇访日之行收获很大，对他此后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都有深刻影响。”回国后，张謇极力主张学习日本大兴工学，发出“苟欲兴工，必先兴学”的呼声，“就上海制造局相近，先建工科大学……更三数年，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并建议于渔业公司附近设立水产、商船两学校，以培养中等专门人才，“际此商战竞存之世，欲借以保主权而辅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
黄炎培于1915年4月9日随同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先后考察了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的教育。尤其对美国教育及其社会成效的考察，促使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和肯定。“彼国无论何种教育皆注意实用”“其教科课程处处与生活关系，校内设施处处与社会联络”。黄炎培于“无一非实用”的美国教育之中，认准了“职业教育”于中国教育之改造最为实用：“美国近以时势之要求与潮流之推荡，盛倡职业教育。……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就职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回念我国……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黄炎培回国后，以极大的热情对中国的现行教育进行了一场从制度层面到思想层面的彻底改变。陶行知则怀着通过教育“智民”“富民”改革社会的认识，踏上留学美国的航路，他师从杜威，认真研读美国式教育，回国之初，又对德国教育改革给予热情的关注。其后，流亡日本，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周游28个国家和地区，对世界教育的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而难能可贵的则是他坚定不移的“中国性”。在回国后的头七年，陶行知试图按照杜威的理论在本国的环境中创建微型民主社会式的学校。然而，这种方式根本不适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于是，陶行知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转了个180度弯，即提倡“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将杜威通过做来学的原则改变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他有“一个确定不移的观点”，即“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当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同时我们又认定这个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他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随伴着竞进”。
五、经世理念的熏染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成为激励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创办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张謇创办实业教育事业，就是反对那种“清议兴国”、坐而论道，“我在家塾读书的时候，亦很钦佩宋儒程朱阐发‘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但后来研究程朱的历史，他们原来都是说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顾亭林、黄宗羲的著作深为张謇所喜爱，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素志也。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可见张謇对讲究经世致用和务实精进的前辈先儒的佩服敬仰。因此，张謇大声疾呼必须废除空疏无用的科举制艺，而以职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他在视察学校时说：“我看看你们各学校里，很注意职业教育，有农工等科目，这对于你们的前途是大有益处的。从前的一些工厂里，贫民不能工作的很多，能工作而不能做上等工作也很多，这就是没有受过职业教育的缘故。要知教育是诱导人的利器，你们切切实实地受了良好教育，将来地方上就多了很多的有用人才。拿这些有用的人才来治地方，地方哪有不发达的道理？”
黄炎培注重传统文化中的“实学实用”精神，他对宋明以来“事功”“习行”“实学”“经世”等注重实用、讲求功利、关心生计的经世致用传统深为感佩。同时，他对西学“接近生活实际”的教育主张极为赞赏，尤其认定裴斯泰洛齐等人“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的生活渐相接近”的“生活教育”学说与儒家的实学相一致，因而以此改进教育。“不惟使生徒目睹此事物而已，直令其一一自行实验。由是而论知识，则观念益明确；论技能则修炼亦精熟。以是谋生处世，遂无复有扦格不入之虑……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惟一之对病良药，可也……观夫受教者之不能自养，而前途危矣。因世变之亟，使余一缕思潮，辗转起伏以达于此‘实用主义’之一点。”黄炎培还以顾亭林兴天下的责任情怀激励自己和学生，“我们站在匹夫的地位，要负起兴天下的责任，却也并不是难事……要凭自信心和勇气来担荷这责任，是什么责任？这是匹夫兴天下的责任。”陶行知则深深地烙上了传统文化之印，他“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传统的心理习惯及思想意识溶化在他的言行举止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陶行知对顾亭林也十分推崇，他在给吴立邦小朋友的信中写道：“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个个人的本分。顾亭林先生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不过各人所处地位不同，爱国的方法也不能尽同。小孩们用心读书，用力体操，学做好人，就是爱国。今天多做一分学问，多养一分元气，将来就能为国家多做一分事业，多尽一分责任。你说等到年纪长大点也要服务社会，这是很好的志向，社会的范围很不一定，大而言之就是天下；小一点就是国家；再小就是一省，一县，一村；再小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大凡服务社会，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学生在学习服务社会的时候，就可以从自己家里学起，做起，一面学，一面做，一面做，一面学。我们在家里服务的事也很多，把不识字的家庭化为识字的家庭，就是这许多事当中的一种。……家里办好了，再推广到左右邻居，这事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入手办法。”陶行知正是以这种责任自觉、济世服务、知行合一的思想意识去探索职业教育、生活教育新路的。
六、家教家风的浸润
张謇兴办职业教育及其他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务实性格、责任意识、进取精神和思想认知，还来自于家教家风的浸润。张謇的父母家教严明，做人做事务实而严谨。“每作一事，必具首尾，每论一事，必详其表里。虽仓卒小札，盐米计簿，字必完正，语必谨备，亦往往以此教子而观人。”即便种地也极为考究，“麦豆之行，必使纵横相直，田四周草必洁，种树木亦然。不知法，必移正之，不厌其数。乡人语曰：张家种树，一回不住。”这些，自然使张謇深受熏染，“幼时父母年苦劬劳，所得仅足数培植余一人之用，自觉所处困顿异常，无日不在忧患之境，故无时不用功。”身处忧患，所以张謇用心、用情、用力地举办职业教育。
黄炎培的启蒙教育得益于外祖父的训导，饱读四书五经、耿直爱国的外祖父对黄炎培的成长影响颇大。直到晚年，黄炎培仍对家世家风给自己的影响感叹不已，“吾家先辈，颇以豪爽、耿介、尚侠、好义，作事精能，见称于乡里，亲朋有事，尽力扶助；有难，尽力救护，浸成家风。”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热心、倾心以及因此产生的职教思想，由此亦可以追根溯源。陶行知出身贫寒，几乎读不起书，因其聪慧，被家乡塾师方庶咸秀才收为弟子，后到万安镇入吴尔宽私塾伴读，因父亲经营酱园破产，又回到家乡边劳动边自学，常到十余里外的曹家经馆门外侧耳聆听王藻老夫子授课，王藻发现，表扬他有“程门立雪”的古风。陶行知受到家庭及其周围生活环境的熏陶，重生活又重教育，重品德修养又重知行合一，把教育与生活、知与行融而为一的思想及其行动，都是因家风所致。家庭的磨难，培养了陶行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和“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美人不动”的情操，更使他勇敢地走向乡村教育、生活教育。
七、同道师友的启迪
张謇青年时代结交了范当世、朱铭盘等意气相投、声气相求的朋友，关心国事，研讨学问，与范当世、朱铭盘号称“通州三生”，形成了为国为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张謇在实业与教育上的成就以及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不能不说与翁同和张之洞的密切关联。张謇与翁同，既是门生与恩师，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还是至死不渝的忘年交。“张謇能于1894年中状元，是得力于翁同的提携，正因为有了‘状元’这块金字招牌和身份证，才使张謇在后来创办诸多事业的艰难历程中……得到必要的支持”，与翁同在甲午和戊戌主战、变法中共同战斗的失败，也为张謇的仕途之梦敲响了警钟，从而别无选择。“现实的教训使张謇悟出了一个道理：由于清朝封建统治制度的腐败，靠在朝当官、即使是当大官，也难伸其救国之志，翁同的不幸遭遇就是一面镜子，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另辟一条新路。”翁同被贬后，与张謇的友情依旧，对张謇所开创的事业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1895年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在沿海兴办团练，要求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其后，张謇还为张之洞写了《条陈立国自强疏》。张之洞不仅以自己的实践和思想启发了张謇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而且在行动上将张謇推上兴办实业的舞台。张之洞在江苏筹办商务局，将本拟在湖北建厂的机器便宜卖给张謇。张謇按照张之洞意见，从开办大生纱厂入手。1897年，张謇率大生纱厂主要干部亲赴武昌考察湖北新政，对张之洞兴办实业的气魄极为倾倒。张之洞离开南京返任两湖，张謇与张之洞仍保持书信联系，张之洞是张謇走上实业、教育救国道路的领路人。 “张謇在中国从旧教育制度向近代教育的转轨过程中，沿着张之洞开辟的道路，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张謇在维新教育思潮中又进一步超越了张之洞。”
黄炎培的爱国情怀以及教育思想的确立，离不开蔡元培的启发和教诲。黄炎培回忆道：“开学之日，礼堂诸师长中，有衣冠朴雅，仪容整肃而又和蔼可亲中一人，同学奔走相告，此为总教习，蔡元培是也。斯时吾师之教人，其主旨何在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为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擅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人人，其所昭示，千言万语，一归之爱国。……吾师之深心，如山泉之源，随地涌现矣。”在蔡元培的指点和帮助下，在中国职业教育新兴思潮的发展过程中，黄炎培逐渐处于核心地位。从1915年始，中国教育联合会多次议决推进职业教育议案，1917年5月由黄炎培发起，联络蔡元培等教育界和实业界四十余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举黄炎培为办事部主任。由于黄炎培、蔡元培和中华职教社的不懈努力，职业教育思想因而得以广泛传播，职业教育运动蓬勃开展。黄炎培和陶行知早年都曾受过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实用主义教育提出在先，就没有黄、陶的新教育倡导于后。对陶行知思想影响较大的师友除了杜威以外，还有张謇、胡适、黄炎培和蔡元培等。1915年师承杜威的陶行知与赴美考察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再次相遇，并有了较深的交往，共同对职业教育进行探索，愈觉我国职业教育亟待改革。在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被诬为“吃饭教育”“作孽教育”时，陶行知则以“特别社员”的身份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予以声援，为职业教育正名，而黄炎培亦对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和方法极力推崇。蔡元培在晓庄的欢迎会上发表“教学做合一是很自然的”演说，称赞晓庄的教育是“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对“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思想及晓庄同志“抱有大志研究乡村教育”的精神予以高度评价。这些，无疑使陶行知探索和推行生活教育的思想和意志更为坚定。
八、办学实践的探索
实践出真知，张謇、黄炎培、陶行知三人在各自的办学实践中，不断生发出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也正是在办学实践中，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修正、调整、充实和完善他们的理念和思想。民国初年，张謇首创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开全国纺织专业人才由“厂中校、校中厂”培养之先河。为培训农垦技术人员，他先在通海垦区议办农学堂，后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农科，继而建立了独立的初等、高等农业学校，另外还创建了商业学校等中等实业学校和实业训练机构，为振兴实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南通有纱厂，爰设立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经营盐垦，爰设立农校。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张謇正是在创办实业和教育的过程中，“乃有以实业与教育互相为用之思”的。
面对民初教育改革的潮流和情势，黄炎培不仅在思想感情上“余亦推荡此潮流之一人也”，而且勇于对职业教育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1905年黄炎培被推任江苏省教育会调查干事，在自视为“寻病源”的国内考察中，其足迹踏遍苏、皖、赣、浙、鲁、冀诸省，“耳目所触，思想生焉”，于中国教育之实际获得了更为切身的观感。“此一年间社会闻闻见见，所谓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其所发现之弊害日以深，日以烈，在教育上益促吾人之觉悟，使完全倾向于斯主义。”黄炎培旅美考察归国后，即尽心尽力于职业教育的倡导和推进，1916年9月组织江苏省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以此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1917年5月主持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1917年11月筹备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研究宣传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舆论阵地。在实践中，黄炎培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思想认识，针对有些人以为职业教育只是一种技艺教育，不足以发展个性的思想认识，他将职业教育的“三要旨”修改、补充为：“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由是职业教育的教育目的得到了完善。陶行知在回国后进行了极为丰富的教育实践，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到后来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成为其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也是职业教育思想宝库中的精髓，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先进的、科学的“行—知—行”的认识论和“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
概观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自1903年张謇致端抚函首提实业教育、黄炎培1913年对职业教育初次点名，到陶行知1918年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经国内的躬行践履与国外的学习考察，他们在实践过程中逐步使自己的职教思想理论体系丰富和充实。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他们顺应了世界潮流和时代气息而萌生和发衍，另一方面则有深深流淌于血液中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巨大作用。这种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积累和发展，他们依据自己对国情的逐步探真，不断地增进新的内容，开拓新的领域。任何思想观念的成型，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都有一个源头。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新的时代要求，赋予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施加各种积极或消极的历史影响。考察和探讨这种源头所在，既有利于人们明晰他们职教思想的社会特质，也有利于人们体察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的时代精神，还有利于我们从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身上获得明确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曹丛坡.张謇全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章开沅.张謇传［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3］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4］尚丁.黄炎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6］胡晓风，等.陶行知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7］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8］朱宗震，陈伟忠.黄炎培研究文集（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9］刘厚生.张謇传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5.
［10］金林祥.二十世纪陶行知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11］崔之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M］.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
［12］马斌.张謇职教思想研究文集［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13］黄炎培.抗战以来［M］.重庆：国讯书店，1946.
作者：马斌
陶行知职教论文 篇3：
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对职教教改的启示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几乎涵盖了教育领域的各个类别。尤其是他对职业教育的精辟论述,更是观念独到超前。今天,我们重温这些理论思想,并运用它来指导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职业教育的师资
陶行知先生说:“健全之职业教师,必以经验、学术、教法三者皆为标准。然三者之中,则宁舍教法、学术而取经验,经验尤为根本……然学生能仪型教师所为,以生产事物,即不失为职业教育之本旨。无生利之经验,则以书生教书生,虽冒职业教师之名,非吾之所谓职业教师。”
陶先生所说的“经验、学术、教法”,即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技能、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教学方法。他阐述了三个观点:第一,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实践技能是最重要的,这是区别于其他类型教师的重要标志;第二,只有具备丰富实践技能的教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职业学生,学生才能以一技之长,走上社会,创造价值;第三,职业院校教师的授课,不能从理论到理论这也单纯地课堂教学,而必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与实际工作岗位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陶先生的观点对现在职业教育有以下启示:
1.加强职业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
积极引导和组织教师参加劳动部门、行业部门主办的职业资格证与岗位执业资格证的培训与考核,有条件的教师可申请评定第二专业技术职务,成为本学科的技师,达到“双师型”教师的标准。
2.加强职业院校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实践教学在职业教育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校内实训课程教学以外,还必须紧跟市场。以行业和企业科技的先进水平为标准,面向社会企事业进行技术培训,充分利用行业企业的设备、良好的场地和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等优势,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提高实训教师和学生的动手能力。突出职业教育培养实践能力、应用技术能力的办学特色,实现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3.加大“校企合作”的教改力度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取得的成功,与实施“校企合作”是密不可分的。职业院校培养的不是研究型人才,而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一线的专业技术人才。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学生所学的知识必须与企业的生产实现“零距离”对接,学校应根据企业需求在招生时与企业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实现招生与招工同步、教学与培训同步、实习与就业结合。并在师资、技术、设备等办学条件方面开展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企业参与整个教学过程,在学校、企业两个地点开展教学,学生毕业后直接到合作企业就业。
二、职业教育的学生
陶行知先生说;“职业学校学生有一个大问题,即是择业问题。做事要有快乐,所以要根据个人的兴趣来择业。学生择业不慎,则在校时,学不能专;出校之后,行非所学,是为弊也。故兴味足以乐业,学当其性,用当其学,无穷之益也。”
上述陶先生阐述了三个观点:第一,职业院校的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来选择专业,择业的好坏与否,关乎学生的学习和就业,关乎学生的未来;第二,学生的爱好和兴趣要靠老师和学校来培养;第三,只有在校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从业后才能乐业。这些观点对我们的启发有:
1.学生选择专业要量体裁衣
客观地说,选择职业院校就读的学生,一般都是奔就业来的,想继续升学的为数不多。不仅如此,由于家长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即使被录取进入校园后,对报考的专业也不是十分认同。所以,作为教育主办方的学校,就应当采取科学、人性化的态度,在学习一段文化课之后,让学生第二次挑选专业,引导、帮助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进行学习。尽管这一办法在具体的操作和实施中繁琐费力,但为了对学生负责,我们只能这样做。
2.兴趣是最好的学习动力和最好的老师
一个优秀的职业教育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持久的兴趣,使他们乐学、会学、学会。教师的教学手段要不断更新,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进行广泛的专业实践活动,并通过多种手段激发学生动手的热情;在课内外要注意情感的投入,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让学生把兴趣转化为学习的动力;还要经常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使之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3.要培养学生的成就感
俗话说:“孩子是夸出来的”。在教学过程中,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出发,教师要以真诚的心去理解、关心、包容、鼓励每一位学生,努力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当学生回答问题(或完成作业、或实验结果、或加工产品)合乎要求时,教师都要及时表扬、赞许,即使不是十分准确,也要善意更正,切忌讽刺挖苦,并鼓励学生“敢说、敢做”。教师要多鼓励、多肯定,建立平等、互助、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职业教育的职能
陶行知先生说:“职业教育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以生利为主义。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他们可以贡献社会。职业教育教与学咸得其宜,则国家造就一生利人物,即得一人物之用,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当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
在上述话中,陶先生阐述了三个观点:第一,职业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生存技能和本领,使人人都具备“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第二,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社会性、人民性使人人都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民富国强;第三,职业教育可以使人人有事做,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上游手好闲者和无业人员的数量,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必须明了“职业学校只有笨老师,没有笨学生,职业教育人人成才”的理念
这一理念是职业教育有别于其它教育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关键在于学校和老师如何遵循“以学生为主”的教育理念。落实这一理念的关键是参与,给学生提供“自学的机会,动手的机会,表达的机会,创新的机会”。这种参与要在教学过程中加以充分实现,应体现参与的要求,创造参与的条件,进而促进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
2.建立和完善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模式
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决定的。按综合职业能力或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的教学计划,培养模式包括基本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人文及自然科学素质和身心素质)、职业岗位能力、应变能力(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与人共处的能力)。
3.加快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事业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当今世界,各国都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振兴经济、增强国力的战略选择。这是因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需要大量拥有素质高、适应性强的技能型人才。国家竞争的核心,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我国人口大国的国情。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使我国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道路上来,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职业院校要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深刻理解加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是践行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时代需要,更是振兴中华的历史呼唤。
(作者单位: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作者：唐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