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但是在实践中, 我们的教学和课程还存在缺陷。如化学教材还缺乏和社会生活的有效联系。把学生的学习融入社会生活中, 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或为了体现化学的重要性, 如何使我们的基础教育能更好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 使化学课程更贴近学生的实际和需要, 值得大家来关注和研究。在此, 笔者做了一些探索。
一、努力把教学内容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
化学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实用性, 它的实用性渗透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每个角落, 与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等无一不紧密联系。化学就在我们身边。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重视这一点, 使学生觉得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引导学生学化学、用化学。
课堂上努力联系生活实践教学, 不仅是激发学习兴趣的有效方法, 而且是使学生的学习由课内走向课外的重要途径。如讲到燃烧的条件时, 联系到灭火的方法:讲到氢气的物理性质时, 联系到探空气球;讲到浓硫酸的脱水性时, 联系讲白纸上的写字等, 学生的兴趣很高涨, 教学效果佳。
二、课内学习内容, 布置课外学习题目
学生对刚学到的新知识往往兴趣很浓, 结合课内学习内容适时布置课外学习题目, 是课外学习的延续, 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如学完乙醇后, 布置课外的学习题目:了解市售工业酒精, 医用酒精的盛装, 规格, 成分, 作用, 用途, 价格等:学完碘的化合物后, 布置课外学习题目:加碘食盐中的碘来自何重物质?炒菜时, 如何科学使用含碘食盐?学完镁、钾、钠、磷等单质后, 布置的课外学习题目是:燃烧弹、烟幕弹、信号弹、照明弹利用的主要化学原理是什么?学完碳及其碳的化合物这章后, 布置的题目是:石灰石通过那些变化后, 可以用来砌砖抹墙?等等。布置课外学习题目, 学生不必定时定量完成, 而是通过教师引导, 激发兴趣, 促使学生创造条件去学习。
三、结合现实社会特点, 布置课外学习题目
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中读书、看报、电视、听广播, 于干家务、农活时都有机会学习到化学知识, 只要教师多引导学生善于发现, 善于利用, 都能开阔学生视野, 使学生增长知识。如什么是为温室效应?你认为怎样才能减少温室效应?什么是臭氧空洞?为何要推广使用无铅汽油?什么是白色污染?什么是光化学烟雾?毒品有哪些?吸毒有何危害?疯牛病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是尼古丁?对人类有何危害?等等, 这些问题只要学生在生活中稍加注意, 就可以找到答案。不仅能丰富学生知识, 还培养了学生善于学习的习惯。
四、创设兴趣实验, 满足学生探索的欲望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化学实验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重要手段, 其中充满了人类智慧的结晶的科学方法。教学中的化学实验, 其作用不仅仅是通过生动、直观的现象使学生感知充分的、可信的事实材料, 达到掌握基础化学知识的目的, 或掌握一定的实验操作方法, 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验中的每个步骤, 甚至一个细微的操作, 对学生进行充分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教育, 提高学习生活、生产实践能力, 从而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学习, 关键是要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创新。为了鼓励学生, 想探究鸡蛋壳的主要成分到底是不是碳酸钙, 他提出了自己的实验设计, 很多同学也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共同讨论确定了实验方案, 进行了探索。学生实验做得非常认真,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创造热情。
五、引导学生进行家庭小实验、小制作
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用化学知识, 结合实验探索去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如用醋酸去除热水瓶胆内的水垢, 用纯碱、小苏打、牙膏、草木灰等去除茶杯上厚厚的茶渍, 用明矾净化水质, 用苯去除衣服上的圆珠笔笔迹, 用二氯甲烷去除衣物上的油漆等。指导学生进行废物利用, 如用废铁制绿矾, 从干电池中提取二氧化锰、氯化锌, 从废定影液中回收银等。指导学生进行小制作, 如自制塑料小粘剂、化学消毒剂、防火剂, 自制波尔多液、防腐浆糊, 瓷器书写墨水, 自制分子模型, 化学教具等。指导学生用生活中常见的物质做化学实验, 如用熟石灰和小苏打或纯碱制氢氧化钠, 用铝制易拉罐和氢氧化钠溶液制氢气, 并填充氢气球, 配制汽水等等。通过实践, 学以致用, 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有力途径。
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一、解放幼儿的眼睛
眼睛是幼儿观察感知事物的重要感官之一, 在数学活动中幼儿的观察是有意识的活动, 幼儿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对直观形象生动有趣的事物非常感兴趣, 对新奇的东西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这就要求我们为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开放的教育环境, 巧妙地激发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理, 发现幼儿有价值的兴趣所向, 引导他们把好奇心转化为探索兴趣。
新《纲要》将幼儿科学领域的第一条目标表述为:“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 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要求我们“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这就需要我们对幼儿的认识活动减少限制和束缚, 解放幼儿的眼睛, 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选择地观察身边的事物, 认识客观世界, 积累丰富的表象, 并且多给幼儿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机。
因此, 数学教育活动要解放幼儿的眼睛, 使幼儿逐渐具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发展幼儿的观察能力, 同时形成对获得知识的积极态度。
二、解放幼儿的双手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 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围着转, 过着“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生活, “小皇帝”是对中国现代孩子的形象描述, 出现了诸多学生考上大学却不会独立生活的怪事。在现在的情形下提出解放学生的手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生活中的动手能力, 陶行知直言“不会种菜, 不是学生”。幼儿的思维是凭借实物动作的思维, 具有形象思维的认知特点, 他们的生活经验不足, 缺乏感性材料。为了让幼儿尽快地从具体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 就需要幼儿通过其自发的行动和主动操纵环境来实现。因此, 在教学中, 我们要创造条件让学生积极的动手, 什么事情都让学生自己动手去做一做, 尤其是数学这种比较抽象的科学。
新《纲要》也指出“要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可操作材料, 为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件”。教师应解放幼儿的双手, 尽可能多地给幼儿提供各种材料、用具与表现的机会, 让幼儿通过拼摆、剪贴、绘画等活动满足他们强烈的探索愿望, 让幼儿在探索活动中, 达到在头脑中构建数学知识的目的。正如杜威所说, 儿童有调查探究的本能, 好奇、好问, 好探究是儿童与生俱来的特点, 它能提高幼儿认识活动的积极性和效果, 使之成为快乐的事。如在幼儿练习“点数活动”中, 可以为孩子准备大小不同的瓶子和瓶盖, 让他们在玩中学:通过给瓶子找对应的瓶盖, 不知不觉学习了“对应”;发现瓶子和瓶盖数目不一致时, 借机学习“多、少”;当瓶子和瓶盖数目一致时, 学习“一样多”……充分发挥幼儿的能动性, 组织和鼓励幼儿与其环境相互作用, 促进幼儿认知水平的提高。
三、解放幼儿的头脑
数学具有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等特点, 开展数学教育活动要利用数学的特殊价值来开发幼儿的思维能力。如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等能力。激发幼儿创造的积极性和思维的多向性, 解放幼儿的头脑, 鼓励幼儿主动探索, 自由思考。在以往的学习活动中, 儿童以听和看为主, 他们的操作也大多只是验证老师传授的知识, 而新的知识观、教育观要求孩子亲历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而学会学习, 学会生活, 而“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如大班幼儿学习“二等分、四等分”, 教师不告诉幼儿等分的方法, 让其通过自己思考或与同伴讨论等方法, 动手试一试;并且可以让幼儿通过比一比、想一想, 逐渐学习会自己推理、分析、判断寻找答案, 而老师尽量不要干预, 偶尔可以提一点建议, 使孩子保持将探究活动进行下去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 幼儿自己动脑以增进知识、发展智力, 他们不仅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等分的概念, 弄清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还学会从不同方面去思考同一问题, 做到知识的迁移。
四、解放幼儿的嘴
语言与思维是密切联系的, 在数学活动中, 说是训练思维的一种重要途径。特别是一边操作, 一边讲述过程, 对幼儿的思维、语言表达能力是很好地促进。《纲要》中用到“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小组讨论、探索等”, “学习用多种方式表现、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鼓励幼儿大胆提出问题, 发表不同意见”, 这些都表明需要解放幼儿的嘴。
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1找优方法
十几年的班主任工作实践,使我逐渐摸索出了运用找优法给学生找优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些方法:
2.1自我接纳法
自我接纳法就是学生的自我陶醉,建立自信法。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认真的剖析自我、了解自我、挖掘自我、给自己找优点,发现自己内在的美,并学会用这些美来激励自己、美化自己,在他人面前处处体现优越感,使自己内心坦荡、生活坦然, 全方位得到自己的赏识。 学生小琴是我所带学生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她是流动儿童,父母有烧窑手艺,这半年在这个窑厂,那半年可能就搬走了,她是秋天的时候到我班的,经过十来天的接触,我发现这孩子还是特别爱学习的,只是每天都独来独往,很少说话,默默地来,默默地走,显得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 于是我经常找她聊天,聊聊她曾经去过哪些学校读书,老师们对她好吗,她这才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以后一有空我就找她说话。 别的学生认为我对她格外好,也纷纷找她玩。 我看到她越来越开朗,对学习也非常认真,对班级事物也越来越热心。 不久就和班集体融为一体。 现在我每每再和她聊天, 发现她语气里全是自信,那种我行我能的自我陶醉感,自我满足感。
2.2强加优点法
就是在学生没有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时,我们把优点强加给他,并在公共场合大力宣传,使其找到一种满足感,用我们地方方言叫“赶鸭子上架”。 学生“不优”也只有“学优”了。 这一点吻合了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善于鼓励学生是教育中最宝贵的经验。 ”
2.3心理暗示法
心理暗示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方式,它是指在无对抗情绪的条件下,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人的认知、情感、意志以及行为产生影响的心理活动过程。
心理暗示的关键是“示”,即对学生的发展目标给予方向性的引导和启迪,促其领悟,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 当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需要掌握心理暗示的技巧。
2.3.1心理暗示的语言要含蓄性
暗示性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含蓄、幽默,用好的语言暗示,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对学生要有深刻的了解,否则暗示就没有针对性。 二是要掌握语言暗示的技巧,用于暗示的语言,应当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 或含蓄幽默、 或一语双关、或“顾左右而言他”
2.3.2心理暗示的环境要有熏陶性
小学生好奇心强, 容易被各种新鲜事物所吸引, 接受能力强,容易吸收新知识,可塑性强,容易按照各种模式进行塑造。如果能让学生在优美的物化环境的陶冶下和宽松和谐的心理环境的感化下生活,久而久之,必然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2找优法的原则
找优不是无休止的找,要有原则,找优有下列原则:
2.1目标性原则
当学生有问题时,我们找优,就要有目的性,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言行,并能及时的改正。
陶行知先生四块糖的故事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陶行知先生在担任小学的校长时, 看到男生王友用泥块砸班上的同学,当即制止了他,并要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
放学后,陶行知先生来到校长室,王友已经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 陶行知先生没有批评他,却送了一块糖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 ”
王友惊疑地接过了糖果。
接着,陶行知先生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王友,说:“这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当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 ”
王友迷惑不解地接过了糖。
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 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有跟坏人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听到这里,王友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 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呀。 ”
陶行知校长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块糖,递给王友: “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 ”待王友接过糖,陶行知校长说:“我的糖完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完了吧。 ”
2.2可塑性原则
不管是自己找优或是他人找优, 我们用到的必须是有发展潜力的优点,才能带动学生全方面的发展,从而遏制不良习性的产生。
3找优法的作用
(1)使学生对自己有信心,有优越感、会理解他人,让学生拥有一个宽容、博爱的胸怀。 (2)帮助学生克服焦虑心理,帮助学生走出忧郁的阴影。 (3)让学生在激励中快乐成长,克服嫉妒心理, 抑制学生的攀比心理,克服交往障碍,学会享受快乐,在快乐中成长。 (4)培养学生乐观、豁达、耐心、富有同情心的思想情操。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罗森塔尔说:“一个好的班主任应该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 ”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 ”的确,作为班主任,要真正了解学生、真正有效地做好班主任工作,首先就一定要懂心理学。一定要了解学生的心理,有效利用陶行知儿童教育找优法思想,这样才能成为班主任工作的真正能手。
摘要：陶行知的儿童教育思想和心理实践是十分丰富的,为了更好促进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本文尝试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探讨陶行知的儿童教育思想,进一步挖掘陶行知儿童教育理论的精髓,用找优法为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借鉴和启发。
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爱”究竟是什么？这是人们常问的问题。
古今中外，人们对爱的比喻和说明如恒河沙数。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在现实界找到的几乎所有关于“爱”的现象、譬喻，以及我们通过文字对“爱”所作的所有说明、描述，都不足以讲清楚爱是什么！就现实性的比附而言，爱，不是一个肯定状态，而是一个否定状态。爱，无法通过对任何现实现象的肯定而得到诠释，只能通过否定现实现象而得到诠释。因为爱的本质如同“道”一样，是无，是无我！因为爱是本体论范畴，是超越于现实界的。
本文提出爱本体论，就是把爱当成哲学本体论概念，看作是世界的本源和存在依据。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爱的核心意思是：万物与人类原本一体，同源同根，共同来源于、起始于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本体（整体），在这个唯一的、统一的本体（整体）里生养变化，最终又复归于这个唯一的、统一的本体（整体），而这个唯一的、统一的本体（整体）就是爱。
爱是全然的整体，或者说，是对整体的发现、融合与复归。爱与我们对人生宇宙的起始与复归的理解有关，也就是说，与对整体的感知和把握有关。真正能够理解爱、能够感受到爱的人，是能够理解整体的人、能够活在整体中的人、能够回归于整体中的人。
提出爱本体论，基于如下思考：
首先，“爱”是当今世界最普遍、最广泛、最“通用”的语言，能够接纳和融合人类最为古老也最为基本的感觉、情感、意愿与认知方式。其次，“爱”与老子提出的本体之“道”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二者几乎可以互换（所以我们提出“爱可爱非常爱”的命题）。再次，爱本体论阐释是通向爱宇宙论、爱人生论阐释最自然顺滑的表达。本体论往往是“宇宙论之冠”。作为对无形无相的本体的直觉断定，本体论只能是一个“虚设”，其实际作用是作为引向宇宙论的“引子”，阐明“存在者”何以“存在”。这就如同“道”作为本体，是引向“可道”（道即“可道”，可以为道，可以作为道路提示和指引方向或规律）宇宙论的“引子”，是同样的道理。爱本体论在导向爱宇宙论，即导向说明宇宙的起源、演变、对立统一运动方面，是顺畅无碍的。通过爱宇宙论，又可以自然顺滑地过渡到爱人生论。又次，本体论阐释走向宇宙论、人生论阐释的时候，需要解决“无中生有”的问题，需要阐发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如何通过对立面的形成和对立统一的运动而导向宇宙论、人生论的生生不息的过程。“爱”内在的对立面——“欲的爱”“多的爱”“偏爱”“恨”——正是促成浑然一体的爱通过对立统一运动而无中生有、生生不息的动力。因此，当圣贤、哲学家在论述“爱欲”“偏爱”“恨”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论述本体之爱。最后，当今世界，量子纠缠作用加强，各种独立性、冲突性、对抗性物质和能量在快速膨胀，“爱欲”“偏爱”“恨”的力量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渐趋强盛，许多社会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处于“内卷化”、“极化”和撕裂状态。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了解和强调“爱”的本体性、本源性，以爱作为人生宇宙的“上帝粒子”、“底色”和“主旋律”，高扬仁爱、博爱精神，加强社会的团结互助。
二、历史上圣贤与哲学家如何论述爱本体论
（一）轴心时代圣贤们对爱的颂扬
古往今来，人们对爱赋予了无数赞美和颂扬。轴心时代的圣贤们，更是对爱赞誉有加，但他们的理解各有不同。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 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 年至公元前200 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 年至公元前300 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 度上下。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也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觉知的方式、理智的方式、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中国、印度、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英国人凯伦·阿姆斯特朗在《轴心时代：人类伟大思想传统的开端》一书中说：“贤哲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格。所有圣贤都颂扬一种同情和怜悯的精神，他们强调，人必须摒弃自大、贪欲、暴力和冷酷。”“这一时期创造出的所有伟大的思想传统一致认同博爱和仁慈的极端重要性。”[1]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概况轴心时代圣贤们的思想境界，在我看来，这个词语就是“悲悯天下”;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况轴心时代圣贤们的思想主题，在我看来，这个字就是“爱”。例如，老子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苏格拉底讲“普遍的善”;孔子讲“仁者爱人”。这些讲的都是大爱。墨子则直接讲出了“兼爱”。兼爱，即是“周爱人”，没有差别、普遍平等的爱。墨子主张以兼爱取代偏爱，倡导“兼相爱、交相利”“爱无厚薄”“相爱相利”“爱利天下”“摩顶放踵利天下”。柏拉图在《会饮篇》和《斐德罗篇》中多次谈到爱的问题，将爱与“美”“生育”“神”“幸福”“善良”等美好概念相联系。他说：“爱的学问的结尾，就会突然发现一种无比奇妙的美者，即美本身。”[2]“爱并不是以美的东西为目的。其目的在于在美的东西里面生育繁衍。”[3]“爱神是诸神中间最古老的神，而且是人类幸福的来源。”[4]“爱神的威力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普遍的。”[5]“只有相爱的人们肯为对方牺牲性命。”[6]“爱神是最美、最善良的，后来也创立了各种美好善良的东西。”[7]
（二）近现代哲学家论爱
1. 费尔巴哈“爱的宗教”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1804—1872 年）一生对爱持有宗教般的热爱和笃信。爱在费尔巴哈那里，变成了一种哲学世界观，被赋予至高無上的哲学意义和宗教意义。他认为，爱是人的存在的标志，是人的完整本质的表现，是真善美的统一。他提倡以“爱的宗教”代替“神的宗教”。他说，“必须拿对人的爱当作唯一的真正的宗教，来代替对神的爱，必须拿人对自己的信仰及自己力量的信仰，来代替对神的信仰。”[8] 他所谓“爱的宗教”其实就是“爱的哲学”。
2. 舍勒“爱的本体论”——“我爱故我在”
马克斯·舍勒（1874—1928 年）是德国著名现象学哲学家，在现象学早期阶段，他是地位仅次胡塞尔的现象学领袖。在舍勒之前，欧洲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由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智主义主导，即以“我思故我在”为基本色调。舍勒把欧洲哲学的基础转向了情感和爱。他明确提出了“爱本体论”，通过现象学的还原与描述，恢复情感的本源地位，建立起“爱感优先”的原则。
在舍勒看来，爱是“趋向价值完美的行为”。他这样说：“倾向或随倾向而来的行为，此行为试图将每个事物引入自己特有的价值完美之方向，并在没有阻碍时完成这一行为。换言之，正是这种世界之中和世界之上的营造行为和构建行为被我们规定为爱的本质。” [9]
舍勒认为，爱在逻辑上先于认识和意愿，是认识和意愿之母。“我们始终感觉爱是原一行为，通过它，一个在者离开自己（ 但仍然是这个有限的在者），以便作为意向性之在者分有并参与另一在者之在，使二者不会以任何方式成为彼此分离的实在部分。我们所谓之‘认识’，始终以爱之原一行为（即这种存在的关联） 为前提：在者离开自身及状态和已有的‘意识内容’超越它们，从而根据可能性进入一种与世界的体验交融。我们所谓之实在或真实，首先以某一主体的正在实现的意愿之行为为前提：但这种意愿的行为恰是一种先于意愿而出现并赋予意愿以方向和内涵的爱。所以，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理性之母。”[10]
在舍勒看来，爱是产生认识和促成意愿的前提;我们所谓之实在或真实，首先以某一主体的正在实现的意愿之行为为前提，但这种意愿的行为恰是一种先于意愿而出现并赋予意愿以方向和内涵的爱。“在人是思之在者和意愿之在者之前，他就已是爱之在者。人的爱之丰盈、层级、差异和力量限定了他的可能的精神和他与宇宙的可能的交织度的丰盈、作用方式和力量。”[11] 于是，舍勒的结论是：“只有当我们爱事物时，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事物。只有当我们相互热爱，并共同爱某一事物时，我们才能相互认识。”[12] 舍勒的思想，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发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本体论上，“爱的本体论”有别于传统“智的本体论”;在认识论上，“爱感优先论”迥然不同于“认识优先论”。
3. 加塞特“爱的本体学和宇宙论”
奥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 年）对爱的论述，是在本体论和宇宙观的层次上展开的，超越了科学、学科研究的层面。他提出，“爱的本体学：神秘主义与爱具有共同的根源。”[13] 他区别了“心理学的爱的理论”和“宇宙论的爱的理论”，认为“近代的理论失去了这种宇宙论的观点，几乎全都变成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微妙的爱情心理学形成一种机敏的诡辩，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爱情属于宇宙论的基本面给移开了。”[14]
加塞特认为，爱对对象的选择，乃是内心深处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同时具有一种“认知根据”和一种维度更高的“存在根据”。加塞特把爱看成是回归“道的整体性”。他说：“爱是生命的勇者，他虚己忘我，与爱慕的对象合一，成为一体，在爱的合一动力之中，回到道的浑全。能让一个个体走出自我，而走向另一个个体（更高的存有），大自然中最大的力量也许就是爱。”[15]
加塞特注意到柏拉图关于“爱是在美中生育的欲望”的观点，对此他评价说：“根据柏拉图的理论，他的思想可以审慎地归结如下：凡是在爱中都有一种于我们视为完美的另一个人合而为一的欲望。”[16] 他提出了自己“爱的生育观”：“在生命的内在体验之中，爱的孕育能力最强，以至于爱成为一切孕育能力的象征。心灵的许多冲动由爱产生，例如愿望、思想、意志力的表现和行动。然而这一切虽是由爱而生，一如庄稼由种子而生，却不是爱本身;爱其实是这一切的根本。”[17]
4. 弗洛姆“爱的艺术”
20 世纪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爱的艺术》作者艾瑞克·弗洛姆（1900—1980 年），对爱有非常宽泛的论述。弗洛姆认为，爱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真正、全面的回答。关于“博爱”的观点，是《爱的艺术》里比较具有哲学意味的部分：“博爱是构成人类一切爱的最基本形式的爱。我在这里讲的博爱，主要是指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爱意的责任感，由这种责任感主导下对所有的人付诸关心、尊重和了解……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博爱就是对全人类的爱，它以没有独占性为主要特征。”“博爱凝聚了人类的联合、人类的团结一致和人类的思想的一体化。”[18]
5. 费里“爱的革命”
当代法国最受关注的哲学家之一吕克·费里（1951 年—）提出了“爱的革命”（“一种彻底的乌托邦”）的概念，主张用爱的革命引发新的感知，建立爱的“新意义”，来对抗传统价值准则的倒退，让当代人拥有更加美好的价值期待和精神生活。在《论爱》中，他认为，历史上所有曾经给予生命以意义的理念，如上帝、国家、革命、自由、民主……如今都变得极其混乱，失去了真实性和感召力;唯有爱，仍保持着对美好未来的允诺，给予我们以希望和期待。费里之所以借用司汤达《论爱》的书名，只是想表达，他对爱的热爱如司汤达一样，“爱对于我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或毋宁说是唯一重要的事。”[19] 费里提出，在现代世界，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能够培育出具有团结和同情特性的新人文主义，“爱将成为我们所有人无条件相信的唯一价值。” [20]
三、爱本体论涉及哪些重要相关问题
（一）如何理解爱与“可爱”——爱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我要谈的是‘爱’，但首先要谈的不是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中什么都有，唯獨缺少根本意义上可称为‘爱’的东西。”[21]“这两百年来，大家对‘爱’的进行谈得很多，对‘爱’的本质却谈得很少。”[22] 这是加塞特的发现和疑问。这点出了在爱的理解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如何区分爱的本质（本体）与爱的现象？如果我们不能分清这两者，我们能真正理解爱吗？
爱作为本体，本身无形无相，但爱作为人生宇宙的能量之源，能够创造爱的一切现象。
爱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表现为团结、拥抱、融合、凝聚、回归、统一等状态或趋势。在此状态或趋势中，爱的发出者不断趋向自我消解、自我弱化、自我融化。但是，恰如加塞特所说，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说的爱，如“喜欢”“喜爱”“爱戴”“欣赏”“赞美”“爱惜”“依恋”等，不是爱的本质，而是现象。我把爱的种种现象称作“可爱”。世界上所有“可爱之物”，其实都是爱本体的象征。“可爱”的意思，就是指事物“占用爱的本质”，“具有爱的秉性”，能够激发人们的爱意。“可爱之物”都隐喻着爱本体。所以我们说，“爱可爱，非常爱”。
这里的第一个“爱”，是关于爱的本体、本质的无规定的一般概念;第二个“爱”（“可爱”），是讲爱的繁多现象，赋予无规定的爱的一般概念以具体事物的规定性和丰富内容，从而是对第一个“爱”的无规定性的否定;第三个“爱”（“常爱”）又回归到爱的统一本性，是对“可爱”的繁多现象的否定，从而完成了关于“爱”的哲学命题的否定之否定。第三个“爱”（“常爱”）看起来与第一个“爱”在形式上无异，但它已经具有了内容的完满性，达到了具体的丰满，摆脱了“爱”作为一般概念的抽象性、贫瘠性、无规定性。
我们把“道”替换成“爱”，其暗含的意思就是：人生宇宙本体论的阐释，不仅涉及“体—用”的功效关系，而且涉及“体—情”的意向关系;人类的本体论阐释与人类感知天人合一的情态性、倾向性、意向性有关。
（二）如何理解爱与“爱欲”
有欲与无欲，即是否具有占有的欲望，是分别本体之爱与现象之爱的分水岭。所以在佛学里，一般是将“爱”与“慈悲”分别开的，认为前者有欲，后者无欲。在老庄哲学里，也对“欲”可能分裂本体保持着极高的警觉。
加塞特认为，心灵的许多冲动都由爱产生，但却不是爱本身，爱是这一切的前提。欲望是想要拥有某个事物，一旦拥有，随着得到的满足，欲望就会消失，而爱永远不会消失。欲望是被动的，是以“我”为万有引力的中心，期待相关事物到我这里。爱却是全然的主动，走出自我，走向所爱的对象，成为对方的一部分。“当我们去爱时，我们放弃了自身的平静与安定，在虚拟的层面朝着所爱的对象移动，这种不断朝向对方的移动就叫做爱……爱不是爆发，而是一种持续的涌出，一种心灵之光的散发，从爱人者向被爱者移动。”[23]“在欲望中，我想把所渴求的对象拉到我这里来;在爱中，我被拉到所爱的对象那里去，而在一个更高的存有之中，合而为一。”[24]
德裔美籍哲学家马尔库塞（1898 - 1979 年）提出，应该消除爱欲压抑，彻底解放爱欲，寻求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新联系，建立没有爱欲压抑的新文明。他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升华爱欲：狭义的“升华”，是在性心理完全的禁忌和彻底的开放之中，开辟一个和谐、纯洁、高雅的境界;广义的“升华”，则是将爱欲冲动导向有益人类文明的创造性活动，也就是将性的能源移开性对象，投入更高级的文化活动。
（三）如何理解“爱”与“恨”
需要说明这里讲的“爱”与“恨”，都不是日常经验概念，而是哲学概念。
作为人生宇宙本体的爱，在呈现为“可爱”即各种现象之后，由于加入了人们的分别、私有、执著和贪婪，被分裂成了无数的微小部分和“颗粒”，用于自我张扬和压制他人，变成了对抗性、攻击性能量，这样的情况和趋势，我们称之为“恨”。
爱，是经过偏执而走向“恨”的。“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量子纠缠，造成统一能量的分散、分别、分化、分离、分裂，在分散、分别、分化、分离、分裂的过程中各个局部不断自我增强、自我强化、自我膨胀，并且产生相互对立、對抗，最后同归于毁灭、消亡的趋势。“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它与爱是统一体的对立面，二者在辩证运动中展示宇宙与生命客观的历史进程——变化与成长。如同“恶”为“善”开辟历史道路一样，“爱”也通过“恨”来开辟矛盾运动的道路。由于爱恨交加，整个世界的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便展示出统一的趋远的前行运动与趋近的复归运动的矛盾统一。
只有当我们不了解恨的本质和它的有限性、限定性的时候，只有当恨的力量被无限制地发挥、扩散并成为崇拜对象的时候，特别是当恨摆脱了爱的引导与平衡的时候，恨才会成为自我膨胀的恶，成为分裂和毁灭社会的能量。
卢梭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讲到： “我太爱自己， 以至于无法去恨任何人或任何事——恨会局限我的存在， 而我更希望将自己的生命扩展到无垠宇宙。”[25] 卢梭这段话表明他十分清楚爱与恨的不同：爱是能量的扩延以致无限，恨则是能量的强烈收缩。有恨的地方，就有分别、对抗和撕裂。但是在现实社会里，许多人还是会有意无意的走向恨、选择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恨能够带来短暂的力量感！这就像人们也喜欢短暂的“快乐”是同一个道理。
加塞特在《关于爱》中引述了历史上一些哲学家对爱与恨关系的阐释，并加以评论。关于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加塞特认为，“托马斯从古希腊文献中整理出的有关爱的观念显然不正确。对他而言，爱与恨是追求的两种形式，亦即欲望的两种形式。爱是对某种善的追求，恨是一种抗拒（反向的追求），是对恶的一种排斥。”[26] 关于斯宾诺莎想在情感中找到爱与恨这两种情感萌发的基础的想法，加塞特评论说，“斯宾诺莎错了，爱不是喜悦……恨也能够自得其乐。”[27]
加塞特提出了自己对于爱与恨关系的理解，他认为爱与恨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趋向并融合于对方、成全对方，而后者是隔开并对立于对方、毁灭对方。他这样说“爱与恨之间的根本差异——爱与恨的方向都是离心的，方向固然相同，两者在意义上却是截然不同，用心正好相反。恨与其对象相逆，具有负面的性格;爱顺着对象，肯定对象。”[28]“在爱中，我们觉得之间跟所爱的对象合二为一。”[29]“恨把我们跟对象远远地隔开，拉开了一道深渊。爱是心心相印，是和睦一致;恨是分歧不和，是形而上的抗拒，是跟所恨对象遥遥相隔。”[30]“爱在心灵虚拟的延伸中抵达所爱的对象，致力于一种无形却神圣的工作，这是世界上最积极的工作：爱肯定其对象。”“恨也不断忙于在虚拟的层面杀死所恨的对象，意图毁灭所恨的对象，压制其生存的权利。恨一个人意味着单是由于对方的存在就觉得受刺激，只有所恨之人彻底消灭才能带来满足。”[31]
按照加塞特的思想逻辑，接着是否就应该这样说，爱一个人意味着单是由于对方的存在——不必管是怎样——就感到喜悦和满足？
加塞特最强调的一点是：“在我眼中，最后这一点是爱与恨最根本的特质。凡是爱过的人，就肩负着让所爱的对象存在下去的责任;在他能够掌控的范围内，他不允许所爱的对象不存在于这世上。而这就等于在我们能够掌控的范围内，在意图之中不断赋予爱人或所爱之物生命。爱是不断地赋予生命，创造并维护着所爱对象。恨是毁灭，是虚拟层面上的谋杀，而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停地谋杀，直到把所恨之人从地球上完全抹去。”[32]
四、文明更替何以走向爱的复归
（一）西方工业文明不可避免的衰微
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经由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逐渐建立起来的西方工业文明模式，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深刻的矛盾（根源在“恨”的泛滥），正处在明显的衰落之中。西方工业文明再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方案来继续领导世界进步。而信仰天人合一（本爱、大爱）的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化也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里面既有文明断裂的风险（跟随西方，走向“恨的文明”），也有全面复兴的机会。
由西方主导的近现代工业文明模式，已经暴露出难以摆脱的内在矛盾，呈现出日益加深的颓势和危机。在他们中间不大可能诞生新的精神导师来继续领导世界进步。我们把它概括为“一个根本三个重点”。“一个根本”就是：在“人的解放”的旗号下，人心由于过度放纵而走向堕落，成为孤立而封闭的“肉体原子”;“三个重点”就是：“无师、无爱、无未来”。
历史来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文明更替“拐点”。英国科学家霍金在《大设计》中预言人类现有文明无法继续延续一千年。日本哲学家梅原猛、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拯救人类的哲学》一书中指出：
“建筑在人的欲望，也就是本能和利己之心基础上的近代文明，在不太长的将来，难逃自我崩溃的命运。”[33]“这种崩溃发生在100 年后还是500 年后，尚不清楚，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乃是不容置疑的。”[34]“人类要摆脱危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文明。”[35]
（二）人类新文明与中华文化复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它在当代世界新文明建设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与西方哲学仅仅考虑如何（在对峙中）“理解”本体不同，中华文化考虑的是如何“成为”（进入、融合）本体。因此，西方思想的特征是外在超越，而东方文化强调的是内在超越——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这是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的优势。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文化对新文明建设的倡导，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标志。人类同处一个地球，“地球村”的每个成员，如何和睦相处、携手共进？中国提供的方案是：“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立在东方“和文化”基础上。“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在中国传统“和”文化基础上构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博大的天下情怀。
（三）需要警惕“怼的世界观”和“怼的教育观”
受“争恨文化”和“斗争哲学”的影响，当下社会，似乎存在一种“怼的世界观”。“怼”这个字本来是一个很生僻的字眼，其作为常用字，在中国只有短短的两三年，但一经引入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即现火爆，迅速成为高频字。“怼”所表达的涵义，包括：对立、对抗、开打、打击、压制、制服、战胜等等。“怼”给社会带来的是日益频繁、不断升级的冲突和价值观分裂。“怼的世界观”，即是在争恨、冲突、对抗中获得存在感、荣誉感和价值感的世界观。
“怼的世界观”在教育中的体現，就是“怼的教育观”。教育变成了知识技能的竞技场和角斗场;竞争—获胜，成为教育参与各方的唯一动力;教育目的异化为：“教育就是培养优秀的竞争者、骄傲的获胜者！”在学校里，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孩子们天天都承受着竞争的压力，时刻都想着如何在排名榜上出人头地，把同学当对手、敌手，互相戒备防范，以致以邻为壑。在家里，家长们对孩子通常是“恨铁不成钢”，不断地在“恨”的方面加大压力，并且经常为此而痛下狠手。有些家庭就成了演练、实践“争恨文化”的战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偏激的孩子决绝地喊出“父母皆祸害”的叛逆之声，亦可见其内心的痛苦、扭曲超出了能够承受的常态！
“争恨文化”和“怼的教育观”，深深浸染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中国孩子健康成长的极大障碍和毒素来源！在未被觉察的情况下，它时时刻刻都作为成人欺骗、控制儿童的能量和手段，禁锢和污染着孩子们的心灵。在这种文化背景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内心充满了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恶的能量”：恐惧、仇恨、争斗、征服、敏感、嫉妒、贪婪、暴力、诅咒、蛊惑、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以邻为壑、控制欲、谋略……他们一生都在努力，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强壮起来、优秀起来，比别人有优势，能够驾驭、领导、控制、战胜别人。如果他们处于劣势，只要能够，他们甚至希望让这个世界与自己一同毁灭。因此，倡导爱本体论，有着很现实、很迫切的社会需求。
五、为什么需要提出和倡导爱作为本体的“本爱教育”
本爱教育，是本体教育，是将爱作为人生宇宙本体论的教育。我们现在有政治教育，其中又包含了三观教育，这样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体教育;就现状而言，我们的政治教育还不能替代本体教育，还不能引导我们认识和遵循本体论、伦理学的“绝对命令”，不能让我们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对“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唤起赞叹和敬畏”。
“人为什么需要本体教育”这个问题，与“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人既是现象界的存在，也是本体的存在。本体与现象界一体两面，不可能分开谈。在现象界的意义上，人是有限的，是可以被定义的;在本体的意义上，人是无限的，是不能被定义的。这种情形，与我们通常对“道”的理解是一样。老子谈道，是把“常道”（本体）与“可道”（现象）联系起来谈的。《道德经》宇宙观的核心在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叠套的两个“玄”（人生宇宙奥秘），就是本体性、无限性的“无名之玄”和现象性、限定性的“有名之玄”，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往返流动，周而复始。道是什么，人就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道，就应该怎样理解人。
通常我们认为，人生宇宙本体（例如“道”或“本爱”），是无形无相的“第一义的存在”;由本体所生的现象界是“第二义的存在”。其实，作为第二义的现象又分两种情况：未经人类识别、分别的世界，是本然的“第一现象”，其特点是恍惚态、叠加态，即不确定，保持着各种可能性，这是“第二义的存在”的本意;人类经验的、识别的、操作的世界，则是“第二现象”，是人心（用性）与第一现象之间构造出来的一种关系，即是说，第二现象只是一种被人类确定化的关系，这构造出来的关系即是“第三义的存在”，是现象的现象。
以往的一切教育和教育学（包括所谓“科学的教育和科学的教育学”），都是从现象界开始的，殊不知现象界已经是“第二义的存在”或“第三义的存在”。教育学要从本体论（道，本爱，第一义）开始，要有本体的教育即道的教育、本爱的教育。因为只有本体才是“一”（统一的、“不二的”），而现象界则是“多”（杂乱的、众多的）;本体才是“大用”“妙用”“无限用”，而现象界（术、器）则是小用、徼用、有限用。舍一逐多，舍大用而逐小用，这不可能得到究竟的真理。
本体的教育（本爱教育）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同时又是：（1）关于无限的教育、第一义的教育、生命根本的教育;（2）关于人生宇宙信仰的教育;（3）关于生死和究竟智慧的教育;（4）关于“认识自己”并通过自己的无限智慧（觉悟）认识万物根本的教育;（5）关于自性自度——自己解放自己的教育;（6）关于“无为”和“无为法”的教育;（7）关于向内发觉、为道日损的教育。
所有这些，现在都远远的在我们现今的教育视野之外，这是殊为遗憾的。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本体教育、本爱教育，这样人们就无法认识自己，无法得到宇宙人间最高的智慧。因为欠缺本体教育（本爱教育），我们发现，我们现在通常得到的教育只是“第四义”的教育：第一义的教育，我们没有;第二义的教育，原生态、统一性大自然的教育，我们也没有;第三义的教育，我们改造过的自然的教育，我们基本也没有。我们只有对“第三义的存在”进行认知加工而获得的知识的教育，这是第四义的教育。
由于本体教育（本爱教育）的缺失，我们现行的教育只能囿于“有限”而不能通达“无限”，它可以概括为“十有十无”：（1）有器而无道;（2）有恨而无爱;（3）有“有”而无“无”;（4）有“我”而无“自”;（5）有去而无归;（6）有识而无智;（7）有理性而无灵性;（8）有伪饰而无真相;（9）有管控而无自由;（10）有傀儡而无主人。
从教育制度讲，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教育格局统称“五育”“三形态”。“五育”即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三形态”即学校教育形态、家庭教育形态、社会教育形态。这样的教育体制、教育格局，对于培养一个全然的、完整的人是不够的。我们的建议是：应当在“德育”之中，加一个“本愛教育”（本体教育），这是教育的根本和根本的教育，其意义已如上所说。
爱作为本体的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内在的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我们所倡导的“文明”“和谐”“自由”“爱国”“友善”等核心价值观内容，都与“本体之爱”及其教育有密切关联。
结论：我们就应该涉及教育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了：人，终将何在何往？或者说，教育，究竟要让我们如何存在，要带我们去哪里？问题的终极答案在于——“人的本体”。本体就是我们自己。本体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本爱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教育，帮助我们理解本体、回归本体，也就是理解“我自己”、回归“我自己”。以爱为本体的教育观可以用四句话来表达：“以爱为道，以爱为师，以爱获得本性觉悟，以爱成就人生圆满”。我们终将通过教育，而成为爱本身，成为终极意义上的“我自己”——与爱同在，与爱同往。
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生活教育理论作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从20世纪20年代形成之后，在培养实干型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强调“教育回归生活，以生活为中心”的思想与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倡导生活化、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理念是一致的。对于如何更好地挖掘和利用生活资源，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生活化的问题，当代教师可以借鉴生活教育理论中有关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实施范围的阐述，通过教学实践，以促进学生学以致用，更好地生活。
生活教育理论高中思想政治课生活化课堂针对中国传统教育“读死书，死读书”的现状，陶行知针砭时弊地提出了中国教育的改造之法——生活教育理论。它强调“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不含有教育的意义。”这符合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倡导的——“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高中思想政治课推行生活化教学，既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具体的教学实施中，如何准确把握“生活”二字，教育者需要全面理解生活教育理论，在借鉴中寻求创新发展。
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涵
所谓“生活教育”，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它具体包括三方面：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一）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主体，它明确了教育的内容、教育的目的等基本问题。与此相对的是杜威所说的“教育即生活”。陶行知通过八年的实地考察，认为杜威所说的“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不符合中国教育的现实状况。在他看来，生活起决定作用，“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教育的作用在于改造生活，为生活服务。纵观教育的发展，从最初的口口相传到今天的网络授课；教育内容从古代的辩论、骑马、几何扩展到现代的物理、化学、计算机等领域，无不反映出社会发展对教育起决定作用，教育对人类生活有推动作用的辩证关系。
（二）社会即学校
“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陶行知将学生学习的场地从有限的教室延伸至无边的社会，加强了彼此的联系，使教育不再局限于特定空间里书本知识的学习，调动了全社会学习的积极性。
“社会即学校”包含以下思想：第一，社会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具有教育功能。例如，工人、车夫、农民等群体虽然无力进入学校继续深造，却可以在社会历练中获得长足发展。陶行知组织的山海工学团、香港中华业余学校等教育形式就是为了充分挖掘促进人发展的各类资源，补充全日制教育的单一形式。第二，从教育角度讲，“社会即学校”活化了教学内容，使学生从静态的知识领受发展为动态的学做合一。在社会这个大学校，学生不是纯粹地学书本，而要汲取生活本身的经验；教师不仅是全职人员，也包括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
（三）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理论的实施。它的提出首先应用于师范生的培养。其基本涵义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作为中心”。作为教师，在授课前，先要自己明确，考虑学生如何学、如何做，以此为依据来决定自己如何教。在陶行知看来，“做”不只是机械劳作，它还要求有人的思考在里面。即师生做事要手脑并用学习的过程，要有这种对实践的看法在当代依然具有实用价值。
二、生活教育理论对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生活化的启示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之中”。对于如何推进生活化教学，解决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教师可以从目标制定、内容选取到活动实施的角度入手。
（一）教学目标立足学生生活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价值体现，关系着教学能否有效开展。教学要“以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而目标的制定必须基于学生的现实水平，落实到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首先，知识目標中，对相关术语、概念、观念的理解、应充分利用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基于学生的现有经验来教学。比如，学生要掌握“恩格尔系数”这一概念，可以通过计算自己家庭的食品支出和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去理解，而不需要教师过多的文字陈述。高中思想政治课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学科领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次，学生的能力是各方面力量循循善诱的结果，而非一蹴而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能力目标侧重培养学生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在制定上要有具体的实施内容和实践空间。例如，在能力目标“学生学会客观、全面地分析问题”上，教师如果纯粹地讲授课本，而没有给学生留下施展的空间，那么这项目标很难得到落实。若组织学生通过合作探究，根据相关热点问题分析并表达个人看法，那么学生将以更高的积极性参与教学，在思考问题时也会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
最后，是优先设置和实施的教学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个目标的实现不能单靠知识的解读、习题的演练，需要借助启迪思维的活动、有价值的案例等生活情境，引导学生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在目标的陈述上，应注重学生的内部感受，强调学生在一定情境中获得的个人意义，而非活动所得的结果。如“学生认真观看京剧《黛玉葬花》，赏析中国书法，并在班级讨论中畅谈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感受”的表述，具体清晰、可观察、可操作。
（二）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
新课程改革强调教学三贴近：“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这与陶行知所说的为“生活向上而实施教育”具有一致性。教师在选取教学内容时，一方面，深入了解教材，明确教学重难点，这是授课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关注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利用学生学习的兴趣点。例如，在授课《经济全球化》一课，案例素材的选取可从学生最熟悉的麦当劳、肯德基入手；分析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时，从资金、技术、贸易三个角度分别举例说明，以利于学生全面了解其含义；分析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时，可引用华为、小米等学生了解的中国品牌。例如，身处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其生活环境、教育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教师在选取教学内容时应该有所侧重，考虑内容的针对性。
为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对不同教学内容的讲授，教师亦可以调整其顺序。比如，调整框与框、目与目之间的教学顺序，使之更符合学生的思维逻辑；整合不同单元的知识联系，使学生能够综合、全面地分析问题。
教学引进生活资源，打破了学习与生活的隔阂，引导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相互交融，其所经历的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螺旋式发展，知识可以真正成为学生生活的工具和沟通社会的媒介。
（三）教学实施益于学生生活
首先，教学过程可以采取生活化情境。例如，高中经济生活《消费及其类型》一框题，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差距、未来预期收入等抽象的知识，如果教师将其转化为学生熟知的生活现象，利用“一例到底”的方式贯穿课堂，那么学生将在心理翻转自己“学习者”的身份，而以“发现者”“探索者”的姿态参与课堂。此外，政治模块中，为便于学生理解民主、协商等政治概念，教师可以模拟价格听证会、区委会人大代表选举、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会议等。思想政治来源于生活，思想政治教学的目的就在于帮助学生合理、理性地“回到生活中去”。
其次，指导学生开展有意义的课外活动。社会是个大课堂，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资源。学生只有走出教室，以“观察员”的视角深入社会，真切感受现实生活，才会更好地理解教材、运用知识。联系社会热点，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区养老方式调查、高中学生课外补习情况等学生有能力、有精力探究的课题。课外的这些活动可以促进学生“劳力又劳心”，实现“教学做合一”。
三、构建生活化课堂应注意的问题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为中学构建生活化课堂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学教师改善教学、注重实效提供了方法指导，也为学生学以致用、重视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然而，时隔多年，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当代的教育者不可能完全照搬该理论。因而，要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客观态度学习借鉴该理论。作为一线工作的教育者，教师首先要全面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把握其核心精髓。
其次，注重生活不代表使教学流于生活的琐碎形式，而是要有高于生活的远大追求。一些教师利用有趣的素材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然而热闹过后，学生很难有所收获。对此，教师必须妥善处理生活材料，深入挖掘案例背后的学科价值和人文精神。比如，社会热点——房价上涨，教师既可以从供求关系入手来解释价格变动的影响，也可以从消费者的角度讲解消费类型及消费心理的相关知识，还能够从宏观调控的视角去探讨政府的相关举措。教师还能够借此启发学生思考人生意义和人生追求。这种发散式思维的方式将有利于学生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再次，在教学实施中，教师不能因刻意追求生活化而使教学随意、纪律涣散。对此，教师要精心备课，深入考虑学生可能存在的疑惑，加强教学预设。在此基础上，给学生留下一定的思考空间，以促进教学实效的生成。当然，教师必须宏观把握课堂节奏，防止学生的探讨偏离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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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是一种内涵丰富的人生“德学”修养的教育思想。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现实背景，也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提出不仅能有效提高高校师生员工的德学修养，促进高校教风、学风和校风建设，还能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因此要在实践中积极实践“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做到知行并举，自我反思；重视学习，勇于创新；持之以恒，广为传播。
关键词：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思考；实践
“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是一种内涵丰富的人生“德学”修养的教育思想。这一教育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不仅是对中外德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而且是对时代发展、社会现实需要的必然反映，更是高校师生健康成长的迫切需要，因此必须积极探索践行德学教育思想的有效途径。
一、“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内涵解析
“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是在继承中外优秀传统德学思想的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在不断与时俱佳进和吐故纳新的过程中凝练形成的理论。
将德与学做为人生两大支柱，并不是我们的首创。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强调德学统一的理论并不少见。西方历史上最早论证德学关系的是古希腊的先哲们，他们普遍认为德学是统一于一体的，如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就是最大的善”，即智慧包含在道德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学家夸美纽斯也认为博学和道德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近代强调德学统一的西方学者也很多，如赫尔巴特、布贝尔、杜威等。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普遍建立起德学并重的现代教学体系，将德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
而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德学思想的是孔子，他提出了“仁且智”的思想，强调德学并重是最理想的人格标准。孔子后裔子思在《中庸》中还进一步强调“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认为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讲求学问。西汉董仲舒也坚持德学统一，他提出了“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1]的观点，认为只有仁没有智慧的帮助不能除害，而光有智慧没有仁的引导更会走上邪路，仁与智是统一的。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强调德学兼备的代表人物。近代蔡元培提出的五育思想，依然注重德才兼备。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强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更成为了我国的教育方针。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此，德育和智育全面发展的思想确立下来了。进入21世纪后，我国特别强调“素质教育”，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素质教育是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德学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
以上古今中外的德学思想是笔者提出“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的思想基础。笔者提出的德学教育思想虽然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却有别于以往剥削社会的德学思想，而融入了时代新的元素，融入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新内容，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德学思想的新理论，是站在时代高度，面对社会现实问题而“推陈出新”的教育思想，它的“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表述有所创新。
虽然对德学教育思想古今中外学者都有论述，但我们将内涵丰富的德学思想概括为“以德为行，以学为上”八个字，且朗朗上口，易于思想的传播和推广，则是我们的独创。“以德为行，以学为上”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其内涵却十分丰富且有所创新，可以将其具体解释为：“把高尚的道德作为人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把不懈学习，勇攀科学高峰作为人一生至上的追求和目标。”
第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有所创新。
“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逻辑结构层次。从德和学的关系来看，德在前，学在后，因此我们认为“以德为行”是“以学为上”的统帅；而“以学为上”，是“以德为行”的基础。其中，“以德为行”强调的是德与行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德是行的指南和准则。以德规行，以行践德。“以学为上”强调的是“学”与“上”之间的辩证关系。“学”是“上”的基础，“上”是“学”的终极目标。
第三，“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实施对象有所创新。
以往的很多教育思想实施的对象是单一的，通常针对的是学生。而我们提出的“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不仅针对在校大学生，还适用于高校教师、党政管理人员。教育思想的主体和客体是多元化的。
第四，“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有所创新。
区别以往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德学思想，我们提出的“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的德学教育思想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德学理论。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学”都具有阶级属性，其内容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现阶段我国仍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的德学思想要反映初级阶段中国的国情。马克思还认为“德”“学”的实现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恩格斯也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2]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德学是人的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在“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中加入了许多学者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使“德”“学”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
所以，笔者提出的“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虽然吸收了传统德学思想的精华，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新理论、针对新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教育思想。
二、提出“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主要原因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严峻挑战，以及因德学缺失带来的一幕幕人生悲剧，都要求我们要大力加强德学修养教育。
首先，德学缺失对人生造成的现实悲剧，促使我们必须增强德学修养的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领导干部队伍、知识分子队伍在思想道德建设、业务能力培养和精神风貌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绝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不仅保持和发扬了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一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也正在初步形成。但也毋庸讳言，当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德学修养上，还存在着一些与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规范格格不入的问题。如有的领导干部忘却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忘却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却了做官要清正廉明、道德高尚。这些人由于官德失范，造成了他们法律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的淡薄，使他们的权力意识、等级意识和优越感极度膨胀，逐渐走向了违纪违法、腐败的路途，成了阶下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了有的高校的校级领导和中层干部，甚至有的教授、博士、理论专家，忘却了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忘却了自己艰辛的努力，忘却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不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和地位，守不住做人做事的底线，经不起经济利益的诱惑，走上了不归之路……这些人，当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进行忏悔时，他们都道出了共通点：放松了政治学习，丧失了理想信念，违背了职业道德，被社会上庸俗的社会风气所迷惑，思想上防腐拒变的能力逐渐丧失，使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毁了自己美好的人生路。
这些人生悲剧，不能不让我们深刻反思，为什么德学修养的缺失会给人生带来如此悲剧？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生的“德学”修养，应当伴随人的一生，成为人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走好人生路。因此，在高等院校提出“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教育思想，就是要让高校教师和党政管理人员时时强化德学修养意识，真正地用自身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执着的信念去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就是要让大学生在读大学期间就注重强化德学修养的意识，学会做人做事，注重综合素质的提高，努力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打下厚实的基础。
其次，社会现实对高校师生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促使我们必须加强德学修养教育。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1世纪之后，国际和国内的社会现实都在强烈地冲击和影响着高等院校的广大师生，使高等院校不再是一块净土。如今广大师生生存的环境，不再是宁静的大学校园，而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越来越明显，高科技的竞争和人才竞争不断加剧，使一些师生的心态失衡、焦躁不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强化了师生的自强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和创新意识；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给高校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一些师生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对社会义务、社会责任、大公无私、无私奉献、道德理想、人生理想等等都讲得少了，一切以利己、金钱、物质利益为行动准则的意识正以种种隐性形式熏染着广大师生。东西方文化在进一步碰撞，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等作品的大量涌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师生的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使部分师生产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化盲目推崇的心理，思想观念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师生的影响日益增大，但互联网中一些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对师生的发展也在产生不良的影响。总之，不利于广大师生健康成长的种种社会现实在冲击着高等院校，影响着广大师生。
所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挑战，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必须要深刻认识到加强和改进高校师生员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应树立新的教育理念，理出新的工作思路，探索新的有效措施。我们提出“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教育思想，其目的就是为了让高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师生员工加强德学修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自觉抵制不良现象的影响和种种诱惑，增强遵纪守法和自律的意识，强化学习意识，不断增长才干，使自己健康成长，走好人生路。
再次，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对人才素养的新要求，促使我们必须强化德学修养教育。
教育部《2008年全国统计公报》显示，到2008年，各级各类高等院校2663所，各类院校的在校学生人数超过30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这一转变，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这一人才培养的增量，无疑是对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对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生的选拔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录取的大学生一般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在道德修养和学习态度上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然而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高考杠杆作用的降低，使大批德学修养等素质并不高的学生进入了大学校园，在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大学校园中德学修养一度被忽略。这一现象给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高校重新审视德学教育的基本要素和核心思想，思索德学教育的有效途径。
在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认真思考：要把什么样的大学生输送到社会上？面对成千上万大学生的流进流出，我们将对这些大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确定德育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作为高校的校级领导，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学校的发展，为了广大师生的健康成长成才，应当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不仅要使受教育者具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有道德意义的种种品质，而且要使受教育者具备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所需要的、完善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以及才能，这种教育思想不仅是指向现时的，而且应当是指向未来的。
所以，我们提出“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引导广大师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的人生理想，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自觉掌握和遵循社会不同领域的行为准则和思想规范，并以自己的积极行动去影响他人，影响社会，改善现实世界。
三、提出“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现实意义
“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提出对于不断提高高校师生员工的德学修养，促进高校教风、学风和校风建设，从而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从现实社会的实际来看，现实社会对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都希望大学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社会需要的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的各行各业都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去建设和发展他们的事业。我们的执政党选任干部，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因为，无德少才者不能成为领导干部；有德无才者，无法胜任领导干部；有才无德者同样难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很显然，党和人民以及社会各企事业单位都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另外，成千上万的家长，把子女送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期望，就是希望大学能把他们的子女培养成“人品第一”、“才华出众”的人才，其实也就是希望大学把他们的子女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父母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普遍心理。
现代社会对大学提出这一要求，大学应当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我们提出的“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就是强调对大学生进行“德”与“学”的教育，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才。通过“德学”修养的教育，使大学生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中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树立远大的理想，不断地提升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通过“德学”修养的教育，使大学生不断提高辨别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不断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培养自律行为，培育公德意识，提升精神境界；通过“德学”修养的教育，使大学生珍惜光阴，重视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掌握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不断增强业务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总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德学”修养的教育，要把大学生培养成不仅能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具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健康的体魄、完美的人格的德才兼备的人。
其次，“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有助于促进教风、学风和校风建设。
从目前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学校的教风、学风、校风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大多数师生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背景下，能够应对挑战。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一些师生的价值观念受到影响和冲击，思想上产生困惑和迷茫，在师生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不足。如在教师中，有的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不高、职业价值观模糊、爱岗敬业之心欠缺；育人工作不到位、为人师表意识淡薄；科研急功近利、学术道德失范；文人相轻、自命清高、团结协作精神欠佳等等，这些问题虽属师德师风中的支流问题，但若不高度重视，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会影响师德师风建设，影响学风和校风建设。在学生中，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如有的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淡化、自律意识薄弱、公德意识淡薄、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意识薄弱、学习态度不端正，缺乏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属学生中的支流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仅会影响到学风、校风的建设，而且会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样，在行政管理干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有的干部职业道德失范，缺乏自律意识；工作推诿，执行力不强；服务意识和责任感不强；忙于事务不注重学习、不善于学习；工作上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等。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同样会影响教风、学风和校风的建设。
所以，要克服和解决上述的问题和不足，必须强化对高校的领导干部、广大师生员工进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教育。如果每一位领导干部、广大师生员工自觉地践行“公民道德规范”、“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加强德学修养，学校将会出现新的景象：教师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以生为本、关爱学生、教书育人、团结协作、关心集体、严谨治学、更新观念、内强素质、创新教学；学生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严格自律、团结友爱、关心集体、崇尚科学、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追求真理、自强不息、创新学习；领导干部常修政德、严格自律、勤于服务、善于学习、学以致用、创新管理。如果大家都注重讲德行，重学习，让“德学”之正气、精神在校园蔚然成风，持之以恒，一定可以造就良好的教风、学风和校风，学校一定可以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声誉。
再次，“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有助于广大师生员工的自身发展。
人生存在现实社会中，除了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外，还得考虑自身的发展，尤其要考虑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发展自己，我们认为“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就有助于人的自身发展。
广大师生如果注重道德修养，他们就会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并持之以恒，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高尚的人、受人尊重的人，从而得以在不断超越与创造中发展自己。就如教师在生存与工作的过程中，在追求物质与理想的进程中，虽然成为“人梯”、“春蚕”、“红烛”，但却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顶住了生活、工作的压力，守住了利益诱惑的底线，去传播人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知识，去开发人类的智能，去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文化，去培养、塑造创造性人才等等，这一有意义的过程，不仅使自己得到了发展，也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了提升。
广大师生如果注重加强德学的修养，更会促进自身的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知识在不断更新，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自觉地加紧学习，争取掌握更多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胡锦涛同志强调：“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新任务，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抓紧学习，不抓好学习，不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我们当教师的不加强学习，就难以完成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学生不加强学习，就难以接好社会主义的班。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接受新的事物，研究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经常学习，会使我们感到知识不够用，总有强烈的危机感，促使自己去不断地充电，不断地以新的知识丰富自己；经常学习，会使我们的注意力不停留在身边的个人恩怨和无原则的纠纷上，会把时间和精力投向更广阔的事业上；经常学习，会使我们变得更大气、更宽厚、更睿智、更成熟，因而也更适合于承担重任。总之，加强学习修养，会促进我们自身的发展，会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会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会使我们的品格更高洁，会使我们的生命之光更为灿烂。
四、践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主要途径
践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过程就是一个持之以恒地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修养的过程，并通过自身知行合一、榜样示范的作用，去唤起、影响整个社会德学修养意识的增强。
首先，知行并举，自我反思。
在践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活动中，一些传统的教育思想和做法，我们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我们都很清楚，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特别强调“知”和“行”的作用。他认为，“知者不惑”[3]。“知”就是对道德知识和规范的认识，他认为“知”可以“解弊”，去掉思想上的弊病。他认为，“力行近乎仁”[4]，强调道德的实践，只有通过实践和行动，才能完成道德品质发展的过程。因此，知行并举是十分重要的。这种“知行”说，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强调“以德为行”的“德”就在于了解“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的要求和实质之后，我们就要认真地去实践它，通过实践来修养我们的道德品质，提升我们的道德情操，督促我们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促进我们的自身发展。
我们还必须注重“自我反思”。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内省”一说，它的含义就是在道德修养中对自己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5]，其意思就是要求人们从存在于客观的贤与不贤中，认识到主观修养上的差距和问题，从而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评价。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也是要求人们经常反思自己的道德表现来评价自己。这种“内省”说，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们有必要经常向品德高尚的榜样学习，通过学习和自身的反思，来查找自己的道德行为、教学态度、学术规范、待人处事等方面的不足之处，自觉地加以抑制和克服，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来塑造我们的学生和自己本身。
其次，重视学习，勇于创新。
在践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活动中，我们要特别重视学习和勇于创新。我们都很清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的教师都沿袭着传统的教育理论，遵循着古人关于教师功能的定位，即韩愈在《师说》中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以说，在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比较缓慢，知识的更新及总量的增加相对迟缓的年代里，我们的教师所掌握的一些专业知识，以及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方法方面的基本知识，大体上能够胜任传授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进行答疑辅导的职责。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稍不重视学习，就会落后于形势，就难以适应今天对学生的培养。因此，我们要通过学习去提高我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及个人人格魅力；通过学习去研究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规律，去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的方法和技术；通过学习去提高我们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激励能力、特色教育能力，从而提高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我们还需要勇于创新，在创新的实践中来提升我们的“德学”修养。江泽民同志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教师就不能仅满足于传授知识，模仿别人的教育教学方式，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特色。我们都很清楚，在老一辈教育家的群体里，他们在从事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都注重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如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徐特立先生提出的“经师、人师合一”教书育人的思想，陶行知先生提出的“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教育思想，叶圣陶先生提出要让学生“真能懂得事物，真能明白道理，真能实践好行为”的教书育人的目标等等。这些教育思想影响着当今的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我们今天的教师应当要勇于创新，要以自己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去创造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去培养创新人才，决不能满足于当“教书匠”。
再次，持之以恒，广为传播。
在践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持之以恒的态度。邓小平同志在1981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时，就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他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同志的话语，让我们警醒，让我们高度重视，我们曾下大力气去整治党风、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我们仍需正视当今的现实，在这个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经济社会里，仍然存在着政治生活中的腐败与渎职，经济交往中的缺乏诚信与恶劣竞争，公共生活中的冷漠与麻木。我们仍需告诫高校的广大师生，“德学”修养必须持之以恒，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不论在今天还是明天，都不可放松，要以自己的信仰、理想、道德行为去影响公共道德和社会风气。
我们还要广为传播“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教育思想，我们不仅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增强“德学”修养的教育内容，而且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也要蕴含“德学”修养的精神；我们还要通过社团活动、周末学术讲座等活动传播“德学”修养的重要性，让广大师生在“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学习中，增长人生智慧和强化人文底蕴，深入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使自己不断地完善人格，成为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当然，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能忘却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德学”修养的传播不仅仅停留在校园，还应当在广阔的社会中。我们要在社会实践中，传播“德学”修养对个人、集体、社会的重要性，唤起公民齐心协力自觉地培育公德意识，鞭挞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人和事，逐步去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如果大家都能积极地去践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就可以为大学、社会构建道德理性家园和精神家园贡献力量，就可以让人生德学修养的教育思想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25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23.
[3]张燕婴译注.论语·子罕[M].中华书局，
2006.131.
[4]崔高维校点.礼记·中庸[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5]张燕婴译注.论语·里仁[M].中华书局，200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