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较之新闻媒体、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领域所展现的中国形象，当代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和可接受度。莫言的作品关注当下题材，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批判和反思的中国形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及获诺奖后西方媒体的评价，折射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
关键词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国形象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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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在建构中国形象方面的独特作用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他“宁可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①这说明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通过阅读一国的文学作品形成对该国的印象，而国家也通过文学创作塑造、传播着自身的形象。文学成为国家的一种影像。
文学作为塑造与传播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较之新闻媒体、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领域展现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新闻媒体常常被西方人视为中国政府的官方喉舌和舆论工具，加之新闻在表述上的概括性、程式化特点，难以获得其认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领域所展示的中国形象，由于政治性强、利益冲突明显，也不易为外国人接受。而文学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普罗大众的交流方式，与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外国人看来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葛浩文认为：“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②
文学作品塑造的中国形象除了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外，还具有良好的可接受度。文学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丰富多维的生活现象，向世界展示丰满充盈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蕴涵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寓中国形象于审美愉悦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异国读者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一般来说，普通读者往往没有时间、精力和条件去专门阅读某个国家的历史来了解该国，他们更多地通过小说、诗歌、散文、游记、电影、电视剧等形成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我们通过美国小说及其派生出的电影、电视剧对美国的了解，比阅读美国的历史、政策要多得多。同样，中国文学
及其派生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更容易为西方人悦纳，成为中国形象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文学建构的国家形象一旦形成，就具有长久效应。“政治和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基本上对应于具体的境遇，有针对性地做一种塑造之功，达到一种具体的目的； 而艺术形象则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甚至带有永恒性的创造。一个再伟大的政治行为和媒体行为，都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而伟大的艺术形象一旦产生，就永垂不朽。”张法：《国家形象概论》，《文艺争鸣》2008 年第7期。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会变成一种良好的声誉资本，长久地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该国的认识，甚至会形成一种定型化形象，潜在地、长期地发挥作用。譬如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哲人王”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正面定型化形象。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到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许多来华传教士，都能看到一个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的帝王，他们将帝王的言行、品德与中国古代哲人孔子联系起来，建构起一个关于中国的正面定型化形象——“哲人王”，推崇中国的“哲人政治”，使之成为西方“中国热”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到了18世纪末期，随着欧洲“中国热”的落潮，“哲人王”一词沉入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但由于定型化形象的持久性和多语境性，“哲人王”一词在20世纪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时代开始复活。美国的三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到中国红色边区采访，将一个生机勃勃、到处平等、民主的红色中国及其领袖——集学者、哲人和领袖于一身，散发出“哲人王”魅力的毛泽东呈现给西方。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特别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乐观向上，互助合作，团结友爱，更让20世纪中期陷入精神困境的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再次成为道德理想国，而执掌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智慧完美的哲人王——毛泽东。时至今日，这一西方人的中国梦不只是沉淀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史料典籍当中，也现实地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
文学建构的中国形象不仅具有长久性和多语镜性，而且具有重塑性和更新性。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是动态的、历时发展的，虽不能完全同步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但富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会选择一些重大的、反映时代巨变的题材，如莫言的《蛙》《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从文学的维度不断重塑中国形象，更新着世界对中国的观感和评价，发挥文学作品既塑造又传播中国形象的功用。
二、莫言作品对外传播中构建的中国形象
莫言可以说是新时期作家中作品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家，其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生死疲劳》《蛙》等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提升了中国文学在域外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为当代中国形象的域外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且也有助于改变国外某些文学批评家的偏见。曾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获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表示：“无论如何，我最近不得不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我的标准等。”顾彬：《我应该再思考我原来的立场吧》，《南方周末》2012年10月18日。可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塑造着中国形象，也更新着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莫言的作品承载着哪些构建中国形象的信息？莫言及其作品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莫言是一个关注当下题材的作家，他在创作时并不回避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大胆揭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批判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反思建国以来经济领域采取的某些措施，反省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得与失，表现出一个富有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具有的主人翁精神。
首先，莫言的作品建构了一个批判的中国形象。建构积极的国家形象并不等于掩盖问题，粉饰太平，揭露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更能彰显中国恢宏、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关键是要反映中国人民面对这些问题时的心态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勇气。
改革开放之初，山东苍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农民按照县政府的旨意大面积种植大蒜，结果丰收的大蒜卖不出去，请求县政府帮助时，县政府却疏于过问。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莫言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创作，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反映弱势群体诉求、批判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糟蹋共产党声誉的贪官污吏”，②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220、271页。批判官官相护的官场腐败现象：“在蒜薹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天堂县委书记和原县委副书记”在掩人耳目的学习检讨之后，又到异地任职，②就像蒜薹事件没有发生过一样。《天堂蒜薹之歌》在为民请愿、帮助执政党克服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莫言的《酒国》则直接揭露和批判新时期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作风。小说中的侦查员丁钩儿原本奉命前去调查“红烧婴儿”案件，却在当地党委书记的怂恿下吃了红烧婴儿这道菜。小说中人物作家“莫言”被邀请到酒国参加《酒法》起草小组，在与市委书记同席的铺张浪费的宴席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竟然唱起大段“不畏强权、反腐倡廉的戏文”，莫言：《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33页。何其讽刺！
在《檀香刑》中，莫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以钱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因对上级曲意逢迎、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成为命运的玩偶而处于一种压抑和煎熬状态。在以上作品中，莫言对农村的官僚主义作风、酒场上的腐败风气、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都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檀香刑》等都是译成外文后较受关注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东方特质与文化上的冲击足以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许方、许钧：《翻译与创作——许钧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国外的评价有很多也强调这些作品的批判色彩。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评价道：“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以激越的元小说形式，暴露了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酒国》更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尖锐批评……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和讽刺。”Howard Goldblatt， “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ul/Aug， 2009.“《檀香刑》可以解读成对……盲目西化的批评……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表现出怜悯之情。”[德]汉斯约克·比斯勒-米勒：《和善先生与刑罚》，廖迅译，《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莫言是一个善于揭出社会脓疮、腐败毒瘤的作家，但他的批评又是善意的、有节制的。莫言在小说中批判的现象是执政党致力于解决的、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莫言小说中的批判意识从主旨上顺应了民意，也与执政党的理念相一致，因而在调节公共权力关系、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莫言的作品建构了一个反思的中国形象。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蛙》和《生死疲劳》。
《蛙》选取了敏感的计划生育题材，追问生育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塑造了具有“当下性”和“现场性”的中国形象。计划生育是基于中国国情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国际社会上也遭到来自“人权”方面的非议。正因为如此，许多当代作家在创作时往往规避这类敏感题材，而莫言则在自己的创作中直面别人熟视无睹或不便言说的题材，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责任担当意识，显示出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审视和批判精神。他这样说：“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的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莫言：《听取蛙声一片——代后记》，《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
莫言在小说《蛙》中对计划生育题材的处理没有丝毫的闪烁其辞，而是表现出冷静、客观、公正、全面的态度，既让我们看到了计划生育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有违人性的行为，也展现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时代需求与伦理传统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反思民族的发展历程。莫言在《蛙》中所塑造的反思的中国形象将个体的反思和国家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姑姑万心这一个体来完成。乡村女医生万心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一方面，作为妇产科医生，她接生了无数的婴儿，救过很多母亲的性命；另一方面，作为计划生育的直接领导者和具体执行者，她又流产了无数的婴儿，甚至造成母子双亡事件。莫言用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在肯定计划生育政策政治正确的同时，又从生命伦理层面拷问我们的灵魂，引发读者对计划生育政策与生命伦理的深度思考。在具体操作时莫言没有感情用事，简单地或武断地采取赞成/反对、歌颂/批判的立场，而是采用辩证思维，在对生命本体的追问中凸显出哲学沉思品格。
《生死疲劳》反思新中国的历史，揭示因荒诞的历史造成的个体悲剧，追问荒诞历史进程中人性的复杂性。宏大叙事中心肠狠毒、恶贯满盈的地主，翻身得解放后踊跃入社的憨厚农民，在莫言笔下变身为心地善良、常做善事、土改时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建国初期坚决不入社、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游街批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经历土地承包的单干户蓝脸，但莫言不是要替历史的受害者讨还公道，而是反思普通的个体生命在历史沉浮中被肆意摧残的可悲处境。
作为莫言近期创作的两部重要作品，《生死疲劳》和《蛙》译成外文后因对中国历史的独特书写引起海外评论者的关注。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撰长文评论《生死疲劳》，认为“莫言的最新力作《生死疲劳》……如史诗般壮丽，横跨1950年到2000年这段被称为中国改革时代的历史时期……它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跨越历史时空的旅行……可以说这部小说是莫言对历史忠实反映的一部政治性长剧……以讽刺、幽默以及莫言特有的叙述方式震撼着读者。”Jonathan Spence， “Born Aga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4， 2008. 该小说的英译者葛浩文则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充满野性和创造力的小说……除了元小说因素外，还有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和超凡想象”。Howard Goldblatt， “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ul/Aug 2009.《华尔街日报》刊文说：“《生死疲劳》是一部通过一个地主的多次投胎转世，揭示中国历史的喜剧性史诗。”Robert J. Hughes， “Born Again； Chinese Author Mo Yan Weaves an Absurdist Reincarnation Tale，”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Mar 15， 2008.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寅德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蛙》中表现的计划生育问题，指出该小说不仅展现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酿成的惨剧，还批判了商业化对人性的异化，极权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呼吁尊重人的根本权力，抵制道德衰落，重建人口生态。See Zhang， Yinde， “The （Bio）political Novel： Some Reflections on Frogs by Mo Yan，” China Perspectives， no.4， 2011.
有学者指出：“有无忏悔意识，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家优劣等级的重要尺度之一，这也是一个作家是否能成为世界级作家的重要尺度之一。”王源：《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综述》，《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莫言自身具有的忏悔意识让他对计划生育问题进行现代性反思，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审视、反思历史现场，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
三、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
所谓想象中国是指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与客观的现实有一定距离。在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由于主客观原因，或多或少会出现想象对方的问题。从客观上来说，地理距离的遥远、沟通渠道的不畅通、信息掌握的不全面、理解的不到位，都会导致对异国的想象；从主观上来看，人类需要一个异己的空间来表述自我、确认自我、建构自我、彰显自我，想象是其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中，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代中国的正向认知，我们此处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例略作分析。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暗示着西方认可、接受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在瑞典文学院成员、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为莫言获奖的致辞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字句：莫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 “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缺乏同情心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莫言笔下的人物……甚至用不道德的方式和手段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同类相残的行为”。Per Wstberg， Award Ceremony Speech.参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entation-speech.html， 2014年9月15日。通览全文，全无我们期望中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推崇，相反却是一个落后、荒蛮的农业化时代，中国农村、农民形象被打上了落后、愚昧、迟钝的标签，似乎生活在现代文明之外。这是西方在用自己的观念遥想中国现实，以停滞的眼光看待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把中国的现实等同于历史。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这些表述虽然有助于说明莫言作品的“魔幻”色彩，但也造成了海外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识。
为什么给莫言的颁奖词中出现了中国落后、愚昧、停滞的一面？这和异国形象的特征与功能有一定关系。从特征上来讲，异国形象具有主体欲望的投射性。“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从功能上来看，异国形象具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57页。西方在莫言的诺奖颁奖词中借想象中中国的落后、愚昧、停滞，来言说自己的发达、文明、进步。这种中国形象思维定势在启蒙时代就确立了。启蒙运动后期西方开始用野蛮、愚昧指涉东方，“当西方现代文化整体自我认同文明时，被他者化的东方则成为野蛮的代表。”周宁：《天朝遥远》（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701页。同样，停滞的中国形象也出现在启蒙时代的西方。当西方确认自身进步的形象时，“停滞”的中国形象就应运而生。当然，野蛮、停滞并非中国的实情，而是西方出于认同自身文明、进步观念的需要制造出来的。愚昧、停滞、落后的中国形象成为一种定型化认知，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评价，在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也不例外。
其次，我们分析一下莫言获诺奖后西方媒体的报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引起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先后进行了报道，内容涉及获奖人、获奖者国籍、获奖评语、莫言的主要作品及莫言本人的生平简介、莫言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中国政府对莫言获奖的祝贺等等。应该说这是国际媒体对于一个新闻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正常的，不带多少偏见和倾向性。但国外媒体对莫言获奖的报道很快就发生转向，从新闻性报道转向政治层面的指责，并炒作成对中国话题的兴趣。莫言作为体制内作家的身份、莫言的政治姿态甚至中国的自由民主，都成为国外媒体借助莫言获奖一事热衷议论的话题。这说明在西方人的想象里，只有持不同政见、对政府发出抗议的中国作家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全然不顾该奖的根本宗旨——“文学成就”这一唯一的标准。西方媒体在报道莫言获诺奖一事上将文化新闻政治化，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戴着“有色眼镜”审视莫言，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化扭曲倾向，影响了对中国文学的正面评价。
最后，莫言的诺奖颁奖词还反映了西方对乡土中国的想象与迷恋。莫言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这是对莫言创作特征的准确概括，莫言自己也说过：“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舒晋瑜：《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原因》，《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3日。颁奖词中提到的莫言的几部重要作品都是对中国农村生活的书写。《丰乳肥臀》讲述农村母亲的“坚强与不屈不挠”；《酒国》反映了农村的“重男轻女，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蛙》记录了农村的“计划生育”。参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entation-speech.html.当然，颁奖词中没有提到的莫言的其他作品也都扎根于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天堂蒜薹之歌》表现农民的艰辛，《红高粱家族》叙述农民抗日的故事，《四十一炮》讲述农村的改革，《生死疲劳》记述建国后农村50年的历史变迁……
莫言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之所以能打动西方读者，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原因之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有一条乡土中国的形象链。周宁指出：“一种文明将另一种文明作为‘他者’的认知与想象，往往具有某种原型性，它超越历史的意义源头。人们可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局部地改变或偏离它，但又总是不断地回复到那个原型。”周宁：《龙的幻象》（上），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诺奖颁奖词对莫言作品的评价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乡土中国形象，而这个形象在西方的中国形象链条上时有呈现，它作为原型存在着。
莫言的作品讲述农民的悲喜苦乐，其所包含的意义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早已存在。西方的文化心理中保存着一个乡土中国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想象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关于极远的丝人国的传说，当时的西方人异想天开地认为中国的“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织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周宁：《2000年西方看中国》，团结出版社， 1999年，第8页。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构筑了一个孔教乌托邦神话，在这个神话里，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业帝国，皇亲重视农业生产，举行亲耕仪式，百姓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耕耘稼穑，知足常乐。19世纪对中国抱有好感的英国文人卡莱尔赞叹中国皇帝每年春天的扶犁举动：“他严肃地扶着犁耙，开出一条醒目的红色犁沟。”柳卸林主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5页。20世纪初，英国作家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描画了一个田园牧歌的乡土中国：“在这个可爱的山谷生活的千百万人……耕耘着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土地，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浇灌后再传给子孙后代。”G. Lowes Dickenson，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13， pp.20～21.30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讲述了勤劳淳朴的中国农民王龙和阿兰执着于土地的故事， 60年代前后，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再一次被西方人描绘成田园乌托邦：“在黄河岸边、长江谷地，生活着一个健康的民族，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文雅知礼，幸福和睦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Paul Ha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16.莫言讲述的中国农民的故事和对农村生活场景的描摹触发了西方人这一中国形象认知原型，他们有一种熟悉感和怀恋情怀。如果说莫言对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情感的描写确实有超越这一印象传统之处：他笔下的农民是一个矛盾而又和谐的统一体，他们既淳朴、温顺、坚忍，又狡黠、懦弱、无知；他小说中的乡土不再是梦中的家园、和谐理想的世界，而是弥散着苦难和悲剧的所在，但西方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接受却并未超越这一传统，想象固执地左右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四、结语
当下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从深层上来讲体现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发展的态度和他们意欲塑造的中国形象。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西方人对新中国一直怀有一种警惕心理，害怕这个巨大的“异己”分享他们独占的利益，威胁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因而他们竭力将中国形象塑造成“应该有的样子”，将中国文学描述为“应该有的样子”。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史上，想象从来都不曾缺席。对逝去的农业文明和田园生活的怀恋，对中国发展崛起的焦虑与担忧，幻化为乌托邦式和意识形态式的两极形象，而这一认知模式是西方对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等所不曾有的。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作家已经走向世界，用文学作品向西方讲述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已在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传统认知和固有印象，向世界输出着正能量和中国核心价值观。当代文学通过对外传播成为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力量，有利于中国在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政策，更好地参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一、对象与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 选择山东地区80名在华外籍人士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文献检索的方式搜集国内外有关外国人民对中医护理的认识与看法, 分析与整理现状为后续研究做准备。其次在现有相关调查问卷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合理修改, 对山东地区在华外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 得出数据并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二、结果
本次调查在结合现有理论基础下, 结合问卷调查。对山东地区120名在华外籍人士发放调查问卷, 共发放120份调查问卷, 收回93份, 有效80份。通过Excel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一) 一般资料
来自80份合格调查问卷中:包括小于45岁受访者43名 (53.8%) , 45-65岁之间的受访者33名 (41.3%) , 65岁以上4名 (4.9%) 。在华居住年限中:38名受访者居住少于一年 (47.5%) , 居住在1-3年有14名 (15%) , 居住年限大于3年有28名 (35%) 。其中来自亚洲地区31名 (38.8%) , 北美洲15名 (18.8%) , 非洲12名 (15%) , 欧洲8名 (10%) , 大洋洲4名 (5%) , 南美洲3名 (3.8%) , 未注明7名。
(二) 对中医护理知行情况
在受访者中, 有47名 (58.8%) 称自己相信中医护理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有一定作用, 28人称不了解但愿意接受相关文化, 有5名称中医护理没有效果, 不愿接受 (11.2%) 。其中, 7名 (8.8%) 称自己接受过相关护理技术治疗。
(三) 对中医护理相关理论知晓率
(四) 了解中医护理途径
通过新媒体途径了解中医护理知识有38名 (47.5%) , 电视、广播途径有16名 (20%) , 报纸报刊为13名 (15%) , 听朋友家人介绍有8名 (10%) , 其他途径有6名 (7.5%) 。
三、讨论
(一) 中医护理传播形势严峻
中医护理技术最具有代表性的针刺法, 在1971年后才被世界广泛接受, 至今是最被外国友人所接受的中医护理技术。中医护理其广泛的内涵, 不仅仅包含在针刺法之中, 其艾灸法、保健气功、起居护理、饮食护理、用药护理、体质调护等技术, 也是经过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化遗产, 但并未被世界广泛接受。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为中西医两种文化的冲突。以中医护理为代表的中医理论为古代中国人民日积月累, 经过广泛验证总结而成的经验学科。其“五行”“阴阳”等理论更是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以西医护理为首的西医则以是以实验数据、理化检查为标准的理论学科。在长期受到西医学的熏陶下, 外国友人首先认为中医护理是一门人文学科, 其次才是一门技术学科。这样, 中医护理在国际间的传播便层层受阻, 更有甚者出现了诸多对中医护理文化的误解。
(二) 外籍人士对中医护理存在知行分离现象
从研究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 超过一半的在华外籍人士相信中医护理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健康的维护方面有一定作用。但仅有8.8%的受访者称自己接受过相关护理技术的治疗。
较高的认可度与极低的实践有明显的差异, 在陈婧绮[1]对102名湖北中医药在读留学生的研究中指出:“65%的受访者相信中医护理技术可以治疗疾病, 但其中71%的受访者从未接受过相关治疗”。由此可见, 外籍人士对中医护理文化存在一定的知行分离现象。
许晶晶[2]也得出相同结论。究其现象出现的原因, 则有研究[3]指出:“我们仅仅注重于中医护理文化的传播, 但不顾其传播效果, 更多的努力也是枉然。”的确, 我们确实在中医护理跨文化传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仅仅停留在“是否传出”并未注重“传播效果”。将中医护理文化融入外籍人士的日常生活中去, 使中医护理文化与当地文化有机结合, 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三) 以新媒体为代表的传媒手段成为主流
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社交方式, 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电视、广播、报刊, 成为新一代年轻人获取知识信息的平台。中医护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新媒体注入新时代的血液, 正一步步被世界认可与接受。“传播媒介是联系源文化与目标的纽带, 互联网作为高科技传播手段, 加快了中医走向世界[4]”。因此, 研究如何运用新媒体技术把中医护理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是我们应该着重关注的焦点。
摘要：通过在华外籍人士对中医护理认知程度, 了解其海外传播现状, 发现中医护理海外传播存在的问题, 总结中医护理文化更加有效的传播方法, 从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采用方便抽样方法, 对山东地区80名在华外籍人士进行调查,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 中医护理相关知识问卷进行调查。在对80名在华外籍人士的调研中, 58.8%的在华外籍人士相信中医护理的作用, 但接受相关护理的人仅占8.8%。他们接受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为新媒体途径, 不同国籍、居住年限、均对中医护理文化的认知度有影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中医护理海外传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其中存在一定问题。加快中医护理与世界接轨, 新媒体技术或许将成为主流。
关键词：中医护理文化,对外传播,路径
参考文献
[1] 陈婧绮, 黄月, 田幸幸等.基于湖北外国留学生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现状调查研究[J].山西青年, 2017 (19)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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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龚颖雪, 周爽, 刘颖旭.探求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方式[J].科技资讯, 2017, 15 (4) :212-213.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1 拉斯韦尔模式解读
传播学泰斗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在其1948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中, 首次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 并按照一定结构顺序进行排列, 构成了著名的“5w”模式或“拉斯韦尔模式”[1]。在拉斯韦尔模式中, 第一个因子是“who” (谁) , 即传播者, 是负责传播内容的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和传播的个体, 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 是传播行为的起点。第二个因子是“what” (什么) , 即传播内容, 是流动于传播者和传播受众之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信息或符号, 是传播活动的核心和动力之源。第三个因子是“Which Channel” (渠道) , 即传播媒介, 是传播活动得以实现的具体载体。[2]它可以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工具或技术手段, 也可以是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 也就是所谓的传播机构。第四个因子是“Whom” (受众) , 是指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中的信息接受者, 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听众、观众、消费者的统称, 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第五个因子是“What effect” (效果) , 是指信息到达受众后所引起的不同层面的反应, 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标准。[3]
2 米兰世博会“中国茶文化周”拉斯韦尔模式分析
2.1 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茶文化周”概况
2015年8月米兰世博会的“中国茶文化周”是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促进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一次伟大尝试与突破。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茶”, 此次活动集结了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团队, 中国茶叶军团倾全力打造了这场米兰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中国茶”盛宴。“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茶文化周”从组织、筹备, 到出征米兰, 前后历时近半年。
2.2 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全新尝试
以“中国故事中国茶”为主题的“中国茶文化周”是现当代中国茶叶企业界和文化界两路大军相互配合在西方世界的首次最大规模的集体亮相, 在国家、组织、企业与个体等多元主体参与之下, 主动向世界展示优秀的中国茶类和中国茶文化的伟大创举, 一改过去单一的国家文化宣传方式。
2.2.1 国家政策引领。
此次茶文化周是积极响应“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积极尝试。中国茶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先锋与代表, 走出国门, 亮相米兰, 通过世界博览会的平台, 全面而生动地向世界展示了现当代优秀的中国六大茶类和中国茶文化。一百年以前, 中国茶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拿下21枚奖章的伟大荣耀。然而, 这样的荣耀在当时却只是昙花一现, 并未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时隔百年, 中国茶叶军团再次集结,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引导下, 入住米兰世博中国国家馆, 凭借国家馆和世界博览会的权威国际平台, 向欧洲和世界有力发声。
2.2.2 组织主导。
这次茶文化周是由中国各主要茶叶协会组织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际茶叶组织、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相关组织通力合作, 联袂开展的一次大型推广活动, 也是中国茶叶军团第一次大规模地集体出征。中国茶文化国际宣传推广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专家团队规格最高、评判标准最严苛的一次茗茶评比活动, 在业内外影响空前。获奖的各大茶叶企业在统一组织下, 纷纷亮相米兰世博中国馆, 为世界各地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和消费者带去中国六大茶类的70个著名品牌的名茶代表, 经过权威机构和专家团队把关的中国茶, 以至臻品质和至美茶文化在短短7天的时间里吸引了超过35万的观光人次。[4]2.2.3企业机构广泛参与。本次参与中国茶文化周的企业分别通过国家检测中心的筛选、国际评鉴委员会的实物盲评与综合评定、网络公示等环节, 严格把关, 层层筛选, 最后评定出来的20个公共品牌金奖与50个企业品牌金骆驼奖代表了当前中国茶叶界一流的品质与水准。这些企业除了保证向世博会提供最优秀品质的中国茶之外, 不少企业尝试在企业品牌宣传册与展位上用英语来介绍品牌与产品。本次中国茶文化周由国内多家相关专业的高校提供技术支撑与人员选拔与培训。此次茶文化周从两届全国大学生茶艺大赛的决赛选手中挑选出的10人作为“茶文化大使”, 并通过封闭训练对茶艺团成员进行专业、表演及外语方面的辅导与培训, 组成一支高素质的大学生茶艺表演团。湖南农业大学所承办的百年世博中国名茶国际评鉴会邀请到国内外33名顶尖级别的专家委员, 对121个品牌样品作出最权威的评定与筛选。2.2.4个体引导及传播。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华裔华侨成为本次活动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并为茶文化周提供了权威而专业的技术指导和评判。本次活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是多彩贵州茶业董事长夏涤斌, 担任中国茶文化周组委会秘书长;中国茶学权威专家湖南农业大学刘仲华教授担任百年世博中国名茶评鉴委员会主任, 负责组织茗茶评定、颁奖及境外推广;浙江大学农学院副院长王岳飞教授担任中国大学生茶艺团总导演, 负责大学生茶艺团的选拔和培训工作;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林治先生担任大学生茶艺团团长, 指导并把关茶艺节目的挑选及排练。这些专家学者为本次高规格的茶文化盛宴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和技术支持。其次, 境外推广活动得到海外华裔的鼎力支持。美国华裔表演家荣海兰女爵士亲临浙大担任大学生表演团的艺术指导, 韩国华裔韩国国际普洱茶研究院院长姜堉发教授全程参与百年世博中国名茶评比及颁奖等。此外, 国际茶叶协会主席诺曼.凯利和国际慢茶协会主席、意大利茶叶协会主席马可全程参与了为期七天的中国茶文化周活动并参与颁奖, 意大利著名女艺术家安娜.高美担任百年世博中国名茶奖的奖牌和证书设计者, 并为2015米兰世博会中国茶文化周代言。
本次中国茶文化周的宣传主力是由14人组成的中国大学生茶艺表演团。现场所有茶品的冲泡、讲解和展示的全部由中国大学生茶艺团的姑娘们完成, 既要向游客展示茶艺表演、冲泡茶品、讲解程序, 还要为各中国茶企的品牌做宣传工作。大学生茶艺团成员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国际爱茶人士和专业人士的高度赞扬, 让西方观众和媒体了解和认识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茶艺的丰富多彩。
2.3 传播内容丰富呈现新特色
此次以“中国故事中国茶”为主题的中国茶文化周通过大学生茶艺表演团为期7天的展示、表演与推介, 展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为期一周的中国茶文化周以每天一个茶类的顺序, 分别展示了获得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奖和金骆驼奖的中国绿茶、红茶、白茶、黄茶、乌龙茶和黑茶类的优秀茶叶品牌。大学生茶艺团的成员们通过茶艺表演、现场冲泡及英文讲解等方法吸引了一大批西方观众的围观与参与品茗体验, 让各国观众在体验中国茶卓越的品质的同时, 从一杯茶中品味出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海纳百川的包容之心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颁奖典礼上, 大学生茶艺团的“一袭江南梦”、“青花瓷”、“禅茶”、“梁祝”、“一盏千年”、“花间集”和“皮诺曹与中国茶”七个茶艺表演惊艳观众。其中, 青花瓷融合了西方观众熟悉的中国文化元素—青花瓷作为冲泡茶具, 展示了深受西方消费者喜欢的中国茉莉花茶;禅茶表演则体现了中国茶道“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的精髓, 为了让西方观众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茶道的精神内涵, 禅茶表演还准备了英文版解说;以西方世界熟知的“东方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为题材的红茶茶艺表演为西方观众讲述了凄婉唯美的中国爱情故事;表演团还很巧妙地将西方观众所熟悉的皮诺曹引入中国民俗茶艺的表演中, 让皮诺曹带领西方观众了解中国傣族的竹筒茶。
2.4 传播媒介融入“互联网+”
此次中国茶文化周全程得到中外媒体、中国茶文化周官方网站、各大新闻媒体网站、古往今来国茶专属APP微信平台等多方媒体的聚焦, 堪称建国以来中国茶叶史的大事件。3月24日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得到国内11家主流媒体报道和一百多家地方媒体行业媒体的转载。4月20日经国家检测中心检测合格的121家茶叶品牌在古往今来国茶专属APP生活平台公示, 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网路公开投票, 98万人注册有效投票。7月9日百年世博中国名茶品鉴揭晓及米兰世博出征新闻发布会得到近60家平台媒体的现场见证。8月9日中国茶文化周闭幕式上, 央视新华人民新浪国际在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语频道、新华社、中国日报海外版、欧洲时报及意大利当地媒体的代表亲临现场, 中外媒体纷纷对闭幕式进行了报道。除此之外, 各参展茶叶企业都在企业官网平台或微信平台上制作和传播了企业品牌参与中国茶文化周的相关报道。不少获奖企业载誉而归得到当地媒体的报道与宣传。在这场中国茶文化盛宴中, 各主流媒体、地方媒体、官方网站、媒体网络和微信公众平台为本次中国茶文化周提供了及时的报道与追踪, 让国内外观众完整地了解整个中国茶文化周的始末。网络公示、网络投票等环节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次活动中, 扩大了影响力。中外主流媒体的报道增加了中国茶文化周的权威性和知名度。此次中国茶文化周以“互联网+”的模式让中外观众及时 (下转第93页) 了解活动动态, 增加了报道的时效性, 受众面广。
2.5 零距离接触受众反响强烈
本次米兰世博中国茶文化周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国内网络公投,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98万人注册有效投票, 网络好评率高达91.2%。在米兰世博中国馆的现场, 短短一周的时间内就有超过35万人次的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参观和品鉴中国茶文化周活动。为了更好地让西方游客零距离感受中国茶文化, 大学生茶艺团还设计了有奖竞猜、现场教授冲泡等环节, 加强与参观者的互动。“西方观众的参与度特别高, 尤其是外国小孩子。我们手把手地教他们泡茶, 当看到他们一边将自己亲手泡的茶端给家长, 一边用我们教的中文一字一字地说‘请喝茶’时, 他们的父母脸上洋溢起灿烂的笑容, 我想这就是一种传播和传承。”大学生茶艺团成员杨瑞说。国际慢茶协会、意大利茶叶协会主席--马可几乎每天都会到现场, 即使公务缠身, 但只要是茶艺团的姑娘们泡好茶, 马可会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 说道:“Tea first (喝茶第一) 。”这位主席先生也是因茶结识了妻子, 成为了“中国女婿”。马可介绍, 最近三五年, 越来越多的茶馆和茶店在意大利出现, 高品质的中国茶叶在这里会很有光明的前景。中国茶文化周让世界各国观众领略了中国不同地域的茶文化的同时, 也为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合作搭建了平台。中国大学生茶艺团副团长陈燚芳介绍:“有一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大学老师在看完表演后, 还专程找到我, 希望未来能够与中国学校对接, 通过交换游学的形式来了解茶文化。”[5]
中国茶文化周闭幕式暨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颁奖典礼上, 有国际茶叶委员会、欧盟茶叶委员会、国际慢茶协会, 意大利政府文化商务机构、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驻米兰总领事馆、欧洲华人联谊会、中国馆、意大利商会、意大利茶叶协会、意大利茶叶进口商、批发商等150余名代表参加。米兰世博中国馆馆长称中国茶文化周是“中国馆最好的活动周”。国际茶叶协会主席诺曼.凯利全程参与并担任颁奖嘉宾, 并以“一个世界, 一杯中国茶”为结语, 盛赞“中国茶文化周”对世界茶业的贡献。欧洲时报英文版用整版报道了此次的米兰世博“中国茶文化周”。
摘要：历来研究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较注重于中外文献及相关历史的研究, 而茶文化对外传播实践方面的研究几乎空白。本文尝试一种崭新视角, 运用传播学经典理论“拉斯韦尔模式”, 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效应分析五个方面, 对“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茶文化周”经典案例进行深入探讨, 可为现当代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提供新思路和有益参考。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拉斯韦尔模式,米兰世博会中国茶文化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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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婉玲.中国大学生茶艺团米兰演绎“中国故事中国茶”[J].茶博览, 2015 (8) :22.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印度；跨国公司
从20世纪60年代起，拉美、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陆续向国外和境外直接投资。70年代中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进而转向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纷纷走上跨国经营的道路，不少企业还直接打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市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经济力量。同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竞争优势和动机上出现了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明显不同的特征，这就对原有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等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因此一些学者展开了针对后发展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的研究。
一、后发展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1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80年代初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给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数量级标准以及投资构成的结构。其中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1)经济发展阶段；(2)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域优势。”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邓宁区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且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1500美元之间，外国对本国的投资量有所增加，而本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从而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呈负数增长。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5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外国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750美元以上)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
2 小规模技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L.T.Wells)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开发了满足小规模市场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二是具有在当地采购和提供特殊产品的优势。为了减少因从工业国进口技术而造成投入增加，被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也渴望得到那些着眼于使用当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便寻求用本地供应来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边国家市场、低价营销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通过较低的市场价格来进行促销。由此推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主要是具有市场规模小的周边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个结论只能解释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3 技术地方化理论。牛津大学的印度经济学家拉奥(Sanyjaya 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关于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虽然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在规模小、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等方面，但这些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形成自己的“特定优势”。这是因为当一些发达国家过时的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相匹配时，能够产生适用于当地的技术优势；在购买力水平较低时，由于消费者偏好差异也可以开发出非名牌但却有竞争力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以及民族或语言的联系，也会形成竞争优势。这个理论较好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但仍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的问题。
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等从小规模市场、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以及民族特点等方面解释了适用而非绝对先进的技术会在小规模、低成本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对相对更落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这与传统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因为拥有垄断优势从而可以对较低发展程度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是异曲同工的，仍然是以发展中国家企业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为前提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飞速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如向发达国家的投资等，这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在所有权优势、动机、产业和区位分布上有着显著不同，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近年来学者发现技术劣势反而成为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因而获取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成为研究热点。这种观点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都找到了实证案例，如Kogut和Chang(1991)、Neven和Siotis(1996)、B|onigen(1997)发现日本和美国、美国和欧洲之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源于技术获取动机，而不是企业自身的内部化优势。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正逐渐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技术优势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对于由相对较不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的FDI，一般称为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类FDI本身不一定具备垄断优势前提。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并可以向母国进行“返流”和传递。
二、新世纪以来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继续着9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势头，在以跨国并购为主导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浪潮中也获得了迅猛发展。在投资行业上，除传统的制造业外，服务业发展迅速，占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60％。制造业集中在钢铁和制药领域，而服务业则集中在IT、通讯、软件、传媒、出版等领域，这些领域均是印度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此外，印度企业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也在迅速发展。在投资方式上，除传统的合资、独资以外，兼并与收购(并购)逐渐增多，并逐渐成为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投资量增大。就投资量而言，不论是单个项目的投资，还是总的对外直接投资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2004年，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出资17亿美元，购买俄罗斯萨哈林油田20％的股权，投资量如此大的一笔交易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印度企业来说是不能想象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资料，在2001—2002年度，印度批准境外投资905项，协议金额30.256亿美元，实际投资9.749亿美元；2002—2003
年度，批准境外投资1029项，协议金额14.703亿美元，实际投资8.472亿美元。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由1996年的6亿美元增长至2003年的51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4位。其中2001—2003年期间年均FDI流出量达到ll亿美元，这个数字与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不相上下，是欧洲国家希腊的两倍。按照印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字，2003—2004年度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到15亿美元，使对外投资总额达到66亿美元。从2000年3月到2006年3月，印度批准境外直接投资由2204项增加到8620项，投资存量由协议金额41.51亿美元增加到163.95亿美元，实际投资存量由7.94亿美元增加到81.81亿美元，分别增长了295％和930％。
2 投资行业分布广。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尽管大部分的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制药业上，但流入到非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占到了总量的36％。在服务业领域，印度的信息技术(IT)公司积极向海外扩张，建立分支机构以扩大市场或更好地为海外客户提供服务。印度排名前15位的软件企业及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都已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而且大多投资于发达国家。此外，印度的呼叫中心和业务流程外包公司(BPO)也在海外建立了广泛的业务。
3 区位上，大力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更多的印度跨国企业选择进人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美国是印度最重要的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从1996—2003年，流向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印度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9％。同时，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也正在成为印度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国。至2004年，印度企业在英国共有440个投资项目，而且大部分集中在IT及相关产业中，印度已经成为英国第八大投资者。
4 投资方式多样。进入新世纪，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更趋多样化。跨国并购成为近几年印度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模式，同时也成为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这也符合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潮流。2000—2003年期间，印度企业参与全球跨国并购案例182起。2003年以来，印度各行各业海外收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不管是汽车零部件、制药、运输还是电信业、软件业，印度企业正显示出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力的愿望和能力。
据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仅2005年头8个月，印度企业就收购了62家海外公司，耗资17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全年的4倍。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感叹道：“印度公司正在悄悄的蚕食世界经济。”
印度企业从2006年开始又大幅加快了海外并购投资的步伐。无论是在信息产业还是在制造业领域，都曾多次出现大手笔，一年当中总共有超过120家海外企业被印度公司收购兼并，总价值超过100亿美元，占据了印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收购总额的50％以上。到2006年底，仅钢铁业龙头塔塔集团一家便累计收购了21家海外企业，其中，塔塔集团斥资80亿美元收购欧洲康力斯集团更被视为展示印度企业实力的经典之作。而印度制药业的龙头老大兰巴克西有限公司也同样不甘示弱，与一家私营企业联手共同收购了德国大型制药厂默克集团旗下的公司。到了2007年，印度企业的海外并购势头丝毫不减。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2007年堪称“印度海外并购年”，这一年印度公司海外并购案1070起，并购额达到722亿美元。在印度海外并购大军中，不仅有塔塔等大公司，还有很多中等企业；甚至身价只有百万美元的小公司也参与其中。最近一次让世人瞩目的海外并购就是2008年3月印度塔塔集团下属的塔塔汽车公司以23亿美元买下全球豪华汽车品牌“捷豹”和“陆虎”。一时间，国际很多媒体惊呼：印度企业就像下山的猛虎，要通吃天下!
三、印度跨国公司崛起的理论解释
90年代以来，随着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印度跨国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结合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用传统垄断优势理论来解释，也可以从学习型等对外直接投资中找到理论渊源。
根据垄断优势理论，企业到国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在于其特定优势，这种“企业特定优势”即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而发端于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认为，一个企业只要拥有超越它在国外经营成本的特定优势时就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种优势并不一定是垄断优势，它可以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或称相对优势。所以，比较优势原则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或核心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途径均是各国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结合到印度的情况，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企业不像西方发达国家巨型跨国公司那样，具有垄断地位的雄厚财力、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国际化经营并在海外求得生存和发展，靠的是自己独特的相对竞争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有：
1 适用技术的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小规模生产和劳动密集型的中等适用技术。此外，印度企业具有较强的吸收和改造引自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能力。
2 适销产品的优势。印度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主要生产中低档同质产品。由于人力资源等成本较低，因而产品在价格上极具竞争优势。如印度企业投资生产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很有优势。此外，印度的制药和软件产品，由于物美价廉，就非常受欢迎。
3 企业管理优势。首先，印度企业的管理经验和技巧根植于印度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因而更适合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这就使得印度企业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更能有效地在发展中国家运作。其次，印度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般薪水较低，因而企业的管理成本低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第三，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企业，尤其是大型私人财团特别注意引进高素质、国际化的管理人才，这使得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具有管理上的优势。
4 其他优势。主要有两种：一是财团所有权；二是族群纽带。印度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大多属于印度国内的财团或大型家族企业，如塔塔(Tata)、比拉(Birla)、信实(Reliance)财团等。这就使得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金保障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同时也便于技术、管理、市场、信息等在财团内部的转移。此外，由于所属财团的背景，企业也还有可能获得某些政治上的支持。族群纽带使得印度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某些民族产品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印度企业在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的印度人社区开办餐馆和报馆等。
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从发展中国家非垄断优势的FDI研究成果中找到理论渊源。其中，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印度跨国来说最为显著。学习型直接投资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方式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弗斯福瑞(Fosfuri)和莫塔(Mot—ta)在1999年提出了无优势跨国经营的看法。他们认为，技术落后的企业对某个国家直接投资的目的不
是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是在地理上接近该国技术先进的企业以获得技术外溢和扩散的好处。技术不仅仅是由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扩散，也可以是东道国企业向外国设在本国的跨国公司扩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它们要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一般有三个途径：第一，引进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第二，进口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技术；第三，对发达国家企业直接投资。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采用前两种方式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可以学到一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但是学不到核心技术。另外，发展中国家以技术贸易的方式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需要支付很高的费用，甚至还需要在很长的时间里支付专利费和特许费。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第三种方式，即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来获得先进的技术。90年代以来，印度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印度跨国公司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除了发达国家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等软硬环境)外，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打破发达国家对高新技术的垄断封锁，获得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知识成为主要的动机和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型直接投资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兼并和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对该企业的控制来掌握该企业核心的技术。另一种方法是在发达国家建立研究和开发机构，将本企业的研究和开发阶段转移到发达国家，雇佣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研究与开发，以掌握先进的技术。而这两种都已成为印度跨国公司近年来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以并购为例，进入21世纪，印度企业大胆地掀起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收购活动。如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以2300万美元收购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塔塔集团斥资80亿美元收购欧洲康力斯集团等。同时，一些印度跨国公司纷纷在发达国家建立它们的研发中心。如Satyam计算机服务公司在澳大利亚建立了除印度本土之外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心；维普罗以及兰巴克西公司都在美国建立了它们的研发中心。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近年来一些针对对外直接投资条件的研究已经从企业竞争优势更多地转向企业外部条件和非竞争优势，如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国际化因素等等。在这方面，后发优势理论较为突出，也能够在理论上部分解释印度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后发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和追赶发达国家非常重要。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投资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缺少名牌产品等。如果不能利用后发优势，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发展中国家FDI也难以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因此，把后发优势假说引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将其作为现有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补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现有理论的以比较优势原则为理论核心的不足。
在后发优势理论当中，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是最为关键的作用机制。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学习与借用知识和技术能够带来后发利益。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中获取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大量节省下来的研发费用、创新成本或探索成本，包括时间节约和经验教训等，就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巨大后发利益的一种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换成本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优势，通常发达国家企业的转换成本要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设备较先进，使用年限不长，固定资产投资尚在回收之中，应用新技术而报废现有设备必然遇到很大阻力，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生产设备陈旧，资产存量小，软系统也不稳定，转换成本小，采用新技术的阻力小。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尽可能多地采用先进技术，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以比较低的转换成本形成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有效追赶。印度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充分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促进了自身的技术实力，使得一些大型企业在各个方面都缩小了与西方跨国公司的差距。
此外，政府干预和制度变迁也是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够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活动的效率，激励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最终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较大发展。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制度学习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根本性手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学习技术比较容易，学习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会倾向于技术学习。然而，政府的推动，技术的学习和进步，能够在发展初期带来比较好的效果，但如果没有制度变革作为保证，这种增长很可能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逐渐减少了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上的障碍。中央银行减少对外汇的管制，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促进印度企业对外投资，并对海外投资企业在财政、税收、信息等诸多方面进行帮助。这些都成为印度跨国公司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后发优势。
最后，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也成为不可忽略的推动力量。早期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采取税收优惠等财政性鼓励政策吸引外资。同时，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不断增长的市场容量。此外，六、七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政策，对制成品进口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印度企业通过在国外投资建厂，就地生产和销售，就可以绕过这些壁垒，维护并扩大出口市场占有份额。近年来，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较为自由和开放的市场条件，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印度跨国企业通过在发达国家的经营，可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构建国际市场营销网络。而英联邦国家和周边国家由于在地理、历史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和印度极为接近，也成为印度跨国公司充分利用的区位优势。
责任编辑：张 旭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饮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两者不可分离，相辅相成。饮食文化应该得到重视。通过讲解中国的饮食文化，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国人的性格及思维方式，准确表达相关的汉语。本文以中日饮食文化对比为出发点，结合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探讨如何将中华饮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必须同时学习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随着近年来汉语热的兴起，对外汉语中的文化教学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对外汉语语言教学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教学，还必须要导入或融入与该语言相关的文化因素。陈光磊认为，文化因素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语言要素，也可以说是一个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为目标的语言教学的内容。在教学中要树立比较意识，比较不同文化存在的差异。日本与中国相邻，都处于东亚文化圈，中日之间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日本在各个方面深受中国的影响。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民族特色的加强，中日饮食文化之间日益呈现出差异性。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语言教学应该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语言是可以学习的，但文化更倾向于内化，更多的是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习得的。饮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具代表性。从饮食文化入手，可以引起外国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运用汉语。
二、中日饮食文化的异同
（一）中国饮食的特点
中国地大物博，物产种类繁多，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推陈出新与博采众长中形成了饮食文化的多样性。
1.地方特色，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技术精湛，讲究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配比。不论是红色的萝卜，还是黄色的南瓜都可以雕出美丽的盘式，赏心悦目。中国地大物博，受到气候、特产、饮食习惯等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八大菜系，分别为：鲁菜、川菜、苏菜、粤菜、闽菜、皖菜、湘菜、徽菜。
2.注重品味情趣。中国烹饪除了对色、香、味有严格的规定外，还对菜肴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的节奏有相关的规定。菜肴名称有写实的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传说、菜肴形象命名的，如狮子头、叫化鸡等。
3.饮食与医疗保健相结合。中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关系，利用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可口的菜肴，可以达到预防某种疾病的目的。比如茯苓夹饼、酸枣仁粥、鸡汤、参芪鸡丝冬瓜汤等。
4.烹饪技术多样，刀工技艺精湛。我国共有几百种烹饪方法，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媲美的。例如，采用水传热的烹饪方法有：烫、焯、煮、炖、烧、焖、涮、汆煨等。用火烹制的主要有：烤、炙、炮、熏、烘等。采用蒸汽传热的烹制方式有蒸等。此外还有拌、糖渍、蜜汁、腌制、糟、醉等。还有采用固体传热烹制的方式，如通过食盐或砂粒对食物原料进行加工处理，比如有原料涨法中的盐发、砾发等。还可以直接烹制原材料食用，如盐焗、泥烤等。在烹饪中，刀工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中国厨师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根据不同的原料和烹饪要求，刀工技术方法大致有数十种。可以把不同的食材切成段、块、角、条、片、丝、球、丁、米、末等多种样式。
由于文化的差异，各国饮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下文以日本为例进行饮食文化的介绍。面对来自以日本文化为背景的汉语学习者，了解中日饮食文化的异同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师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饮食文化的教学。
（二）日本饮食的特点
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鱼类资源非常丰富。他们肉类的摄取大部分来自于鱼类。在日本的饮食文化中，除了注重食物的新鲜程度、合理搭配之外，还特别注意菜肴的造型摆放。
1.食谱的丰富—杂食。日本饮食一般可分为主食和副食。米是主食，蔬菜及鱼等为副食。日本人一般不吃肥肉和猪内脏，有的人不吃羊肉和鸭子。作为世界第一的杂食族，日本人的饮食构成是值得研究的。它反映着日本人的性格和价值思想观念。日本料理源远流长，种类十分丰富，在他们的饮食文化中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文化内涵。但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日本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这也使得他们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的必要性，用有限的资源做出种类多样的食物。随着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日本，日本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是杂食这一特性却没有改变。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日本的畜牧业过去较为落后，又由于牲畜用于耕地拉车，佛教禁忌杀生，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的肉类摄入量是不足的，但这几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善。日本人自称是“彻底食鱼的民族”，在日本可以品尝到的海鱼达三百种以上。日本人的寿命这几年均有明显地增长，这与食物谱系的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
2.生凉新鲜。日本人在很久以前就已认识到食材新鲜的重要性。按照日本人的观点，新鲜的东西营养丰富，任何食品的最佳食用期都是在它的新鲜期。日本人喜欢将食物生吃，不仅生吃各种蔬菜水果，而且生吃鸡蛋，生吃鱼，生吃肉。而且在烹饪方式上两国也有着不同之处，日本料理的方式主要有煮、炸、烤以及凉拌等，同时搭配有味噌汤、腌酱菜等。日本料理的特色是生凉油少、分量较少、种类繁多、颜色丰富、味道鲜美。中国菜的烹调方法中有许多带“火”旁的字，如爆、炒、熘、煨、烧、煸、焖等，这些字在日语中是较为少见的。
3.追求造型的美感。日本饮食更为注重美的艺术。在日本的食品中，其名称与自然景物有关的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松风、红梅烧、矶松、桃山、牡丹饼，以及州滨、时雨、越之雪、落雁等。除了名称以外，日本的菜肴让人赏心悦目。例如，日本的生鱼片拼盘。中国菜讲究色香味，日本菜则讲究色形味。日本料理又称五味、五色、五法料理。五味是甘、酸、辛、苦、咸;五法是生、煮、烤、炸、蒸;五色是白、黄、青、赤、黑。日本菜强调的是造型的美，所以每份菜的量都不大，但是原材料却是非常新鲜的，注重摆放的艺术性。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饮食文化教学
（一）饮食文化教学的教学内容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对汉语言背后暗含的文化现象不能完全的理解，对学习语言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不能很好地与中国人进行深入的交流。留学生只有在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节日习俗等基础上，才能更好的与人用目的语进行交谈。在对外汉语初级阶段以语音、词汇、语法为主要的教学内容，饮食文化可以根据学生的交际需要进行重点的、简单的介绍。这一阶段要做好饮食文化要素的教学，指导学生运用日常交际会话。从饮食文化的一个角度入手，帮助学生形成一个小的文化体系，从而让学生汇成一个饮食文化的系统。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中国文化简略分散的了解，形成自己的汉语文化脉络。例如：课文语言提到川菜和菜名假如为“麻辣豆腐”时，老师可以适度补充一些其他的川菜菜名，运用图片加拼音的方法展示出一些川菜名，引导留学生通过菜肴特点去掌握中国饮食的地方特色。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以后，留学生的词汇量有所增加，进入到汉语教学的高级阶段，他们的沟通能力不断提高，这时学校可以开设中国文化专题课，以饮食文化为例，这时的教学应该从饮食的思想观念的层面去讲解，而不是局限于食物本身。
当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到一些与中国饮食文化相关的词汇时，应该根据语言教学的需要进行饮食文化要素的教学。如有关“吃”的暗含性的表达，在进行有关饮食的俗语、谚语表达的教学时，有必要加入适当的饮食观念、饮食文化习俗的介绍，帮助学生掌握此类表达。在日常生活中，汉语中的这类表达也很多，中国人选用词汇造句时，常常“把复杂的人生感受，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和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与‘吃’联系起来”这是汉语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外国留学生在了解饮食文化对中国人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并且在了解这一语言的特点后，才能理解这类语句所含有的深刻的涵义。比如：汉语经常用吃出来的味道来比喻人物内心的错综复杂感受，五味“酸甜苦辣咸”以及“香和臭”没有一个被漏掉。形容人所处的境遇或样较为落魄用“穷酸、寒酸”，“心酸、辛酸、酸楚”则形容人痛苦难过;“甜”组成的词语多为美或好的意思，比如“睡得甜、笑得甜、长得甜、嘴甜”;“苦”则与“甜”相反，与苦味相联系的多指多难、挫折、不幸、辛劳，“孤苦、苦闷、苦海、苦劝”;还有“泼辣、火辣”。了解中国人食熟忌生的饮食习惯，利于留学生完全地理解“生人、熟人”的含义。与日本人饮食习惯相反，中国人喜食油腻的习惯在语言中表现为以“肥”、“油”表示“利益”，如“富得流油、肥差事、油水大”等等。诸如此类的文化因素教学都应该在语言词汇教学时，适当、适度地讲解给学生，便于学生们更容易地理解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更恰当地运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在对外汉语饮食文化教学中，需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外国留学生在对外汉语课堂上学习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论知识。但是对于中国饮食文化方面的知识，更需要在实践中亲身体验和亲自感受。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不仅局限在从理论上认识这种饮食文化，还可以通过去饭店品尝，亲手制作等去感受饮食文化。理论学习必须与实践结合才能更好的了解饮食文化，也就是说在理论学习上需要在对外汉语课堂中进行饮食文化教学，也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去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对于饮食文化方面的知识，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才能真正领悟到什么是饮食文化，比如“八大菜系”有什么区别，各地小吃是如何体现当地特色的等都需要品尝之后才能发现中国饮食文化的魅力所在。因此，通过课堂学习和亲身实践才能更好地在对外汉语中开展中国饮食文化教学活动。
（二）饮食文化教学中的对比教学方法
在初级和中级对外汉语饮食文化的教学课堂中，一般都注重教材中含有的文化要素和关键点来讲解。实际上，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他们一般情况下会将本国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通过比较找出异同进行教学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将两种饮食文化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可以消除留学生由于所在国文化的影响而带来的有关中国饮食文化的偏见。同时，通过对所在国文化的深入探究，比如在课堂上讨论自己国家的日常习俗、传统观念，这是了解另一国文化中价值观念、习俗的一种方式。就饮食文化进行中日对比，教师可以给同学介绍中国饮食文化的某种特点，然后再介绍日本饮食文化相关的特点，还可以拓展将中日其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在对外汉语初级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媒介语通过对比之后进行讲解。用提问的方式引出两国不一样的饮食文化，运用图片、动画、视频等工具形象直观的让学生了解饮食文化，增加他们学习的乐趣和积极性，让课堂更加有趣味性。在观看视频的时候，学生的心情有所放松，更容易接受信息。通过观看视频可以让留学生进行更加真实的文化感受，营造出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中高级阶段，由于学生的汉语水平较高，沟通障碍减少，有关文化的要素日渐增多，教师不能再用简单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说教式教学法教学，这时可以用开展活动的方式让学生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教学方法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教师在课前让学生搜集一些相关的材料以便在课堂上参与讨论，比如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八大菜系教学，教师可以让学生们介绍他们所在国家不同地方的菜肴，也可以在课堂上画出自己国家具有地方性的食品，让学生在介绍这种菜肴的时候说出其种类、口味、地域特色、烹饪手法等。最后教师再讲解中国八大菜系的种类、烹饪手法、特色风味等，通过与学生叙述的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介绍中国八大菜系所含有的地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思想价值观念。
四、结语
本文以中日饮食文化对比为例，浅析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作用、中日饮食文化异同、对外汉语教学中饮食文化教学以及饮食文化教学中的对比教学。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深入拓展，汉语以及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为世界所瞩目。汉语文化教学在此背景下逐渐得到重视，不断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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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迪 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1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