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创新发展
一、引言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正在不断加快，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逐渐被市场发展所淘汰。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优势非常明显，而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初步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接日益紧密，从而使得发展期货市场的时机越来越成熟。如何创新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正是目前摆在我国商业银行面前的一大难题。
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现状
1.金融业对外开放使商业银行迎来了竞争挑战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强化，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之中。目前来讲，我国的商业银行市场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但在，为了占领中国庞大的金融市场，外资金融机构通过设计分支机构，或者是参股中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方式来不断扩大自身所经营的业务品种。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还通过各种方式来扩大自身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份额，让其在资金管理、贸易融资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现，从而吸引了许多国内的高端客户。但是，跟外资银行相比较，中资银行虽然在本土经营与经营网点、本土投资的选择上面具有相应的优势。但是，外资银行具有人员专业性高、创新能力强、客户管理先进等方面的优势。而且随着外资银行机构网点的不断扩张，投资与经营不断本土化的发展，进而不断压缩着我国商业银行的生存空间，给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所以，金融业的逐渐对外开放使我国商业银行迎来了竞争挑战。
2.我国商业银行的脱媒效应显著增大了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获得了繁荣发展，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也得到了相应的完善，但我国商业银行的脱媒效应开始显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脱媒效应主要体现在部分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股票融资、票据市场工具等取代了部分贷款，与此同时，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及居民股票投资取代了部分存款。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之中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短期融资券、股票融资与企业债券的不断增加。企业债券与短期融资券的发行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开展了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从而恢复了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进一步扩大了股权融资规模。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银行的贷款，从而导致了脱媒效应的显现。虽然当前我国银行贷款在金融市场中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目前这种主导地位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弱。其次是当前我国居民的资金储蓄正在向证券市场投资转化。这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的股票市场持续升温，进而让居民的一些储蓄存款开始分流到股票市场当中去。这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货币市场基金与证券投资资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国家政策中提到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有效扩大融资的规模与比重。所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票据市场工具的日益丰富，导致了企业的融资工具更加多样化，让我国商业银行的脱媒效益更加凸显。
3.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急需变革
商业银行作为一种金融服务行业，它主要的服务特性便体现在它的中间业务上面。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及影响，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利总收入，而商业银行来自中间业务的收入比重只在其中占据了较小的部分。在美国的商业银行之中，其他非利息收入目前正在不断上升，这跟美国金融市场发达，商业银行的投资工具较多有重要关系。与美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相比较，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重较低，而且来源还具有单一性。这就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很少会关注保险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及证券化业务等方面的实际收入，只是依靠相应的银行网点优势来赚取结算、代理等费用。目前来讲，国际投资者对上市银行的主要评估指标，便是银行的具体资本市场与发展的中间业务水平及潜力如何。所以，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过程中，需要逐渐转变盈利模式，进而才能面对来自国际市场上更为强烈的冲击与考验。
三、创新发展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措施
1.构建短期融资券承销平台
目前来讲，构建企业短期融资券承销平台是创新发展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重要措施。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实施低成本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银行服务质量的重要方法。商业银行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与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从而带动银行与企业之间业务的顺利开展。就像贷款、财务顾问、企业结算、并购等等。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具有本土性优势，但由于长期处于分业经营的状态下，所以缺乏相应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平台及相关创新产品，因此难以有效地开展相应的银行业务。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过程中，还面临国内专业投资银行与国外综合性商业银行的双向竞争。所以，商业银行需要通过业务创新、组织创新等形式来有效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并能够通过对具体金融产品的创新发展来强化自身的品牌影响力，进而增强自身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2.建立银团贷款平台
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创新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过程中，还需要建立起银团贷款平台，通过牵头的形式来组织起银团贷款平台，能够使我国的商业银行为大型优质企业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从而拓展与各企业之间的合作空间，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从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发展情况上来看，我国除了经纪与证券承销等传统投资银行业务以外，其他形式的投资银行业务基本上都可以通过从事或者是以财务顾问的形式来参与其中，主要的形式便包括了公司理财、银团贷款、兼并收购等等。
3.创建资产管理业务平台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许多金融机构都建立起了资产管理业务平台，同时在多个区域开展了综合经营试点，像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等都已经成立了相应的基金公司。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基金公司来为个人客户提供各种理财服务，其中便包括了票据投资、债券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等等。所以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创新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过程中，需要创建资产管理业务平台，有效发挥出商业银行在销售、资金、客户源等方面的优势，从而达到快速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目的。商业银行还需要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投资银行业务运营平台，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与商业银行当前所开展的业务形成较强的互补性。能够整合好商业银行的内外部资源，同时准确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优质服务。
4.组建并购业务平台
通过研究国外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许多企业都是通过与其他企业进行合并的方式来发展壮大自己的。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化，为了使企业能够在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就需要通过并购的方式来实现重组，从而扩大自身的发展规模。所以，商业银行需要组建好并购业务平台，能够根据贷款客户的行业分布特点来为企业实施并购策划，进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从而达成行业整合的目标。
四、结语
总而言之，商业银行在创新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时，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分析在开展业务过程中所存在的优缺点，同时根据市场变化与客户需要来变革产品与创新管理模式，进而为进一步的综合经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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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杰峰，厦门大学，金融学
投资银行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较之我国公、私立高等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融资多元化程度相对较低。文章基于对中美双方公、私立院校经费收入情况的对比，在总结我国公、民办高校资金来源的基础上，参考美国高校在融资多元化方面的经验，结合国内中外合作办学的情况，从“争取外援，谋求政府和社会慷慨资助”，“内部挖潜，寻求单位员工资金支持”和“面向市场，吸引社会和个人投资”三个宏观层面，以及“政府财政资助”、“社会捐赠”、“内部集资”、“组建股份制实体”、“科技转化”、“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和“教育债券”八个微观层面着手，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特色化多元融资模式，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 中外合作办学； 特色化； 资产证券化； 多元融资模式
一、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高校融资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传统观念中，高等教育被看作为公共产品，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目前，这一传统的观念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高校服务更多地被视为教育产品，应当借助学费、创收等手段谋求发展。不过，尽管我国高等院校多元化的融资模式已基本形成，但由于中外合作办学起步晚，所以相比之下，其融资模式的多元化程度相对较低，合作双方的共同投资以及收取的学费仍然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经费的主体部分。另外，从研究情况看，虽然国内涉及高等院校融资多元化问题的研究很多，但针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多元化融资的研究几乎没有。鉴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融资途径兼具国外高校和国内高校融资模式的特点，本文在分析中美公、私立院校融资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内外公、民办院校的融资经验，探索适宜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化多元融资模式。
二、中美高等院校融资渠道对比
从融资情况看，尽管类似于美国院校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已在我国高等院校初步形成，但在具体运作上却有诸多不同之处。详见表1和表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公、私立院校在融资多元化方面丝毫不亚于美国同类院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高校融资模式的多元化程度似乎更高，资金来源似乎更广。由于国情不同，双方在融资方面的具体做法也各不相同。从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看，双方公立院校获得的财政拨款均在各自总收入的一半左右，且均高于各方的私立院校。不过，美国公立院校的学费收入所占的比例很小，仅为18.4%，而我国公立院校的学费收入却高出对方三分之一左右。此外，美国公立院校在科技转化、产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捐赠等方面的收益高达31.7%，而我国公立院校在这方面的收入仅有1%，远远低于对方院校。在私立院校方面，虽然美国私立院校获得政府财政拨款的数量很小，但它们通过科技转化、产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捐赠等渠道所获得的收入却相当庞大，甚至高于美国公立院校。相比之下，我国私立院校在这些方面的收入却微乎其微，比例仅有0.5%。我国私立院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学费收入，学费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83.3%。
可见，与美国院校相比，我国公立院校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私立院校依靠学费收入的特征十分明显。而无论是公立院校，还是私立院校，它们在科技转化、产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捐赠等方面的努力明显不够，融资多元化程度明显不高。
三、中外合作办学特色化多元融资模式建构
（一）特色化多元融资模式的迫切性
根据2009中国民办高校评价研究报告，我国民办院校本科学生的学费人均在一万元以上，其中独立学院人均一万两千元。从目前情况看，对外合作办学本科学生学费每年为一万两千元左右，个别专业（如艺术、音乐）每年一万四千元左右，双学位项目人均学费每年一万八千元到两万元左右不等。这就是说，与中外合作其他项目一样，中外合作双学位项目的正常运作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靠学费收入予以保障的。那么，受市场经济机制的影响，在中外合作双学位教育模式的发展中，不断提升学费就会是办学者自然而然的选择。但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情况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乃至民办院校寻求学费上涨的希望已经不大，单纯依靠学费以学养学的做法已没有多大的潜力可言。详见表3和表4。
数据显示，若不考虑家庭存款，消费后城镇家庭的年收入虽有剩余，但仅能勉强支付民办院校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的学费（不包括杂费和生活费）。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情况则令人担忧。消费后，农村家庭的年剩余额几乎为零，已根本没有能力额外承担高昂的学费。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传统的单纯依靠学费以学养学的做法，必须立足自身优势，采取措施开辟新的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二）特色化多元融资模式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融入国际教育的一种举措，中外合作办学本身可谓市场经济和教育国际化的产物。因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涉及合作学校、合作办学机构、合作办学母体乃至各级政府，这样主体本身的多元化特征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融资渠道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而这一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与市场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本质上又是契合的。为此，中外合作办学必须牢固树立市场意识，充分发挥自身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谋求融资模式的多元化。同时，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既具公、私立院校的特点又具自身的特殊性，其多元化融资模式只有特色化，才能实现融资的高效性。而这一特色化多元融资模式的形成只有立足我国国情和中外合作办学的实际，充分发挥我国公民办院校的自身优势，借鉴美国高校在融资多元化方面的经验才能真正实现。这就意味着，中外合作办学特色化融资模式的建构必须从以下视角入手。
1.争取外援，谋求政府和社会慷慨资助
（1）政府财政资助
中外合作办学在满足我国公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源、培养市场所需人才方面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缓解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压力，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从国外发达国家的融资方法看，政府拨款仍然是主体部分。而且，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本身就决定了政府对各类高等教育形式予以财政支持是责无旁贷的。所以，中外合作办学特色性多元融资模式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为此，对外合作办学机构应与各级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积极争取政府的财政资助。就政府资助而言，各级政府可从两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通过拨款直接资助。政府财政部门可根据自身的实力，或一视同仁逐校（项）资助，或依据评估结果有选择地对一些实力强、效益高的机构或项目予以资助。二是通过优惠措施、政策倾斜等手段间接予以资助和扶持。
（2）社会捐赠
在美国，社会捐赠十分流行、普遍。很多名校（如哈佛、斯坦福、耶鲁等）就是以主要捐赠者的名字命名的。美国税法规定，向非营利私立学校捐赠者，其捐赠依法享受调整后毛所得50%的税金扣除额优惠，公司法人捐赠享受调整后毛所得10%的税金扣除额优惠。得益于良好的捐赠风气和优惠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经费中来自基金组织、宗教组织、公司、校友等社会机构和个人的捐赠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募捐由此为美国大学的一项中心工作。例如，纽约大学专门设立发展部，下辖基金会和个人集资处，由一名副校长负责募捐活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甚至在东京雇佣兼职筹款人，在香港、韩国、日本、台湾和泰国等地建立校友会。
近年来，我国社会捐赠虽有所发展，但总量不高，在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而且捐赠主要用于修缮、更新校舍、实验仪器以及设立奖助学金等。在捐赠税收政策优惠方面，我国个人和企业捐赠者的税收优惠限额为30%和3%，而美国为50%和10%。尽管2004年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中规定“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但这一规定尚属政策层面的东西，远未上升到法律层面。为此，政府机关应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积极引导社会关注高等教育、捐资助学。与此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充分借鉴美国高校的经验，建立健全筹资机制和筹资机构，积极开展社会捐资活动，要充分发挥校友会的作用，密切与校友的联系，提升校友捐资母校的意识，营造良好的捐资助学氛围。不过，在捐资助学方面发起人一定要建立规范的监督机制和透明的管理机制，采取得力措施切实保障捐赠使用合理合法、捐款应用实事求是。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不同形式大力弘扬捐助之举，大兴捐赠之风，以吸引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捐赠活动。
2.内部挖潜，寻求单位员工资金支持
内部挖潜中公认的得力之举是内部集资。内部集资通常是企业在生产资金短缺时在单位职工中以债券等形式筹集资金的一种借贷行为。从作用上看，一方面内部集资有助于缓解企业内部流动资金的紧张问题，另一方面企业与职工间的这一借贷行为可以提高员工参与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积极性，提升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不过，为了避免内部集资演变为非法的集资行为，发起者必须对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定位：一是集资对象仅限单位内部员工，遵循自愿原则，力戒硬性摊派。二是集资收益的使用只限于企业自身的业务发展和扩大经营。三是利率必须约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利率过高，企业会面临还贷风险，甚至出现无能力还贷的局面。四是还款期限必须明确，到期按时付本还息。五是集资必须由合法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否则属违法行为。
此外，除内部集资外，亦可采用委托贷款方式。委托贷款是由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的行为。委托人、受托人和借方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这种方式既避免了员工借款意图被刻意曲解的问题，又能形成合理的纳税和筹资方式，可为一种理想的筹资方法。
3.面向市场，吸引社会和个人投资
（1）组建股份制实体
股份制实体即教育集团公司，即由多个投资主体以股份制方式联合投资办学。股份制常见的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经济组织和个人共同出资；二是经济组织和个人共同出资；三是由若干个人共同出资。第一种为“公”、“民”结合股份制，主要有政府股、法人股和自然股三股；第二、三种是“民”、“民”结合股份制，主要是法人股和自然股。私立华联大学的股份制就属于“民民合股”模式，很具借鉴意义。其具体做法是，把股权结构分为法人基金股、创办人股和普通股（即社会股）三大类，比例分别为30%、25%、45%。基金股明确了华联大学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创办人股肯定了创办人知识、智力投入的价值，社会股肯定了私人集资入股的重要性。整体看，股份制的优势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股份制明确了股东之间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且股份不能退出只能转让，这就充分保证了教育发展资金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股份制有助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真正实现由校董合一向校董分离的转化，有利于董事会和校长各司其职，使学校管理规范化、科学化。
（2）致力于科技转化
美国相关的教育法案规定，高等学校的功能为教学、科研与推广，所以在美国高校与企业合作相当广泛，合作形式有与企业协作建立科技园、与企业合作成立研究中心、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等。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也明确规定：大学具有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为此，借鉴美国高校经验，依靠自身优势发展校办产业、扩大社会服务是中外合作办学值得尝试和不断开拓的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科技转化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学校内部自主转化，即单独投资创办校办产业，把科研成果直接应用于企业生产，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直接转化具有效率高、回报大等优点，但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方面往往耗资巨大，这无疑会进一步加重学校经费的负担。二是学校与外部企业合作，即由学校提供技术，企业投入资金，实现互惠双赢。在这一模式中，学校通过出售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或以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等外部交易方式进行资本经营，使高等学校的无形资产价值化、资本化，甚至产业化，形成产、学、研结合模式。借助自身科技优势与企业展开合作，一方面使企业获得了生产所需要技术和人才，使其可持续发展具备了强大的后劲，另一方面使学校获得了资金支持，实现了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也拓宽了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社会知名度。近年来，我国公立院校在科技转化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如中国高科、北大方正、清华同方、清华紫光等等。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校办产业三者并驾齐驱，已成为一种极具潜力的发展趋势。
相比较而言，中外合作办学在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方面的力度远远不够。因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谋求双边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努力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平，走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创新之路。在与企业合作方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要立足自身的科技优势，寻找最佳的契合点，如与企业共建科学园区、联合公司，参与产业投资、房地产开发以及医院、旅游、餐饮、旅馆的投资经营，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咨询、人员培训、远程教育服务等等。
（3）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又称财务租赁，即由出租方按照承租方的要求，出资购入承租方需要的资产，然后租给承租方使用（使用期满后所有权一般归承租方所有），由承租方按期支付租金的融资方式。融资租赁可以在现有设施和待建设施两个层面上进行。
现有设施租赁的一般做法是，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设施，如教室、实验室、实验设备、学生宿舍、学校商店、食堂、旅馆以及房地产等，通过招商租赁形式把其出租给使用者，收取租金，增加收入。待建设置租赁类似于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运营—转让），原为一种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模式。这种租赁方式通常由政府或某公共部门作为招标人，为项目（主要为大型基础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提供一种特许协议作为融资的基础，由项目公司作为投资者和经营者安排融资，承担风险并建设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经营该项目，通过合理收取费收回成本、获得利润，期满后将项目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政府或相关公共部门。参照BOT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可以把机构中一些待建的且投资较大的项目（如公寓、食堂等）委托给开发商，由其投资建设、经营管理，期满后交回设施所有权。从一定意义上讲，融资租赁可谓“借鸡生蛋”。在缺少建设资金的情况下，这一融资方式可以有效保障办学机构如期完成既定的大型设施建设计划。
（4）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结构性金融创新”，现已成为一种主流的融资技术。所谓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通过结构性重组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销售和流通的证券。作为一种金融技术，资产证券化通过资产的重新组合，并通过必要的信用增级，进而创造出适合不同投资者需求的具有不同风险、期限和收益组合的收入凭证，其本质是用将来的现金流换取现在的现金流。这是一种不同于贷款和股权融资的新型的融资方式，它为发起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资手段。
资产证券化的要件有两个：（1）缺乏流动性，流动性的资产不需要证券化；（2）该资产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带来现金流。一般来讲，资产证券化过程会涉及以下主体：1）卖方，即原始权益人，也叫发起人（Originator）；2）资产证券化公司，又称SPV （Special Purpose Vehicle）。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负责资产的证券化，在国外一般是投资银行；3）证券化资产的买方，一般是银行和其它个人投资者。其过程通常为：发起人把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不包括不良资产）分类整理为一批资产集合，然后卖给SPV，SPV以购买保险的方式对资产进行信用增级，然后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这些证券通过金融市场被卖给不同的买主，最终达到筹集资金的目的。
从高校资产方面将，应当说高校存量资产普遍存在体制性、行业性和资产性浪费现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也同样存在大量缺乏流动性但又可以产生未来现金流的优质资产，如学费、贷款等。由于中外合作办学自开始就以企业化的管理和经营理念为指导思想，所以象企业一样借助经营和资本融通提高资产的利用率、活化存量资本也自然具有独特的优势。
（5）教育债券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手段、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发行高等教育债券由此具有了相应的法律依据，而“发行教育债券是一种兼顾或依靠财政和社会两个方面，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良好策略”。从形式上看，针对高等教育而发行的教育债券可分为国债性质债券和企业性质债券两种。前者是由国家教育部面向社会发行的用于高等教育支出的专项债券。发行国债性质债券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重大经济基础建设项目筹措资金。这类性质的债券在我国已有发行的先例，如“三峡债券”、“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国家电力建设债券”等均属此类。以上谈到，高等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属于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的范畴。因此，在政府财政困难、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借助发行专项教育债券拓宽高校经费来源，可谓开拓创新、利国利校之举。与国债性质的债券不同，企业性质的教育债券可由高校发行。但需要说明的是，不是任何一所院校都可以发行此类债券。企业性质的教育债券是“以信誉和偿还能力做担保，面向社会发行的专项债券，所以它对发行者的实力和资格有一定的要求，发行者必须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和偿还能力。就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言，只要它是产权明晰的合法主体，具有科技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具有稳定的资金收入，那么它就具备发行债券的基本能力和资格。
从外部环境看，发行教育债券已具备良好条件，时机相当成熟。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年存款余额数字惊人，公民中蕴含着巨大的购买力，为教育债券的发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见表5）。
因此，借助社会这一最大受众，通过发行专项教育债卷拓展融资渠道也应该是中外合作办学值得为之努力的方向。
四、结语
中外合作办学主体的多样性以及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和准产品性质决定了中外合作办学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其兼顾中外公、私立院校融资特点的个性特征又决定了其多元化的融资模式必须特色化。事实上，也只有形成特色化的多元融资模式，中外合作办学多元化的融资模式才能高效，其可持续健康发展才会在资金方面得到有力的保障。衷心希望以上成果能在拓展融资渠道方面，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带来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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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以我国2012-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行为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会显著增加其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成长性较好的企业来说，成长性较差的企业购买理财产品行为带来的风险增加更显著；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非国有企业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会为其带来更大的风险。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企业管理者制定资金管理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上市公司 购买理财产品 企业风险 成长性 国有企业
一、引言
企业主营业务的业绩将直接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将巨额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而非专注于自身业务，不仅会给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经营风险带来不小的影响，而且有可能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造成冲击。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发展情况来看，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司数量、购买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企业似乎越来越“不务正业”。根据Wind 数据库统计，2013年全国共有上市公司2489家，其中349家上市公司有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占比14.02%。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8.17%。因此，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这一现象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会对其经营业绩及风险造成一定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究竟是提高了资金管理效率、降低了企业风险，还是造成了企业风险的增加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结果将对企业管理者的资金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指导。而目前尚无文献就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与企业风险的关系进行研究。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内有关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文献较少，且尚未涉足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对企业风险的影响；而现有关于企业风险方面的文献也尚未从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极大地拓展了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领域的研究范围，丰富了企业风险领域的文献。其次，本文区分企业成长性好坏对上市公司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成长性较差的企业购买理财产品行为带来的风险显著高于成长性较好的公司；区分国有非国有企业后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购买理财产品会为其带来更大的风险。本文从现有文献未涉足的上述角度切入进行深入研究，从研究深度上丰富了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领域的文献。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将给企业管理者在资金筹划以及风险管理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对其进行资金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二、相关文献与研究假设
2011年以来，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现象逐渐兴起，但相关文字资料多见于新华社、凤凰财经等媒体报道，而在学术研究领域，由于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经历的时间较短，所以其研究成果相对匮乏。从国内研究来看，与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购买理财产品的会计列示与处理、购买理财产品的成本及原因三个方面。在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会计列示与处理方面，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理财产品的会计核算处理方法（李刚，2014）及报表列示改进建议（李郁明，2015）；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成本方面，研究表明其主要体现在筹资成本、用资机会成本和潜在违规成本三个方面（张海寿，2014）；在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原因方面，王鹏虎（2008）认为，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是企业进行现金管理的手段，企业借此提高资金管理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李晓犁（2011）认为大部分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属于在主营业务低迷的情况下进行的“非主业投资自救”。
通过对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文献回顾可以看到，现有文献尚未涉足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与企业风险关系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从企业风险视角进行进一步研究，对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与企业风险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我们认为，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可能会增加企业的风险，原因在于：
首先，理财产品本身的收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我国
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市场投机严重，理财产品收益不确定性较大。其次，对于自由现金流充裕的企业来说，将自由现金流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而非用于拓展主营业务及公司研发，这将导致主营业务的地位受到削弱，长期来看将会降低公司业务的竞争力；而对于主营业绩较差而寄希望于购买理财产品来粉饰业绩的公司，他们力图借此来获得短期收益以支撑公司发展或使公司扭亏为盈，这将导致这些公司对购买理财产品形成依赖，进一步减弱公司发展主营业务的动力。再次，上市公司动用巨额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将会向股东传递公司不务正业的讯号。由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管理者使用自由现金流购买理财产品意味着股东利益可能受损，从而导致股东减少对公司的投资，使公司面临融资困难等问题。
综上，我们提出本文的第1个待检验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增加了其企业风险。
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在成长性不同的企业中可能存在差异。成长性较好的公司将暂时性富余的现金流进行委托理财将有助于提高资金利用率，节约财务成本，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相较于成长性较好的企业，成长性较差的主营业务收入状况较差且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在这种前提下进行购买理财产品行动，是舍本逐末的表现。一方面，其主营业务会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资者可能会因此对公司产生消极预测，企业将面临融资约束加大的风险，增加了企业风险。
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2个研究假设：
假设2：相对于成长性较好的企业来说，成长性较差的企业购买理财产品行为带来的企业风险增加更显著。
在我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可能存在差异。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与银行的关联关系更密切，因此合理推断企业可能出于维系与银行之间关系的需求购买理财产品，而这种关联关系也能为企业提供很多金融支持，从而降低其财务风险。另一方面，相较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小（阳佳余，2012），因此合理推断国有企业融资更容易，拥有暂时性结余资金的可能较大。而企业出于暂时性资金节余的原因而购买理财产品可以节约财务成本（张海寿，2014），从而降低财务风险。
综上，我们提出本文的第3个研究假设：
假设3：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非国有企业购买理财产品带来的风险更大。
三、研究设计
1、检验模型与变量解释
为检验假设1，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Z1 Score = β0+β1 Purclase + β2 Compensation + β3 Biggest + β4 Indratio + β5 Size + β6 Lev + β7 ROE + （1）
在上述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风险。现有研究普遍采用Altman的Z指数Z-Score（向德伟，2002等）和收益波动性（翟胜宝等，2014）对企业风险进行衡量。Z指数是采用企业的资产结构、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变现能力、偿还能力等不同单项指标，通过加权后组成一个多变量的综合性指标，能够用以评估企业的财务风险程度以及企业的综合运营情况。Z指数的大小与企业的风险程度成反比，即Z值越小，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大；Z值越大表明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小。故本文将Z值（Z-Score）作为企业风险的替代变量，考察企业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对企业风险的影响。Z值是根据Altman的Z值模型计算得到，Z =1.2X1+1.4X2+3.3X3+0.6X4+0.999X5，其中X1=营运资金/资产总额；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X4=总市值/负债总额；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
解释变量Purchase是衡量企业当年是否有购买理财产品行为的哑变量，若企业当年有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该变量取“1”，否则为“0”。根据假设1，预计购买理财产品会增大企业风险，从而Z值变小，因此其系数符号预期为负。
借鉴翟胜宝等（2014）的做法，我们在模型中设置如下控制变量：Compensation代表高管薪酬，用企业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根据代理理论，对高管的合理激励能够促使管理者更加注重企业风险从而倾向于选择更加稳健的经营策略，预计其与企业风险间成负向关系，即预期其系数为正。Biggest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根据于富生等（2008）的研究，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风险有正相关关系，因此预期其系数为负。Indratio表示董事会独立性，等于外部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越能对大股东和管理层的风险行为起到监督作用，从而降低企业风险，因此预计其与企业风险成负相关关系，即预期其系数为正。Size表示企业规模，用其当年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规模与企业风险的关系在现有研究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在此不对其系数符号进行预测。Lev表示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负债水平，负债越多，企业面临的风险越大，Z值越小，因此其系数应当为负。ROE表示净资产收益率，显而易见，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业绩越好，风险越小，Z值越大，因此，预期其系数为正。此外，我们还对行业和年度因素进行了控制，分别用Industry和Year哑变量表示。
为检验假设2，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反映企业成长性的指标Growth，并用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衡量（翟胜宝等，2014）。根据各个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全体样本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的大小关系，我们将所有样本分为两组，即成长性较好的观测组以及成长性较差的观测组，Growth变量分别取“1”和“0”，并对这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类似地，为检验假设3，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反映企业产权性质的变量SOE，若企业为国有企业，则该变量取“1”，否则为“0”。由此，我们将全体样本根据是否为国有企业分为两组并进行分组回归。
对各变量的简要说明，整理后如表1所示：
2、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有披露购买理财产品数据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之所以以2012年为起始年份，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是在2011年后才逐渐兴起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且在2012年之前对购买理财产品行为进行披露的上市公司比较少，样本分散。以2014年为终止年份是因为2015年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数据以及其他财务数据披露尚不完全。我们从Wind数据库上将所有有购买理财产品行为披露的上市公司进行整理，共得到759家上市公司2277个观测数据。进一步地，剔除相关变量有缺失的观测值，最终得到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共1572个观测样本。
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经逐一下载并整理得到。各财务数据均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异常值处理，对于1%和99%分位数以外的变量观测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平均Z值为7.6986，最大值达到45.2523，最小值为0.5958，表明不同企业面临的企业风险相差很大，而大部分企业的企业风险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Purchase哑变量的平均值为0.3715，表明在样本观测中，有37.15%的观测数据为有购买理财产品行为。Indratio的均值为0.3716，表明样本企业的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平均为37.16%，最小值为0.3333正好为三分之一，这与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规定相符。ROE最小值为负，表明样本企业中存在亏损企业。SOE哑变量的平均值为0.3308，表明全体样本中有33.08%的企业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占大多数。企业成长性Growth哑变量的平均值为0.5，表明样本企业中成长性较好的和成长性较差的企业数量相当。
描述统计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右上角为Pearson相关系数，左下角为Spearman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Lev）与Z值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即资产负债率越高，Z值越小，意味着企业风险越大，与预期相符。净资产收益率（ROE）与Z值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即ROE越大，Z值越大，企业风险越小，意味着企业经营业绩好能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风险，符合预期。此外，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是否有购买行为（Purchase）这一哑变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相比于没有购买理财产品行为的企业，有购买行为的企业的Z值更小，企业风险更大。该结果支持了假设1。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下：高管薪酬（Compensation）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管薪酬越高，Z值越大，企业风险越小。说明对高管的合理激励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风险，与预期相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Biggest）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例（Indratio）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表明独立董事在提升公司风险治理水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规模（Siz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Z值越小，风险越大。资产负债率（Lev）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即负债会增加企业的风险。净资产收益率（RO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表明企业的经营业绩越好，其面临的风险越小。
表5报告了以企业成长性为依据将样本进行分组之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对于成长性较好的企业，Purchase变量前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于成长性较差的企业，Purchase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相对于企业成长性差的企业来讲，企业成长性较好的企业购买理财产品带来的风险增加并不显著。这与假设2相符合。成长性较好的企业其主营业务经营状况良好，暂时有富余资金投入到理财产品中来，这种情况下购买理财产品带来的风险较小。相反，对于成长性较差的企业来讲，其主业增长空间有限，经营性盈利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还将资金投到理财产品中，表面上看似能够得到一定的收益，实质上相当于不务正业，主业将进一步受到影响，同时投资者信心将大幅下降，企业的潜在风险实际上增加。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之前的各模型中基本一致。
表6报告了根据是否为国有企业将样本进行分组之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组Purchase变量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组Purchase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购买理财产品带来的企业风险增加更加显著。这一结论与假设3相符合。我国国有企业一般规模较大，企业集团内融资较多，因此可能有更多的暂时性资金，处于暂时性资金结余的考虑，其购买理财产品可以为其节约财务成本，降低财务风险。同时，从另一角度讲，国有企业与银行的关联关系更为密切，购买理财产品为其维系与银行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从而这种关联关系也能为其提供很多的金融支持，使其风险降低。与之相对，一方面，非国有企业面临融资压力，其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往往被投资者看作“不务正业”，影响投资者以及潜在投资者对他的信心，企业将面临更严重的融资困难问题。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存在经营业绩的压力，在主营业务经营状况较差的情形下将资金投入理财产品中去将会使其主营业务面临更大的挑战，企业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2、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采用另一种更加具体的方式对企业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进行描述，即企业每年购买理财产品的次数（Purchase_number）。这一指标是根据从Wind数据库中得到的数据整理得来。将此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放入模型（1）中重新进行回归。
表7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到解释变量Purchase_number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购买理财产品次数越多，Z值越小，企业风险越大。这一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
进一步地，我们用分市场年度贝塔系数（Beta）对企业风险进行衡量。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的风险越大，它是类似研究中应用较频繁的指标（张敏等，2009）。该指标直接取自国泰安数据库。以Beta为因变量，分别将企业是否有购买行为（Purchase）以及每年购买次数（Purchase_number）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8所示。根据表中的数据，用Beta系数代替Z值衡量企业风险时，购买次数与Beta显著正相关，表明购买次数越多，Beta系数越大，即企业风险越大。企业是否购买与Beta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企业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确实是增加了企业的风险，这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
五、研究结论
企业购买理财产品行为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但目前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数据，我们发现企业购买理财产品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风险；相对于成长性较好的企业来说，成长性较差的企业购买理财产品带来的风险增加更显著；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非国有企业购买理财产品带来的风险更大。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购买理财产品对企业风险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性质的企业影响效果有差异，企业应当考虑自身发展状况，衡量风险，慎重决策。本文的研究结论填补了企业购买理财产品行为方面的研究空白，将企业购买理财产品这一行为与企业风险联系在一起，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给企业管理者在资金筹划以及风险管理方面提供了参考，是其进行资金管理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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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的增多，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除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期货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至今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金融市场也有一席之地。本文在对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基础之上，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提出金融衍生品市场当下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证券市场；发展策略
一、场外金融衍生品
1.银行柜台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
在我国对家银行当中，柜台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相比银行间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相对显得较为薄弱。截止2011年统计，在我国一共只有30家不到的商业银行具有柜台衍生品交易业务试运行的交易资格，但是真正开展业务的银行又大打折扣，只有不到20家银行。推出的产品有外汇期权、利率远期人民币外汇掉期等诸多金融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利率和汇率风险的加大，实体企业和居民个人在面对波动的利汇率带来的风险时，选择银行柜台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人群逐渐增多，为银行柜台场外衍生品市场带来了机遇，规模也相对扩大。
2.银行间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声明：凡是符合银监会受理条件的民营银行予以申请和运用。因此，我国民营银行相继在我国各大省市和地区崛起，民营银行数量的增多，银行间场外衍生品市场也水涨船高。在这之前，银行间场外金融衍生品一直以来都是以国有5大行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我国的银行间场外衍生产品市场涉及面广泛，不仅包括期货、期权等基础衍生品，也涉及利率、汇率等方面。银行因为经营理念的不同，对市场份额的占领也存在差异。在多种类型的银行当中，以商业银行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为主导，交易量占据市场份额绝大数。在2011年的数据统计中显示，银行间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量多达15.3万亿元，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其中汇率衍生品交易为12.5万亿元，占总交易量的82%，利率衍生品交易量为2.8万亿元，成交量在18%，其中又以人民币外汇掉期和币种利率互换交易为银行间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交易品种。
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1.品种少、限制多无法满足企业需要
产品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金融衍生产品是一种满足客户的虚拟的、能为客户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品，发展至今，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丰富，我国场内的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也逐渐步入正轨。在2012年的财经新闻中披露，有29个商品期货品种在我国的多家交易所上市交易，产品涵盖的行业包括农业、建筑业和地质能源等多个行业。尽管我国商品期货品种涉猎我国多种行业，但是产品在行业内部的细化还有待完善。例如建筑行业包括房屋修建、交通设施兴建等多个层面，没有针对性的衍生品为其服务。在国际金融市场的100%份额当中，商品类衍生品的成交量只有10%左右，而金融类的衍生品是商品类衍生品的9倍，成交量多达90%。而我国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数量较少，品种单一，不能多方面的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其中的缘由也不难想象，我国金融行业起步较晚，在产品研发和销售层面上不能与国际领先国家相提并论，产品的参与者也局限于金融机构，还没有对企业和居民个体开放。并且诸如货币掉期、利率互换等衍生品的交易也主要集中在银行的市场范围之内，导致市场流动性低下。
2.对于金融衍生品限制过度，不利于市场发展
金融衍生产品作为一种不是实物的交易产品，同实体商品一样会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监管机构的检查和监督。目前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受到证监会、保证金监控中心等五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共同监管。而场外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多方面的监管。不管是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是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都受到了来自监管机构的严厉监管，发展形式严峻。虽然保障了客户的权益，但是也妨碍了金融衍生品在我国市场上的开拓。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和美国的三级监管体系相比，实际上我国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是证监会和下属机构的管理，期货协会在其中的监管作用并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没有尽到自身的责任。金融衍生品在产品研发还是销售在审批上同样严格，这就和以前人们到银行贷款一样，不仅手续繁多，同样程序繁多，需要一级一级向上逐层审批，最终审批落在国务院身上，国务院的最终决定才能决定该产品是否具备上市的条件。近乎苛刻的审查降低了期货市场的运行速度，也从一定程度上挫败了研发人员对产品研发的信心。研发人员的自主创新意识得不到肯定，导致新产品的研发进度变慢，进而导致期货市场的交易达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虽然目前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合理有效的监管能规范金融衍生品市场，减少投机的存在，能为金融衍生品市场营造好的环境，规避市场风险。但是如果过度的监管同样会遏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就像手中握有一把流沙，握得太松沙子会流失，握得太紧沙子同样会流失。这无疑是对监管机构的一个提醒：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更需要是来自监管机构的鼓励性政策和措施，而不是更加严格的监管政策和措施。
3.金融衍生品市场工具匮乏，不利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功能的发挥
实体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除了要面临来自同行业的压力之外，还要考虑通货膨胀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并且实体企业自身还存在管理风险，来源于采购、生产、销售等多方面环节，并且是环环相扣，而管理风险时企业自身能够把控的，因此，合适的工具（远期、期货、期权等）能帮助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和风险进行对冲。而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工具匮乏，不能满足企业的管理需求。就好比单一的解决办法不能解决多种问题，同样企业的道理：企业的非线性风险不能依靠单一的期权期货产品，风险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以2012年新加坡交易所的铁矿石掉期合约8月份的交易数据为例，当时的成交量大在1500万吨左右，持仓量在920吨左右，而亚洲钢厂和贸易商家在其中的交易量只占到了其中的13%左右，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目前的市场还达不到企业对风险管理的要求。
4.我国金融衍生品缺乏国际影响力
目前，在我国不论是场内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是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都是自产自销的经营模式，都只针对本国的居民和金融机构开放。完全没有让金融衍生产品走出中国，走向国际的打算。因此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对国际的影响力不足，不论是交易价格还是销售定价都是根据自身国情设定的，没有参照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金融衍生品定价，这让我国在金融衍生品市场这块，在国际上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在参与国际贸易定价等方面受到限制。
三、构建我国多层次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战略
1.逐渐确立市场监管主体和设立主体相分离原则
我国金融衍生品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特殊产品，市场还有待完善，因此我国的交易所在对监管主体和设立主体的划分上没有明确的界定，这就导致在职能上没有明确分工。归根结底是由两方面造成的：一方面是我国交易所成立初期没有明确的参考对象，一味的自我摸索，越往后便形成了“自家土地自家耕”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导致的，管理层凭借着管理好人才才能进一步管理好事情的思维方式作为经营理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管人、管事不分家的局面。这样的管理经营模式确实也在发展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合理有效的规避了一些风险。但是市场的发展是向前的，当衍生产品市场度过了发展初期，发展步入正轨时，这样的管理经营的弊端也随之而来，并且弊端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严重影响到衍生品市场现阶段的发展。在此情况之下，为了让衍生品市场得到更加长远的发展，交易所必须对现阶段的市场监管进行改革，明确监管主体和设立主体的职能所在，并充分履行其职能，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对衍生品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给金融衍生品市场予以保障，为产品创新、销售等市场经济行为创造良好的环境。
2.研究规划先行，尽早形成完备的场内金融衍生品序列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从发展之初到现在，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2011年我国推出了首个金融期货品种：股指期货，并在同年加快了国债期货和原油期货的上市。但是在成绩的背后还是存在诸多的不足，金融衍生产品品种数量单一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市场功能的发挥还是滞留在发展初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带来契机，中国银行、银监会等金融机构要将场内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发展规划提上议事日程，切实完成工作的推进进度，健全我国的期货，多方面的满足市场上的需求。同时，注重期权交易，期权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衍生产品，只有时机适合才会出现的一种衍射产品，因此，期权交易不仅是市场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更能为我国的实体企业和诸多的投资者提供更加全面的风险保护，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衍生产品的使用率，提高市场影响力。并且要积极研发汇率期货和汇率期货，和国际接轨，为今后金融衍生品市场走向国际投资做足准备。
3.推进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国际定价中心
放宽眼界，从世界各大交易所和交易集团的角度来看，开放性的销售经营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一个共同特征。在国际上的金融市场交易，金融衍生品除了面向本国的投资者和实体企业之外，还面向国际上的境外投资者。在国际领先的步伐之下，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之下，没有走出国门。金融衍生品交易还是只局限于本国的居民投资者和实体企业，只有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企业和投资者才能参与我国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为了金融衍生品市场能在国际上取得发展就必须开放境外期货业务，树立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培养有竞争力的期货公司，并且开放我国的期货品种，满足国际上的需求，为我国金融市场冲击国际地位积攒力量，保障国家的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为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4.推动金融机构发挥场内外市场桥梁的作用
从国际上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经营经验来看，在国际上不论是为了追求盈利的商业银行还是国家政策兴起的各大投资银行在向各地区的实体企业提供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服务后，他们本身都不愿意持有风险寸头。金融衍生品市场不论是场内市场还是场外市场都各自不同的清算方式和经营模式。场内市场由于流动性好，监管到位等原因，在降低另一项投资的风险上投资有着读到的经营，通过这种投资方式将自身潜在的活着明显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场内市场根据完善的风控体系设备，经过周密的运算和分析，对自身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能很好的把控。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作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两大主导市场，在实际经营当中两者相辅相成，通过自身的职能强化了实体经济的运营能力，为实体经济在实际经营中规避了不少风险。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来自国际上的经验，将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融合成为一个相互依托的整体，推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交易机构参与到交易当中，并使之成为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的桥梁，发挥场内外市场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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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富斌（1995.02- ），男，汉，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本科在读，长江师范学院，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