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绝对主义;相对主义;理性重建;历史重建
[文献标识码]A
经济思想史，顾名思义，即以经济思想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相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上要落后许多，主要表现于尚缺乏一套系统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突破和发展的重要主题。按照我们的初步研究，经济思想史观至少涉及到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学是一种还是两种传统?这种讨论涉及到作为经济学说基础的哲学传统等问题;第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第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主要包括“历史重建”、“理性重建”和“创造的解释学”等方法。本文通过对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中有关“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和“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相关论述的解读，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改进相关研究的建议。
一、经济思想史观论争及其启示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家，因对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做出很大的成绩而在经济学界享有盛名，他热情致力于研究、阐发、评价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撰写出数目可观且影响甚大的文章、辞典和传记，还提出不少独具一格的学术见解。尤其是他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篇幅宏大，视角独特，内容丰厚，阐述精到，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赞誉和推崇，被誉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方面的经典，自1962年发行第一版至今已出了第五版(1997年)，第五版最近已由姚开建教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在该书绪论中，马克·布劳格花较大篇幅详细讨论了两种经济思想史观之间的争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所谓经济思想史观是指经济思想史家对各种经济思想及理论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基本看法，也即经济思想史家对人类经济心智历史的世界观。
所谓“绝对主义”史观，即是着眼于主体的心智发展，将历史视为一个从过去谬误到现今真理稳步不懈的演进过程，即“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在经济的边际增量上”。因此，它强调学科内部力量(如经济学与日俱增的专业化)，以此来解释经济思想的发展，认为思想理论的进步不仅仅是历史环境的反应，而主要取决于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通过专业领域内知识进展的职业反应，探索和解释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是令人困惑的悖论，发展了解释经济现象或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经济学专业研究工作自身进展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将各种理论的地位在时间上进行排队，距现在最近的理论与较早的理论相比可能错误更少而更接近真理。”相应地，对过去的经济学家仅仅依据其接近某种绝对真理的程度予以评价。“相对主义”史观则着眼于具体情境，将过去时代提出的每一个理论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对当时状况的反映，每个理论在它所处的背景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对简单地认为最近的理论比较早的理论错误更少。因此，相对主义史观主张用历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力量来解释经济思想的成长以及这些力量影响经济理论的方式。历史在每一个经济理论中都起作用，对以往经济学家，相应地，则依据其所处的时代、过去相关研究主题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进行评价。
在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进行细致评比解析的同时，布劳格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的经济思想史观。从《回顾》全书来看，作者表现出在“大脑”与“心灵”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分裂症”——理智上，他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但在著作许多章节中显示出他在情感上非常同情“相对主义”史观的处境。在绪论的开头，布劳格便表明《回顾》的主题——“这是对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批判性研究”以及“批判隐含的判断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鲜明反映作者所持有的“绝对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贯穿于《回顾》全书的经济理论分析与阐释。然而从该著作许多具体章节来看，却又显示出作者具有“相对主义”史观，如在对重商主义辩护的考察、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的阐析时等都表明了作者的“相对主义”立场。在布劳格看来，“经济思想的发展在趋向现实真实性上并不是采取直线式的进展，它在进步中由于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经历了许多曲折，因此，我们是采用相对论者还是绝对论者关于事物的解释完全取决于我们所希望提出的问题。”
其实，“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时间向量上来看，在1952年以前，对经济思想发展的解释是“相对主义”史观占优势;而之后则是“绝对主义”史观占优势。我们认为，“绝对主义”史观则往往把经济范畴变成了脱离历史、超社会超历史的东西，这种史观的缺陷决定了其片面性。而目前对“相对主义”史观的定义是全面的。“相对主义”只是针对“绝对主义”，强调了历史环境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它并没有必要忽视经济思想本身的发展逻辑与线索，因此，更“健全的”“相对主义”不仅能够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科学环境如何导致一种学说的产生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行分析，也能在经济思想本身发展逻辑的脉络中评价其得失。“相对主义”史观的合理性还可以从经济思想供给一需求这一角度予以说明：一种经济思想(理论)产生、发展与演化的影响因素都可以纳入到需求和供给两类途径。从需求方面看，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往往源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等状况变化对其的客观需要;而从供给方面来看，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又离不开以往积累的经济思想、一般的科学一文化背景以及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分工进展等条件。因此，相对于“绝对主义”史观，“相对主义”史观更能较正确地把握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马克·布劳格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洞见
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经济思想史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布劳格借用哲学史的术语，以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为基础区分了“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和
“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这是一种同‘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几乎等价的划分”。作者采纳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结构主义上的洞见，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建，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涩之处，而且并非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故需要重建，即对过去的经济思想予以重新阐述。
布劳格认为，一种是按照现代思想来重建，突出表现就是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即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作是“理性重建”;另一种方法则是“历史重建”，这是布劳格从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有关哲学史编撰的讨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其含义就是按照过去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方式来重新表述其思想，尽可能忠实文本写作时的背景进行重建。在布劳格看来，“理性重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已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因此，虽然“历史重建”困难重重，但它却是着眼于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题材独特性质的“唯一”正确方法。
然而，布劳格在这部名著《回顾》绪论中，却认为“‘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都是经济思想史写作的完全正当的方法。”这种观点是与上述所坚称的“历史重建”是“唯一”正当方法的观点相冲突的。在《回顾》绪论开头，布劳格已指出“批评隐含判断的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正是“理性重建”的要义，倘若按照作者原本所认为的——“历史重建”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唯一”正当方法，那么作者在《回顾》中理论回顾所采用的方法便自然被认为是非正当合理的方法。作者这种观点不一致的矛盾需要我们“历史重建”他的本意。问题似乎首先出在布劳格对“理性重建”内涵的把握和强调，布劳格最初提出“理性重建”的目的在于反对和批判历史的“辉格(Whig)诠释”，于是将“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纳入同一个范畴，即将“理性重建”仅限于“按照个人的信念来描述和编撰历史”，正如他在《回顾》绪论中对“理性重建”所下的定义——“把过去的伟大思想家假想为与我们处在同一时代，并与我们面对面交换意见，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分析它们的观念，以便找出它们的错误，证实我们所喜好的信念，在心智历史的进程中，这种信念在进步”。正是对其定义后半部分的强调，才令作者放弃将“理性重建”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然而，正如西格诺里诺(Signorino)所极力反对的，“理性重建”并非仅仅等价于追求“辉格”目标，运用现代术语分析过去的思想可能完全不同于仅仅“证实心智历史在进步的信念”。倘若划清“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所谓等价定义的差别，着眼于运用现代术语以及现代分析工具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则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布劳格所言“‘理性重建’显然与时代不合，不过如果对它们与时代不合的东西，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处理，‘理性重建’是无可非议的。”正是基于作者对“理性重建”内涵的重新认识，才使他改变初衷，承认它也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完全正当的方法。
确实，“理性重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阐明和澄清过去的思想，可能有助于增强对过去经济思想及理论连贯性和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回顾》中可以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布劳格对斯密关于公祭期间黑布价格“局部均衡分析”予以“理性重建”，运用现代马歇尔的供求分析工具阐释并证明斯密在论述黑布价格影响因素时对需求忽视的合理性，这无疑使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又如作者对李嘉图体系的“理性重建”，通过构建一个现代数学模型——“谷物模型”，在此框架内阐述和证明李嘉图的论点，这虽然可能有悖原作者愿意，但不可否认，这种简化的数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于表达和验证经济学家的理论逻辑;再如，作者在详尽阐述某位经济学家的某些经济理论(如地价税、利润理论等)时，不仅考虑到可能影响他们的前任者，还考虑那些被他们所影响的或批评他们的后继者，以及相关理论的后期发展，将早期理论与其近期的讨论和发展联系起来，这种“理性重建”方法突出强调了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与连贯性，利于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
然而，“理性重建”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正如布劳格所指出的，“它们威胁到使过去的思想变得不相关，因为它们经常仅仅显示我们现在比过去那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这“显然与时代不合，如果过度使用，无论如何都会歪曲和损害历史。”针对这种弊端，作者在《回顾》中多次提出和强调“理性重建”违背和歪曲历史的典型事例。布劳格认为，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完全竞争理论中的“竞争”概念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的“竞争”概念具有本质差别。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竞争”是一种结局状态(end-state)概念，而斯密所说的“竞争”是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process competition)概念，二者内涵的本质差异电导致相应配置效率的差异——前者为“静态效率”，后者为“动态效率”。然而阿罗一德布鲁以及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阐释者，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过程竞争作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渊源或理论基础。在布劳格看来，这是“缺乏历史依据的‘理性重建’，确实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作者坚决反对和批判这种“理性重建”——“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水平的做法。”也正是对“理性重建”这种弊端的忧虑和担心，才令布劳格在先前主张只有“历史重建”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唯一正当方法。
我们认为，布劳格之所以在“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关系问题上陷入前后矛盾的状态，是因为它没有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定义“理性重建”的问题。“理性重建”，非得像布劳格所定义的那样，运用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吗?实际上，“理性重建”可以使用文字的和解释学的方法重新表述过去的理论或思想，并讨论其得失;第二个问题是“历史重建”渗透着“理性重建”。任何“历史重建”都离不开经济思想史家既有的知识结构，而运用经济学思想的最新成果则有可能更利于这种“历史重建”，这也就是说“历史重建”本身就含有某种“理性重建”的成份，但是，“理性重建”必须置于“历史重建”的框架之下，才能避免“绝对主义”的缺陷。因此，按照我们对这种“理性重建”的理解，“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两者均是经济思想史的正当研究方法。
鉴于“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二者的互补性，研究经济思想史应当把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首先，经济思想史本质上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素材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历史重建”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与基础性，它是研究经济思想史首先应遵从的研究方法。在对已故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或某种经济思想的兴衰进行“历史重建”时，不仅要考虑当时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更重
要的是要考虑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境特定的解释学方法，需要仔细阅读已故经济学家的文本以及他们之前的思想家著作来了解他们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其次，在客观反映历史，遵从作者本意的前提下，可采用“理性重建”的方法以便于澄清和阐述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产生与演进的内在逻辑和脉络。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及现代术语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本身无可厚非，关键要把握一个度，不能把经济思想史变成一门令人生厌的全能知识的训练而使其残障。它的发挥要以尊重历史为前提，以便于分析和表述经济思想为目的。其实，“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这两种研究方法与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不同的是，逻辑方法抛开历史过程中所包含的个别的偶然的因素。思想进程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已。”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要求将“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方法相统一。
三、马克·布劳格研究的不足和改进的路径
马克·布劳格的《回顾》为我们提供了经济思想史观及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教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史观的“论争”为我们发展经济思想史观提供了借鉴。我们认为，正确的经济思想史观应该是重新定义的“相对主义”史观之下的“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有机结合。尽管“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分类在实践上甚至在理论上存在问题，但它确实有利于我们澄清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我们坚持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在客观地反映历史、比较忠实地遵从原作者本意的“历史重建”前提下，同时不放弃注重把握思想逻辑与脉络的“理性重建”。总之，《回顾》为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讨论其方法论方面的门径，对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乃至“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马克·布劳格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从事的是对过去经济思想的“理性重建”，而“历史重建”基本上仍是付之阙如的。如前所述，作者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史观之间存在“分裂症”，在理智上，作者坚持“绝对主义”立场，并且在实践上一直贯彻着这种立场，虽然情感上接受“相对主义”的解释，终究只是一种同情。这种“绝对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经济思想研究基本采取的是一种“理性重建”的方法，从《回顾》及其他著作整体来看，布劳格基本上写的是经典历史，从当代经济学的视角，采用现代的理论工具，重新表述历史上各个经济学家的思想。诚然，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理性重建”的弊端，并对其深恶痛疾，正如其所言“如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么‘理性重建’终必会是经济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这里”，但是阅读了他的著作后，我们，包括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布劳格自身就是这么做的——“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鞭挞的罪行”。作者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正如他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批评——它们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在现实实践中却很少这样去做。布劳格对“理性重建”的过度使用以及对“历史重建”的较大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毒害”，必定会导致如他所痛斥的缺陷，将会令经济思想史残障。
针对马克·布劳格的这种不足，未来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应该主要致力于发展“历史重建”和“创造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历史重建”的方法，我们建议通过采用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相参照的研究方法，发展这种方法。而“创造解释学”的方法则旨在于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创新上的重大作用，它是比“历史重建”的方法更高一级的方法。例如，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假设，倘若马尔萨斯今天还活着，他会修正或扬弃他过去提出的“两个级数”概念以及放弃对未来社会的悲观预测吗?作为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增添新的视角和新思路?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通过这种“创造的解释学”，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理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成为创新型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
马克·布劳格研究的另一重大缺陷则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重建”，而非主流经济学的许多流派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作者在《回顾》中详细地论述了从斯密到凯恩斯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而忽视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作者在《回顾》中对重商主义仍沿袭了主流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简单化甚至错误的评价。这些问题说明了，马克·布劳格的研究仍局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推崇或者只承认其先驱，而贬低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的藩篱之中。布劳格的经济思想史观只涉及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而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传统问题以及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的问题则是是其研究所缺乏的。
我们曾经讨论了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以及运用两大传统重新梳理经济思想史的问题。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学不同研究传统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则是有关经济理论及理论体系建立和进步的方式问题。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渐变说”，认为经济理论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第二种是以库恩为代表的“范式革命说”或者“渐变与革命交替说”。即使是“渐变与革命交替说”也是在单一经济学传统的思维下对经济学说的渐变与革命相交替的解释。很明显，对于自文艺复兴以来两种并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来说，目前的这两种观点都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在这方面仍需要创造新的理论对此加以解释。
责任编辑：黎贵才
经济思想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 近代经济思想家把“师夷”与“变法”紧密联系，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我国近代关于“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内涵、主要特征和目标演进，可以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借鉴：“以开放倒逼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开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作用；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释放市场活力。
关 键 词 以开放倒逼改革 近代经济思想 倒逼式 建构式 并列式
作 者 赵玉蓉，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041）
“以开放倒逼改革”可谓是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性创造。从建设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加入世贸组织到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历了四次“以开放倒逼改革”式的发展。然而现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相关研究偏重于应用型研究，着眼于阐述和思考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和跨国公司发展等开放型经济发展对改革的推动作用，缺少思想层面的研究与历史观照，且在关于改革与开放的经济思想研究中，鲜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专题性研究等。本文希望另辟蹊径，通过回顾中国近代有关“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深化演进，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经济思想的理论支撑与现实推进的借鉴。
近代经济思想中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
在近代经济思想中，残酷的现实使经济思想家们产生强烈危机感。不同于古代的内部式变法，近代经济思想家开始以开放的思维，把“师夷”与“变法”紧密联系，赋予改革新的内涵。从魏源的《海国图志》、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马建忠和薛福成的改革思想，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严复的改革变法、谭嗣同的变法维新，再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不仅蕴含着许多先进的有关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思想，也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
1.倒逼式：以开放的外部压力促进内部改革，巩固政权。这部分经济思想认为，改革没有自身内部的动力，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形成一种外部推动力、倒逼压力，使官僚体制和旧习得以清正，使政权得以巩固。魏源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其改革思想密切相连，他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治理当世必须依据形势变化采取新措施。而当时的官僚集团昏庸自私，毫无理想，“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2]
只能寄希望于对外开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提升国家军事力量，通过改革来保证政权的稳固。同样深刻认识封建旧习实质的还有严复，他指出封建势力之所以反对变法的原因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曰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益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3]，“此变法之所以难，而维新之所以多流血也”[4]。
2.建构式：主张以开放引进西方制度体系，建构国内新的经济社会制度。这部分经济思想认为，通过编写纲领、计划以建构起全新的经济社会制度，融合了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思想。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指出，英国由于“法善”而成为“最强之邦”，美国“礼义富足，以其为最”，太平天国必须“立法为准”、“教法兼行”，学习西方富强之国的“邦法”、“技艺”，“兴宝藏”、“興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并提出各种社会经济改革主张。郑观应通过对日本的经验研究，主张学习欧洲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考日本效法泰西，从本源上讲求，重教育，设公塾，立宪法，兴实学，士农工商均有专门之学，人才日出，技艺日精，上下相顾，情如一体”[5]。康有为认为，中国变法的目的是“再立堂构”，通过改制立法建立一个宪政制度，坚持主张“全变则强，小变则亡”，要对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进行变革。他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相当完整的改革纲领，包括“钞法”、“铁路”、“机器轮船”、“开矿”、“铸银”、“邮政”六项富国主张和“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养民主张。谭嗣同则以更激进的方式主张“尽变西法”，“铁路、轮船、钱币、枪炮与夫务材、训农、通商、惠工诸大政，固无一步应规仿西法”[6]，他坚信，采用西方式政体中国贫穷衰弱局面即可根本改变，“一旦衔勒去，民权兴，得以从容谋议各遂其生”[7]。孙中山提出“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口号，并以《实业计划》一书，具体而完整地阐述了他关于修建大海港、修建铁路网、整修通航水道、修造公路网、建立农业基地、开采矿藏建设等宏伟计划。
3.并列式：以开放争取和平外部环境，以改革增强国家实力。这部分经济思想主要倾向于开放和改革同步并进，两者并驾齐驱服务于两种不同的目标，认为改革旨在增强国力，开放旨在维护与他国关系，争取和平外部环境。李鸿章的“变法自强”是洋务运动的旗号，认为使国家自强的唯一办法和途径就是“变法”，“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对外“力保和局”，争取一个和平外部环境，赢得变法自强的时间；对内大办洋务，使中国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列。1871年他给丁日昌的信中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8]。面对危机和困局，李鸿章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等措施，兴办新式民用工业、引进和仿造“制器之器”，真正把师夷长技付诸实践，取得现实成效。
上述关于开放与改革辩证关系的三种模式各有特点：倒逼式的经济思想，把开放作为一种外部压力推进改革，希望通过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西方的资金人才，建立与国外常态化的通商关系，从而冲击改变国内官僚体制腐化堕落的局面。建构式的经济思想，把改革置于一个较为宏大的改革或变法革新基础上，设定完整的发展蓝图，试图放弃中国既有的政治体制而全盘学习西方的政治架构和体制，但是缺乏现实支撑，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背景下难以得到推进。并列式的经济思想，把开放与改革列为两种路径，开放仅一味朝着提高军事能力的方向，未能注意到开放与改革之间形成的整体合力，与体制改革的相关性不强。总体而言，开放与改革辩证关系的三种模式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基本都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开放来实现国家的强盛。
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
主张开放倒逼改革的“倒逼式”经济思想，其实已经认识到了开放与改革的必然联系，并且把开放对改革的促进作用理解得较为透彻。
1.承认本国落后，以中西方发展“落差”作为动力。区别于古代“炫耀式”的对外开放，近代思想家有了对外开放的主动性，认识到与西方国家在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落差，以此鞭策国家主动学习西方，融入世界发展大势。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军舰、枪炮的落后，提出“制炮必求其利，造舰必求极坚”[9]“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理念。在林则徐的影响下，魏源力主对外开放，通过《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俗人情、科学文化、经济制度等，使国人转变观念，涌起了解外部世界的思潮。魏源极力鼓吹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诉之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而唯亟人才，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10]。内政改革不进行，对外开放则不能有效实现。之后，薛福成称“当此万国相通之世”[11]、陈炽称泰西诸国“挟其新器新发，长驱以入中国，中国弗能禁也”[12]，康有為痛心于闭关自守使清政府被欺压赔款，认为“非日本之胜我也，乃吾闭关之自败”， “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校，优胜劣败，淘汰随之”[13]，中国必须变法革新，“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14]，与世界开放潮流融为一体……这些均表明近代思想家对世界相通、各国紧密联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关注。
2.摒弃闭关锁国，以自由贸易为起点开启对外往来。在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形成和流行的过程中，不乏有许多对自由经济、自由贸易的推崇者。林则徐批判了把有限的中外贸易视为对“蛮夷”的恩赐、把断绝通商作为对“蛮夷”的惩罚的传统思想，认为西方各国以贸易立国，中国与之维持友好通商关系必然且互利。魏源把对外贸易看作师夷长技的途径，主张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15]。洪仁玕主张实行通商政策，认为闭关自守只能造成“全体闭塞，血脉不通”[16]。王韬称，“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辨远近，其利至于无穷”[17]。严复的自由经济思想较为完整，他批评当时的闭关锁国政策，认为“不知使货出于地而莫与之通，虽国家筹甚巨之款，以备车牛借子种置屋庐于民，民今为之，不二三稔，其委而去之，又自若也”[18]。他翻译亚当·斯密著作《原富》，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则守自由商政（自由贸易）之效也”[19]，中国的重商主义“保商权，塞漏厄之说，无所是而全非”[20]。谭嗣同宣称“仁以通为第一义”，把“通”分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其中，中外通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求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故利，主尤利也”[21]。梁启超指出，“通商者，天地自然之理，人所藉以自存也”[22]。
3.引进外资外才，以对外开放实现强国目的。晚清思想家的觉醒，使“睁眼看世界”的对外开放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更提升至制度、思想层面，把学习西方及赶超战略融于对西方技术、人才、资金、理念、制度的全方位借鉴运用。魏源极力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增强军事力量，“欲制夷患，必筹夷情”[23]，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4]，建议设厂制造，“请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聘请法国、美国各来头目一二人，分别带来工匠，在厂内帮助中国制造船炮。同时选广东、福建“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25]。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批评洋务运动，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26]，中国只有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方式，才能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之故，不得不然者”[27]。
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目标演进
近代关于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思想，其方式路径各有不同，但其最终目标终是强国、富国以及富民。
1.强国。近代最初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希望通过对外开放，追求军事力量的强国。如魏源指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其强大的商业支撑军事发展，“故自昔惟意大利亚足以纲纪西洋，自意大里（意大利）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于是佛郎机（法兰西）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28]，并强调购买“制器之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利器之所以然”[29]。左宗棠则把造船作为中国“自强要着”[30]，认为“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31]。李鸿章强调“变法自强”，大力开展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海军，把变法自强付诸实践。
2.富国。从强国到富国的演进，涵盖更多的是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追求国家产业的发展，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和国家的富裕。19世纪70年代后，李鸿章又提出“富强相因”论，主张国家的富和强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王韬把兴利放在首要位置，提出“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特当轴者不能自握利权，自浚利源，而亟为之兴利焉耳”[32]，“商为国本”，希望通过对外通商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马建忠宣称“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33]。郑观应敏锐地觉察出西方列强的强大在于“兵战”和“商战”，而商战更为重要，“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34]。梁启超提出以工立国主张，强调实行大工业改造，中国经济的发展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3.富民。在近代以富国强国为使命的主张下，能够从富民角度来思考变法维新的思想并不多见，但在其中也不乏一些强国与富民相结合的经济思想。李鸿章提出过“富在民生”，“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35]。冯桂芬把开矿作为裕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主张在经营方式上，允许并鼓励私人开采以藏富于民，“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予民，不失为藏富之道”[36]。薛福成指出，西方国家的工厂每家“能养贫民数千人，或数万人”[37]，中国要解决人满而贫的问题，也只有建立机器工业。而孙中山则站在民主民生的立场上，要求对外开放、振兴中华，“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38]，“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39]。
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经济思想，无论是强国、富国或是富民的目标，都是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希望通过国家的强盛来维护国家的利益，以富国强国的实力来增进民众的整体福祉，在他们看来，养民问题将会自然而然地在富国进程中得到解决。是故，最为典型的整体主义思路正如孙中山所说，“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40]。
“以开放倒逼改革”之于当下改革开放的启示
近代的对外开放与改革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开放的外部条件有了改变，内部经济体制却没有及时变迁，使得开放与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不能保持步调的匹配，在没有适度体制变革的支撑下，开放未能促使经济发展产生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1.“以开放倒逼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近代有关“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思潮都是在连续不断的战争冲击下而形成，这就使得这些思想有局限性：一是缺乏长期发展思路。在接连不断的战争状态下，各类经济思想的主张都是在共同抗敌的应急情况下产生，有强国、富国共同愿望，但偏重于进行整体性防御安全，缺少对经济如何发展的长期考量。二是缺少制度延续性。接连不断的政权交叠使得制度延续性缺乏，即使战争后实现了革命成功、政权转变的目的，其最终结果也是不可预期的。在不能确保获得长期利益的状态下，官僚资本、民间资本、民族企业家的行为都是短期行为。三是经济社会平衡被打破。当外资在近代大量输入中国时，“最少数之极富阶级，全属外国人，而吾国民则属于最大多数之极贫阶级”。外商控制市场，中国“既无商会，不能相联”，而“西商厘窥而情实，阴持短长，任意涨落，故延时日以老我师”[41]，各类利益集团、企业、行业协会的博弈规则被强势改变。
2.开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制度变迁，若把改革或变法维新称为制度变迁，则对外开放是一种外部变量。当对外开放与国内制度安排、制度变迁达成某种程度的倒逼、促进关系，并建立或健全与对外开放相配套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就能打破国内的既得利益格局，形成新的竞争机制和利益格局，促进制度变革，实现经济增长。如果仅仅实行对外开放而不对国家体制作出相应改革，经济增长则是未知数。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中国清政府的戊戌变法形成鲜明对比，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重主朝政的明治天皇在开放条件下锐意改革，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打破僵化体制，实现维新改革，使日本迅速成为亚洲强国。相比而言，中国近代的改革断断续续，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是没有制度变迁上的支撑，对经济有所冲击却无长远效应。
3.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释放市场活力。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政府始终是主角，各类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未能凸显，制度变迁的方向只是政府形塑的管制方向，对于发挥个体和经济组织的激励性不强，没有释放市场的活力。梁启超指出，“我国方今为列强竞争之目的物，终已不克闭关自守，而有安能人自为战？故所望于强有力之政府者，對内所关犹小，而对外所关乃巨也”。在此判断基础上，近代经济思想家大多主张国家干涉主义，“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42]！洋务运动后兴起的工业发展多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为主，商业行会与政府官员之间利益共容，压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空间，导致市场活力难以被激发。
以史为镜，我国在1978年坚定地选择对外开放、融入开放的世界，坚持和平发展两大主题，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通过引进技术与引进外资产生“溢出效应”，激发市场活力，倒逼相应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之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更要借鉴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经验教训，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
参考文献：
[1]魏源.筹鹾篇.魏源集（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432.
[2]魏源.默觚·治篇十一.魏源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3：61.
[3]严复.上皇帝万言书.郑振铎.晚清文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26.
[4][18][19][20]严复.原富.严译名著译丛之二《原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4、392、119、478.
[5]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833.
[6]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37.
[7][8][16][24][25][28][29][34][35][36]转引自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69、158、57、35、35、142、143、211、164、115.
[9]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郑振铎.晚清文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
[10]魏源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3：166-167.
[11]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薛福成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97.
[12]陈炽.续富国策·自叙篇.陈炽集. 北京：中华书局1997：148.
[13]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汤志钧.康有为政论（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289.
[14]姜义华、吴根樑.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7-567.
[15]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6：187.
[17][3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0：299、45.
[21]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51：44.
[22]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梁启超全集（第一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16.
[23]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6：207.
[26]孙中山全集（第1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8.
[27]孙中山全集（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2：340.
[30]左宗棠.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一（第8册）. 上海：上海书店，1986：630.
[31]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試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4册）. 上海：上海书店，1986：2851、2844.
[33]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 北京：中华书局，1960：1.
[37]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薛福成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20.
[38][39]孙中山全集（第9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6： 355、410.
[40]孙中山全集（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2：521.
[41]梁启超全集.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19.
[42]梁启超全集（第三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867-1868.
编辑 李 梅
经济思想范文第3篇
摘 要：本篇文章通过简单介绍了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相关概念，并且通过概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运用，将二者进行对比和分析。在充分说明二者所具备的优点同时，也更进一步地向读者论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仍然对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能够直接地体现在实际活动中，从而呼吁相关工作者，能够在今后的经济管理活动中，将传统经管部分中的精华进行延续，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和过分地宣扬新事物。这才是促进现代经济管理体系能够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正确做法。
关键词：经济管理思想;传统;现代化;发展实践
一、引言
经济管理思想，作为指导人类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理論体系，能够帮助人类站在一个更加全局和开阔的角度，将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根据其性质和类别进行分类，从而在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指导下展开。并且，通过辅之以必要的监督管理和维系活动，以便能够减小在这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难以预测的突发状况。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经济管理活动对于人类的前进和发展是必不可少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人类经济水平提高的关键所在。
二、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主要概念
现代经济管理思想并不是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完全对立和不能相互容忍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述和客观反映，都是以合理运用生产要素和促进生产力为主要目的的。但是，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以及对现代市场环境的重要影响作用，因此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中，还包括着如何更好地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以期能够让经济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达到最大化。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实践活动中的主要运用体现
如果根据年代进行分类，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应该从古代连接到近现代。而任何一种模式，从其诞生到投入运用，以及成为一种具有完备理论体系的思想模式，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实践和漫长时间的检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也是如此。由于我国古代的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大多是比较疏散的，没有具体统一的形态，列举起来可能会过于繁琐。
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管理思想上的突出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管理思想，更是让我国在建国以来的经济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升，同时也让我国混乱的市场经济格局重新得以整治。其中，邓小平同志不仅根据国内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讲究速度，而忽视效益和质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杜绝各种程度的浪费，同时也要做到扎扎实实地追求实际产出，而不是鼓吹各种不切实际。同时，邓小平同志同时还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并依据前车之鉴，提出了要在对外开放中寻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闭关锁国。并且认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虚心学习国外的经验教训，利用外资得以迅速谋求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邓小平更是对科技和教育的力量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等等这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仅让我国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更是为现代的发展铺设了康庄大道。
由此可见，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经济管理理论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影响至今，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面对现代经济管理发展过程中时常会出现的质疑和否定传统经管思想的情况，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看待问题，坚持凡是能够与当代环境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思想，都一定有其存在和传承的意义。
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发展实践的启示
1.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农业生产的启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等实际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农业作为我国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根本，即使是在当代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和信息技术全面覆盖的当今社会，这一点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我国的经济管理结构中，农业仍然是现代经济管理中所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需要科学的管理思想进行正确引导。
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农业生产的启示，也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稳定性的原则。如果在现代经济管理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给予了过多的干预和控制，或者是盲目相信技术力量，而随意地改变了生产模式，就会导致农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发生变化，这对于我国粮食的稳定供应，将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往往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根据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和高质量输出，将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而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要求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还应该注重经验和实践的积累，而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中也是非常适用的。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是人们的任何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基础。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正是从全局角度出发的，因此在当代的经济管理发展实践活动中，仍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2.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货币金融的启示
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在当代货币金融方面给予的启示，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货币的定价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知道货币的发行权和流通权是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的。而这个理论，其实早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因为在春秋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和兑换比例都不一样。因为货币兑换出现问题而导致商品无法有效流通的现象更是数不胜数。在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就对货币进行了大一统，让私自铸币的现象不再发生，这对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通过这一个历史实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经管思想很好地延续至今，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得以广而告之和被认可。而除此之外，借贷活动和利息政策，也能够从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找到相同或者相似之处，这无不说明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货币金融制度起到的推动作用。
3.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供给和需求的启示
供给和需求在经济活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分配环节还是在消费环节中，无不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也正因如此，供给和需求在经济管理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在古代和近现代，还是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我们都并没有看到因为供给和需求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造成的失衡。而这也正体现了古代经济管理者和现代经济管理者在这方面的思想一致性。正是因为都认为供给和需求不能毫无节制地放任自由和不加以束缚，同时也不能完全对其进行严格制约，才能最终使得经济活动和市场环境，始终维持在一定相对稳定和充满秩序的条件中。
4.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回朔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国家的兴盛和衰败，其实究其根源都是因为经济管理思想上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长久的繁荣富强，就必须借助经济管理的力量，让各种各样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让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够更加顺利和合理。
而早在古代，我國就有各种各样优秀的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该思想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从而得以延续和发展至今。例如在《管子 权修》中，就曾经创设性地提出了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原则。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都应该根据财政收入来进行分配，既要保证支出的范围始终限定在财政收入中，同时也要避免一味地增加财政收入，并最终实现收支平衡。同时，我国也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户籍制度，并且根据户籍制度为标准，进行了合理的征税，让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维持的同时，也能够激发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这个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同样也在当今社会中得到了肯定和提倡。由此可见，传统的经济管理制度因为其合理性和前瞻性，必定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顺利存活下来，并且延续至今。
因此，虽然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大部分理论和实践指导，对于当代经济发展而言，已经存在了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仍然是从传统经济管理体系中孕育出来的，并且将其合理之处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拓展。而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使是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体系，也并不代表着完全正确，如果盲目崇拜权威，往往可能会适得其反。作为一名经管人员，应该能够客观理智地看待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体系，并且不断地学习传统经管思想，并将其更好地运用在现代经济市场环境中。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即使是在当今社会环境中，大部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已经与经济发展环境不相适应，但是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发，能够让现代经济管理思想变得更加的优化和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活动。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将经济管理思想区分为传统和现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完全摒弃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与当今时代发展相契合的部分。而是应该在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的基础上，促进现代经济管理实践活动得以顺利展开。
参考文献：
[1]李俊鹏，颜娟.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与启示[J].商业经济研究，2014（14）：111-112.
[2]吴月云，刘香娟，甘丹丹.探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15（6）：119-119.
[3]周燕，斯益红.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经济管理实践所带来的启示[J].现代经济信息，2014（17）：92-92.
[4]江海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J].中国科技投资，2012（24）：13-14.
[5]陈青梅.当前经济管理实践受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启发分析[J]. 现代经济信息，2014（21）：113-113.
作者简介：王丽娜（1975.06- ），女，汉族，黑龙江人，大学，副高级经济师，单位：锦州市殡仪馆，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经济思想范文第4篇
摘要：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科学论断，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内在规律与主要特征，包括经济增速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趋于平稳、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和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要素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是指导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南。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增长理论
文献标识码：A
从改革开放启动到201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32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但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国内7卜产总值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1年的9.3%、2012年的7.7%、2013年的7.7%和2014年的7.4%，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准确认识这个新趋势，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思想，为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这一思想是在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科学沦断，揭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趋势，是指导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南。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首要特征是经济将从高速增长状态转向中高速增长。这一论断所揭示的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所揭示的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吻合。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各国经济发展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不发达经济发展到成熟工业经济，各国经济大致要经历不发达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六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各国经济表现出类似的发展特征。如，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不同阶段各国产业结构会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结构转变时期，初期工业主要是食品、烟草、采掘、建材等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制造业；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工业结构升级时期，产业结构从初期的初级产品制造业转向轻工业，并在中后期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步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时期；后工业化社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现代化社会则是第三产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与产业结构的演变相对应，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速开始提高，工业化中期是经济高速增长期，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会表现出加速增长态势，但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速会下降，从高速增长状态转为中高速增长，在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进入低速增长期。
不同阶段各国经济发展的类似特征仅是一种趋势，不同国家因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等不同，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及整个经济增长也会有很大差别。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两国都经历了重化工业化阶段的高速增长期与工业化后期的较高速增长期，但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差别。其中，日本经济在1961～1973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介于-1.02%～12.88%，年均经济增速高达8.78%。1973年以后进入较快增长期，1973～1990年经济增速介于-1.23%～7.15%，年均增速为4.13%；韩国经济在1966～1988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介于-1.49%～14.1%，年均增速高达8.59%。1988年以后进入较快增长期，1989～2002年经济增速介于-6.85%～9.39%，年均增速为6.35%。
我国经济在历经1979～1990年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后，1990年以后进入以家电快速增长为主的轻工业化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以汽车和房地产快速增长为主的重化工业化阶段，2007年以后进入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至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演变相对应，我国经济在1978年以后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1978～1990年GDP年均增长9.3%，1990年以后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1991～2007年GDP年均增速高达10.6%，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加速增长状态，GDP增速从2000年的8.4010提高到2007年的14.2%。2007年以后，在需求结构转变、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我国工业和第二产业增速开始下降，第三产业呈现相对快速的发展势头，从综合消费需求、产业发展状况、出口及外部发展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判断，我国经济已进人工业化后期。从各国发展经验看，这一时期是经济从高速增长状态向中高速转换阶段，经济增速将有所下降，但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状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揭示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增长更趋平稳。这一论断揭示了未来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趋势，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
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规律看，各国经济增长在任何时期都是周期性波动的，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存在较大差别。在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阶段，因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产业链更长，经济的加速数提高，经济增速的波动幅度也增大。在经济从工业化中期高速增长向工业化后期的中高速增长及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低速增长的转变过程中，随着经济结构从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经济增速趋于下降，经济增速波动幅度也会减小，经济运行会更为平稳。如，日本经济在1961～1969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增速振幅曾高达13.9个百分点（一1.02%～12.88%之间），而在经济较快增长的1973～1990年期间经济增速的振幅也下降为4.32和6.71个百分点（1974～1979年振幅为6.71个百分点，1980～1988年振幅为4.32个百分点）；韩国经济在1966～1988年的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振幅高达15. 59个百分点（一1.49%～14.1%之间），不考虑1998年因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意外下降，1989～2002年的较快增长期韩国经济增速振幅只有4.84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三次大的周期性波动，按波谷到波谷计算，分别是1980～1990年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时期的波动周期，1990～2000年轻工业相对快速发展时期的波动周期和2000年以来重化工业相对快速发展的新一轮周期性波动。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除了受到产业结构及发展阶段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特别是在1980～1990年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波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因素在经济波动中逐步占据主导作用，经济增速波动也表现出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类似的波动特征，即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大幅度波动，1992～2013年期间平均经济增速高达10.22%、振幅高达6.6个百分点。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的新一轮周期波动上升期为8年，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周期性波动的下降期，至今已回调7年，2012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下降到8%以下，截止2014年三季度GDP增速基本稳定在70/0～8%的区间。从过去周期波动情况看，经济增速在底部徘徊一段时期，产能过剩得到消化，一旦外部发展环境得到改善，经济即恢复周期性上升。如，第一轮周期在1990年达到波谷，此后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后，经济迅速恢复上升。第二轮周期经济增速在1998年下降到7.8%的低点，此后到2001年基本稳定在8%左右的较低增长状态，2002年我国出口恢复快速增长，经济因此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在本轮周期性回调中，鉴于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企稳阶段，预计到2015年我国经济仍将在70%～8%的底部运行，此后将随着出口恢复较快增长进入新的周期性上升期。但受发展阶段及经济增速下降趋势制约，未来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振幅将缩小，在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经济增速将回升，但难以回升到10%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整个经济运行将呈增速趋于下降、振幅趋于缩小的周期性下行趋势。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阐明了我国需求发展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并趋于平稳，重要原因是需求结构将发生重大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经济将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这一论断揭示了需求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也阐明了我国需求发展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
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其中消费和出口是基础需求因素，短期内投资是需求因素，中长期看是供给因素，决定投资的基础因素依然是消费和出口。因此，从中长期看，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需求因素。但在不同发展阶段，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很大差别，在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期，出口快速增长是各国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出口及其带动经济和收入的快速增长，也是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基础，出口对经济增长及经济工业化进程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大。在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社会，出口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础，但对大国而言，受制于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和劳动成本上涨，工业化后期出口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下降，消费需求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由消费需求和出口快速增长共同拉动的，但不同时期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巨大差别。在1978～1990年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阶段，我国出口规模较小，1980年出口只有271.2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国内最终消费需求的9%，到1990年出口规模（商品和服务出口）扩大到3258.4亿元人民币，但也仅相当于最终消费的27%，这一时期消费需求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需求因素。1990年以后我国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进入消费需求和出口双轮驱动时期，经济发展也进入工业化快速提升的高速增长期，到2007年我国出口规模扩大到102817.6亿元人民币，与最终消费的比率提高到77.8%，出口快速增长成为1991～2007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2007年以后我国出口规模继续扩大，但增速明显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相应减弱，到2013年出口与最终消费的比率已下降为51.4%，消费需求再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需求因素。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下降，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将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
从出口发展趋势看，2012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2013年我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的比重已达11.76%，接近德国占比的历史最高水平（1990年的12.21%，）、超过日本占比的历史最高水平（1993年的9.58%），从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的发展经验看，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期已结束，未来出口增速将向全球出口平均8%左右的增速回归，与1990～2007年期间年均25%左右的出口增速相比，未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趋于下降。
在出口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趋于下降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消费需求增长。目前，我国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进入以产品更新需求和新产品需求为主的低速增长时期，但创新能力较强、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计算机、手机等耐用消费品需求仍保持快速增长状态。以城镇居民家庭为主的乘用车需求正在从高收人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拓展，这意味着汽车消费需求也将从2000～2012年年均增长39%的高速增长期，转向增速为10%～15%的次高速增长期，国内商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趋于减弱。商品消费与出口增速的下降，意味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结束，但服务消费的较快增长依然能够支撑未来消费及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发展规律看，随着耐用消费品逐步达到饱和需求状态，服务性消费会快速增长并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力一如，美国个人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在1970年就超过商品消费占比，此后到1990年的20年间服务消费一直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状态，成为美国消费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支撑力量。近年来，我国居民商品消费增速下降，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性消费正在迅速崛起，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家政服务等服务性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在消费支出中占比不断提高，成为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增长点。未来我国服务消费也将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加上汽车、手机和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较快增长，未来较长时期我国消费仍有条件保持较快增长状态。消费需求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出口增速趋于下降，将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模式从出口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消费结构从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的转换，也将带动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将因此从工业化中后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转向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这一论断揭示了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规律，阐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趋势。
后发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一般依靠两大优势，一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成本，即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取产品价格的比较优势。二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成熟技术的溢出效应，即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较低的成本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实现自身快速技术进步。凭借劳动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和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溢出效应，依靠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投入，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工业化后期，劳动成本的上涨和技术溢出效应的逐步消失将使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失去动力，经济的成功转型将主要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缺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的情况下，工业化国家经济会停滞发展并陷人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引进利用外资和吸收国外成熟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经济快速工业化。与许多国家工业化中前期的发展模式类似，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表现为以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为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相关研究表明，1978～2007年的30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只有3%，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只有30%，其余70%的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拉动的。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是劳动力过剩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选择，但随着我国要素供给条件的改变、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和外部发展环境的改变，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日益接近其发展瓶颈，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要素供给看，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从供求基本平衡向供给不足转化，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速的重要因素，要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加大技术进步足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劳动力供给看，根据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就业制度，2014～2016年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仍将大于城乡退出劳动力规模，预计2014～2016年劳动力净增加数量分别为266万人、120万人和203.6万人，扣除自然失业率后的全社会劳动力供给规模仍将继续扩大，从2013年的76977万人扩大到2016年的77567万人、从2017年开始，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将小于城乡劳动力退出规模，预计2017～2025年每年减少人数在3万～308万人之间，平均每年减少174万人，全社会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从2017年的77564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76001万人。从劳动力需求看，根据经济就业吸纳能力的发展趋势，未来要实现经济年均增长7%的增长H标，我国非农产业所需劳动力规模将从2014年的53869万人增加到2025年的67 232万人。与劳动力供给规模相比，2014～2017年我国劳动力需求规模与供给规模基本一致、劳动力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状态，但从201 8年开始劳动力需求规模将大于供给规模，且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将从2018年的301万人逐步扩大到2025年的6206万人。解决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可采取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但根本措施在于加大技术进步力度，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需求，未来我国技术进步将主要依靠自上创新。
五、经济发展新常态重要思想是指导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南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集聚的矛盾与问题会更加突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还会产生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思想，不仅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特征，也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南。应对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需要深入、全面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思想，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能小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的基本思路，全面深化改革当前经济体制与机制，针对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做好预案研究，为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协凋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和政策储备。
一是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会出现新的变化。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特别是1990年以后城乡居民之间、城乡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及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3年的0.473，仉新常态下经济社会格局的转变会导致收入差距再度扩大，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同时也意味着不同收入阶层与群体之间收入分配格局将会发生新的调整。如，产业结构从工业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转变将意味着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职工收入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职工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新常态下企业为应对劳动力供给不足，会加大资本投入、提高劳动牛产率，我国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资本要素投入的相对快速增长也意味着资本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会进一步提高，资本要素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在收入增速下降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会比收入增速较高时收入蓐距扩大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危及经济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社会转型，为此，多数国家都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以缩小收入差距。未来我国要应对新常态下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能小能通心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蓐距适度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二是新常态下社会保障问题更为突出。 收入差距缩小并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充分条件，一些国家如美国收入差距很大且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1967年的0.4持续扩大到2013年的0.48），但美国经济的活力明显高于收入差距较小、基尼系数在0.31左右的欧盟国家，重要原因是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保持经济运行效率的必要条件，前提条件是具有能够托底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很大，新常态下收入差距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因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率，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起步阶段，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均存在统筹层次低、制度不统一、不同群体待遇差别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能够托底低收入和失能等特殊社会群体养老与医疗的机制。从我国人口结构与人口出生率看，新常态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迅速提高，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提高到17.17%，到2050年将提高到30%以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意味着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和医疗保障支出的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应对新常态下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新挑战，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以建立托底机制为重点，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三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会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我国资源需求规模也迅速扩大，铁矿石、石油等矿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2013年铁矿石对外依存度接近70%、原油对外依存度接近60%。在工业化过程中，我国一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避免走一些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依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污染问题，近年来严重的雾霾和水污染问题显示，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但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对资源需求规模依然会继续增加，铁矿石、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还会进一步提高，保障资源供给安全的压力会持续加大，自然环境也会面临更大的污染压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需要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外资源开发，提高我国在资源性产品开发利用与定价方面的话语权，确保资源供给安全，更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既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切实推进节能减排，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四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出口规模的扩大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改变了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特别是2000年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出口结构的大幅度升级，对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冲击，在利益驱动下欧美发达国家针对我国出口的反倾销等贸易摩擦持续增加，由此还衍生出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等一系列针对我国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与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还会进一步改变世界经济、贸易与政治格局，外部发展环境也会更加复杂。应对新常态下外部发展环境复杂化的挑战，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主题演讲中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全面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构建“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国内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经济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绝对主义;相对主义;理性重建;历史重建
[文献标识码]A
经济思想史，顾名思义，即以经济思想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相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上要落后许多，主要表现于尚缺乏一套系统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突破和发展的重要主题。按照我们的初步研究，经济思想史观至少涉及到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学是一种还是两种传统?这种讨论涉及到作为经济学说基础的哲学传统等问题;第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第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主要包括“历史重建”、“理性重建”和“创造的解释学”等方法。本文通过对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中有关“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和“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相关论述的解读，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改进相关研究的建议。
一、经济思想史观论争及其启示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家，因对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做出很大的成绩而在经济学界享有盛名，他热情致力于研究、阐发、评价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撰写出数目可观且影响甚大的文章、辞典和传记，还提出不少独具一格的学术见解。尤其是他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篇幅宏大，视角独特，内容丰厚，阐述精到，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赞誉和推崇，被誉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方面的经典，自1962年发行第一版至今已出了第五版(1997年)，第五版最近已由姚开建教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在该书绪论中，马克·布劳格花较大篇幅详细讨论了两种经济思想史观之间的争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所谓经济思想史观是指经济思想史家对各种经济思想及理论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基本看法，也即经济思想史家对人类经济心智历史的世界观。
所谓“绝对主义”史观，即是着眼于主体的心智发展，将历史视为一个从过去谬误到现今真理稳步不懈的演进过程，即“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在经济的边际增量上”。因此，它强调学科内部力量(如经济学与日俱增的专业化)，以此来解释经济思想的发展，认为思想理论的进步不仅仅是历史环境的反应，而主要取决于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通过专业领域内知识进展的职业反应，探索和解释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是令人困惑的悖论，发展了解释经济现象或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经济学专业研究工作自身进展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将各种理论的地位在时间上进行排队，距现在最近的理论与较早的理论相比可能错误更少而更接近真理。”相应地，对过去的经济学家仅仅依据其接近某种绝对真理的程度予以评价。“相对主义”史观则着眼于具体情境，将过去时代提出的每一个理论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对当时状况的反映，每个理论在它所处的背景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对简单地认为最近的理论比较早的理论错误更少。因此，相对主义史观主张用历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力量来解释经济思想的成长以及这些力量影响经济理论的方式。历史在每一个经济理论中都起作用，对以往经济学家，相应地，则依据其所处的时代、过去相关研究主题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进行评价。
在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进行细致评比解析的同时，布劳格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的经济思想史观。从《回顾》全书来看，作者表现出在“大脑”与“心灵”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分裂症”——理智上，他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但在著作许多章节中显示出他在情感上非常同情“相对主义”史观的处境。在绪论的开头，布劳格便表明《回顾》的主题——“这是对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批判性研究”以及“批判隐含的判断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鲜明反映作者所持有的“绝对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贯穿于《回顾》全书的经济理论分析与阐释。然而从该著作许多具体章节来看，却又显示出作者具有“相对主义”史观，如在对重商主义辩护的考察、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的阐析时等都表明了作者的“相对主义”立场。在布劳格看来，“经济思想的发展在趋向现实真实性上并不是采取直线式的进展，它在进步中由于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经历了许多曲折，因此，我们是采用相对论者还是绝对论者关于事物的解释完全取决于我们所希望提出的问题。”
其实，“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时间向量上来看，在1952年以前，对经济思想发展的解释是“相对主义”史观占优势;而之后则是“绝对主义”史观占优势。我们认为，“绝对主义”史观则往往把经济范畴变成了脱离历史、超社会超历史的东西，这种史观的缺陷决定了其片面性。而目前对“相对主义”史观的定义是全面的。“相对主义”只是针对“绝对主义”，强调了历史环境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它并没有必要忽视经济思想本身的发展逻辑与线索，因此，更“健全的”“相对主义”不仅能够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科学环境如何导致一种学说的产生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行分析，也能在经济思想本身发展逻辑的脉络中评价其得失。“相对主义”史观的合理性还可以从经济思想供给一需求这一角度予以说明：一种经济思想(理论)产生、发展与演化的影响因素都可以纳入到需求和供给两类途径。从需求方面看，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往往源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等状况变化对其的客观需要;而从供给方面来看，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又离不开以往积累的经济思想、一般的科学一文化背景以及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分工进展等条件。因此，相对于“绝对主义”史观，“相对主义”史观更能较正确地把握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马克·布劳格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洞见
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经济思想史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布劳格借用哲学史的术语，以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为基础区分了“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和
“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这是一种同‘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几乎等价的划分”。作者采纳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结构主义上的洞见，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建，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涩之处，而且并非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故需要重建，即对过去的经济思想予以重新阐述。
布劳格认为，一种是按照现代思想来重建，突出表现就是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即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作是“理性重建”;另一种方法则是“历史重建”，这是布劳格从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有关哲学史编撰的讨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其含义就是按照过去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方式来重新表述其思想，尽可能忠实文本写作时的背景进行重建。在布劳格看来，“理性重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已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因此，虽然“历史重建”困难重重，但它却是着眼于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题材独特性质的“唯一”正确方法。
然而，布劳格在这部名著《回顾》绪论中，却认为“‘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都是经济思想史写作的完全正当的方法。”这种观点是与上述所坚称的“历史重建”是“唯一”正当方法的观点相冲突的。在《回顾》绪论开头，布劳格已指出“批评隐含判断的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正是“理性重建”的要义，倘若按照作者原本所认为的——“历史重建”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唯一”正当方法，那么作者在《回顾》中理论回顾所采用的方法便自然被认为是非正当合理的方法。作者这种观点不一致的矛盾需要我们“历史重建”他的本意。问题似乎首先出在布劳格对“理性重建”内涵的把握和强调，布劳格最初提出“理性重建”的目的在于反对和批判历史的“辉格(Whig)诠释”，于是将“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纳入同一个范畴，即将“理性重建”仅限于“按照个人的信念来描述和编撰历史”，正如他在《回顾》绪论中对“理性重建”所下的定义——“把过去的伟大思想家假想为与我们处在同一时代，并与我们面对面交换意见，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分析它们的观念，以便找出它们的错误，证实我们所喜好的信念，在心智历史的进程中，这种信念在进步”。正是对其定义后半部分的强调，才令作者放弃将“理性重建”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然而，正如西格诺里诺(Signorino)所极力反对的，“理性重建”并非仅仅等价于追求“辉格”目标，运用现代术语分析过去的思想可能完全不同于仅仅“证实心智历史在进步的信念”。倘若划清“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所谓等价定义的差别，着眼于运用现代术语以及现代分析工具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则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布劳格所言“‘理性重建’显然与时代不合，不过如果对它们与时代不合的东西，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处理，‘理性重建’是无可非议的。”正是基于作者对“理性重建”内涵的重新认识，才使他改变初衷，承认它也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完全正当的方法。
确实，“理性重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阐明和澄清过去的思想，可能有助于增强对过去经济思想及理论连贯性和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回顾》中可以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布劳格对斯密关于公祭期间黑布价格“局部均衡分析”予以“理性重建”，运用现代马歇尔的供求分析工具阐释并证明斯密在论述黑布价格影响因素时对需求忽视的合理性，这无疑使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又如作者对李嘉图体系的“理性重建”，通过构建一个现代数学模型——“谷物模型”，在此框架内阐述和证明李嘉图的论点，这虽然可能有悖原作者愿意，但不可否认，这种简化的数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于表达和验证经济学家的理论逻辑;再如，作者在详尽阐述某位经济学家的某些经济理论(如地价税、利润理论等)时，不仅考虑到可能影响他们的前任者，还考虑那些被他们所影响的或批评他们的后继者，以及相关理论的后期发展，将早期理论与其近期的讨论和发展联系起来，这种“理性重建”方法突出强调了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与连贯性，利于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
然而，“理性重建”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正如布劳格所指出的，“它们威胁到使过去的思想变得不相关，因为它们经常仅仅显示我们现在比过去那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这“显然与时代不合，如果过度使用，无论如何都会歪曲和损害历史。”针对这种弊端，作者在《回顾》中多次提出和强调“理性重建”违背和歪曲历史的典型事例。布劳格认为，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完全竞争理论中的“竞争”概念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的“竞争”概念具有本质差别。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竞争”是一种结局状态(end-state)概念，而斯密所说的“竞争”是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process competition)概念，二者内涵的本质差异电导致相应配置效率的差异——前者为“静态效率”，后者为“动态效率”。然而阿罗一德布鲁以及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阐释者，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过程竞争作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渊源或理论基础。在布劳格看来，这是“缺乏历史依据的‘理性重建’，确实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作者坚决反对和批判这种“理性重建”——“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水平的做法。”也正是对“理性重建”这种弊端的忧虑和担心，才令布劳格在先前主张只有“历史重建”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唯一正当方法。
我们认为，布劳格之所以在“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关系问题上陷入前后矛盾的状态，是因为它没有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定义“理性重建”的问题。“理性重建”，非得像布劳格所定义的那样，运用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吗?实际上，“理性重建”可以使用文字的和解释学的方法重新表述过去的理论或思想，并讨论其得失;第二个问题是“历史重建”渗透着“理性重建”。任何“历史重建”都离不开经济思想史家既有的知识结构，而运用经济学思想的最新成果则有可能更利于这种“历史重建”，这也就是说“历史重建”本身就含有某种“理性重建”的成份，但是，“理性重建”必须置于“历史重建”的框架之下，才能避免“绝对主义”的缺陷。因此，按照我们对这种“理性重建”的理解，“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两者均是经济思想史的正当研究方法。
鉴于“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二者的互补性，研究经济思想史应当把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首先，经济思想史本质上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素材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历史重建”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与基础性，它是研究经济思想史首先应遵从的研究方法。在对已故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或某种经济思想的兴衰进行“历史重建”时，不仅要考虑当时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更重
要的是要考虑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境特定的解释学方法，需要仔细阅读已故经济学家的文本以及他们之前的思想家著作来了解他们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其次，在客观反映历史，遵从作者本意的前提下，可采用“理性重建”的方法以便于澄清和阐述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产生与演进的内在逻辑和脉络。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及现代术语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本身无可厚非，关键要把握一个度，不能把经济思想史变成一门令人生厌的全能知识的训练而使其残障。它的发挥要以尊重历史为前提，以便于分析和表述经济思想为目的。其实，“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这两种研究方法与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不同的是，逻辑方法抛开历史过程中所包含的个别的偶然的因素。思想进程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已。”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要求将“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方法相统一。
三、马克·布劳格研究的不足和改进的路径
马克·布劳格的《回顾》为我们提供了经济思想史观及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教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史观的“论争”为我们发展经济思想史观提供了借鉴。我们认为，正确的经济思想史观应该是重新定义的“相对主义”史观之下的“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有机结合。尽管“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分类在实践上甚至在理论上存在问题，但它确实有利于我们澄清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我们坚持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在客观地反映历史、比较忠实地遵从原作者本意的“历史重建”前提下，同时不放弃注重把握思想逻辑与脉络的“理性重建”。总之，《回顾》为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讨论其方法论方面的门径，对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乃至“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马克·布劳格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从事的是对过去经济思想的“理性重建”，而“历史重建”基本上仍是付之阙如的。如前所述，作者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史观之间存在“分裂症”，在理智上，作者坚持“绝对主义”立场，并且在实践上一直贯彻着这种立场，虽然情感上接受“相对主义”的解释，终究只是一种同情。这种“绝对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经济思想研究基本采取的是一种“理性重建”的方法，从《回顾》及其他著作整体来看，布劳格基本上写的是经典历史，从当代经济学的视角，采用现代的理论工具，重新表述历史上各个经济学家的思想。诚然，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理性重建”的弊端，并对其深恶痛疾，正如其所言“如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么‘理性重建’终必会是经济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这里”，但是阅读了他的著作后，我们，包括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布劳格自身就是这么做的——“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鞭挞的罪行”。作者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正如他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批评——它们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在现实实践中却很少这样去做。布劳格对“理性重建”的过度使用以及对“历史重建”的较大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毒害”，必定会导致如他所痛斥的缺陷，将会令经济思想史残障。
针对马克·布劳格的这种不足，未来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应该主要致力于发展“历史重建”和“创造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历史重建”的方法，我们建议通过采用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相参照的研究方法，发展这种方法。而“创造解释学”的方法则旨在于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创新上的重大作用，它是比“历史重建”的方法更高一级的方法。例如，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假设，倘若马尔萨斯今天还活着，他会修正或扬弃他过去提出的“两个级数”概念以及放弃对未来社会的悲观预测吗?作为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增添新的视角和新思路?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通过这种“创造的解释学”，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理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成为创新型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
马克·布劳格研究的另一重大缺陷则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重建”，而非主流经济学的许多流派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作者在《回顾》中详细地论述了从斯密到凯恩斯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而忽视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作者在《回顾》中对重商主义仍沿袭了主流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简单化甚至错误的评价。这些问题说明了，马克·布劳格的研究仍局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推崇或者只承认其先驱，而贬低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的藩篱之中。布劳格的经济思想史观只涉及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而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传统问题以及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的问题则是是其研究所缺乏的。
我们曾经讨论了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以及运用两大传统重新梳理经济思想史的问题。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学不同研究传统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则是有关经济理论及理论体系建立和进步的方式问题。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渐变说”，认为经济理论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第二种是以库恩为代表的“范式革命说”或者“渐变与革命交替说”。即使是“渐变与革命交替说”也是在单一经济学传统的思维下对经济学说的渐变与革命相交替的解释。很明显，对于自文艺复兴以来两种并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来说，目前的这两种观点都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在这方面仍需要创造新的理论对此加以解释。
责任编辑：黎贵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