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全球化范文第1篇
疫情與逆全球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受到极大冲击，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集装箱数量大幅减少，美欧等国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相继停工停产，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被严重冲击，全球化出现动力衰退乃至退步，让近年来越演越烈的“逆全球化”在疫情的推动下达到高潮。
长久以来，各国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汇聚成世界经济海洋；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全球化的本质在于产业链上下游和各国之间的分工，全球各国根据其要素禀赋的优势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再根据各方需求进行交换，以此在不断深挖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同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此前逆全球化不过只是部分国家极左人士的少数人行为。但此次疫情的暴发，让每个国家都会考虑自己产业链和供应链备份的问题，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应对准备，产业链本地化成为了欧美国家的普遍意识。此次疫情给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局。以前已经被诟病的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疫中已被放大，疫后可能成为抑制全球化发展的障碍。
逆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国际贸易大幅缩减，世界投资下降，资本流动降低。
逆全球化的危机
逆全球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首当其冲。因为疫情产生的中国零部件短期断供，引发跨国公司绕开中国企业重组产业链，而当中国大面积复产复工之后，国外需求端受疫情波及被掐断。
跨国公司试图绕开中国重组产业链，形成国际产业配套的转移替代已不是新鲜事。中美贸易争端以来，全球产业链已经显现出重组趋势，部分企业转移出中国，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将加速产业链转移。
据中国企业联合会调查，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2020年一季度的生产经营产生了显著不利影响，企业营业收入明显减少、运营成本增加、盈利全面下滑。调查结果显示，疫情给50.73%的企业带来很大损失，53.28%的企业一季度营业收入明显减少，82.12%的企业运营成本增加，97.08%的企业盈利下滑，61.96%的企业一季度用工不同程度减少，78.1%的企业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同程度减少，70.44%的企业出口不同程度减少，国际订单的不确定性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港口封锁、运输停滞，对外贸产生了较大影响，东南沿海一些外贸企业因为客户停单而倒闭或放长假。
中小企业：活下去
据统计，2018年底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7000万户，它们贡献了全国43%的外贸、50%以上的税收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
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正是这些中小企业，要尽快对中小企业实施精准救助，加大扶持力度、扩大内需。当前，在出台各种“反衰退”的增长政策外，中央和各地也已经出台了很多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扶持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按照实际就业原则来给予优惠，只要能证明企业在就业上的贡献并承诺不关门不裁员，国家即予以全力帮助。
专家建议，简单地搞财政补助不行，可能会导致财政支出加大、腐败等问题。对愿意开工复工的中小企业要加大扶持力度，见苗浇水。同时疫情期间人们对未来信心不足，有效需求会大大压缩，政府要给出强而有力的支持政策，不能让消费不振，更不能让企业因为市场需求不足而倒闭。
多难兴邦、共克时艰，政府对扩大内需强有力的支持，还有企业家的顽强奋斗精神，才是广大中小企业活下去的根本保证。
天使空间创始人兼CEO
科技全球化范文第2篇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对我国商业银行服务营销的挑战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服务营销面临外资银行的挑战。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加速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其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为中资银行的服务创新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他们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也加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这就意味着中外银行将展开激烈的竞争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其次， 我国商业银行服务营销面临日益变化的客户需求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众多客户对金融产品服务的需求更加复杂多样。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以及简单的存取款等服务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对于信用卡、网上银行等金融电子业务，以及个性化的增值服务需求正持续增长，而银行产品的易模仿性使各家银行推出的金融产品大致相同。这导致银行所提供的无差异服务与客户日新月异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
最后，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运作模式面临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挑战。以因特网为代表的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正深刻地影响着商业银行传统的运作模式，客户对银行所提供金融服务的期望值日益提高。竞争的白热化迫使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传统的运作模式和服务方式， 密切跟踪以网络技术、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方向，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来吸引和留住顾客。
二、我国商业银行服务营销创新策略：现代标准化
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寻求新的营销策略提高我国银行的生存能力非常必要。未来的银行基本上有以下三种战略选择。
一是成本领先的标准化战略。该战略把整个金融市场视为一个大目标市场，注重客户需求的共同点，推出单一的产品和标准化服务来满足所有消费者需要。该战略适合被运用于消费者需求标准化产品的市场或竞争不激烈的市场。过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初期的营销活动都是采用成本领先的标准化战略。
二是咨询密集型的个性化战略。该战略将整个金融市场划分成若干个细分市场，从中选择目标市场制定和实施不同的市场营销组合方案，分别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以满足不同细分市场的差异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消费者需求千差万别，银行实行该策略通常能够获得比标准化营销更多的销售额。世界上许多曾采取标准化策略的大银行都纷纷转而实行个性化策略。例如，美国花旗银行对高收入的客户提供私人银行业务；对富有的、中上层客户提供特殊的个性化服务。
三是现代标准化服务营销战略。标准化的基础产品虽然日趋乏味，但能通过规模效应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虽然价格较高，但能满足客户的个性需求。银行实施现代标准化服务营销战略，就是把价格优惠的标准化服务与独树一帜但价格相对较高的个性化服务结合起来，以期达到银行服务营销最理想的境界。
我国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实施现代标准化服务营销战略，即实施“标准化基础服务+个性化附加服务”的营销模式。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基础服务的标准化程度来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提供各种个性化的附加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银行的客户在选择任何标准化基础服务（例如存款）的基础上可以选择任何个性化的附加服务（例如代交费用）来满足其个性需求。
三、我国商业银行实施现代标准化服务营销的对策
（一）提高基础服务的标准化程度
提高基础服务的标准化程度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在硬件方面，银行首先要提高设施建设即服务环境的标准化。总行与分支行以及各个网点机构应始终推行统一的标识、规范化营业流程等，使客户保持对银行的认同度和好感。其次，银行要增加先进技术的应用，向广大客户提供更有效率的标准化基础产品。基础服务产品是银行提供给顾客的核心利益，包括存贷款、贸易融资、汇兑等传统业务。我国各家商业银行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应用先进技术提高重复性的、非技术性服务行为的标准化程度。
硬件设施好固然可以吸引到客户，但金融产品市场营销的最好载体是优质服务这个软件。许多成功的商业银行往往订立极高的服务质量标准。如美国的花旗银行规定员工两秒钟内接听电话，两天内回信，目的是把服务质量的目标锁定在零缺点。我国银行有必要对所有服务环节规定统一和详细的优质服务规范标准，把优质服务落到实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硬件和软件两手抓。
（二）创新特色的个性化附加服务
银行创新个性化附加服务具体要做到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对客户科学分类，加强市场调研，分析客户的个性需求。对客户科学分类包括静态和动态两方面：静态分析就是银行根据目前的状况，对现有客户按其盈利能力高低、服务成本高低进行分类；动态分析就是根据未来状况，按客户潜在盈利能力高低，对现有客户进行分类。在分类找出目标客户后，各商业银行应收集各类客户消费金融产品的信息并加以调研和分析。二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策划、设计和开发个性化的附加服务。银行的附加服务包括提高基础服务价值的便利性服务和支持性服务。其中，便利性服务包括信用卡业务、住宅按揭、代交费用等；支持性服务包括查帐业务、投资咨询、发行债券等。我国商业银行在实践中，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创新独具特色的附加服务，保持竞争优势。三是要建立客户的信息档案和资料库。银行有必要为目标客户的消费习惯建立资料库并不断加以追踪，以便能深入地了解目标客户的行为、新兴需求和消费形态，为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创新个性化附加产品积累信息资料。
（三）积极发展网上银行服务营销
如今，通讯和网络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加强科技投入，全面推进电子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建设，积极发展网上银行服务营销。首先，在产品策略上，应该从合适的金融产品起步。现阶段我国市场需求尚未成熟，传统银行在拓展网上银行业务时应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逐渐推广新型的交易方式，引导客户逐步进入网络交易空间。其次，利用网络优势加强顾客服务。商业银行可以利用网络双向互动的特性使顾客能够直接与银行对话，建立起“一对一”的顾客长期服务，培养一个稳定、忠实的消费群。最后，将网上营销服务与传统营销服务方式结合运作。我国商业银行可考虑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方式的互补性，集中一切资源优势，充分运用网络科技，将大部分业务通过ATM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完成，为优质客户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四）树立良好的银行品牌形象
我国商业银行要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实施银行品牌形象战略是必然的选择。当今世界上的知名银行，如美国的花旗银行、英国的渣打银行、日本的三菱银行等，都是在银行品牌上狠下工夫。树立银行品牌有两个内涵：银行的金融产品和银行的整体形象。因此，在树立银行品牌形象时，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培育名牌金融产品，要准确定位自身，为公众提供个性化、人性化乃至智能化的全方位现代标准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 银行要注重自我宣传和推销，从各方面塑造银行的整体形象。加拿大皇家银行在树立银行品牌形象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它把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作为首要职责，通过促进加拿大就业为社会做贡献。我国商业银行要学习国外金融企业的做法，结合自身的特点打造出品牌形象，并形成企业成熟的经营理念。例如，银行可以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捐助慈善事业、保护生态环境等，进一步强化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企业形象。
科技全球化范文第3篇
摘 要：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员工以及顾客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使得企业面临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这要求我国企业要在管理上进行创新。本文从经济全球化背景出发，对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研究了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管理在企业激励机制、企业文化建设、管理思想和管理组织上存在的问题，并从管理思维、管理组织、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营销管理五个方面阐述了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建议。
关键词：全球化 经济 企业 组织 管理创新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使得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全球范围内的统一市场逐渐形成，使得企业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本文将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经济全球化下的企业管理创新进行相关研究。
一、关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全球的经济活动超出了一国之内的界限，全球各国之间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通等方式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产品生产的国际化、投资的国际化、技术开发与利用国际化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企业还要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在这种形式下，对企业的管理进行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下面将对经济全球化下，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必要性进行阐述。
二、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1.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下，市场的开放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各个行业都存在着行业巨头，这使得企业要紧跟这行业巨头的步伐，在竞争中学习和生存。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下，许多创新的管理观念层出不穷，许多国际巨头就是凭借先进的理念、产品和服务在行业竞争获胜，我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化的竞争获胜，就必须让企业管理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员工和顾客需求变化的要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可划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现代人自我实现的需求显得格外重要，在自我实现的需求的影响下，一方面，企业的管理制度应该像软化和柔性过度，硬性和强制员工的行为只会挫伤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的激励机制也应该得到革新，应该更加注重员工的精神奖励，这样员工才有工作的动力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在自我实现需要的影响下，顾客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顾客需要更加及时化、个性化的产品服务，顾客满意度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的重要标准，这也要求企业在管理上进行创新。
3.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经济全球化下，科技成为企业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进步使企业生产出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我国的劳动力费用的优势将会进一步削弱，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将日益增大，同时，由于企业组织领导机构的革新和员工素质的提高，企业迫切需要在管理上进行创新，迎接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企业激励机制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下，人才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在招聘精英员工时，我国企业很难与外资企业和国际企业竞争，这与我国企业激励机制不完善有关。我国企业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在吸引人才上往往不尽人意，这是由于我国企业激励机制上只重视物质激励，而没有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有关，现代企业的员工不在单纯的注重工资，更加强调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自身价值的实现。
2.企业文化建设滞后。经济全球化下，企业文化具有导向、约束、激励、调适和辐射功能，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单纯地重视企业文化的物质层建设，忽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导致企业的文化建设空洞，企业文化的认可度低，而且企业文化还存在千篇一律的现象。
3.管理思想全面“西化”。在經济全球化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既是竞争又是合作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我国企业也开始了管理现代化，但是，存在着全面“西化”的问题，我国企业在管理现代化上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方式，强调数字化、数量化和计算机化，但是这些都没有实现我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管理思想在经济全球化下还是相对滞后。
4.管理组织落后。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是很是有很多企业在组织形式上采用“直线职能”的组织形式，而且企业领导的管理幅度普遍过宽，各个组织系统之间相互交叉，很容易发生矛盾，信息传递也不畅通，直接导致了效率低下，决策依据不及时和不准确，工作的责权也不够清晰，管理组织适应性差，管理过于机械化和硬性化。
四、经济全球化下加强企业管理创新的措施
1.管理思维创新。在经济全球化下，创新的管理思维没有被我国大部分企业的高层领导认可和接受，大部分国有企业虽然都开始实现股份制改造，但是现代企业的系统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并不好，分权和集权相结合和的管理体制不不够成熟，对于管理现代化的内容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在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企业在管理思维上，要有所革新，要以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梳理，营造良好的管理创新意识，积极打造具有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特色的管理阶层，抓住企业管理思维创新的核心，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2.管理组织创新。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必须对管理组织进行创新。企业的管理组织创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流程创新和结构创新。我国企业要想在流程再造中有所作为，就必须通过对企业流程的根本性创新和设计，大幅提高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变革传统落后的管理流程，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同时，企业的组织机构作为企业领导的框架，支撑着整个企业的领导体系，我国企业在进行组织结构创新时，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改善传统管理体制下同级之间沟通不畅的现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自主权和创造力，提高企业的组织效率。
3.财务管理创新。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创新主要包括财务管理理念创新、财务目标重建和财务管理重点的转移，在经济全球化，企业的财务管理应该是在“以人为本”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权、责、利相结合的财务管理体系，实现财务资金的最大效用，通过在财务理念上的创新，强化对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取得先机。
4.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以为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下，人力资源收益呈现出递增的规律，经济全球化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看似是产品的竞争、服务的竞争和市场占有率之间的竞争，只有合理配置人才资源，才能激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营销管理创新。市场营销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营销管理创新是企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下，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使得企业营销的信息传递的速度飞速发展，我国企业在进行管理创新时，就必须重视企业营销管理观念的创新，重视企业电子商务的建设，积极变革企业的营销网络和营销方式，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
五、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都是跨国界的，企业管理创新必须适应企业外部的环境变化、员工和顾客的需求变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同时，企业应该注意并消除经济全球化下管理中存在问题，拿出实际有效的措施。这样，企业才能适应来自各方面的竞争。
参考文献：
[1]胡建绩，陆雄文著.企业经营战略管理[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2]李顺民.创新企业管理模式 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J].化工管理. 2003（12）.
[3]蔡芝儿.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J].肇庆学院学报. 2002（01）.
作者简介：李卓蔚（1993—），男，汉，四川绵阳人，学生，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工业工程专业，研究方向：企业工程；曾兵（1971—），男，汉，重庆涪陵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学位，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科技全球化范文第4篇
对外开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及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我国在1986年7月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从1995年11月起，我国开始“入世”谈判。直到2001年12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法律文件，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加强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切实履行货物和服务开放承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显著提高，为多边贸易体制有效运转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履行货物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促进贸易发展，让世界各国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消费繁荣带来的红利。截至2010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其中，工业品平均税率由14.8%降至8.9%；农产品平均税率由23.2%降至15.2%，约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的四分之一，远低于发展中成员56%和发达成员39%的平均关税水平。削减非关税壁垒，减少不必要的贸易限制，促进贸易透明畅通。截至2005年1月，中国已按加入承诺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对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毛和化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促进经营主体多元化。自2004年7月起，中国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极大地促进了民营企业进出口发展。
履行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2大类服务部门的160个分部门中，中国承诺开放9大类100个分部门，接近发达成员平均承诺开放108个分部门的水平。截至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逐步降低服务领域外资准入门槛，按期取消服务领域的地域和数量限制，不断扩大允许外资从事服务领域的业务范围。其中，在快递、银行、财产保险等54个服务分部门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在计算机、环境等23个分部门允许外资控股，在电信、铁路运输、旅游等80个分部门给予外资国民待遇。2010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制造业。
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2002年至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0年间，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21.7%和21.8%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11.5%和11.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中国货物贸易额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2010年居世界第五位。中国每年平均进口8955亿美元的商品，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实践证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既惠及13亿中国人民，也使世界各国人民获益。我国的对外开放由过去改革推动开放转向由开放促进改革的新时期。
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都要求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近10年的探索与努力，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和完善相关体制加以解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根据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作出新世纪前20年是我国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新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此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稳步推进。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03年3月，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变过去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国有企业数量有所减少，但实力大为加强。2005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随后，有关部门又相继出台40多个配套文件，形成一整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进一步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进转移支付制度，推动省以下财政管理的创新。在全国多个省份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试点，逐步规范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税收制度改革方面，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提出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营造更加公平的法制环境。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改革，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加快推进。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从2007年的159家减少到117家，超过80%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和通信等关键领域以及运输、矿业、冶金等支柱行业。2010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民间资本可以进入能源、军工、电信、航空运输等传统垄断行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得到改善。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以消除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重复征税因素，减轻纳税人负担。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鼓励消费。进行成品油税费改革和资源税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对节能减排的调节作用。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随着2009年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于2010年7月成功上市，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2009年前，中国跨境贸易不能使用人民币结算，进出口企业面临着比较大的汇率风险。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等地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随后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扩大至全国。2009年10月，创业板市场正式推出，实现资本资源与技术创新的有机融合。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2006年底，国务院决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到2011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从此项工作启动时的2945个减少到1696个。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还适时推出以全方位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此后至2011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市、深圳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沈阳经济区、山西省、浙江省义乌市、厦门市进行不同类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这些改革试验，旨在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探索，在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产业结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推动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成就
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此，在继续扎实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党中央相继作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决策，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
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迈出新步伐。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成都、重庆、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新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挥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广西北部湾、关中—天水、成渝三大经济区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活跃力量。2011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2.1%、21.2%，分别比2002年提高了3.2、3.8个百分点，新的区域增长极不断涌现。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了部署。
为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2004年起，中央每年印发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主题分别为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等。这些“一号文件”，目的就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党和政府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据统计，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在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国家以解决制度缺失为重点，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五保供养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民工工伤和医疗等社会保险逐步健全，改变了农村无社保的状况。农村社会事业的进步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增强了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尊严感和安全感。
进一步推进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改革，取得积极进展。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用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决定将国家扶贫标准由2009年的1196元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 1.22亿农村低收入人口因此纳入扶贫开发范围。中央密集出台了对种粮农民生产实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粮食产量自2004年起实现8年连续增长，2011年达到5.7亿吨。到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连续8年较快增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向好，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构想。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他指出，我们党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社会建设的决定，它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及其定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以及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从整个《决定》的內容来看，它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四是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安全生产，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五是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更加清晰。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又一个新的认识成果。
科技全球化范文第5篇
该文首先阐述公共行政转型的依据，该依据由西方最新的行政学说为理论启示，同时结合我国当前现实国情，继而引申出大部制改革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在之后大部制改革与公共行政契合点的相关论述上，笔者又以精简机构、放权社会、服务公民的三大契合点，展开了对“大部门，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考与展望，最终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公共行政转型道路。文章通过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大致理清了我国当前公共行政转型与大部制改革的关系，试探性地发掘了转型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真理。
大部门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大部制改革”），是我党在十七大作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高效有序行政环境的重要部署。于近期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中，党中央又根据我国当前社会现状以及行政管理中所遇到的滞涩与困扰而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相关事宜。而最近刚刚结束的“两会”，即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及第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中，大部制改革更成为了紧紧抓住国民眼球的第一要闻。大部制改革之所以得到党和国家如此高度的关注，与其现实意义密不可分。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带来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公共行政的转型。当代公共行政的转型，在近年来的实践经验总结后，已经被具体阐释为服务更优质、绩效更明朗的一种良性的，适应当代社会现状的公共行政，做到这一点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进行政府机构精简的相关改革。大部制改革秉承精简冗杂机构、减少职能交叉这一重要主旨，与新一代的政府职能与公共行政精神相契合，为政府裁剪冗员冗费提供了必要保障，从而协助我国政府行政进一步由管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迈进，真正做到了为新时代公共行政开山凿土，最终实现我国公共行政的转型。
一、我国公共行政转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进入21世纪，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发展的加速，以及经济合作的全球化，一股崭新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随之到来。在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世界各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引发了世界各国公共行政的革命性的转变。该运动基于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而适应性地体现出高效率分权式组织结构，高竞争性内部环境甚至专业化的企业管理方式等特点，成为各国公共行政转型的理论起点。这场转型运动，首先有效地解决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与信任危机，为政府提高了活力与运作能力做出了良好保障；其次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更高效，更适应当代生产力发展的行政模式；最后又是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则是其探索了新的部门内部管理体制，以分权和权力下放为改革办法，改变了以往公共物品被公共部门所垄断的状态，也变革了组织机构与人事制度，真正达到了当时对公共部门“掌舵，而不是划桨”这样的要求。
新公共行管理运动后，美国学者登哈特又以“新公共服务”学说，针对性地反思与批判了在新公共管理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在结合了新公共行政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等学说之后，登哈特将自己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具体阐释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应取代掌舵，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同时针对企业家政府的相关理论，解释为政府要对服务对象作出清晰的判断，即为公民服务而非为顾客服务。在登哈特教授《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中，其结语里说道：新公共服务提供了一个既可以替代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又可以替代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管理主义的公共管理模式。同时也写道：政府的角色就是为了促进个人选择和实现效率而释放市场力量。[1]由此可见，当代社会对于公共行政的要求，远不止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体现出的那样，相信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学说，也仅仅会成为公共行政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不是一个终点站。综合以上理论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步伐，不仅体现在对政府效率的重视上，也体现出了公共部门的人文关怀需求，进而追求对公民与公民权的重视以及对社会服务的深化探讨。种种这些论调，都是对我国公共行政进步与转型的一个良好的理论及经验启示。
在理解完世界性的公共行政转型的变革潮流之后，我们继而将目光对准我国的公共行政现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人民服务”便一直成为我国行政机构与公务人员的终身宗旨。此中不得不敬佩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文精神以及超前眼光，“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对公职机构与人员的宗旨，与现代西方一些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理想境界不谋而合，体现出了当代政府及公共部门的服务理念。即使如此，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公共行政仍显示出一些明显的不足，其中具体的表现为：政府机构部门过多，纷繁冗杂，放眼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中央机构都在20个以下，英国19个，美国与法国15个，德国14个，日本12个，而瑞士仅有8个，[2]但在我国，中央政府将近30个部门，将公共权力牢牢套住，其对社会的高度管治力，同时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成为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负担；其次还有政府服务精神缺失，责任感淡漠，各行政部门间推诿扯皮现象屡见不鲜，导致行政效率底下，行政服务客体无法得到满足；此外，政府部门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心理与“减少政府的干预范围，优化政府的干预行为”[3]这样的社会趋势的矛盾，也是阻碍我国公共行政发展，使我国公共行政难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所以，综合以上理论与现实依据，我国公共行政为了更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与广大公民的需求，应该进行一种“政府职能由高管治力走向高服务性、行政机构由冗积繁杂走向清明精简、行政理念由效率至上走向人文关怀，从而达成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转型，唯有这样的公共行政转型，才能真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相吻合，从而形成各方力量全面而积极的合力，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的良性循环。
二、大部制改革与公共行政转型的契合点
由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共经历了6次重大的机构改革，从1982年到2013年，由最早的机构合并、打破领导终身任职到今天的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等民生工程的监督监管体制等等。[4]如此这些举措，无一不是对每个时代我国公共行政职能的新的诠释。在当今时代，随着政府政治职能的日益弱化，社会职能的日益提升，政府机构改革，也将逐渐走上为建设服务型政府而努力，从而完善民生工程，实现社会和谐这条道路上。当前公共行政转型，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充满人文关怀的政府对于民生工程的建设。在赵晖教授的《公共行政转型——破解民生难题的路径解析》当中，他提到“破解民生的难题在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其中写道“我国政府的传统行政属于管制行政模式......政府职能无所不包......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了若干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5]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又对公共行政转型与机构改革与机构整合的关系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而在笔者看来，我国的大部制改革，与当前公共行政转型的契合点有三：
精简机构，解决部门间推诿扯皮的行政效率低下难题，从而实现效率高，责任清的新型行政模式，更适应当前社会的快节奏，与公共行政转型中的高效政府行政相契合。我们知道，食品安全一直是困扰我国公民的一个“现象级”的难题，也是困扰我国公共监管部门的一个超级难题，在以往的食品安全个案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违法个例的取缔与处罚，常常无法清晰的了解到其管辖部门，从而使受害者便如同一个无头苍蝇，投诉无门，无力维权。同时公共执法与公共监督部门，也由于职能划分不清，而出现了对于尖锐的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爱莫能助”的苦衷。在2013年十二届人大及政协一次会议后的最新大部制改革方案中，我国政府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食品、药品、质检、工商四大部门的职能统一调用，共同监督，眼往一处看，力往一处使，进而大大提升了行政效率，同时本来关于职能不同而造成的部门间推诿扯皮的现象也将消失，我国公民关于食品与药品的安全保障力度，将更加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实现政企分开，实现行政部门掌舵，旗下相关企业及盈利机构划桨的合理分配，深化诠释了政府的服务职能，理清社会秩序，与公共行政转型中的放权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相契合。在这一点上，我们依然能在2013年最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找到其踪影。铁道部的撤销，交通部的大部制整合，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成立，都昭示着政企分开这样新时代的到来。在传统铁路运输模式上，由于宏观运营与微观销售的自然冲突，导致我国铁路客运的无序与混乱一直成为一种世界级现象。公共服务受众本着利己原则，不断冲击着传统公共部门勾勒的理想化的、宏观的公共服务蓝图，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服务瘫痪，这显然与当代公共行政中的服务效果是背道而驰的。但在最新的大部制改革之后，大交通部与铁路总公司分工运作这样的政企分开表现，直接形成了宏观调控与微观经营的合理分工，当掌舵人与划桨人各司其职的时候，公共服务之船才能够行驶得轻快而安全。
优化结构，消解部门利益，消除冗积行政成本，实现公民认可，服务于公民，直至契合于迎合公民，为公民服务的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理念。三公开支历来都是我国公众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难点，其关注之热，在于当代公民民主意识的提升及绩效意识的觉醒，而公开之难，在于政府过多的公务支出，导致其面对公共服务客体，同时也是纳税人们的愧怍与难堪。在政府机构改革之前，机构冗杂，繁多的平级部门的公务支出，对于行政成本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大部制改革之后，各部门化零为整，自然减少了本身为平级部门而准备的行政支出。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其中眼光更多的也是聚集在精简机构所能够带来的破解人浮于事，避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这样的有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功能。[6]清廉的政府，责任感鲜明的政府，自然会受到公民的认可，同样公民也更乐于接受此类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形成的官与民动态循环为公共行政的转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大部门小政府”公共行政模式对我国当代社会的意义
在分析完大部制改革与当代公共行政转型的契合点之后，我们能够看出，大部制改革，是当前公共行政转型的必要政策措施，也是政府为寻求社会和谐安定所需要的间接助力。政府精简机构而形成的大部门甚至是超级部门，对于公共行政的作用，相对容易理解一些，但是由此而引申出的“小政府”概念，则相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小政府”概念最早可以起源于以洛克为代表的有限政府学说，由其清楚的阐述于其代表作《政府论》中。同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市场经济的快速成长，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又将有限政府归诉为“守夜人”，放大了市场力量，进一步缩小政府的管治界限，[7]渐渐引发出学界关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考与实践。在我国社会转型之前，政府一直是主导市场并且严格操控宏观调控的主体，在严密的政府调控机制下，市场经济与社会力量得不到良好的施展与运行，从而无法实现“大社会”的繁荣结果；同时，政府这样宽泛的管治力，也是无法与“小政府”的理念所契合的。在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与中央政府，曾数次苦思过小政府的建设问题，在经过一系列试点与研究之后，发现大部门与小政府存在内部价值目标的一致性，认为唯有进行机构精简，唯有走大部门之路，才是唯一通往实现大社会，活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途径。
大部制改革带来的“大部门小政府”模式，对于我国当代的公共行政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与影响，是我国形成“大社会”的直接渠道。首先，当代公共行政的转型，是政府职能的转型，而让服务真正成为政府的切实职能，无论从制度外观还是内涵深度层面看，唯有走大部门小政府体制之路，才可达成这一目标。其次，当代公共行政的转型，是公民得到更自由的行政环境的转型，大部制改革精简了机构，从而让公民的社会活动不再受到诸多的管制限制，从而能够全面地调动其生产生活积极性，唤醒国家的发展潜力。最后，当代公共行政转型，是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转型，大部制改革强化了关于民生问题管辖部门的改革力度，同时又裁撤了部门，削减了公务支出，这是完全符合宪法，符合公众切身利益的良性转型措施。
如今的国际公共行政舞台，百舸争流，百家争鸣，各个国家都在寻求着完善自身的政府服务体制之路。我国为了形成一个顺应世界潮流的，符合公民利益的公共行政模式，必须严格落实大部制改革的相关举措，从而由宏观带动微观，真正做到新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实现，成功完成转型时期我国公共行政的转型。笔者相信，无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败”假说，或是新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思考[8]，还是新公共服务的服务公民思想，种种这些大部制改革的起源性理论，都指向了一个高效廉明而有为的政府及公共部门，同时也在畅想一个更为公平，更为和谐的社会大环境。所以总而言之，我国当代公共转型若要真正实现，必然要走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之路，同时，“大部门，小政府，大社会”的愿景，也必然将成为亿万公民的福祉，推动社会滚滚向前。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