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说明，“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来，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郑重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必要在全面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同时，着力领会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坚持理论创新”，是“决议”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重要一环。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创新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而开创了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内核的人类先进思想体系与代表社会化大生产前进方向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结合，在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带领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始成为具有高度能动作用的社会历史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归根到底来自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实践性与群众性以及时代性与开放性，在于它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借以赢得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强我弱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等甚嚣尘上、流传甚广，大有新自由主义一统江湖、西式民主终结历史之势，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一路向前的强劲发展势头，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让一些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教育启示着人们——现实中过时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真正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在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呈现勃勃生机。“决议”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其中一条就是“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習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自身致力于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两个结合”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上获得了新的历史自觉，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跟以往那些专注于建构体系的学说不同——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品格，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就成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成立18年来的斗争经验，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纵观党史，不难看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直接关联，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种“结合”的“完全统一的理解”（毛泽东语），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决议”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新时代这一卓越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应有历史地位、重大贡献、深远影响等的科学界定。

首先，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形态的界定，同时也是对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的明确。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国家，在发展中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这一壮阔历史进程的根本思想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历史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代表形态，这也正是它内在具有的世界意义所在。

其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对当今时代精神最为深邃、最为集中、最为全面的反映和汇聚，因此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崭新概括和论断，是在前两次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论述中不曾有過的，反映的是“两个结合”中的“精神”“文化”维度，譬如在精神上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在文化上则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更为自觉的汲取和弘扬。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归根结底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对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的一条红线，当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的”。时代课题的形成，代表的就是时代的声音。时代的声音需要聆听，时代的课题亟待解答。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问题的勇气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代表和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的实际”指的是什么？当然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矛盾关系的总和，而这诸多矛盾关系又突出反映为若干重大时代课题上，也即“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由于习近平同志在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而历史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回答的三大时代课题，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与前两次“飞跃”根本一致外，在具体涉及的时代课题上也有着深刻关联，如从邓小平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这一问题的持续回答、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回答，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更加具体到了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的“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课题的思考与回答，这其中蕴含的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主线，而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到“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提出，更为集中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着眼实现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主题主线，这其实正突出反映了作为领导“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结合不断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深入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

这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呢？“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昭示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而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深层次、全局性、长时期的，必然带来执政党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等重要方面的变革与创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看，每一次理论飞跃的背后，首要和根本的一点都在于历史当事人能够准确地抓住困扰我国社会发展全局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借此确立中心任务，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夺取事业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实践基础，而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邃洞察和准确把握，应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路线制定之后，为了确保能够得到全面贯彻，相应地组织路线、制度建设、党的自身建设等也就必然会跟进实施。尽管只是到了党的十九大才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其实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实践中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六中全会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并且首次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再到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与逻辑高度一致的发展进程。这也说明，“两个确立”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是面向未来讲的，首先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而得出的重大政治论断。

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随即展开，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便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鲜明主题，而作为推动走向“强起来”的最深刻的内在动因依然在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上。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定为逻辑起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随着人们对这一矛盾演化规律認识的深化以及科学的解答，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继党的十九大对其作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界定以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十个明确”的最新概括，其中，除多条有新的内容补充或完善外，首次单独列入的是第七条——“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第十条——“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数字变化的背后彰显的是：与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相适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形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创新中前行。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不断取得事业胜利的制胜法宝之一。理论创新进展到哪里，理论武装就要跟进到哪里。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理论“飞跃”都来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推动，反过来，全党全国人民又得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光辉指引下，极大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实践中迸发出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力量。“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按照这一要求，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使之转化为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物质力量。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源于科学真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获得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也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在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泛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我们，如何才能透过纷纷扰扰的迷雾，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要有强大的主心骨，必须得有自己的精气神，为此必须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基础。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开放系统的科学体系，内容博大精深，覆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需要深入系统学、联系实际学、及时跟进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五次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尽管每一次的主题有所不同，但无不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着眼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建设一个坚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举措，无不收到了巨大成效。除了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靠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抓好日常学习这个环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勉励我们，“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在艰苦的理论学习面前，任何无所作为、悲观失望的消极态度都是极其错误的，任何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主观想法都是很不现实的，唯有站在“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以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的学习态度，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顽强毅力，方能得以走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大厦，逐步得其真髓，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道不远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回顾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二者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关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直接等同于它也同步实现了大众化。实际上，从理论武装和教育人民的角度看，“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化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从理论形态上看，如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浓郁而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一点体现在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懷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上，也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朴实和蔼、平易近人的个人形象以及挂露珠、接地气的语言风格上。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本真经念好、传播好，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善于用深入浅出、喜闻乐见的语言多讲“家常话”。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在伟大工程中处于基础性、引领性地位。百年党的奋斗历程深刻昭示，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理论上强党，是确保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也是党走向成熟、继续赢得新的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标志着新时代一个成熟、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已然形成。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不管有什么样的干扰或挑战，哪怕是惊涛骇浪，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语）★

责任编辑 / 汪 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人民性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难摆脱精英化趋向，但必须致力于树立一种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精英从属于大众、先锋队思想服务于人民性思想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精英化；意识形态

人是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的，因为人总得为自己的生存境况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和意义基础，路易•阿尔都塞由此认为人是“意识形态动物”。由于人的这一本性，因此，尽管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但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一种真正合乎人的生存境况的意识形态理论。从根本上言，马克思主义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是“劳动者的伦理”，是为劳动者的生产、生活做理论论证的，因而大众化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先锋队提供引导，它无法摆脱精英化的趋向，离不开所谓的社会精英，因而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化的活动。所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共产党性质的界定。就是说，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所以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能够读懂它的普通民众寥寥无几。再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依据中国传统的知识逻辑和认识逻辑及特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外，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批判和反思，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由此可知，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就需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或者说社会精英进行启蒙，在人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使人民大众能够理解并最终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时已经间接地阐述了少数精英与大多数群众的必要区分是不可能消除的，列宁也以此为基础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和其他无产阶级中去的著名思想。这就是说，恩格斯和列宁从历史事实出发，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坦然地承认了无产阶级精英的存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一样，都需要进行专门的思考和研究，并不是随便什么人灵机一动就能做好的。普通大众不要说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读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精英人物作为沟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桥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离不开精英或先进分子，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意味着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光靠老祖宗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因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理所当然的教条，而是要如毛泽东所说的，从中找出我们所要的“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2］。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持神圣化、教条化的态度，一味盲从，吃祖宗饭，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批判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要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的思维方式，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众人习以为常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套用后现代的话语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实际上是对人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去神秘化”、“去神圣化”过程，这与普通大众的理论接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批判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及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然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意味着把自己与一般大众区分开来，自觉承担起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历史使命，从而赋予自身不同于普通大众的特殊地位和责任。从这一点来说，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二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劳动者的解放为直接目标的科学理论，其内容、对象、目的等从本质而言都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把人民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即必须把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贯穿于全过程的始终，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中得出的基本要求。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精英化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做了最明确的规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其理论的大众化本性和他们作为革命家的宣言，说明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民大众的命运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看，从理论创立之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主体性，即把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取向，这一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者的毛泽东强调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三个维度：言语的大众化、目标的大众化、实践的大众化。当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目标、实践都是人民大众自己的语言、目标、实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运动了。为此，他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风格、具体内容、表述形式都要符合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认识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力图建立一种为大众服务的真正的大众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遵循了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价值取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邓小平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充当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况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为全体中国人谋利益的，是全体中国人自己的事业。正因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所以江泽民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指导思想；胡锦涛则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全心全意办实事，尽心尽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5］，始终坚持党的宗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突出党和国家的人民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就是人民群众实践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当下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非精英化的、真正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将越来越成为大众化的运动与实践，最终将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历史观成为真正的现实。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锋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而人民性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本质。因此，先锋队思想要服从、服务于人民性思想。一方面，先锋队本身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社会阶级或集团，他们与普通群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先锋队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他们除了与人民群众一样的利益外，并没有与大众不同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或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本身不过是人民大众实践的一个部分或环节，人民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主体。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认为，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绝对不能成为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1096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7］。这一立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那里不断被强调。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锋队意识必须始终坚持，但先锋队思想必须以人民性为其旨归。因为共产党的目的是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仅靠自己去建设社会主义，更不是代替人民去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大众化的方向，杜绝任何精英化的可能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精英与大众在社会结构、利益诉求上都出现了断裂，大众化很大程度被蜕化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他们排斥与其他思潮进行对话交流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事实上，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运用、发展就面临着局限于少数人、陷入少数人圈子之中的危险。也就是说，精英与大众的疏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没能实现真正的大众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要求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不渝地在人民大众中宣传、践行马克思主义，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他们相信并始终认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所系；一种真正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一旦树立，不仅可以证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且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提供最终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证明：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而且这一过程完全可以是大众化的，而非精英的。按照这一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大众的实践活动，先锋队或社会精英的实践只不过是这一实践的一个方面或环节，二者不是相互割裂开的对立面。这样去理解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有助于人民包括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看成是人民群众的活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真正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人民生活的实践中理解理论、发展理论，把它们看成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对传统精英主义立场的颠覆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动力。仅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人民自己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人民生活之外的理论与实践，应该也必须是大众化的。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反对所谓的社会精英开始，到号召精英到群众中去，再到大力提倡面向人民的生活实践，完整地勾画了追求大众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历程才能完成。

然而，事实并非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往往处在一种想服务于人民而人民却对他们拒而远之的尴尬之中。原因在于，中国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精英地位的过分强调和对大众的误解或轻视使他们无法融入大众之中，当前中国所谓的精英们纷纷移民海外以及国内部分精英处处刻意表现出的与普通大众的差异就说明了他们无法融入大众的尴尬情形。这就是说，在意识上，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已经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了，而在实践中，由于思想和认识上的原因，人民大众仍然被精英们所忽视，他们所设想的大众化实际却还是精英的。正如毛泽东曾批判当年文艺界中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对人民大众不了解，所以他们描写出来的劳动人民“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857。这就是本性是大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不可避免地陷入精英化窠臼的缘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受个人和群体利益的制约，很难消除与大众的距离，况且，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规律也决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从少数先进分子开始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英化在实践上有其理论与事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接受者、宣传者、实践者是少数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也是少数人，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诞生之时起就似乎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专门职业，而非普通大众的行为，这一状况到现在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这一方面必然增强先进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会增强他们自身的身份意识，强调他们与普通大众的区别。如果没有大众化意识形态的引导，那么最终会使先进分子从民众中独立出来，形成有别于普通大众的精英阶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失败，苏联共产党正是这样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是人民的，依靠少数先进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是我们一再呼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根本原因。当前，大众化的涵义只是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说服人民大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当成他们自己的目标，动员人民大众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来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普通大众仍然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被动参与者，而非主动参与者。这就是说，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只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事情，所谓的大众不过是他们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大众也并非如意识形态中表述的那么完美，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简单地把精英对立于普通民众，对精英化抱拒斥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只有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理解民众的生活和实践，提出切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同时，普通大众不断地学习理论知识，提供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重要的不是盲目地反对精英化，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使无产阶级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社会流动畅通且分布合理，能真正融合在一起，实现代表—支持的良性互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在精英化倾向与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把先锋队思想与人民性思想辩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8］的真谛所在，也是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是相互制约的、必须同时进行的原因。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大众化的方向，而大众化决不是人民大众坐等我们去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切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实践，使人们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大众化的正确的理解是：一方面指必须根据大众的水平叙述理论，另一方面，指理论研究要着眼于提高大众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据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大众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理论语言的大众化；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即理论目标的大众化；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践的大众化。脱离了这几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就很容易蜕变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从而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以大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据整合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打通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生生的历史进程，而非口头上或纯粹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把口头上的或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成为人民大众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精英化倾向才能完全被大众化所消解，一种真正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在中国树立起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03-304.

［2］毛泽东.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训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36.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8.

［5］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1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7-21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2.

责任编辑：戴群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从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展开分析，尝试通过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以及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新智慧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全力探索我国应当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此种情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此诞生，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更为坚固的支撑。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现如今，世界的发展方向有了极大的转变，以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等方式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种情况，必然会促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尤其体现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如今我国凭借最好的发展方向与最佳的发展时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涌入至新的时代，力求创造更为显著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正处于伟大的时代。正是由于伟大时代将会孕育伟大理论，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时代的考验，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科学性、创新性的社会主义方式迈入新的征程。虽然当今世界发展面临新的变化，基于新时代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上面临着新考验，但是正如《周易·乾》所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我们党即使面对变化无常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依然能够“迎难而上”，紧密联系新时代发展的大环境，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朝乾夕惕的精神面貌发展这一思想^[1]。

除上述内容之外，在形成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坚持以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贯穿实事求是这一鲜明特质，并将其作为基本准则，要求共产党人将求真务实作为座右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依据，正确把握规律，形成规律性的认知，并以其为指导，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另外，我们党深刻认知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认识党的执政规律，在实践中检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将两者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进而树立创新意识，形成新理念、新思想以及新战略，突破成规陈说，善于提出新问题，开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新境界。

二、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的中国智慧

目前，从世界的格局来看，其仍然处于混沌的状态;就现如今的国际环境而言，大环境更加动荡不安，无法形成明确的方向^[2]。当今世界霸权主義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仍旧不断涌现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必须全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以广博的战略视野描绘出更为宏大的发展蓝图，深入探析演变规律，坚信和平、团结的力量能够战胜邪恶势力，习近平总书记表明各国应当捍卫和平、交融利益，明确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命运与共，更应争取实现合作共赢，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为世界的变革贡献力量，提供中国方案，争取在世界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一）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可知，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可以相互配合，而世界各国的价值文化也可融会贯通，提高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基于此种情况，三者必须进行通力合作，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避免出现冲突、胁迫等不良现象，明确“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倡导开放融通。世界各国应当“并肩作战”，争取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通过合作促进世界实现共同发展。

（二）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

自新冠肺炎的出现，极有可能助长“右翼极端主义”，也在极大的概率上导致采用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的恐怖分子更加猖獗，国家在控制极端暴力行径方面将会面临极大的难度。除此之外，经由此次病毒的肆虐，我们更应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由此可见，应当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世界各国综合合作，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以及和平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基于上述情况，根据习近平法治思想可知：应当强化法治思维，通过采用法治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构建并完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从而使得该体系更具系统性、实践性;还需不断增强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以此确保国家能够切实有效地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反制打压，为人民群众带来更高的安全感。

（三）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世界各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针对大国与强国而言，其更需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扮演倡导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不可肆意挑唆国家之间的关系，干涉他人利益，应当尊重对方的独立与主权。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伟大的时代所孕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引领中国人民迈入新的征程。与此同时，其也为维护国际法治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魏晓东.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21（06）：43-49.

[2]岑朝阳，沈霄鹏.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J].决策探索（下），2020（11）：4-5.

作者简介：李圆铠 （1998.10——），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广西南宁，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国外区域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即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飞跃，其产生的重大成果从实践层面看，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正确道路；从理论层面看，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科学理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和党的文献的概括看，还是从“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看，都说明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建理论

收稿日期： 2007－09－12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3AKS001）

作者简介： 阎树群(1957—)，男，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有关党的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往往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如党的“十七大”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论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成果”是特指理论成果，而不是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如果由此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等同于理论成果，那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还包括我们党的实践创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党的文献的概括和“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析，以期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所助益。

一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每一大的阶段必然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两个飞跃，产生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个通俗性的简洁表述。其学理性表述和思想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化”就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否则，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后者说的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前者说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后者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种实质性含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讲到了。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毛泽东的确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为避免发生误解而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改动而来的。可见，当时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就是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同时，提出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含义讲全了。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东西”，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实质性含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层实质性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双重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应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在对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还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前一年，1937年7月在《实践论》这篇哲学名著中，为了从认识论上清算割裂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剖析长期拒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观点，第一个飞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飞跃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到革命实践，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他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意义更加重大，这不仅因为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由实践加以检验，而且因为获得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导变革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不例外地遵循着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也要经历这样两个飞跃。不过具体的次序有所变化，由于毛泽东讲的是认识的来源和理论的运用，因此形成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的是理论的运用和理论的发展，因此呈现出认识——实践——认识的状态，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同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引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探索的成果，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这两种形态的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期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中，每一次飞跃都包含着上述两个飞跃，产生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道路”和“理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从成果的层次看，“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具体模式，“理论”是理性层面的思想体系;从形成的过程看，先有“道路”，后有“理论”；从两者的辩证联系看，在对“道路”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理论”，有了科学理论就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发展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具体内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用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个层面进行明确概括并加以区分。同时由于理论成果是最高层次的成果，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简化的办法用“成果”这一概念来指代“理论成果”。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从理论的严密性与成果的层次性和全面性着眼，我们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必须深入研究这两种形态的成果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二

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行概括的历史轨迹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这样两项基本成果。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但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革命经验和理论准备都相对不足，因此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体上处在自发的状态。真正自觉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延安时期的事情。这不仅体现在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成果，这就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正如毛泽东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党章的总纲中不仅写上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阐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使用了“革命道路”的概念。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谈到毛泽东的贡献时将“思想”与“道路”并提，指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7］319。不过，当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一重大变革的评价上还没有使用诸如“历史性飞跃”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表述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两个层面。从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论述看，当时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要理解为毛泽东思想，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7］335。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继找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之后，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在对这一重大成果进行定位时，党的“十三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飞跃的成果首先也是从实践探索的成果进行概括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8］在这里，党中央将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概括为找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用思想理论来概括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呢？这是因为第一次飞跃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而第二次飞跃在当时体现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时，肯定了“十三大”这一提法，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9］7。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使之形成科学体系，因此“十四大”在对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概括上虽然沿用了“十三大”的提法，但同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9］13。这已经很明确地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只是还没有用“第二次飞跃”这样的语言来概括它。党的“十五大”再次肯定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但是与“十三大”不同，这次是从理论成果的角度和层次来概括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0］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先后进行过两次概括，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实践探索的成果，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理论探索的成果。归结起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和产生的重大成果，它既包括实践探索的成果，也包括理论探索的成果。前者表现为找到了两条道路即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建设道路，后者表现为形成了两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

在党的“十七大”的理论创新中，更加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提，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实践探索成果和理论探索成果这样两个重大成果。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就是集中了我们党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采取“一总两分”的概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伟大旗帜、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是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新的概括，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凸显出来、明晰起来。

从科学内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统一的旗帜。“十七大”不仅第一次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新概念，而且阐明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二者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概念中的两个具体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社会主义而言的，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新时期不断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历届党代会阐述的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对旗帜的具体表述也不尽相同，但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也就是说，新时期我们党始终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党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十三大”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十四大”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可见，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着一面统一的旗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所不同的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各有侧重。“十二大”、“十三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三大”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十四大”、“十五大”、 “十六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任务；“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六大”强调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行整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实践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样的科学整合，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完整的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囊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全部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在旗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

总之，党的“十七大”在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完整概括和科学表述的同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这既总括了我们党新时期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同时又说明了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1.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6.

［3］ 毛泽东.论新阶段［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6］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2.

［7］ 刘少奇.论党［M］∥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M］∥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9］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蒋万胜］

On the Forms of Marxist Achievements in Chinesization

YAN Shuqu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1999年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他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先后发表两篇文章，分别是：《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以下简称《序言的时代意义》）、《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代意义》（以下简称《提纲的时代意义》）。这两篇各近万字的文章是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两篇名著的体会。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两篇文章都是马克思的经典之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通过深入分析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阐明了辨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标志着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由此初步创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经过15年研究和探索写出的一部经济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首次从经济和哲学相结合的高度阐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思想。

当时，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前无古人的实践。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改革开放，习近平结合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在文中，习近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拘守于马克思的具体判断和论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发展中的问题，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内涵，延伸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结合中创新，这是习近平两篇文章的主要特色。

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认识创新：从“单纯适应”到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适应

习近平在《<序言>的时代意义》一文中指出，“中共十一届三种全会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经过18年的艰难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序言》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首先是对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原理的认识有了新突破。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习近平指出，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时，虽然始终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在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时，重点是放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习近平接着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特点，指出，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并不等于社会生产力必然要随之而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因此，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去改变与之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其次，习近平还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对生产力内在构成与发展重点的认识有了新突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都纳入生产力的构成，丰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构成的论断。

再者，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在结构变化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关系时，主要是从所有制形式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与生产力的适应与不适应，也是从这方面来阐述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涵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样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同样能够束缚和窒息生产力。习近平的论述把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都纳入生产关系的内涵，从而把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也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

习近平还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实践对生产关系消亡与产生条件的原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了一定创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旧的社会形态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不会灭亡，而新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力未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不会出现”。习近平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指出，“新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力未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是可以出现的，而且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一旦出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身也有一个不断改革发展的过程”。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传统的理念，习近平结合改革开放实践的论述说明新的生产关系可以超越生产力的发展。

习近平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创新性论述，把生产力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從消极适应到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适应，又把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的素质纳入了生产力的范畴，强调了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同时把经济管理和运行机制都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构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创新：从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到市场经济只是手段

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的经典论断中没有现成的答案。

习近平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公有制，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离开公有制生产关系就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了;市场经济体制则不具有阶级属性，只是一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能够比计划经济体制更好地解放社会生产力，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经济管理手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既不能抱残守缺，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相容的资本主义东西，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忘在脑后，去单纯发展市场经济，而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方面发挥出巨大的合力作用。”

“巨大合力”，习近平首次用这样的表述概括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充满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越走越宽广，就在于发挥了这种巨大合力的作用。

对积极探索的认识创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遵循客观规律勇于创新

习近平在《提纲的时代意义》一文中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如果仅以直观地形式去认识和理解，看到的只是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等毫无联系的分割的画面。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相容性，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存在于我们的周围，需要我们能动地认识和把握。而要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我们尚未了解的客观事物，思想僵化、封闭是不行的，必须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视野，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社会主义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摸”字就充分体现了辨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认识论，体现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里，河中的“石头”人们虽然看不见，却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通过“摸”才能找到，这个“摸”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主动探索和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

习近平从辨证唯物主义是能动的认识论出发引伸到“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探索精神体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习近平在该文中指出要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好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既要尊重和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又不能脱离国情，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市场经济理论和做法原封不动地搬到我国来。

二是要正确处理好实践创新与正确实践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有没有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需要一种敢想、敢干、敢试、敢冒的精神，在干中学、学中干，边探索、边前进。既然是一种实践探索，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可能会在改革的过程中走一些弯路，这是正常的，改革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允许交‘学费’。但是，在鼓励人们敢想、敢干、敢试、敢冒，大胆进行实践创新的同时，也要注意正确处理好实践创新与正确实践的关系，引导人们去科学地进行实践创新，避免走弯路”。

对社会革命内涵的认识创新：从阶级斗争的革命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多种社会革命

在马克思的年代，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当今时代革命有了新的内涵。习近平在《论<序言的时代意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论述的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引起的社会革命是指社会形态的改变，也即一种社会基本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对社会革命的内涵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接着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革命有了更丰富的内容，除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革命之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艺、文化、思想的革命，也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这就使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含各种社会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新的含义。

习近平接着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式有了新突破。习近平指出，“马克思的设想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暴力行动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途径和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既可以通过内部途径自我取代，如中国古代的革命;也可以通过外部力量介入帮助建立，如‘二战’时苏联将东欧诸国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帮助他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既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以采取和平手段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当代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多是通过长期和平竞争，通过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战胜和逐步淘汰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从暴力革命到通过多种形式战胜和淘汰资本主义”。

通过创造更高更多的社会生产力，从而战胜淘汰资本主义，这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实践效果方面的认识创新：从单纯社会实践到革命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然而并非任何实践都能带来应有的效果。习近平在略论《提纲的时代意义》一文中引用了马克思名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看作是理解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习近平联系当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指出，检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为标准，要用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去发展、完善和检验真理。

根据实践的革命性原理，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真理，人们不同方式的革命实践活动，所取得成效也是不相同的，有的能够起到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的则毫无成果，还有的甚至会产生消极作用。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良好的改革愿望并不一定能导致良好的实践效果。例如，有的地方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脱离本地的资源、市场和经济基础等客观实际，给予外商很高的固定回报率，使自己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结果企业建起后经营状况不好，形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影响了本地经济的发展”。习近平还举例说明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产物，但后来问题越来越多，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

这告诫我们，并非所有的社会实践都能推动社会发展。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能仅靠主观愿望制定政策，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使主观愿望和社会效果一致起来，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少交学费，避免盲干蛮干。

对“以人为中心”认识方面的创新：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到以人为“中心”和“钥匙”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的一个科学论断。马克思對人的本质的揭示区别于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而奠定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然而，马克思无法预测到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如何以人为中心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习近平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原理作为解决改革开放中深层次问题的一把钥匙，这是一项新的结合和创新。习近平在《提纲的时代意义》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革作为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亘古未有的崭新事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提出，这些问题都与“人”这一关键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只有抓住人的本质这个关键，深入到复杂的社会联系和矛盾冲突中去，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理，为我们回答和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提供了开锁的‘钥匙’”。

习近平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原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不仅确立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而且以人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启发我们：在当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抓住“以人为中心”这把钥匙，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处理好人与各个方面的关系，就是我们做好工作之本。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原理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奠定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基石，也是我们推进伟大事业的力量所在。

习近平这两篇文章发表距今近二十年，然而习近平在这两篇文章中追根求底、善于结合和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辨证地观察和思考问题，同时结合不断发展的革命实践，以解决当下的事情为中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原则的具体应用，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从中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认真学习、深层理解、执着追求和勇于创新。这两篇文章，对于今天我们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活动中读原著、悟原理树立了楷模，对于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再解决建设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五大发展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

发展新理念；经济新常态；四个全面；中国梦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为国务院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阐明党和国家战略意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和重大举措。《建议》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谋篇布局。

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不只是因为它“新”，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是因为它“深”，具有重大理论贡献。这里讲的“深”，不是深奥的“深”，而是深刻的“深”。这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性和理论贡献，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切入讨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一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奥秘，为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在其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中，阐述了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许多重要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重点针对的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重点论述的是革命问题。同样的道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进一步解决建设问题。当然，这一主题的转换，从认识到实践都来之不易。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当我们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联系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要联系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重点是研究怎样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研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其中一个基础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发展问题。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任务，就是全面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的全部工作，在经济理论上，就是探索以发展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在1984年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说过，“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P83）。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直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在经济工作实践和经济理论上，无论是工作重点战略转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这篇重头文章。

为此，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这个过程大体有四个阶段。

1.主题转化，重心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开始转移。这个过程，从“行”到“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才从根本上统一了思想。2.体制变革，促进发展。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决定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重大举措，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当然，这一体制转变的艰巨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重心转换。3.发展再认识。首先是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建设，进一步意识到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今天的发展不能破坏生态，要绸缪子孙后代。所以，在十六大以后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4.新常态新发展。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特别是今天首先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破解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大难题，以人民为主体，由科技创新开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小康”与现代化相衔接的发展理念，是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发展理念，是立足国内与全球视野相统筹的发展理念，是全面和重点相协调的发展理念。今天形成这样的发展新理念，是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不懈探索的结果，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揽全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2]（P48）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概括之，它是我们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先导。

首先，发展新理念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展示了中国在创新驱动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量是3645亿元，人均227美元。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为63.6万亿元，折合10.3万亿美元，人均7590美元。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增长9.98%，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这两年开始减速，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实际上，这两年东部下行偏多，中西部还有增长的。东部有下行，也有较快增长的，比如深圳。还有重庆，有两位数增长。这些省市保持增长的经验就是比较自觉比较早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新常态表面上是速度问题，实际上是结构调整问题。习近平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12个字来描述新常态，强调对于经济新常态要“适应、把握、引领”。这六个字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适应它、把握它、引领它，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就有一个树立什么样发展理念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其理论贡献和新的亮点是突出用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利用劳动力红利的发展阶段已经走到尽头，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也需要原创性科技成果支撑，与此同时，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蓄势待发，创新驱动的阶段正在到来，这是一幅全新的发展图景。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是新阶段新发展的重要亮点，不仅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创造大量新的发展业态。坚持对内协调发展、对外开放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开放发展推进“一带一路”，通过协调发展实施“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这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思路。而且，“十三五”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第一次在全球视野下制定规划，第一次把“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写进规划中。坚持人民为主体的共享发展，有助于更好地把发展、民生、社会建设融为一体。当然，一个社会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比如脱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减少六亿多贫困人口，成绩巨大，但按照中国贫困线标准2300元测算，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可能还剩一两千万贫困人口，到那时就由政府兜底全包下来。因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性，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经济新常态下工作主动权。这一发展新理念，指明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次，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展示了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大趋势。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重要奋斗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也是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的郑重的政治承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五年，是冲刺阶段、决胜阶段。与此同时，当前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即“短板”，包括在多年发展中累积的农村贫困、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保护不力、民生欠账较多等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针对的、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这一发展新理念，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发展的大趋势。

最后，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展示了中国充满自信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发展新理念，不仅能指导我们解决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指导我们制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而且能指导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是连接两个“一百年”，即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并为第二个“一百年”打下坚实基础的发展纲要。事实上，这次编制“十三五”规划的任务，不仅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要为这以后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励精图治，谋篇布局，先是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在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这五大发展新理念，是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展示了中国充满信心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

当然，深入理解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必须仔细研究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形势和任务、经验和问题。

（一）机遇和挑战。当前面临的形势，是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现在进入一个重大的调整阶段，即经济新常态的阶段。这与世界经济出现的根本性调整有关，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另一方面各个国家都在谋求新的增长动力、新的经济格局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此刻，国内国际两方面结合起来，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机遇。这个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才能够形成新的强大的发展动力。挑战也很明显，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更大的是结构调整的难度。如果结构不能调整，还按照原来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来谋划“十三五”，那么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甚至新能源产能也过剩，这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即转变思路、转变增长方式。既然机遇和挑战并存，就要求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发展出路、形成新的发展理念。

（二）形势和任务。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好的。尽管我国GDP增长速度从过去两位数降到现在7%上下，但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个7%是在一个庞大的基数上即10万亿美元总量基础上的增长。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率持续三年上升，2015年三季度就业人口达1000万人以上，调查失业率为5.22%，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因此，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向好的趋势。任务很明确，就是通过“十三五”这五年的努力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均国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是很重要的指标，是对人民群众一个庄严郑重的承诺。然而，全面小康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实现两个翻番，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尤其是生态的发展。人民群众应是在“绿水青山”下谋求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的环境里面。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有基础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前，面对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发展要求等问题，我们党形成了五大发展新理念。

（三）经验和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努力在学习中成长、在学习中积累经验。尤其是最近三年多来，我们认识到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五大领域、六十多个方面的改革决策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一些重要决策，这都是我们在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未来的五年，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是弥足珍贵的。能看到问题并始终保持清醒，这是我们党的优点。对于现在的问题，我们党是很清醒的。这个清醒，体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面，更体现在对问题的认识上面。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党就强调要解决三个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以来的努力，破解三个不平衡的难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没有最后彻底全面地解决。农民问题、社会建设问题、环境问题、民生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解决。怎么能够弘扬经验、破解问题、补上短板，是编制“十三五”规划时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因此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一）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3]（P15）五大发展新理念的主题词是“发展”，时代新要求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一个高标准的科学发展理念，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我们可以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来考察这一发展新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第一步，在十八大报告中，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总的目标提了出来。第二步，十八大后，习近平秉持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反腐败斗争，“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从严治党。第三步，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策，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并做了战略部署。第四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环节，对于建设一个法治中国做了精心部署。现在到了第五步，形成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这个轨迹是一个圆圈，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然后从严治党，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后，提出发展新理念，向“全面小康”目标冲刺。这就好比打仗，目标确定后，整顿组织队伍，形成攻击力，完善保障体系，最后发起攻击。在这么一个从确定目标到实现目标的历史轨迹和逻辑运演圆圈中，可以看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就是发展，就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因此，这一发展新理念无疑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二）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连接线。习近平说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领导艺术，学会统筹兼顾，而且还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原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处于中心位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应该围绕和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无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因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是围绕“第一要务”展开的。我们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这“五位一体”不是五元论或多元论，而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的“五位一体”。这要求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新理念，把“发展”作为“五位一体”之“体”突出出来，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归位于“发展”。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而且能够以发展为“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党中央治国理政“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各个组成部分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党的十八大指出：“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3]（P15）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地推进。

（三）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基础。通过五大发展新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使之成为一个战略布局，需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部的三对关系。

1.协调处理好“1”和“3”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4]因此，“四个全面”实际上是“1”加“3”个全面。即无论是改革、依法治国、治党，都要服务于“全面小康”。当然，“全面小康”也不能偏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要求。这是“四个全面”战略实现过程中要处理好的第一对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改革、法治、治党的关系。

2.协调处理好“2”与“2”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即解决“搞活”与“治乱”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把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中国就活跃起来了。但是，在“活”的同时一些腐朽的东西也出来了，鱼龙混杂，乱象频发，乃至败象显现。事实上，进入21世纪前后，党就意识到这些问题，意识到搞活不能搞乱，也意识到治乱不能治死。现在，我们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这个难题，就是既搞活又治乱。“四个全面”，前两个“全面”侧重于搞活，后两个“全面”侧重于治乱，努力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

3.协调处理好“3”和“1”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有问题最后都要聚焦于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对“全面小康”的领导地位，坚持在全面改革中、全面法治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祛除队伍里的“病灶”和不健康因素。由于以前有些人违背党的宗旨、离开党的规矩，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十八大后不容许这样做，因此出现了在搞活的时候“乱作为”，在治乱的时候“不作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影响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也影响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除了“1”和“3”的关系，“2”和“2”的关系，关键就是“3”和“1”的关系。处理好这对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破解“乱作为”与“不作为”两个陷阱。我们不应该“乱作为”，不能“乱作为”，也不应该“不作为”，而应该有“大作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新理念，就是要求我们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去作为，对于防治和抵御“乱作为”、“不作为”，破解“难作为”，做到“大作为”至关重要。总之，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和关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

责任编辑：杨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