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犯罪范文第1篇
摘要：通说认为，中国大陆刑法对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仅在刑法第18条第4款上涉及。立法上，该条款不分情况的“一刀切”模式不符合法理和情理。立法的不完善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错误的处理思路，司法实务人员倾向于直接引用该条款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以醉酒犯罪为切入口来探讨原因自由行为，重点针对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借鉴域外关于自陷行为之立法例，探讨我国立法之困境，对其进行反思与完善，得出既适用于一般又考虑个别的“总则加分则”的立法模式。
关键词：原因自由行为；醉酒犯罪；立法模式；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
一直以来，学者们倾向于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基础的论证上，这当然是必要的，没有对可罚性基础的深入论证，就无法为后续作业打下基础。但刑法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肯定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笔者认为，应亟需转变研究方向：原因自由行为在符合何种条件下，可以成立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以及独立犯罪？现行刑法第18条第4款存在哪些弊端且该如何完善？如何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醉酒犯罪体系？（1）明确回答这些问题，对刑事立法与司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醉酒犯罪典型案例及存在的问题
基本案情：2014年某日晚饭后，被告人杨某甲酒后与其弟弟杨某丙因琐事发生争吵并动手殴打杨某丙。随后，当地派出所民警陆某接到报警，带领保安张某等前往处理。到达现场后，陆某上前制止杨某甲并表明警察身份。被告人杨某甲即对陆某左脸、左耳各打一拳，后又咬陆某左肋处，致陆某受伤。后被告人杨某甲被民警抓获。
法院判决：杨某甲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已构成妨碍公务罪。虽然其醉酒后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减弱，但属于原因自由行为，且依照法律规定，醉酒的人犯罪，不存在对其从宽处罚的事由（2）。
分析：该案例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陆刑事司法适用在原因自由行为方面的缺陷：面对实践中的案例，刑事司法实务人员往往根据刑法第18条第4款对行为人直接按照故意犯罪处理，但这种处理方式存在理论上的空白，而“缺乏理论指导的刑事司法是危险的”[1]191。该规定不分析被告人杨某甲醉酒状态的原因，即是否基于故意或过失（这里并非刑法学规范层面上，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有意”、“无意”）等可归责于行为人自己的原因将自已置于辨认、控制能力减弱的状态，就认定杨某甲实施的是属于原因自由行为；也不分析实现构成要件的主观态度，即饮酒至醉前，杨某甲对违法构成要件持有故意还是过失的心理态度，就简单地把醉酒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刑法18条第4款是为了扩大刑罚适用范围、打击严重酒后犯罪的产物，它不分情形地将所有酒后犯罪归结于原因自由行为，直接认定行为人应当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不适用减免处罚的规定。不分析行为人实施犯罪的主观因素而过多地把原因自由行为所针对的情形认定为故意犯罪，是刑法18条第4款的弊病体现。
二、我国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困境
我国从1979年刑法典一直到现行刑法典均未确立原因自由行为的专门立法。1979年刑法典仅在第15条、1997年刑法典和现行刑法典分别仅在第18条关于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处笼统规定了“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2]。此规定对于严重打击日益加剧的酒后肇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该立法虽符合民众朴素的法理感情，但规定得过于粗略，存有诸多弊病，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因而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首先，没有分情况考虑行为人将自己置于醉态的原因。该立法没有针对行为人醉酒的原因而做出不同处理，过于笼统地将所有醉酒犯罪“一刀切”地纳入应负刑事责任的范畴，导致我国刑法似乎有采取严格责任和客观归罪的嫌疑，但根据我国现代刑法理论，明确采取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不是任何酒后犯罪都可以认定为原因自由行为，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在于原因设定行为的可归责性。行为人在原因设定阶段是意志自由的，存在规范意识，可以产生不实施犯罪的反对动机，根据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行为人在可以选择为或不为犯罪的条件下，没有产生不为犯罪的反对动机，反而利用陷入醉酒状态下的自己作为工具实施犯罪，原因行为的可归责性这才具有非难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区别不同情形对醉酒犯罪作分别处理。
其次，将自己置于醉态的原因设定行为仅限于食用酒精，不免过于片面。原因自由行为，尤其是醉酒后的自陷行为，比一般的刑事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但除了酗酒之外，还存在食用毒品等迷幻药品将自己置于精神障碍状态下实施的犯罪。原因自由行为在司法实务中实施的方式更加多样：如母亲知道自己睡觉喜欢辗转反侧，在喂婴儿母乳时仍不小心睡着，乳房压住婴儿的口鼻致其窒息身亡。再如铁路看守栅栏的工人在工作期间因大量饮酒而致昏睡，未将栅栏放下导致铁路运营事故发生，等等。只要是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设定行为，不论其存在的形式如何，都不影响原因自由行为法理之适用。
再次，往往根据该规定直接认定故意犯罪，而不加区分实施原因行为时的主观方面。行为人设定原因行为的阶段，若具有侵害特定法益之故意，即对刑法分则的具体构成要件持故意态度时，才能认定故意犯罪。而在我国大陆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往往倾向于直接认定行为人的故意犯罪，但这是缺乏理论依据的。若只是对酒后犯罪的危害结果有预见的可能性，但轻信可以避免或者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时，则只能认定为过失犯罪。若在实施原因行为时，既没有故意又没有过失或者无法证明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心理态度，仅对不特定构成要件的一般危险性具有认识，则行为人可能成立类似于下文所介绍的德国刑法中的独立犯罪，而不适用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
最后，该款对自陷于精神障碍的程度没有规制。该款存在诸多弊病的症结在于，我国理论和实务界的通论均不承认醉酒会导致行为人无责任能力状态的出现。通说认为，在醉酒的情况下，普通醉酒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并不会完全丧失，在仍具有一定程度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时仍选择实施犯罪，具有相当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故应当直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3]。这一通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3）。首先，“因为即使是生理性醉酒，也会导致严重的共济失调现象，而不具有辨认能力。”[4] 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只要缺少其一，便只能认定为无责任能力。其次，原因自由行为与一般犯罪可罚性的不同在于实施原因设定行为的可谴责性，而不是在自我陶醉后具有一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下仍选择实施结果行为而具有的可谴责性。故只要是故意或过失实施原因设定行为，无论自我陶醉于无责任能力还是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均适用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
三、域外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模式
域外在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刑事立法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与大陆法系对原因自由行为一般以成文法肯定其可罚性不同，英国刑法中没有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专门立法，但却不乏刑事判例对自我陶醉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者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持肯定态度。英美法系一直遵循自愿醉态（即主动醉酒而自陷于精神障碍的状态）不能抗辩的原则，即使行为时精神失常，在此状态下实施的犯罪仍应当负刑事责任，不得免责。但非自愿醉态（即出于不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而陷入自我陶醉的状态）可以作为免责抗辩的理由[1]195。
大陆法系明文规定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模式，又可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原因自由行为规定在刑法总则中的总则立法模式，采取该立法模式的典型国家有意大利、瑞典、俄罗斯和日本；另一种则是将原因自由行为规定于分则中的分则立法模式，以德国刑法典最为典型。
（一）总则立法模式
1.意大利刑法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
为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意大利刑法关于原因自由行为采取相当严格的立法态度，其针对不同情形，规定了十分详尽的立法，以此压制严重的醉酒犯罪。
意大利将醉酒状态细致分为四种情形：产生于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的醉酒状态；故意的、过失的或者预先安排的醉酒状态；惯常性醉酒和慢性酒精中毒。分别通过刑法第91条、92条、94条和95条予以规定[5]，该立法例还以第85条、87条、92条、93条、94条和95条详细区分可归责和不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行为，规定相应的处罚原则（4）。该立法例关于醉酒犯罪的分类虽不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的理论体系，但细致区分不同醉酒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为其设置不同量刑方法，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这一点值得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借鉴。
2.瑞士刑法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
瑞士在刑法总则对原因自由行为采取除外规定，第12条将原因自由行为作为第10条和第11条关于“无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人之行为减免刑罚”的例外规定，即对行为人故意的自陷行为，刑法不予免除或减轻处罚（5）。这是对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运用的经典化身，简洁而凝炼，但瑞士刑法典对原因设定行为的心理状态仅限于故意，而不包括过失，这是不妥当的。根据自陷行为之法理，其可罚性在于原因设定行为的可谴责性，可谴责的心理态度不仅限于故意也包括过失，只要醉态犯罪可归责于行为人，任何故意或过失使自己置于精神障碍状态下的犯罪都可以适用自陷行为之法理。
3.俄罗斯刑法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
苏联解体前的苏俄刑法典曾将酩酊自醉犯罪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解体之后，俄罗斯刑法逐渐向大陆法系国家靠拢，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4章第23条重新规制醉态犯罪：在食用酒精、毒品或其他精神药品而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中而实施犯罪的，应承担刑事责任。该条款虽未使用原因自由行为的概念，但可以认为是原因自由行为的相关立法。
该立法与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陷：（1）在关于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原因设定行为范围方面都有所限定，我国刑法规定仅限定于醉酒，俄罗斯刑法则限定为任何“迷幻药物”，虽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失之过窄。（2）均没有对醉酒的原因做出限制。只有原因设定行为可谴责于行为人，才可以遵照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来处理。
4.日本改正草案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
虽然日本现行刑法典并未对原因自由行为进行专门立法，但日本刑法效仿德国，关于自陷行为的学说和理论可追溯至德国刑法学被介绍到日本之初，司法实践中也早已默认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存在的合理性并加以运用，并且日本刑法曾在1974年通过改正草案的第17条就原因自由行为做出明文规定（6）。这采取的是类似于瑞士刑法的除外规定模式，但不同的是其将实施原因设定行为时的心理态度不仅限于故意，还包括过失，这方为符合原因自由行为处罚根据的合理规定。
（二）分则立法模式
德国自进入20世纪以来，其刑法典经历了多次大修，原因自由行为之立法模式也经历了从总则到分则的巨大变动。从1913年修正刑法草案第20条，到1919年草案第18条及1925年草案第17条，均为设在刑法总则中的相同规定：“限制责任能力者的意识障碍，如系基于可归于其自己责任之酩酊事由时，则无刑罚减轻之适用。”直到1927年，完全抛弃了上述草案中对原因自由行为的总则立法模式，而在刑法分则中设置独立的罪名“完全昏醉罪”（Vollrausch），单独规定醉态犯罪的构成要件。在这之后，德国刑法基本沿袭了此种立法模式（7）。
德国现行刑法典在分则第323条a规定：故意或过失饮酒或用其他麻醉品使自己处于无责任能力的昏醉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第2项规定：所处刑罚不得重于故意实施该行为的刑罚[6]。值得说明的是，完全昏醉本不属于原因自由行为法理之适用对象。在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在原因设定阶段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在自我陶醉状态下可能实现的是某一特定违法构成要件；而在“完全昏醉罪”中，行为人仅仅知道自己将在昏醉状态中实施的是一种不确定的危险行为，而该不确定的危险行为将会与其他因素相联系，造成某种不特定构成要件所禁止的结果出现，只有在难以适用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的情形下，才有适用完全昏醉罪的余地[7]448。
四、我国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出路：总则加分则的立法模式我国现行刑法典并没有对原因自由行为的专门立法，但为了填补责任主义的漏洞，有必要在刑法典中加以明文规定，以切实保障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石。至于采取哪种立法例，笔者认为，通过域外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立法例的分析，可以从中得出各个立法模式的优缺点为我国汲取和借鉴。综合以上分析，我国对原因自由行为可以采取“总则加分则”的立法模式：在刑法总则中，完善现行刑法第18条第4款，作为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总则性原则条款；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新的独立犯罪，作为关于醉酒犯罪的分则性个罪规定。
（一）在刑法总则中，完善现行刑法第18条第4款
1.考虑醉酒原因，对行为人区别对待
对原因自由行为进行处罚的前提根据在于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设定行为，只有可谴责于行为人本人的醉酒状态（自愿醉态），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对可能导致醉酒状态没有认识，而是由于不可预见或不能抗拒的原因从而陷入精神障碍的状态（非自愿醉态），此时行为人对于自陷状态是不自由的，因而不属于原因自由行为所要解决的情形，而应按照刑法一般归责原则处理。
根据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大体可以把醉酒的情形分为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两种。初次病理性醉酒的人，一般不可能预见自己在酒后会犯病，更无法预见会在病态下实施危害行为，不能适用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8）。但是“医学研究表明，病理性醉酒无复发倾向，醉酒者一般在一次醉酒后便拒绝再次饮酒，因而这种人一生中一般只出现一次病理性醉酒。”[8]所以若行为人明知自己有病理性醉酒的病史，而希望能够借助病理性醉酒的状态，实施某种犯罪或者预见到有实施某种犯罪的可能性，为了能够事后减免自己的刑罚而故意饮酒，就可按原因自由行为来处理，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
同理，对于生理性醉酒状态下实施的犯罪，亦需要区分不同情形处理：若原因设定行为具有可谴责性，便应根据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来适用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若行为人所实施的原因设定行为不具有可归责性，则不属于原因自由行为的范畴：对违法构成要件存在故意和过失状态下应作为限制责任能力或无责任能力者，依法减免刑罚；若不能预见危害结果，则只能作为意外事件，不以犯罪论处。
2.扩大原因设定行为的范围
域外对原因设定行为的范围有不同界定：德国刑法承认的原因设定行为的范围最为狭窄，仅限于醉酒以及麻醉；俄罗斯刑法将其范围扩展到一切迷幻药物；意大利、瑞士和日本承认的原因设定行为的范围最为宽广，不论使用何种方法，只要使自己置于精神障碍状态下实施犯罪的，均按照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处理。
根据上文分析的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原理，笔者认为，瑞士、意大利和日本刑法的立法例是方为可取的，亦即原因设定行为的范围不应只限于常见的醉酒和吸毒的情形，而应囊括任何故意或过失将自己置于精神障碍状态下实施犯罪的行为。
3.明确没有精神障碍程度的限制
关于行为人将自己置于精神障碍程度的限制，虽然德国刑法给出最为狭窄的规定，即仅限于完全无责任能力的状态而不包括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但大多数国家认为自陷于精神障碍的程度中，两种责任能力状态都包括。对于此点，笔者和多数国家的态度一致，理由是：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若不适用于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危害行为，而按照一般归责原则来处理，对行为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反，行为人自陷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犯罪的反而按照原因自由行为来处理，需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刑罚明显量刑不均，处于完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犯罪的处罚比处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的要重得多，这显然于法理和情理都不合，且有放纵犯罪之嫌。为了不使试图利用法律规定不明作为开脱法律责任的行为人逍遥法外，则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的也应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并根据行为人在原因设定行为时的责任状态追究其完全的刑事责任。
综上，可对原因自由行为在总则中进行如下完善：废除原来的第18条第4款，专门为原因自由行为设立一款，即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将自己置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而实施危害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不适用免除和减轻处罚的规定。同时增设新款，即行为人由于不能预见或无法抗拒的原因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而实施危害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或仍应负刑事责任，但可以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9]。
（二）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昏醉罪”
对于刑罚分则而言，通过上文对德国刑法立法例的分析，将完全昏醉作为一种独立犯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的立法模式，值得我国借鉴。然而有学者认为，对于原因自由行为不应采取分则立法模式，“因为原因自由行为类型复杂，涉及罪名众多，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差异悬殊，倘纳入一个罪名，无疑会形成一个没有确定犯罪构成、内容庞杂的大口袋，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10]此观点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没考虑到醉态犯罪与其他犯罪相比所具有的独特罪质，即使行为人在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状态下，实施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设定行为，但对特定违法构成要件可能不具有或者不能证明具有明确的认识，若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难以证明行为人犯罪时的主观心态，导致不能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去追究其完全刑事责任，或所实施的行为与刑法分则规定的特定构成要件不完全符合时，若不根据独立犯罪的立法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则无疑是为犯罪分子逃脱法网敞开大门。
我国酒驾及酒后肇事、吸毒后肇事的情形日益频现，刑法作为保障法有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义务。行为人在饮酒至醉前的完全责任能力状态中认识到或应当认识到醉酒后将实现不特定构成要件的一般危险性，其责任状态是自由的，在具有规范意识状态下仍然选择实施自我陶醉行为引发某种危害结果，且该种危害后果已经达到了值得刑法处罚的程度，有必要通过刑法分则增设新的独立犯罪进行规制，危险驾驶罪便是针对此种形势而为的适应大局的刑事立法。[7]449
我国刑法分则目前没有为醉态犯罪设定独立罪名作为总则的配套规定，故存在效仿德国现行刑法典关于完全昏醉罪进行新法补充的紧迫性。只有通过刑法分则增设独立的醉态犯罪，作为总则对原因自由行为立法和分则明文规定的其他醉酒犯罪的补充，方才能互相配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醉态犯罪立法体系。故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分则当中，有必要增设类似于德国现行刑法第323条a所规定的“昏醉罪”，即：故意或过失食用酒精、毒品或其他精神药品，将自己置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危险行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
注释：
（1）此处参考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般辩护理由intoxication，即包括醉酒又包括服用毒品等其他精神药物所引起的“醉态”，统一将在此“醉态”下实施的犯罪定义为“醉态犯罪”。
（2）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jiangsu/jsswxszjrmfy/wxgxjscykfqrmfy/xs/201412/t20141230_5731853.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3月28日。
（3）据此通说，原因自由行为只能涉及自我陶醉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该结论有违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缘起目的。
（4）若在为了实施犯罪或准备借口的目的而预先安排的醉酒、麻醉状态下犯罪，不免除甚至加重刑事责任；但如是出于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而陷于精神障碍状态，则免除或减轻刑事处罚。
（5）行为人意图犯罪，而自陷于意识重大阻碍或障碍之状态中者不适用本法第10条及第11条的规定。
（6）自己故意或过失招致精神障碍，导致发生犯罪事实的，均不适用草案第16条关于“无责任能力人之行为不罚、限制责任能力人之行为减轻处罚”的规定。
（7）如德国1969年刑法修正案，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现行刑法典。
（8）故学界和实务界大部分学者认为第18条第4款针对的也只是可归责于行为人的生理性醉酒而不包括病理性醉酒，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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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犯罪范文第2篇
一、醉驾案件上升趋势明显且高位运行
XX年5月至XX年7月，x市判决生效的醉酒驾驶案件共1455件，占同期刑事案件的22.4%;犯罪人数1455人，占同期犯罪人数的16.5%。XX年仅为45件，XX年、XX年分别上升到475件、508件，各占同期刑事案件的23%、24.9%。今年前7个月已达427件，占同期刑事案件的31.3%，同比上升48.9%，案件数量上升明显。
1. 从发生地看，荣成70件，占4.8%;文登137件，占9.4%;乳山533件，占36.6%;环翠360件，占24.7%;高区169件，占11.6%;经区186件，占12.8%。乳山发案数量多，与公安机关的查究力度大有一定关系。
2. 从身份看，本地人1154人，占79.3%，外地人301，占20.7%。其中，农民在被告人占第一位，共376人，占25.8%; 其次是个体工商户，共325人，占22.3%;无业人员居第三位，共297人，占20.4%;工人272人，占18.7%;国家工作人员人数最少，为7人，占0.5%。
3. 从年龄看，大部分在35岁以上，共1014人，占69.7%;26岁至35岁的317人，占21.8%;18至25岁的124人，占8.5%。
4. 从性别看，被告人绝大部分为男性。男性共计1446人，占99.4%;女性9人，占0.6%。
5. 从文化程度看，被告人绝大部分学历偏低。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939人，占64.5%;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377人，占25.9%;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139人，占总人数的9.6%。
6. 从驾驶的机动车类型看，主要为摩托车和小轿车。摩托车604辆，占41.5%;轿车512辆，占35.2%;农用车84辆，占5.8%。在不同区市，各类车型所占比并不相同，其中乳山摩托车所占比例最高，为75.2%，环翠、文登、荣成的比例也较高，分别为30%、29%和28.2%，高区和经区相对较低，分别为15%和6%;文登区和环翠区农用车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3%和10%。
7. 从被查获的方式看，醉酒驾驶行为多伴有交通事故，多因发生事故而被查获。发生事故而被查获的有478件，占32.9%;荣成、文登、高区伴有交通事故的比例均在80%以上。
8. 从醉酒程度看，被告人绝大部分醉酒较深。酒精含量80 -150mg/100ml的有364件，占25.02%;酒精含量150-250mg/100ml的有691件，占47.49%;酒精含量250-350mg/100ml的有393件，占27.01%;酒精含量350mg/100ml以上的有7件，占0.48%。
9. 从发案时间看，夜晚发案的占近7成。其中发案量最高的时段为晚20-23时，发案量为928件，占63.8%;午后14时-16时发案量也较高，发案量为388件，占26.7%。
10. 从判决结果看，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免予刑事处罚的8人，占0.5%，判处拘役并宣告缓刑的1212人，占83.3 %，判处拘役的有235人，占17.5%。
二、醉驾行为上升的原因比较复杂
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机动车的保有量逐年增加，相伴而生的酒后、醉酒驾驶机动车辆行为也不断上升。XX年，x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为595363辆，而XX年底的机动车保有量为743948辆，5年共增长24.9%，年均增加机动车29717辆，年均增长率为5.7%。其中汽车保有量上升更为明显，由XX年的264279辆增加至XX年的486914辆，5年共增长84.2%，年均增加44527辆，年均增长率为16.5%。
(二)传统酒文化影响较深。我国酒文化源远流长，走亲访友、婚丧嫁娶、应酬接待等活动均少不了酒。胶东地区 又以豪爽、好客闻名，酒宴聚会为了尽兴，总想出各种办法劝酒或者强迫别人喝酒，驾驶者往往为了顾及情面喝酒，往往前脚出酒店，后脚就上车驾驶车辆，造成醉酒驾驶行为的发生。
对醉酒驾驶的宣传不够。“醉驾入刑”三年多来，尽管相关部门都开展了一些法律宣传，但宣传力度依然不够大，宣传的方式方法不够多样，未能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认知，尤其是身处农村、工厂的人员由于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缺少有效的途径获取相关信息，对危险驾驶罪往往不甚了解，导致发案率较高。
驾驶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普遍抱有侥幸心理。许多驾驶员对法律法规缺乏足够了解，没有把醉驾行为上升到构成犯罪的高度来认识，没有公共安全意识。XX年5月1日“醉驾入刑”时，人们对酒驾相当注意，酒驾、醉驾行为明显减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的思想逐渐放松了。尤其是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驾驶员，即使知道醉酒驾驶的严重后果，仍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一则自己的驾驶技术过硬，只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二则就算交警查究也不一定查到自己身上，往往酒后驾驶冒险一搏，造成酒驾、醉驾行为的发生。
对醉驾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震慑力不强。醉驾案件虽大部分事实清楚、案情简单，但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判决往 往需要数月的时间，此间对犯罪嫌疑人基本都采用取保候审措施，部分外地的犯罪嫌疑人经常负罪潜逃，逃避法律制裁。在司法实践中，全市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达到83.3 %。一些非公职人员身份的驾驶人员往往认为只要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判实刑就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从而对判缓刑持无所谓的态度，这种心理既严重威胁着交通安全，又提高了醉驾行为的发案率。
三、几点建议
预防醉驾行为的发生，关键要提高全社会对该类行为危害性的认识，同时相关部门要依法从严查处醉驾行为，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建立联动机制，共同遏制醉驾行为滋生的土壤。
加大宣传力度。一是确定宣传重点。将农民、摩托车驾驶人员以及中青年列为重点宣传对象，将车站、饭店、KTV、重点路段等作为重点宣传场所。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广播等媒体和法制宣传日等宣传手段，大力宣传交通安全法规，让广大群众加深对“酒驾”、“醉驾”严重后果及危害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二是用手机短信建立“塔形”宣传架构。宣传者由交巡警发起，客户群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重点交通违法人员等组成，再由这些单位或个人建立更下层客户群发送交通安全短信，达到“人人受益”目的。三是强化商家的提示义务。在酒店、 餐馆、公共停车场、酒吧及其他娱乐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等温馨提示或宣传画，友情提示饮酒者和醉酒者请勿驾车，不断增强警示作用。
加大打击力度。一是加大查处力度。建议公安机关严格执勤执法，形成严管常态化，加大对酒驾、醉驾行为的排查频率和密度，将日常检查整治与集中专项整治相结合，对醉驾行为，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处罚一起，促使驾驶人员放弃侥幸心理，强化公共道德和公共安全意识，自觉约束酒驾、醉驾行为。二是建立醉酒驾驶案件速办机制。建议公检法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理顺醉酒驾驶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等流程，加强案件由立案侦查到判决执行各个环节的衔接，建立快速、准确处理的联动机制。三是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具体案件酒精含量、时间、酒驾次数、环境、地段等因素，综合评价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制定统一的量刑标准。对两高、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八种从重处罚的行为，要依法从重判处，同时减少缓刑的适用比例，始终保持对醉驾行为的高压态势。
建立惩戒联动机制。一是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对醉驾人员，要依法吊销驾驶证;对同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要取消终身驾驶资格。对醉酒驾驶的公职人员，除判处刑罚外，要建议有关单位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在企业工作 的醉驾人员，要依照《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建议用人单位解除与醉驾者的劳动合同，增强驾驶人员对法律的敬畏意识。二是加大信用惩戒力度。强化与保险、银行的机构的协调联动，建立针对醉酒驾驶行为人的机动车保险费率浮动制度，提高其保险费率，并由银行采取记入个人不良信用记录、降低行为人信用等级等措施，提高危险驾驶的违法成本，从而达到遏制危险驾驶犯罪的目的。
倡导积极健康的酒文化。要在全社会倡导积极健康的酒文化，引导公民树立健康饮酒、适量饮酒的理念，切实改变劝酒、派酒的不良风俗习惯，不仅需要主人一方少劝酒、多劝阻，还需要开车一方坚持原则，自觉拒绝饮酒，或者以茶代酒。同时，要加强饭店、娱乐场所的提醒责任，对开车前来消费的顾客及时劝止酒后驾车行为。通过多种方式，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全社会形成禁止酒驾、文明驾车的浓厚氛围。
建立规范的代驾机制。在短期内无法扭转传统饮酒习俗的情况下，建议积极引导和扶持代驾行业的发展。一是确定代驾主管部门。明确交通行政管理机关是代驾公司的主管部门，对代驾公司的经营行为、服务质量及诚信等进行监督管理。二是建立代驾公司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代驾公司档案，采用科学的手段加强管理，加强对代驾公司的监管。三是制 定规范的机动车代驾服务合同。合理界定代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避免代驾纠纷的发生。四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统一代驾收费标准，公布主管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随时接受投诉，加大对扰乱正常代驾市场的“黑代驾”的处罚力度，加强对代驾业的监管。
各部门、单位，国资公司：现将《关于在新城区党员干部中开展“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主题实践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徐州市委市新城区工作委员会 XX年3月3日 关于在新城区党员干部中开展“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主题实践活动的方案 按照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党员中开展“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主题实践活动方案〉的通知要求，现制定新城区主题实践活动方案如下：
一、目标要求开展“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主题实践活动，必须按照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用规矩上紧党员干部行为的“发条”，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必须围绕“迈上新台阶、建设新徐州”的目标，紧密结合新城区工作实际、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实际，积极拓展“两个习惯”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提升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水平;必须强化“两个责任”的落实，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治腐败，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驰而不息改进作风，引导和促 进党员干部做到崇尚法治、敬畏民意、规范用权、守正勤廉，推动新城区各项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组织领导新城区“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主题实践活动,由新城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具体实施。
三、时间安排从XX年3月开始，到XX年12月底。
四、参加人员新城区管委会机关、各直属单位，新城区国资公司各部门、各子公司全体党员。
五、主要内容1.开展深入学习。结合新城区党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要求，通过中心组集中学习活动，深入学习“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相关资料，并邀请专家进行解读。2.开展讨论交流。在新城区网站开设专栏，开展征文活动，促进学习讨论交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各单位、处室要结合实际，制定学习讨论方案，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讨论交流活动。3.开展走访、调研。党员要深入到一线与服务对象零距离进行走访、调研，广泛收集各方面意见建议，及时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4.召开民主生活会。以“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为主题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抓好落实整改，建立长效机制。
六、工作步骤本次主题实践活动分为动员部署、组织实施、整改落实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动员部署主要任务是学好理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转变观念，加强学习和宣传，营造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舆论声势和良好的社会氛围。主要有三个环节：1.活动部署制定新城 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方案，对活动进行全面部署。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引导全体党员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2.开展理论学习重点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有关“守纪律、讲规矩”等重要论述，以及“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学习材料。要结合实际，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务虚学习与思考实际问题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开展学习，强化规矩教育、纪律教育。集中学习不少于2次，严格规定学习纪律，做到学习有笔记、有思考。党员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对照自身思想观念，对照工作作风，撰写心得体会，每人不少于1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下发违纪违法人员忏悔录，召开座谈会、交流会，进行深入地讨论，相互交流思想，形成共识，进一步加深对“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内涵和意义的理解，增强贯彻执行的内在动力。3.加强宣传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通过网站专栏等平台，收集在“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主题实践活动中好的经验做法，促进学习交流。要积极利用网络、宣传栏等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方式参与到主题实践活动中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第二阶段：组织实施主要任务是针对在工作作风、党性修养、理论认识、工作实践等方面，认真开展理性思考，做好对照查摆剖析。 1.开展讨论交流以“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为主题，结合实际，开展思想交流。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 员与各单位、处室负责人之间、部门负责人与一般党员之间通过召开座谈会、交流会等方式进行谈话、谈心活动，深入地讨论，相互交流思想，形成共识，进一步加深对“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内涵和意义的理解，增强贯彻执行的内在动力。新城区网站活动专栏将刊发党员干部优秀理论思考、学习心得、工作感悟。2.广泛征求意见对照“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主题实践活动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采取座谈、走访等多种形式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范围包括一般党员、职工，与新城区关系密切的相关部门以及服务对象。3.调研查摆问题围绕学习、讨论中提出的重点问题，结合实际工作，深入基层，贴近广大职工和相关服务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调研。要在讨论交流思想、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采取自己找、大家提、互相点、上级帮等办法，查摆剖析在工作作风、党性修养、理论认识、工作实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撰写剖析材料，明确进一步努力的方向。第三阶段：整改落实主要任务是高质量召开民主生活会，制定整改方案，健全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总结主题教育实践成果。1.召开民主生活会在进行深入学习、充分研讨、广泛征求意见、集中调查研究、查摆问题的基础上，党员领导干部要以“守纪律讲规矩、拓展两个习惯”为主题，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要邀请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人员参加指导，对民主生活会质量进行评议。2.落实 整改措施，建立长效机制根据查摆出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探索建立工作长效机制，促进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要严格按照整改方案确定的时限和责任要求认真整改。整改方案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监督。3.总结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整改工作结束后，党工委将认真总结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经验，将活动情况向全体党员、职工进行通报，并形成活动总结上报市主题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将活动资料整理汇编、归档备查。
醉酒驾驶犯罪范文第3篇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
(公交管[2011]190号)
颁布时间：2011年9月19日 颁布单位：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以来，各地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了一批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保证《刑法修正案
(八)》的正确实施，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的执法活动，依照刑法及有关修正案、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规定，现就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进一步规范现场调查
1、严格血样提取条件。交通民警要严格按照《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的要求检查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检查中发现机动车驾驶人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的，立即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对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当事人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异议，或者拒绝配合呼气酒精测试等方法测试以及涉嫌饮酒后、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应当立即提取血样检验血液酒精含量。
2、及时固定犯罪证据。对查获醉酒驾驶机动车嫌疑人的经过、呼气酒精测试和提取血样过程应当及时制作现场调查记录;有条件的，还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有见证人的，应当及时收集证人证言。发现当事人涉嫌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当事人驾驶的机动车，需要作为证据的，可以依法扣押。
3、完善醒酒约束措施。当事人在醉酒状态下，应当先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并进行人身安全检查，由2名以上交通民警或者1名交通民警带领2名以上交通协管员将当事人带至醒酒约束场所，约束至酒醒。对行为举止失控的当事人，可以使用约束带或者警绳，但不得使用手铐、脚镣等警械。醒酒约束场所应当配备醒酒设施和安全防护设施。约束过程中，要加强监护，确认当事人酒醒后，要立即解除约束，并进行询问。
4、改进执勤检查方式。交通民警在道路上检查酒后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科学组织疏导交通，根据车流量合理控制拦车数量。车流量较大时，应当采取减少检查车辆数量或者暂时停止拦截等方式，确保现场安全有序。要求驾驶人接受呼气酒精测试时，应当使用规范用语，严格按照工作规程操作，每测试一人更换一次新的吹嘴。当事人违反测试要求的，应当当场重新测试。
二、进一步规范办案期限
5、规范血样提取送检。交通民警对当事人血样提取过程应当全程监控，保证收集证据合法、有效。提取的血样要当场登记封装，并立即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检验鉴定机构或者经公安机关认可的其他具备资格的检验鉴定机构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因特殊原因不能立即送检的，应当按照规范低温保存，经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在3日内送检。
6、提高检验鉴定效率。要加快血液酒精检验鉴定机构建设，加强检验鉴定技术人员的培养。市、县公安机关尚未建立检验鉴定机构的，要尽快建立具有血液酒精检验职能的检验鉴定机构，并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要切实提高血液酒精检验鉴定效率，对送检的血样，检验鉴定机构应当在3日内出具检验报告。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告知其在接到检验报告后3日内提出重新检验申请。
7、严格办案时限。要建立醉酒驾驶机动车案件快侦快办工作制度，加强内部办案协作，严格办案时限要求。为提高办案效率，对现场发现的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嫌疑人，尚未立刑事案件的，可以口头传唤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有条件的，对当事人可以现场调查询问;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及时进行讯问。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在查获犯罪嫌疑人之日起7日内侦查终结案件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情况特殊的，经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案时限。
三、进一步规范立案侦查
8、从严掌握立案标准。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未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当事人被查获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测试或者提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应当立案侦查。当事人经呼气酒精测试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在提取血样前脱逃的，应当以呼气酒精含量为依据立案侦查。
9、全面客观收集证据。对已经立案的醉酒驾驶机动车案件，应当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证据材料，并严格审查、核实。要及时检查、核实车辆和人员基本情况及机动车驾驶人违法犯罪信息，详细记录现场查获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人员车辆基本特征以及现场采取呼气酒精测试、实施强制措施、提取血样、口头传唤、固定证据等情况。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以及情节轻重等情况作重点讯问，并听取无罪辩解。要及时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其他证据材料。
10、规范强制措施适用。要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合理适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确保办案工作顺利进行。对犯罪嫌疑人企图自杀或者逃跑、在逃的，或者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以及确需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羁押的，可以依法采取拘留措施。拘留期限内未能查清犯罪事实的，应当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手续。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或者强制措施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强制措施。
11、做好办案衔接。案件侦查终结后，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在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前，依法吊销犯罪嫌疑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对其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要及时了解掌握案件起诉和判决情况，收到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有关的司法建议函后，应当及时归档。对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或者法院判决无罪但醉酒驾驶机动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2、加强执法办案管理。要进一步明确办案要求，细化呼气酒精测试、血样提取和保管、立案撤案、强制措施适用、物品扣押等重点环节的办案标准和办案流程。要严格落实案件审核制度，进一步规范案件审核范围、审核内容和审核标准，对与案件质量有关的事项必须经法制员和法制部门审核把关，确保案件质量。要提高办案工作信息化水平，大力推行网上办案，严格办案信息网上录入的标准和时限，逐步实现案件受理、立案、侦查、制作法律文书、法制审核、审批等全过程网上运行，加强网上监控和考核，杜绝“人情案”、“关系案”。
四、进一步规范安全防护措施
13、配备执法装备。交通民警在道路上检查酒后驾驶机动车时，必须配齐呼气酒精含量检测仪、约束带、警绳、摄像机、照相机、执法记录仪、反光指挥棒、停车示意牌等装备。执勤车辆还应配备灭火器材、急救包等急救装备，根据需要可以配备简易破拆工具、拦车破胎器、测速仪等装备。
14、完善查处程序。交通民警在道路上检查酒后驾驶机动车时，应当根据道路条件和交通状况，合理选择安全、不妨碍车辆通行的地点进行，检查工作要由2名以上交通民警进行。要保证民警人身安全，明确民警检查动作和查处规程，落实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发生民警受伤害案件。
醉酒驾驶犯罪范文第4篇
在《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危险驾驶罪名之前, 醉酒、飙车等一系列危险行为致人死伤的惨案频发。不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也激起了强烈要求严惩该类犯罪的呼声。但在我国未增设该罪之前的刑法框架内, 对没有造成实害结果的危险驾驶行为一般不认定为犯罪。显然, 这样的结果远不能填息民众对此类肇事行为的愤慨。危险驾驶行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处,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探讨。
长期以来, 除非行为人具有直接故意, 司法实践中一般只根据肇事后果和伤亡程度或依不同情节, 在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择一定罪处罚。对于未造成危害结果的危险驾驶行为, 只能进行行政处罚, 无法对行为人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但自黎某某与孙某某案发生后, 关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刑事政策发生了变化。2009年8月, 公安部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酒后驾车的专项行动。2009年,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 要求扩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 抑制恶性事故的频发态势。但《意见》并没有解决危险驾驶行为所带来的司法困境。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八) 》给出了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对策, 将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并对《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进行了调整, 增大处罚力度。
2013年12月, 两高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 从重处罚的八种具体情形。2014年10月, 《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新增两类危险驾驶行为, 分别是在公路上从事客运业务, 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 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2015年8月, 在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九) 》第一百三十三条中正式确立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 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 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以及“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 危及公共安全的”两类危险驾驶行为。
综上, 从增设危险驾驶罪起, 在此起彼伏的争议声中, 相关法律法规一直在逐步修改与完善。但学界多数学者仍呼吁, 将吸毒或服用过量镇定类药品后驾驶、无证驾驶、驾驶不具备安全性能的车辆、高速公路或单行道逆向驾驶等同样具有危险性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虽然, 本次刑法修改新增两类危险驾驶行为, 但在此基础上, 仍有必要适时考虑加以兜底性条款进行补充。
二、惩治危险驾驶犯罪基本贯彻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回顾关于危险驾驶犯罪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这表明了我国刑事政策从轻缓到严厉的转向。但从现有法律法规出发, 其基本内涵依然贯彻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从表象上看, 我国对危险驾驶行为坚持从严惩治。实则, 危险驾驶行为的入罪标准和刑罚设置都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醉驾为例, 对情节较轻、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的情形, 可分别依法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对构成犯罪并且情节严重的醉驾行为, 依法处以较重的刑罚;对此类犯罪案件中同时构成其他严重犯罪的, 则以重罪论处或数罪并罚。
虽然, 仍有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力度偏轻”、“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过于轻缓”等观点。但纵观刑法各项罪名, 危险驾驶罪是唯一将拘役规定为主刑的犯罪。危险驾驶犯罪法定刑虽轻, 但轻罪轻刑, 是刑罚适用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 而不能仅从社会危害性角度一味强调严惩。
三、惩治危险驾驶犯罪最好的刑事政策———社会政策
关于危险驾驶犯罪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这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然而, 行政管理手段是否已经穷尽、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圈是否存在过度扩大的危险、立法如何立足当下的社会现实, 都是立法者在刑事立法活动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尤其需要特别纠正和克服政策选择上的“喜新厌旧”及“泛刑法化”倾向。前者认为现有机制不适应就应该抛弃, 忽视发挥现行冲突解决机制功能而迷信于设计新的反应方式;后者则寄希望于利用刑法干预方式解决所有严重的社会问题, 过渡依赖刑法。笔者认为, 犯罪化并非解决危险驾驶问题的唯一选择。忽视非刑法的政策作用, 将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刑事政策选择的关注焦点集中于犯罪化, 以为法律的关注就是道德的关注, 不是刑事政策的科学选择。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有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因此, 严格把关驾照考试、普及危险驾驶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强化民众的守法意识、在全社会最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等, 才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果, 真正地实现刑事政策的内在价值。毕竟, 徒法不足以自行。
摘要：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事件。本文简单梳理危险驾驶犯罪的刑事政策发展, 探究其背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认为, 良好的社会政策远比纯粹的立法修改更重要。
关键词：危险驾驶,刑事政策,历史探析
参考文献
[1] 赵秉志.刑法修正案 (八) 宏观问题探讨[J].法治研究, 2011 (5) .
[2] 陈兴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