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税范文

社会保障税范文第1篇

摘 要：对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有很大的争论，社会保障费能否改为国际通用的社保税一直未有定论。因此，有必要从国内外不同角度对社会保障税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综述，本文一方面回顾社会保障税必要性的文献，另一方面阐述国内各种研究社会保障费转税是否可行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总结并尽可能给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费 社会保障税 文献综述

1.国外有关社会保险税综述

1.1社会保障税是否为最佳的资金筹集方式的研究

在国外社会保障税收制度的实践中，Xavier Sala-i-Martin（1995）比较研究了139个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之后发现，绝大部分的养老保险资金是通过收入税或者工薪税的形式收缴。所收税的贡献者有雇主、雇员、或者二者共同缴纳，缴纳比例在各个国家的是不尽相同的。Stephen Nickell（ 1997） 认为较高的失业率和慷慨而无限制地发放救济有着直接的联系，应当降低社会保障税税率，削减社会保障开支。

1.2社保税在税收体系中地位、功能的研究

据统计，二十世纪末，世界上已经有17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社会保障税在税收体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社会保障税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大税种，成为影响税制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统计年鉴的统计显示，目前，在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社会保障税已经成为头号税种；在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发展较快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税也迅速崛起，例如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社会保障税同样成为本国的第一大税种。

1.3关于社会保障税征收效率的研究

在国外，关于社会保障税征管效率的研究，大多是作为税收的一个种类，内蕴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总体研究之中。美国经济学家 Guttman（1977）、Tanzi（1993）等人运用各种方法如现金比率法、纳税能力估测法对地下经济进行测算，估算出税收流失的规模。Allingham 和 Sandmo（1972）建立模型对纳税人偷逃税进行分析，探讨影响偷逃税因素，引发了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

2.国内有关社会保险税（费）综述

2.1对开征社会保障税迫切性、必要性和意义的研究

曲顺兰（ 2001） 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网”。开征社会保障税能给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以一种安全感，必然会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马杰（ 2004） 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会产生外部正效应，因此，社会保障资金需要通过税收手段进行筹集。庞凤喜（ 2006） 等学者认为作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一种手段，社会保障税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有利于增强资金的征收力度；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保障广大从业人员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开征社会保障税，将有利于充分利用政府的行政资源，提高征收效率。

2.2 对社会保障税持支持态度的研究

这种观点认为现行社会保障费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应该用税取代费。安体富（2007）提出社会保险税能够提高社会保障收入征收率和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赵红（2010）认为费改税的最大好处就是将社会运行成本、将公众所承担的真实税负摆上桌面，以为决策的参考，以为调整税率、实现社会分配改革的依据，实现真正的义务与权利层面上的公平对等；石柳清（2012）认为开征社会保险税有利于社保基金纳入预算进程，保证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险收入，有利于规范化的征收机制，有利于增强资金互济性，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2.3对社会保障税持反对意见的研究

郑秉文（2007）认为采取缴费制可强化个人缴费的激励作用，防止道德风险，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参保的积极性，同时扩大覆盖面。同时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如果采取缴税制，均贫富效应就会降低发达地区上缴社保供款的积极性，道德风险导致统筹层次难以提高。而且我国实行的是统账结合制，其中个人账户供款带有强烈的个人储蓄性质，其明显的返还性质与税收性质刚好相反，如果费改税，会与制度结构产生严重冲突。彭珊（2010）认为作为我国社会保险体系核心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都是实行的“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其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体制应采用有偿、对称的收费方式籌资，而不宜采取纳税方式。袁圣韵乐（2010）认为从费到税，并非简单征收方式的转变，而是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转轨。这样的转轨势必面临巨大的成本，包括机构职能的重新划分、社会成员的重新适应等。

2.4对社会保障税持谨慎态度的研究

邓子基（ 2006） 认为在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较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不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逐渐步入高峰期、各省市养老保险基金积累参差不齐、各地基本社会保险水平差异甚大的情况下，要确定一个适当的税率水平，使之不至于因此挤出强制性缴费的养老金计划下的个人储蓄，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朱智强（ 2008） 认为应否开征社会保障税还需慎重考虑，如果将费改为税，一方面，由于工作负担的加重，税务机关的规模和人员配备势必要扩大和增加，需要更多的经费加以补偿，征税成本随之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削弱了以前多部门相互监管社会保障资金的机制，社会保障资金流失的风险必然会加大，而这个风险最终只能由财政来承担。

3.结论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解决社会财政危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措施。而当前我国国内关于社会保障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有筹资方式存在的问题，探讨现有筹资方式改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总体来说，主张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以税收形式筹资社会保障资金的观点占主导地位。开征社会保障税虽是一种较好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但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要与一国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时代相适应。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对其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论证后方能施行。

参考文献：

[1] 马蔡琛.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若干思考[J].税务与经济，2011

[2] 王鸿貌.社会保障税相关问题研究[J].税务研究，2012

社会保障税范文第2篇

共 3 大题，总分 100 分，60 分及格

(请于 30 分钟内完成)

一、单选题(共 15 小题，每题 4 分)

1、(D)是新时期党群关系内涵和本质的集中体现。

A、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B、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C、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D、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C)从2004年开始采取“三步走”的策略，实现了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体系。

A、广州市

B、珠海市

C、深圳市

D、汕头市

3、(A)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当之无愧的主心骨。

A、共产党

B、国民党

C、民主党

D、人民群众

4、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

A、

2B、

3C、

4D、

55、(C)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概念，并围绕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进行了系统论述。

A、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B、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C、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D、党的十六届七中全会

6、(B)是显著影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的最重要因素。

A、科技实力

B、经济发展水平

C、人口因素

D、地域因素

7、党的(C)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A、十四大

B、十五大

C、十六大

D、十七大

8、(D)指出：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把促进党群干群关系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政治问题。

A、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B、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C、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D、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9、截至2012年(A)月底，广东省共有19个地级以上市和47个县(市、区)成立了社会组织党工委。

A、

2B、

3C、

4D、

510、(B)的非营利组织的经费可以百分之百地来源于政府。

A、美国

B、加拿大

C、新加坡

D、英国

11、2007年11月，在(A)举行的全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确定启用“社会组织”这一新的概念，不再沿用以前的“民间组织”。

A、 民政部

B、 财政部

C、 国务院

D、 全国人大

12、2009年，(A)被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列为2009年全国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十件大事之一。

A、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党工委的成立

B、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纪工委的成立

C、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团工委的成立

D、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妇工委的成立

13、(D)强调的不是社会组织是否已经注册或具有法律权限，而是必须建立完整的制度规范，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组织的内部结构活动具备相对持续性等。

A、自治性

B、非营利性

C、非政府性

D、组织性

14、迄今为止，(A)并没有一部专门规定非营利组织的法律，也没有专门管理机构。

A、美国

B、英国

C、法国

D、新加坡

15、北京市认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首先要把(B)做大做强，不能搞“两张皮”。

A、 社会团体

B、 人民团体

C、 民办非单位企业

D、 基金会

二、多选题(共 5 小题，每题 4 分)

1、“十二五”期间，广东社会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ABCDE)。

A、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系

B、建立健全法规，完善政策扶持体系

C、加强政治建设，形成完整组织保证体系

D、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公共服务体系

E、加强执法监察，完善综合监管体系

2、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受到弱化，主要体现在：(ABC)。

A、党组织的覆盖出现空白

B、一些基层组党组织的素质不高

C、党的基层组织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下降

D、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

3、密切党群关系的具体路径(ABD)。

A、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B、必须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

C、必须厉行反腐倡廉和作风建设

D、必须尽快建立科学有效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4、新时期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ABCD)。

A、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B、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C、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D、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正确处理党群关系

的最终归宿

5、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包括(ABD)。

A、提供服务

B、反映诉求

C、促进经济

D、规范行为

三、判断题(共 5 小题，每题 4 分)

1、新时期党群关系，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 )

√对错

2、基层组织处在党联系群众的第一线，是党群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基层组织的状况和能力，直接决定着党群关系的走向。( )对√错

3、新时期各种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党群关系。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可以分为党内因素和党外因素两方面。( )

√对错

4、加拿大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管理的政府机构主要有三个：一是消费者商业事务部;二是税务局;三是国内事务部。( )

√对错

5、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制度建设为标志，可分为四个阶段。( )

社会保障税范文第3篇

收稿日期： 2011-06-04

作者简介： 仇娟东，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及区域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KRM58）。

摘要

新时期，土地利用的属性决定了土地利用能同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而这两种效益的交互耦合进一步决定了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本研究建立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设计了分别测度这两种效益的指标体系，用熵值赋权法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中这两种效益的系数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均较好的上海市；第二类地区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好但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第三类是生态环境较好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第四类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环境建设更为落后的地区；第五类是生态环境建设滞后但社会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地区。最后，对每一个类型的成因和未来发展思路作了说明，在此基础上，又说明了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等基本政策含义。

关键词 土地；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关系；熵值赋权法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17

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1]。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2]。可见，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非协调性和土地供求总量的矛盾性是中国土地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和推动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便成为管理层关心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土地利用效益方面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定性研究方面，张忠国、高军[3]认为土地资源具有经济特性和生态特性的双重属性，从而土地利用也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二重效益；李边疆、王万茂[4]认为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耦合关系，并以复杂系统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质。在定量研究方面，诸多学者运用动态耦合模型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情况，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将相应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不同阶段[1,5-6]；王瑷玲等[7]构建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景观效益的指标体系，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山东省宁阳县的土地利用情况，并将评价结果分为不同等级；陈伟、吴群[8]构建了包括经济规模、集约程度、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基于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南浔经济开发区土地开发的最终效益，并得出该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不太协调、开发效益较差的结论。

综观上述研究，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指标体系，学者们逐步建立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取舍或组合，这些指标的具体衡量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数据类型，学者们分别运用了截面数据、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但以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居多，综合截面数据较少；第三，研究区域，主要是针对某一城市或省（区）进行分析，而对中国整体的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的评价较少；第四，评价方法，除了用于评价的主体方法不同之外，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的具体方法也存在差异。综上，本研究将从土地利用的基本属性出发，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以200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法来测度各地区土地利用中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交互耦合水平，从而为各地区土地的科学、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1.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

在新形势下，土地具有资本、资产、资源“三位一体”的属性[9]，而正是这种属性使得土地成为“经济——社会——生态”组成的复合系统，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益相应地是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组成的复合效益体系。在该复合效益体系中，由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净化土壤、改善小气候、改善大气质量、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组成的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反映了土地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由食物生产和原料供应等所反映的经济效益子系统及由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空间及景观、科学文化等[10]所反映的社会效益系统，反映了土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根据土地再生产方式的不同，可将土地利用的效益系统分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而人口子系统是联系这两个系统的纽带。在人类利用土地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因技术、观念、资本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会对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造成破坏，从而也限制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改进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人类利用生态环境的能力，而土地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善也将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可见，这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共同使土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前提和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载体。据此认识，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可简单表示为图1。

如图1所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 境效益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二者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统一

体，因而如何扬长避短并协调各自作用中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及不利条件，最终达到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对推动人地、城乡等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系统所提供的支持，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一步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化解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发展所带来的约束；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整体思路与最终目标。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基础，指标选择的好坏对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为设计适合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依据上述对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认识和相关文献[5-6]，初步设计了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

[BT2]1.3 评价方法

在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明确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及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情况的具体测度方法。

1.3.1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1]。所谓熵值赋权法是指根据各指标信息载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对 m个评价方案和n项评价指标形成的数据矩阵X=(xij)m×n，对于某项指标xj指标值xij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xij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评价中不起作用。可见熵值赋权法是一种客观赋值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一般地，熵值赋权法求各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1）计算指标xij的比重Pij，其中Pij=[SX(]xij ∑[DD(]m i=1[DD)]xij[SX)]；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其中ej=－k∑[DD(]m i=1[DD)]Pij ln Pij，其中k=([SX(]1 ln m[SX)])，可以证明ej∈［0，1］；

（3）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其中gj=1－ej；当gj值越大，则指标xj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

（4）计算指标xj的权数ωj，其中ωj=[SX(]gi ∑[DD(]n j=1[DD)]gi[SX)]=[SX(]1－ej ∑[DD(]n j=1[DD)](1－ej)[SX)]（j=1，2，3…n）；

1.3.2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方法

一般地，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系统或运动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则是衡量这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好坏程度的数据。在本研究中，

耦合协

调度是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数据。假设用xi(i=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用yj(j=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则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分别表示为：

[JZ(]s(x)=∑[DD(]n i=1[DD)]aixi，e(y)=∑[DD(]n j=1[DD)]bjyj[JZ)]

其中， s(x)和e(y)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ai、bj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的权重。根据相关文献[12]，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C= s(x)•e(y) s(x)+e(y) 2 2

其中，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它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即s(x)与e(y)之和一定），为使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最高（即s(x)与e(y)之积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进行协调组合的数量程度。容易证明，0C1，C越大，说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越协调；反之则反是。

然而，耦合协调度系数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由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组成的整体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多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单纯依耦合协调系数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可将耦合协调度系数与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结合起来，构造耦合协调发展系数来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整体协同效应或者贡献。其具体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D＝ C•T

T＝αs(x)+βe(y)

其中，D表示耦合协调发展系数；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T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α，β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重要程度的权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α= ω(X) ω(X)+ω(Y) ,β= ω(Y) ω(X)+ω(Y)

其中，ω(X)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ω(Y)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依据耦合协调发展系数D的大小，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5大类、15种基本类型，具体如表2所示。

在实证测算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系数 （D）后，可依据表2给出的标准进行定量评判。

2 实证测度

2.1 数据的来源及其预处理

本研究拟测度中国各省（市、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发展水平，但由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因此研究范围仅限于大陆的31个省（市、区）。本研究的各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9》，当然，对于极个别的缺失数值，笔者以相应指标的平均值估计填充。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单位不统一，即使一些指标的单位是相同的，但其实际意义也存在一定差异，加之指标体系中存在正向及逆向不同属性的指标，因此，为了消除这些量纲差异和屏蔽效应，笔者首先用极差标准化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xi′= (xi-mi)/(Mi-mi),对于正向指标

(Mi-xi)/(Mi-mi),对于逆向指标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

yj′= (yj-mj)/(Mj-mj),对于正向指标

(Mj-xj)/(Mj-mj),对于逆向指标

其中，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实际值，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标准化后的值。i和j分别为指标个数，i=1～16，j=1～16。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标中的最小值，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中的最大值。

2.2 权重的确定

用熵值赋权法对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进而测度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2.3 测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的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笔者测算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 s(x)）、生态环境效益系数（e(y)）、耦合协调度系数（C）、整体效益指数（T）、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如表4所示。当然，根据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和表2所示的分类体系，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亦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4）。

如表4所示，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来看，可将中国31个省（市、区）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社会经济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类，并且调度

以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居多。从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

系数来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主

要集中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两类，并且以中度失调衰退类居多。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及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合来看，中国各省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可划分为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和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五种类型。本研究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效益各类别的成因及未来发展对策简单解释如下：

第一，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表4所示的实证测度结果显示，上海市是中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的土地利用效益处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型的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市单位面积土地的财政收入、单位面积土地的二产增加值、单位面积土地的三产增加值、单位建设用地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交通运输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而其余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在全国前列，这说明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良好。相比较而言，除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指标在全国前三名外，上海市其余的生态环境指标大多居于中游水平，从而使得上海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进一步协调发展。

第二，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江苏、浙江、天津、广东、山东、福建、湖南、河南等九个省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也在0.4～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这表明，这些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而生态环境仅能勉强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这些地区单位土地面积的各类增加值均居于全国前列，由城乡收入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城镇人口比重等为代表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然而，这些地区的由建成区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反映生态情况的指标并没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指标排名比较靠后；当然，这些地区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反映环境状况的指标排名较为靠前。综合来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使得这些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排名靠前，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布局的超负荷型，如大面积房地产开发中绿化的忽视、大规模工业园与产业园建设中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等，使得土地利用中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海南和江西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均小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431 7和0.418 6，按照相应标准，这两省土地利用效益属于勉强

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海南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居于全国第三位、森林覆盖率居于全国第四位、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居于全国第一位；江西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均居于全国第二位；可见，海南与江西均具有良好的生态基础，加之居于中上游水平的其它指标的作用，使得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数得分较高。相比较而言，海南、江西两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如海南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全国最高值，加之大多数居于中下游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的作用，表现出了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

生态环境效益的现实状况。社会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的现实，既说明了江西、海南两省的土地利用中的不足，也说明了在生态环境良好和承载力充裕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较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辅以产业布局等措施发展经济及加快社会事业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这两省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有效措施。

第四，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如表4所示，河北、辽宁、湖北、安徽四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大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

并且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在0.2-0.4之间，因而这四省土地利用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从各原始数据来看，这四省土地利用的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均居于中游水平，但生态环境效益指标却大多居于中下游水平，因而使得这四省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也使得这四省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较低，而土地的利用也表现出中度失调衰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不均衡性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制约，因而这四省不得不面临继续 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加速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 任务。这四省的未来发展中，应提高集约利用土地的能力，也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当然，这四省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培育、建设与保护，加大对废弃物的管理以及再生利用，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水平，以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也要进一步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于开发、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五，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广西、重庆、四川、内蒙古、西藏、吉林、黑龙江、陕西、宁夏、山西、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大于社会经济效益，加之本来是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特征。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国西部，由于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相对广阔而人口稀少，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中、东部地区，但该地区却是我国的能源、资源富集区，因此应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利用好生态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此外，鉴于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国家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而这些地区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应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合理应用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因此，这些地区仍然面临改善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而发展的基本思路还在于进一步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带来的“比较优势”，并将这些优势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达到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良性循环。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仅有上海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达到中度协调发展类，其余30个省（市、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并且尚无良好协调发展类地区出现。根据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的测度方法的基本原理，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和指标体系相对庞大造成的，也就是说，各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土地利用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显得较为有限。

第二，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其生态环境也要优于西部地区。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较高，并且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比较低，并且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这就说明：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环境情况呈负相关关系，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

第三，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为了促进全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应进一步合理引导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解决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通过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从而解决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在全国土地资源有限和呈现明显区域分布特征的背景下，应开发、复垦、整理等多方式并举以保证耕地的供给；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确保土地利用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

（编辑：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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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n the Benefits of Regional Land Use in China Based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QIU Juandong ZHAO Jingfeng WU Jian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the attributes of land use can generate both socioeconomic and ecoenvironmental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interactive coupling of these benefits decides the total benefits of land use.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coupling model of land use benefits and designed the indexes system that can reflect these benefits. After that, by using entropy weighting approach, the author calculated the weightings of each index, the socioeconomic and ecoenvironment coupling coefficients, and also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coefficients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anghai is in the first category which is the best area with socio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the second category contains the provinces which are strong in socioeconomy comparatively, but lag behind in ecoenvironment; the third category contains the provinces which are strong in ecoenvironment comparatively, but lag behind in socioeconomy; the fourth category contains provinces which lag behind in socioeconomy comparatively, but are even worse in the ecoenvironment; the fifth category contains the provinces which lag behind ecoenvironment comparatively, and are still worse in the socioeconomy. At last, the author explained the reasons and developing orientations of each type, and also the basic conclusions of the evaluation:(1)the overall benefits level of land use in China is limited.(2)The whole benefits have an obvious regional distribution feature.(3）The practical choice of promoting land use benefits in China ar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ocio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Key words land; socioeconomic benefits; ecoenvironment benefits; coupling relations; entropy weighting approach

社会保障税范文第4篇

成都市政府有意将此次户改与“农民进城”区分开来。政府要做的,就是取消入户的限制,拉平各项保障,“至于农民进不进城,那是他们的选择。”

重庆户改还在余音绕梁,成都的户改已经歌声嘹亮。

11月16日,成都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到2012年底,成都的户口将不再依据身份进行登记,而是依固定住所登记,并随之迁移。这意味着,若固定住所在农村,则户口就登记在农村;若固定住所在城镇,则户口就登记在城镇。与户口相关的各种福利,如社会保险、教育、低保等,也将于2012年底之前在城乡之间实现均等化。

这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变革。被称为是自1958年《户口管理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对户口真正的“革命”。

而这场“革命”的背景,是户口功能的日渐衰微,以及现实对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内在需求。

户籍改革新政

成都市此次户改的纲领性文件,是其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被称为“23号文”。23号文共有12条,除最后两条外,其余的10条覆盖了本次户改的内容。

其中,公众比较关注的有以下几条:“将实际居住地登记为户口所在地”、“统一城乡就业和失业登记,同等享受就业援助扶持政策”、“统一城乡社保制度、住房保障标准、计划生育政策”和“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此外,还有四条重要的内容是:统一城乡“三无”人员供养标准和低保标准;统一中职学生资助政策;城乡居民在户籍地平等享受各项权利;统一退役士兵安置补偿和优待政策。

《意见》规定,以上10条所涉及的内容,相关部门应在《意见》出台之后的1个月内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由于《意见》出台日期是11月9日,一个月的最后期限是12月9日。记者走访各部门了解到,实施意见的制定已臻尾声。

成都市政府有意将此次户改与“农民进城”区分开来。该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政府要做的,就是取消户口迁徒的限制,拉平各项保障,“至于农民进不进城,那是他们的选择。”

如果农民进城,他们不必退掉自己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政府也没有为这种保留设定一个期限。

成都市对此举的一个解释,是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在经过确权后,已成为农民的用益物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物权),与其农民的身份脱离了关系,因而也不会随着这一身份的失去而失去。同理,在此次改革可能带来的另一种流动——市民向农村的流动中,市民也不会因为身份转化为农民而自动获得宅基地和承包地。

这揭示了成都市的这次改革与此前改革之前的关系。该市从2008年开始在农村开展确权颁证,至今基本完成。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说,他近日还要参加一个对确权的评估,以考察各地的确权是否彻底,以及是否有反复。

户籍改革方面,成都市已经有了四次“前奏”:2003年,取消入户指标限制,以条件准入制代之;2004年,取消二元登记制度,城乡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2006年,农民租住统一规划修建的房屋可入户;2008年,农民租住私人住房可入户。这些都为这一次户籍改革提供了一个前提。

低迷的流动

像任何一次户改一样,这次改革同样引发了是否会有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担忧。这个担忧换个角度,就是对政府财力的担忧。

成都市似乎对此胸有成竹。虽然受访官员均没有对可能的流动规模给出明确的回答,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成都的决策者对此次户籍改革有一个基本判断: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秦代红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暗示了前几次户籍改革已经为这次改革做了实验。他说,2008年的那次改革,事实上已经涵盖了这次改革的一些内容。“当时大家有一些担心,成都市19个区县的学生会不会都跑到城里最好的学校里来。但这种担心最终没有发生。”

成都市提供给本刊的一份资料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6月,成都市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数为30多万人。成都市公安局治安防范人口管理处户籍管理大队大队长纪丽告诉本刊,这个数字中,失地农民占了绝大多数。

如果剔除了这一部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不过5000人。以成都市农业人口510万算,这一数字仅仅相当于农业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另外,在此期间,成都办理购房入户23.06万人、大专以上学历入户6.76万人、投资入户1.08万人、投靠入户21.02万人。

“成都市政府的自信,就来自于这些数字。”该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本刊。

但前几次的改革,均为农民进城设置了一定的条件。以条件最为宽松的2008年改革为例,当时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租住整套住房,二是入户要征得房主的同意。

但多位专家分析,在这个数字的背后,仍然表明城乡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最大的转化发生在2006年。当年年初,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被取消,这等于抽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最重的一块负担。“这是一个转折点。”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永宁村农民陈松木告诉本刊。

在此之前,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已经开始。这种补贴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种粮补贴,还有一个是购买农机具的补贴。

2009年,成都市将耕地保护和农民的养老联系起来,创设了一个制度,叫“耕保基金”。农民只要保护好耕地,政府即将这一基金存入农民的账户,15年期满后,农民可将这笔资金中的90%转为个人的养老保险(另外10%是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耕保基金发放的标准为一级地每亩每年400元、二级地每亩每年300元。

截至2009年12月,成都市已经发放耕保基金11.7亿元,惠及111.8万农户。

《财经国家周刊》调查发现,农民不愿离开土地,还与一个顾虑有关。虽然农民的上述收入只与承包地挂钩,而承包地又已经确权,不会因农民身份的失去而失去,但农民还是有顾虑。在成都市的个别农村,还延续着“几年一动地”的传统习惯。

而村外的人又对农村的户口“虎视眈眈”。那些在城市户口吃香时把户口办出去的人,正在想方设法办回来。分水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村里曾有多户人家为了招工将户口办到了城里,现在则千方百计地想回来。陈松木告诉本刊,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他说,现在村里要进来一个人,需要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投票通过。“离婚后再结婚,另一方的户口也不能办进来。”

政府的投入

农民入城较少的另一个背景,是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

从2009年开始,成都市每年向各村拨款20万元,用于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秦代红说,成都市共有2700多个农村,政府每年这笔投入就达到5个多亿。

他说,这笔钱由成都市财政直接拨到村里,以避免中间环节可能的截留。

分水村上述负责人告诉本刊,这笔钱的使用,通常通过召开村里的议事会讨论决定。他说,分水村的这笔钱,去年主要用在了建村里的图书室和组建村治保队。

成都市每年要对这笔钱进行专门审计。“去年的审计结果是,除了一个村有点问题外,其余的都没有问题。”秦代红说。但有村民向本刊反映,这笔开支的公开尚待细化。

在教育方面,从2004年开始,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投入14.5亿元,在农村建设了410所标准化中小学。陈松木说,木兰镇就有三所这样的学校。但专家认为,硬件的差距可以迅速拉平,但软件的追赶非一日之功。

在孩子教育这个问题上,和很多农民一样,陈松木抱有一种不必强求、顺其自然的态度。“他是龙到哪都是龙,是虫到哪都是虫。”

在医疗方面,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投入7.6亿元,对223所乡镇公立卫生院、15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396个村卫生站进行了标准化建设。相关专家分析,乡镇医院的改造也会面临与学校相似的困境:硬件提升容易,软件提升困难。

陈松木还向记者提到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他说,自己前些年给父亲买了一个养老保险。缴费2.3万元,从60岁开始领钱,每个月550元,可以一直领到去世。他算了算,自己投入的这笔钱,42个月即可收回成本。而自己的父亲现在已经89岁。如果领取的金额少于所缴的费用,其中的差额还可以退回。

此外,政府的投入项目还包括: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农村“安身工程”,投入资金5700余万元;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以及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险体系。

“我们这次最大的特点就是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并轨,从现在已经实现了农民工工伤、医疗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待遇一致的基础上,还将实现养老、失业和生育这三个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一致,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城乡社保的公平。”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综合政策调研处处长王德平说。

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统筹城乡成都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提到,在2002到2009年间,成都市县两级财政的“三农”投入增长了26倍。“这在全国是没有的。”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告诉本刊,与其他地方的户改不同,成都市户改的投入是在户改之前,这保证了户改平稳开展,还让户改后财政的压力顿减。

“更大的改革”

有人担心成都的把农民留在农村的做法,是否与城市化大方向背道而驰?

按照成都市的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成都市的城市化目标为65%。该市提供的一份官方资料显示,到2009年,该市的城镇化率为64.9%。按照该市自定的指标,其城镇化率为55.6%。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秦代红强调,城市化要回到其本来面目。“你像以前的县城都没有污水处理厂,有时候上公共厕所都不方便。这也是城市化?现在,我住在农村,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白天在城市里打工,晚上回到小镇。炊烟袅袅,竹林农舍,鸟语花香,你说这个算不算城市化?”

陈家泽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户籍并不是城市化的唯一衡量指标。他说,如果大量农民涌入城里,有了城市户口,却因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而失业,住在贫民窟里,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这难道就是健康的城市化?他说,城市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陈松木现在在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每月工资2200元,农忙时在家收拾庄稼,闲下来泡壶清茶,或吆三喝四,喝点小酒,打点小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我为啥非得要往城里跑?”

但他担心,这样的日子怕难长久。近段时间,村里的干部频频上门,说服他搬到划定的集中居住区,条件是一个人补助1.3万元。陈松木家有三口人,总共3.9万元。对这个条件,他不甚满意:“我要在那盖一处房子,自己还得倒贴6、7万元。”他说,自己心中理想的政策是:分一套房,然后再把家人的保险给买上。“哪怕房子没那么大也行。”

农民现在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土地,还与一个农地即将上市的坊间流言有关。陈家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对此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说,成都的城乡统筹,目标还在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农村的生产要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户籍改革意在解决这一问题;另一个是土地。“应该让农民参与到对土地级差收益的共享中。”

陈家泽说,至少在年底之前,成都市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改革”出台,“就是有关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

成都的户改正受到关注。在宣布新一轮户改的11月16日,由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带队的一支考察团莅临成都,对其做法详细考察。陈家泽说,他曾被考察组询问了相关问题,尤其是关于成都的实践能否在全国复制的问题。

社会保障税范文第5篇

摘要：人力资本投资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是激励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在引入利己动机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父代社会保障能够补偿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代际赡养回报率。社会保障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本文构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联立方程，实证检验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效应；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以城乡社会保障偏斜发展为成本的，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人口质量红利”补偿“人口数量红利”，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40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在“人口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等条件制约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结构性减速期[1]，如何实现结构性减速期内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功能弱化背景下，完善城乡收入再分配体系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推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并得以持续研究，诸多学者开始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视角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费尔德斯坦（Feldstein）认为社会保障对储蓄具有正向挤入效应和反向挤出效应，一方面社会保障给付水平提高会激励提前退休行为，而为了保障退休生活会增加劳动期储蓄，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具有资产替代效应，从而降低储蓄；他利用实证数据测算发现，社会保障储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从而确定社会保障不利于储蓄[2]。巴罗（Barro）利用代际交叠模型，引入父母利他主义代际转移机制，研究认为社会保障不会改变家庭预算约束条件，从而具有储蓄中性[3]。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作为经济体制转轨配套机制而逐步推进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社会保障经济效应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4-6]。

近年来，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转向以内生增长理论为主要视角[7-8]，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发受人关注。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赖德胜、田永坡分析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认为社会保障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9]；凯姆尼茨和威格（Kemnitz & Wigger）引入父母利己动机，认为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模式使得父母养老保障收入与子女收入相联系，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10]；沈燕运用协整理论检验社会保障、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11]。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会抑制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郭庆旺等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信念，认为传统文化信念将后代人力资本积累和父代养老保障联系起来，建立良好的家庭保障和人力资本内生积累机制，而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12]。埃尔利希和金（Ehrlich & Kim）利用多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效应[13]。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关于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尚无定论，而且较少学者以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为视角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研究。本文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现实条件为背景，构建二元经济跨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建立反映三者关系的联立方程組，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检验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

1.二元经济跨期模型

本文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构建规模报酬不变的现代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跨期模型，重点阐述城乡社会保障差距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传统部门采用非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和价值创造，现代部门采用熟练劳动力进行价值创造，劳动力质量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假定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会由非熟练劳动力转换为熟练劳动力，从而进入现代部门获取高劳动报酬。设定现代部门劳动报酬为WU，传统部门劳动报酬为WR，由于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部门，因此WU>WR。

现代部门经济价值创造主要取决于技术、资本和劳动，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设定现代部门产出模型为：

YU=AKαL1-αU（1）

其中，YU为现代部门产出，A为技术水平，假定为外生变量，K表示资本，LU为现代部门劳动供给。劳动供给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劳动力人数，二是凝聚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即劳动力质量，现代部门产出模型演变为：

YU=AKα（l·h）1-αU（2）

其中，l为劳动力人数，h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充要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将最终导致垄断，因此本文假定现代部门产出模型为规模报酬不变。

传统部门产出主要由技术、土地和劳动供给决定，由于土地具有固定性，在不具备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传统部门产出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传统部门产出模型为：

YR=A-NαLβR（α+β<1）（3）

其中，YR为传统部门产出，A-为传统部门技术水平，假定为外生变量，N为固定不变的土地数量，LR为传统部门劳动供给，由于缺少人力资本投资，劳动供给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决定。

2.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与人力资本投资

根据生命周期跨期消费模型，假定存在劳动期和退休期的生命周期两阶段，在劳动期获得劳动收入并进行消费、储蓄和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在退休期依据储蓄、家庭子女养老支持和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等满足消费支出。因此，设定典型劳动力简化效用模型为：

U=Ct+Ct+11+r（4）

其中，U为跨期消费总效用，Ct为t期消费支出，Ct+1为t+1期消费支出，r为贴现率。假定人口增长率为零，只存在父母和孩子。父母依据效用最大化决定是否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为h，而子女将会进入现代部门，获取高劳动报酬WU。此时，跨期消费函数为：

Ct=w-St-h（5）

其中，w为劳动期收入，St为t期储蓄，h为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子女将会进入现代部门并获得高劳动报酬，从而为父母提供更高家庭养老支持，其退休期消费支出为：

Ct+1=St（1+r）+PU（6）

其中，PU为退休收入支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子女进入现代部门后提供的高家庭养老支持，另一部分为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两个部分之间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替代。相互补充体现为两者共同构成退休收入支持，相互替代体现为在退休收入支持既定情况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越高，所需要的家庭子女养老支持越少。为了体现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替代的关系，本文设定退休收入支持为两者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PU=（ρWU）λG1-λ（7）

其中，ρ为家庭子女养老支持系数，即现代部门劳动报酬收入的特定比例，G为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典型劳动力效用函数为：

U1=（w-St-h）+St（1+r）+（ρWU）λG1-λ1+r（8）

在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跨生命周期消费效用模型为：

Ct=w-S′t（9）

其中，S′t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的储蓄水平。退休期消费模型为：

Ct+1=S′t（1+r）+PR（10）

其中，PR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的退休收入支持。由于缺少向现代部门转换的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劳动报酬收入少直接导致家庭子女养老支持水平低，退休收入支持函数为：

PR=（ρWR）λG1-λ（11）

进一步推导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典型劳动力效用函数：

U0=（w-S′t）+S′t（1+r）+（ρWR）λG1-λ1+r（12）

父母是否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两种状态下效用水平比较结果，如果U1>U0，说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获得效用更大，更容易作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如果U1=U0，说明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用水平相等，是否投资不确定；如果U1

ΔU=U1-U0=（w-St-h）+St（1+r）+（ρWU）λG1-λ1+r-（w-S′t）-S′t（1+r）+（ρWR）λG1-λ1+r（13）

进一步整理得到：

ΔU=U1-U0=（ρWU）λG1-λ-（ρWR）λG1-λ1+r-h（14）

在ΔU>0时，父母会选择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模型转化为：

G1-λ>h（1+r）ρλ（WλU-WλR）（15）

根据公式（15）发现，社会保障水平越高，越容易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本文进一步假设只存在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两个典型家庭，劳动力总量为L=lU+LR。

如果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相同且达到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两个家庭均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为H1=Lh，如果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显著低于城镇且未达到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为H2=lUh+LR，比较两种情况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能够发现，由于人力资本投资h通常要大于1，因此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一致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总量更高，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偏低（见公式（16））。

H1-H2=（lU+LR）h-（lUh+LR）=LR（h-1）>0（16）

理论假说1：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抑制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收敛，人力资本投资将会上升。

3.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

经济总产出为现代部门产出和传统部门产出之和，经济总产出公式为：

Y=YU+YR=AKα（l·h）1-αU+A-NαLβR（17）

通过公式（17）可知，经济总产出受现代部门人力资本和传统部门非熟练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在高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条件下，更多家庭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为现代部门提供充足、高质量劳动供给，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现代部门产出也随之增加。相比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现代部门边际劳动贡献率更高，现代部门产出增加将会提高总产出。

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视角进行分析，在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限制农村家庭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农村劳动力难以向现代生产部门转移，现代生产部门人力资本总量不足，会降低经济产出。

理论假说2：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大导致现代部门劳动人口数量低且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从而制约经济增长。

三、模型構建

根据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三维”联动理论内涵，本文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以实证检验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是制约微观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条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对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产生影响。考虑三者之间动态关系，如果采用单一方程进行估计容易忽视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构建计量模型。具体计量模型为：

Pgdpi，t=α+βedui，t+ni=1λiZi，t+ε1i，t（18）

edui，t=δ+θsuri，t+ni=1iCi，t+ε2i，t（19）

suri，t=σ+φPgdpi，t+ni=1ρiYi，t+ε3i，t（20）

模型（18）为经济增长模型，在“人口数量红利”衰减情况下，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力资本投资也是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中介变量，因此构

建经济增长模型以测度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其中，Pgdp表示人均GDP，edu表示人力资本投资，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指标参数。Z为相关控制变量。经济增长不仅受人力资本投资影响，还会受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刺激消费等因素的推动，为了准确反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选择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方式、二元经济结构、财政分权水平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控制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和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的综合指标，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方式具体参数为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污染排放量，反映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二是控制经济社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城镇化率、二元经济结构和财政分权水平，其中城镇化率是刺激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元经济结构具体参数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反映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分权用以反映财政支出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模型（19）为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反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其中，sur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C为相关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条件下微观个体的理性选择，也受现实收入水平、国家教育财政支出对个体教育投入挤出和城乡教育环境分化等因素制约。为了准确测度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教育财政支出比重、市场化程度和二元经济结构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20）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模型，反映经济发展对城乡社会保障差距的影响。模型以人均GDP为自变量，Y为相关控制变量。为了剔除初次分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财政补贴等因素对城乡社会保障差距的影响而准确判断经济发展的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效应，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二元经济结构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为初次分配的指标参数，城镇化率和二元经济结构为经济社会结构的指标参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为财政补贴的指标参数。

本文选择2010—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相关指标作为变量参数。受数据可获得性影响，本文选取各地区城乡人均养老金之比作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指标参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开始试点，具体养老金支出数据统计开始于2010年，而在201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统计数据中包括部分城镇居民养老金支出，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给付标准基本相同且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重远低于农村，因此本文假设2012—201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近似反映农村人均养老金给付水平。具体相关变量的参数设定见表1。

四、实证分析

本文对各项变量2010—2014年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存在显著地区差异，最大值为1868，即城镇社會保障支出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1868倍，最小值仅为39

，即城镇社会保障支出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39倍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也具有地区差异性，最大值为1203年，最小值为423年。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有可能是制约人力资本投资的宏观因素，需要进行进一步计量检验。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对人均GDP取对数情况下，标准差为045，与人力资本投资标准差较为接近，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计量检验。③其他控制变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将其加入计量模型具有一定合理性。部分控制变量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如城镇化率最高为8960%，最低仅为2267%；另一部分控制变量地区差异

程度相对较小，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教育财政支出等（见表2）。

根据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立方程，本文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关于联立方程估计方法有单一方程法（OLS）、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其中单一方程法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容易忽视方程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采用3SLS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测算，详见表3。

通过对联立方程进行计量检验发现：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偏低限制农村家庭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将收入更多用于当期消费和储蓄，从而不利于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将引进的生产技术转化为有效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经济发展会制约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收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偏向”发展模式和城镇社会保障的经济体制改革配套机制功能所导致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方式。

本文进一步对联立方程进行具体分析，经济增长模型中：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GDP的对数提高01313。“人口红利”是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资源禀赋优势，随着“人口数量红利”开始衰减，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人口质量红利”补偿“人口数量红利”对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②产业结构合理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是由传统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现代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换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升级不仅是指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且包括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即提高第三产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联动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③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在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能够释放消费潜能，成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④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均GDP之间呈负向关系，即每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污染物越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绿色生产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联立方程估计结论验证了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效应，在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中：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显著抑制人力资本投资，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每增加1%，人均受教育年限降低00584%，人力资本投资是家庭内部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策，社会保障是影响代际交叠效用最大化的重要变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意义。②城镇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向挤入效应，在城乡教育资源偏斜发展条件下，城镇人口比重越大，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③财政教育支出和市场化程度均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财政教育支出能够有效替代家庭教育支出不足，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越高说明劳动力工资市场决定机制越完善，越能够吸引人们提高受教育年限以能够进入更高层次劳动力市场，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高收入。

在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模型中：①经济发展增加了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说明现阶段经济发展是以城乡社会保障偏斜发展为代价的，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应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契机，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城乡居民。②城镇化有利于缩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越小。③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会增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说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重点在于城镇，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缺失导致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平衡。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功能弱化条件下，以人力资本投资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社会保障是激励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决策的外在变量，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父代越容易作出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重点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和经济持续增长。本文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现实条件为背景，构建二元经济跨期增长模型，引入父代利己动机因素，分析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①人力资本投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GDP对数增加01313，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联动、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因素也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②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效应，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越小，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③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以城乡社会保障偏斜发展为成本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偏斜扩大了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在“人口红利”衰减背景下，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人口质量红利”补偿“人口数量红利”，对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研究结论体现的政策含义如下：①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红利”衰减，潜在GDP增长率下降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适度调整投资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功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破解结构性减速期经济增长难题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②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受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导向影响而产生的制度模式，随着二元经济结构消减和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要求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以重点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通过构建农村养老保险金动态调整机制、优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利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精准扶贫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完善机制，不仅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社会福利和民生建设，也是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和助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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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爱华，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