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中国启示范文第1篇
像上海很多中小企业，有不少是韩国的、日本的，一看赚不到前马上不干了，这要想改变的话，恐怕有一定难度，主要措施可能是目前在营业的，通过放松银根、减税等措施，使这部分坚持下来的企业，让他们首先生存下来，如果这个做到了，不致恶化，那么形式经过一年或者半年之后，形势会好转。
金融危机的中国机遇
从我对各方面的了解，这次美国经济问题对我们国内经济情况影响很大，一方面在出口领域，我们知道我国贸易顺差接近一多半，主要来自于美国，如果对美国出口市场出现大的萎缩，理所当然会对我国出口驱动经济的轮子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一些金融领域，涉及一些购买美国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债券的影响比较大，近几天大家也能知道，披露出来中投在美国的亏损非常大，这些都是我们国内的损失。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近期也一直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研究，我感觉应该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总的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我想可能反而是一次大的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有几个背景大家可以一起探讨。第一个背景，包括美国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以及对我国出口产品限制的措施，虽然很现实，但是我想只要外面环境允许我们以正常行为规则发展的话，我想中国是相当充裕的。短期内可能初级性的加工产品出口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只要在这种外围市场情况下有这种趋势，我相信国内中小企业，包括大企业肯定能做好产品的升级换代。当然可能需要时间的缓冲，这就引出第二块问题。从中央以及各方面，宏观决策层会很好的把握这个时机，同时争取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包括大型出口商，都会提供缓冲的时机。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可以发现，今年7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开始停止，而且出现了适度贬值，这就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这一点可以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防止了8月8日美元大幅度升值给我国汇率改革带来的冲击。我们可以翻阅历史发现，很多汇率改革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德国，从历史来说都可以发现，往往在汇率改革的第一阶段，当该国兑美元从升值转向贬值，大部分会出现致命冲击，日本、韩国、德国都经历过。我们国家，从各方面横向对比来说，应该是第一例，就是使美元反向升值对于人民币反向贬值交错的风险，我觉得产生很大的缓冲释放作用。近8月美元大幅度升值，包括国际上石油、农产品价格等大幅度暴跌情况下，我国汇率反而比较稳定，这点在我国汇率改革路上是里程碑;第二个作用，我们也知道这个时期人民币升值减缓，对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可以说给了一个很大的缓冲作用，一个喘息之机。我在这里也是对中小企业的一个建议参考，就是到年底之前，人民币会控制到目前的升值幅度之内，只要国内不出现大的金融动荡，可能人民币还会有略微贬值的过程，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安排第四季度出口生产，大的汇率政策应该会对中小企业有个好的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最近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从这一次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受到了什么影响?对我们而言，中国企业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
首先，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玉成表示，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是由价格泡沫所引起，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美国将问题转移到金融衍生品是在混淆概念，其根本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过渡膨胀，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近年，美国的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导致经济发展较快，但其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以价格不断上涨来支撑它整体总的经济发展局面。正是因为这一点细微差别，导致一旦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就会使整个价格体系崩盘。
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施慧洪博士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美国的金融机制，即信用衍生产品，普通的债券本金和利益都是可以预期的，衍生化后，本金变化了，利率也变化了。如利率可以与汇率挂钩，利率可以跟很多因素挂钩，这样就使风险更加扩大化。尤其是期货，利率一高，亏损的数字就成了天文数字，这使整个经济分为两极，一方是巨大的盈利，一方是巨大的亏损，经济体系就无法平衡。
面对这种局面，目前各国政府都在尽力挽回金融危机局面，但究竟有多大效果?侯玉成表示，包括现在欧洲、美国所有的注资，包括成立各类基金的目的主要是让市场稳定，整体在根上并没有做实质性的动作，目的就是各国央行联合起来，给市场信心，先让金融系统稳定，让实体经济正常运营。
谈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影响，侯玉成认为，其主要负面影响在我国的外贸出口及金融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无论是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发展，此次危机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机遇——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这就需要宏观决策层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缓冲的时机。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投资经理连杰表示，在中国目前自主动力并不充分的环境下，生存环境愈加恶劣，在产业升级和行业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诞生出更强有力的企业。另一个层面，刚性的内需支持的行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现在内需增长并不快，但是这种增长基本是刚性的，不会突然变成负增长，比如农业、快速消费品，这些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侯玉成认为，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以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加强对内需的关注，从近期召开的党代会可以发现，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的经济政策方向。而对于农业甚至与农相关的整体领域，可能是我国未来加强内需发展的一个点。下一步我国很可能在科学、技术行业给予适当扶持和推动，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试图从这个领域制造出新的消费热点。
对于什么样的行业在这次危机中能够很好的发展，企业如何在这次危机中全身而退?各位专家对中小企业提出建议：
侯玉成：中小企业对未来发展的思路要有大的改变和提高。今年乃至未来，靠过去单纯的密集性、低成本生产模式会逐步遇到发展瓶颈，这需要未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两个方面必须要准备，第一方面，首先中小企业技术需要进行提高和准备。第二方面，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型为主的中小企业，未来的发展需要对一些经济和金融领域熟悉的人才，做一个必要的配备。
连杰：谈到中小企业发展有一点要提出，就是中国金融环境。在中国金融环境整体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下，金融行业是有机会的，金融行业将来也会产生很多种小企业，有可能也会生活的很好。投资公司选企业，在实务中考虑几个因素，第一是行业空间，即使排名第一，但行业中只有一百万的生长空间，是不考虑的;第二是行业壁垒，这是限制竞争的因素，设计壁垒让后者无法追赶，甚至不能轻易进入这个领域竞争，这就很有价值了。
对于中小企业转型的问题，施慧洪认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第二方面需要依靠外力，外力部分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中小企业发展往往需要政府的相应政策，否则中小企业跟大企业竞争起来非常被动。而侯玉成认为，中小企业一定要从自身发展着手，不能把发展希望完全寄托在国家身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企业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
最后，三位专家谈到我国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何时突围时，表示：目前局面下，中小企业要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包括非洲市场、欧洲市场，甚至亚洲市场，通过危机的锻炼，来提高与国际企业的竞争能力，及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等，不断提升自我实力，前进的步伐不能停止，机会终究会到来。 是机会?——可能给中国带来机遇
瑞士银行投资银行部中国区主席蔡洪平：“对中国而言，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意味着机会。我们不要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美国挂钩太多。中国是一个经济结构非常坚固的国家，具有庞大的市场和需求，同时也有资源。这个时候，美国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光大集团董事长、银监会前副主席唐双宁：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机构如果看得准，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反向操作，出手收购境外金融企业，借机进入美国华尔街。唐双宁指出，对手的失败就是自己的机遇，本次金融危机能够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收敛，中国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将有所加强。[详细]
专家观点：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的机会：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演化，讨论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声音越来越大。专家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将是中国的机会。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的最大机会是要认真研究，吸取教训，并不是说危机使美国的金融资产便宜了，中国企业可以去抄底，大赚一笔。
是挑战?—— 经济形势可能更严峻 中国难以独善其身
法国巴黎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认为：“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的冲击并不小，而且这个冲击可能意义深远。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还在发展，并没有结束，而这对中国来说，是祸绝不是福。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这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压力。其次，中国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何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将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另外，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并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中国的出口可能进一步下降。”[详细]
不是贸然收购的时候：对于华尔街目前的局面，中国一大型券商高层坦言：“现在可不是国内机构走出去的时候，一旦出去可能会片甲不留，……中国目前还成不了国际社会并购的主流。”
他认为，仍在动荡中的华尔街可能会经历一个重生的过程，其间相关的交易法规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不确定因素太多，“目前根本看不清楚，金融危机影响力也肯定没见底。”如果在这种看似便宜货满地的时候仓促出手，贸然进行收购行为，一旦接手可能发现有更多的窟窿等着补，那时候想抽身都来不及。[详细] 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如果得到国会通过的话，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救市行动。不过，美国大量发行美元，可能会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恶化，加大中国未来的通胀压力。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继续延伸，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成为密切关注的焦点。知名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美国救市不仅会使美国面临10%的财政赤字，而且会给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压力。
澳大利亚增加150亿澳元拨款抵御危机法国将于12月4日公布救市方案 保经济增长是明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 英国减税200亿英镑
存贷款利率下调1.08个百分点 中国 日本经济七年后重回衰退阶段
9月15日，美国巨型证券公司“雷曼兄弟”倒闭，犹如一场海啸，引发全球金融系统动荡。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家权力”，处理危机，消化金融“孽债”。其出手之重，已不再顾及“市场情面”，预示着美国版“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迎来了逆转的时代。美国一向自诩是在金融马背上长大的牛仔，特别是二战后，长期把持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聚敛财富，行使霸权，支撑美国经济繁荣。但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危机不断，捉襟见肘。自1987年8月上任到2006年1月退休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任19年，竟然处理了12次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足见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暴露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破绽。
首先，美国主导的“资金游戏”面临极限。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潮流，推动金融自由化。1999年美国颁布新银行法，进一步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经营模式的“分业管理”被打破，“混业经营”大流行，形成了“ 裁定型金融运作模式” ，即利用市场定价的扭曲，通过“低买高卖”，套取高额利益，展开“资金游戏”。而随着市场参与者增多，价格体系日趋均衡，游戏利润率下降。为扩大利润空间，美欧等巨型金融机构大肆“创新金融技术”，编制金融衍生商品，人为制造“虚拟的金融世界”。如以“次级贷款”的债权为抵押，整合、分割、编制成一系列的证券化商品，并通过层层分割、再编制，衍生出更多的虚拟金融商品，销往全球。这个过程被美国吹捧为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也被视为分散金融风险的最佳手段。问题是，金融风险犹如电脑病毒，不会因分散而消亡，相反，其不断分散的过程，恰恰演变为病毒扩散的路径，一旦在某个环节病毒发作，必将侵染整个系统。这就是“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不断深化、扩散的根本原因。
其次，美国市场评级体系改革滞后。无疑，金融衍生商品的发展，有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美国的金融改革并没有触及市场评级机构的垄断格局，当年靠“政府订单”扶植起来的评级机构依然垄断着市场，导致评级市场“道德缺失”，金融风险被掩藏，酿成病毒广泛扩散。
第三，美国金融体制存在结构性失衡。美国的新银行法仅仅扩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权，结果出现了金融机构集团化，金融产业大扩张，金融权力大膨胀。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依然按照传统的格局“各司其政”，给金融产业留下了三不管的空间。
第四，最惨痛的教训是“规模=安全”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金融改革中，美国政府认为金融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安全，因此，积极掀起金融机构并购浪潮，形成了巨型金融集团垄断的金融产业格局。如，美国前三家证券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均超过1万亿美元，堪与中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媲美。 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纯债务就高达6130亿美元。显然，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用事实击碎了“规模=安全”的定论，也让美国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新认识到规模过大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性。
金融市场化与产业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必修课，关乎民间储蓄能否有效转化为民族生产力的蓄积条件，更是确保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制度条件。随着中国贸易发展，经常收支顺差连年扩大，“中国资金”、“中国资本”日趋国际化，金融改革与开放，成为确保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金融危机对中国启示范文第2篇
美国于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后，结束了长达66年的金融分业经营，开启混业经营时代，但监管体制仍采取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的模式。美联储(FED)、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及州政府监管机构对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实行分业监管;FED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并表监管，FDIC、OCC、SEC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附属公司实行功能监管，即所谓的伞形监管模式。
金融危机前为减少重复监管，美国也建立了一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如在联邦层面，财政部、FED、SEC、CFTC建立了金融市场工作组(PWG);FED、FDIC、OCC、联邦信用合作机构(NCUA)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共同成立了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制订统一的监管准则和报告模式，如“骆驼评级体系”等。但此时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多为松散的论坛性质，目的是为监管者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协调效率较低，此外，多为同一行业监管机构的协调，没有一个牵头者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负责，也很少开展跨行业的交流协作。
二、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
金融危机后，美国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对金融监管架构进行了大幅调整，在微观审慎的基础上构建起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对金融监管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美国围绕系统性风险防范建立起跨行业的、统一的监管协调机制，开展了一系列监管协调与合作行动。
（一）机构层面：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统筹推进跨行业监管协调，强化系统性风险防范
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成员几乎涵盖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是美国层次最高、涉及面最广的协调机构。委员会由10名有投票权的成员和5名列席成员组成。拥有投票权的成员为九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成员和1个拥有保险专业知识的独立成员。FSOC设有副手级委员会以及特别顾问、技术和专业委员会。其中特别顾问、技术和专业委员会包括系统性风险委员会、金融市场设施和支付、结算、清算设施认定委员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认定委员会、监管和处置计划委员会以及数据委员会等。FSOC通过召开会议形成各项决策，表决通过后付诸实施，会议频率能少于每季度1次。
（二）立法层面：协调推进监管规则的制订和细化，减少监管空白
针对危机中暴露出的监管漏洞，美国通过了旨在全面加强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政策的实施还需要制订具体的监管条例和细则，特别是资产管理等交叉性金融产品或监管空白领域。为此，FSOC组织各成员机构对法案中涉及的具体法规和条例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制定了《整合立法路线图》，提出了系统性风险监测、大型高度关联金融公司监管等13项重要立法任务，明确了职责机构和立法进程的时间节点。FSOC要求立法的每个阶段都要经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后实施，还成立了一个跨行业律师团为立法提供法律支持。截至2018年，FSOC已统筹完成或公布了《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认定标准》、《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认定标准》、《资产管理活动和产品风险管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管理》等立法和提案。
（三）行动层面：协调监管机构强化系统性风险识别和防范，加大监管力度
一是FSOC牵头协调监管机构开展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认定。FSOC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认定委员会和各监管机构专家组成联合工作小组，进行前期的筛选和评估，提出认定意见提交委员会投票表决。截至2018年，FSOC已经认定美国国际集团、保德信金融公司和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等机构为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二是定期发布年度报告，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隐患，督促监管机构加强监管。虽然FSOC的建议仍不具有强制效力，但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监管协调的执行力明显提高。例如，FSOC在2014年年报中指出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贷款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审慎监管，随后CSBS建立了抵押贷款服务工作组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监管标准进行评估。
三是签订双边或多边的谅解备忘录加强监管合作。除了牵头推动金融监管机构协调行动外，FSOC也鼓励监管机构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加强合作。监管机构也意识到协调在交叉性产品监管、信息交流、统一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危机后，FDIC、FED、SEC等机构签订了一系列的谅解备忘录，不仅包括框架性的监管合作协议，也有针对信用违约互换等的具体金融产品的监管合作，合作的范围和领域明显扩大。
（四）信息层面：推进金融数据信息标准的统一和信息共享
1.加强立法
《数据问责和透明度法案》要求不同机构要按统一的数据标准通过网络向公众公布及时准确的信息。在此框架下，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采用一致的数据字符段和格式从私营部门收集信息;财政部负责明确和统一数据信息标准;所有金融监管报告体系均采用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监管机构以开放数据的形式发布监管信息。
2.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推进信息标准的统一
一是金融研究办公室提出并积极推进法人实体识别码系统。该系统为美国境内所有参与金融市场交易的法人实体分配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码，交易各方须严格按照准则及时提交并更新相关信息。二是美国财政部、FED等联合企业数据管理委员会共同推动建立“金融业务本体”框架。通过模型化方法对整个金融术语以及金融关系进行明确定义并附加上机器可读的标准化信息。三是构建“住房抵押贷款识别码”系统，即为每一笔住房抵押贷款设定一个可追踪的“终身”识别码，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识别码将原生信贷合约与各级衍生金融产品一一对接起来，从而极大地提高该市场的透明度。目前该系统仍处于酝酿和讨论之中。这对我国资产管理业务信息标准的统一和收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目前美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不足
虽然危机后美国在加强监管协调、减少监管空白和强化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FSOC和各监管机构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重复监管，机构的监管负担较重。例如，美国政府审计总署对16家金融机构开展了调查，半数机构表示需要向OCC和FED报送同样的信用卡数据和抵押贷款数据。重复和监管过度问题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去监管”讨论。2017年特朗普签发命令要求财政部对美国金融监管规则进行重新审查，同年，美财政部发布了金融监管改革建议报告，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减少监管重复，加强监管协调。
四、美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对的启示
在当前金融混业经营新趋势下，金融机构间相互投资现象普遍存在，交叉性金融产品快速发展，风险相互交织并不断放大，金融监管协调统筹势在必行。结合美国的经验和做法，对我国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的作用。赋予其更高级别对交叉性领域和监管空白领域监管职责划分、指定任命牵头监管人、解决管辖纠纷的权力。发挥其对监管机构的领导督促职能，提高监管合作效率。
(二)协调完善监管法规，减少制度冲突和空白
一是加强现有法规制度的协调，减少制度冲突。同时要求不同监管机构在出台重大监管政策之前应充分沟通，确保监管标准统一性。二是协调监管机构加快制订有关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法规，补齐监管短板。三是协调推进监管空白领域立法，如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范围以内。
(三)加快推进金融数据信息标准的统一，促进信息交流和共享
一是建议出台统一金融数据信息标准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明确各机构的责任和义务。二是各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梳理、修订和完善金融统计制度及相关法规，研究制订金融业标准化统计监测框架，统一工具、产品统计分类与计值标准。加强对交叉性金融产品的分析，制订统一的金融统计数据标准和口径。三是借鉴美国先进经验探索运用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强信息管理和分析，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摘要：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环节，也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有力保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成为国际共识和发展趋势。本文分析美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发展和具体做法，并对我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提出启示。
关键词：美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启示
参考文献
[1] 盛松成和刘西.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N].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金融危机对中国启示范文第3篇
1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
1.1 金融危机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 影响我国外贸出口。金融危机将影响美、欧的消费, 并继续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中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其次, 导致中国外汇资产贬值。在美元、欧元和日元资产管理中, 美元资产仍是中国的第一选择, 这是因为欧元资产太贵, 日元资产收益率太低, 而且其它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对美元更高。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 美元贬值, 我国的外汇储备和持有西方公司的债权、股权的价值随之下降。中国央行数据显示, 2009年3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537亿美元。再次,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 使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流动性急剧下降, 迫使西方企业减少对外投资, 甚至撤回投资。
1.2 金融危机下我国的外部政治环境更为复杂
政治安全是一个国家对其主权的维护与保障,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我国面临的外部政治环境更为复杂。
首先, 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发展的矛盾心态并未改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直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遏制的对象。尽管当前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已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协调来共同解决问题, 但是, 源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本性差异, 源自国家利益的战略性、本源性冲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施的“西化”、“分化”战略依然没有改变。
其次, 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的大国战略环境受到挑战。
1.3 金融危机易导致我国的社会矛盾恶化
首先, 就业压力急剧增加。我国本来就面临劳动人口基数大、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大中专毕业生逐年递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人员众多等就业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冲击, 造成二、三产业一些行业疲弱, 市场低迷, 更增大了就业的压力。其次, 收入差距拉大。现代经济危机根本上是源于收入分配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而经济危机扩散导致的市场萧条、失业增加通常又会加剧收入差距。再次, 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由于就业压力的增大, 失业人口也将急剧增长。大量失业人员滞留城市, 如果无法获得必要的保障, 生活条件恶化, 其直接后果将会导致城市的卫生、环境质量下降, 造成极大的卫生安全隐患。
2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
从历史上看, 每次金融危机均会给其波及的国家经济社会或大或小的冲击, 但它也提供了健全金融体系、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体制的动力, 为以后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对于中国而言, 这次危机的正面积极作用在于以下几方面。
2.1 金融危机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升级, 强化中国制造地位
此次危机将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出口产品系列升级。出口不利对我国企业来说也并非完全是坏事, 这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 从出口转向内需。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变化, 因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必须由出口拉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虽然危机的发展会造成一些企业的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特别是那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加工企业更是陷入停产或破产的境地。但是一些具有自己品牌和自主技术的企业却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因此, 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出口企业来说, 是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不仅会淘汰一批质量较差的企业, 而且会涌现出一批经得起考验的优良企业。特别是危机可能改变企业对低级加工产品出口的预期, 被迫进行自主创新建立节能环保型新兴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 金融危机增加了我们实现自主创新的压力, 使我们进入一种没有多少退路的境地。这样的挑战无疑也是一种机遇。
2.2 金融危机为我国资本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金融危机为我国资本介入国际市场产生了重大历史机遇。目前美国金融企业危机深重, 花旗和美林近百亿的季度亏损, 只是冰山一角, 这些金融机构急需大量资金“输血”, 而经济小国甚至是一般中等国家必须“出让”大型金融机构, 这给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2.3 金融危机下中国社会保障建设面临的机遇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针对金融危机出台的政策众多, 究其内容, 或多或少的都会涉及到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建设正在政策的引导下加快自身的发展, 但是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我们还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建设有很大的差距。金融危机到来, 就给了中国一个加快向“和谐社会”转变的机会。国家实施社会政策, 着重促进收入最低阶层发展的最佳时机莫过于现在, 尽管这样会有损GDP的发展, 但这正是我们几代人, 几十代人所愿意看到的。多年来以经济增长为重点的政策确给一些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个人财富, 并使许多人摆脱了贫困。然而, 2009年缩小收入差距和维护社会稳定, 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对我们的意义应远远高于G D P增长率。
3 中国的对策
面对五十年甚至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 中国在制定应对危机的关键策略时, 一方面要积极防御、减少可能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 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我们必须积极面对, 化挑战为机遇, 从而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应有所作为, 适当扮演稳定金融秩序的角色, 这将有助于中国获得未来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综合利益。
总之, 分析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既要看到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冲击, 更要看到危机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在此基础上, 努力提高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化解金融危机风险的能力, 切实维护好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和良好发展局面。
摘要：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 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具有负面与正面的双重性。中国在制定应对危机的关键策略时, 一方面要积极防御、减少可能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 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金融危机对中国启示范文第4篇
一.监管理念上：
首先会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这次危机的演变过程显示，微观主体存在逐利本性，仅仅依靠市场本身力量，要么容易导致资产泡沫，要么就是以金融危机这种破坏性方式清理市场，给全球金融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应该会被摒弃，监管部门力量会增强。
其次，会加强金融监管创新意识。金融创新使得金融系统性风险有了新的来源，为了及时有效监管，监管制度、监管手段的创新也必不可少。
再次，会用合作的思维参与全球金融监管。在国际合作方面，存在一个普遍难题：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
二.监管的实践上：
1.会促进进金融监管的自我批评，实际上，缺乏自我审视的做法正是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2.出于克服现有资本充足率框架的脆弱性尤其是资本缓冲的周期性问题，金融监管将引入宏观管理机构的周期参数，加强逆周期机制，使之更为审慎。
3.一些监管机构缺乏有市场经验和感觉的人才队伍，对市场发展的最新情况缺乏足够了解，不能掌握新产品对市场结构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而监管机构须提高队伍素质以应对日趋复杂的金融系统。
4.由于评级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评级报告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评级结果对金融市场的重大影响力，监管当局会强化对评级运用和评级机构的监管。
金融危机对中国启示范文第5篇
【摘要】比特币是信息通信技术与现代密码学技术完美结合的产物，自2009年诞生起即获得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比特币的属性，指出其本质上属于数字货币，具有货币属性；通过分析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梳理当前各国对比特币的监管政策，笔者认为目前的监管策略重点在控制投机风险，将比特币作为补充性货币将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比特币 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
比特币是一种基于P2P网络的数字货币，它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和密码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其具有去中心化、严格控制供给速度、预估流通总量等优点，自2009年诞生起即获得广泛关注。但是，对于其是否属于真正的货币，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在各国监管机构对其态度尚未清晰的今天，其后续发展趋势也扑朔迷离。
一、比特币是数字货币
对于比特币是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网络货币，亦或是数字货币，不同学者的归类不同，无统一界定。
20世纪50年代以后，信用卡的发展催生了电子货币（Electronic Money）的概念。1998年，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将电子货币定义为：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例如，因特网）上，用来完成支付的“储值（Stored Value）”或者“预付（Prepaid）”的支付机制。这一时期，欧洲中央银行、岩崎和雄、朱夫昌等关于电子货币还有其他一系列相近但又视角不同的定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网络游戏运营商推出各类游戏币，例如腾讯Q币等，许多学者随即开始了针对这种货币的研究，并出现了“虚拟货币”的概念。但是，对于虚拟货币，李翀等将虚拟货币等同于电子货币；李爱君等认为虚拟货币属于电子货币的一种；付竹等认为虚拟货币不属于电子货币，而是一种独立的支付工具。
与此同时，“数字货币”的概念也被部分学者使用。有学者认为数字货币就是电子货币，例如郑宏韬认为数字货币是指对货币进行数字化，是货币的一种电子形式；Plassaras认为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的一种，并将数字货币定义为：存储于计算机并通过万维网传输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
从技术基础角度来说，上述各类货币均依托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均属于广义电子货币。但是，由于其应用场景、信用基础不同，所以仍然可以进行清晰区分。
通过上表，可以清晰区分出狭义电子货币、虚拟货币、数字货币三者之间的差别。比特币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狭义电子货币和虚拟的货币的新型货币——数字货币。
二、比特币的货币属性
关于货币，Frederic S.Mishkin指出，货币是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中或债务的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东西；Bernard Lietaer在《货币的未来》一书中给予了一个简洁的定义：货币就是社区内部使用某种东西作为支付手段的一项协议。一方面，Lietaer与Mishkin的观点相近，认为具有最为主要的支付功能的东西即可定义为货币；另一方面，列特尔更进一步，摒弃了无法有效量化的“普遍接受”，转而认定在“社区内部”能够获得认可和接受即可。
（一）比特币的货币职能
上述两种关于货币的定义，都基本承认货币需要具备交易媒介、计量单位、价值储藏三项基本货币职能。
1.比特币具有交易媒介职能。商品行使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需要满足如下条件：必须便于标准化，其价值易于确定；易于分割，以方便“找零”；便于携带；不易变质；必须被广泛接受。
比特币完全满足上述要求：一是标准化，它仅仅是一组网络中的数字，无种类和品质差别。二是易于分割，最小单位是0.00000001BTC，实现了小数点后八位的精确分割，理论上根据需要还可以进一步分割。三是便于携带，它可以在任意一台装有比特币软件的计算机或智能终端上使用，并且还可开发类似IC卡的新型智能设备。四是比特币以数字形式存在于计算机类设备中，不易损耗和变质。五是被广泛接受是一个很难度量的标准，但按照Lietaer“社区”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群体内部被接受即可。截止4月，Cointerest网站显示全球已有4157个商户支持比特币消费；Blockchain网站显示全球持有比特币的用户达到145万，总交易量超过3600万。这些数据表明，比特币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由于其具有超越主权的全球化优势，其被广泛接受的潜在优势较当今各国的法定货币更强。
2.比特币具有计量单位职能。货币的价值计量单位用于衡量经济社会中的价值。一方面，比特币可以通过各个交易平台与各国法定货币进行比价，进而将法定货币的计价功能间接传到给比特币，使得比特币也具有计量单位的职能；另一方面，在货币符号化的今天，比特币自身也具备计量单位职能，并且理论上具备独立衡量商品价格的能力。
3.比特币具有价值储藏职能。货币的价值储藏的功能是一种超越时间的购买力储藏。比特币运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将比特币以二进制数据格式存储与网络或电子设备中，由用户的私钥进行保护；通过交易平台可以将其转化为实际购买力。因此，具有价值储藏职能。
（二）比特币的价值体现
比特币的货币职能，特别是交易媒介职能，体现了其使用价值。在进行“挖矿”获得比特币的过程中，投入的计算机设备费用、“挖矿”时的电能消耗和时间消耗以及比特币自身的稀缺性，都使得比特币自身具有了价值。这与开采黄金过程中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黄金的价值非常相似。
（三）比特币的信用基础
在以黄金、白银为主的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的信用基础是贵金属自身的价值；当金属货币的成色逐渐变差，货币的价值随着降低，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在以纸币等为主的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自身不具备价值，其信用基础是国家信用；当货币量超发，会造成通货膨胀。比特币自身虽然具有价值，但其信用基础仍然主要是以现代密码学为主的信息技术。正是这些技术使得人们对于比特币的去中心化、严格控制供给速度、预估流通总量、不可伪造与复制等特性充满信心，并且愿意接受它。但是，与金属货币和纸币一样，比特币的信用基础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目前所面临的交易平台安全性、钱包软件安全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信用基础；并且，其所使用的HASH技术、公钥密码体系等都可能被未来证明存在缺陷。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技术被证明存在缺陷的同时，新的技术也会随之产生，那么使用新技术的新一代比特币也会随之出现，并且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也不会比通货膨胀更为恶劣。
（四）比特币是法定货币之外的货币
如上所述，比特币是一种货币。但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是以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由于如下两方面原因，国家不会轻易放弃对法定货币的控制权，承认比特币为法定货币：一方面，国家通过控制“法定货币”进而获得可观的铸币税收；另一方面，统一的“法定货币”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见证与象征，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比特币短期内必然是法定货币之外的货币。
三、比特币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比特币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由于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交易平台的安全性问题数次引发比特币价格的暴跌。但是，当前比特币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其货币属性被弱化，进而导致其可能被民众所抛弃。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当今货币体系的缺陷。比特币的诸多优点可以克服这些缺陷，因此，当2009年1月份比特币诞生，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经历了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投资者相比于需要一种新货币，更需要一种新型避险理财产品。比特币恰好满足了这些投资者的投机需求。投资者过于强调比特币的金融属性，囤积居奇，希望获得更高的收益。但这种投资行为导致比特币流动性下降，货币属性被弱化，无法充分履行货币职能。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比特币被市场完全抛弃。
（二）各国针对比特币的监管政策
1.德国。德国财政部认定比特币为“记账单位”。这意味比特币在德国被视为合法货币，可以用来缴税和从事贸易活动。
2.美国。2013年8月，美国德克萨斯州地方法院在一起比特币虚拟对冲基金案件中裁定比特币是一种货币，应该将其纳入金融法规监管范围之内。2014年3月，美国国税局明确比特币在美国税务系统中被认定为财产，适用规管股票和以物易物交易的规则。
3.俄罗斯。2014年2月8日，俄罗斯宣布全面禁用比特币。
4.日本。日本目前对比特币采取放任态度，金融厅、日本央行财务省均表示监管比特币不属于其职责所在。
5.中国。2013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个部委印发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宣布比特币在中国政府监管范畴内，将不被视为有效的交易结算工具。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向各分支机构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比特币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禁止国内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替比特币交易平台提供开户、充值、支付、提现等服务。
总体上，目前除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各国对于比特币均采取了审慎监管的态度。中国虽然连续出台对比特币加强监管的，但并未完全禁止比特币，重点仍然在有效控制、化解比特币投机风险。
（三）补充性货币是比特币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3年，美国犹他州一对新婚夫妇奥斯汀和克雷格完全使用比特币生活了100多天，包括购买生活用品、给汽车加油等等。目前这对夫妇正在计划使用比特币进行全球旅行。这是一次验证比特币货币能力的社会实验。同时，这次实验也揭示了比特币的货币本质——补充性货币。
补充性货币是对法定货币补充或替代的一种交易媒介。美国的国会山保姆券和时间美元、日本的社区货币、新西兰的绿色美元等均属于补充性货币，并且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高失业率、社区救助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Stodder在对瑞士WIR补充货币体系的研究中发现，WIR与瑞士法郎有逆周期的特征，并且两者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比特币具有成为全球化补充性货币的潜质。作为补充性货币，可以避免由于投机性风险而引发的各国监管机构的过度监管，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比特币具有货币职能，其未来发展方向是作为法定货币之外的补充性货币。当前各国关于比特币的适度监管策略以及对投机行为的风险提示，有助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良性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作为补充性货币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正面作用。也许，未来比特币等新兴数字货币的健康、良性发展，将预示着哈耶克教授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所描述的场景可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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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中国启示范文第6篇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也给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的软件产业带来影响。本文分析了中国软件产业近年来的发展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对产业的影响、机遇及软件企业的表现，提出在这种形势下广大软件企业的应对措施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展望。
关键词：金融危机；软件业；影响
软件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战略性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在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有庞大的软件内需市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城市及社区信息化、嵌入式软件等领域的需求使软件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软件产业取得迅猛发展，年均增速高达38％，远远超过全球的平均速度6％。以服务外包为主要载体的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出现，使服务外包和离岸正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布局、应对竞争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我国，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省份及主要城市都大力鼓励扶持包括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在内的服务外包产业，近3年中国的软件外包行业迅速膨胀。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中国软件产业依然保持了29.8％的高速增长，全年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7572.9亿元，软件外包服务出口达到了15.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4％。软件产业整体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下增速最高的一个产业，在整体经济下滑的趋势下表现出较强抗周期性的特征。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软件业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会给依附于实体经济的软件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各企业削减IT支出包括一些项目软件的开发，会直接导致订单的减少。国外金融行业表现最为明显，外包业务出现明显萎缩，原先华尔街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项目订单，如今已经很少。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软件产业增长增速有所放缓，软件出口有所下降。2009年前4月，受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深化的影响，我国软件产业的收入增速出现回落，产业结构继续调整。今年前4月中国软件产业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2552.2亿元，同比增长23.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和2008年底分别低7.7个和5.9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软件行业仍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成为拉动信息产业发展的引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软件产业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局部的，具体影响取决于企业的类型。离岸外包型软件企业大多依靠海外订单生存，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承接全球65％的软件外包市场的印度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面临困境。印度软件业收入中，约有61％来自美国，约30％来自金融业，2008年软件及服务业收入增速下降30％以上，利润率下滑5至6个百分点，软件外包巨头萨蒂扬公司巨额财务造假丑闻，更是对印度软件外包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从事离岸外包的软件企业和一些中小型企业冲击较大。据工信部有关调查表明，我国软件外包产业联盟内企业约15％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73％受到一定影响。受影响较大的企业多数是外向型的、从事离岸外包的企业；受到一定影响的企业多数是内向型的、为国内传统行业提供服务并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它们的客户行业本身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服务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主要从事针对国内重点、骨干行业的软件服务企业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目前，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可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是成立发展时间较长，并一直专注于精耕细作的承包商；另一类是外包只做了两三年，跟风进来的承包商，目的是通过兼并收购做大之后融资上市。原来主要依赖风险投资支撑快速扩张，然后海外上市的模式，在金融危机下已难以为继，对投资回收期的顾虑也使风险投资对包括软件外包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兴趣大大减弱。对这两类企业而言，全球经济下滑，虽然都会影响其客户订单的数量，但对后者的影响更大，原因有两个：一是这类企业本身的客户和订单质量不够优质，流失情况会比较严重。二是外包客户也会重新审视承包商的资质水平和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造成这类企业面临更大危机。一些没能找准市场定位的中小企业，在资金、人才的压力下举步维艰。外包加工型的软件企业更是深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公司订单量同往年相比减少了很多。2007年以来，受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实施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软件外包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冲击已经出现，有关研究数据显示，人民币每升值1％，软件出口业的利润将降低0.7个百分点。三年内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突破了20％。这对于作为成本按人民币计价、收入按美元计价的软件服务外包业来说，直接导致企业利润严重缩水。在危机压力下，企业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普遍更加注重效益和质量，加强内部运营管理，控制资金的正流向，砍掉一些保本微利的项目，加紧催收回笼应收账款。软件外包企业普遍把精力投入到稳固老客户和开拓新市场上，对于扩大投资则持谨慎态度。做海外市场的中小型软件外包企业则撤回国内市场，依靠内需养生。
二、软件行业面临的机遇
全球经济下滑，虽然会使得各行业企业减少IT支出，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外包业务出现某种程度的停滞，但长期来看，缩减IT开支的企业更需要做的是优化和整合目前已有的硬件、软件的应用，使其支持企业业务更有效率地开拓发展，而这正是软件的长项。另外，在经济下滑时，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更需要把一些非核心的软件技术和服务外包给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由于印度所受到的冲击，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加之在中低端软件上中国有独特成本优势，有可能对全球跨国公司产生更大吸引力，为中国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提供了新的机遇。一些大型外包企业审时度势，调整或强化自己的技术方向和市场定位。以美国为最大市场的软件外包企业文思创新2008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亿美元，同比增加了63.7％，其业务增长主要依托重要客户业务的进一步扩大、对已有客户的交叉营销、新增客户的增长以及公司以技术研发外包为主的业务结构。为应对金融危机对IT传导的滞后影响，同时加大对美国及国内市场业务拓展的投入。拥有13000多员工的东软集团2008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达18.90％，净利润增长率高达111.04％，增长主要来自软件外包业务，其外包战略调整为全面转向相对稳定的嵌入式软件的开发，而且主要针对日本市场。2009年2月正式收购国内第二大软件外包服务商——主要从事对日软件外包、与多家日本企业有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大连华信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国际软件外包与服务业务领域的规模，增强了合作创新的实力和竞争优势。
对面向国内需求的软件产业而言，带来的更
多是机遇。4万亿元国家投资给软件行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发内需市场目前已经是软件企业重要的“开源”战略。2009年1月以来，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十大行业的振兴和调整规划，规划的出台不仅仅是简单地应对这次金融危机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企业的研发、新产品研制、产品设计、生产装备、生产流程、产品检测、供销和市场等环节，更是从宏观层面考虑，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最终达到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把增强软件产业自主研发能力、加快培育信息服务新模式、新业态等作为主要任务，三年目标是把软件和信息服务收入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的比重从12％提到15％。大力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提供支撑，组织开展示范工程，推动软件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软件产业新的增长点，扩大软件的网络化服务，培育电子商务，网络金融、网络教育等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业态，带动动漫、游戏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开发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信息服务业务，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基础软件是“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家对基础软件的扶持，给其带来了发展机遇。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批准北京、天津、上海等20个试点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实行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按照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的规划，未来5年内(2009～2013年)在国内建成一批产业聚集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促成200家著名跨国公司将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新增100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到2013年，实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300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4倍多。深圳、沈阳、西安等地外包产业都实现了逆势扩张。
三、软件企业的应对措施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和市场格局的变化，软件企业应审时度势，调整战略，重新规划，调整或强化自己的技术方向及市场定位，在危境下创造机遇，以待危机过后的柳暗花明。
一是建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企业核心战略，根据国际国内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二是充分挖掘国内外外包市场潜力，内销和外销并举，积极灵活开拓多元化市场，特别是努力开拓内需市场，升级开发新的工具软件，以提升未来的服务效率。加强服务能力，与市场紧密结合。三是认真研究客户需求，在理性的消费趋势及金融危机背景下，帮助用户解决生存困惑，与客户保持密切配合，切实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不仅解决客户现有问题、满足需求，而且为客户提供更好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四是要有专注的精神，明确自己擅长的行业领域，找准切入点，通过对某一行业某一产业链领域的客户的深入钻研，建立软件厂商的优势和特色，并提高用户满意度。做好自己的核心业务，不偏离主线。五是强化创新意识，创新应用和服务模式，建立核心竞争力。大力加强自主创新，不仅创造技术，还包括成本、效率、客户需求等其他重要因素，把内部不断改进与加强企业间合作的外部开放创新相结合，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软件业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以现代服务业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方兴未艾，整个行业仍会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世界经济从来都是波浪式前进的，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或经济萧条，每次恢复之后都会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危机中也存在着机遇，这个困难的时候正是企业通过内部改造加强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自己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时候。经过这轮危机锻炼，中国的软件服务领域将衍生出更先进的服务理念、更复杂和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展现出自己的价值，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国在全球软件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使“中国服务”的品牌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亮点。一旦全球经济走出低谷，中国软件产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责任编辑：晓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