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2023-09-16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我国航空业的迅速发展,为高职空乘专业学生就业提供了机遇,也对航空服务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当前外语教学还是以语言教学为主,跨文化交流教学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无法满足迅猛发展的航空业对空乘人才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需求。

关键词:空乘专业;跨文化交流能力;就业形势;高职院校

目前,我国的航空公司已经开通了前往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127个城市总计553条国际航线,全球也有57个国家和地区的114家航空公司开通了到达我国48个城市的国际航线。我国航空业的发展规模空前增长,这给我国高职空乘专业学生的发展和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对我国航空服务人员提出了更高、更专业化的要求。

一、当前我国高职空乘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和就业现状

1. 我国民航业的快速发展,为高职空乘专业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空间。随着我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接轨,我国民航业已跃居世界航空体系中的第二位,我国正由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转变。在未来五年,我国将至少需要四万到六万名空乘服务人员,空乘队伍的规模将是目前规模的五倍以上。此外,很多国外的航空公司为了提高自己在全球航空市场的占有份额和提升在中国航空市场的竞争力,也纷纷开始在中国招收空乘人员。因此,各大国内外航空公司对空乘服务人员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急需大量高素质、专业型的空乘人员,这为我国高职空乘服务专业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选择的空间。

2.民航业的快速国际化发展,使得各大航空公司招聘空乘服务人员时对其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我国民航的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各大航空公司纷纷投入大量的大型飞机,乘客的数量每年都在不断增长,乘客的来源也越来越复杂,他们的文化背景也趋于复杂,因此民航客舱服务的强度和难度也随之不断增加,这对空乘服务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也导致各大航空公司在招聘空乘人员时招聘要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要求空乘服务人员不仅需要具备较好的英语沟通和交流能力,还要求他们必须掌握一定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和常识背景知识,也就是必须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综合能力,空乘人员才能及时、准确地判断来自不同国家乘客的饮食需求、行为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才能更恰当地给乘客提供满意和优质的服务,才能树立好各大航空公司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3.高职院校空乘专业学生的扩大招生和其他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加入,导致空乘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我国航空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开设空乘专业的高职院校越来越多,每个学校招收的学生也在逐年上升,而生源质量呈下降趋势,一些不符合该专业特点的学生也被招入,加上学校的办学水平和配套设施没有及时跟进,实训实习场所严重缺乏,具有相关实践经验的指导老师配备不足,导致培养的空乘专业毕业生整体素质不高、实践能力不强,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应变能力等综合能力不足,难以满足航空公司对跨文化航空服务人员的要求。再加上空乘人员的专业技术含量不高,一些英语水平和素质较高、形象气质较好的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只需要经过短期的专业培训基本就可以达到空乘人员的专业水平,这类毕业生符合航空公司的招聘要求,并受到各大航空公司的青睐,他们的加入使得高职空乘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岗位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由此可见,在航空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多种文化和多国文明交织交融,使得跨文化交流能力成为新时代背景下高素质、专业化航空服务人才应具备的重要能力之一,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也成为高职院校国际化空乘人才培养的重要培养目标。而在我国的高职教育中,外语教学承担着培养人才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任,是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的主渠道。

二、高职空乘专业跨文化交流外语教学的现状

空乘专业是高职特色专业,也是就业竞争比较激烈的专业。高职空乘专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专业服务水平,还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外语语言功底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因此,各高职院校都对空乘专业的外语教学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课时。然而实际的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很多四六级考试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却不能流利地使用外语进行交流,更不要说使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流了。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最后到大学学习外语已经十几年,可是最后却不能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流,可见目前高职空乘专业跨文化交流外语教学的现状并不乐观。

1. 教学目标不明确,应试教育为主。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各高职院校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按照空乘专业就业岗位的特殊要求来制定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空乘专业外语教学目标。针对该专业没有明确的外语跨文化教学目标,教师也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只能按照和其他专业一样的要求进行外语教学。教师课上传输的信息主要是围绕考试,忽视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学生不清楚未来就业岗位的具体要求,因此无法设定适合自己的外语学习目标,最终只能和其他专业学生一样,把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为自己外语学习的终极目标,甚至有些学生仅仅想通过英语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在应试教育为主的教学中,学生掌握的只是应试技巧,他们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跨文化交流意识和文化素养的培养根本涉及不到。这无疑放大了语言作为工具的作用,而忽略了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2.文化方面教学的缺失,跨文化交流能力培養不受重视。高职外语教学长期把重点放在语音、词汇、语法和句型以及段落的综合理解上,主要強调外语的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的技能培养,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和文化内涵很少涉及。即使有些教师有一定的提及,也只是在网上搜集一些资料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简单的传授,文化教学没有形成体系。高职空乘专业的外语教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文化方面的教学严重缺失。教师的教学重点和培养重点并没有强调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大多数教师采用的还是传统的外语教学方式,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不受重视。各种外语考试也是强调语言的正确性和语言的综合理解能力,而在跨文化交流中起非常重要作用的文化因素和得体的语言沟通能力都被忽视了。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下,学生把精力都集中在语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上,相关的文化知识和文化内涵很少去了解,跨文化交流能力没有得到重视和培养。

3.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教学方法比较陈旧。随着外语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近些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逐渐被外语界所接受,它们的价值逐渐被认可。但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当前高职空乘专业的外语教学中使用的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并不多,主要采用的还是传统的课文翻译和语法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处于一种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放、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课外语言应用和文化交流活动开展得也不多。在这种单一模式下,学生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发,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跨文化交流教学的开展。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比较弱,跨文化交流能力不足,也没有意识到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和重要性。

4. 外语语言环境的缺乏,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足。外语语言环境对外语和相关文化的学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跨文化交流场景对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和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们对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高职空乘专业外语教学的语言环境还是集中在课堂上,课外很少有英语学习的氛围。在中文语言大环境下,学校和教师很难营造出英语语言环境,跨文化交流场景就更少了,跨文化教学没有得到真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很难将语言学习与实际语言场景、跨文化交流场景结合起来,学习兴趣不高,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很难得到培养。

三、解决空乘专业学生就业与跨文化的有效措施

1.加强专业建设,提升人培养质量人オ培养是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核心空中乘务岗位对人才培养的质量要求较高,所以在专业建设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市场,适应岗位的需求特别在专业技术课程开设中,如乘务基础实务,乘务广播训练、客舱沟通技巧、乘务英语听说训练等课程聘请具有同位经验的乘务员担当主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外在形象与内在函养相统一,注重职业技能和品质全面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省、市特色专业,优势专业建设来进一步提升人培养质量.培养适应现代民航业发展需要,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较高的人文素质、良好的职业品质并掌握航空乘务基本技能,拥有较强岗位实践能力、岗位综合服务能力及岗位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在航空服务及高端服务业等相关行业从事服务工作的高素质职业技能型人オ.通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突破口,进面提升学生就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2.正确引导,灵活择业

学校在该专业学员择业之前应给予正确引导,灌输择业及就业的相关知识,分析就业前景及就业广度,让学员充分了解和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定位,以免造成期过高及择业方向古板单一的局面另一方面,鼓励学员学习相关的专业性知识,不断加强专业技通讯培养,特别是根据社会市场的变化注入新鲜、适应性强的动态信息,保证学员能根据社会的动态变化找准自的定位,树立正确的奋斗目标,增强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

3.加强就业指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学校在空中乘务专业培养人才过程中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在空乘学生进校之后就应开展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给予正确的就业理念引导,灌输职业规划、择业和就业的相关知识,分析就业前景和就业广度,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识自身与职业岗位的关系,找到合适的定位,以免造成期望值过高.在就业指导过程中既鼓励学生朝着职业目标不断努力,又要鼓励学生树立信心,即使上不了机也能够找到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同时,鼓励学生学习好的专业技能,提升人文修养,特别是根据行业和岗位的变化注入新鲜、适应性强的动态信息,让学生能根据行业和岗位的动态变化找准自己的定位,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四、结语

当前,高职空乘专业的外语教学还是以外语语言教学为主,跨文化交流外语教学一直处在语言教学边缘,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这无法达到当今经济发展背景下对空乘人员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的要求,无法满足航空业迅猛发展对国际化跨文化交流空乘人才的需求。因此,在高职外语教学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与时俱进,努力研究和探索适合高职空乘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模式,以期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使他们达到企业的用人要求,并适应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端峰.论空乘专业学生的就业影响因素[J].法治与社会,2016 (9).

[2]曹顺,王哲.空中乘务专业学生就业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1).

[3]袁夕娣.国际人才背景下高职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4).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语言文化;语言文化交流;语言理解;文化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606

Key words language culture; language cultural exchang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一、語言文化及语言文化交流概念

(一)语言文化概念

学术界对语言文化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解:

1. 指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中国有些高校设有语言文化学院,既研究语言,也研究文化,还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许嘉璐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成立大会上所做学术演讲题目就是《语言与文化》,演讲中特别强调语言文化学院的方向和学科建设首先就要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学院的方向应该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建成语言与文化并重的教学与研究基地。

2. 指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文秋芳(2016)将文化分为两类:(1)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2)不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前者指用语言传播的各种政治、历史、军事、文化、科技知识、传统、信念等,后者指不需要以语言为中介的文化,如建筑、图画、音乐、服饰、食品等。文秋芳还采用了混合造词法,创造了一个英语新词“languature”,即将language的“langua”和culture的“ture”合在一起,用来表述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用non-languature指非语言载体的文化。

3. 指语言本身。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基本形态。费孝通(2014:252)认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工具性的文化,它的价值取决于能否达到达意的目的,是一种使用价值,不附带贵贱好恶等感情选择。

4. 指语言意识形态。美国的语言政策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所谓显性政策是指有关语言的政府法令,如条例、规则等明文规定的政策;所谓隐性政策是指包括语言态度、立场、观念等在内的关于语言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作“语言文化”(Schiffman 1996)。

上述4个方面是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语言文化的理解,也许还有别的理解。实际上,语言文化是一个层级系统,不同的语境下确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理解指的是语言文化的不同层级。

许嘉璐(2017:101)将文化分为3个层级:(1)表层文化,又称为物质文化,这是人类最易感知的文化,是围绕衣食住行所体现的去取好恶;(2)中层文化,又称为工具文化、制度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3)底层文化,又称为精神文化、哲学文化,就是人的个体或群体的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也就是价值观。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反映底层文化的内涵,底层文化的内涵渗透于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中。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的变化渗透并影响着底层文化,底层文化引导并制约着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的变化(许嘉璐2017:17)。

参照许嘉璐关于文化3个层级的划分,认为语言文化比较特殊,语言文化本身也有表层、中层、底层3个层级:(1)表层,指语言文字。语言作为物质性的存在(赖立里2017),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文化。(2)中层,指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化,包括具有不同特点的语言文字所反映的文化性(风俗、礼仪等)、语言文字艺术,以及语言文字政策、法规等。(3)底层,指语言价值观,即那些对个人、机构以及民族、国家的语言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中国学者较少提及語言意识形态、语言价值观,但是,语言价值观非常重要。

(二)语言文化交流概念

语言文化交流是一种以语言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知识的互换、互通。准确把握语言文化交流的内涵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目的。语言文化交流的基本目的是信息、知识互换,根本目的是语言互通、心意相通。

2. 类型及性质。主要有两种类型:(1)不同国家间的交流;(2)本国内部的交流。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是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显性是文化属性,隐性具有政治属性。本国内部的交流既是一种文化建设,也是一种社会建设,是沟通族群、机构或社会团体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讨论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

3. 参与方。可以是双方,也可以是多方;可以是群体,也可以是个体。虽然存在主动方、被动方,但参与的双方或多方不是主客体关系。

参与语言文化交流的有时还有辅助方,如工具书、翻译作品等语言文化产品,借助这些语言文化产品可以助力语言文化交流顺利进行。

4. 层面。分3个层面:(1)群体间,如政党(政府)、民族(族群)、机构、社会团体间;(2)个体间,如学者、普通民众间;(3)个体与群体间。

类型和层面组合,不同国家间的交流就有政党(政府)间、民族间、机构间、社会团体间、学者间、普通民众间,以及学者、普通民众个体与智库、团体间等的交流。本国内部也可以有族群间、机构间、社会团体间、学者间、普通民众间,以及学者、普通民众个体与智库、团体间等的交流。

5. 交流内容。根据语言文化的层级,语言文化交流包括表层、中层、底层3个方面的交流:(1)语言的相互学习;(2)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相关文化交流;(3)语言价值观交流。

二、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及生成机制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合作共赢,就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出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演讲中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会上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主旨演讲,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系统概括了其包含的5个方面内容:政治上坚持正确义利观,安全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文化上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生态上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2017:25,58~59)。

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入了中国宪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在处理多元文化关系时的一种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是互相独立的,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济关系,这是中华文明在新的轴心时代为人类提供的“实践性智慧”(干春松201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决议,体现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成为一种行动。

(二)语言文化交流的当下意义

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之一,就是应该建立起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机制,致力于全球共同价值的建构(干春松2017)。乐黛云(2015:29)通过研究认为: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在研究如何将人类从已经造成灾难的文化冲突中解救出来,而通过多元参照、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实现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文化对话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学者不仅有思考,也有行动。许嘉璐倡议并发起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该论坛是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以学术性与民间性、国际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为特色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活动。

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中外人文交流及其机制建设,已建立中俄、中美、中法、中英、中欧盟、中印尼、中南非、中德八大人文交流机制,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习近平2017:44)。

语言文化交流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构建语言互通工作机制,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语言互通,开辟多种层次的语言文化交流渠道。早在2010年习近平在俄罗斯“汉语年”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俄最早的文化交流就包括了语言文字交流。借助语言文字这一沟通桥梁,使中俄人文交流扩展至各个领域。如今的中俄语言文化交流,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正步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期。中俄语言文化交流内容更加丰富,参与程度更加广泛,效果更加显著。习近平(2014)在与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总之,语言文化交流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文化交流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

语言文化交流早已存在,且在中外交流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古丝绸之路语言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1)语言教育。语言教育包括外语人才培养、外国人来华学习汉语、中国人远赴周边国家学习他国语言。(2)佛经翻译。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密切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3)工具书编纂。唐代的《翻译名义大集》,采取梵藏对照的方式,收录了大量的佛教词语和普通词语,后來又增添了汉文。一系列语言文字工具书的编撰和流传为各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诸多便利。(4)通信交流。在河西走廊出土的悬泉汉简、居延汉简,以及驿站出土的文书等可以证明,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有着非常频繁的通信交流。各国的通信交往文件已有“原件”和“翻译件”之分,语言翻译成为常态。在陆上丝绸之路,西域诸国与中原书信文书往来频繁,汉字的书写方式影响了其他民族,而纸张作为便利的书写工具也流传甚广(赫琳,谭昭2017)。

概括起来,语言文化交流有3个方面的作用:

1.实现语言互通、民心相通

通过信息、知识互换,促进了解、沟通,减少、消除误解甚至冲突,进而实现语言互通、民心相通。历史上因为语言不通或语言歧义引发的误解甚至冲突非常多。语言文化交流通过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培养外语人才、编撰语言工具书、翻译对方的优秀文化成果等方式进行信息、知识互换,有助于相互了解、沟通,减少、消除误解甚至冲突,进而实现语言互通、民心相通。

2.丰富发展双方语言文化

例如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这种交流在语言文字方面有着割舍不断、十分密切的联系。日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并将之作为自己语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汉语中也有许多言语词来自日语,经过多年使用已进入语言系统,成为汉语词汇稳定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词成为两种文字共同使用的汉字词。日语和汉语虽不属于同一语系,没有亲属关系,但是两种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人类语言的发展(王玉英2003)。

许嘉璐(2000)通过研究认为,佛教在中国传播了近2000年,对中国3个层面的文化(物质、制度、哲学)都有巨大的影响。一些词,如报应、解脱、机缘、红尘等,来自佛教;佛教词语甚至成为成语进入词汇体系,如立地成佛、回光返照等。这些词语已经让后人感觉不到是佛教词语,也就是说它们已完全融汇到汉语固有的词汇中,成为汉语的组成部分。

3.促进文化融合、会通,推动商贸发展、人员往来

古丝绸之路的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密切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大规模佛经翻译和佛教传播的成功说明,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而且是语言文化交流、融汇之路。语言文化的交流融汇,无疑促进了古代丝绸之路人员交往和商贸往来的繁盛(赫琳,谭昭2017)。语言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人员往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是一种绿色发展。

(四)语言文化交流作用的生成机制

语言文化交流为什么能够发挥上述三方面的作用呢?

首先,语言文化交流有赖于语言理解。语言理解是指人们借助听觉或视觉的语言材料,在头脑中主动、积极地建构意义的过程(彭聃龄2012:345)。语言是沟通的桥梁,通过语言理解,语言接受者在头脑中想象语言所描述的情境,通过期待、推理的活动去揭示语言的意义,进而实现相互理解、沟通。理解语言依赖于人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人们的知识、经验不同,对同一语言材料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别。

其次,语言理解,有时还不能真正达到“理解”,如“言外之意”“意会”“不言而喻”等。因此,语言文化交流还需要文化理解。文化理解是指对文化意义的理解(樊浩2001),是指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逐渐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有清晰、本质的认识(王玉婷2017)。文化理解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动态的过程,学习者不断地将文化输入与他自己过去的和现在的经验进行综合,从而产生意义。文化理解包含学习者的本国文化、目标文化和学习者个体三者的互动,在此过程中,学习者的文化理解能力不断得到发展。

因此,语言文化交流作用的生成机制是基于语言理解与文化理解。语言理解是基础,语言的相互学习有助于语言理解。语言理解也包含着文化理解,真正的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的帮助。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语言文化交流有助于语言理解。语言理解层次越高,文化理解层次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层次也越高。语言价值观交流有助于语言理解和文化理解。只有当彼此对对方的表达核心理念和思想感情的词都能明白了,才算是真正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相容(许嘉璐2017:135)。

三、语言文化交流的影响因素和若干原则

(一)影响语言文化交流的因素分析

语言文化交流自古就有,当今时代的语言文化交流与古代语言文化交流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变化因素有:(1)传播方式有所变化,科技手段的影响不断增大。例如:机器翻译、智能机器人在语言文化交流中的辅助作用越来越大;互联网将世界联为一体,非面对面的语言文化交流也成为重要方式。(2)交通更加便捷,语言文化交流的便捷性、频繁性加大。(3)各层次人员往来更加频繁,特别是大规模移民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4)市场推动作用更加突出,全球化的经贸及经贸额的显著增加对语言文化交流产生很大影响。当然,不变因素仍然存在,主要有:(1)语言状况仍然复杂;(2)不安定因素仍然明显;(3)政府主导作用仍然突出;(4)经贸等因素影响仍然巨大;(5)语言理解、文化理解仍然相辅相成。准确把握这些变与不变,有助于认识语言文化交流的规律,更好地促进语言文化交流。

(二)语言文化交流的若干原则

费孝通(2014:144)曾经提出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这十六字可以成为语言文化交流遵循的基本原则。本文稍作变更,提出语言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共享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认和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叶小文2016)。“和而不同”,就是承认各国语言文化存在差异,这是客观存在,但可以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和而不同”的精髓首先是强调一种动态的发展,“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讲的是事物之间的比评竞争并非静止不动。差别共存的状态也不仅仅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共同存在”。“以他平他”就是不同事物在显隐和消长中,互相比评、互相超越而达到新的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互识、互动、互为主观的发展之道,也就是通过差异的对话而得到发展。“以他平他”,能使物“丰长”的对话,不是“各说各话”,而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话”。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以至由“不同”变为“同”,而是要在共同的理解下进一步发挥各自的特长,也就是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获取新质,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乐黛云2015:124~126)。“共享分享”,就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共享在语言文化价值上取得的共识,同时让不同的语言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分享不同的价值、经验和成果。

除了上述基本原则外,语言文化交流还需要遵循下列具体原则:

1. 平等原则。交流双方(多方)平等,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否则,语言文化交流难以长久持续下去。王寅(2017)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4项原则:聚同化异原则、平等对话原则、合作共赢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语言文化交流必须遵守平等原则,要变“我说,你听”为“你说,我说”。既要会讲故事,也要会聆听。聆听是一种尊重、包容,是平等的体现。英国文化协会采用“展示”而非“告诉”的方式促进了英国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友好认知与理解”(夏兰·迪恩,刘玉2016),“展示”而非“告诉”即是一种尊重、平等的体现。交流中也会有交锋,但交锋不能靠武力、威胁来解决,最终还是要靠说理、比较、求同存异等来解决,这时候更需要平等原则。

2.安全原则。交流要确保语言文化交流不能损害国家安全,这是一条根本原则。语言文化交流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要牢牢把握语言文化交流的主导权,要不断加强自身语言文化建设。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如果自身底蕴不足,则可能被异质文化淹没,也就是被同化,没有了自身的文化,民族也就在实质上灭亡了(许嘉璐2017:215)。安全原则就是不危及自身安全,也不损害对方安全。

3.效用原则。提高交流的功效和作用,提高效率和效益。要重视语言文化交流规律的探索和实践的总结,加强评估和反馈,不断提高交流的效率和效益。

4.协同原则。发挥各个交流层面的作用,同时加强各层面的沟通、协同。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有政党(政府)间、民族间、机构间、社会团体间,学者间、普通民众间,以及学者、普通民众个体与团体间的交流等。不同层面的交流可能作用不同,但不可忽视任何层面的作用,哪怕是微小的作用,还要加强各层面的沟通、协同,不要一个层面起积极作用,别的层面起消极作用甚至副作用,力争形成累加效应。

5.合理原则。交流内容随不同情况合理安排。语言文化交流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从表层入手,着眼于中层,在取得一定交流成效的基础上扩大到底层交流。只有表层、中层的交流,没有底层的交流,难以达到民心相通。底层交流会影响表层、中层的交流,既可能深化表层、中层的交流,也可能阻碍甚至断绝表层、中层的交流。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交流的重要策略原则。

6.融合原则。发挥多种交流方式的优势,实现多种交流方式的融合。互联网时代,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不可忽视,机器翻译、智能机器人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北京龙泉寺机器僧贤二的研发,是世界宗教界的首创,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机器人,将在宗教文化传播、中华软实力传播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张怡然2017)。在全球化时代,既要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发挥市场的推动作用。

四、余 语

语言文化交流自古有之,是非常普通、普遍的事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语言文化交流,语言文化交流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本文对语言文化及语言文化交流的概念、语言文化交流的作用及生成机制、语言文化交流的原则进行了初步探讨,对语言文化交流的规律、方式、有效性、不同环境的策略选择等均未涉及,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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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海燕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3篇

当前,文化贸易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版权贸易作为文化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日益受到重视。作为文化大国,通过加强版权贸易,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融入全球版权市场,对扩大对外文化输出、拓展文化发展空间、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特征及问题,并就推进版权贸易发展进行对策研究。

一、中国版权贸易发展的特征

(一)贸易增长迅速,逆差逐步缩小

总体来看,我国版权贸易总量除个别年份外基本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3年,中国版权贸易总数为12834项,较2002年增长123%,2002-2012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8%。输出版权10401项,较2002年增长了近7倍;引进版权数为18167项,比2002年增长57%(见图1)。

在贸易平衡方面,版权贸易总体虽一直呈现逆差,但逆差额呈逐步缩小的趋势。2002-2013年引进输出比除个别年份(2003、2008年)外不断下降,由2002年的8.7:1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1.7:1。各类版权贸易除图书版权贸易外逆差数均有所降低,其中电视节目以及电子出版物两项版权贸易已经实现持续顺差,特别是电视节目版权贸易,2009至2013年已实现1556项顺差,而其他各项版权逆差基本维持在500项以内。

(二)版权贸易种类多样化,但仍以图书版权为主

在版权引进方面,图书版权是引进的主体,占引进总数的90%左右;其次是音像制品,引进比重小幅上升,占引进总数的3%;排在第三位的是电视节目,2013年所占比重为2.1%;排名第四位的是录音制品,2013年引进378项,占比2.1%(见表1)。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图书及电视节目版权引进呈现增量外,其他种类版权引进量均呈大幅减少,其中电影版权引进数从2003年的132项减少到了2013年的0项。

在版权输出方面,2013年输出种类从4类增加到了6类,其中录像制品、软件两项输出都实现了零的突破,其它各类版权除录音制品外,输出量都实现了较大增长。但总体而言,图书仍是中国版权输出的主要部分,占比始终保持在70%以上;其次,电视节目版权输出数从2009年开始迅速增长,至2013年占比达到18.6%,成为版权输出的重要增长点;排名第三的是“电子出版物”。

(三)版权贸易市场呈多元化趋势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我国版权“走出去”战略成效初显,贸易市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态势。2003至2013年,中国对欧美地区输出版权数占比由2%增加到了29%,欧美地区份额上升显著;对亚洲地区版权输出占比虽由94%下降到45%,但亚洲地区仍是中国对外版权输出的最大市场,其他地区所占份额则从3%增长到26%。

从输出国别(地区)分析,版权贸易市场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2003年我国对韩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版权输出占输出总量的90%,到2013年上述三地占比之和仅为35%,而其余各国占比均有所增加。其中以对美版权输出增长最快,2013年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版权输出市场(见图2)。

(四)版权贸易网络化步伐加快

随着数字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贸易数字化及网络化步伐正逐渐加快,表现为:作品形态的数字化、管理过程的数字化以及传播渠道的网络化等。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在线版权交易,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节省物流成本,扩大版权输出范围,快速实现实现版权交易的广域化和全球化,加快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伐,因此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以及版权代理机构已经开始构建集产品营销、服务及交易于一体的版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并通过其来开展对外版权贸易。例如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便设有“版权贸易”窗口,可直接实现在线版权贸易。此外,各类国际版权展览活动也逐渐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对外版权交易,2015年的广州纪录片节创新地建立了网上交易平台,并推出互联网运营平台“纪录·中国”,可实现在线版权交易、在线提案预售、在线课程等功能。

二、中国版权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持续贸易逆差

持续的贸易逆差一直困扰着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虽然近年来逆差规模比之于贸易规模有所减小,但绝对数值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13年逆差数仍高达7766项。从引进输出比来看,2013年引进输出比为1.7:1,但若分国别分析,除少数亚洲邻国以外,欧美各国与我国版权贸易的引进输出比仍然较大,其中以与日本和美国的引进输出比最大,达到了4.9:1,表明我国目前的版权输出能力仍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从贸易种类来看,图书版权逆差问题尤甚,在其他各类版权贸易逆差逐渐缩小甚至出现顺差的同时,图书版权的贸易逆差仍一直维持在9000项左右,由于图书版权是我国版权贸易的主要部分,因此版权贸易总体逆差数量也一直居高不下。

此外,国内出版企业为扩大版权交易,往往采取低价输出、高额引入,致使版权贸易额也呈现巨大逆差。2013年中国版权贸易进口2.8亿,出口0.6亿,逆差金额达2.2亿人民币。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国内出版机构的生存空间,导致产业利润流失,发展能力减弱。

(二)部分版权贸易市场仍较为集中

目前,我国部分版权贸易市场仍存在集中度过高、依赖性过强的问题。输出方面,录音制品对香港地区和韩国的输出占比近80%,录像制品输出市场的90%以上集中于香港地区,而软件版权的输出则全部集中在了英国。市场的过分集中势必导致版权输出对部分市场的过度依赖和被动风险,提高版权贸易市场多元化水平仍是版权贸易面临的重要课题。

引进方面同样存在来源市场高度集中的现象,图书版权按引进量排前三位的地区依次为美国、英国和日本,三者占比之和达到59%;录音制品引进排名前三位的地区依次为美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占比之和为65%;电视节目引进排名前四位的地区依次为韩国、美国、英国和香港地区,占比则达到了81%;录像制品引进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占比达到了88%。上述现象固然与部分地区发达的科技文化水平有关,但长此以往势必加重对该地区版权引进的弱势依赖,进而制约自身版权产业的发展。

(三)对非图书版权的重视不足

在版权贸易各种类中,由于视听元素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比语言元素传达更加丰富的信息量,因此音像制品、影视作品相较于其他版权来说文化传播折扣较小,具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以电视节目版权为例,电视节目覆盖面较广,渗透性强,内容资源丰富,在传播文化价值方面的优势明显,贸易空间潜力巨大。虽然近年来我国非图书版权贸易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仍不足20%。其中电影版权的贸易量甚至呈现直线下降趋势,2010-2013年贸易量分别为284项、39项、12项、0项。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对非图书版权贸易重视程度的不足。非图书版权在版权贸易格局中的比重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化传播力和竞争力的低下。

(四)稳定的版权贸易渠道尚未形成

目前我国出版企业参与国际版权贸易的方式除了依靠版权代理机构,就是参加各类国际展览,尚未形成稳定的版权交易渠道。相对于巨大的贸易空间,贸易平台的搭建亟待完成。

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能够凭借其专业优势,在作者与国内外出版机构之间构建起渠道丰富、权益明晰、交易顺畅的互通平台。与欧美国家发达的版权贸易产业以及相伴而生的版权代理机构相比,我国版权贸易机构的差距仍十分明显,无论是交易代理、使用费收转等低端服务,还是诉讼代理、版权投资以及版权战略规划等高端服务,均处于起步阶段。加之审批机制僵化、同业间无序竞争等不利因素,都严重制约了版权代理机构的发展。

通过参加国际展览活动是国内出版机构开展版权贸易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已举办或参加了包括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伦敦书展、上海电影节等多项国际版权展览活动。2015年5月的美国书展上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输出版权1328项,引进462项,2014年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上,共有2162家中外出版单位参展,达成版权贸易协议4346项,其中引进1752项,输出2594项。但表面的繁荣现象背后隐藏的却是交易渠道的不稳定性,正是版权贸易代理机构的功能缺失导致了出版机构对于参加国际版权展览活动的依赖性,导致我国版权引进和输出难以对国际版权交易市场形成持续影响。

(五)版权市场中盗版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版权市场的盗版现象由来已久。2013年,中国未授权 PC 软件的安装率为74%,这一数字虽呈下降的趋势, 但仍大大高于全球43%、亚太62%及金砖国家67%的平均水平,未授权软件的商业价值达87.7亿美元。此外,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连续十一年把中国列为《特别301报告》的“重点观察名单”之一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目前我国虽已大体上形成了以著作权法、合同法和对外贸易法为基础的版权法律体系,但完整性、规范性和系统性还不够,许多问题如著作权转让等缺少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版权执法的过程各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虽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及商务部对盗版行为都有管理职责,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导致版权市场管理混乱。

盗版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版权引进,挤压了正版作品的市场空间,同时对版权保护的力度不足也阻碍了文化创意的提出,对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了我国的版权输出。

三、促进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扶持力度,助推版权贸易

鉴于版权贸易在扩大国家文化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的巨大作用,政策扶持是世界各国促进版权贸易的普遍做法。“十一五”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八大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自开展以来已对2827种外向型图书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资助。国家层面上的引导和扶持系统完善的扶持机制,对版权贸易发展将产生强大的推动。

(二)建立行业协会,实现共赢共享

除了政府方面的措施外,还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及行业协会在整合行业资源、构建信息平台、促进企业合作等方面的作用。可借鉴美国的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的做法,IIPA是美国版权产业的一个民间组织,旗下包括美国出版商协会、商用软件联盟等七个协会成员,涵盖了美国版权产业的绝大部分,IIPA在美国版权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通过建立行业协会不仅可实现资源共享,而且可避免同业倾轧,实现合作共赢,促进版权贸易健康发展。

(三)发展代理机构,拓宽贸易渠道

版权代理机构在欧美国家早已成为版权贸易的主力军。借鉴于此,我国应逐步放宽对于版权代理机构的审批限制,引导版权代理市场化发展,依托版权代理机构构建长期稳定的版权贸易渠道,促进版权贸易的良性发展。逐步稳固夯实国内外版权营销渠道,在作者与出版社、经销商及消费者之间搭建互通平台,在引进和输出两个方面共促版权贸易繁荣。

(四)转变经营理念,创新发展模式

出版机构应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销为核心,悉心探究国际化、外向型的优质选题,积极开发特色化、差异性的优秀产品,大力提升版权引进的本土适应性以及输出版权的市场命中率,通过国际合作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路径,促进中国版权作品走向世界。同时,利用互联网在内的新媒体进行对外版权交易是国外出版机构的常用手段,许多在线版权贸易机构,如国际版权在线,基于其丰富的版权数据库为对外版权贸易双方提供了快捷高效的交易平台。因此国内出版机构应将“互联网+”理念充分应用于版权贸易经营模式创新,构建版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完善版权贸易产业链,提高版权贸易贸易便利化程度。

(五)完善人才机制,强化智力支撑

正规化、常态化的版权贸易人才培养机制是关系版权贸易的长期之需。版权企业应进一步密切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企业固有资本与专业智力资源的共有互享,不断培养和补充高素质版权贸易专业人才。在这方面,中国版权协会与北京印刷学院已进行了成功尝试。2015年4月,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将在版权人才培养、版权保护研究、版权宣传教育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随着越来越多的“校企合作”版权人才培养基地的建立,相信版权贸易人才匮乏的问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六)加大版权保护力度,增强版权社会保护意识

首先须建立健全版权法律保障体系,为版权执法提供明确依据,确保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应制订出台针对版权贸易的专项法律法规,促进版权贸易有序运行;再次应明确管理机制,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企业主营的版权贸易格局;最后应加强版权执法力度,坚持不懈地进行打击盗版行为。此外,还应通过各种教育宣传活动,增强全社会版权意识,为版权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基础。在涉外维权方面,应重点引导版权贸易企业加强国际版权贸易规则的学习,支持企业开展应诉工作,鼓励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积极参与国际版权贸易规则的制定,引导建立有利于我国版权贸易新规则。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两次鸦片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主要力量首先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现实,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他们在了解和传播西方文化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遵循“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努力搜求与探索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从1840年到1861年,有20多部介绍外域地理的著作问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本着“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努力研究造船制炮等西方先进技术。先后出版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专著20多部。此外,林则徐还主持选择了瑞士著名法学家滑达尔所著《国际法》的有关章节,取名《各国律例》,并运用于对外交涉。

与此同时,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播西方基督教的需要,也做了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在中国创办了英华书院、美华书院等最早的出版机构,编译并出版了大量非宗教性著作;他们还利用创办报刊、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通过在中国创办西式学堂、西医诊所以及新式印刷所等,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西医以及先进的印刷术输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工作主要是洋务派主持进行的。在外来入侵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发动了以创办新式军用工业化新式民用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主要通过办学堂、遣使、留学、译书等途径,将西学在更大范围内输入中国。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先后创办了23所新式学堂,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为中国造就了第一批近代翻译、外交、科学技术以及军事指挥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从1866 年斌椿一行随赫德游历欧美起,清政府陆续派出使者出访或驻节西方。这些人在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基础上,写下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笔记、日记、函稿和著述,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走向世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出国留学,最早出现于民间,大多由教会人士资助,1872年——1875年,清政府接受容闳建议,先后派遣120多幼童赴美留学。此后,又先后五次共派遣90人到西欧各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很快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生力军,詹天佑就是较突出的一位。译书也是这一时期输入西学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所办的学堂和制造局大多兼译西书,如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翻译了不少西方科技书籍。

另外,外国传教士在传播西学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承担了翻译和出版西学的主要技术工作。如英籍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28年,先后参与译书120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贡献最大的翻译家之一。此外,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一些译书机构,也大多致力于西书中译的工作。

三、戊戍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范围展开。戊戍维新运动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宣传变法维新主张、组织学会、创设报馆、开办学堂。1895年——1898年间,全国出现103个学会、64家报馆、185所学校。成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便既是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又是维新派第一个译书机构。孙廷翰编辑的《西学大成》、梁启超编译的《西政通考》以及求志斋等人所编辑的《西学时务总纂大成》等,便是很好的例证。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出现留日风潮。1900年留日学生组织了译书汇编社,出版了第一份以介绍西学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译书汇编》。同期国内也出现了《新世界学报》、《大陆报》等新兴杂志,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1902年,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把外语、天文、舆地、兵法、格致、制造等西学门类列入教学内容。此后,新式学校大量涌现,且多选用留日学生编译的西学书籍为教材,西学作为近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也进一步渗透到普遍的国民教育中。当然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框,将探索重点由兵工格致转向直接为维新和革命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议会制度、天赋人权、共和国方案等等,相继被搬入中国。

四、五四新文化时期及其以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和科学作为旗帜。在民主问题上,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等一批留学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较多了解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以纲常名教和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扫荡,一些从欧美学成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怀抱科学救国的思想,积极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科学的力量,传播西方最新科学知识,致力于发展近代科学事业。据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的论著,约有六七百篇。杨铨、胡明福、胡适等发起创立的中国科学社最为著名,创办《科学》杂志,专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为改变旧中国愚昧落后的状况作了巨大的努力。

五四运动以后,启蒙的文化运动借助于救亡反帝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运动的重心从对封建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一时间,学会林立,社团风起,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潮,纷纷涌向中国。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到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等帝国主义时代的哲学流派,以及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都被贴上新文化、新思潮的标签。同时,“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被广泛采用,一批青年学子满怀希望和抱负远涉重洋,奔赴西欧,以勤工俭学为手段寻求救国真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大使杜威、罗素、独立舒等也被请到中国来传经送宝,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纵观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而进行的,充满着爱国精神。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研究,也始终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进行,充满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始终是以向西方学习为主题。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交织着侵略与反侵略、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总目标,中国人不得不向先进的西方寻求真理,抛弃泱泱大国的架子,迈开“以强敌为师”、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由伦理、表层向核心不断深化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工艺格致;从甲午战争后的法政哲学到五四时期的伦理意识,西方文化的输入一浪高过一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并由此促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以及改良和革命运动的更替出现。

纵观以上近代文化中外交流的史实不难看出,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都是无力和无法抗拒的,其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日本交流日益密切,大量的日语新词传入中国,被人们所熟知并广泛使用,成为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用来表示新事物和新现象的词被称作“日源新词”,大大增加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研究这些日源新词是时代的要求,是了解现代汉语在新时代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通过研究“宅”这一典型的日源新词在汉语中的使用和变化,探讨日源新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受容情况。

关键词: 御宅族   日源新词   受容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宅家过年”“宅家抗疫”等词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中的关键字“宅”在这里表示待在家里,不出门的意思,这并不是“宅”字原本就有的用法,而是来自日语中的“御宅族”一词。该词原本意思是对特定领域或事物感兴趣,痴迷于收集相关信息的人,狭义来说,专指对动漫、游戏等虚拟世界有着异于常人热情的人。这在日语中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新含义,是一个典型的应对新事物新现象出现的新词汇,或是旧词被赋予的新含义。“宅”字在进入中国后只在小部分二次元文化爱好者中被用作该含义,很快就发生了词义变化及词性增加,被用来表示“待在家不出门”的意思。这其中有语言本身的内在原因,也有两国之间社会文化不同这一外在原因。本文将分别考察该词在日语及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分析在传入现代汉语后发生变化的原因,总结归纳日源新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和变化。

一、日源外来语的两次输入高峰

现代汉语发展到如今,外来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外来语不仅丰富了原有的文化,还给人们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概念。尤其是在不断全球化的现在,语言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手段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1]。

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是“汉学东渐”的过程。日本为了吸取先进的中国文化,自飞鸟时代起就开始向中国学习并使用汉字,引进并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及汉译的佛教经典。在近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翻译过日语书籍,所以几乎没有对汉语产生影响。汉语接受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汇大多是在明治维新之后,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出现了两次日元外来语传入的高峰。

(一)第一次高峰

明治维新后,日本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化强国。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自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中国开始向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留日学生、翻译家及学者们阅读、翻译了日语书籍,经过模仿和再创造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近代新词,尤其是其中抽象词汇的部分是西方文明的承载体和传播者,有时甚至被视作西方文明的本身。在日本的近代词汇研究中,这些词语被称为“新汉语”,即用汉字构成的新词。“新汉语”这一术语表明:新的汉字词超越了汉语、日语、朝鲜语等个别语言的框架,成为汉字文化圈概念共享的媒介物[2]。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大量表现欧美现代科学思想的日源词汇融入现在汉语当中,不仅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的文体。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吸收如此多的外来词汇,在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普及,在汉语的词汇发展史上极为罕见。

(二)第二次高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敞开了大门,外来的新事物、新概念接踵而至。人们需要新的词语表述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词的增长是这种社会生活变动的反应[3]。随着中日两国在科技、经贸、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接触增多,越来越多的日语新词进入现代汉语之中。不仅有家电产品、汽车、机械等象征日本先进科技和物质文化的商品大量进入中国,还有日本的文学艺术、饮食文化、社会现象、时事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词汇输入现代汉语当中。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族”“~屋”“卡拉OK”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并流行起来的。我们通常把这些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在原有的现代汉语常用词汇中不存在的,具有新形式、新含义或是新用法的词称作“日源新词”。

这一时期输入的词汇和第一次输入高峰时期相比,尽管所涉及的领域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并不逊色。在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动画、漫画等相关内容中出现的日语新词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新词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在我国,特别是青少年中被广泛使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宅”。

二、“宅”在日语中的使用情况

“御宅族”一词来源于日文的“お宅”,它在日语中原本是用来表达“您府上”或是“您”这个意思的敬语。“宅男”“宅女”等名词中的“宅”狭义上指的是沉迷动画、漫画、游戏等次文化的人。在日本,第一次正式在出版物上出現“お宅”这一用法,是在1983年的《漫画ブリッコ》杂志的六月号中,中森明夫在题为《『おたく』の研究》这一连载中,首次将这些聚集在Comike这一全球最大同人志即卖会上的动画迷们称为“御宅族”[3]。为了区别于该词原有的含义,往往会用片假名标记为“オタク”。

被称作“御宅族”的这一族群出现不过短短几十年,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和发展是和社会、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电视机等家用电器普及,给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4]。但确切的关于“お宅”这一个新含义是如何出现的,目前还没有定论。

庆应大学毕业的一群科幻迷们成立了动画工作室并制作了热门动画《超时空要塞》,他们不仅相互称呼“お宅”,还让动画中登场的人物也这样称呼。当时的女高中生科幻作家新井素子在杂志刊登的一篇随笔中称呼友人为“お宅”。科幻小说作家平井和正在小说中,也让主人公使用“お宅”这一称谓。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几种说法,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一种。《超时空要塞》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动画作品,粉丝纷纷效仿。以此为契机,这一称呼在二次元爱好者中间流传开来。尤其在同好者聚会上,以交流兴趣爱好和交换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他们甚至可能都不知晓对方的姓名,用“お宅”这一第二人称词成为最好的选择。既能保持适当的射角距离,又能体现彼此共同的爱好。这些爱好者们往往表现出对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回避,爱好者圈子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后来词义进一步扩大,指只对特定的某领域或事物感兴趣,并对此有异于常人的了解,却缺乏一些社会常识的人。这个跟二次元文化密不可分的意思直到1998年才被收录到《广辞苑》的第五版之中。在中国,即使是懂日语的人,如果不关注二次元文化,恐怕就不太了解这个用法。因为“お宅”们总是被认为不善与人交际,在人际关系上存在问题,所以一开始是作为一个蔑称存在的,但现在随着词义的扩大,性质趋于中性,开始使用于表示对某职业领域有极深造诣的人。

三、“宅”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状况

“宅”或是“御宅族”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一开始只在一些ACG文化爱好者中流传,按照这个词的原意,在汉语中可译为“爱好者”“~迷”。小圈子交流是他们的核心特征,会倾向于使用一些只有同好者才懂的词语隔绝非同好,增进同好者之间的认同感。这些二次元爱好者们会频繁接触日本文化及日语,直接使用一些日语词,例如“宅、萌、残念、声优、吐槽、耽美、萝莉”等,成为他们与同好者进行交流时的语言习惯。

随着互联网等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手段不断增加,几乎不再有完全封闭的圈子内交流,青少年对于新词的接受总是最活跃的,很快这些源自二次元文化的日源新词不再局限于动漫爱好者之间,成为青少年中普遍使用的流行词汇。这其中不乏一些对二次元文化不甚了解的使用者,加之本身“宅”字在汉语中有“住所、房子”之意,与“宅”原意所指的御宅族不善与人交际的特点契合,“宅”开始被用来指待在家里的人,渐渐变成了“家里蹲”的代名词。在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这种误用之后,被赋予了新含义的“宅”甚至比原意更广泛地被使用。下面通过对新華网、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中“宅”的使用情况进行分类归纳,看一看“宅”的使用情况。

(一)用作名词

a.作为原意“爱好者”“~迷”之意

①喝完“肥宅快乐水”,就想“燃烧卡路里”。“确认过眼神”“你是魔鬼吗”?

②“FEEL”技术宅:我们将定义“90后”的生活。

③他由“技术宅”开始跑市场;他,见证着“老粗黑”成为“小清新”。

④不管你是吃货还是游戏宅,都别贪图享乐疏忽了用火用电安全。

b.作为汉语中新出现的“家里蹲之意”

①但我们还有时间计划,更从容地去面对……制订属于你的7天“春节御宅计划”。

②绿色健康、“家场景”“宅经济”消费热度凸显,健身器材、保健食品、消毒卫生用品、中高端厨房电器、宠物用品增长均超过30%。

③航母不是“宅男”,远航必是常态。

④致敬前线与病毒厮杀的英雄,也感谢每一个“宅男宅女”。

(二)用作动词

①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武凌云和同为国家一级演员的父亲、母亲、妻子“宅”家直播,吸引数十万网友的点赞。

②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日本大量民众宅家,丈夫不再出门上班、改成在家远程办公。

③封城宅家,全国驰援,全民核酸,终于换来武汉的战略性胜利。

④有人不惧严寒,坚守岗位;有人宅家战疫,用感恩致敬守护。

⑤内蒙古中西部和西南部、华北及东北西部等地都将出现明显沙尘天气。提醒:遇到沙尘天气,尽量宅家不出门。

⑥随着各地开学在即,宅在家许久的同学们终于要告别网课了。

(三)用作形容词

①因为重担千斤,年逾古稀的院士还在战斗;而为了避免传染,所有人在理解与焦灼中,度过了史上最宅的春节。

②经历史上最“宅”春节,所有中国人都憋着一股劲,希望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凝心聚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③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王文:中国500强企业有点“宅”。

④男性收视人群也从海量网络数据中浮出水面,显现出“男人也爱看电视”的有趣现象。汉子们,最近比较宅?

四、“宅”在汉语体系中的变化和原因

近年来,“宅”已经慢慢不再是局限于某个小圈子内部交流的“黑话”,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且开始被很多主流媒体使用。“宅男”“宅女”作为新增词汇,和“限行”“摇号”“团购”“微博”“云计算”“情人节”等词一起被收录进了《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2012年)之中,可以说已经正式地被接纳到汉语之中,充分显示了这个词的强大生命力。

综合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宅”在汉语的实际使用中,出现了词义的扩大和词性的增加。从数量上看,在汉语中诞生的新含义甚至比原义还要更广泛地被使用。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两国语言存在共同的汉字基础,为这个词在汉语里的使用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日语输入外来语的高峰中,非常多的与二次元文化相关的词汇大量涌入,使很多非爱好者来不及一一探究其内涵,只是习惯性地按照一贯的思维认识模式“望文生义”。有关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新闻报道之中,或许是为了凸显某种东瀛风情,日语词汇往往被直接拿来就用[5]。一些媒体在此基础上还自创了“宅经济”等词汇,使“宅”的这一新含义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其次,古汉语中的“宅”本身就是“定居、居住”这一动词性的用法。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玄鸟》)。在日语中的“宅”一般只作为名词使用,在现代汉语中发生了动词化,并被广泛使用,这和汉语中的“宅”字本身的动词用法是分不开的。这使“宅”这一动词化变化的接受度变得更高,与汉语的语言体系的融合更自然。

最后,“宅”的新含义正符合我国的新思想、新现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事情足不出户就可以做到,“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成为新青年们喜欢的新的生活方式,“宅男”“宅女”成为这类年轻人略带调侃意味的代名词。“最近有点宅”是对这类生活状态很好的形容。像这样的一些日源新词在现代汉语中词义或词性发生变化,然后通过本身强大的构词能力不断组成新词,给现代汉语带来更多的活力,适应不断出现的新人群和新社会文化现象。

五、结语

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来看,日语之所以能影响汉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语中新创造的汉字词符合汉语的造词法。从影响的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二三十年间,以及中日恢复邦交至今的几十年。这和两國之间的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因此,对外来新词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语言文化交流层面,还应从社会语言学的层面关注。

语言是适应社会文化发展及社会不断变化的交际需求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这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得到了普遍印证。在这其中对变化最敏感的往往是词汇。二次元文化是日文现代文化输出的重要部分,作为主要受众的青少年的是创造或接受新词汇最活跃的一个群体。随着二次元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的影响已经不仅仅限于文本、映像等,而是遍及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青少年作为二次元文化的主力消费群体,他们往往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语言特色。对于这部分日源新词的研究,不仅可以反映青少年群体语言使用的规律和特点,对揭示汉语新词发展规律也有重大意义。

进入现代汉语体系中的日源新词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我们不拘泥于这些词原本的词义和词性,很多日语新词在被汉语吸收后发生了变化,或有了新的诠释,更适合在汉语环境下使用。这是汉语以更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词汇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沈国威.汉语的近代新词与中日词汇交流——兼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J].南开语言学刊,2008(1).

[3]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4]大塚英志.“御宅族”的精神史[M].东京:讲谈社,2004.

[5]熊野七绘.“动画·漫画”调查研究[J].日语教育纪要,2008(4).

[6]甘涛.日源新词在当代汉语新闻报道中的传播与变异[J].传媒新论,20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育才项目,“翻译文化观视域下的日语新词汉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KYC2017005;2017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翻译文化观视域下的日语新词汉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0035。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跨文化 文化体系 中西方 差异 根基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让我明白了跨文化差异的体系,而且对中西方差异产生了兴趣,了解中西方差异的根基,精髓。首先我回顾一下我们的文化差异的体系。文化差异的体系是中西方文化梗概,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礼仪文化,民俗文化。中方文化强调集体意识,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一种深层次的平衡,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我意识,求个性,求理性,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中方重经验,直觉;西方重唯理,思辨。中方重整体综合,西方重细节分析。中方重思维能力,中方思维是物性思维,以“阴阳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属性和功能的分析,优点是宜于看出物质与精神的运动共性,掌握事物运动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做出预测和运筹,借势运力,寻找最佳决策,讲究思维能力。西方思维是物质思维,以”分子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内部构成的发现,掌握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优点是宜于根据事物结构创造新事物和新功能,讲究创造才能。中方的宗教文化儒释道结合,具有浓烈的伦理道德色彩,具有很强的入世性,具有务实性,并且兼蓄并容。西方宗教文化有较强的排他性,相信世界和宇宙中存在一种超自然和超社会的力量,认为人有原罪,人要救赎,人要忍耐、顺从、听话、不反抗。中方的建筑文化注重整体美,讲究曲柔,追求写意,追求空间的封闭性,注重和谐之美,追求天然之趣。西方建筑文化注重个性美,讲究刚直,追求写实,追求倾向于开放性,注重对抗之美,追求人工之美。中方讲究美性,味感。西方注重理性,讲究营养。中方以植物为主,西方以动物为主。中方重聚餐,求团圆;西方重分餐,求自我。中方热情好客,西方人自我就餐。中方以热食,熟食为主;西方以生食,半生食为主。中方用筷,西方用刀叉。中方不重女性,西方尤重女性。中方讲究热闹,西方讲究安静,专心致至。中方先菜后汤再主食,西方先汤后主食再甜点。中方暂停用餐餐具较随意,西方刀叉有规则。中方衣着随意,西方衣着讲究。中方服饰注重追求稳重,西方追求感官刺激,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中方礼仪以礼服人,以谦为尚,以和为贵,亲情至上。西方随意地打礼貌的招呼,忌问隐私,礼貌又加,讲求效率,女士优先,重视小费。中方欢乐文化的心理期盼是分享喜悦,西方是发泄个人情绪、张扬个性。中方表达方式是和谐,温和的方式,西方是强调个体舒适和满足,直接,纵欲,粗放的方式。中方文化娱乐的理想追求整体的高兴;西方人追求欢乐,更多是通过忏悔,內省和宣泄,以求个体灵魂的洁净和个人感情的升华,更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幸福的追求。中方民俗文化源于与丰收相关的节庆,祈求;西方民俗节日来源于基督。中方民俗以饮食为主,有较浓的家族色彩;西方民俗以娱乐为主,比较开放,具有博爱性。

中方文化的根基是儒释道。

一儒家以仁为核心。积极的一面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另一面是追求集体的和谐,对个人的人性进行了约束。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道家的核心文化是“道”和“天人合一”。道即是各种天,人,理的自然规律。天人合一强调了集体意识,求人,物,天之平衡,大“和”。

三佛教的核心是苦、集、灭、谛。人生是苦的。人有八苦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烦(色、受、想、行、识)。集是对到处不断追求快乐的渴爱造成痛苦的原因的分析。灭是苦的超脱。道是修行的方法,也是文化的深刻体现。

西方文化的根基是希腊理性,犹太基督教以及文艺复兴。西方的文化强调了物质思维,强调了理性思维,强调了个人的权利和人性的解放。 一物质思维

1 探索自然界的本原究竟是什么?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恩培多克勒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留基伯和其学生德谟克利特

2 探索和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现象。亚里士多德研究了物体的运动,生物的分类,生命的形成,气象学等方面的现象.阿利斯塔克首次提出日心说,并运用几何学原理计算出月球,地球和太阳的大小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在定性上完全正确.阿基米德研究了静力学,尤其是研究了重心,杠杆,浮力,相对密度等问题.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医学的集大成者,他用四体液说解释人类的疾病. 3 非常热中于几何学的研究。因为几何证明最能体现人的逻辑推理能力,而逻辑推理是理性思维的核心,所以特别崇尚理性精神的古希腊人就特别推崇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由于证明了勾股定理而设百牛大祭,柏拉图学圆的门上挂着“不学几何学,不得入此门”牌子.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意义.从17世纪以后西方各大国的科学院和民间机构的悬赏征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西方人对探索研究自然界的兴趣。

二理性主义

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精神。赫拉克利特首先提出“逻各斯”的概念.逻各斯主宰世界,但它必须用理性

思维才能把握。巴门尼德把人必须用理性思维认识世界的思想推向极端.他指出:“凡不能设想的就都是不可能的,即令感官告诉我们它的确发生了”.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的四个否认运动存在的论证充分说明了这一思想.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也充满了理性主义精神.亚里士多德对理性主义作出了杰出贡献.<工具论>作为逻辑学的奠基著作,书中制定了人类进行逻辑思维或逻辑推理时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和规则。

1尊重客观事实和公理。既然理性主义的核心是逻辑推理,那么逻辑推理的前提首先必须是无可置疑的对客观事实的分类。按出现领域分:自然界,社会和人文领域;按出现的概率分:必然的和偶然

的.按出现的范围分:个别事实,统计意义上的事实,普遍事实. 2坚信因果关系哲学上的休谟问题及其解释。 3不盲从,不迷信,崇尚自由和平等争论学术的自由平等争论与商品的公平竞争一样。 三人权和人性解放

1 坚持以人为本或以人为主体的价值观。 2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维护人的尊严。

3 赞美和颂扬人性,人的美德,人的完美,人的伟大,人的幸福和人的无限创造力。

4 强调和追求人的自由,尤其是思想观念的自由。

5 注重对人的教化,力求使每一个人成为文明人,文化人和具有创造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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