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篇
基于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各国之间贸易往来更加密切，由于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促使各国家在严峻的贸易趋势下加强跨文化交流。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在国际贸易背景下加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分析影响跨文化交流的因素，提出加强跨文化交流的有效路径，包括提高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认识、强化跨文化平等交流等。
一、引言
我国加入WTO以来，加深了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往来，为有效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加强跨文化交流至关重要，能够有效协助企业提升市场中的竞争力水平。因此，相关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赢得更好的发展局面，必须加强企业创新升级，积极响应国家的各项政策，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跨文化交流模式，从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在国际贸易下加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取得进一步的交流，然而在交流过程中文化差异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国际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驱使下，各国之间在地域、时间、空间等方面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现代化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为国际贸易发展带来更好的契机，基于国际大环境背景下，必须加强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文化、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部分，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文化支撑，各跨国企业必须抓住发展的机遇，推动企业不断向国家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新形势发展下的市场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市场，企业要想获得优势地位，必须加强跨国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做好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跨文化交流工作，为企业注入更多原创动力，不断向国际化经营模式转变。
三、国际贸易跨文化交流难度高的原因
（一）时间观念之间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发展中存在客观性，忽视了时间的重要性，企业在管理上比较随意;时间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视时间为第一要务，浪费时间就好似浪费生命。由于时间观念导致的贸易分歧，影响了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二）空间观念差异
中西方文文化差异驱动下，对空间的认同感有所不同，中国人相对热情好客，喜欢分享自身的空间;西方的文化认知有着不同的差异，致使中西方国家之间在文化交流中产生冲突。
（三）人情与法制度
跨文化交流中，中国是注重人情的国家，西方在法制上有着更加严格的观念，突出表现在商业谈判中，造成贸易双方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产生很大的困扰，因此对于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四、加强快文化交流的有效路径
（一）促进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在发展中必须始终秉持“引进来、走出去的”的发展理念，加强企业创新，重视跨文化交流在企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综合实力，多渠道加大企业文化宣传。在融媒时代下，善于利用新兴媒体平台宣传自身的企业文化，包括广播电视、微博等，通过微信公众号软文推送的方式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强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的交流，积极引进先进的企业管理手段，促进国际文化的深度交流，不断适应多渠道的文化融合。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强企业自身文化创新，打造企业的专属品牌，树立在国际经济贸易中良好的企业口碑，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采取文化形容和文化规避的策略
基于中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企业在具体发展中可以采用文化互补的方式进行文化融合，秉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则，确保两国文化运用在同一企业发展中。选择以自攻自为主，以母公司为辅的的文化方式，有效规避两国之间的文化碰撞，尊重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平等进行商业活动和管理活动，加强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国际贸易往来。在与跨国企业合作中，加强对当地文化的分析和探究，全面了解合作伙伴，本着积极健康的交流心态，促进文化交流顺畅，并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宣传，将本国文化渗透到合作国家的文化中，促进两国文化之间的交融。始终保持一种求同存异的理念，促进企业之间有效进行跨文化交流，不断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多角度了解不同文化优势和差异性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文化的平衡点，实现优势互补，从而营造出适合跨国企业发展的特色文化。
（三）加强企业员工的文化教育
企业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工群体应当定期组织开展企业文化培训，培养员工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加强对企业文化的宣传;从企业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员工晋升等方面加强运功对本企业发展导向的了解，促进文化教育，加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加强对西方国家文化的渗透，要求员工全面掌握中西方国家文化的差异性要点，不断提升企业员工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从而更好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定期邀请相关专家以授课的方式进行中西方文化的宣传教育，提升员工在新文化环境中的思想准备，通过对媒体加强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包括文化特色、风俗习惯、市场动态等，通过直观的视频观看，加强员工在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环境中的竞争意识，加强员工的应变能力，并将员工作为也文化走出去的主要推手。
（四）强化文化平等交流
各国之间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差异都是不同的，在长期的历史沉淀中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地方文化，在本质上没有高低执之分。在国际经济贸易的驱使下，各国必须树立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理念，将文化经济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辅助力量，在跨文化交流中始终坚持和谐、互帮互助的原则，不断为企业争取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话语权，通过平等的文化交流，推动中西方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国际贸易驱使下，加强跨文化交流发展为必然趋势，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够加强跨国企业之间的相互沟通，对于企业有重要的决策、指导、管理的很重要作用，通过企业内部的文化宣传，加深了企业全体人员对跨文化交流的准备，为促进跨国企业之间的经济发展夯实基础。
（五）加快提升自身跨文化交流能力
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环境下提升企业文化的软实力，必须加强自身跨文化交流能力，充分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针对自身文化特点，找出不足之处，利用文化差异做好互动，均衡文化差异。从不同文化中探究出积极影响，客观公正的看待文化的差异，不断完善自身文化消极之处，充分尊重各国家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加快本国文化的创新建设，加强文化教育，在互联网+时代下，加强企业文化信息之间的共享、交流，不断提升文化交流的实效性，促进国际贸易大环境下的跨文化交流。
优秀的跨文化是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心的重要载体，在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充分尊重我国传统文化，加强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不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在企业发展中没加强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培育新时代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跨文化交流的大平台上，中国文化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被赞誉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多。因此，加强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显得尤为突出，提升自身文化的自信成为首要战略目标，确保在国际市场的大环境交流下，始终坚持“双效统一”，不断提升本国文化的软实力，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源泉，加快文化的改革发展，推动文化产品向数字化、信息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更好传播当代中华文化精神。
五、结语
总之，加强国际贸易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国门，占据国际市场地位，并在国际贸易中彰显本国贸易地位;面对不同的文化差异，应当坚持求同存异的思想理念，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外国文化，突出本国文化，做好跨文化交流工作。（作者单位： 沈阳师范大学）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应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混合式教学能有效改变传统课堂单调枯燥的弊病，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激发他们的学习探研兴趣。混合式教学不仅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还改变了教学内容及教学评价体系。
关键词： 学习通 中外文化交流史 混合式教学
“中外文化交流史”主要研究中国与异域的文化交流历史，课程时空宏大，包含学科较广，既涉及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训诂学、文化地理学等领域，又牵涉艺术、科技等知识，它对学生前期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在传统课堂教学中，由于课程内容庞杂，课时少（每周通常不会超过2课时），教师对所教内容难以深入展开;有些知识点过于抽象，不利于学生消化吸收，导致他们对课程兴趣不浓厚，课堂不免出现枯燥乏味的现象。
利用超星学习通开展混合式教学有望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一条新路径。混合式教学模式，就是在教学上采用线上教学与线下面对面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也就是说在具体教学中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而是按一定比例结合其他教学（如在线教学、田野调查、虚拟仿真实验、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等）的一种新型学习方式和学习理念。何克抗教授认为混合式教学（Blended Learning）的特点就在于把传统教学的优势和数字化或网络化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既“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1]（1-6）。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化等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教育受到国家重视，《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信息化已成为国家战略，教育信息化正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全面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将是当今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2]。充分利用在线教育信息平台如超星学习通（其他平台还有像中国大学MOOC、雨课堂等）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今后将逐步取代单一的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成为教学新常态。
笔者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教学中应用超星学习通对传统课堂进行了教学改革。通过课前在线预习、课中线上线下教学与交流、课后线上学情统计与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充分运用混合式教学，不仅消除了此课程以往课堂教学相对沉闷、难以和学生开展交流互动的弊病，而且使学生从浅层学习进入深层学习，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深入中外文化交流相关课题的研究。教学不再局限于教师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向激发学生兴趣、对有关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层面转变，让学生解决问题、完成知识整合与创新的学习任务。
一、课前：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混合式教学，除了准备传统课堂教学所需要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活动外，在线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也至关重要。教学资源主要包括基础内容和拓展内容。基础内容注重的是基础知识，拓展内容主要是为学生巩固和深化知识的理解和迁移而设计的拓展资源、综合性应用问题和项目式学习研究等，是根据学生潜在发展水平的预知结果而事先设计的相关问题及由此生发开去的探讨话题和研究议题，旨在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充分利用教师提供的线上学习资源和移动学习环境进行资源查阅和学习交流，提高自我学习能力。教学资源形式多样，包括课堂教学视频、微課视频、课堂小测验、课堂讨论题、学习任务单、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专题片/纪录片等。
超星学习通平台自带复旦大学姚大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教学视频课件，其他平台如中国大学MOOC上有北京语言大学钱婉约《中外文化交流史》微课视频和清华大学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史》完整课堂教学视频可作参考。除了这些名家教授的教学视频外，教师最好事先自录微课视频。微课一般不超过20分钟，主要讲解1个至2个知识点。微课虽时间短，但导入、讲解、总结等教学环节缺一不可，教师语言要简练，PPT制作要精美。此外，央视拍制的纪录片如《从西方到东方》《国宝档案》《中国考古探秘》《永远的丝路》《新丝绸之路》《敦煌》《海上丝绸之路》及历史人物专题片《玄奘之路》《岩中花树》《张骞通西域》《1405郑和下西洋》等有些内容跟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可作为教学资源的重要补充。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选取剪辑部分视频通过学习通平台提前一至两周发布给学生，要求他们课前在线学习。为了防止个别学生敷衍了事，在线视频学习设置防拖曳及快速播放，在视频中插入几个与视频内容有关的简单问题，能有效避免学生课前学习的蒙混过关或投机取巧。事实上央视专题片画面优美，内容通俗易懂，非常吸引学生;微课视频时值不长，教学深入浅出，这些视频学生通过手机上的学习通APP利用碎片化时间观看，总体花时并不会太多。视频观看只是学习基础知识，重要的是教师针对视频内容进行由此及彼的知识拓展。比如在《张骞通西域》及《永远的丝路》等专题片的基础上，教师再录制微视频讲解丝绸之路的起因与形成，之后留下两个问题让学生查资料讨论：1.西汉初期为什么要和亲？和亲在中外文化交流上起到了什么作用？2.中原王朝丝绸输出的目的是什么？它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通过这种拓展性问题培养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及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
除纪录片和课件等视频教学资料外，为方便学生查阅文字资料，利用超星学习通拥有的强大电子书资源优势，根据教学进程不定期地推荐学生阅读相关文献，如方豪《中西交通史》、吴芳思《丝绸之路2000年》、梁二平《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芮传明《丝路古史散论》等学术著作及期刊文章，以此扩大学生的阅读层面。由于给学生布置了思考题和针对性的阅读书单，学生的阅读目的性明确，就会有动力“啃完”这些书籍，不知不觉养成阅读习惯，扩大知识面，积累学科知识，形成探究能力。
另外，为了了解自学情况抽测阅读成果还要准备好习题库。每个教学单元制作每几个小测验，小测验题量不宜过多，主要考查基础知识。在每次课堂教学之前通过学习通APP在课堂上花3分钟—5分钟时间进行快速在线检测，通过学生的答题结果教师第一时间就能知晓学生自学进度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做出调整。
二、课中：传统课堂教学与翻转课堂的结合
混合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习为中心，为了便于学生在学习中抓住主线，加强研究性学习，不仅要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方式，而且要改革教学内容，才能更有利于学生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目前“中外（西）文化交流史”教材，虽然体例不一，但大多采用两种模式，一是编年史体例，像王小甫《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史》、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另一种按照中国与不同国家的交流情况来编排，如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马树德《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两种体系各有利弊。为了推动学生的专题研究及小组PBL项目式学习，综合两种教材的优点，我们重新设计教学单元，把整个内容分成六大模块，即“史前时代到先秦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宗教的交流传播”“中外艺术交流”“中外科技交流”。通过以专题为主线的教学讲解，教学目的更明确，研究方向更加清晰。
与专题教学同步进行的是教师引导下的项目式学习。比如在宗教的中外文化交流专题模块中，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转变这一问题，分小组研究佛教进入中国后的建筑的本土化、佛像外形的中原化、观音菩萨的女性化、佛窟造型的庭院化、佛教思想的儒道化等议题，每组分3人—5人，既调动了学生的探究积极性，又增强了小组的协作能力。每个小组交一份研究报告，最后以书面研究成果的形式在课堂上汇报分享。
在具体课堂教学中，不再完全遵循传统课堂教学的套路，采用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授课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抛出问题启发学生思维，增加教学信息量。对已经在课前布置了预习模块，则在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学习通进行在线小测验，如果测验成绩较为理想，课堂教学就减少基础知识的讲解，注重知识拓展及由当前知识点延伸的其他知识的介绍，补充教材上未曾提及的教学内容。比如在介绍先秦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时，通过《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文献中“昆仑”的记载，引申出对古代“昆仑”地望的研讨。向学生简单介绍何新《诸神的起源》中提出的古代“昆仑”就是现在“泰山”的观点及刘宗迪发表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4期的《昆仑何在——〈山海经〉昆仑地理考》一文内容，把学术研究成果与教学相结合，引导学生对此问题进行探究。在讲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时，着重介绍丝路风光、粟特文明及目前发掘的虞弘墓和中亚片治肯特的考古成果，把考古、商旅、艺术研究相结合。这种设计教学内容避免了教学上纯理论性知识的讲述，能吸引学生注意。
在学习通上已完成在线自学、检测的前提下，带领学生进入在线虚拟仿真实验室，参观丝绸之路沿线文物，了解中外文化交流史实。如今建设虚拟仿真实验室各高校正方兴未艾，我们目前已搭建汉唐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在虚仿实验室中学生足不出户在线参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镇墓兽、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银壶、陕西西安出土的摩羯纹金长杯、三彩骆驼载乐俑等。虚仿实验室让学生近距离、三维全真观看文物，加深了对中外艺术交流的感性认知，解决了以往课堂教学文物介绍时只有图片缺少实物、流于空洞的痛点，而且寓教于乐，弥补了以往传统课堂只重理论、缺少实证的不足。
即使采用传统课堂教学，在教学中不时通过学习通APP发布讨论题，让学生在线回答，加强师生互动。讨论题一般带有争议性，引导学生不同观点的碰撞。如关于匈奴人的人种问题、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佛教通过海上丝路还是陆上丝路传入中国等，以此激发学生思维，营造生生之间学术争鸣的氛围。在教学内容上既立足教材，又紧跟社会话题，联系现实关注社会。比如在讲到蒙元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时，介绍十四世纪欧洲暴发的黑死病，引入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的观点，分析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学生课后讨论疫情对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影响。这种联系现实学习历史文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有直观感受，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家国情怀元素，做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润物细无声。比如在讲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发现新疆小河墓地时，从觊觎我国大好领土的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新疆绘制军事地图的源头说起，引出一撮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奥登保等文物盗掠者，批评他们对我国文物造成的极大破坏和损失。通过简单述说我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之教学，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介绍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时，联系当下的“一带一路”倡议，讲解“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已取得的成就与意义，让学生关切社会热点，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同呼吸共患难。在讲到中日、中韩交流时，从近期网上热议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诗句切入，讲解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同时通过中国与西方在应對疫情上的不同表现，分析中国儒家文化特色，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学科教学与课堂思政的融合使教学变得更有意义。
三、课后：学情统计与教学评价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课堂单一由教师主讲、学生被动听课的模式，更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究性，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考核过程，必须改变以前的一次性终结性评价方式，把它改为过程性评价。因此，期末成绩的评定应考虑线上与线下各个环节，制定合理详细的评价标准。评分标准通过学习通平台在学期初告知学生，让学生根据评价标准有准备地开启学习之旅。在具体的评价标准中降低期末考试的比重，加强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权重，如在学习通观看视频时间、课堂参与度、作业成绩、课堂小测验、实验成绩、项目式学习的成果与展示、在线讨论活跃度等都是评定成绩的依据。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项目式学习的成果和课堂展示、汇报的分数评定由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及教师评价组成。由于学生参与打分，学生完成作业的认真度提高，学习积极性提高，在作业成果汇报展示中非常投入。
学习通平台详细记录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每个活动环节，通过学习通生成的统计数据，教师能一目了然地查看学生每一步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像课堂报告记录了学生每次小测验和回答问题的分数，学情统计记录了学生观看视频的次数和时间等。统计数据有利于教师发现个别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他发出提醒。同时有助于教师发现教学中的漏洞，查找教学不足而不断弥补。
我们在2016级、2017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中实施了两轮混合式教学实践，期末在学习通上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从学生调查结果看，93%以上的学生对教学结果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此外选择喜欢或非常喜欢混合式教学的比例在95%以上。对混合式教学是否有助于提高个人自学能力、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回答，85%以上的同学选择有帮助。调查数据说明应用超星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的确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调查中有个别同学对在线小测验提出建议，认为应增加课堂教学内容的检测。此外，他们希望学习通上的小测验在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最好能有倒计时提醒，选择题答案在测验后能显示在学生端，有助于期末复习。对学生反映的情况我们已反馈给平台，希望它能做技术优化。
通过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表明，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高校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提高，课堂互动增加，学生学习积极性及课后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同时，学生线下自学能力及问题意识都有所增强，上课注意力更集中，学习有效性、目的性、探研性明显增强。总之，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认可度较高，能力及成绩有所提高，而且随着混合式教学的推进，学生的适应性将不断增强[3]。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应主动改变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实现“以教师为主导的单项式传授”向“交互式、主动式、探究性”的教学方向转变，最终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何克抗.从Blended Learning看教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上）[J].电化教育研究，2004（3）：1-6.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6-06-07）[2016-06-22]. http： //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606/t20160622_ 269367.html.
[3]于洪涛.高等学校混合式教学改革效果评价案例研究：以内蒙古民族大学为例[J].中国电化教育，2017（11）：129-133.
基金项目：浙江外国语学院（2018—2020）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编号：080500142018），浙江省“十三五”高校虚拟仿真实验室项目。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高等教育交流;中日关系;北京大学
DOI：10. 14156/j.cnki.rbwtyj.2018.06.003
新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的发展，在经历过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往来大繁荣之后，一度陷入长期相对封闭的境地。学界一般认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反映，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1]。战后中日两国政府间高等教育交流的法律起点，应该是1972年9月29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2]366。但很显然，两国建交之初，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没有得到与政治、经济领域交流同等重要的地位①。两国高等教育交流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后才取得大发展的。文章尝试在回顾中日缔约以来高等教育四十年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以中国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对日交流为个案，进行归纳，并结合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最新动向，对未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发展的趋势进行展望。
一、缔约 40 年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大发展
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并没有立即带来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的大发展，这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与思想观念领域的交锋密不可分。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大胆做出了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3]但邓小平的提议在当时受到了很多质疑。9月，教育部提交给国务院的《驻外使馆文化参赞会议讨论派遣出国留学生工作的情况报告》，明确了派遣性质、比例、重点专业、到各国留学的具体人数以及需要注意的诸多问题，拉开了国家公派留学的序幕。1980年12月30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拟定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全面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的新局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三条规定了推动文化关系和人民往来的大原则，“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2]393真正在高等教育交流领域里落实这一精神的是1979年12月6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其中确认了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内容、主体、机构等内容：“(1)进行学者、教师、学生、艺术家、运动员和其他从事文化、教育以及学术活动的人士的交流;(2)对在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及研究机构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另一方国家公民，提供奖学金和其他方便;(3)组织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调查……(5)交换书籍、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以及学术研究资料……”[4]这无疑为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政府支持和法律保障。
中日之间高等教育交流的大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國政府之间通过大量的条约、宣言和联合声明，不断强调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重要意义。如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强调“加强两国各个层次和级别，特别是肩负两国未来发展重任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5]。2008年，在东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强调青年与教育领域交流的重大意义，“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双方确认，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有利于巩固中日世代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为此，双方决定：广泛开展两国媒体、友城、体育、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及知识界交流;持之以恒地开展青少年交流。”[6]在这些重要基本原则基础上，中日两国还签订了大批关于高等教育交流的专门协定和备忘录，如1979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与日本学术振兴会签署的《学术交流备忘录》;1979年12月6日，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等等，都为推动两国间高等教育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其次，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政府签订互派留学生协议以来，留学生交流取得了巨大发展，累计有24万日本人到中国留学，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百万 。2017年以来，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双方在经贸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也得到恢复和加强，双边贸易额再次突破3 000亿美元，双向人员往来超过1 000万人次，留学生交流也呈现上升趋势，2017年在日中国留学生达10.7万人，日本赴华留学生也超过1.4万人。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2016年中国在日留学生达到98 483人，在各国留日学生中占据第一;2014年统计的日本学生留学去向中，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为15 057人，仅次于留美学生，占据第2位[7]。
最后，中日高等教育交流，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官方或者民间的合作机制。198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第一次中日大学校长会议。以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为团长的中方12位校长和以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石川忠雄为团长的日方11位校长，出席了主题为“在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中高等教育的作用及面临的问题”的讨论会[8]。此后，中日大学校长论坛由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共同发起，并于2000年10月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每届论坛均由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在内的两国各20所著名高校的校长组成。双方就中日大学全面合作的机制和途径、中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人才、中日大学课程教学计划、学分互认体系、加强留学生交 流、加强中日大学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等课题进行了讨论，举办了多场(次)的校际对口交流与磋商，签署了多个校际合作协议。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作为以教促政、以民促官的有效机制之一，已成为中日高等教育领域高层次对话的交流盛会，是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合作科研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9]。至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已经举办了十届，第十一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将于2019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
经过40年的发展，中日两国高等教育界意识到，离开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学校和不同学术派别的人们共同探讨、博采众长，知识发现和学术提高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社会文化发展、经济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的国际合作最初、最普遍的方式是国家之间的大学开展广泛的交流，互派学者到对方进行科研活动。随着高等学校发现知识和服务社会功能的加强，科研合作的国际化已从学校间向学校与学校、学校与企业等多边合作关系发展。
二、 40 年来北京大学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基本态势
北京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所有代表性的高校，在对日交流方面历史悠久。在创建之初，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0-11]。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大学迅速成为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重要窗口，除了上文提及的按照两国政府间协议，直接参与的大量中日高等教育互动之外，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努力。
首先，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高校的代表，多次接待日本包括首相在内的各阶层访华贵宾，直接受惠于中日两国政府和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协定。一个典型的例证是2007年底福田康夫首相的访华，他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演讲会上强调：“中日之间推进知识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年轻的学者之间，不仅就中日关系而且还就广泛的国际形势展开讨论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动态和时代的变迁，从而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需要具备这种视野。如果能通过中日合作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的有识之士，造就出大批有助于解决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各种课题的人才，我相信，中日两国就会成为世界上值得自豪的伙伴。”同时，他直接提出了推动北京大学与日本全面交流的“北京大学福田方案”，“第一，举办学术研讨会，在今后的两年里，以联合国改革援助第三国、联合国维和活动环保节能等全球性课题为主，要求北京大学学者赴日本参加研讨会;第二，明年从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当中选拔150名学生到日本进修;第三，就是继续帮助日本研究中心的集中授课工作。我由衷地期待通过旨在加强对日交流的福田方案，虽然规模也不算是非常之大，但是我非常希望使大家中间能够有更多的同学走上研究日本之路。”[12]这些提案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基本得以实现。
其次，北京大学参与创建很多中日高等教育和人文交流的平台。例如，延续至今的“北京-东京论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论坛是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直接倡导推动并支持，最初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日报社与日本非盈利法人机构——言论NPO于2005年创立的中日两国民间交流年度性论坛，每年在北京和东京轮流举办，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三届。该论坛广泛聚集中日两国政治、经贸、外交、安全、文化、媒体、智库等领域的知名人士，围绕涉及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研讨，推动双方沟通观点、缩小分歧、增进互信，影响和引导两国公众舆论，已经成为两国间高层次民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为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3]。从第一届至第十届，北京大学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与“北京-东京论坛”平行发展的，还有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的“京论坛”。2005年，中日关系进入彼此交往的低谷。当时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包括在北大的日本留学生)，联络东京大学的同学，经过长期准备，在2006年召开了第一届论坛。“京论坛”希望能体现出中日两国青年共同的愿望与责任意识，其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对等对话，论坛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希望两国青年能用第三方语言进行讨论，实现对等无障碍的交流。同时也强调参加访问人数对等、两地开会时间对等和流程性质对等。二是强调亲身考察，双方学生都要到对方国家进行学术讨论，参加报告会，与当地学者互动，到企业、政府机关、研究机构等地访问调研。三是遵循紧密的社会接触原则，即建立起广泛的赞助商和支持者网络，借助于大学、企业、政府、媒体等多方力量，实现交流的可持续性和效果最大化[14]。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学生国际交流协会”(SICA)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京论坛”，突破了一般跨国性学生交流停留在增进友谊、友好交流的程度，交流目的意识明确、突出学术性，而且强调深度参与和研究，两周集中活动的背后，实际上是为期一年的持续深刻交流，是中日两国高校学生交流的一个典范和模板[15]。
第三，北京大学的对日交流，经过40年的发展，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统计，2018春季学期，北京大学在校长期留学生3 177人，其中，人数排名第一为韩国留学生(1 008人)，第二为美国留学生(280人)，第三为日本留学生(223人)。日本留学生以进修生与本科生为主，高级与普通进修生112人，本科生62人，硕士研究生23人，博士研究生16人。分布院系主要有对外汉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以及新闻传播学院、法学院、历史系等。北京大学招收的短期日本留学生，每年春季、秋季学期班有近20人，四周语言文化项目(春季、暑期)规模近130人，是美国留学生以外第二大留学生群体。根据校际交流协议，北京大学每年派出前往日本高校的交流学生有20人左右，接收日本各高校交流留学生15人左右，主要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等6所国立大学，以及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关西大学、日本大学、明治大学等6所私立大学 。
1979年9月5日北京大学与日本创价大学签订校际交流协议以来，已经与日本37所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签署了校际交流协议，确立了姊妹学校关系，与多数学校之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关系，进行定期人员互换，双方还在不断地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及有效模式。其中，以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之间的关系尤为明显。目前，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不定期地进行着学者短期访问、日本短期留学推进项目的学生互换。与早稻田大学方面，除了每年定期进行学生和教员的交换外，还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术委员会，定期在两校轮流召开联合学术研讨会，进行联合讲座等。同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还与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达成了博士生联合培养协议。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持续加强了与日本各大研究机构，如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财团等机构的全面合作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仅是北京大学作为主体与日本方面交流的状况，其下设各个院系、各个学术研究中心也都有自己独立的对日交流渠道和定期、不定期的沟通形式。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与日本近十所大学的法学部、国际关系学部保持着持久稳定的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
三、当前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探索与发展
中日两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伴随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社会往来日益发展而不断走向深入，从目前北京大学与日本高等教育交流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来看，可以展望一下未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发展可能的新思路。
首先，40年前条约签订的时候，对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基本内容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和罗列，主要集中在两国不同高校之间的教师、学生交换交流，采取短期或者长期留学的方式，或者共同召开学术研讨会的模式来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也有一部分是图书资料以及出版物的交换。目前来看，北京大学对日高等教育交流已经突破了这种相互展示、了解为目标的传统模式，走向了更深层次联合人才培养的新尝试。
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在与日本大学、日本国立新潟大学、成蹊大学、岛根县立大学等的交流中，主要保留着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教师学生之间定期访问交流的传统合作模式。但在与早稻田大学合作过程中，则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學本科生双学位交流项目是根据2003年两校签署的学术合作协议，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共同执行的国际交流项目，是北京大学当时唯一一个本科生双学位交流项目。自2012年始，项目扩展到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根据协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每年相互派出约15名本科生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在取得两所大学规定的学分及达到其他毕业要求后，可分别获得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位。2005年，两校正式开始互派学生。2007年，首届项目交换生毕业。到2017年底，北京大学毕业生取得早稻田大学本科学位的人数已达151人，取得北京大学本科学位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共计117人[16]。早稻田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双学位项目，已经成为日本各大学申办双学位项目可供借鉴的样板。不但如此，从2008年开始，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开始推出双博士学位。十年时间过去了，最早从这个项目毕业的很多博士生，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国日本研究学界的希望之星。当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早稻田大学之间传统的学生交换项目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从2013至2017年，早稻田大学通过学生交换项目共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派出了20多名硕士研究生。两校最新的合作尝试是举行两校的联合面试吸纳人才，已经成功推举一位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进入早稻田大学担任教职。
其次，北京大学在对日交流过程中，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一系列努力，利用既有的中日高校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校内、国内和两国高校之间更广泛的学科发展和资源整合。
依据国家教育部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协定，从1990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举办“现代日本研究项目”，设立项目管理委员会，由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担任主任，下设“现代日本研究班”，最初挂靠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后挂靠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校的主管单位为研究生院。最开始招生对象为政府机关及地方公共团体机关、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年轻干部，2001年—2005年增加招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在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2005年后，将“现代日本研究班”改为 “现代日本研究中心”，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特别增加城市环境专业)院系招收20名博士生，经过在北京大学一年时间中日双方教授讲座课程的培养，赴日研修两个星期，期间与日本政府机关、各大高校、企业等机构进行全方位接触。旨在提高博士生的综合素质与科研能力，使其成为既具有高度的政治素质及广博的知识与实践能力，又具有专门知识的杰出人才，使其能够忠诚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自1990年此项目设立至2017年，已累计培养531名学生，其中北京大学的硕士生50名、博士生257名。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人才、具有综合素质和科研能力以及从事日本及相关研究的杰出人才。在这个平台上，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们首先获得了接受中日双方教授联合授课以及赴日实地考察的独特优势;同时，又能与来自不同院系的同学取长补短，互相切磋。2007年， 现代日本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召开了第一次“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从2009年第三届开始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加入，成立了三校博士研究生日本研究论坛，在三校轮流召开，至今已经举办了12届，使这批博士研究生实现了在国内跨地域、跨学科的定期交流。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主持的对日交流项目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种重要探索，得到了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多次表彰。此外，北京大学也在尝试摸索和日本高校优势互补，甚至联合申请课题等新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渠道。
最后，中日高等教育交流已经由中日两国之间，开始逐渐向东北亚、东亚甚至整个世界范围逐渐拓展，呈现出东亚乃至全球高等教育合作视野下中日高等教育交流的新特点。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国高等教育交流发展迅速。2016年，首次中日韩三国教育部长会议在韩国召开。2018年3月21日，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金相坤出席了会议。会后，三国教育部长共同签署了《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公报》。在会议召开期间，中日两国教育部长就推进高等教育等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双方就《中日教育交流五年计划(2018-2022)》达成一致。陈宝生部长表示：“三国教育部应充分发挥教育在国家关系发展中作为粘合剂和润滑剂的独特作用，互学互鉴、携手前行，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智力支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增添‘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会议中提及的“亚洲校园”项目其实从2012年秋季起已经实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中方负责实施单位，到2018年春季为止已经向日本东京大学和韩国首尔大学派出硕士研究生60人，同时接收来自两校的硕士留学生65人。在中日韩三国政府推动的合作机制基础上，从2014年秋季起，北京大学已经与东京大学将亚洲校园项目上升到联合培养的“硕士双学位”项目，2017年秋季开始，北京大学与首尔大学也建立了硕士双学位项目。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自2015年起设置了北京大学-东京大学研讨会，双方轮流举办，目前共举办了4届。每年约30名来自两校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研讨，围绕海上安全、中日危机管控、历史和战争记忆、区域经济问题、发展、能源与环境、“一带一路”、中日关系等双方关切的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
在东亚地区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亚洲校园”项目——亚洲区域整合的东亚大学院(East Asian University Institute：EAUI)。这一计划由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发起，是以欧盟发起的伊拉斯谟世界项目(Erasmus Mundus Programme)为范本的一项高等教育交流计划，目的是在东亚建立类似于欧盟的欧洲大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UI)。合作成员包括中国北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泰国法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五所学校 。从2012年至今，五校轮流举办了11次暑期班(冬季班)活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中国方面实施单位，每次派出约2～3名教师和5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当然，更广范围合作的，还包括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参与的“五校会议”。此对话平台是在2009年由北京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院系共同发起、轮流举办的联席会议，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促进国际问题的研究、教学以及五校之间的合作。到現在为止，每年参加的学校已远远不止上述五校，其影响力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结 语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7]在深化教育改革和加快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即便在当前全球化受到重大冲击和质疑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在研究和教学中的使命需要一种全球性视野。如果各个大学被限制在一种封闭的、限于一国的高教体系范围内，那么它们还能有其他方法培养学生，使其成为全球公民并通过各自的研究为解决全球性挑战做出贡献吗?”[18]应该看到，当前中日高等教育对外交流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从中日两国国内总体情况来看，高等教育交流的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区域差异非常明显;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发展的独立性和持续性有待提高，目前受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较大;政府主导色彩比较浓厚，民间资金参与和推动高等教育交流的努力还需不断加强等等。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的40年里，中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发展是两国政治、经济交流和两国关系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两国各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是造福当代、功在千秋的基础性工程。面对新时代和新挑战，相信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将继往开来，开启面向亚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合作交流的新征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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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China-Japan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A Case Study of Peking University
CHU Xiao-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China-Japan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4篇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龙王乡初级中学）
摘 要：汉语作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门语言，与实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结合的非常密切，不仅表现在日常的人际交流上，更重要的是对汉语词汇运用、汉语写作、汉语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实践与运用，因此，在进行初中语文教学时，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语文生活化教学理念，促进学生将实际生活与语文学习对接起来，让语文教学具有更强的实践性与多样性，同时增强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参与性与兴趣性，让语文教学更加生活化，增强学生的语文综合实践素养与基础语言把控能力。
关键词：初中语文；生活化教学；广告文案；视频教学
初中语文教学是初中重要的教学科目，也是阶段性考核的主要内容，对此，有效组织初中语文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体系，优化学生的听、说、读、写四方面能力，既是初中语文教学的目标，也是提升学生语文学习质量的关键。而生活化教育理念的渗透与控制，将语文教学与实践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挖掘生活中的语文教学案例的教学促进作用，让学生对语文知识与实践具有更深、更直观、更贴切的认知，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拓展语文知识面。
一、利用电影、电视剧、广告等进行语文教学活动，促进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培养
1.利用语言优美、用词精准的广告文案开展语文教学活动，促进语文课堂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教师应该积极收集一些优秀的广告文案、营销策划等实践性强的教学辅导资源，让学生通过对文案中的文字组织、用词技巧、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分析与学习，一方面扩展学生的语文学习内容，另一方面增强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兴趣性，实现语文课堂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的多样化。
2.利用电影片段、电视剧片段等开展语文写作教学与教学延伸，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与形象化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语文教学中的辅助作用，将视频教学纳入到语文教学中，让学生在视觉感官下提升语文学习的兴趣与质量，进而实现学生语文能力的扩展。比如，老师在进行《再别康桥》的学习时，一方面可以播放朗誦该诗歌的视频，另一方面可以引入对康桥与写作背景的介绍，让学生可以全面理解文章所要传递出来的情感与思想。
二、创设语文生活化教学情境，做好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之间的联系与统一
1.主动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工具，做好对教学内容的补充与扩展工作
在生活化教学理念的实践中，老师应该主动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工具做好对语文教学内容的补充与扩展，通过视频、图片、文献资料等，丰富语文课堂教学的内容。比如在进行《回延安》的学习时，老师就可以让学生看一下有关延安的图片与视频资料，拓展学生对延安精神以及延安理想的认知，进而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与学习。
2.开展如辩论、演讲等实践性强的语文教学活动，促进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提高
老师还要开展形式多样的语文教学活动，尤其是要利用好辩论、演讲等实践性强、能力要求高、思维训练针对性明显的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一方面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开展有目的的教学引导与辅导教学，帮助学生全面提升自身的语文综合能力，实现初中语文学习知识面的扩展。
三、强化对生活化教学理念的控制与引导，全面优化生活中的语文教学氛围
1.做好生活语言与书面语言之间有选择的管理与控制，保障语文教学的文明性与操作性
生活化的教学理念实则就是让学生可以更加直观更加有效地接触语文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语文教学知识的理解深度与广度，增强学生语文基础能力的同时，还要扩展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语言实践质量，因此，老师要做好对生活语言与书面语言之间有选择的管理与控制，让学生在规范的语言环境中进行有效的语文学习活动。
2.加强与学生之間的沟通交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教学设计中
老师还要主动与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尤其是要帮助学生完成对自身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学习需求等方面的理解与认知，找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要为语文教学活动中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模式优化等提出改进建议，让语文教学活动与学生学习过程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保障语文教学活动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与针对性。
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生活化教学理念的渗透与运用是进行初中语文教学创新的关键，而生活化教学理念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感知上，让学生对教学内容具有强烈的认知、分析、掌握、扩展，保障学生可以更容易熟悉语文知识点，更方便地进行语文实践活动，也才能真正将生活化教学理念运用到语文教学过程中，促进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王占飞.初中语文生活化教育理念研究[J].教育科学（引文版），2016（11）：295.
[2]孙中梅.生活化教育理念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与应用[J].新课程导学，2016（14）.
编辑 孙玲娟
跨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5篇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 跨文化交际已经变得日益重要, 这是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非常容易地聚在一起进行交流。另外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也是原因之一。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事经营。这些跨国公司雇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来为它们工作。翻译更是成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社会对翻译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就对我们的英语翻译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在传统翻译教学的基础上将文化交流因素融入教学当中。
1 文化和翻译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 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风土人情, 人文信仰, 艺术音乐以及其他所有的人类思维产品”。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这个民族世世代代所积累沉淀下来的, 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时代的特性。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 所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离不开翻译。可见, 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 翻译的难与易、好与劣, 与其说与语言有关, 不如说主要与文化有关。如果翻译时只注重字面意思的翻译, 而忽略文化背景, 势必产生可笑的翻译错误, 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跨文化交际的过程, 由此可见翻译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翻译教学中跨文化因素的导入
跨文化意识是指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自觉或不自觉所形成的一种认识标准和调节方法, 是译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判断能力、以及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 即译者对两种语言在文化上的细微差异、完整性与多样性的感知。翻译工作者必须是一个文化人, 是了解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在文化上异同的文化人。著名翻译学家Nida给译者划定了必备的文化知识框架里包括了:生态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等。我们的翻译教学当中应将这些文化知识贯穿始终。
2.1 生态文化的导入
中英文两种语言在生态文化方面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动物、植物、山脉、草原、风等。而这些生态文化方面的差异会给我们的学生在翻译时带来障碍。
我们先了解两个民族对待动物的态度上的差异, 通常汉语中“狗”被看作是人类的仆人, 诸如:“狗眼看人低”, “狗仗人势”, “狐朋狗友”, “丧家之犬”等。因此可以看出汉语中“狗”大部分是带有贬义色彩。而在英文中“狗”被看作人类的朋友、宠物甚至是伴侣, 比如:“Love me, Love my dog”应译为“爱屋及乌”, “to 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是“助人于危难”, 而“You are a lucky dog”译文为“你是一个幸运儿”。“龙”西方和中国人对于它的看法是大相径庭, 汉语中有“龙马精神”“龙飞凤舞”, “龙”所象征的意义是吉祥、权利甚至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自称为“龙的传人”。然而在西方, “dragon”是一种嘴里能喷火的动物, 象征着邪恶、凶残。
东西方文化中对于“东风”和“西风”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汉语中春天总是伴随着“东风”而来, 它带给我们温暖、绿色以及希望。有诗句为证“东风破早梅, 向暖一枝开, 冰雪无人见, 春从天上来”。而“西风”所代表的意思恰恰相反, 如:寒冷、悲伤甚至绝望, 著名古代诗人马致远的作品贴切地诠释了“西风”所代表的意境,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但是在西方“西风”却与汉语中的“东风”意义相似, 著名诗人雪莱的在作品“Ode to the West Wind”中表达了他对美好未来的希望。那么英文中的“东风”也就与中文的“西风”意义相近。为何存在这种差异, 主要还是地域的差异导致文化的差异。
我们再看看杜甫的一首诗。“戍鼓断人行, 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在这首诗里, 杜甫也将月亮同一个人的家或家乡联系起来。当许多诗人都这样用月亮进行联想时, 即使用其扩展的意义, “月亮”就逐渐地获得了表示家或者家乡的引申义。因此, 在中国, 我们有中秋节。每逢中秋节, 家里的所有成员都要团聚在一起。但英文中的“moon”则没有这样的引申意义。如果在美国, 情况可能会是这样:当一个小孩子仰望月亮, 他不会想到他的家或家乡。他可能会想到有一天他要登上月球, 或者坐航天飞机去月球。因此, “月亮”与一个人的家或家乡相联系的文化内涵只有汉语才有, 或者说, 只有中国文化才有。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我们必须使学生明白英汉两种语言在自然文化这一环节上的差异。在实践环节, 也就是翻译课上通过练习及译例分析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性, 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2.2 语言文化的导入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 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桥梁。事实上, 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将原文和译文完全对等起来。大量译例表明由于中西方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 导致翻译不可能将原文与译文绝对的对等起来。如果我们翻译时只是字对字的直译, 那么很难表达原文中深层次的意思, 有时甚至误解作者的原意, 这种情况下, 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必须将文化考虑其中。以下面的俗语为例:
“不要班门弄斧” (试比较:不要交鱼儿游水) 。
Beauty lies in lover.“情人眼里出西施” (试比较:情人眼里出卖人) 。
One boy is a boy, two boys half a boy, three boys no boy.“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 (试比较:一个人的事干得好, 两个人的事论平均, 三个人的事无人管) 。
在这些例子中“鲁班”、“西施”、“和尚”都带有鲜明的汉语文化特点, 如果我们将只是通过字面意思直译的话, 那么译文就不能表现原文中深层次的意义, 而且也会破坏其美感。在英语翻译课的教学过程中, 在传授翻译理论和技巧之前, 不妨抽出几个课时从宏观上进行中西语言文化的比较, 使学生对中西语言特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宏观上产生一种认知。通过这种教学方法, 学生不仅能深刻地了解英语的词汇特点, 同时也加深了对汉语词汇的理解和认识。
2.3 宗教文化的导入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 在人类任何一种文明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中西方宗教都已经发展了数千年, 他们分别有不同的信仰。在西方, 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大背景, 它对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甚至可以说,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 而且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支柱。仅《简爱》一部小说, 就引用《圣经》成语126处之多, 可以说不了解《圣经》很难理解西方文化。而在中国, 人们传统信仰佛教和道教, 我们在很多文学巨著中找到这些痕迹, 比如《西游记》、《红楼梦》等。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译例:
世人都晓得神仙好。 (第一回)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杨译第一回P16)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霍译第一卷P63)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第六回)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杨译第一回P90)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霍译第一卷P152)
从上述两个译例中很容易发现, 依据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得出不同的译文。“immortals”和“heaven”这两个词带有道教色彩, 而“salvation”和“God”虽然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 但是却不贴近原文中所隐含的宗教色彩, 很容易让人误解成中国人也信仰基督教。在以往的教学中, 我们一旦谈到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就单方面强调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忽视对母语文化的认识, 事实并非如此, 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导入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
英语翻译教学中应该将跨文化交流因素贯穿始终。学生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知之甚少, 主要还是文字到文字的对译, 文化的缺失经常导致错译或误译。虽然在我们大部分的英语教学中并没有讲授文化差异的专门课, 但是文化的学习必须穿插在我们的翻译教学当中, 文化的渗透在学生的翻译学习中起到关键作用, 这些文化渗透的内容包括了:历史背景、生活环境、宗教信仰、礼俗规范等。而对教师来说, 翻译教学就是一个语言到文化文交际的教学实践过程, 文化的融入能更好地引导学生理解, 使教师能够更加生动地释义文本内容, 实现语言和文化在教学上地结合。翻译教学要与文化教学结合并且同步, 让学生了解两种语言在结构和文化上地异同, 并将这些差异放在一定的语境下讨论对比, 那么学生翻译出来的译文才能最大可能的符合原文的风格和意境。
4 结语
翻译并不仅仅研究单纯的语言转换, 翻译教学也不应该局限于翻译方法的讲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 应该引导学生明确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 有计划、有系统地导入跨文化交流因素。使他们在英汉互译中克服“文化迁移”, 消除文化干扰。翻译教学不能只是传授一般地翻译技巧, 或只是做机械地练习, 而是要教会学生从文化内涵来分析作品, 理解作品, 并且懂得英汉文化地差异及其语言表达上地不同, 较系统地向学生导入有关语言、宗教、生态等各方面的文化知识, 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和实际交流能力。
摘要：传统的翻译教学只注重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的传授, 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外语水平与实际翻译能力严重脱节。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切实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关键词：英语翻译教学,跨文化,导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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