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反思的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由孔子开其端。孔子的求真殉道的治学伦理、知德统一论与无神论倾向、惜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与资源伦理思想以及将自然美与伦理美结合起来的比德教育方法，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当前科技伦理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知、力；比德
文献标识码：A
伦理反思的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科技伦理的新思考、新认识、新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有着特定的时代条件、社会基础和理论渊源，有着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深厚学理支撑、中国共产党科技伦理思想的直接理论奠基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丰富智慧滋养，其核心要旨包括：科技发展要关注现实，造福于民;科技工作者要正心明志，修身立德;倡导绿色科技，推进可持续发展等。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为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了有益启示，为化解人类科技伦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 习近平;科学技术;科技伦理;科技为民
[作者简介] 于安龙，法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当今时代，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科技活动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同时，科技运用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更加尖锐复杂。2019年7月，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等重要文件。会议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1]“科技伦理”一词曾是社会大众较为陌生的概念，但近年来却频频见诸报端，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是近年来一些科研造假、学术不端、道德失范等负面事件的屡屡发生，表明科技伦理建设已成为需要人们高度重视并着力推进的重大课题。当前，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斗争中，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2]推进科技发展，充分发挥好科技促进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作用，科技伦理问题不应被忽视。
一、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思想渊源
近年来，习近平围绕科技发展、科技创新进行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就包括对科技伦理的新思考、新认识、新理念，涉及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网络伦理等诸多方面。如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他明确提出：“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3]然而，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同样也离不开一定的思想渊源，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也有其深厚学理支撑和丰富智慧滋养。
1. 深厚学理支撑：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成果广泛运用的时代，科技发展对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对社会现实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科技伦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首先充分肯定了科技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关系调整、劳动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对人类社会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作用，应当辩证地来看待。对于科学技术和道德的关系，他们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道德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既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能推动道德的进步。同时，道德对科技发展具有反作用，科技人员道德素养的提高、道德情操的塑造，能够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推动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4]。他们还认为，科学活动应建立和遵守一些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如在科学探索中的求真原则以及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价值取向等。马克思认为，科技人员要有热爱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要有顽强拼搏、不懈探索的精神，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是很难实现科技创新发展的。综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阐明了科技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提供了深厚的学理支撑和理论根基。
2. 直接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科技伦理思想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和科技发展实践，对其进行了发展和丰富，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科技伦理思想依托于一定的社会现实和实践基础而产生，而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和发展任务是不同的，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既一脉相承而又具有特色，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科技伦理的深刻思考和时代探索。毛泽东就曾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强调科学发展要造福于民，即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人民大众。他还认为，搞科学研究要脚踏实地、谦虚谨慎，“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5]。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科技伦理思想，认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巨大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在强调科技发展的生产力功能的同时，邓小平反复申明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即要将之用来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6]。他还特别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认为科技发展的核心之一就是培养人才。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他最关心的都是人才。正是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科技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有了大幅提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逐步形成，极大地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江泽民继承了科技伦理思想的精髓，多次强调科技要造福于民、为人类谋福利，倡导科技人员要发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技伦理思想，强调人在科技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和重要性，要使科技成果普惠于民、改善民生，使科技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他还强调，科技人员要继承和弘扬优秀职业伦理精神，“发扬爱国奉献、顽强拼搏、团结合作、开拓创新的精神”[7]。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构成了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直接理论渊源。
3. 丰富智慧滋养：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
科技伦理问题并非新生问题，人们对其思考和探索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民族，我们一度在科技创新方面领先于世界各国，习近平曾引用过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先贤名言，无不凸显了中华民族崇尚创新、追求突破的品格。事实上，在中国悠久的科技发展历程中，除产生了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外，也形成了一整套的科技伦理思想，如宣扬造福人类的科技伦理原则、颂扬相互协作的科技伦理规范等，这些都为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提供了丰富的智慧滋养。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注重“以道驭技”，意指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道德规范的制约，对利于国计民生的技术发明要大力弘扬，对一些“奇技淫巧”要加以限制和禁止，即“术不可不慎”（《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墨家也强调要“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实现“德行”与“道术”的有机结合。正如李约瑟所言：“早期的墨家着意于伦理、社会生活与宗教;而后期的墨家则颇注重于科学的逻辑与科学及军事技术。”[8]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还具有浓厚的以人为本传统，认为人在科技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在人与物的关系中，重人力而轻物力，强调人是器物的主宰，如“人为物本，物因人而用”“用水有良法，假物役机智”（王祯《农书》）。在技术应用方面，认为有利于人是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鲁问》），即衡量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功效价值，要看其是否对民众有利。此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交融的价值理念也是中国传统科技伦理的一大特色，这为解决当代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总之，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先贤对科技发展的深刻思考，反映了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
二、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结合人类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当前科技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高瞻远瞩，洞察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深刻阐明了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巨大价值，创造性地发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伦理思想;同时对当前科技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担当精神，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阐发，形成了新时代关于科技伦理的系列重要论述。
1. 科技发展要关注现实，造福于民
从历史来看，人类的很多发明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但科学技术为谁服务始终是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问题。在习近平看来，科学技术要为全人类造福，而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2014年6月，他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是工程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球工程科技人員要切实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9]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画地为牢”，在科技发展、科技创新方面要有整体思维、大局意识，要致力于将科技进步成果应用于全人类，使其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发挥出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对于关系人类整体福祉和前途命运的重大科技创新，习近平总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观察和思考问题。当前，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和难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拉大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力推动科技发展与进步，使其帮助人类解决现实问题，增进人类福祉。也就是说，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必须秉持正确的价值立场、价值导向，坚持科技发展服务于、造福于全人类，而不是脱离于、危害于全人类，这也是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充分体现了他心系民生福祉的博大情怀和开阔胸襟，“我们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使人们在持续的天工开物中更好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让科技为人类造福”[10]。
科技发展的动力在于同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相结合，如果仅将其作为个人雅兴而自娱自乐，把科技发展局限于实验室，则会极大地隔绝科技发展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束缚科技发展的生命力，因此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转化，使科学技术渗透和作用于社会现实，将引发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如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继而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所以说，科技创新是前提，科技应用是关键。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而应对之策就是要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使科技创新真正发挥出引领性、支撑性的重要作用。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唯有立足现实、关注现实，才能使科技发展在改善民生、造福于民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11]总之，习近平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准，倡导把科技活动与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主张用科技来造福人类、改善民生。这一主张彰显了浓厚的民本思想和为民宗旨，为科技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2. 科技工作者要正心明志，修身立德
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在创新的道路上，他们不仅要有丰富知识、深厚学养这些“硬功夫”，而且要正心明志、修身立德，养成良好的职业伦理与道德规范，不断修炼和提升“软实力”。习近平十分重视人文价值对科技活动的指引和支撑作用，他指出：“在科技领域取得成就，不仅需要丰富的科技知识、创新的思维能力，还要有高尚的思想品格、顽强的拼搏精神。”[12]
一是要有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人生理想。科技工作者从事的事业关乎千家万户，要把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在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中实现自我价值，持续为社会进步、民生改善作出贡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只有树立造福国家、服务社会、惠及大众的远大理想，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科研业绩来。习近平强调：“要教育和引导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始终把国家和人民放在心上，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创新，报效祖国。”[13]16从现实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广大科技工作者应坚持科学的价值导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事业观、义利观，学习钟南山院士的“国士之风”和担当本色，把科学精神、博爱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的斗争中，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非凡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要强化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切实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科研成果运用于战胜病毒的第一线，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努力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实现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
二是要有刻苦攻关、不懈钻研的品质。科技创新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它需要科技工作者具备不懈探索和矢志钻研的精神，踏踏实实搞研究，始终保持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历经无数失败和挫折，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因此，没有坚持不懈、刻苦攻关的精神品质，就不可能有科技创新、科技进步，“广大科研单位青年要在深入钻研学问、主动攻克难题中多出创新成果”[13]53。战胜疫情离不开科学的力量，科学技术是战胜疫情的强有力武器，无论是疫情的发现、预防还是病患救治、疫苗研制，都离不开科学知识的支撑以及科技力量和手段的运用，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要坚持“科学防治”。面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砥志研思，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为战胜疫情提供科学依据，“要鼓励专家学者增强担当精神、职业责任，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多拿出专业意见和建议”[14]8。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正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力以赴、潜心攻关，才使我们在与病毒的艰难较量中日益胜出。2020年5月，习近平在给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健等25位科技工作者的回信中，充分肯定了全国科技工作者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是要有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鲜明品格。回首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之所以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等重大技术突破，靠的就是上下一心、团结协作的精神。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重大进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但这种精神依然没有过时，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国科技界的伦理道德建设，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应继承老一辈科学家同心合力、淡泊名利的精神，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和协作精神，齐心协力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不懈奋斗。在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斗争的过程中，需要加强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推动各行业、各领域科研力量的汇聚融合，做到群策群力、共克时艰，习近平强调：“对相关数据和病例资料等，除有法律规定需要保密的外，在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条件下，要向我国科技界开放共享”[14]7;需要科技工作者发扬“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脚踏实地进行抗疫攻坚，避免急功近利，克服好大喜功倾向，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学求实的作风，在破解病毒的攻坚战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3. 倡导绿色科技，推进可持续发展
从整体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自然观。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也助长了人类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以致在实践中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自然的行为屡有发生，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水土流失、气候变暖、土壤污染等，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不断凸显。非法销售、肆意食用野生动物等不道德、不文明行为也日渐暴露于众，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对200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5.4%的受访者认为食用野生动物行为常见，22.3%的受访者曾食用过以野生保护动物为原料的食品、药品及保健品，19.7%的受访者曾使用过野生保护动物的制成品，如衣服、装饰品等。[15]对自然资源掠夺性的开采和使用，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肆意食用，反映了一些人以征服者、主宰者自居，对大自然缺乏足够的敬畏和尊重，是一种不文明生活方式和非理性自然观的体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打破生态平衡，不利于人與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极有可能会“引火烧身”，引发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导致人类付出惨重代价。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早就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14]12所以，人类应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遏制自己的贪欲和狂妄自大，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人与动物共存共利的生命共同体。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山清水秀的绿色环境越来越期待。而无论是应对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持续恶化的局势，还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都需要转变发展思路，依靠科技创新建立绿色发展新模式。“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9]所谓绿色科技，即以防治环境污染、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主旨的科技活动。倡导绿色发展，必须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习近平指出：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涉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文明制度建构、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等诸多方面，“不仅要从政策上加强管理和保护，而且要从全球变化、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11]。事实上，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自然观、价值观和道德观问题，要从哲学、伦理学层面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能把人与自然定位为主仆关系，不能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自然肆意掠夺、竭泽而渔，不顾子孙后代的发展利益，而是要为他们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习近平反复强调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发展问题上，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仅要看到经济效益、经济利益，而且要看到人的价值、自然的价值，更要重视科技的作用，“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11]。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三、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在继承我国科技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基于新时代的科技发展视角，深入研究探讨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科技伦理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逐步形成了关于科技伦理的重要论述，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新发展
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继承了以往我国科技伦理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本质上来说，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二者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品格。理论立足于实践、根植于实践，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中国科技发展实践，顺应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深刻反映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最新发展变化，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规律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中关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关于科技发展的原则等，既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思想，也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它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的新观点、新论断、新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创新精神，彰显了其敏锐的时代眼光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2. 面向实践：中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保证科技事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16]当今世界，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没有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实力的提升，很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16]。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进步显著，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能力不能增强，这些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義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深刻反映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时代呼唤和现实要求，更加强调科技发展的为民取向，更加倡导科技人员的修身立德，成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实践导向作用。
3. 价值引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有益启示
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的相关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中涉及了科技活动的基本价值导向、科技人员的基本素养等方面内容，为科技工作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了有益启示。具体来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正确义利观，注重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使科研成果在抗击疫情的现实实践中发挥出最大效用;要正确处理好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把全部精力和才智投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中;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狭隘观念，增强协作能力，做到通力配合、协同攻关，加强有关实验数据、临床病例、流行病学统计等数据、成果的开放共享，围绕一线疫情防控需要，聚焦重大目标和核心关键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形成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不可否认，科学技术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科技创新是征服病毒的不二法宝，但科技工作者只有弘扬“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科学精神，秉持“科研济世、治学为公”的博大情怀，才能为人类以最小的代价、最高的效率破解病毒、战胜疫情作出中国贡献。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要树立正确生命观、生态观，从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类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的错误认知，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尊重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树立生命之间共生共存、息息相关的新理念，并以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义务。
4. 贡献世界：化解人类科技伦理难题的中国方案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有力工具，时至今日，科学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自由解放。但只有合理利用科学技术才能为人类带来利益，否则，科学技术就有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极大危害。揆诸现实，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谣言四起等问题;核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对核能的和平开发与利用，但核战争、核讹诈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此外，基因工程、器官移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也给人类带来了无数隐忧和潜在威胁，引发了很多的伦理道德问题，深深困扰着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破坏为代价换来的。”[17]尤其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生命技术、信息技术等使人类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也给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带来一定的挑战。对于这些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共同难题，习近平关于科技伦理重要论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创新思路和中国方案。事实上，所谓科技伦理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科技研究、运用中的道德关系问题，即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对人类社会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此问题的标准和衡量角度有所差别，但在习近平看来，最根本的是不能危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则。习近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认为科学技术应该求真向善，应以惠及民众、造福于民作为终极追求，在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实现普遍繁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无疑是饱含东方智慧、彰显天下情怀的有益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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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
（编辑：牟世晶）
伦理反思的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科技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这是物质世界本身的客现存在；伦理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取向，从这一角度来说，科技与伦理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近年来科技伦理确成了热门话题。那么，科技本身究竟有无伦理问题，“科技伦理”这一概念及其所代表的学科门类能否成立，就目前而言，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笔者认为，科技伦理要有能够存在的理由，就必须确立科技伦理研究的对象。
关键词：科技伦理；科技人；社会人；角色主体
一
科技本身究竟有无伦理问题，“科技伦理”这一概念及其所代表的学科门类能否成立就目前而言，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科学”、“技术”、“伦理”的基本概念。
科学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非常丰富，本文所说的科学，是指包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科学。科学，就是人类探求客观物质世界的结构及其运动与变化的规律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技术。是人类根据科学知识有目的地利用、改造和控制自然界或客观对象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即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
科学与技术两者虽有所区别。但在科技一体化的今天、在大科学时代，两者又是—致的，科学与技术的分界越来越模糊，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局面，“科学是理论化的技术，技术是物化的科学”。因此，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不再把“科学”与“技术”分别论述，而是将“科技”与“伦理”对应论述。
科技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客观物质世界的结构及其运动与变化的规律是什么。“是什么”的问题，是物质世界本身的客观存在，没有特别的“伦理”。科学发现水流运动的规律是：水往低处流；这一发现本身不存在“伦理”问题，水流运动本身的规律一水往低处流，这一规律本身也不存在“伦理”问题。
伦理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从人类主体的需要的角度而形成的期望和评价标准，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取向。水往低处流，这是水流运动本身的规律，但人们却有了“洪水猛兽、水深火热，”与“水洁冰清、绿水如带”的不同价值评价。评价的不同。取决于利益主体需要和期望的不同，而与水流运动本身的规律及发现这一规律毫无关系。
可见，科学技术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其对象是外在的自然I伦理道德是关于价值的判断，其对象是人的内心世界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个是客观的事实存在，—个是主观的价值取向。从这一角度来说，科技与伦理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近年来科技伦理确成了热门话题。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科技伦理’这一概念决非‘科技’与‘伦理’这两个概念的简单相连，它实际上是源于人们对科技发展与人类发展关系的深层思考。是科技发展对我们现有伦理道德和哲学观念所提出的严重挑战，是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因为，“科技不会自动造福于人类，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的目标真正实现人类必须把对科学技术的运用置于正确的伦理控制之下。否则，科学只能成为把我们推向灾难深渊的帮凶”。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愈演愈烈；大片森林毁灭、多种珍稀动植物物种绝灭、巨大的臭氧层空洞、与日俱增的温室气体效应、土地与食品的毒化以及核武器毁灭全人类的杀伤力等等，…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如何规范科学技术研究、发明的行为及其应用后果?科学家应对其发明承担怎样的责任?诸如此类的科技伦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科技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科技人员面对的诱惑与掣肘大为增加辩技活动中的伦理失责现象屡有发生，科技伦理失责问题日渐凸显。”由于“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早已不再是纯思辨的理论知识，科技探索也因而不仅仅与客观真理及其法则有关。相反，近现代科学技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已经是一种行动了，已经是和特定目的相关并且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实际行为。因而，科技活动就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势必要有关涉行为后果的‘责任’概念，要受法律与伦理的制约。”综上所述，加强和推进科技伦理的建设就势在必然。
二
疏理上述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观点，有如下几点：其一，科技不会自动造福于人类，只有在正确的伦理控制之下，才能实现造福于人类的目标；其二，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愈演愈烈；其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工作者面对的诱惑与掣肘大为增加，科技活动中的伦理失责现象屡有发生，其四，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早已不再是纯思辨的理论知识，而是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实际行为，因而要受伦理的制约。
那么，上述观点能否充分支撑科技伦理的存在呢?换句话说，科技伦理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立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对上述观点作一个粗浅的逻辑分析。
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的第一个观点是。“科技不会自动造福于人类”。为说明这一观点，他们在列举出诸如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抗生素滥用给人类带来危害、“克隆人”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广泛的农药污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白色污染、空气污染、水的污染、不断增加的种种新的疾病等等，以此为根据来说明“科技不会自动造福于人类”；但与此同时，他们忘记了与此同理的另一个观点，那就是“科技也不会自动危害于人类”。无论是“造福于人类”还是“危害于人类”都不是科学技术“自动”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类的自觉和不自觉“活动”的结果。
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的第二个观点是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愈演愈烈。这里有个明显的逻辑思维“跳跃”。就是从“科技本身”直接跳跃到“科技成果应用”。如前所述，科学技术回答的是“是什么”，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科技本身”不存在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的问题；如核列变规律。无论是资产阶级去认识它还是无产阶级去认识它、无论是美国去认识它还是朝鲜去认识它。其反应原理都是相同的，核列变规律本身并不因此而发生改变，可见，核列变规律本身以及认识和掌握这一规律本身不存在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的问题，只有将这一认识成果应用来造原子弹还是造核电站时才会有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的价值评价。因为，科技说到底所充当的仅仅只是作为实现人类某一需要(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只有当科技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之后才带有事实上的价值判断。
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的第三个观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的伦理失责
现象屡有发生。这里有必要对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活动作一个具体分析：一是作为“科技人”的科技活动，一是作为“社会人”的科技活动。
作为“科技人”的科技活动。是指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要遵守探索精神、实证精神、创新精神、独立精神等科学精神，做到不弄虚作假、不伪造数据、不抄袭剽窃，力戒浮躁，坚持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觉纠正科研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不良行为；这实际上提出的是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责任问题，而职业伦理、职业道德是任何一种行业、职业都存在的问题，是共性，共性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一个学科门类得以成立的“独特材质”。
而作为“社会人”的科技活动，是指科技工作者运用，科技成果于社会中的活动。科技人员运用科技成果的活动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属社会伦理而不是所谓的科技伦理，因为，这时科技工作者的活动已不是“科研活动”而是“社会活动”了。
在这样的“社会活动”中，如涉及到政治问题，则属于政治伦理，涉及到医学问题，则属于医学伦理，涉及到商业问题，则属于商业伦理，这时，伦理责任的承担主体也不再是“科技人”而是“社会人”了。
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的第四个观点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早已不再是纯思辨的理论知识，而是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实际行为，因而要受伦理的制约。按此观点的逻辑是：作为理论知识的科学技术是不受伦理的制约的，只有作为实际行为且产生了深远社会影响的科学技术才受伦理的制约。那么，这里的“实际行为”究竟指什么呢?科学技术中什么样的“实际行为”才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呢?很显然只能是科技成果的运用，纯理论的科技知识，如果束之高阁而不被运用于社会实际中是不会产生深远社会影响的。科技成果的运用既超出了科技回答“是什么”的范围，即科学事实、科学规律本身的范围，也超出了科技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因为。科学的成果一旦出现就属于全人类(科学的公益性)，成果的生产者(科技人员)对这些成果如何使用完全没有控制能力。发现核列变规律的科学家，决定不了核列变规律在运用中是造原子弹还是造核电站，发明青霉素的科学家不可能控制抗生素的滥用，发明汽车的人也预见不了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战争死亡人数，可见，这里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显然不是科技伦理所能回答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可知，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显然是把由人类的科技活动引发产生的相关社会伦理责任、把科技成果运用中产生的伦理关系、把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职业道德等都归结为科技本身的伦理问题。用这种归结来肯定科技伦理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而成立，其根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三
那么，科学技术能否进入伦理学的视野呢?换句话说科技伦理在什么维度上才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而成立呢?笔者认为，科技伦理要有能够存在的理由。就必须确立科技伦理研究的对象。一些学者在论述科技伦理研究的对象时，似乎包括了从科学到技术的所有方面。从而走向一种“泛伦理主义”。
任何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都应是确定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科技伦理要作为一门学科而成立研究对象仅限于以下两个方面：
1.科技活动主体的后续研究伦理责任。科技工作者是科技活动的主体，如前所述，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同其它任何一种行业、职业的活动一样都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这是共性；但科技活动既然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活动，那么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也就应该有它独特的道德要求，这是个性。
对科技工作者独特的道德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科技工作者必须回答与“是什么”相关的后续的一系列问题，即后续研究的伦理责任问题。如前所述，水往低处流这是水流运动的规律，这一规律本身不存在“伦理”问题，发现这一规律本身也不存在“伦理”问题；但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活动不能局限于或停留于只回答“水是往低处流”这一水平上，还必须回答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水在什么情况下将不能往低处流?当水不能或不能顺利往低处流时将引发什么严重后果?当地震导致山体滑坡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时，水就不能往低处流，当冰凌严重阻塞河道时，水就不能顺利往低处流，但堰塞湖堰体的垮塌或溃决，冰凌导致的凌洪泛滥，这一切都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科技工作者必须从技术上提出应对这类严重后果的防范措施。如果从科技的常规工作来说，科技工作者只要回答清楚水为什么往低处流就行了，显然这不是科技的常规工作，这是科技工作者基于责任伦理而应有的后续研究工作，这就是科技活动主体的后续研究伦理责任。
2.科技成果应用前的预见、通告、建议伦理责任。虽说科技成果的社会应用超出了科技工作者所能掌控的范围，但由于科技活动独特的知识要求，科技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具有一般人不具有的专门的科技知识，他们对某项科技成果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福利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有着比一般人更早、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他们特有的专业科技知识和特殊能力决定了他们首先应该承担“预见”的伦理责任。虽说发明青霉素的科学家不可能控制抗生素的滥用，但在对科技成果后续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应该预见到如果抗生素被滥用将带来的危害：虽说发明汽车的人也预见不了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战争死亡人数，但他们也应该预见到如果汽车存在安全隐患(刹车失灵、输油管漏油等)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历史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一个复杂的功能信息系统和发展系统，即已成为不同于以往的“大科学”了。在现代大科学背景下，单个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过程中的决定权有限，许多科技活动的进行必须多学科配合、协调，才能很好展开，象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人口膨胀、能源危机等问题都必须依赖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才能合理解决。“这时，科技工作者就应履行‘通告、建议’的伦理责任。即将其预见结果如实通告有关决策部门，并积极参与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提出自己中肯的建议，正面影响决策者的行为。‘通告、建议’的伦理责任还包括科技工作者应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有效地向公众传播科学，促进公众正确地理解科学”，积极引导科技成果的正确应用。
如前所述，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活动分为两部分，一是作为“科技人”的活动——是作为“社会人”的活动，这属于两类不同的角色主体，不同主体应有不同的伦理道德要求。科技工作者选择作为“科技人”的角色主体，就只承担作为“科技人”活动的伦理责任，而不能要求他们承担科学成果应用中的所有社会伦理责任，因为，作为“社会人”角色应承担的伦理责任不属于科技伦理讨论的范畴。
由于人们社会角色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的不同。科技工作者作为“科技人”与作为“社会人”的不同角色决定了他们承担着不同的伦理责任。毫无疑问，科技工作者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们要用他们的科技活动服务于社会，对社会负有责任，但这种责任属于社会伦理涉及的范畴而非科技伦理的职责。总之科技工作者不应该、不可能、也无能力对全部社会问题负责任强行要求科技工作者个体承担只有社会主体才能承担的伦理责任，就会走向一种“泛伦理主义”。明确科技工作者应该恪守什么样的伦理责任，我们才能确立科技伦理存在的理由和维度。结论：科技伦理只存在于科技活动主体的后续研究伦理责任和科技成果应用前的预见、通告、建议伦理责任的范畴中。
责任编辑 仝瑞中
伦理反思的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完整的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发掘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关键词：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目前，中国已经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动机（EconomicPowerhouse）之一，是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1］。然而，当人们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成果欢欣鼓舞的同时，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却日益凸显：伦理道德失范、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突出，等等。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和中国政府立足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二、科学发展观与经济伦理思想
所谓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经济伦理思想自古有之，而经济伦理学则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的诞生有效地整合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两大学科，为经济领域不断涌现的伦理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三、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为基础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科学发展观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人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本”即根本、关键、核心，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
我国古代由于儒家伦理主导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侧重于道德，人成为“道德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对物的依赖性，使人成为“经济人”。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代西方国家把人当成科技的“奴隶”，又使一些人成为“工具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主导价值取向，因而造成了人在发展价值取向上有不同侧重的发展趋向，进而造成了人发展的片面。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它克服了道德人、经济人、工具人的局限，真正按照人的属性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政治与道德、心理与生理、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凸显了“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诉求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如厉以宁所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伦理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果能把二者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那么可以认为，经济学伦理问题的研究就前进了一大步。”［3］（P1）
公平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在经济伦理范畴中，公平是调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的杠杆，它作为一种适当的“变数”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伦理尺度。
公平观包括经济方面的公平、政治法律方面的公平和伦理方面的公平。其中，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经济公平的核心内容是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效率是资源使用和配置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即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既定情况下，其产出产品越多，效率就越高，反之，效率就低。效率之所以被赋予伦理道德的意义，是因为：第一，过去纯粹从经济角度追求效率的活动，对人类本身产生了危害，如盲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对立，加速了人类的生存危机等。第二，人类生产活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如果不注意科学、合理的利用资源的效率，将会导致这种稀缺性不断加重。第三，效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它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必要手段、途径和条件。没有效率，就无法实现人类的幸福，更谈不上促进人自身的发展。
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坚持的是“公平优先，忽视效率”的原则。国家直接控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实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这种“公平优先，忽视效率”的原则既无法确保高效率，也无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但他同时指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并不允许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先富是为了帮助后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4］（P23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
但是，从实践来看，“兼顾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1997-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0年代中期的1.8:1，19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该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既要反对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的做法，也要反对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的做法。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效率是‘兼顾公平’，并以实现公平为目的的效率，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公平是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和有效率的公平。”［5］（P120）
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和效率观，不但是社会伦理道德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在“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并更加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诉求，蕴涵着使最大多数的人生活幸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
（三）科学发展观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极端，必然形成以无限度、无休止攫取自然为前提，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本质上是反自然的，必然导致人类无视自然界对人的优先性存在、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及各种原始的协调关系，完全根据人自身的需要、愿望去掠夺、索取自然界，最终导致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困境。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由于受西方传统发展观的影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20世纪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6］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全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的一个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同时，该报告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7］在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78］（P76-78)
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体现了先进伦理文化的发展要求，蕴涵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道德。它要求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四、结束语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诠释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符合和体现经济伦理规范，并以其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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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反思的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企业伦理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得以逐渐完善和发展。企业要加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以“双赢”策略处理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对内可以赢得员工的忠诚,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对外可以赢得公众支持、顾客满意、投资者青睐和供应者信任,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企业伦理;利益相关者;伦理准则;价值取向
企业是在社会分工出现以后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其参与了社会大生产中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是经济实体和道德实体的结合体。企业的管理包括研发、物流、生产、销售、财务、人事、信息和政社关系管理等方面,但由于企业经营是一种合作活动,离不开所有者、员工、顾客、供应者、社区、政府、公众的合作与支持,甚至也离不开竞争者的存在,企业伦理正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企业伦理概述
“伦”是指人的关系,即人伦,“理”是指道德律令和原则,所以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应遵守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按照施泰困曼教授的观点,道德是指一定的文化界域内占实际支配地位的现存规范,是伦理在实际中的规范,更多用于人,更含主观、主体、个体的意味;而伦理倾向于一种理论,是指对道德规范的严密方法性思考,是高于道德的哲学,具有客观、客体、社会、团体的意味。一般来说,道德与伦理可以看作同义词,表示的基本涵义是一样的。
企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团体或机构以合法手段经营时应遵循的伦理规则,是企业在处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基本任务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基本准则主要有公平、公正、诚信、负责。“伦理经营”是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企业经营新理念和新趋势,是以人为本,以崇高的价值观为导向,以超越法律的自律精神,积极负责地、合乎伦理地开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体现了产品营销、产品推销、市场营销和社会营销的演变过程。佩因在《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中指出:衡量企业业绩的最新标准就是有机整合了道德和财务两个维度的卓越标准,即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时必须坚持以伦理价值观为指导。
伦理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范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仁爱”、“重义”、“尚礼”、“贵和”和“诚信”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经营思想源泉。企业伦理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道德研究的范畴和伦理管理的内容也在随之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企业开始普遍接受对企业员工的“社会人”假设并改进诸多不合人性的管理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等国企业开始对“社会公正”、“消费主义”等问题予以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地球环境的恶化使企业对其“社会责任”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74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全美管理伦理学讨论会标志着企业管理伦理作为一名学科正式确立。20世纪90年代初期,弗里曼(Freeman)、布莱尔(Blair)、多纳德逊(Donaldson)、米切尔(Mitchell)、克拉克森(Clarkso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逐渐开始引人注目,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代起,美国、西欧、日本的一些先进的企业,就已经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严格的伦理制度和监管制度,企业不再认为企业的竞争是赤裸裸的斗争,不再认为打垮对手就是赢得了自己。2001年11月,美国安然公司因做假帐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2002年,美国安达信倒闭、世通公司财务丑闻等一系列恶劣事件震撼了美国与全球业界。中国“第一蓝筹股”的ST银广夏,因伪造经营业绩、虚报财务报表而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伦理已成为全球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企业伦理的核心是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
利益相关者最早出现于斯坦福研究中心(现称SRI)1963年内部备忘录中的一篇管理论文,最初被定义为“没有他们的支持,组织就不再存在的团体”,利益相关者最早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和社团。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或目标的个人或团体,或是受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或目标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他们或持有股票、有表决权,或者能够从企业的日常运行中获得既定的利益,这种关系通常是互惠互利的,即企业与个人和群体总是利益相关的,企业在运行中需要利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或影响力。利益相关者分为初级和高级利益相关者,前者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经销商和竞争者,后者包括社区、本国政府、外国政府、特殊利益团体、大众媒体、支持团体和大众。当代西方企业伦理学家把凡与企业产生利益关系,从而与企业发生双向影响的个人和团体,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零售商、社区及政府等,都视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在传统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或团体都是从企业环境或外生变量的角度被定义的,因而多被排除在企业管理的视野之外。然而在现代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和团体则被视为企业的构成要素或内生变量,被纳入企业管理的范围,即要求把企业与股东、顾客、社区和政府等关系,作为相互内在、双向互动的关系,纳入广义的企业管理范围。
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公司是什么,并且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思考公司应有的经营方式。1994年,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企业界领袖在瑞士通过的《CAUX圆桌会议企业商务原则》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商业伦理的基本准则:即企业的经营活动应基于以“共生”和“人的尊严”为基点的伦理观念中,所谓“共生”是指为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而共同生活,共同劳作,使相互合作、共存共荣与正当、公平的竞争两者并存;“人的尊严”则是指把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真正价值作为终极目标。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社会责任,即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和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道德规范和准则践行的组织载体,“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并不是对立的,没有永恒的先后顺序。利益相关者的每一种权利对企业的决策和行动,都有可能产生支持或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影响,这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企业伦理已经成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核心。
首先,企业伦理是企业正确认识和处理它在社会上、市场上的角色、功能、责任、义务所不可缺少的,可以为企业正确处理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基本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在企业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融洽、和谐、协调发展的关系。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单位,它的经济功能是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有益的商品和服务,但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会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各种影响,有些影响是消极的负面的,社会为了克服或忍受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常常要支付一定的社会成本,这就要企业对社会对环境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要求企业分清有益和有害、正当和不正当、合理和不合理的伦理道德界限,要求企业提供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供求,采取正当的而不是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合理的而不是不合理的利润和效益,要求企业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现代企业在社会上、市场上的竞争已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还是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竞争,是精神文化、伦理道德、文明程度上的竞争。一套建立在合理的伦理基础上的组织价值体系也是一种资产,它可以带来多种收益,这些收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功效、市场关系和社会地位(佩因,1999)。
其次,企业伦理是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化解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增加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所不可缺少的。现代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首先会碰到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问题,这牵涉到如何认识和评价资本、劳动、管理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牵涉到如何在分配过程中恰当地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同时,这三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贡献及相应的利益关系,并不是完全能够依据技术原则、经济原则精确地定量确定的,因此在处理这三者关系的时候,还不同程度地要依赖伦理道德原则,即在进行分配的时候,既要从技术原则、经济原则出发,根据三者的贡献去分配三者之所得,又要使三者所得的差距符合伦理道德上的公正合理的原则。物质利益原则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重要的激励原则,因为人们进入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和物质利益,同时还有各种社会的、精神文化的、伦理道德上的需要和追求,这就要求企业在管理中除了贯彻物质利益、经济报酬的原则之外,还要加强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伦理的建设和培育,使人们在企业劳动和工作中同时得到文化上、精神上、伦理道德上的满足、完善和发展。
第三,企业伦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不可缺少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处理企业内外各种关系的原则、方式、方法的经常化、持久化、稳定化、制度化的体现,其根本特点就是“管理科学”。现代市场经济正越来越成为一种规范经济、信誉经济、文明经济、法制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要有经济上、技术上的根据,又要有伦理道德、社会文化上的根据,即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社会文化上是文明进步的,在伦理道德上是公正合理的。管理决策的伦理性,是同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和社会伦理观念等方面紧密联系的,在管理伦理道德标准认识方面,有三种观点:功利观、权利观和公正观。现代市场上的企业家是讲法制、讲规矩、讲道德、讲文明的现代企业家形象,一个企业越是具有伦理道德水平,就越有可能在市场上和社会上赢得消费者和同行的信任和声誉,而企业的信用、声誉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和潜在的市场,是企业发展中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企业伦理建设虽然直接提高的是企业的伦理素质、伦理水平、伦理价值、伦理形象,但这种伦理素质、水平、价值、形象的提高却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转化为企业在经济上的利润和收入。
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看,可能有的策略有:赢/赢、赢/输、输/赢、输/输、赢/输或赢五种。斯蒂芬·R·柯维认为双赢(赢/赢)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从长远看,如果双方不能都赢,就会都输。这就是为什么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中双赢是惟一正确选择的理由。”从短期看,采取赢/输或赢/输或赢策略能获得好处,而从长期看则是下策,这是因为谁也不想输,看不到赢的输谁也不愿持续下去,输的一方自然就会脱离合作关系甚至会进行报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是一个多维的价值关系系统,义的内涵包括:公益为义、人道为义和公平为义;利的界定包括:私利为利、物用为利和效率为利。各具三元要素的义与利,构成义利关系的三重结构,即公益与私利、人道与物用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义利关系的三重结构体系,是一个相关的运动体系,在具有伦理二重性的市场经济中,义与利是能够和谐统一的。义利共存、共融和共生是义与利关系递进的三个阶段,处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处理义与利的关系,这就要求企业从对社会的贡献出发寻找企业存在的理由,并根据企业性质、行业特点和竞争优势等选择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义利”价值观,至少作到:将企业的合法收入及时在股东、债权人和供应上之间合理分配;尊重员工;真正将消费者满意视为企业销售的最高目标;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持与相关媒体的良好合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回报社会;维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
对合乎伦理地对待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强生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贝克做了精辟的论述:首先,我相信,与我们有重要合作关系的人对信任、诚实、正直和道德行为有深刻而强烈的需求;其次,我相信,企业应该努力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这种需求;最后,我相信,总体而言,那些最能始终不懈地坚持道德行为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能取得成功。衡量企业道德实力的八项指标是:顾客忠诚度、员工忠诚度、股东忠诚度、融资资信度、供销稳定度、同行联系度、摄取融洽度和社会美誉度,企业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是企业提高道德实力的过程,衡量的具体标准是:
1.公众支持。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认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从道德层次看,“公”取代“私”上升到第一位的基础价值地位成为道德判断的价值标准,是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升华。价值合理性是近现代哲学凸显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其主体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真、善、美和利”是行为指导的命题和向度,经济伦理就是规定经济活动的工具价值合理性和伦理价值合理性的结合与统一。企业作为国家的“公民”,2004年全球CEO论坛认为,其必须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必须履行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因此,为避免企业损害社会的利益而遭怨恨,就必须用道德来规范其谋利的行为,并确信其行为合乎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
2.顾客满意。卓越伦理体现在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上,就是真诚地为顾客着想。为顾客着想意味着站在顾客的立场上研究和设计产品,了解顾客需求、引导顾客需要、满足顾客需要。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把提高质量仅仅看做是增加利润的手段,而是企业对顾客应尽的义务,才会自觉抵制利益的诱惑,不做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事情,真正把质量当回事。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漫天要价,而是通过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既给顾客带去实惠又给企业创造利润。为顾客着想,才会尊重顾客,真诚地为顾客服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员工也可以作为内部客户看待,就是要尊重员工,发挥其才能,根据贡献度满足其生理、心理和发展等方面的需要。
3.投资者青睐。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2001年7月10日,伦敦股票市场推出了“环境稳定、股东关系良好、支持人权”为指标的道德指数后,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的资金是以往的4倍。研究表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有更好的经营业绩和更多的投资回报。而投资者的青睐,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企业的实力,促进其成长。如果投资者对公司采取“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脚投票”,则说明企业的伦理管理是成功的。
4.供应者信任。供应者是企业生产链上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资金、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者事关企业兴衰,供应者一般愿意与信得过的企业打交道,因为与这些企业做生意,风险低,效率高。诚实守信、互利互惠是赢得信任的基础,作为一种回报,供应商愿意以比一般公司低的价格供应质量可靠的货源,并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银行对信誉好的企业也往往会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率。此外,经销商也愿意为这类企业提供畅通的销售渠道。
三、加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伦理管理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对内有利于使企业赢得员工的忠诚、拥有高素质的员工、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实行卓越领导;对外有利于赢得公众支持、顾客满意、投资者青睐和供应者的信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这些无一不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这就要求企业以诚信为本,加强企业伦理管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合肥荣事达集团在北京公布的《荣事达企业竞争自律宣言》,其核心是提倡“和商”理念,即倡导相互遵循、平等竞争、诚信至上、文明经营、以义生利、以德兴企和严格自律等,是中国企业加强企业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的典范。加强企业基于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的主要途径有:
1.制定并执行企业伦理准则
伦理准则所规范的主要内容是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如员工、顾客、股东、政府、社区、社会大众等的责任关系,它同时包含公司的经营理念与道德理想,不仅是指导企业计划、决策和业绩评价的伦理罗盘,它还能够从组织伦理的角度指出企业预期的投资者、成员和业务伙伴,并通过一系列的奖惩、审核以及控制系统加以强化和执行。
在实践中,企业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制定伦理准则:(1)目标:组织的最终使命是什么?在逐步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它的目标有哪些?怎样实现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的统一?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探测组织存在的理由及其创造价值的方式。(2)原则:组织义务有哪些?其合理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其理念是什么?如何作到“义利相融”,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问题旨在识别组织的义务、权利和价值观念。(3)对象:组织的主要支持者有哪些?他们的权利、要求合理权益是什么?
以金融业为例,金融在当代经济活动中被称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公众对银行的认识普遍是“嫌贫爱富,扶强不扶弱”,这一方面是社会对银行的误解,但也与一些银行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和“损人利己”伦理的影响而导致的伦理缺失有关。要使伦理准则要更具效力,必须把伦理准则作为全体员工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商业银行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的“义利观”,要求全体员工对股东负责、对客户负责、对社会负责,积极贯彻国家的宏观金融和产业政策,以“正当、协同、价值、沟通和创新”为原则开展和谐营销,从源头上杜绝“违规揽存、以贷谋私、客户欺诈和虚假披露”等行为,将企业伦理作为长期的资本投资,并在未来的经营活动中形成一种伦理优势,再将伦理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即将今天的收益转化为明天的所得。有些银行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制订了伦理准则,包括指导思想、行为准则、服务规范等,教育引导员工并通过绩效管理约束员工既要考虑银行的利益,也要考虑客户的需求,更要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2.由上层开始推动伦理建设
中国的企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老板-宗法型、制度-契约型和事业-同志型,分别对应着宗族权威、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三种模式。建立良好的企业道德行为体系,首先要有一个道德的领导者(安德鲁斯,1989),作为成功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合乎高标准伦理的公司,高层领导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赋予企业的伦理准则以生命,建立一个支持伦理行为的环境,并在员工中灌输一种共同承担的责任感。组织领导率先示范是建立和维持组织伦理最重要的因素。领导要敢于承诺,敢于为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念采取行动,同时当企业行为与道德义务存在冲突时,敢于以身作则,先思伦理,再行决策,并置伦理价值于决策的全过程。特别是要杜绝三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企业是营利组织而非公益性慈善组织,其任务是生产分配交换物质财富和经济价值,因此无需讲究企业伦理;二是认为伦理上有问题的企业采取非伦理的目的和手段,也实现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的目标,因而无须讲伦理;三是认为,讲伦理道德会使企业增加投入减少收入,对企业来说得不偿失。张瑞敏在家电行业里以“挥大锤的企业家”著称,也正是这把大锤,使“精细化,零缺陷”变成海尔全体员工的心愿和行动,使海尔走向了世界。
伦理准则旨在阐明超越组织实际行为的一种渴望,它可能与驱动组织的体制和过程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同时,与传统较大公司的层阶制度相联系的信息传播和责任的分离也可能导致重大的义务缺口,因此,对组织结构和组织体制的设计给予充分的注重是加强企业管理伦理建设的必要措施。企业需要对下列体制给予特别注意:领导与监督、雇佣与提升、绩效评价与工资报酬、雇佣开发与教育、计划与目标设定、预算与资源分配、稽查与控制。近年来,西方一些公司创设公司伦理官员的职位或者任命伦理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伦理问题,向企业全体成员传播沟通伦理准则,对可能出现的违反准则的行为进行检查,奖励遵守准则者,处罚违反准则者,不断审议和更新准则,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管理伦理的建设。
3.加强员工企业伦理教育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企业伦理最终要靠具体的行为个体来完成。管理是对人管理,也是为人管理,人是手段,更是目的,管理对象已经由物转向人,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新模式,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中国银行特别注重员工企业伦理教育,提高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使命、态度、观念、思考方式等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培养员工对身边的人与物的敏感度,防止破坏性的道德沦丧。在伦理教育方面,必须根据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事件如2008年的“抗冰救灾、抗震救灾、北京奥运、毒奶粉”等,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开展“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大讨论”活动,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环境熏陶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加深他们对伦理意识和履行伦理规范的能力,从而改善自身行为,努力实现企业的伦理目标。这样,道德伦理风范不再是企业必须维持的一个负担,而是统治一个企业的精神风貌。
4.加强社会监督
企业作为社会的成员,对企业的监督应是一个全方位的监督,可以从法律监督和环境监督两个方面来实施。
(1)法律监督。法律手段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性手段,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以法律监督为手段促进伦理建设,一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可以提高伦理的权威性,使企业伦理其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原则。二是可以增强道德的规范性,通过法律条文将一些伦理要求条文化,制度化,做到有章可循,并使企业其行为规范化。三是可以强化道德的监督性。法律监督以强制为特征,是更严厉的治恶性手段,对各种非道德行为必定会起到震慑作用,强制性地为企业行为确定价值取向。如国家颁布的节能减排、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就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要求。
(2)环境监督。环境监督是检验企业是否履行道德义务必不可少的手段。严格的环境监督则能够防患于未然,使企业弃恶性从善,加速道德风气的改善。环境监督包括三种方式:第一,传播监督,即大众传播媒体对企业善行的褒扬和恶性行的谴责,这种监督通过社会舆论效力,使善行者受到社会的尊重,恶性行者受到鄙视,从而提醒企业时时检查自己的行为。第二,人际监督。目前,企业的人际关系流动性与陌生性也相应增加,企业的竞争者、合作者、服务对象的范围越来越广,通过彼此监督或通过成立官方的、行业的或民间的行业协会监督,可以使企业的行为进一步符合道德规范,这样有利于企业间扩大交往,有效促进企业日常行为的改善,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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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建君
伦理反思的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来源。根据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要求，以人为本伦理观、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生态经济伦理观以及和谐伦理观这四条伦理原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天人合一”文化；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伦理内涵体系
传统意义上狭义的“生态”概念，是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而从人与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关系角度看，广义上的“生态”指的是人、一切生物系统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包括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等。“文明”是指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综合进步因素的总和，因而“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
在诸多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等。
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解释和批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危机，在生态观上对马克思主义起着补充作用。具体来讲，它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出发，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人对人、国对国、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侵犯和掠夺，从而引发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
“生态危机本质上表征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只有通过合理调整人们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2]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重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列宁后来所指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才是能够彻底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曾作过解释和总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失衡、精神迷失等现代性负面问题来源于现代社会男权主义的过度膨胀和不平等的父权统治逻辑架构。基于对女性和其他受支配的自然环境的关爱与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重视女性精神和女性价值，要求重新建立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深层生态学理论“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物的绝对平等性，否认人的特殊价值，认为人类只是所有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众多物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没有任何区别和分界线，坚持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4]。依据这种观点，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吹“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试图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的权利。
由上可知，生态社会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当前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要求通过更好更快地发展去实现人与自然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现代经济文明观，它不只是一种经济发展观，也是一种价值伦理观。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内在的伦理涵义。
（一）以人为本伦理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以人为本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人本精神，落到实处就是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尊重民智、服务民生、实现人民幸福。
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实在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我们认为，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更加科学的发展来解决。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因而“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大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极地无所作为”[5]。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制天”的思想。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生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基本意思是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它和《易传》提出的“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基本上是同一意义。“制天说”绝对不是要求人们盲目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而是强调“制天”的前提是“顺天”。这是与西方近代的“征服自然”的思想所根本不同的。
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并非人类发展的目的本身。人类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联合国在1990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明确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视角下，发展被定义为扩展人的选择范围的过程；其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生活质量，人所享有的实质的自由和机会，人实际能做些什么和能成为什么；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其本身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6]这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以人为本伦理观和民生伦理观作了深刻的注解，强化了以人为本伦理观的现实意义。
（二）可持续发展伦理观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是自然创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事实。而自然的创化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实现，是自然的价值。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和连续性”。这就要求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包括两方面的伦理要求。从纵向看，它遵循“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考虑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的人类代际平等原则[7]。从横向看，它遵循“‘人——自然’共同体的协同进化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伦理关系扩大到自然，赋予自然应有的道德地位”的人与自然平等原则[7]8，实现人、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永续生存、发展和繁衍创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财富基础。
（三）生态经济伦理观
怎样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状态，是我们在高歌猛进的经济活动中被迫进行反思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危机背景下，社会精神生态的异化问题尤其突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消除人的现代性精神危机问题。
随着现代性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之间逐步进行着交叉渗透、补充论证和有机融合，具体讲就是发生了“生态伦理学向经济领域延伸的趋势、经济伦理学向环境领域拓展的趋势以及生态经济学向道德领域渗透的趋势”[8]。为“生态经济伦理”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我们所说的‘生态经济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过程中自觉协调和平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追求的努力中所体现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或者主要是指生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8]7
生态经济伦理观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合理性）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统一的，致力于消解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的精神危机。它主张统筹兼顾生态伦理（即环境伦理）、资源伦理、经济伦理、消费伦理、财富伦理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追求，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最佳的生态效益的统一。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随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服务价值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遵循生态经济伦理规律，能够实现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合理、动态、健康、开放的平衡关系。
（四）和谐伦理观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调谐，不仅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和中国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欲望而带来的道德污染、心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天人调谐思想是思辨、实践与审美的高度集成。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重视自然，人在倘佯山水、寄情自然之际，可以参禅悟道，领会宇宙、社会、人生的奥秘，是人类应该努力争取的未来。
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涉和谐伦理观的社会范畴，从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成和谐的“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追求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实现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生生不息的天地间、万物中，人应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将仁爱之心推广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就是天人调谐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主义真正把握了“和谐”理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具体、动态、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统一共存即“和而不同”。“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属性，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保证。
和谐伦理观是对人、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必须遵循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其中，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包含了人的精神空间（知情意结构）、人自身与自心、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其目的和归宿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尤其是实现人的内在精神空间的完满、和谐与自由，从而优化人的竞争合作观和成功成才观，进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9]。人是不能脱离生态系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要求遵循整体的生态系统思维，呵护共同的绿色家园。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要求解决诸如自然环境恶化问题、生态气候失衡问题和资源能源安全问题等。
“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未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短视的、狭隘的思维，是一种不可扩展的、片面的、自私的精神品质的反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和谐伦理观主张在追求合理高效的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反对不合理的人类欲望膨胀，要求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利用和征服自然）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人的积极价值）两种极端思维，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破解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的精神异化等难题。
三、生态文明伦理内涵体系的内在关系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要求，以人为本伦理观、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生态经济伦理观以及和谐伦理观这四条伦理原则，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中，四条伦理原则的相互关系、所处地位是什么呢？以人为本伦理观居于核心位置，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是原则问题和方向问题，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和谐伦理观都是基本要求和评价标准。生态经济伦理观是特色，是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的基本途径、根本方法和主要手段。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的本质中。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是促进发展、推动进步的活力，但也会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既紧迫又重要。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人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只有把握机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刻变革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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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雨辰.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中国视野[N].光明日报， 2011-01-04（1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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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向玉乔.生态经济伦理初探[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2：1.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39.
责任编辑：罗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