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第1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实践，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我国在经济领域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可靠保障，也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导。为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实践，2016年4月8日，由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经济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全省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实践创新、重大原则、当前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研讨会相关专家学者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
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杨承训教授提出，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阵地意识，面对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特别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阵地的忧患意识，切实巩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和指导地位，特别是高等院校要高度重视对下一代青年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思想的教育和引导，不能过分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和自由主义思想。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经济学部主任廖富洲教授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和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的结果，绝不能盲目地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他进一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和指导地位：第一，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一代要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尤其是要重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内容的学习；第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注重培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才队伍；第三，注重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研究面临的新问题，找出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结论，不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经验，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李智永教授指出，从我国的实践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政治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取得的，虽然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制度经济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他同时强调，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第一，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研究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第二，要在全社会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郭军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传播、学习、实践，并作为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道路体系的集大成，是探寻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库、坐标轴、指南针。推进中国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和主导地位，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金星副研究员认为，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尤其是要更多采用与时俱进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当政府提出新的发展理念、重大发展战略和政策主张时，就急于从欧美的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中找理论依据。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创新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占仓研究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国和平崛起理论与实践。中国用自己13亿人的实践向全球证明，一个大国可以和平崛起，人类的政治智慧和文明积淀完全有可能避免过度竞争，这比以往任何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都具有说服力。第二，习近平合作共赢理念及其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着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以亲、诚、惠、容理念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并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同时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更加主动地发挥建设性作用，得到全球诸多国家的高度评价。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国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初步建立市场与政府辩证统一关系的体制机制，既实实在在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又在国际舞台上显示出日益增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明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符合自己国情的科学发展之路，并已被实践证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之路，已经并将继续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三个方面的重大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国际意义。
郭军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改革发展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实践，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同时他强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鲜活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的重要元素，既反映了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逻辑关系，又蕴含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要求，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都是长远的、重大的。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同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其中，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经济体制这一概念，明确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联系和区别，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结合起来发展中国经济。这些重要理论成果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而且对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意义重大。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所刘辉助理研究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分配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科学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实践，而且极大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璇副研究员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实践、新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飞跃、新境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三、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社长李太淼研究员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涉及11个方面，具体包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足实践，坚持开拓创新，坚持尊重规律，坚持科学发展，坚持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时他强调，11个重大原则中前5个原则主要从方法论、认识论角度理解，后6个原则主要是涉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理论特色和理论观点等方面。
刘辉助理研究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特别是要重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原则，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同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原则，坚持改革、发展、稳定三统一原则等七项重要原则。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郭丹丹助理研究员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执政上，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发展上，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基本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结果上，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同时她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深刻领会并牢记：只有紧紧依靠人民，万众一心，扎实奋进，才能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关于进一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李庚香研究员认为，要在实践中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需要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党的意志，切合党的思想，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二是坚持实践标准，从实践中来，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经验；到实践中去，用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方法等进一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实践。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去考察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带着问题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刨根问底、追根溯源，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当前的新形势新实际、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发现新思路新办法、得出新结论新认识，推动实践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不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的成功经验。四是坚持创新发展，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大势和趋势，注重“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下功夫。
郭军教授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一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三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四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五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充分发挥好。六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永苏研究员提出，要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理论界的重要任务就是研究解决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与发展实践上的现实矛盾问题，有效厘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各级领导干部和地方决策部门的重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国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帮助非公有制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重点解决融资、市场准入、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贺卫华副教授认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四个方面进行部署：一是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二是要概括、总结、提炼、升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材料和新事实，进而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三是要借鉴国外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成果和成功经验，进行升华总结，提炼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指导实践。四是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如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方面，要加快总结概括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经济发展新理念理论、开放型经济理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理论等新理论，及时充实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河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许兴亚教授提出，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认识与学习，一是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进一步提高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认识；二是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科学体系；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真正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四是要科学对待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五是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崔朝栋教授指出，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深化研究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等相关问题，尤其是要重点厘清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分配制度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和统一的问题等问题。
五、关于当前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专家学者对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河南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等热点焦点问题，也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是关于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问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所马欣助理研究员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科学认识，具有引领发展进程、指导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作用。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第一，必须认真研究、准确把握各地实际，找准落实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第二，加大五大发展理念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培训力度，让五大发展理念转化为每一个党员干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转化为搞建设谋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素质本领；第三，在完善思路举措上下功夫，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牵引，查找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深入调查研究，组织力量攻关，加强实践探索，努力在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上见到实效；第四，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把五大发展理念的新要求转化为发展的新举措、新项目，细化分解任务，明确工作责任，加强工作指导，确保五大发展理念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夏巍巍认为，当前河南要深入贯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全面实施开放带动主战略，着力在营造开放环境、打造载体平台、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对外合作、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构建区域开放格局、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下功夫，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发展的新格局。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白玉认为，要把发展分享经济作为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通过厚植创新文化、打造共享空间、构建分享经济治理模式、激发“双创”主体活力等举措，开创分享经济发展新局面。
二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教授提出，当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思考两大问题：第一，基于我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为什么居民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第二，什么因素导致了产能与需求的不平衡。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刘洋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同时又要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统筹。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田海洋认为，推进河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正确处理好“旧与新”“虚与实”“加与减”三大关系，就是要破除旧思想、旧模式，树立新理念、发展新模式；虚实结合，将“去杠杆”与“去产能”“降成本”同步进行，降低并化解金融风险；用“加法”培育增量、补齐短板，用“减法”调整存量增强活力。河南工业大学李铜山教授认为，推进河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牢固树立短板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生产、加工、销售三个环节，切实拉长农业供给侧结构不优之“短腿”，补齐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有效供给不良之“短板”，着力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三是关于河南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问题。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云研究员提出，当前河南县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五大标志性变化：第一，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河南区域经济发展在整体上由极化发展阶段进入扩散发展阶段；第二，县域经济内部的三次结构出现重大转折，县域经济进入了二产比重下降，三产比重上升的通道；第三，县域人口流动方向出现重大变化，农村人口转移呈现出以省内转移为主、以县内转移为主的新特征；第四，县域消费出现重大转折，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呈现出后发性增长的新局面；第五，县域各类资源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出现重大转折，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产权确权流转、全面开发农业生态旅游文化、规模化经营等推动农村人力、土地、资源变革。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研究所所长助理王文斌研究员谈到了新常态下的河南经济特征和经济转型，提出经济增速下降、产业结构迈上中高端、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动力结构呈现多元化、分配结构更加均衡等，都是新常态下河南经济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并强调河南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需要在推动产业转型、企业结构转型、技术进步转型等方面下功夫、想办法、谋思路。
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第2篇
摘要：现代国家行政任务趋向专业化、复杂化，行政给付能力面临严峻的考验，公私合作因而兴起，多面混合的法律关系使得以公私二元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法面临挑战，公私合作中的角色悖论、民主赤字、公法逃遁等内生局限，为公法介入提供了正当性基础，通过公法和契约，调适公私的冲突，规制合作风险，规范私人自主规制与政府公共规制的担保责任，构建基于公私责任分担体系的担保国家，保障公私合作之达成。
关键词：福利国家；公私合作；担保国家；规制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27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公私合作逐渐成为全球行政改革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治理工具①。从功能主义的立场来看，公私合作对效率和效能的追求和公民社会建设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但不能忽视的是，公私合作同样潜藏着民主赤字、公法逃遁、公益旁落的风险。目前，我国正积极推广公私合作机制，发挥私部门与市场竞争机制的优势，共同分担责任与风险，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公私合作模糊了公私之间的界分，公私角色处于流离变化之中，以公私二分为前提，以司法审查为中心，寻求行政合法性的传统公法已经捉襟见肘。公私合作中公部门与私部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担保国家中公私部门的责任是如何配置的？公部门的担保责任具体含义是什么？如何在学理上给予解释，在实践中给予回应，如何界定国家担保责任的具体内涵，构建新型的公私责任分担体系，适应公私合作带来的挑战，已经成为公法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公私合作的兴起：公私二元的困境
（一）公私合作的背景与起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社会保障理论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成为主流。随着国家福利的功能和范围大幅扩展，致使国家在福利中的职能从消极的警察国家角色，转变为以福利国家形态出现的积极干预角色，福利国家与法治，弥补了市场失灵所引发的不足，英美国家因此在经济繁荣、社会平等以及充分就业等目标上，取得了出令人满意的表现，成就了福利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然而，19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面对财政危机、福利陷阱、合法性质疑等重重困境，哈耶克甚至警告福利国家是“通向奴役之路”。此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展开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对福利的作战” （War on Welfare） ，福利国家所倚赖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平等的自由主义被彻底地一一检视、分解批判和自我调整。新公共治理（New Public Management）、國家瘦身、行政革新与自由化政策等理念而开启之民营化运动，促使宪法上社会国家原则之内涵受到重新诠释，渐次形成一种给付国家、合作国家及担保国家并存之新自由主义国家。
福利国家转向合作国家，国家任务的主体不再仅由公共部门独自完成。在公私合作中，现代国家已由积极的生存照顾义务的直接履行者，转向为担保国家角色，逐渐卸除直接履行责任。私人对国家责任的介入，对行政主体而言，国家从自己的给付责任中解放，但基于其仍具有持续一贯性的国家任务，取而代之而承担的可能是监督责任，同时也有可能是保证的责任或是组织化的责任。这种保证责任即是国家基于担保角色的最终承担者，仅当私人给付不能或者履行重大瑕疵危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而由公部门重新介入，承担直接履行责任。
（二）多面混合法律关系与角色重合的公法困境
1.多面混合的法律关系。传统行政以控权论为导向，规制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对人民权益的侵害。其基础在于：“自由主义国家行政法”（如采取侵害保留原则、重视消极行政、二面关系等）、“公法与私法二元论”、“行政权优越地位论”及“行政处分核心论”。公私合作中私人参与公共行政，传统行政主体——相对人的单面纵向法律关系逐渐转向行政主体、私人主体与公民之间多面混合关系发展（见图1），公私合作中的组织形式与行为模式已经超越了“公法与私法二元论”的基本命题，国家与社会、公部门与私部门的关系不再是当然的对立与隔绝。由于公私合作内涵的开放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如何在法律上定义公私合作变得极为困难，“公私合作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应用范围的广泛性不允许对这个概念进行封闭性的界定，必须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形式留下空间，行政部门与私人之间的多维合作开辟了大量机会，不能通过定义将它们剪裁掉”。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也很难再用传统的非公即私的方式加以定性，公私合作中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合作契约的公、私法属性，契约内容必要条款的订定以及公部门的公益与任务责任之确保等，皆对传统的公权力委托、行政辅助、行政契约等制度造成冲击和挑战。
2.身份重合的角色悖论。在公私合作中政府、私部门以及公民均扮演着多重角色的悖论。就公部门而言，公私合作中公共部门是合作的参与者、合作契约的缔约当事人，而同时，公部门为公权力的主体，行使宪法和法律上所授权的监督权维护公共利益，产生规制主体与规制对象重合的角色悖论与冲突。就私部门而言，私人部门是与公部门平等的契约方，又是直接行政给付者，给付对象则是非合作契约方的第三人。公私主体的角色混同与重合，对强调公私二元主义，公私割裂对抗以及行政主体特殊性的传统行政法已经难以适应，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也难以适用于多维的合作契约关系，无法对身份重合的角色悖论进行有效调适。
二、公私合作的局限：“重塑规制”的正当性基础
公私协力的发展中，也不乏批评和诘责，怀疑者与支持者在公共利益俘获、民主赤字、公债陷阱等方面展开激辩。实践中亦出现了公共服务品质下降、高成本高溢价、政府信用缺失等等乱象与风险。
（一）合谋的隐忧
理想模型下的公私合作是基于自主且权力对等的主体为合作前提的，然而，现实却是公私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甚至是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关系。在此情形下，私主体容易沦为公共部门政策推行的工具，以非营利组织为例，由于依赖公部门所提供的资源和财务支持，容易丧失公共性结社团体应具备的批判和反省的机能，合作关系中欠缺理性批判的空间，公私合作往往沦为一种国家和少数特殊利益团体瓜分福利资源的共犯结构。此外，公私合作中公部门既是平等合作的一方主体，又是合作的规制者，存在公私混合的角色悖论，甚至有学者这样评述公私合作：所谓的“公私协力”只是一种外观表象，实则意在“共谋互利”，公私协力一眼可辩，利益互谋却隐而未现，不易察觉。公私伙伴或官商共谋，往往只是一线之隔。市场机制与经济诱因是民营化的基因，同时也是民营化的病灶。公私合作中公部门可免于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更有弹性自主地经营服务，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多重角色的混同和选择过程的封闭性，使得合作机制难以免于利益团体的干扰影响甚至是俘获，合作过程可能成为行政机关、行业以及强大的公益团体借以共谋破坏公共利益的机制，非但不能提供利益代表模式的替代性方案，甚至会恶化其所有的弱点。私部门的自主性是自由市场运作的根基和现代立宪主义国家的基础，不能容许国家任意地侵害，因而公私合作中公私角色、任务、责任的处理需要格外审慎，市场能够异常灵活地抵制通过规制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善意努力，在经济阶梯最底层的人常常成为牺牲品。以美国福利给付为例，大规模的国家福利交由私部门供给，实施福利的市场化，个体、家庭重新成为福利责任的主体，对个体特别需求的满足过度强化，忽略福利的公共性，公部门逃逸基本社会保障的义务，失去公平正义的社会原则维系，造成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落差。此外，在公共服务领域，公私合作容易导致公共服务的“商品化”，轻易地将“顾客”等同“公民”忽视了民主社会其实需要公民参与“自我统治”而不仅是“购买服务”，顾客只是消极地以金钱“投票”，这并非民主政治所期待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精神。
（三）公法的逃遁
基于公私二元法律结构，传统公法往往仅适用于公法法律关系和公行为，公私合作中，大量行政任务通过契约委外或者行政助手的形式转由私部门执行，合作中的公私法律关系，也即不再适用合法性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程序正当原则、参与透明原则等公法原则，进而遁入私法，造成“民主赤字”。以契约为核心的公私合作机制，往往规避公法所涉及的各种规范机制，从而使得公法的价值——负责、透明、公共参与被侵蚀。公共任务以契约方式交由私人执行后，私法契约则成为服务提供者之最大利器与护身符，在公私合营之社会福利行政下，将公法契约内之公共价值完全置之脑后，信息公开、立法监督、利益回避等的公共价值由于适用私法契约，而完全被排除。更糟糕的是：公私合作的领域是政府公共职能向私人市场的释放与解禁，这些领域通常是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欠缺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这些公共领域引入私人竞争后，陷入市场竞争机制失灵和公法规制失效的境地。此外，由于契约的相对性，公私部门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偏袒，而忽略甚至侵害代表行政任务目的和社会公益的契约第三人利益的利益，造成目的的背离和公益的旁落。众多的例证也已表明，事实上由于公共部门存在的严重的规制能力和信息获取的缺陷， 倘若公共部门缺乏这些必要的资源与能力， 将难以对私人伙伴组织形成“硬约束”，也就无法确保公私伙伴关系按照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必然会极大地影响私人伙伴关系的动机与行为，从而增加公私伙伴关系模型的方向性风险。
三、担保国家的规制责任重构：角色悖论与内生冲突的公法调适
如上所述，基于公私合作的内生局限，合作国家理念下重塑规制以调适公益和私益冲突，确保在公共任务的执行上，履行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与第三人的基本权益免于因公私合作而受到的影响，国家担负最终的担保责任。担保国家是一个整合国家与社会，并在两者间作责任分配的治理机制。从任务的角度来看，依照传统“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模式”，很容易将任务区分为“国家任务与社会任务”或“国家任务、公共任务与私人任务”，自公私合作国家任务的转变，从履行责任转变为担保责任来看，并不以事物领域之整体划分其归属，而由事物领域角度划出来的任务范畴，事实上可能由国家与私人合作的方式达成，因此任务的划分可能不依事物领域，而是依责任的范畴来划分。担保国家下的公私合作本质就是国家和私人间作责任分配，以符合公益的方式加以整合并经由立法程序加以法定化，形成公私部门之间伙伴关系合作框架。合作的目的不是基于民营化更有效率的理论，或因为行政机关被认为不负责任，从而取消行政机关的职能或将其“民营化”，合作机制之所以质疑公共治理中公私角色既定假设，是因为最重要的是合作性安排往往涉及超越公私有别的重任分担与相互的责任性，社会自主规制在国家责任体系的角色特质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自愿与自治为基础的独立承担者。社会自主规制作为国家规制手段，其实质是透过私人实现公益。与国家的强制性规制不同， 自主规制是由私人（传统的规制对象）自行设计、自我执行的自治型制度安排。公私合作中国家不再是独占的规制者，私部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私人部门，而因公部门的契约委托具有公共行政功能，私部门自力履行公共任务并担保其自我设限、自我完成管制任务。也正是基于此，私人所承担的责任亦不仅止于契约责任，更包含了宪政责任，必须接受民主政体的公共课责（public accountability），自我规制即个人或团体基于基本权主体之地位，在行使自由权、追求私益的同时，亦自愿性地肩负起实现公共目的之责。自主规制在日本发育较早且相对完善，早在二战后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困境，日本政府就开始实行规制缓和与规制改革，弱化警察权，逐渐放宽企业自主权，让企业独自制定规格、标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自主控制，在个别领域自主规制甚至可能会取代公共规制，履行公共规制职能。
其二，自负其责的优先选择者而非国家责任的填补者。自我規制不是政府规制的替代品，与公共规制一样，只是规制的一种技术形式，公共规制与自我规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自主规制的优先选择的实质是规制的选择与适用上，个人自我负责的自主规制优先于国家在给付行政方面所负的责任，公共规制收缩退居其后，成为自主规制的填补者。在德国法和日本法上均有关于自主规制的补充性原则，其实质在于建构不同社会层级间任务分配之基准，一般被理解为个人与团体以及不同层级团体间之权限分配原则，确立社会以及国家应立于补充与协助个人之地位，并且即使是归属于国家之任务，亦应尽可能将其优先交由较低层级之组织机构执行，换言之，补充原则揭示了个人或小单元在整体社会国家结构中具有优先权。由于科层结构下的信息不对称，传统威权管制存在缺乏规制弹性，规制手段滞后，缺少足够的利益整合机制，无法应对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往往导致管制失灵，而社会自我管制机制之形成，正是以其“自愿性”与“公益取向性”，有效避免了上述威权管制之不足，成为社会利益调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合作规制的新思维，将部分的国家规制责任分配予私人与社会，令其自我规制，提升规制的参与性与回应性，以此提升规制目的的达成，并减轻国家执行规制义务的负担，构建多元化均衡的规制体系。
在瘦身国家理念下，公私合作减轻的不仅是公共给付服务负担，对于受到“法律保留”要求的规制责任，国家亦可通过与私人共同合作来完成。自我规制是人们在吸取自由放任时期的“市场失灵”和福利国家的“政府失灵”的教训之后，通过积极的思考和探索而形成的一种既能发挥政府部门的比较优势，又能发挥民间部门比较优势的、能够更加有效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新型规制手段。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自主规制的缺陷，由于规制主体角色悖论（规制者和被规制者角色的重叠），自我规制主体存在高度的俘获可能，且容易导致规制主体垄断性地位和低公共责任性，自我规制组织依据自我管理的权力来对其违反规定的成员施加处分，这些内部违法责任与强制方式多半表现为剥夺其成员资格、限制其行为能力，如果自我规制机构拥有的权力很大程度上不受外在制约的话，寻租就变得非常简单：“在自我规制领域，管制俘获的种子在一开始就埋下了”。自主规制的自发性与参与性，可有效地减轻国家负担，提高规制水平， 愈发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方式。但是， 自主规制有被作为用来逃脱公法法理手段的危险性， 并且还存在规制内容缺乏严格性和中立性及不能进行外部的有效监督而造成的规制效果的非效率性问题。
（二）国家的责任：国家担保义务
国家从以往的“给付国家”转变为“担保国家”，国家的角色定位不再被视为独自的给付者而进行直接的任务履行，而是藉由自由市场的框架秩序之塑造，以规制的方式来保障私人的给付能够实现预计的公益目标。自我规制具有参与性和回应性的天然优势，但公私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家责任，担保国家非放弃公共规制转而完全依赖自我规制，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引入自我规制而构建多元化的规制体系，以实现多种规制方式的融合， 发挥不同规制形式的优势， 规避其缺点， 最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公共规制应该通过开明地放松规制来促进市场治理， 实施回应型规制， 即在特定情形下， 依据法律、社会和历史环境采用不同的规制策略。真正的民营化政府责任是不能被转移的，不会造成政府角色的消失，政府仍要承担政策说服、规划、目标设定、监督标准拟订以及执行、评估及修订导正等功能， 公私合作的成功， 是建立在一个健全的政府功能基础上的，而这种担保恰恰是通过公共规制得以实现。担保国家理论的嬗变同样推动了规制理念的革新，其实质是一个规制（Regulation）、放松规制（Deregulation）与再规制（Reregulation）的变迁过程。公私合作下的公共规制，随着国家责任的变迁，已经与传统高权行政下的管制相去甚远，呈现出从行为规制转向信息规制、以经济性工具取代命令性工具、以事后规制取代事前管制，以结果规制取代过程规制等特征。合作的框架下，公共规制以提供诱因的方式诱导受规制者做出政府期望的行为，而非采取威权限制的方式，公共规制的目的也以担保国家责任的实现为限，而对于其如何达成结果的过程，则在所不问，进而使得受管制者获得更具弹性的选择空间。
公私合作下的国家担保责任类型化研究已有多位学者为此作出努力，并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论述。多数学者按照国家责任层级将担保责任区分为“履行责任”、“担保责任”和“承接责任”三种基本类型②。 不同于责任层次角度的类型化，本文更愿意从实定法的视角，在具象领域来观察担保责任的分类，以公用事业公私合作为例，梳理相关实体法，可以清晰地将国家担保义务的基本内容归结为“普遍服务的担保义务”和“竞争秩序的担保义务”。
1.普遍服务的国家担保义务。基于宪法和法律上的规定，公私合作中公部门并未卸除普遍服务的国家担保责任。为履行此普遍服务的担保义务，国家必须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以因应当无法提供给付或者给付发生中断情形时所将面临的危机，国家对于私人无法继续执行公共任务时，理应负担起给付不中断之责任。由于公私合作隐含着公共职能的让渡，因此担保普及服务和给付不中断显得尤为重要，在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设定私部门强制缔约和给付不中断的义务，同时当私人主体给付不能时，公部门有权采取临时接管措施以确保公用事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承担给付的最终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普遍服务本身即是公私合作的一种形式衡平机制，是国家为避免市场竞争下生存照顾义务无法达成的担保义务。在一些偏远地区，公用事业高成本、低收益，而私部门的营利性的追求，必然会造成给付不能或者高价给付的结果；而国家通过法律的干预处于自然垄断的供给者地位，可以设置强制给付义务以及设立专项补助基金、交叉补贴、税收豁免等诱因工具，以维护所有公民平等的享有普遍服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为例，《邮政法》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国家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邮政普遍服务，此外，在《电力法》等其他公用事业领域法律法规中皆具有类似的规定。
同时，在给付的品质上，公部门也担负着确保给付质量满足基本需求和契约约定的维持一定品质的给付能力，例如在电力、燃气、供水等实体法上均有公部门的给付品质担保义务，并设定了相应的介入权。具体来说，公法应当授权政府对私主体提供给付标准制定以及监督权，对提供公共服务的资质加以严格审查，以防患于未然， 只有达到一定标准的组织才能被许可从事某种公共服务，同时，应当对合作的私部门的進入或退出市场， 以及诸如转产、停产等经济权利加以必要限制。以收费公路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设定了公路部门的承接责任和品质给付担保义务，如公路经营公司未履行公路养护义务的，由公部门可以指定其他单位进行养护强制养护，以维护良好的给付品质。
2.竞争秩序的担保义务。公私合作的核心是引入竞争机制，公平竞争规则的制定以及竞争秩序的维护是国家保障责任核心任务③。从实践来看，公私合作的领域往往是处于垄断或者是寡头状态，有效的市场竞争不足，甚至没有任何替代性，同时这些领域的高度专业性和进入壁垒，导致市场承接主体数量的不足，公私合作极易沦为公共垄断的让渡而已，背离公私合作的初衷与目的。公共垄断的让渡也存在私人的经济理性危及公共利益的风险。因此，竞争担保义务尤显重要。以公用事业公私合作为例，原公用事业继受者往往凭借基础设施、既存客户数量等竞争优势，排挤新加入市场的其他业者，造成竞争扭曲与市场失灵的现象，甚至致使民营化后自由竞争的目的不达。因此，国家基于基本权利的保证义务，应保障新进入市场之经营者的竞争自由不受公营事业继受者不公平之侵害，保障供给效率与给付稳定，制约不正当竞争行为。至于规制工具，詹镇荣教授认为在公私合作的语境中不对称规制、市场滥用规制、共用基础设施管制，以及网路接入规制均是促进公平竞争的有效规制手段。
四、余论：迈向合作治理
公私合作的兴起意味着“契约国家（the contracting state）”的诞生，公私合作将深刻推动行政法的结构变迁，公私契约必将成为行政法研究的重要课题。公私合作中公私部门的公私关系由对峙走向合作，公私法由割裂走向融合，公私部门共同居于主体地位分担责任，协同完成良善治理。公私关系也不再是非此即彼、互为消长的二元割裂，国家和社会功能界分已经趋向模糊化。合作国家中，契约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治理工具，合作契约将是影响行政目的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契约作为权力运用机制与管制工具，需要行政法学者给予更密切的关注，契约代表着可能给公私双方主体规定责任性的关键工具，是总体责任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门。在重视、尊重私权的基础上，去寻求公私合作，应当尽量克服借“公私合作”、“公私法汇合”而侵犯、践踏私权的现象，在私权式微和灭失的情况下，就不会存在真正的公私合作。公私合作是建立在公私互为平等独立的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并以自主性、参与性、透明度、责任性为原则而构建的公私互动的新规制架构以及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注释：
①对于公私合作的概念，大陆法系、普通法系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包括IMF、OECD、欧盟等都试图对公私合作进行过定义，但学界和实务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认为，基于公私合作本身灵活、复杂和多样的特征，试图对公私合作进行一个精确的定义或许是徒劳的，不应对公私合作进行僵化严苛的定义，以免束缚公私合作功能的发挥。本文采用台湾地区詹镇荣、刘淑范等学者的观点，将公私合作定义为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加以论述。参见詹镇荣的《论民营化类型中之“公私协力”》（载《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10期第27-52页），刘淑范的《公私伙伴关系（PPP）于欧盟法制下发展之初探：兼论德国公私合营事业（组织型之公私伙伴关系）适用政府采购法之争议》（载《台大法学论丛》2011年第2期第12-36页）。
②担保责任是指国家必须“确保”公共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承接责任是指在由私人部门完成履行公共任务的过程中，出现私人部门履行公共任务存在瑕疵或不能履行时，国家都应接手，以保证该任务被无瑕疵地履行完毕。参见詹镇荣的《民营化后国家影响与管制义务之理论与实践——以组织私法化与任务私人化之基本型为中心》（载《东吴法律学报》2003年第1期第57-82页），李以所的《德国担保国家理论评介》（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7期第26-32页）。
③这种竞争包括公私之间的竞争以及私人之间的竞争，同时，由于公私合作领域往往是自然垄断行业，并担负普遍服务的义务，而非完全竞争市场，仅为有限竞争市场或者可竞争市场。
[参考文献]
[1]郑俊严.论福利国家的内在危机：从Offe与Hayek观点的探讨[J].东吴社会工作学报，2006（14）：125155.
[2]张世雄.理解福利国家：结构与制度的双元竞争以及文化的遗落[J].台湾社会福利学刊，2011（10）：255286.
[3]刘淑范.行政任务之变迁与公私合营事业之发展脉络[J].中研院法学期刊，2008（2）：1108.
[4]程明修.非型式化的行政任务：行政法之行为与法律关系理论[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227.
[5]刘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M].台北：学林出版社，1998：4143.
[6]沃尔夫，巴霍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3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53.
[7]江南志.从民营化观点探讨促参法中公部门的角色：以代理理论分析[D].台北：国立成功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2007：12.
[8]张世雄.权力的演进与困境：自由主义与社会福利的历史关联[J].台大社会学刊，2000（28）：4163.
[9]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M].毕海波，陈标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0]颜玉明.我国促参法BOT契约法律性质初探[J].台湾本土法学，2006（82）：3248.
[11]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M].骆梅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1145.
[12]廖元豪.政府业务外包后的公共责任问题研究：美国与我国的个案研究[J].月旦法学杂志，2010（15）：161178.
[13]李训民.回归行政契约的必要性：美国社会福利计划民营化争议谈起[J].军法专刊，2012（2）：1138.
[14]李丹阳.当代全球行政改革视野中的公私伙伴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2008（6）：202206.
[15]张桐锐.合作国家[M]//当代公法新论.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574.
[16]郑少华.简论社会自我管制[J].政治与法律，2008（3）：2123.
[17]刘宗德.公私协力与自主规制之公法学理论[J].月旦法学杂志，2013（6）：4672.
[18]詹镇荣.民营化法与管制革新[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279.
[19]原田大树.自主规制的制度设计[J].马可，译.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08（3）：236251.
[20]Minogue. Governance based analysis of regulation[J].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2002， 73（4） ： 649 666.
[21]詹中原.民营化政策：公共行政理论与实务之分析[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56.
[22]杨志强，何立胜.自我规制理论研究评介[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8）：1623.
[23]鄭少华.简论社会自我管制[J].政治与法律，2008（3）：2123.
[24]陈樱琴.经济法理论与新趋势[M].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299.
[25]陈军.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发展动向分析[J].河北法学，2013（3）：4149.
[26]哈洛，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下卷[M].杨卫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44.
[27]许登科.德国担保国家理论为基础之公私协力（PPP）法制：对我国促参法之启示[D].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法律所博士论文，2009：68.
[28]许宗力.论行政任务的民营化[M]//当代公法新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507.
[29]袁曙宏，宋功德.通过公法变革优化公共服务[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5）：1520.
[30]王文宇.公用事业管制与竞争理念之变革[J].台大法学论丛，2000（29）：2128.
[31]邓敏贞.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属性与规制路径：基于经济法视野的考察[J].现代法学，2012（3）：7178.
[32]杨寅.公私法汇合与行政法演进[J].中国法学，2004（2）：3745.
（责任编辑江海波）
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新经济作为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经济现象，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同时，现实中也出现了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本文从对传统经济理论挑战的视角，对新经济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这种挑战只是说明传统经济理论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而不是标志传统经济理论的否定和终结；
关键词：新经济；传统经济理论；挑战
文献标识码：A
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第4篇
摘 要：本篇文章通过简单介绍了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相关概念，并且通过概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运用，将二者进行对比和分析。在充分说明二者所具备的优点同时，也更进一步地向读者论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仍然对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能够直接地体现在实际活动中，从而呼吁相关工作者，能够在今后的经济管理活动中，将传统经管部分中的精华进行延续，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和过分地宣扬新事物。这才是促进现代经济管理体系能够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正确做法。
关键词：经济管理思想;传统;现代化;发展实践
一、引言
经济管理思想，作为指导人类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理論体系，能够帮助人类站在一个更加全局和开阔的角度，将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根据其性质和类别进行分类，从而在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指导下展开。并且，通过辅之以必要的监督管理和维系活动，以便能够减小在这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难以预测的突发状况。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经济管理活动对于人类的前进和发展是必不可少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人类经济水平提高的关键所在。
二、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主要概念
现代经济管理思想并不是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完全对立和不能相互容忍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述和客观反映，都是以合理运用生产要素和促进生产力为主要目的的。但是，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以及对现代市场环境的重要影响作用，因此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中，还包括着如何更好地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以期能够让经济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达到最大化。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实践活动中的主要运用体现
如果根据年代进行分类，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应该从古代连接到近现代。而任何一种模式，从其诞生到投入运用，以及成为一种具有完备理论体系的思想模式，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实践和漫长时间的检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也是如此。由于我国古代的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大多是比较疏散的，没有具体统一的形态，列举起来可能会过于繁琐。
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管理思想上的突出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管理思想，更是让我国在建国以来的经济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升，同时也让我国混乱的市场经济格局重新得以整治。其中，邓小平同志不仅根据国内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讲究速度，而忽视效益和质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杜绝各种程度的浪费，同时也要做到扎扎实实地追求实际产出，而不是鼓吹各种不切实际。同时，邓小平同志同时还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并依据前车之鉴，提出了要在对外开放中寻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闭关锁国。并且认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虚心学习国外的经验教训，利用外资得以迅速谋求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邓小平更是对科技和教育的力量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等等这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仅让我国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更是为现代的发展铺设了康庄大道。
由此可见，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经济管理理论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影响至今，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面对现代经济管理发展过程中时常会出现的质疑和否定传统经管思想的情况，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看待问题，坚持凡是能够与当代环境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思想，都一定有其存在和传承的意义。
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发展实践的启示
1.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农业生产的启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等实际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农业作为我国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根本，即使是在当代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和信息技术全面覆盖的当今社会，这一点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我国的经济管理结构中，农业仍然是现代经济管理中所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需要科学的管理思想进行正确引导。
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农业生产的启示，也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稳定性的原则。如果在现代经济管理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给予了过多的干预和控制，或者是盲目相信技术力量，而随意地改变了生产模式，就会导致农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发生变化，这对于我国粮食的稳定供应，将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往往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根据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和高质量输出，将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而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要求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还应该注重经验和实践的积累，而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中也是非常适用的。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是人们的任何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基础。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正是从全局角度出发的，因此在当代的经济管理发展实践活动中，仍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2.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货币金融的启示
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在当代货币金融方面给予的启示，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货币的定价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知道货币的发行权和流通权是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的。而这个理论，其实早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因为在春秋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和兑换比例都不一样。因为货币兑换出现问题而导致商品无法有效流通的现象更是数不胜数。在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就对货币进行了大一统，让私自铸币的现象不再发生，这对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通过这一个历史实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经管思想很好地延续至今，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得以广而告之和被认可。而除此之外，借贷活动和利息政策，也能够从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找到相同或者相似之处，这无不说明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货币金融制度起到的推动作用。
3.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供给和需求的启示
供给和需求在经济活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分配环节还是在消费环节中，无不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也正因如此，供给和需求在经济管理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在古代和近现代，还是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我们都并没有看到因为供给和需求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造成的失衡。而这也正体现了古代经济管理者和现代经济管理者在这方面的思想一致性。正是因为都认为供给和需求不能毫无节制地放任自由和不加以束缚，同时也不能完全对其进行严格制约，才能最终使得经济活动和市场环境，始终维持在一定相对稳定和充满秩序的条件中。
4.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回朔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国家的兴盛和衰败，其实究其根源都是因为经济管理思想上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长久的繁荣富强，就必须借助经济管理的力量，让各种各样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让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够更加顺利和合理。
而早在古代，我國就有各种各样优秀的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该思想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从而得以延续和发展至今。例如在《管子 权修》中，就曾经创设性地提出了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原则。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都应该根据财政收入来进行分配，既要保证支出的范围始终限定在财政收入中，同时也要避免一味地增加财政收入，并最终实现收支平衡。同时，我国也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户籍制度，并且根据户籍制度为标准，进行了合理的征税，让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维持的同时，也能够激发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这个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同样也在当今社会中得到了肯定和提倡。由此可见，传统的经济管理制度因为其合理性和前瞻性，必定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顺利存活下来，并且延续至今。
因此，虽然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大部分理论和实践指导，对于当代经济发展而言，已经存在了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仍然是从传统经济管理体系中孕育出来的，并且将其合理之处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拓展。而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使是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体系，也并不代表着完全正确，如果盲目崇拜权威，往往可能会适得其反。作为一名经管人员，应该能够客观理智地看待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体系，并且不断地学习传统经管思想，并将其更好地运用在现代经济市场环境中。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即使是在当今社会环境中，大部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已经与经济发展环境不相适应，但是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发，能够让现代经济管理思想变得更加的优化和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活动。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将经济管理思想区分为传统和现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完全摒弃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与当今时代发展相契合的部分。而是应该在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的基础上，促进现代经济管理实践活动得以顺利展开。
参考文献：
[1]李俊鹏，颜娟.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与启示[J].商业经济研究，2014（14）：111-112.
[2]吴月云，刘香娟，甘丹丹.探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15（6）：119-119.
[3]周燕，斯益红.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经济管理实践所带来的启示[J].现代经济信息，2014（17）：92-92.
[4]江海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J].中国科技投资，2012（24）：13-14.
[5]陈青梅.当前经济管理实践受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启发分析[J]. 现代经济信息，2014（21）：113-113.
作者简介：王丽娜（1975.06- ），女，汉族，黑龙江人，大学，副高级经济师，单位：锦州市殡仪馆，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第5篇
一、社会农业方面受到的影响
我国拥有非常多的人口从事农业，农业能够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为所有的社会活动提供保障。通过对我国的历史进行研究，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能够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直至今天依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传统社会，国家发展的前提始终是农业发展，所以在古代才会存在非常严重的“重农抑商”思想，而且在较长的时间里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传统的经济管理中农业管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管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庸思想也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影响最为严重，就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所有的统治阶段都不敢对传统的发展思想进行改进，使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使稳定的发展农业的目的得到实现。从整体上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阶段的农业发展，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想要使社会稳定发展得以实现，必须先保证农业稳定发展。
二、货币金融管理方面受到的影响
在发展企业金融的过程中，必须有效的结合货币的供给和使用管理，才能够使一定的经济活动得以产生。在企业进行金融管理时，应该对管理活动和供求关系进行详细的研究，在保持两者具有关联性的同时，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价格应该是企业货币金融管理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人们主要通过参考官方标准来确定价格，在发展的过程中农业产品的价格能够直接决定农业和商业的重要性，所以在进行经济管理时，企业必须对货币管理的内涵进行正确认识。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一定的货币管理概念出现，但是有时降低货币的价值，会导致管理内容的可行性丧失，在进行统一的货币管理后，对私人铸币的现象进行了严格的约束。随着朝代的不断变更，虽然对铸币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但是依旧有私人铸币的现象反复出现，后来形成了纸币，总结了货币管理的经验，人们也对货币金融的理论发展体系进行了一定的了解。在发展社会经济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借贷与利息会受到货币的严重影响，国家只有进行严格的控制，才能解决经济活动中的高利贷问题。
三、社会供求活动受到的影响
由于存在供求关系才会产生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的经济活动是最典型的经济活动特征。具体来说，经济管理就是管理商品消费、商品流通、商品管理等内容，所以，经济管理具有较强的综合性，需要对许多方面的知识进行应用，只有平衡的发展各个管理环节才能为经济管理的有效提供保证。当有问题出现在某个环节时，就会打破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管理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时，一定要事先详细了解市场情况，需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对相关的理论知识进行应用，才能保证管理的有效。经常会有放任和管理的政策性内容在经济活动中出现，都是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在当今社会依旧存在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四、社会政治经济管理活动受到的影响
在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在国家进步发展都会受到经济管理的直接影响，经济管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如国家军事力量、国家财政等。传统的经济管理内容与人的劳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农业发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生产和创造社会资源都需要人的劳动，国家在有效获取资源的同时进行经济管理。在传统社会中，量入为出是国际进行经济管理的依据，需要以国家财力为前提进行相关的经济活动。在传统社会，国家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征税，同时也是国家从经济方面入手对农民的收入进行二次分配。现阶段，社会政治进行经济管理活动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与现代经济管理发展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现代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现代经济管理效率得到提高。在现阶段的经济环境下，应该有效的整合传统经济思想的优点，才能够使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在当代经济管理思想中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能够发挥双刃剑的作用，所以在对其优点进行利用时，应该对其缺点进行摒弃，并且不断地对经验进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效的进行经济管理。
摘要：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已经无法使社会发展需求得到有效满足。经济管理的管理方式相对复杂,是人文、自然、社会等多方面知识的综合。需要与实际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相结合进行经济管理,使管理模式更具针对性,但是由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导致现阶段的经济管理模式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使经济管理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本文将对社会农业、货币金融管理、社会供求活动、社会政治经济管理活动等方面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影响,经济管理
参考文献
[1] 王祚昆.探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7(27):199+202.
[2] 向俊峰,宋山梅.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及其当代转型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8,366(16):187-188.
[3] 蓝建平.对企业经济管理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探究[J].中国经贸,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