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本文基于浙江省1995-2008年的相关面板数据，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10个主要投资国对浙江省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促进了浙江省对外贸易的发展，它对贸易的贡献度为0.084；各投资国的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属于贸易创造型投资，其中以美国的投资贸易促进效应最为显著，它的边际贸易倾向为0.277；英国、法国两欧洲国家的投资属于贸易替代型投资，但意大利的投资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 FDI 贸易引力模型 贸易创造型投资 贸易替代型投资
一、引言
FDI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性和互补性。Mundell(1957)最初证明了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是相互替代的，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促使商品价格趋于均等化，在此条件下，即使关税被撤销也不会发生商品贸易，从而FDI替代了商品贸易活动。然而，Svensson(1984)的论文在考虑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引入产品税、垄断市场结构、外部规模经济等因素之后，最终得出结论是FDI的增长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关于FDI如何影响中国贸易的实证研究直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杨迤（2000）对1980至1997年间FDI与我国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证明FDI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姚远（2007）将全国各省根据区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利用1992-2004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FDI对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而对进口贸易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进一步比较，他发现东部地区的效应最为显著，中部地区其次，而西部地区最弱。
本文利用浙江省1995-2008年间10个投资国或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浙江省的实际FDI累计额和双边贸易额的面板数据，试图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浙江省FDI的贸易效应是负相关的替代效应呢，还是正相关的促进效应；二是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来分析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FDI对浙江省与投资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影响的区别。
二、计量模型及方法
1.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本文所采用模型为贸易引力模型，它是国际经济学解释双边贸易影响因素最重要的实证方法。贸易引力模型以万有引力定律为指导，认为两国或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这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贸易成本成反比，贸易成本以两国或地区间的空间距离来衡量。
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的原始形式为：
式中，表示国（或地区，下同）与j国（或地区，下同）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分别表示国与j国的国民收入，一般用GDP代替，表示国与j国之间的空间距离，为常数，为参数。为便于实证分析，将原模型转化为线性的对数形式并添加随机干扰项得到：
本文着力分析浙江省FDI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从而在基本的引力模型中加入了FDI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模型如下：
式中i=1,2,…10和t=1995,…2008，分别表示投资国和年份。各变量的解释如下：
本文选取浙江省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双边贸易规模的变量，用表示；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规模，浙江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用表示，各投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用表示；选取浙江省省会杭州市与投资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来体现，用表示；由于投资效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而FDI流量（当期投资额）对双边贸易影响的时滞性不便估量，同时FDI存量（累计额）却不仅能反映出对双边贸易的短期影响，也能反映出长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当年的实际FDI存量，即FDI累计额作为指标，用表示。
2.数据来源
2008年，对浙江省进行FDI的最具规模的13个国家或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47.61%）、维尔京群岛（17.11%）、美国（4.09%）、新加坡（3.11%）、日本（2.83%）、中国台湾（1.76%）、韩国（1.4%）、意大利（0.96%）、德国（0.9%）、英国（0.88%）、法国（0.8%）、澳大利亚（0.72%）和加拿大（0.71%）。其中，维尔京群岛是著名的自由港很多外国公司在这注册避税向外投资，无法得知其实际来源国，新加坡、德国这两国与浙江省历年的双边贸易数据缺乏，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剔除这3个来源地，选取上述剩余10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从1992年开始才有公布，其中来自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外资数据从1995年才有统计，为保持数据的统一，本文选取1995-2008年作为样本数据区间。浙江省的GDP、浙江省与这10个投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以及10个投资国对浙江省的直接投资额的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实际FDI累计额以1995年为基年进行统计，各投资国的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页，杭州市距各投资国首都的直线距离由软件Google Earth测量得出。进出口贸易额、FDI值、GDP值单位均统一为亿美元，距离单位用公里表示。
3.实证模型识别
用于处理面板数据的模型有三种——混合估计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一个合理的模型；当样本个体成员是随机抽自一个大的总体，且以样本结果来分析总体时，则应该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只选取了浙江省最主要的10个贸易伙伴国，因此从理论上讲，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对模型进行识别，主要用到两种方法——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其中，似然比检验一般用来区分混合估计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则用来区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由似然比检验得其值F=81.488742，而，此时有，故拒绝原假设，即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由Hausman检验得其值H=0.214472，而，此时有，故接受原假设，即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优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此，综合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选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三、实证研究结果
1.FDI与双边贸易的关系
运用Eviews6.0，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表示个体成员i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其估计值分别是：
中国香港：0.507、中国台湾：-0.324、日本：-0.117、韩国：-0.001、英国：-0.278、法国：-0.442、意大利：0.061、美国：0.346、加拿大：-0.081、澳大利亚：0.328。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浙江省GDP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增加1.015个单位；投资国GDP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增加0.689个单位；两地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减少0.566个单位。模型中主要检测的FDI这一解释变量的符号为正，说明FDI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投资国FDI累计额每增加1个单位，就会带来0.084个单位的双边贸易增加的效应。
从截面随机效应的看，中国香港、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为正方向，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为负方向，而且偏离程度各不相同，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浙江省与各投资国的双边贸易影响存在着地区的差异。
2.国别差异分析
为研究各国对浙江省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文假定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无地区差异，即 的系数不变，不同横截面和时间上的截距相同，建立的变系数模型。考虑到多个截面存在异方差问题，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方法（SUR）消除原模型中的异方差性，回归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具有正的贸易效应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意大利（按效应从大到小排），投资具有负的贸易效应的国家为英国和法国。美国对浙江省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强，每1单位的投资就能带来0.277个单位的双边贸易；英国和法国的投资对双边贸易起着替代而非促进的作用，每1单位的英国投资会减少双边贸易0.011个单位；每1单位的法国投资会减少双边贸易0.157个单位。
四、结论及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考察了1995-2008年浙江省FDI的对外贸易总效应，而且还探究了FDI对外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浙江省FDI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增长。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FDI累计额的边际贸易倾向为0.084，这说明主要投资国对浙江省的投资促进了双边贸易额的增加，也说明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流入浙江省的FDI与浙江省的对外贸易总体上是一种互补关系。浙江省在吸引外资的进程中，政策越来越自由、规范和合理，投资的障碍也逐步在减少，因此吸引的FDI越来越多，同时也就促进了浙江省对外贸易发展。
第二，10个主要投资国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从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FDI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贸易创造型FDI的8个经济体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意大利；除意大利外，其余7个经济体均处于环太平洋地区，与浙江省进行直接的贸易对话较为方便。
美国对浙江省的投资贸易创造效应最为明显，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这三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其次。这说明它们在浙江省建厂投资生产，不是以此来打开市场，扩大产品的销路，更多的是利用当地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产品回销国内或世界其他地方。历年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的贸易伙伴中位居前四位的依次为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由此也可体现它们的投资对双边贸易的贡献力度。
香港对浙江省的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相对不太明显的原因在于，香港接壤广东，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当的情况下，香港首选广东作为它的出口加工平台，而非浙江。因此，尽管香港对浙江省的FDI历年来一直位居第一位，近年来的双边贸易额并非如此，2008年浙江省与香港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为54.97亿美元，在浙江省的贸易伙伴中仅位列第7位。
贸易替代型投资的2个经济体为英国、法国这两个欧洲国家，与中国（浙江省）相距甚远，贸易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它们不会选择浙江省作为一个简单的产品出口加工的平台；他们对浙江省的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投资，其目的是以浙江省为基点，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减少产品直接贸易过程中的运输成本，从而形成了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
意大利虽然地处欧洲大陆，但与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它对浙江省的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效应为正，每1单位的投资能增加双边贸易0.092个单位。究其原因是因为意大利经济模式和浙江经济模式相似程度极高，互动程度也极高，如产业结构相似，均以生产纺织、服装、工艺品和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都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聚集在一个个专业化的产业区内，如意大利比耶拉的毛纺织产业、浙江宁波的服装业等。两地经济若干的交集决定了它们的合作竞争关系，体现在投资对双边贸易的效应为促进效应。
参考文献：
[1] 杨迤：FDI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相关分析[J]. 世界经济，2000（2）：44-49
[2] 奚君羊 刘卫江： FDI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3（6）：3-116
[3] 姚远：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07（10）：84-91
[4] 胡求光 黄平川： FDI对浙江省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08(11): 104-110
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的发展，从资本的大量净流入向对外投资快速发展。企业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增加对各种服务的提供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推动签署FTA、BIT等协议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发展环境，企业自身为实现平稳发展目标，需要处理好与各方的关系。然而，中西方文化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从而造成思想、理念和具体操作上的差异。探索中西方文化的融合，适应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承担相适应的社会责任，是塑造中国企业良好形象，培育中国跨国公司的必要条件。
一 社会责任理念并非西方国家专利
应该说，东西方文化在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时存在颇多相似点。中国的和合文化源远流长，不断创新发展。西方国家则是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后转变观念，建立起了“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1 和合文化，中国文化理念的传承
古代中国，已经对于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融合有着清晰而明确的表达。《孟子·尽心上》中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认为个体在获得发展后应通过不同模式反哺社会，使得其他人也能从中受益。“和为贵”、“和气生财”，“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古人强调人与人的处事原则应和睦相处，并从共同发展中获得自身价值的提升。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文化理念延续、积淀，形成“和合思想”，尊重“和而不同”，在坚守自身原则的同时对外部思想并未予以排斥。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中国政府倡导企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应努力融入所在的环境，通过共同参与，实现互利共赢，，2008年奥运会，中国向全世界展现了对“和”的尊崇与鼓励，引起广泛关注和共鸣。
2 社会责任，西方文明的应时而变
回顾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并不总是以强调社会责任、保护他人利益为主线。“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英国积累工业发展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实现了血腥的原始积累，贩卖黑奴以及限制殖民地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发展则是各宗主国以己利为先，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国家依靠掠夺发展的顶峰、而战后的和平时期，经贸影响代替军事打击则成为国与国关系的主要渠道。为了更好发展，除了通过经贸协定打开他国市场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如何被其他国家接受。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首次提出“社会责任”，认为“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1976年经合组织（OECD）制定了《跨国公司行为准则》，成为唯一由政府签署并承诺执行的多边、综合性跨国公司行为准则。1999年科菲.安南提出“全球契约”的概念，3年后联合国正式推出《联合国全球契约》，加之国际标准化组织（ILO）的SA8000和ISO26000，以西方国家主导的社会责任规范、标准和规则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
3 理念暗合，中西方文化的相似性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自古以来延续的理念与西方国家近代的“社会责任”有不少相似点。两者均强调个体需要处理好与团体的关系，只有使得其他利益相关方获益，自身方可获得更多利润；两者均提出要认识并尊重差异性，只有在相对平等的位置有效沟通，才能处理好纷繁芜杂的各种问题；两者均认为要在评价对社区影响时重视经济效果，能够为其带来正向的经济效果才会更受欢迎。不过，中西方文化也有一定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量化分析结果，引入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在关注对所在社区影响的同时更关注个体福利的变化；东方文化注重大方向和整体效果，包容性强且暗含辩证的哲学思想，但往往在更为关注对方感受的同时容易忽略自身利益。
二 中国企业海外经营，荣耀与困扰并存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较快，企业对东道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不少企业主动学习，重视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获得了东道国各方的赞誉。少数企业的一些不合规做法则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在媒体报道倾向和心理预期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仍需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较大改进。
1 关注各方利益，赢得社会美誉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多方面与社区和居民融洽相处。作为“走出去”的先行者，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对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增加经济发展动力做出了不小贡献。随着大型国有企业国际市场开拓步伐的加快，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通过捐赠物资、投入当地教育、举办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更为普遍。企业将其相关行为从偶发变为计划，通过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向各方传递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受到东道国各界的广泛好评。中国能源领域企业观念相对领先，最早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随着相关理念的快速推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发布报告。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国国有企业都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企业在其网站上发布报告，甚至召开专门发布会向媒体公开说明其负担的社会责任。
2 负面消息放大，引起广泛关注
“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负面信息的影响往往与正面信息并不对称。与传统的媒体相似，现代信息传播也往往选取最吸引人的消息，负面新闻通常更容易吸引眼球。在现代社会观察角度多元化的情形下，传统媒体的主流、正统往往更易被挑战。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接触到的国家或地区风俗习惯各异，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也可能存在许多不同。一些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中未能充分关注当地的宗教习惯，致使投资初期即引起矛盾；对环境、当地社区和就业的关注不足也对一些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工程承包企业专注于工程项目的质量和效率，对项目自身是否能够与当地社会融合的重视程度不够。企业规模的增加也使得投资经营行为需要被不同社会团体所审视，一旦在某个国别出现负面消息，往往会被迅速放大进而影响整个公司的声誉。
3 印象先入为主，预期改变结果
心理学原理说明，首次印象往往在人际交往中起决定性作用，负面传闻往往更难澄清。尽管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承担了越来越大的社会责任，但一些负面事件的影响却可能更大、更长远。中国企业还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多数企业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品牌，在缺乏足够坚实的消费者基础情况下，口碑比实际的市场占有率更为重要。中国企业往往不愿意与媒体沟通，在竞争者的负面消息和企业行为不被理解的情形下，会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发展中国家是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合作较为集中的地区，社会法律体系相对不健全，执法能力不强，企业投资时容易疏忽，自我要求不严格，可能影响中国形象。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发达经济体投资增长，因为不适应出现的纰漏容易被西方媒体放大，进而改变当地社会预期，增加企业顺利开展投资合作的难度。
三 经济全球化，提出社会责任更高要求
WTO巴厘部长级会议取得的初期成果增强了各方对于经济全球化的预期，全球化不仅对企业经济资源的整合能力提出更多挑战，也给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处理好与各方的关系提出更高要求。
1 信息传导加快，增加全球经营难度
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便捷。FACEBOOK等社区软件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手机终端的广泛互联更缩短了消息传播的时间。企业全球经营，可能涉及多个国家，面对拥有各种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化习俗的消费者。跨国公司的全球品牌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且某一时点在某一地区的影响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和扩大，对企业的全球品牌价值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发展，更需要创造、培育和保有其全球的品牌价值。
2 理念不断创新，需要企业持续跟进
技术的发展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现在资源要素以新的方式开始组合，而且通过创新实现新的产业和经济模式。经济危机后，低碳、环保等关键词开始成为经济模式转变的标签，对于原有产业组织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有了新的发展，电子商务环境中需要满足更为广泛的需求，需要对客户的细微需求做出及时处理和迅速反馈。这些变化，都需要企业及时调整社会责任理念，充分关注客户需求并对此迅速反应。
3 企业全球发展，文化协调空间广泛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迅速推进，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企业自身内部的风险受到更为广泛的外部环境的影响，风险叠加。不同地区在社会责任的理念与标准方面并不相同，企业业务空间的拓展也意味着需要协调和处理更为广泛的国家和地区的各方关系。近年来，中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等方式国际化的比例较高，企业之间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文化融合存在一定挑战。与不同地区消费者、政府官员、同行竞争者与上下游产业链的充分沟通和有效互动，都属于企业国际化中需要广泛协调和解决的社会责任问题。
四 汇各方力量，塑造中国企业良好形象
协作、完善东道国有关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并加强执法，引导、规范企业的全球投资和经营行为，鼓励、培养企业承担必要社会责任的意识，是中国企业塑造更好全球形象的必要发展路径和重要举措。
1 参照国际通行规范，探索中国特色社会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是要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清晰明确的界定。中西方在社会责任含义的相似性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中满足西方规范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企业所成长的环境毕竟与西方有所不同，需要有效协调。中国政府在对外投资企业的文化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企业人员管理等方面已经出台了多个指导性文件，但形成切实可行、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的有中国特色社会责任，还需要有更为清晰明确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责任的定义需要注重中国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又要结合国际普遍接受的定义和标准，在定性和定量方面提出适合中国企业的要求。除了现有的基本方面外，可以对企业在雇佣和使用东道国人员方面的比例、用于社会责任方面投入占企业收入的比重，以及企业包容性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明确的规定。
2 建立有效沟通渠道，避免误解
截至2012年底，2.2万家中国境外企业分布广泛。中国企业在为东道国创造大量价值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细致关注。尽管可能部分报导存在一些偏颇，但从另一角度对调整企业做法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中国政府、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应发挥其资源和渠道优势，通过渠道给相关企业提供反馈，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反应。政府与政府间的对话和交流平台、中介机构的信息网络和行业组织的互动联络，都能够为企业提供消息反馈的渠道。企业根据各方反馈，应采取积极措施消除负面影响、可以尝试以召开新闻发布会或与当地社区主动沟通交流等方式，或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获得业务伙伴和消费者的认可。
3 提供适当信息协作，支持完善当地法律法规
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中国政府不能跨境对企业境外的经贸活动进行干预。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就曾发生因为东道国标准规范低，企业虽符合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但却对环境和社区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为了帮助企业与东道国当地社区融洽相处，政府应充分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与东道国政府有效沟通，协助其完善规范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同时推动执法能力的提升。如果参与协助，应在对西方规则和国际惯例吸收学习的同时，请这些国家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管理模式。
4 做好公共信息服务，充分用好现有信息资源
企业“走出去”，面临复杂的投资环境，有关社会责任的规定在国别间也有所不同。为了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之前就对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类别和具体义务有清楚的认识，公共信息服务的准确全面尤为重要。商务部提供的涵盖165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就专门设有有关社会责任的内容，对各国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予以说明。加强相关信息的推介，使得企业能够充分了解相关规定，有助于充分发挥资源的时效性。除了政府部门外，非政府组织和金融机构（如非洲开发银行）也在积极推动社会责任理念的推广，向企业提供详细的信息。上述两类信息的充分结合和有效使用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责编：谭震
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快速飞速发展，产业资本跨国流动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的资本流动形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方法。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在投资的过程中直接投资是通过全部或者部分国外企业的进行管理和控制，更是通过间接方式对国外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资本发展的过程中看，其形式也不尽相同，直接投资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货币形态的投资方式，而逐步的转向为其他各种方式的货币投资方法，其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方式在国际上也在日益应用，逐步的进行转移化。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随着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投资应用的过程中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综合的处理与分析，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的时候在投资控制的过程中对其接线的划分很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①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②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③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④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3)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2.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四、结束语
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随着当前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其投资方式逐步变换。在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提高其投资方式是当前人们探究的重点，更是提高企业发展效益的关键。在投资的时候，不仅仅要从去演方位进行管理和控制，更是要通过业务开展方式进行跨国公司业务开展服务和金融方式的支持。
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东盟国家的响应。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逐年增加，东盟国家已成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投资地之一。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形式的国家风险，需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范与应对。由此，文章首先分析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所面临国家风险的特征。随后探究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发生的诱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关键词：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防范机制
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有经营风险、市场风险与国家风险等三类风险。其中，国家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由于国家的主权行为所引起的各种不确定性，并造成投资损失。目前，多数东盟国家在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方面。都存在某些诱发国家风险发生的因素，加上东盟国家仍然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点地区，尽管加快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合作是一种发展大趋势，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风险也需要格外关注。
一、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特征
（一）易遭受国家风险的行业领域较为集中
根据商务部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几乎覆盖所有行业，但分布不均，仍相对集中在基建与能源矿产行业。根据2005年至今的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失败案例统计显示，基建与能源矿产行业投资失败案例占东盟投资失败案例七成以上，而这些失败案例均与遭受国家风险有关。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05年至今我国对东盟投资失败项目中，基建与能源矿产行业损失金额最多，超200亿美元。近年来比较典型的国家风险案件，如我国在缅甸投资的油气管道项目、伊洛瓦底江密松水电站项目、莱比塘铜矿项目等投资项目，均因遭遇国家风险停工或搁浅，造成企业损失较大。基建与能源矿产行业存在的国家风险较为突出，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高度集中于这两个领域以及二者投资周期较长、固定投资巨大等特性紧密相关。由于投资周期长，投资金额大，增加了遭遇国家风险的可能性，投资难以快速变现或转移。因此，我国企业一旦遭遇国家风险事件，往往损失较大。
（二）政治因素是我国对东盟投资中最为普遍的国家风险因素
2000年以前，我国对东盟投资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其面临的主要以经营风险与市场风险为主；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开始“走出去”，其遭遇的国家风险也逐年增多。少数东盟国家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与不友好的态度，转嫁到中国资本上，特别是大型项目，人为设置障碍。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蓝皮书数据显示，2005至今对东盟投资失败案例中，政治原因导致占比超405，审批环节、政治派别斗争等原因导致占比超10%，东道国政府更替、政治动荡等原因导致占比超2096，这些均涉及到东道国政治因素。2007年，国家发开银行与吉林富华公司投资49亿美元在菲律宾进行农业投资，由于菲律宾国内的反对声音，以及受到其他政治事件影响，菲农业部宣布“无限期延迟”此项目；2011年，中国与缅甸签署共建中缅铁路，由于域外大国的政治干涉，2014年7月，缅甸政府宣布项目搁浅。这些不可忽视的国家风险因素。不仅对我国投资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甚至对国家利益与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三）民族宗教因素是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面临国家风险的潜在因素
为避免与西方大型企业的直接竞争，中国企业将目光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寻求投资机会，东盟国家是首选。与此同时，一些东盟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较为突出，为我国企业遭遇国家风险可能性增大。一方面，由于民族宗教问题，出现了各派武装持续冲突。如菲律宾依然遭受伊斯兰复兴运动问题、摩洛分裂主义问题，国内冲突不断，造成了中国企业损失惨重；缅甸各民族武装的数十年冲突，造成中国企业一些重要投资项目停工，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的能源、矿产企业损失惨重，仅2011年9月，缅甸一顺应“民意”为由，就叫停了松密大坝水电项目，使中方损失20多亿美元。另一方面，通过其他事件诱发国家产生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发生针对我国企业的国家风险。如印尼国内民族矛盾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群体怪罪于华人，出现了排华骚乱；由于南海主权争端，越南民族主义情绪爆发，出现了针对中国资本的打砸抢事件。因此，民族宗教问题是我国企业东盟投资需要积极关注与重视的因素。
（四）南海四国是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频发地
近年来，发生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四国（以下简称“南海四国”）的针对中国资本的国家风险，无论从频率还是密度上尤为突出，同时受到域外大国的影响，中国对缅甸等国家的海外投资发生国家风险的潜在可能性也加大了。如1998年以來印尼的长期排华政策，在政府与军队的教唆下，一部分“暴民”对华人以及华人资本实施了烧杀掳掠，导致华人与华人资本损失惨重，制造了震惊海外的“印尼排华事件”；2006年10月，中国企业承建了菲律宾北吕宋铁路（北铁）项目，2010年，菲律宾政府更替。新政府以项目违规为由，于2012年2月，终止北铁项目合同；2014年5月，由于南海主权争端，在政府默许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发生了针对中国资本的打砸抢事件，140多家企业受到冲击；2017年1月，碧桂园在马来西亚的“森林城市’颂目，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为首，马来西亚国内出现针对中国投资项目的抵制言论，激起马来西亚民众的民族情绪；中国与南海四国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南海主权纠纷，一旦出现南海问题管控不当或一国政党大选、民族主义情绪、对话关系波动等情况，极易发生针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的国家风险事件，并将使中国投资受到极大的损害。
（五）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存在跨国传染倾向
中国企业与资本“走出去”有其特殊性——“风险是企业承担，代表的是国家利益，维护的是国家战略”。企业遭遇的国家风险不仅对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对国家利益与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政府与企业应迅速采取应对措施，防范他国的“效仿行为”。如2014年5月，由于南海主权争端升温，越南发生了针对中国资本的打砸抢事件。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温和有效的应对措施，但是，在处理保护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时，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善意解读为他国他人的善意，往往我国过度的善意与让步，反而被他国解读为居心叵测，甚至是胆小理亏，造成短期内针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国家风险事件频出，呈传染扩散趋势。如2014年7月，缅甸叫停了中缅胶漂-昆明铁路工程项目，“中缅铁路”项目搁浅；2015年2月，柬埔寨首相洪森下令暂停建造中柬合作大坝：2015年3月，我国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被新政府以缺乏相关手续为由叫停。显然，短期内周边国家发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针对中国企业的国家风险事件，往往会产生叠加的影响，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发生国家风险的诱因分析
（一）中国资本“走出去”较晚。劣势地位制约企业选择高风险国家寻找机会
中国企业近年来才开始逐步向海外投资，无论在技术资金、法律法规还是投资经验方面，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都难以与其抗衡。发达国家企业海外投资时间久，掌控的优质资源多，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回报快、投资环境好的国家，致使中国企业不得不避其锋芒。到那些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寻求投资机会。如2013年10月，中国与泰国签订一系列基础设施、铁路、农业相关的备忘录，中国高铁与泰国农业进行互利合作。2014年初，泰国政局变化，以国家安全以及程序不合法为由，叫停了包含了“大米换高铁”计划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对而言，这些国家法制观念、契约精神方面欠缺，社会与政局动荡，政府更替等导致的毁约现象频繁，这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系数较高。
（二）具有国际经验的中介组织良莠不齐，加大了中国企业东盟投资的盲目性与风险
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无论是管理上还是运营上国际思维与国际战略存在不足，对国际市场与环境不熟悉，缺乏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税收制度的管理人员；第三方海外投资服务企业数量少，国际化程度低，服务质量不高，企业难以在国内直接获得具有较高质量与针对性强的在投资目的地项目启动的会计、律师、咨询等服务；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控部门工作重心多为市场风险与运营风险监控，对国家风险的评估与管控能力不足。如近年来，部分中国企业通过中介机构对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投资设厂，由于中介机构为了获得利益，存在夸大项目收益，隐瞒项目风险，促成项目交易的心理，甚至存在联合对方企业对我国企业进行诈骗的现象。这直接导致我国企业根据错误信息作出的研判，出现投资成本大幅增加、投资审批不过、环境评估不过等情况，导致投资失败，甚至合资公司被当地伙伴实际控制。我国企业在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时，中介机构、对方企业利用当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施压，以及熟悉当地法律政策，当地政府往往难以作出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判决。
（三）中国企业海外经营行为不规范，面对突发事件有些处理不当易转变为国家风险
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企业海外经营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因此，易发生劳资纠纷、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缺乏诚信和企业伦理、社会责任意识欠缺等国内企业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容易转变为国家风险。如2009年，中国企业与缅甸企业合作建造密松水坝，由于企业基于国内商业环境，比较注重对当地政府官员进行公关，而不注重与当地民众、在野党派、社会团体的沟通交流，对当地民众关心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没有予以高度重视，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当地民众对该项工程的抗议，如前文所述，2011年9月缅甸总统以“顺从民意”叫停了改项目，我国企业损失20多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应遵守该国的法律法规，不应以国内存在的商业环境运作模式在其他国家予以复制，这种明显的功利化行为对东道国而言易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形成负面影响，从而诱发国家风险。
（四）中国对东盟投资多为敏感性行业，这是我国企业易受到国家风险的熏要因素
由于中国对东盟投资多为于基础设施、通讯、能源等敏感性行业，东道国政府对这些行业的中国资本态度较为谨慎，甚至会容易受政治猜忌和质疑的困扰，或者被西方国家误解或过分解读。如我国计划修建高速铁路联通东南亚，串起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地区，此项目分东、中、西三线方案。由于对此项目的警惕与过度解读，越南一直对该项目持否定态度，由“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河内-昆明”构成的东线方案未能实现；与此同时，由“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仰光-瑞丽-昆明”构成的西线方案，因域外大国干涉以及政府更替，2014年7月，缅甸政府发布消息，搁浅该项目。与此对比，中国正在修建联通我国西南、老挝与泰国的高速铁路。目前，由“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万象-尚勇-祥云-昆明”构成的中线方案，预计2017年10月动工，将在3年内完工。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应对东道国政治环境有客观全面的认识，政府部门要定期发布国别政情报告，帮助国内投资者掌握权威信息，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三、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发生国家风险的防范机制建设
（一）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为防范、降低因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东盟国家的不守规、不守法行为而诱发的国家风险。一方面，政府应建立针对海外投资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的监管措施与奖惩制度，监管与奖惩并行。引导海外投资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引导海外投资企业改变公关方式，东盟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以及政策不确定性易发生国家风险，中国企业应多参加当地社区公益活动。目前，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尚不完普，企业海外投资抵御风险能力不高，制约了我国企业东盟投资的步伐。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在险种设置上，针对东盟国家的实际情况予以创新，更好的为海外投资企业服务。
（二）加快构建对东盟投资保护体系，激励与保障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
梳理中国海外投资的引导、促进、服务、保护等制度与政策，结合“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东盟投资的外部环境，构建对东盟投资保护体系。该体系应涵盖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子系统，其中微观子系统为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防范与应对具体举措；中观子系统为包括维权救济制度、双边投资协定、投资救济制度等在内的对东盟投资保护制度；宏观子系统为对东盟投资的国家战略优化。与东盟主要投资国签订双边投资安全保障与救助救济协议，从政府层面实现保驾护航。支持企业海外依法维权，当我国企业在东盟投资遭遇国家风险时，各相关部门应形成联动机制，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灵活制定共赢合资机制，促进国家风险转移机制多元化
创新中国对东盟投资企业的经营主体，与东盟国家具有合作互补的大型企业合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减少投资项目的受关注度和政治风险。扩大在投资国的借款、贷款、融资等，发行股票或债券等，多渠道开展融资活动，从而分散企业可能面临的国家风险。通过股权扩大、分散等方式，吸引东盟国内企业参股，扩大“朋友圈”。股权分散的情况下，风险可以分担。一旦发生国家风险事件，由于我国在东盟投资的企业不仅是中国企业，更是合资企业，在东盟国家有着较多的密切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能争取到多群体对我国企业的保护；在发生灾难或不可逆转的国家风险事件时，我国企业要有终极应对方案。做好资产保值或转移的准备。
（四）完善对东盟投资的预警机制，有效管控与防范国家风险
当前，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产业结构与区域选择多基于政策导向型或地缘血亲关联，随意性大，宏观管理仍处于发展初期；在经营过程中，多关注经营风险与市场风险，缺乏完善的国家風险预警机制。当国家风险事件发生之时，应有针对性地及时选择对策，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政府应根据国际关系变迁情况。建立对东盟投资的国家风险预警机制。在选择对外投资国与投资项目时，通过数据库评估风险，进而实现对国家风险的有效管控。鼓励投资东盟企业积极提供可能诱发国家风险的各类信息，加大对国家风险的实时监控，做到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与应对，事后救济。
（五）采取疫情阻截与应急处置方案，有效防范国家风险的跨国传染
以往中国对国家风险事件的判断多基于国家风险的“静态”、“无溢出效应”、“国家之间不结盟”的假设，随着域外大国干涉，区域强国的渗透等国际环境的变化，传统假设难以解释国家风险的跨国传染，而基于“动态”、“有溢出效应”、“国家之间结盟”的假设更能印证当前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跨国传染的现状。因此，无论国家还是企业，应类似于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采取的疫情阻截与应急处置措施，发生国家风险事件时，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应对国家风险的跨国传染。根据不同风险类型、传染级别、影响范围与信息反馈，构建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跨国传染的疫情监测制度和相应的防范管理机制。
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它们在从最初存在分歧到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中，已经在越来越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讨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首先明确了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研究的意义，然后对中国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可以通过利用国际投资推动国际贸易发展，进一步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关系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的愈演愈烈，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和普遍，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国家的层面上，还体现在我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能在一年提供几万个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从精神和物质层次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可以平衡各国之间的市场供求关系，使生产要素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这些都体现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国际贸易的重要地位使得与其唇齿相依的国际投资也越来越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国际投资随着商品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而发展，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增速最主要的动力。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间，伴随科技革命、金融方面的改革及其跨国公司的发展，国际投资也达到了迅猛发展的高度。规模全球化、结构知识化、地区集中化的国际投资必将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1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研究的原因和意义
要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研究，必须首先明确两者的含义。国际贸易也就是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它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活动所构成，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总和，起源于封建社会，在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之后得到空前发展，直至今日，演变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对于国际投资的定义，主要是指投资主体在海外进行投资扩张，特别是对自身所具有的资金或者产业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等多个方面的资本，以跨国越洋的投资生产，来实现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过程，对于那些急需新市场的跨国公司尤为重要。由此可见，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既能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影响。而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国际投资大有取代国际贸易而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的趋势。所以结合我国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2中国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的分析
21中国进行国际投资的动因
一个国家对外进行国际投资肯定是在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基础上，在很多动因的促使下所作出的决定。中国在国际投资方面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寻求国际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最基础的需求，如果企业有合适并且物美价廉的生产资源，可以大大减少生产成本最大化企业自身的利益，这也是很多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跨国企业在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的主要原因。其次，以寻求扩大市场为目的的投资方式。为了使传统的贸易合作国家的出口额能进一步提高，避免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选择了在经济方面享有优势的地区进行建厂生产与销售；另外，自从20世纪末以来，以电子产品等为首的一些行业出现了国内供过于求、销售不旺，而市场相对饱和的现象，促使这些企业不得不积极寻求海外市场来平衡国内过剩的生产力。最后，战略资源的地位日益凸显，这就促使了新的一轮跨国并购以解决战略资源的短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倾斜，都促使我国企业逐步壮大，资金雄厚的企业开始了新一轮以寻找战略资产为目的的国际投资。
22中国进行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理论和实践都有力地证明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既存在贸易创造效应又存在贸易替代效应。结合中国的实际而言，自然资源开发、服务业、产品制造业3个不同行业中的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在资源开发方面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我国将资源投资的着力点放在了我国稀缺的资源上，以及成本低廉的资源上，有利于我国在外建立资源供应基地，同时带动了我国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和劳动力的输出，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第二，服务型企业国际投资的目标和动机非常明确，那就是扩大自身的贸易出口，尤其在现在人们都讲求精神层面享受的年代，服务行业的迅速崛起和迅猛发展必将是大势所趋。所以这些企业的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创造效应。第三，作为一个对外投资国家，制造业自身的创造效应远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国际投资会相应的改变输出国向输入国输出的产品构成结构，用半成品取代最终出口的商品，这充分说明了强化国际投资的重要性。
3进一步利用国际投资推动我国国际贸易的分析与思考
31我国在国际投资方面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
根据我国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关联性的分析研究，我们不仅巧妙借助国际投资绕开了外国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而且我们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予以适应和调整。我国在对外投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不错的成绩。我国设立的境外中国投资的企业2万家左右，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也从最初的服务业拓展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旅游餐饮业、贸易金融房地产、建筑业等各个行业，除此之外，对外贸易投资的范围和区域也发生了变化，逐步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逐渐摆脱了投资区域选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而逐渐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众所周知，在外国建立公司有很大的风险和缺点，也会面临额外的困难，比如会被视为外来者，因其国内竞争者和政府官员的愤恨情绪；操作运营总部和实际工作地点较远，使得公司在管理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外币交易影响现金流动的不确定性，而且公司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营等这些困难对于我国对外投资来说是不小的考验。通过以上的分析数据，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我国在对外投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很振奋人心的。
32正确认识中国利用国际投资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效用
根据我国经济方面专家学者和有关院校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我国在对外国际投资方面的主要动因目前是比较复杂的，至少多元化的特征暂时还是无法摆脱的。比如我国对外公司基于长期经济战略和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绕开或者摆脱已经存在的对我国发展不利的贸易壁垒，转移和安置在国内闲置的过剩的资源，抑或是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等。但是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的考虑，在所有的出发动机之中，我们都很少通过增加和扩大直接投资来摆脱贸易壁垒。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直接投资在我国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南北地区有很大的差异，沿海和内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虽然我国政府在缩小国际投资的地区差异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比如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工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但是这种地区差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外资有效利用率的不乐观一方面由于在引进国际投资时受到资源、环境、地域、方式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国际投资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例如增加国际收支风险、错误配置资源、影响市场机制的完善、增加投资成本等不利影响。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解决，根本谈不上合理利用国际投资来推动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33如何进一步利用国际投资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结合国际经济发展新趋势，考虑到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现状，我们不仅要积极鼓励和提倡在与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相关的领域开展国际投资，也可以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制造业方面和有机食品方面。制造业的国际投资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首先，在我国制造业的国际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上，初级产品的生产附加值很低，在带动我国相关领域的贸易出口方面的作用很小，但是如果进口初级产品精深加工之后再出口，则能起到推动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其次就是产品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件等有很大关联的，所以这样的国际投资就能很好地带动相关生产工艺技术、生产原材料及其相关零部件的出口，具有明显的国际贸易创造效益。此外，有机食品的国际投资对于我国国际贸易也是很有发展空间的。典型的法国有机食品业的成功迅速发展，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资本融入机会。生产环节上，大量企业因政府政策倾斜而加入到有机食品生产行列；流通环节上有专门的“有机超市”；消费环节上消费者人数在不断增加。法国有机食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自身拥有大面积种植能力的优势都给我国食品企业和资本进入法国提供了机遇。
4结论
相信在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的国际贸易活动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各国在各领域的相互交流一定会更加密切。国际贸易在解决就业问题，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充分利用国际生产要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所以我们今后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牢牢把握好我们现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加快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运作国际投资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时候，不仅利用好国际投资全球化的规模、知识化的结构、集中化的地区、联盟化的形式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国际投资的方式、法律风险、投资风险和挑战等，只有充分权衡好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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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风险投资 政策法规 技术创新
一、美国经验
美国现代的风险投资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美国工业遇到了挫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其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发展缺乏活力。到了40-50年代，政府和企业界才逐步认识到，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改造现有的传统产业结构，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所以，美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和发展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通过这些措施，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20世纪内高科技领域的许多成果，从50年代的半导体硅材料，7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80年代的生物工程技术，一直到90年代的以微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的兴起，无一不是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完成产业化并创造出巨大经济效益的。
美国主要是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的方式推动风险投资发展的。1978年美国政府将资本所得税从49%下调至28%，1981年进一步下调至20%，结果使风险投资规模大幅度增加，再加上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证券市场开始繁荣，从而使风险投资迅速地发展起来。1953年，美国制定了《购买美国产品法》，1960年通过了《联邦政府采购法》，并规定各州参照此法制定州政府的采购条例，政府采购为高科技产品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需求。美国国防部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研发支持和政府采购合同，促使了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产业带的形成和发展：70年代的机械、能源的科研和采购合同，以及80年带的机器人、超大规模计算机的研究与采购合同，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科技产业和风险投资的发展。
美国特有的企业家精神是其风险投资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促使经济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培养起一种企业家精神。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一批乐于承担风险、勇于开办新厂、采纳新的技术、迎接竞争的挑战并乐于引进新式经营管理方法的企业家或管理者，就不可能走上繁荣富裕之路①。”美国这种特有企业家文化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
另外，美国拥有运作成功的股票期权制度、健康发展的二板市场、流动性好的劳动力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些都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英国经验
英国政府在风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积极的支持者的角色。英国政府通过制定鼓励高科技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本国私人资本和外国投资;利用税法和预算法对私人创业投资者、资金使用者以及管理者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利用财政预算为风险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以保证私人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基金能与迅速发展的高科技企业保持紧密联系;实施信贷担保计划，规定银行向风险投资企业提供的贷款，若企业不能偿还，贸工部以2.5%的年息偿还债务的70%等。依据1995年6月生效的《1995年金融服务法》的规定，在英国境内可以设立“创业投资信托基金”，其目的在于通过发展一种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投资工具，鼓励个人投资于较小规模的非上市企业，以帮助其发展和成长。同时，英国政府还特别注重鼓励和扶持传统的由个人直接从事投资这种非组织制度化的风险投资，如“天使投资”。
英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中实施培育青年企业家计划，具体做法是：在大学设立企业家中心，在讲授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同时，进行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技能的严格训练。青年学生可以与授课老师以及两家担当商业顾问的本地企业一起经营自己的企业。另外，政府提供经费支持成立有发展潜力的创新企业，其中包括一对一的专家帮助。英国的“3I创业投资”(investment in industry)不仅培育出一大批新兴企业，而且锻炼了一大批风险投资专家。
三、以色列经验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以色列已成为世界上风险投资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被誉为“第二硅谷”。经过短短几年的迅速发展，以色列风险投资行业目前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色列风险投资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政府干预、政策支持和企业面向国际市场。
政府干预的形式是政府通过设立基金直接参与风险投资的具体运作，这是一贯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以色列所采取的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色列涌现出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但是由于缺乏风险基金的支持，很多企业没有最终在市场上获得成功。针对这种情况，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了YOZMA基金。其目的是：第一，在以色列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第二，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对以色列进行风险投资。
有关政策支持的侧重点是研究开发阶段的项目，具体形式是“鼓励开展工业性研究与开发”的法律。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颁布了鼓励开展工业性研究与开发的法律，迄今为止，已经过几次修改。工业与贸易部总科学家办公室负责该法律的具体实施，1996年此项预算的金额为3.65亿美元。具体的鼓励方式包括有偿支持、无偿支持、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几种。目前，研究与开发费用占以色列国内总产值的3%，其比例与德国相当，在世界上是第4位比例最高的国家。
在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方面，由于以色列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十分有限，所以以色列公司将市场定位于国际市场。以色列的公司可以说是资金和市场“两头在外”，即资金从国外金融市场筹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四、台湾经验
台湾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主要包括投资鼓励、税收优惠与补贴和资金支持等。新竹高科技园区是1979年借鉴美国硅谷的经验而建立的科技工业园区，在台湾地区风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为了发展新竹高科技园区和岛内的风险投资，台湾当局实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投资优惠政策，包括减免地租、参与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台湾当局制定的《创业投资事业推动法案》和《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规定：第一，对于投资于高科技领域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其所得税率最高为20%;第二，提供创业投资资本的股东在持股满两年后，享有20%的投资抵减优惠，按所投金额的20%抵减当年盈利的企业所得税，当年不足抵减的，可在5年内抵减，同时，对创业投资收益的80%免征所得税;第三，对投资岛外并引进技术的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享有1-4年的免税优惠。另外，台湾当局通过资助政策，鼓励企业在专业化人才发展方面进行投资，以促进新科技及专业知识的传播。
五、启示
风险投资是各国经济发展经验中的重要的一环。每个国家、市场都有不同的经验可供参考。本文认为以上各国推动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成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政府扶持直接关系到风险投资的兴衰成败。政府对风险投资行业的扶持主要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优惠的政策，从而规范了风险投资市场，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第二，发达的市场体系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基础保障。建立适应风险投资运作的发达的市场体系，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以上各国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是风险投资正常运作和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第三，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风险投资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对于风险投资来说，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它能够接受和容纳各种不同的文化和观念。第四，教育是推动风险投资极其重要的因素。教育具备正面的“外溢效果”，对于创新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作用。
注释：
①[美]保罗•萨谬尔森等.经济学.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43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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