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后的商机范文第1篇
摘要：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标识，日常生活成为透视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窗口。此窗口包含着对危机根源的诠释、对危机背后技术问题的反思和对危机治理之道的寻觅。全球公共危机源自日常生活在加速变革中的失控，见证了与日常憧憬相反向的风险，由此可用“反向”来概述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扩散，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和对技术的极化反思双重困局。唯有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方能使对技术的反思避免陷入虚无化的泥潭。现实感的最终载体，则是日常生活中化解危机的治理实践。“反向”、技术、实践可谓形塑日常生活基本逻辑的三重维度，为探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全景化的社会视野。
关键词：全球公共危机;危机治理;日常生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结构观的转向及批判”（NJUDPGRA2020）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场景中提出“找回日常生活”的研究主题，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与现实指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存在，促使相关研究深刻反思危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危机所暴露出的技术性问题以及危机的治理之道。实质上，公共危机从孕育、发生到应对的过程，均渗透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公共危机恰可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公共危机由日常生活中不确定的风险孕育形成，如果说加速变革本身意味着正向度的憧憬，那么风险本身便是一种“反向”的因素。“反向”代表着变革预期与技术有限性的张力，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的认知瓶颈，然而反思技术的极化又易于陷入否认现实生活本身和治理不复可能的认知泥潭。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可以辩证地统一对技术的反思与对虚无化泥潭的避免，最终落实于治理实践。“日常生活”是晚近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概念，然而“找回”并非意味着复制后现代主义般的空无论调，而是要透过“反向”、技术与实践，构筑起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视野，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中寻觅良善的治理之道。
一、起点：“反向”的内在逻辑
日常生活对诠释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深刻意义，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本身是危机的孕育之场，危机对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而言，其内在逻辑实则体现为“反向”的风险。风险本身意味着日常生活在演化过程中所孕育形成的不确定、复杂性、负面化的因素，此类因素的生成与影响难以被既有技术手段绝对掌握，然而风险却以公共危机为现实样态，渗透于日常生活中。透过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可以发现，公共危机可理解为不确定风险的现实化与扩散化。故而日常生活不仅反映常态下的社会结构运行主线，亦是突发性事件最基本的作用对象。若要透過日常生活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总体性反思，那么观察的起点应是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向”特质，此特质可从生成、转换与回溯三个层面细化探讨。
（一）生成：加速的变动与负面的回响
在影响全社会的普遍危机下，对日常生活基本样态和演变轨迹的充分观察显得十分重要。基于社会变革的具体实践，可诠释危机的普遍化趋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时间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①。换言之，重新分化组合的生产、分工与交往已形成了从局部到总体的全面效应，展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的正是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全景视域。在此过程中，对加速（acceleration）的推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加速本身便是与社会转向变革相捆绑的某种关键概念，这一概念指涉的是加速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态度，已成为无须怀疑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即形成了现代社会变革与治理的过程中正当化的运行样态，使全社会“向加速的需要臣服”②。此逻辑之所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往往因为社会变革本身便意味着与传统社会结构的诀别和对现实场景中各类信息、财富的获取。加速的过程在带来世俗利益激增的同时，又意味着另一种维度的含义，即接踵而至的、构成“反向”的负面要素。
“反向”属于与加速变革对应的、内生于日常生活的变量。如果说加速变革包含着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对变革福利的憧憬与现实资源的积累，那么风险所代表的“反向”则是与变革相违背的反作用力，可理解为孕育于正面推动中的反面力量。故而“反向”对应的是加速变革时日常生活的自我反对、自我拆解，可理解为“从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③。现代社会结构在生成中会释放出日益多元、异质化的生产、分工和交往要素，此类要素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亦涵盖着对现代社会结构而言不确定的冲击作用，这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内部要素与结构本身的张力。日常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生成、变迁和重组的基本载体，亦成为孕育“反向”要素的能量场。其印证了一种逻辑，那便是围绕变革的活动模式本身将在加速化的过程中冲击自我、孕育危机。
（二）转换：现实的危机与潜在的风险
风险转换为危机可被视为日常生活中“反向”维度的集中呈现。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海啸、流感、P2P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可能诱发公共危机的社会问题，皆可理解为潜在危险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化。诸多突发社会问题暴露出社会总体结构过分臣服于加速度所带来的消解自我的后果。公共危机发生的逻辑往往在于风险以不可控的形式转换为现实且普遍的负面影响，造成全社会的效应。作为危机的诱发因素，风险本身处于可能性与实存之间，成为悬临并随时坠落于日常生活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往研究中较为主流的观念认为，“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没有必要纠结风险究竟属于所谓客观危险还是主观认知，风险对日常生活的作用介于观念与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④。依据此类观念，风险是在现在到未来无数个节点上将要显现且正在显现的负面因素，此逻辑可理解为“现在将来进行时”。
加速变化中孕育的、由潜在风险转化而成的危机使具有消解现代社会固有结构的因素日益凸显。故而可以说，“反向”属于社会变革在风险催生中的内在化维度。既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曾对风险的内在特质提出过两个论断：一是“定义关系”，二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⑤ 前者指涉风险孕育于看似成熟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一系列要素的排列组合在层次分明的科层结构的统合之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力求严密的规划非但不能消解风险，反而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后者则指涉科层组织结构的失效，意指风险的具体环节根本无法用科层组织结构中的常态化标准进行监测，不确定、不可控的事故无法明确其确切来源。危机不可控的根源并非在于预设机制本身的执行性，而是源于社会成员在信息掌握上永恒的有限性。基于此认知，可发现公共危机的降临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困境。
（三）回溯：诉求的迷思与失控的循环
困境在于对加速变革的诉求与信息掌握的有限性似乎永远并存，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构成了某种循环。此循环构成了公共危机频发的逻辑根源，其含义是现代社会在加速变革中的追逐与自身信息掌握有限性的悖论，使社会成员永远无法摆脱随时可能降临的总体危机。寄托所谓“严谨科层组织结构”的思维终将成为“反向”的诱因，而并非防范风险的可行之道。基于日常生活可发现，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的生成、演进处在开放、动态的过程中，而并非局限在闭合、先验的结构内。同理，风险的发生亦打破了“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二分的先验性预设，原因在于风险和由风险转换的现实危机印证了现代社会属于“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⑥。在广阔、开放的社会场景中，任何预设化的结构安排均显得微不足道，这正是“定义关系”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含义所在。
治理实践的瓶颈表明，过往获取的既有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无法囊括复杂、开放社会场景的全部逻辑。基于对现实场景问题的考量可知，“反向”进程使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在公共危机中最终失去了平衡的虚幻外衣。首先，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的平衡并非科层化的构想所能达到。在断裂化的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单一化的科层管理多次被验证是失效的模式。其次，通过对二者失衡的反思，可以推导出“国家—社会”固化模式的局限性。纵观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公共卫生服务的精准化覆盖与专业化语言似乎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亦暴露出既有服务体系和评估体系在资源整合与信息评估上无法追赶公共危机不确定的脚步，且此种现象发生在诸多国家和地区。既往一些研究围绕所谓国家权力范围与社会自主性而喋喋不休，却忽视了现代社会结构自我消解的逻辑需从动态、开放、充斥风险的日常生活中寻找。
二、反思：技术的现实感
回溯既往研究，对技术的青睐可被视作在现代社会寻求良善治理的某种依托。其核心逻辑在于精准化、结构化地配置信息、协调资源，从而力求“达到一切知识之最后境界”⑦。在加速变革中，技术的语词逐渐浮现在围绕社会场景的研究中。这是因为对世俗的浓厚兴趣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变革的逻輯则使崇尚技术效能成为认知的共通规范，围绕技术的认知方式构成了“一个物体系列、系谱或系谱线”⑧，体系化的科学技术范式自工业化以来得以全面建构。技术主导反过来可促使加速变革的举措在治理实践中日益成为现实，加速变革亦加剧了对技术的依赖。技术既成为加速变革的认知内核，又成为诠释日常生活“反向”维度时所需重新定位的对象。反思逻辑可归纳为催化、悖论与契机三个层面。
（一）催化：反思的缘起与极致
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反思技术实则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在反思中可发现一组若隐若现的张力存在于反思的主体化与现实性之间。在既往研究中，技术的现实感伴随着对围绕技术形成的一整套认知方式的质疑而出现了暗淡化的趋向。诸多观点认为，技术的加速拓展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存在，崇尚加速的时尚外表已然泯灭了日常生活的本来样貌，日常生活成为“不可能存在之真”⑨。回溯历史，对技术与技术主导认知方式的怀疑乃是反对百科全书派的主要论点，并被认作是反思技术滥用的先驱性观念。按照此论点，一切技术的功用莫过于使社会成员“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⑩。换言之，技术的日渐主导非但不能促进社会成员对日常生活的把握，反而会压制社会成员认知日常生活的主动性，使社会成员在实质上成为被技术化认知方式束缚的对象。在此类观念看来，对技术的推崇与对良善理念的寻觅似乎成为难以共融的双重向度。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变革，反对过分推崇技术的论调持续存在，且伴随现实场景中危机的日益频繁，此论断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共识。20世纪后期以来，现实场景中危机的频发使反思乃至指责技术本身成为某种时尚话语。相应观点认为，技术通过“排斥日常生活的方式统治日常生活”{11}，技术的初衷在于精准获取现实资源，然而技术的加速反而导致了现实感的晦暗。如果将此趋向推到极化，那么，不只滥用技术，就连技术本身亦将成为日常生活中所需摆脱的对象。基于对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的观察和思考，一些后现代主义观念认为技术本身几乎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良善治理的梦魇。技术日益复杂化的、超出传统认知方式的变革和围绕技术产生的系列负面效应，使得“不可能存在之真”的执念在既往的一些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依据此类论述，精准化技术包裹下的一切认知均不存在任何独立演化的希望，而是盲目服从于现有技术架构的符号。
（二）悖论：现实的丧失与治理的前景
很明显，上述论断并非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化导向，其实质是将现实场景本身加以否认。极致化的反思在批评技术滥用的同时，磨灭了认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使治理的命题不再可能。由于无法摆脱崇尚技术的认知，日常生活本身将最终沦为“空无”。如此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困境，即对现实场景中突发问题的淡漠和对日常生活中治理愿景的彻底回避。在晚近研究中，关注日常生活重构的学者从未放弃一个追问，那便是技术渗透下的现代社会究竟是飘忽不定、晦暗不明的“虚无”，还是可以从实践中治理的真实场景？或者说，技术的反思与厚重的现实感之间是否可以得到统合？统合是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必要的前提，亦是克服和化解危机中的可行命题。风险在现代社会场景中复杂的内在逻辑以及治理危机的迫切性，使日常生活不能在对技术过分否定的迷茫中就此沉沦，而应结合现实情境反思技术，从而寻求治理之道。
真正适应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内在逻辑的论点在于，对待技术的审慎态度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将其合理定位，从而重构技术在一整套现代话语中的地位。依据相关论述，重构技术的关键要义是对语言背后“由其哲学体系与西方科学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准”有明晰的认知{12}，并在此认知中统合技术变革与良善价值这两个交互辩证却并非不能共融的层面。公共危机的降临，意味着潜在的风险在一定的突发社会问题中成为现实的破坏性因素，真实化地影响了日常生活，也激起了全体社会成员对技术如何合理发挥其现实效能的思考。故而反思技术的要义不在于脱离日常生活实际场景的遐想，而在于能够将技术合理作用于危机治理的举措中。唯有引入日常生活的坐标，观察技术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演变的塑造作用，方能赋予技术本身以厚重的现实感，进而诠释技术与风险之间的现实关联。这既包含对过分推崇技术主导作用的质疑，又涵括对技术的认可，即承认技术在日常生活演化中的不可替代性。
（三）契机：危机的窗口与日常的重构
打破“不可能存在之真”的认知误区，其实质意义是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可认知、可描述的问题对象。唯有以日常生活为坐标，技术的反思才不会沦落为片面化的悲观论调，反而会在对未来治理之路的探寻中找到现实的依托。故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化解危机的实践路径，才是全社会需直面的问题。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与传统结构的断裂中得以加速变革，那么技术自身已成为使加速变革成为可能的“利维坦”（Leviathan）。正是现代技术使国家政权对资源更为高效、便捷地惠及全社会的整合得以可能，即将国家政权建构与技术变革基于现代社会场景相统一{13}。强有力的政权整合成为广泛的诉求，而技术则使国家政权的整合能力能够真正进入社会场景，并投入日常生活中的治理实践。既往研究无论以何种方式反对技术的滥用，其必须承认的是技术在历史时空中长期在场，且是日常生活在应对危机时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
对反思技术而言，公共危机赋予了探寻现实感的绝佳契机，而危机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则是把握此契机的窗口。依托日常生活的坐标可发现，后现代主义对技术批判的极化莫过于对现代社会的另类“装饰”，其论点无法撼动现代社会场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公共危机治理本身而言，现实感是至关重要的概念。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存在是社会活动真实的载体，是诠释公共危机发生逻辑、寻求公共危机治理之道不可回避的真实主线。公共危机所展现出的“反向”维度，并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虚无，而是意味着对既往认知的突破与重构。此种重构具备了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必要反思，亦在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全面理解中包含了围绕日常生活的良好愿景。唯有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才是探讨公共危机的前提，技术则是现实场景中长期在场的维度{14}。在此过程中，“对专业技术知识的再使用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相关”{15}。
三、归宿：实践的可能性
探讨实践的可能性，是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归宿。其关键在于寻找到使公共危机治理成为现实主题的基本维度。公共危机的逻辑可见诸具体社会实践产生的突发问题，故而应基于实践脉络，把握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效用，进而探讨何种治理之道能够积极有效地作用于具体实践，使通往良善治理的日常生活重构之路成为可能。遵循此种逻辑，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方能最终贯穿于现代社会场景中的具体实践。如果引入日常生活的基本坐标便不难发现，日常生活是实践的基本社会场景，而实践则使得日常生活能够真正承载现实的公共危机治理主题。换言之，唯有实践才能将日常生活真正引入公共危机治理中，赋予治理以现实的基础。该逻辑分别体现在理念、路径与愿景三个层面。
（一）理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脉络
若要寻觅实践的可能性，那就需要在既往纷繁复杂的观念中相对独立，直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宝贵财富。马克思的论点可谓精辟，“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6}。具体实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演进需在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中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实践观为反思现代社会的技术变革勾勒了清晰的轮廓，也强调了实践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逻辑形塑。通过对实践主线的把握，技术的合理定位方能最终获得厚重的现实感。基于實践维度，社会成员将充分认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本身的自我消解。“反向”孕育于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活动模式的断裂式变化，此变化以加速变革的方式充分呈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要义不在于外在化的形式，而在于内在化的实践范畴。加速变革与信息掌握的失衡，实质上是社会成员在生产和分工中对各类资源的盲目追逐与现代社会组织结构总体性调控之间的张力。
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公共危机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将最终得以清晰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公共危机背后的失衡性逻辑，实质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生产活动中的偏差。生产过程中对财富的过分攫取和活动方式的失控性加速，在一定环节中使潜在风险转换为现实化的公共危机。依托马克思对日常生活中具体实践变化与后果的阐释，公共危机治理的“反向”与技术维度不言自明。既往研究中对技术的一系列反思性概念与现实场景中对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亦可得到辩证统一。统一的核心是在具体实践中把握日常生活演化的内在逻辑，辩证地反思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逻辑，进而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因此，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不仅体现在公共危机的发生层面，还应体现为对治理可能性的把握。实践的可能性正意味着治理的可能性，即寻求良善治理的可能浮现于危机降临的日常生活。
（二）路径：共在与权力
良善治理在实践上的可能性源于日常生活中共在与权力两个基本层面。
一是“我怕”的共在。“共在”即“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17}。风险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现实的、普遍的公共危机，使日常生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过程。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共在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场景中，亦共在于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是作为普遍的危机受众而存在的。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中，部分国外的政府首脑亦难逃此劫。曾有一个代表性论点认为，21世纪的危机使社会成员的诉求从“我饿”转向了“我怕”{18}。“我饿”属于经济文化表达和国家政权回应的固定模型，其假设前提是社会场景永久地处于闭合、静止的状态，而“表达—回应”是固定模型中的唯一张力。此范式局限于社会精英与普通成员在经济文化张力中的过分“二分”，然而其忽视的是，随着实践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将成为令人害怕的危机之受众。共同的受众，也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总体化共同防控的可能性。
二是在场的权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自下而上的总体防控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总体整合是统一的范畴。加速变革的社会场景往往需要强有力且妥善的治理举措，以促使日常生活在有序的状况下运行，故而国家需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在场的主体。国家政权的有效整合能力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质，诸多国家和地区在危机中整合资源的失效往往源于国家政权整合力度的缺失，即面临“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衰败的问题”{19}。公共危机治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失灵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忽视国家、政府作用是既往部分研究的误区所在，依赖不确定社会场景中的自发性活动意图实现良善治理的论点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性。部分研究曾提出的“重构日常生活”实则意味着总体性的重构，重构的基础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而整合实践中多重资源要素的力量则应是统一的国家政权，故而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与国家治理是统一的命题。
（三）愿景：认知的质变与治理的行进
回顾历史，自21世纪以来，单一化的科层组织形式在治理实践上已面临适应性危机的“破碎”阶段，故而“这个阶段要求重新定义思想的框架、新的指导原则，构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20}。此类具有新公共管理运动风格的呼吁深刻影响了既往关于治理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此影响的部分研究试图寻找妥善的资源配置机制，然而其着眼的场景仍然是闭合化的社会内在结构，危机则是缺席的概念，故而新的治理形式无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无法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之道。相反，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可发现公共危机如何孕育于日常生活、如何暴露出现代社会结构“反向”特质的基本逻辑。公共危机的发生融合了自然与社会中的不确定要素，然而其根源仍是具体实践在加速中的失控。在既往研究中，无论是对风险的認知，还是对新的治理形式的构建，其探讨的现代社会困境问题都应从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把握实践之维，实质上印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是相统一的范畴，正是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生产与分工使日常生活得以形成，而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活动方式则使得此生产与分工方式面向全社会扩散。基于具体实践，日常生活不再是晦暗不明的概念，而是生产、分工和交往所构成的现实坐标。对技术的反思亦将剥离后现代主义纷繁复杂的表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回归，确立对技术合理效用的认知。实践维度的确立，是“反向”与技术两重维度得以共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前提。三者共同形塑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涵，赋予公共危机治理总体性的轮廓，使治理举措能够面向现代社会场景，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具体实践的变化中，公共危机治理没有“完成时”的经验或模式，唯有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行进。
结语：交互辩证中的治理愿景
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并非悬设化的概念，而是由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突发问题产生的主题。以日常生活作为公共危机治理视域的做法，乃是与现实社会场景的契合。危机的负面效应暴露出日常生活内在化的困境，即在加速变革中孕育出破坏、消解自我结构的“反向”特质。在“反向”中，作为加速变革催化剂的技术亦成为反思的对象。无论是社会成员活动方式的变化，抑或是技术本身在现代社会变化中的现实效用，均属于实践的范畴。故而“反向”、技术与实践属于日常生活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交互辩证的三重维度，其中实践维度乃是另外两重概念的归宿所在，是日常生活视域得以确立的最终根基。在三重维度的辩证中，治理之道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重构的契机依稀可见，且可由此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日常生活的演化并非“过去完成时”，而是处于“现在将来进行时”。公共危机在全球的发生实则是日常生活短暂化平静的终结，亦是对既往研究局限性的清算。此类清算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反向”，即通过现代社会结构内部的自我消解，宣告固有秩序在治理中的失灵。
其二，对技术的反思将在公共危机中褪去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晦暗不明，获得厚重的现实感。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坐标去指责技术幻象，与臣服于加速的做法一样，均无法把握现代社会在演进中的“反向”实质。
其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魅力将在公共危机的治理愿景中得到凸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并不局限于任何先验化的概念范畴，而是将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作为诠释现代社会的出发点与归宿。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是动态、开放的现代社会场景在变革中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根源所在，故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将不会被固定的学科范式、单一的语言文化所束缚，其本身是行进中的主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当代的内涵体现，亦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能的深化方向。
注释：
①{15}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123， p.125.
② Benjamin Noys，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 & Capit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4， p.1.
③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7， p.116.
④⑤⑥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14， pp.214-216， p.222.
⑦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F. Max Mu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371.
⑧{12}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7， p.222.
⑨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⑩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Ian Johnston， Nanaimo： St. Martin’s Press， 1964， p.6.
{1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165.
{13} Carl Schmitt， 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rna Hilfstei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49.
{14} 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17}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7页。
{18} [德]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9}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
{20} [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高凌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作者簡介：姜凯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于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5。
（责任编辑 刘龙伏）
金融危机背后的商机范文第2篇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指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的利润，这就是金融创新，它是一个为盈利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
中国学者对此的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并认为金融创新大致可归为三类：(1)金融制度创新;(2)金融业务创新;(3)金融组织创新。而从思维层次上看，"创新"有三层涵义：(1)原创性思想的跃进，如第一份期权合约的产生;(2)整合性将已有观念的重新理解和运用，如期货合约的产生;(3)组合性创性，如蝶式期权的产生。
西方金融创新一直以良好的势头发展着。1980-2001年，仅在公司证券领域就出现了多达1836个证券品种。进入21世纪后，金融创新依然充满活力。具体表现为：1.许多信用类金融衍生产品大量出现，成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金融工具创新对经营模式创新影响越来越大，很多金融工具本身的创新带来的影响已经突破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提高交易效率的层次，而是触及到金融机构的业务流程和业务模式，证券化的广泛应用就是此类创新的典型代表。3.产品复杂性大幅增加，同时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2、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
08年的金融风暴，使得金融创新受到质疑：金融创新到底是发展动力，还是危机源头?尽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是从整个的危机过程来看，从最初埋下祸根，到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无处不存在金融创新的因素：
1. 住房抵押贷款我们如今司空见惯的银行业务本身就是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产物。早期的住房抵押贷款期限较短、都采用到期一次偿还本息的方式，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无数购房者无力偿还已经到期的住房抵押贷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提供了15年期固定利率、分期还款的再融资，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住房抵押贷款模式。而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次级房贷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层面的创新使得借款人信用信息的采集成本大幅下降。
2.从危机爆发前的情况看，证券化的市场促进了次级房贷的过度膨胀。虽然次级房贷的过渡发展有其他各种因素的作用，如美联储在2000年后的连续降息(从6.5%到1%)、美国房价持续上涨和每年涨幅10%的高预期等。但是由于证券化为金融机构转移风险和释放资本提供了捷径，因此既促成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过度发展(2006年美国约75%的次级房贷被证券化，而2001年仅有54%)，又为金融机构降低审批标准提供了负面激励(2005年次级房贷申请的拒绝率仅为14%)，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从08危机发展的情况来看，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交易造成了危机的不断蔓延。针对分散信用风险而设计的CDO等衍生工具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造成了风险的不断传导和蔓延，这些复杂衍生工具的使用还加大了投资者对谁是风险最终承担者的疑虑，进而甚至对市场信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证券化过程中采用的证券分级等内部信用增级技术，在风险转移的过程中实际上造成了风险的集中和扩大，使得一些投资者面临的风险
远远超出了其可识别和可承受能力的范围，且很多投资者无法对风险进行有效地管理和控制。
尽管欧美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活动为其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次危机也告诉我们，金融创新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为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积极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拓展创新范畴过程中应当认真思考的，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的投资交易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3、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现代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银行业的业务主体。
国际大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已普遍达到50%-70%，而我国主要商业银行这一比例则相对较低，根据工行、建行、中行和交行公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业绩显示，各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仅为20.87%、22.34%、23.11%和14.51%。
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根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9年5月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消费信贷所占比例仅为11.5%，据欧洲调查机构SOFINCO于2009年5月21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截至2008年12月底，欧盟27国的消费信贷市场规模总额为11770亿欧元，在银行贷款总额中的占比达到30%以上。
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以风险为基础的有效银行监管体系尚未形成，同时金融监管政策落后于创新实践。从总体上来评价，中国经过十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虽已初步形成了现代银行体系，但是风险管理体系和内控制度的建立仍需要一段时间。
总体上看，我国银行业吸纳性创新多，原创性创新少，创新的内部驱动不足，而银行业自身的一些问题，如经营理念、内部机制、技术支持和从业人员的素质等，同样会对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4、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几点建议
相比于国外银行业几个世纪积累的创新经验和能力，我国银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国紧随国际先进银行、学习金融创新的时候，08年的金融危机就席卷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而其中鲜有银行机构能独善其身。我国银行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仍需要在金融创新上取得突破。根据08年金融危机反映出的问题和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就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发展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1. 金融创新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08年金融危机给我国银行业的重要启示就是必须关注和避免过度创新。金融创新的基本动力主要可归纳为：
(1)弥补市场的不完整，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包括融资和流动性需求;
(2)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3)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技术进步促成的创新;
(4)规避管制和税收;
(5)分散风险.
上述五个目标都体现了金融创新对市场效率和机构收益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受到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国家中，大量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已经偏离了上述目标，而是使创新与业务模式转变发生了因果关系。因此，我国银行业在金融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坚持以科学、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
2. 金融创新必须以有效的公司治理为基础条件
公司治理是现代金融企业正常运转和稳健发展的基础前提，在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大量机构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没有尽到对金融创新和相关投资活动的监督职责，从而导致了风险在金融机构的积累。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指出：次贷危机的发生对很多银行的董事会监督管理层以及了解和掌握银行业务状况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而国际银行业的公司治理一直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风向标，不可谓不完善，但在危机面前仍显得十分脆弱。这更加表明公司治理在现代银行业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我国银行业完善公司治理一蹴而就的。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金融创新，首要前提是完善公司治理：
一方面要尽快完善内部制衡机制，明确界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对金融创新的决策、监督、执行等不同职责，相互之间形成有效的制衡，避免创新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要重点强化董事会和管理层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特别是提高董事会各类成员的专业素质，使其能够对金融创新的风险有真正的全面理解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能够进行与银行的创新水平相适应的监督，并及时发现创新活动中的风险因素，真正对创新活动担负最终责任。
清晰而畅通的内部信息沟通和报告渠道也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条件，它将帮助业务创新团队更全面地了解银行内部和市场状况，并帮助董事会和管理层及时掌握银行内部创新活动的进展和相关风险。
3. 中国银行业应围绕金融创新形成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危机中，一些国家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不合理激励机制极度助长了风险的积累和蔓延，特别是造成了道德风险的滋生。
一方面是由于银行管理层薪酬与短期利润联系过深，同时往往只有单一的正向激励而缺乏出现风险或亏损时的负向激励，因此银行管理层倾向于采纳高风险、高收益的创新行为; 另一方面，证券化创新导致的“发起-分销”业务模式进一步助长了道德风险，在这一模式下，由于可以通过证券化转移信用风险，因此银行可无所顾忌地降低信贷标准，继而将风险经由证券化转移，结果这种行为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内风险的放大。
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应从中汲取教训.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本国银行业更注重远期利益，从而合理分配创新资源，并进行更为完善的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减少受到市场短期波动影响的几率。首先，要建立并维护良好的资本约束机制，不应鼓励规避资本约束的创新行为任意发展，在资本约束下，由于银行自身资本成为金融创新的筹码之一，因此银行将更多注重对风险的控制，从而提高创新活动的审慎性，如证券化业务中可要求银行持有并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
其次，要形成长期化薪酬激励机制，将银行管理层的薪酬与股东和银行的长期利益挂钩，从而使得银行的创新活动更符合银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更加注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控制;
最后，建立与创新相关的负向激励措施，对于造成银行损失的创新行为给予必要的问责。
4. 创新必须坚持“风险可控、成本可算”的原则
银监会曾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提出了“风险可控、成本可算”的基本原则，这次危机的教训更显现出这一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坚持的两原则是国际金融业长期创新过程中归纳总结的核心经验，看似简单但实则对商
业银行的创新活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我国银行业目前整体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对复杂衍生产品的风险定价和管控能力还与国外先进银行有很大差距，此在创新活动中更需要注意风险管理机制和定价能力的建设。
“风险可控”，就是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全面风险管理部门，具备与金融创新水平相匹配的风险识别、计量和控制能力，能够独立、准确评估银行主动创新和所投资的其他新型金融工具的风险水平，将创新业务的风险对其他业务条线的影响纳入风险管理范围，并加以有效的控制。对于尚未具备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的创新领域必须审慎，应当加紧完善相关风险管理体系后再进行实际的创新活动，不能盲目决策。
“成本可算”就是商业银行应建立完善的金融创新成本收益测算体系，对创新产品的成本收益进行精细的定量分析，使其符合风险收益原则和成本收益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产品定价能力。如果商业银行自身尚无法准确衡量一个产品的总体成本，甚至无法进行相关的会计核算，就足以证明还没有具备在该领域足够的创新能力。
这两个原则实际上也体现了现代银行内部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资本分配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可以说这两个原则不仅仅是创新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保障。
5.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力度
市场和监管作为促进交易效率提高的两个主要机制，有一定的内在矛盾性。在一些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中，监管者认为监管不但将削弱市场机制，还将带来道德风险，因此倾向于让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奉行“买者自负”的原则，对金融创新也未进行有效的监管。但是危机告诉我们，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是金融市场完全的信息对称，投资者能够识别和判断全部金融风险。而此次危机显示，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金融工具的结构和风险特性越来越复杂，即便是世界公认比较完善的美国市场中，仍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无法全面理解创新性金融工具中的风险。
金融危机背后的商机范文第3篇
一.监管理念上：
首先会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这次危机的演变过程显示，微观主体存在逐利本性，仅仅依靠市场本身力量，要么容易导致资产泡沫，要么就是以金融危机这种破坏性方式清理市场，给全球金融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应该会被摒弃，监管部门力量会增强。
其次，会加强金融监管创新意识。金融创新使得金融系统性风险有了新的来源，为了及时有效监管，监管制度、监管手段的创新也必不可少。
再次，会用合作的思维参与全球金融监管。在国际合作方面，存在一个普遍难题：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
二.监管的实践上：
1.会促进进金融监管的自我批评，实际上，缺乏自我审视的做法正是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2.出于克服现有资本充足率框架的脆弱性尤其是资本缓冲的周期性问题，金融监管将引入宏观管理机构的周期参数，加强逆周期机制，使之更为审慎。
3.一些监管机构缺乏有市场经验和感觉的人才队伍，对市场发展的最新情况缺乏足够了解，不能掌握新产品对市场结构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而监管机构须提高队伍素质以应对日趋复杂的金融系统。
4.由于评级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评级报告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评级结果对金融市场的重大影响力，监管当局会强化对评级运用和评级机构的监管。
金融危机背后的商机范文第4篇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当代仍然是资本主义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动权，资本主义在调适中依然展现着生命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被无限期地拖后，甚至没有发生的可能，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无望的幻影。在这种情势下，对社会主义的探讨是否还有意义？2014年11月1 2日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并对其给予肯定的回答。参加论坛的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关系的争论，马克思与伦理道德关系的澄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当代形式的分析，以及对革命主体、革命方法的找寻等。虽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观点存在着差异，甚至分歧，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即走向社会主义。
一、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的
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1.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英国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探索，乔瑞金教授从总体上对其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英国新左派身处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之中，与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的预设在物质条件上更为接近，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英国新左派的理论探索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众多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中，张亮教授认为斯图亚特·霍尔是最重要的思想家，指出他的一生都处于对资本主义的抗拒和对社会主义的探求中。霍尔在资本主义社会深处不断地寻找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能：对工人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确信，文化研究时期对英国大众革命潜能的激发，葛兰西转向时期对国家与社会的关注，去世前对种族身份问题的探寻。霍尔一生都在探求社会主义的可能，不过霍尔一再强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其他与会学者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霍加特、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雷蒙·威廉斯，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大卫·哈维等思想进行了研究。学者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维视角、主题的时代转换和对资本主义批判不变的方向。
2.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左翼学者的政治哲学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蓝江教授分析了主体观念在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嬗变过程，尤其强调巴迪欧对历史主体的设定。巴迪欧（1）否定了主体的普遍性，认为主体是稀缺的；（2）否定主体的预先既定性，认为主体在历史变革中产生；（3）否定主体的恒在性，认为主体是“非在”，只有在断裂点上主体才显现。后马克思主义者朗西埃的“哑然的主体”亦是一种呈现于断裂点上的后事件主体。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主体问题的思考是尝试寻找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现实中被消解之后的可能的革命主体。
其实，主体问题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张羽佳副研究员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发展逻辑中存在着大写的历史、大写的政治和大写的革命主体。然而，在资本主义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代，大写的历史与大写的政治变成了小写的历史与小写的政治，大写的主体也变成了小写的主体，甚至是不称其为主体的主体。所以，对主体的建构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面对的问题。
其他与会学者探讨了朗西埃的生命政治哲学、安德烈·高兹的以“多元活动”解放设想、鲍德里亚的空间哲学、勒赛克尔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等。总体而言，与会学者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代表性人物思想的研究，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学者之间没有理论交集，未形成思想交锋。
3.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研究。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与会学者的研究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权力研究、幸福观研究、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研究、人的生存逻辑研究等等。也有学者将研究目标投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对“稀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陈学明教授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批评的焦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向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中国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衰落，进一步又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倾向。
在理论方面，学者还对生态学、女权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做了探讨；在人物思想方面，学者对内格里、阿甘本、齐泽克、拉克劳、科恩、詹姆逊等人思想做了阐释。
二、中东欧地区关于社会主义的反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刻解读和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极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正是基于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本次论坛的主题。
1.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总体认识和评价。李宝文副教授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做了详细的阐释，指出（l）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对“在场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2）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并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解释力；（3）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高度文化特征；（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国际理论视野，并不断寻求理论超越。他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价值，郇庆治教授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指出，自东欧国家转型之后，东欧国家中共产党的影响逐渐衰微乃至毫无影响，左翼团体在东欧国家的处境非常艰难。从东欧国家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影响处于一个越来越衰弱的过程，而不是我们所解读出的其影响越来越大。
2.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研究及其著作的出版。阿格妮丝·赫勒是至今健在并仍然活跃于国际理论界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本次论坛中，赫勒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解放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等。
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是又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之间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科西克的辩证法思想发展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二是科西克是否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学者们认为科西克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具有一致性。在对第二个问题的辩论中，学者对存在、存在学、存在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做了辨析，否定了科西克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摆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以西方哲学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与会学者还对弗兰尼茨基、马尔科维奇、赫格居什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翻译工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预计2015年2月至7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译著40本和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20本将陆续出版。参与该系列译著翻译工作的与会学者，对自己相应的译著做了述评，以飨学者。
3.对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探讨。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文本的解读与阐释法。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的拓展显然已经成为必要。对此，与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黄小寒教授认为研究应该以史为鉴，文史哲不分家；隽鸿飞教授强调研究的多重视域融合和多学科视角的切人；曲跃厚教授和李元同把研究方法归结为“结合”，即整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结合、历史研究与逻辑研究结合、中西苏比较研究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
衣俊卿教授基于自己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30年的关注与研究，提出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史研究范式。他认为，通过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史研究可以深入到东欧民族最鲜活的记忆中，寻找思想和现实最深层的联系，进而验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精神史的研究范式可以更好地把握理论与时代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视角转换问题上，有学者纷纷提出了政治学研究视角、宗教文化视角和文学研究视角等。
三、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学批判
社会主义是这次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关注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就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此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
1.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陈学明教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他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认为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才会触动西方社会根基。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无助于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再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建立在经济必然性基础之上的。
对此，张亮教授、郇庆治教授、张劲松副教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尤其张亮教授指出，陈学明教授的思路与习近平同志关于重读《资本论》寻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点的主张相一致。
尹树广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有其合理性，而且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中国会遇到权力对经济和资本的控制问题。莫雷副教授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仍有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者，如齐泽克，他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乔瑞金教授认为，何种批判本身只是一种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资本主义的现实是怎样的以及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如何。
2.马克思、社会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争论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观点的回应。
陈学明教授就马克思与伦理学的关系做出了三点说明：第一，马克思有伦理思想不等于马克思有系统的伦理学，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伦理学。第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论证是建立在经济必然性之上的，而非伦理必然性之上的。第三，谈马克思的人类思想、道德思想的时候不要把伦理道德的普世原则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提并论。
与陈学明教授的观点相对，王南浞教授从自己的理论研究发展历程出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之外还应该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以限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逻辑范围。从马克思对剥削概念的使用，王南浞教授强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一个道德规范原则。伦理道德不是一个必然性问题，而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针对陈学明教授和王南浞教授的上述争论，张亮教授做了两个区分。第一个是区分了社会主义的两种理论传统。一种传统是马克思、恩格斯锻造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即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与规律、自然科学结合才是科学的，才能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另一种传统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主要存在于英语世界国家，即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第二个是区分了伦理道德问题提出的两个历史背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伦理道德处于革命必然爆发的背景下，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问题；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伦理道德问题则在革命被无限期推后的背景下凸显了出来。基于这两个区分，张亮教授认为马克思思想、社会主义是具有伦理道德维度的。
关于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的讨论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思考。社会主义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表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是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结果，具有合法性。而社会主义建立的伦理学基础表明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超越，展现人的无限可能性，具有合目的性。因此.社会主义应该是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四、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社会主义革命
可否预期，革命方法与革命主体
在资本主义仍处于强势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结果而言还仅是一种理论期许。但是，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可以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和实践活动呢？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预期的呢？
张亮教授非常肯定地回答到，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发生。同时他也提醒到，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必然性”与社会主义革命何时爆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迄今为止，资本主义还保持着自身发展的弹性和可持续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被无限期推后的情形下，张亮教授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可能的斗争方式是以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方式去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游击战。理论的游击战是现实的革命方法。
关于革命的主体，张剑副研究员认为无产阶级是马克思找到的伦理主体。无产阶级并不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不是一种职业，它是社会症候的所在，是社会的崩溃点。无产阶级在哪里出现，社会的崩溃点就在哪里，无产阶级反抗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五、反思与展望
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与会学者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交流，彼此之间既有思想观点的共鸣，也有理论见解的差异甚至分歧。在智慧的融合与碰撞中，本次论坛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第一，围绕论坛主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精神史研究的新范式。这意味着，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将深入到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具有影响的宗教、文化、文学乃至心灵史的研究之中，在思想与现实的最深层联系中，展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第二，唤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确实处于劣势。本次论坛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唤醒，一方面使我们继续以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批判武器剖析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做充分的论证。第三，本次论坛达成了一个共同目标——在差异中走向社会主义。无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是精神史的研究范式，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范式；无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必然性，还是一种伦理价值选择，学者们真切地相信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前景。虽然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话题的讨论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显得是徒劳的，学者们就像被惩罚的西绪福斯，但是在不可为中作为，在无望中抗争，恰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不妥协精神和批判精神的体现。
本次论坛在取得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发现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如对人物思想的单纯研究阻碍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思想理论研究，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滞后，对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的相对匮乏等等。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与国外研究之间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这些问题将会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得到相应的解决。
金融危机背后的商机范文第5篇
摘要：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从华尔街开始，波及到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时间，举国上下无一不为之忧心，而此时，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很好的经济调控能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了次贷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并在0
9、10年分别以8.7%和8%的GDP增长率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这场危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场灾难，也是一次考验，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和独到的应对危机能力在这次灾难中逆流而上，交出了满意的答卷。然而，以后的路该怎样走才能越走越宽?怎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本国的经济而最小限度的受到来自别国的负面影响?危机后的中国还需要思考。 关键词：GDP拉动内需制造链教育兴国
美国次贷危机的消息传来时，中国的经济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状态。自1997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处在一个比较平和顺利的环境中，GDP增长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一场次贷危机，看似和中国无关，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国必不可少的受到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很深刻的，后续影响是很大的。这是因为中美贸易在危机产生之前来往很密切，唇亡齿寒，在华尔街一片萧条之时，中国沿海一带的一些工厂集散地也是门庭冷落，甚至于接连倒闭。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07年一年GDP增幅达到13%(此数据做过调整，此前公布的数据是11.9%)，08年则骤降为9.6%。
面对这样的危机考验，中国政府表现出极大的经济政府调控能力和群众领导力，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通过采取各种方式拉动内需。以玩具制造业为例，在经济危机来临之时，许多为外国品牌生产玩具的厂商由于产品出口额的大幅降低而导致无活计可做，继而厂家倒闭，民工的返乡潮也随之而来。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一次抽样调查中，一共调查了农民工输出比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情况来看，到春节前大概返乡的农民工占到38.5%。在返乡的农民工中间，有60.4%的农民工是正常的春节回家探亲，也就是他在城市的工作仍然是保留着的，节后他会回去正常上班。也就是说返乡农民工中，用39.6%的人是属于失去了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如何合理安置返回原住地的民工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民工的素质参差不齐，大量涌回农村的人口亦会导致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政府对此采取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公共建设投资使之就业、通过补贴和政策支持的形式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等等一系列措施促使返乡农民工有岗可上、有业可就。另一方面，中央采取了持续拉动内需的方式来缓解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主要是加大城乡的现代化建设。来自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0年一月至二月投资完成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6.6%，新增固定资产比去年同期增长56.5%。这样一来不仅保证了城乡居民的就业率，也加快了我国城乡的现代化步伐。但事事并非完美，在这一措施的优势得到发挥的同时，其缺点在近几年来也逐渐显现，尤以城市房地产问题最为突出，准确的说，是城市的房价问题成为新的焦点。2010年一月，以广州为例，新建商品住宅的同比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为135.2(去年同月价格指数为100)。不少工薪阶层直呼：房价上升过猛买不起房!出现这样的呼声后，政府加强了房地产市场的规范，房价近来也因此有所遏制。
虽然只是宏观调控细节上产生的问题，但是我以为，政府在制定事关民生的政策时还需多加考量。毕竟我们追求的不仅有GDP，还有居民的购买力指数。应对危机过后，我们应该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中国，在经济上会受到美国经济如此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制造业。中国自加入世贸之后，一直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美誉，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在中国开设产部，更有甚者，将公司总部移至中国。这不仅因为中国对于各企业来说，是一个广阔的，亟待开发的市场，而且中国能够为各制造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郎咸平先生曾在一次节目中说过，我们之所以受制于人是因为我们处于制造业的最底层的一环。我们缺乏自己的品牌，缺乏自己的技术，因此我们只能为别人做嫁衣。即使是中国沿海一带富庶的制造业企业主也是在赚取微薄的人工差价。前段时间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就是这一缺失的副产品，虽然之后该企业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安抚员工安抚社会，但是我以为，事情的根源不在此，因此无论是多么高明的心理医师在症结未解之前也不能完全确定悲剧在未来会不会再次发生。其实，这样的论调不止一次提过，即是发展自己的民族品牌，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但目前为止，除了几个蜚声国际的品牌，我们仍然在为别人做着最廉价的工作。甚至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民族品牌，很多情况下也是因为耐用且便宜而为别国人所选择。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像苹果那样的品牌?为什么我们只能为苹果作代工?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问题与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受到别国影响的实质是一样的。经济危机过后，我们虽然经济复苏很快，但是，居安思危，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次贷危机会在什么时候再次来袭。我们需要拥有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每次挑战，而我所指的挑战不是其他国家捅了篓子却波及我们的挑战(虽然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完全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而是实实在在经济每一次飞跃所产生的挑战。这样的道理可以很容易说清楚，却是很难做到。我认为，一切的症结在于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能够在未来打造属于我们民族的响亮的品牌的人才，能够居于制造业前端的人才。具体怎样培养，我相信政府已经在实施，只是需要时间，毕竟教育制度的改革是需要时间来证明其正确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意识到人才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两会前公布并向全民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代表委员纷纷就此建言献策。《纲要》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20字方针， 《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温家宝总理也在两会的报告中指出“要优先搞好教育”。相信在政府的多面支持下，我国的教育事业能够为社会培养出符合要求的人才。正如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实践会证明，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愿历经这场危机后的祖国更加强盛!
注释：GDP-----国内生产总值
参考文献：百度词典 财经词汇GDP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90平米及以下)2010年1月国际数据----国内生产总值2008 、2009
腾讯财经 《政府采取六大措施应对返乡民工潮》
金融危机背后的商机范文第6篇
如果不能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状况的、可行的关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细节和具体措施，即使更多的百富勤奇迹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也会有同样多的百富勤悲剧在中国市场上上演。
1998年1月，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还在金融风暴的波涛中飘摇之时，一代华资大亨、香港上市公司\"百富勤投资\"被强制清盘，这一事件及其对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香港市场的冲击，至今仍令人扼腕叹惜。
时至今日，亚洲经济开始摆脱金融风暴的阴影，善于反思的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停止对百富勤事件的总结。1999年4月，当时港府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根据《公司条例》委任的审查员Richard Farrant进行调查，重点希望查清导致该公司倒闭的原因和经过，并就事件中应汲取的教训和改善香港在监管方面的安排提出建议，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整个报告耗资980万元，于2000年2月完成，在征求香港律政司和警方意见之后，于2001年3月26日正式公开。这也是当年百富勤冲击波的一个令人警醒的回响。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关于百富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Peregri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简称PIHL）及百富勤定息债券公司（Peregrine Fixed Income Limited， 简称PFIL）倒闭的独立调查报告指出，导致百富勤倒闭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及会计程序、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上的基础系统均不足，并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取消前百富勤董事杜辉廉、黄永昌、伍健文等4人再出任香港公司董事的资格，前百富勤董事总经理梁伯韬则因为自己分管的业务状况良好而无须承担责任。
这确实是一份值得反复玩味的报告，它直接触动了香港经济乃至亚洲经济共同的敏感神经──公司治理结构（在香港称为管治结构）上的重大缺陷。
尽管百富勤致力于以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来改造企业并推动企业上市，因而其对于治理结构的基本原理不可能不清楚，但其在自身的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依然相当明显。事实上，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在欧美国家早已引起关注，但是，在香港等亚洲经济体中，还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和框架，缺乏适应亚洲实际的、可操作的细节性措施。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企业，更为习惯在一种家族式的环境中、家长制的模式下运行。
西方谚语有两句似乎互相矛盾的话，一句说\"魔鬼在细节中\"，一句说\"天使在细节中\"，实际上，二者是可以统一的：即使大体的、方向正确的框架已经确定，即使企业完全知道该如何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但是，如果缺乏可行的操作细节，缺乏可行的实施方案，缺乏具体的落实环节，这个框架也会变成导致灾难的魔鬼；只有有了符合实际的、可行的操作细节，方向正确的框架才能够变为可行的现实。而百富勤缺少的，恰恰是将现代投资银行和企业中通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理念变为现实可行措施的天使一般的细节。
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败
1988年9月，梁伯韬和杜辉廉共同创办了百富勤融资公司；在亚洲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推动下，经过10年的努力，从4000万美元起步的百富勤发展成为除日本以外亚洲市场实力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投资银行，并跻身《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之列。当时，业内人士对其的评价是：堪称发达成功的港资综合性投资银行唯有百富勤，真正能够与来自华尔街的专家们一决雌雄的港资投资银行也唯有百富勤。在这些眩目的成绩之下，百富勤在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被深深地遮掩了。
但是，隐患的发作往往是迟早的事情，等待的无非是适宜的经济金融环境。1997年7月，正当百富勤继续雄心勃勃地扩张的时候，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由于百富勤大量投资于东南亚债券市场，这次危机给百富勤带来了巨大冲击。其中一个致命性的直接打击，是\"百富勤定息债券\"（PFIL）于1997年为印尼安稳的士公司发行的巨额定息债券，在金融风暴冲击下迫使百富勤陷入财政危机。东南亚国家货币的持续大幅度贬值，使得在亚洲债券市场过度扩张的百富勤在更大范围内陷入困境。在一整套\"拯救计划\"相继流产后，百富勤投资集团公司无可奈何地于1998年1月12日发出公告宣告破产。受百富勤破产事件的影响，香港恒生指数这天一度跌破8000点大关，市场极度恐慌，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呼吁市民\"面对股市的涨落要做冷静和明智的决定\"。
让我们来仔细地咀嚼独立检察员深入调查之后的分析。
这份独立报告指出，导致\"百富勤\"倒闭的近因是亚洲金融风暴，并非两家公司的董事所能预料；不过，其主要原因是公司的报告及会计程序、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方面的基础系统都有问题。报告指出，这反映出公司在管理上的漏洞，以及过于注重招揽生意、忽略公司内部监控的问题。
显然，这些缺陷都是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正如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加强香港的企业管治十分重视……审查员的建议大体上与我们就提高企业管治水平方面一直进行的工作相符。我们正连同各有关监管机构详细考虑审查员的建议。\"
\"天使\"般的细节在哪里
那么，从百富勤的冲击波中，我们能够看到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哪些天使般的细节呢？
1、董事应当\"懂事\"并负起相应的责任
如果我们把企业视为委托代理的一个长长的链条，那么，董事在这个链条中将占据关键性的地位：一方面，董事受股东的委托；另一方面，董事又代表股东委托经理人员进行经营。董事是否能够尽职尽责地、诚实地履行自己为投资者服务的职责，直接决定了整个委托代理链条运行的效率。我们遗憾地看到，百富勤的董事正成为整个链条断裂的直接因素。
香港政府发表的独立报告指出，并没有发现任何\"百富勤\"董事、管理人员和顾问有欺诈或不诚实行为，所出现的失责事项主要由于有关人员表现失当，并非蓄意为之。但是，这对于董事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调查员批评与两家公司有关的6名董事的表现，认为他们没有履行其应尽的职责；独立报告在结论中建议财政司司长或破产管理署署长应该考虑向法院申请取消其中4人担任董事的资格。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168条E至H，公司在清盘时，破产管理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取消该公司高级人员出任董事的资格，如证明他身为高级人员（如影子董事）、财产接管人、清盘人身份时，违反了他应履行的责任或犯了欺诈罪。如果一个个人作为一家无力还债公司的董事，其身为该公司董事的行为操守不宜涉及任何公司管理工作，法庭也可以取消其董事资格；法庭将按照其行为决定取消董事资格的年限，由1年到15年之间不等。不过，这一举措此前在香港应用得相当少。此次独立报告重新提出这个举措，再次提出了强化对董事问责的问题。
2 、缺乏基本制衡的经理阶层必然会导致经营上的灾难
企业治理结构中对于经理阶层的制约和激励，是保证整个企业平稳运行的两个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赖的方面。缺乏基本制衡的经理阶层必然会导致其做出损害投资者的行动，对于投资银行这样相对来说要求机制比较灵活的企业来说，投资者往往屈从于经理阶层给予更大自主权的要求，这可能会有利于一个阶段内的业务发展，但却肯定是长远发展的隐患。
独立报告证实了这个分析。报告透露，\"百富勤定息债券\"（PFIL）于1997年为印尼安稳的士公司发行巨额定息债券，其后该公司股价大跌，拖累\"百富勤\"陷入财政危机，但\"百富勤\"在中期业绩中并未做出足够拨备。报告指出，与此密切相关的4名不能胜任董事的人士中，以杜辉廉和黄永昌责任最为重大，因为定息债券业务的风险管理工作在他们手中，两人在这方面的失当管理非常严重。报告指出，虽然杜辉廉本人表示PFIL只是他全权负责的众多业务之一，他在PFIL的角色为非执行主席，并不负责执行性工作，但是，Farrant在报告中指出，这与他从其他人员中获得的印象不符，他们的说法是，PFIL是杜辉廉的婴儿。Farrant 在报告中表示，杜辉廉在百富勤是国王，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示意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会直接影响到同事对于事件的看法。
如果一个企业内有一个国王，那么，基本的制衡机制从何谈起？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下，这些超然于制衡之外的经理人员才可能不顾基本的风险管理原则、摈弃内部可能的制衡机制和监控机制进行孤注一掷的冒险；这种冒险在特定的时候可能还会给企业带来巨额利润，但是，在巨额利润之后，是阴险地冷笑着的魔鬼，是负面影响不断扩大的治理结构方面的隐患。
3 、中介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转需要健全发达的中介体系；对于一个企业的运行来说，独立的外部审计、法律监督等是从外部提高企业治理结构效率的重要因素。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另外两名在独立报告中被批评的人士是\"百富勤\"法律顾问麦兆麟及会计师德勤，报告认为麦兆麟在定息债券业务上没有直接的职责，但他并未能确保立即跟进会计报表中的批评，这显示他不胜任有关工作，存在疏忽和违反职责的问题。\"百富勤\"的会计师德勤在调查报告被提及其手下核数人员在评估\"百富勤\"定息债券资产时，声称已完成复核的工作，但并没有文件支持。
独立调查员看到了什么
在这份独立的报告中，独立审查员还就调查结果中总结所得的教训，针对金融机构及其顾问和金融界的监管等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其实是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领域。
1、改进公司清盘过程中对于债权人的保障措施。当前香港的公司在继续经营及清盘之间缺乏一个缓冲时期；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司发觉不能还清债务时，可以申请为期6个月的还款禁止令，让公司在临时监察人的监查下，进行债务重组或引入新的资金。
2 、强化对董事的问责和训练。附属公司的董事也要向控股公司的董事的职责看齐；要设立有法律地位的、有关公司董事责任的声明；要强化对公司董事的训练，并且为公司董事（特别是附属公司董事）提供董事入门之类的专门知识的手册。
3 、非执行董事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报告建议，非执行董事应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内部审核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也应当由非执行董事担任，因为执行董事都是审核的对象之一，有利益冲突。
4 、改进金融监管。百富勤的业务涉及多个领域，如果受到全面监管，可能会降低爆发全面风险的可能性；证监会的调查权力应当扩展到无关联而知情的第三者；百富勤的调查对证监会职员带来挑战，而证监会则高度依赖高级职员过去的商业经验，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要保持证监会的高效率，必须要加大对证监会职员的培训以及较大规模的在监管方面的投资。
反思报告的反思
香港政府深入反思数年前的百富勤风波，也不能不促使我们反思。
其一，百富勤作为一家东方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投资银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家长式的色彩，对于主要决策人员缺乏基本的制约；反观中国内地的许多证券公司，主要的总经理何尝不是这样的家长式国王，基本的制衡机制无从谈起。
其二，当前中国的股市上，董事不懂事、董事不承担责任也不履行义务的现象广泛存在，迫切需要加强对董事的问责。
其三，迫切需要强化独立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这包括完善的中介机构体系的建立、信息披露的透明化、监管力量的强化和监管手段的现代化。
其四，投资银行内部独立的风险控制体系远远没有有效运行。小型投资银行在风险防范和控制水平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还可以取得一定的发展，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风险防范和控制的重要性就会日益显现出来。百富勤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香港投资银行界的佼佼者，但随着其规模的扩张，风险防范和控制能力却没有能够相应地得到提高。
其五，中国股市独特的发展历程，使得其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影响程度不低于百富勤冲击波的事件，但是，我们的反思似乎还十分有限，至少我们的反思还没有广泛地展开并成为完善治理结构的具体举措。
事实上，中国内地的企业同样面临完善治理结构的细节的重大现实挑战，因为总体上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如果不能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状况的、可行的关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细节和具体措施，即使更多的百富勤奇迹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也会有同样多的百富勤悲剧在中国市场上上演。
程序比概念更重要
我们当前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细节，就好比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关注中国如何开会的细节。孙中山洋洋数万言的《民权初步》，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开会。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人，大致都知道民主是好事，开会又是实行民主的基本方式。但是，毕竟在专制社会下生活了2000年，开会开得乱纷纷闹哄哄的情形自然不可避免。鉴于此，中山先生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如何发言、表决，如何当会议主席，又如何提动议、附议等等，也就是如何具体地运用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民主程序。中山先生认为，唯有如此，民主才不会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可以操作的制度。
我们现在需要的，同样是像中山先生所做的那样一点一滴地从细节和现实约束出发、从国际范围内和身边的经验教训出发，在一个一个的百富勤冲击波中探寻建立现代的、高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