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教育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研究通过关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坂上小学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深入探究从而呈现社会和教育存在的事实普遍性和多样性。通过对农村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了解学校流动儿童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社会同仁一起呼吁各界通力合作，准确提出可操作性的措施，恰到好处地为农村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探索策略。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探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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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逐渐被打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存方式也被一些“城市打工族”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以往的“独自外出”打工逐渐演化成“全家迁移”。
2016年年末，我国流动人口2.5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万人。从人口迁移数据反映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更多的人口从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此趋势反映了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格局是一致的。人口迁移促进了人口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满足了当地劳动力的需求，也提高了流出地区的家庭收入水平。然而流动家庭的随迁子女正处于极为尴尬的局面：由于自身幼小，他们无法对当地文化形成认知，无形之中成为边缘角色。
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已经制定和推行多项法令对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进行保障。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行和健全的人格，家庭教育仍是至关重要。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教育对孩子学业成就的影响，毫无疑问地起基础性作用。父母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又是终身老师，家庭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因此，要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质量，必须关注他们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否重视家庭教育。
据2015年统计，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坂上小学生源情况如图1、2、3所示。
研究通过关注我校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深入探究从而呈现社会和教育存在的事实普遍性和多样性。通过对农村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了解我校流动儿童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社会同仁一起呼吁各界通力合作，准确提出可操作性的措施，恰到好处地为农村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探索策略。
二、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1.流动儿童
在以往日常言谈中，很多人会提到“外地生”，字面之义即不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在校读书子女。为了尊重这类人群，认可他们父母的劳动付出，有关政策出台后对他们给予明确的定义——“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即跟随父母来到打工的城市已经居住半年以上的具有学习能力的学龄期儿童，通常针对6岁至14岁的儿童而言。
2.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同等重要。广义的家庭教育包括双亲之间、子女与子女之间、子女与祖辈之间相互产生的教育影响。狭义的家庭教育指父母对子女所产生的影响
（二）国内外已有研究
1.国外关于家庭教育的研究
1959年，著名学者弗雷泽曾提出了家庭环境四种要素。
一是家庭经济背景：家庭收入情况、父母职业状况、家庭规模情况、住宅房间数量；
二是家庭文化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对待学习的认识态度；
三是家庭动机背景：父母对子女职业婚姻前途的态度；
四是家庭情感背景：家庭气氛是否和谐、父母对子女是否关心、父母是否外出工作、家庭是否完整等。
弗雷泽的观点涉及了家庭的多方面，被广为引用。弗雷泽在调查中得知：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子女的学习成绩具有正相关性，同时父母的职业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也有一定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科尔曼报告》中指出，智力和家庭背景是学生取得学业成就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国外，一些家庭特别注重孩子的家庭教育。如美国家长提倡培养孩子在逆境中的抗挫折能力；英国家长喜欢从孩子上餐桌的时候对其进行有意无意的家庭教育；德国教育家强调父母的言行将对孩子的一生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孩子未来的成就。
2.国内关于流动儿童的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的系统研究。
张兴杰等认为，从微观层面来看，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作用十分有限，流动儿童的支持也主要来自家庭、同学和朋友等，来自政府、学校等的正式支持相当有限，甚至有些学生没有获得任何的社会支持。刘丹认为流动儿童因为其父母工作不稳定、居住环境不固定以及家庭条件不优越，而使其家庭教育受到很大影响，仅靠父母及亲戚支持已难以为继，必须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支持，构建社会支持体系。董钰萍，认为流动儿童早期教育的家庭支持系统包括教育物质经费支持、教育期望观念、教育培养指导、亲子教养方式。
二是关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
曾守锤等认为，流动儿童的家长教育期望出现两极分化，并且其背后隐含的思想都是非常质朴的和功利的，他们很少将接受大学教育与提高素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将教育的价值或功能狭隘地工具化了。杨威发现，总体而言，一半以上（54%）的家长均希望子女能够达到最高学历（研究生）。只有6%左右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高中及以下。
三是关于流动儿童教育资本的研究。
周海玲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儿童学业的重要因素。在社会文化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儿童父母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即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十分突出。牛林晓等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3 个维度来说明家庭资本如何影响到流动兒童的家庭教育。马菱在其论文中试图从家庭文化资本的获得方式出发，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所获得的家庭文化资本予以维度划分的探讨。
（三）本课题创新之处
流动儿童同样是社会一分子，如何教育这类群体成为教育界研讨的话题。在流动家庭的教育正随社会稳定和发展不断改善提高的今天，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好坏反映了他们融入社会进步的文明程度。本课题有详实的调查样本显示（部分摘录）。
1.本次调查的对象为一至五年级学生部分家长，两天时间回收问卷237份。调查对象中，离婚、丧偶、再婚及其他家庭占19.4%。
2.家庭流动情况：调查家庭共有237户，166户为流动家庭，达到70%。其中，有的家庭租房，有的家庭子女随父母住员工宿舍，更有极少数的家庭寄居在亲友家里。在这些家庭里，有一部分家庭一直在流动，不能够保证长期居住于此地。通过以上调查数据的统计可以发现，农村小学的流动家庭比例很大。
3.家长的学历及职业情况：父母亲的文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家庭教育的思想与方法。而父母亲的学历层次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水平的高低状况。被调查家庭家长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父亲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约占69.9%，大专文化以上学历的约占其总数5.5%；母亲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学历的约占其总数83.9%。
父母的职业概况也是家庭环境的一个基本要素。调查结果表明，父母亲是工人、农民或个体劳动者的比例约占其学生父母亲总数的59.1%；其次是一般职员，占其父母亲总数的38.5%；而机关干部及企业管理人员占0.16%。这个比例大致同上述父母亲的学历层次一致，说明了父母亲的学历同其职业相对应。
4.在家庭教育中的困惑：被调查者237户家庭，对于问卷12题“家庭教育上存在问题，您认为主要是”的回答，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5.对孩子的期待：被调查者237户家庭，对问卷47题“您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的回答，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本课题的选题来自学生家庭教育面临现代化高科技发展的趋势所存在的困惑，贴近家长的实际需求。从问卷调查中发现第一手资料，家长文化水平低，家庭流动性强。面对现状、分析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课题形式帮助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一切活动以家庭为基础，强调实效性，激发家长主动学习的热情。
三、研究目标
1.探索出一套学校辅助流动家庭搞好家庭教育的基本思路和策略，建立班级QQ群或微信群，开发家庭教育平台，发布一些家教理念。
2.促使流动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能力有大幅度提高，能独立解决简单的困难，成为适应社会发展、敢于担责任的接班人。
3.扩大教师教育视野，不局限于书本与课堂，从另一视角来观察流动儿童。帮助家长进行家庭教育，使他们的教育在新时代环境下更优化。
四、研究内容
1.调查并分析流动儿童家庭的经济资本状况、社会资本状况，寻找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影响因素。
2.研究分析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观念、教育方式、亲子关系问题。
通过调查问卷、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家访等形式，全面分析影响家庭教育质量的要素——父母职业、收入、文化水平、劳动时间、教育方法、行为习惯、教育期望、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对子女的影响。
从问卷中反映出的问题：（1）家长家教知识贫乏；（2）家庭教育时间不足；（3）家庭教育品质不高；（4）教育子女依赖性强。
分析问题归因：（1）家庭经济条件；（2）家长个人素质；（3）儿童自身发展；（4）学校老师责任。
3.探索指导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有效途径。
调查了解流动儿童家庭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步形成学校、家庭、社區共同教育的联系纽带，有效推进协助教育，丰富对流动儿童的多方位教育手段。
（1）成立“家长学校”，宣讲家庭教育知识。
（2）举办“家教沙龙”，促进家长交流经验。
（3）开设“亲子课堂”，鼓励家长自主阅读。
（4）搭建“交流平台”，架起家校沟通桥梁。
（5）组建“志愿团队”，温馨社会家教入户。
（6）开通“成长热线”，心理疏导关爱儿童。
五、研究方法
1.文献法：通过搜索学校图书馆及知网等各种关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资源，借他山之石，融合自己的调查成果，然后提炼观点。
2.问卷调查法：通过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坂上小学的流动儿童家庭中的家长发放问卷，然后回收有效问卷，分析得出一定结论。
3.访谈法：通过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坂上小学的流动儿童家庭中的家长与儿童有针对性地访谈，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
4.个案研究法：教师深入家访，建立个别亲子教育档案，由外到内，细致研究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及特点。
六、研究计划
（一）准备阶段
（1）选择课题。
（2）对学生家长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运用金数据软件收集数据，并撰写调查分析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课题论证，制定研究方案。
（3）落实课题组成员，建立课题组。
（二）文献研究阶段
（1）组织各级部主任座谈会，商讨研究方案，调查各班主任对学生家庭教育的认识及重视程度，摸清家长对孩子家庭教育的现状。
（2）组织课题组成员学习并推广合理的家庭教育理念及相关理论。
（3）确定研究的目标和内容体系。
（4）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案。
（三）行动研究阶段
（1）按计划开展各级部家庭教育研讨活动，重点研究部分家长的沙龙活动。
（2）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加强对课题组成员的定期培训学习工作。
（3）对一些家庭个案进行分析。
（4）依据具体的实施方案，在组织活动中尝试、探索、创新、反思。
（四）分析总结阶段
（1）收集资料并归档。
（2）对各类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汇总，对家长家庭教育的研究成效进行总结提炼。
（3）撰写研究报告，准备结题汇报。
七、预期效果
（一）理论成果
来自一线班主任和家长进行沟通的经验总结，探索深入细致的、具有可行性的、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辅助家长更好家庭教育的策略。理论成果形式有：课题研究报告、相关研究论文、优秀个案及新闻报道等。
（二）实践成效
（1）活动报道发布学校微信公众平台。
（2）常州市家庭教育指导讲师团为部分自愿参加沙龙活动的家长进行家庭教育辅导的MP4光盘。
（3）抽取武进区坂上小学一至五年级各1 个班的样本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4）优秀家长的家庭教育故事集锦，在家庭教育中有困惑的并得到良好转变的案例。
（5）儿童成长自述集锦。
（6）全校30个班级的家长会汇总材料。
（7）收集各类优秀家庭教育文章推送给家长。
（8）家访故事。
八、推进措施
为了使本课题的研究能顺利进行，需要采取以下推进措施。
1.重视学习研究
我们将积极组织班主任进行课题方案的各类培训，并通过网络及书籍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使班主任进一步转变辅助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观念，积极有效地推广微信公众平台的教育功能。
2.建立工作制度
成立课题领导小组，建立评价激励机制，对课题组各成员参与并落实研究任务、取得的研究成果等，定期纳入检查考核和评价激励条例中。
3.加强团队合作
课题组成员明确分工，各司其職。培养级部主任的团队管理能力，促进其他班主任关注家庭教育，提高家长家教的素养，为提升本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技能夯实基础。
4.具体措施
（1）吸纳周边学校的家庭教育成功案例，立足本校实际情况进行实质性问卷调查及分析汇总，帮助家长改善家庭教育方式，提升学校家长会的品牌，积极推广经验。
（2）开展有特色的家庭教育指导沙龙活动，促进家长自主学习，形成你追我赶的家庭教育氛围，辅助学校教育更上一台阶，尊重、理解、接纳学生的差异。并作好视频记录工作。
（3）30位班主任高度重视每次家长会与家长交流的机会，结合平时对学生的观察与家庭表现，综合评价学生的素养，避免重学习轻生活或重生活轻学习等的片面观点。
（4）鼓励并指导部分家长撰写家庭教育故事，收集成功或失败的案例。
（5）四至六年级学生围绕“自我成长中的喜怒哀乐”主题写日记，收集学生日记个案。
（6）开展假日家庭走访活动，关爱贫困或学困学生家庭。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坂上小学，常州，213165）
编辑/卫 虹 终校/肖亦华
流动儿童教育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通过分析“人口迁移与儿童发展的跟踪研究”（PSDMC）的调查数据，讨论迁移行为、社会变迁与家庭教育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轨迹在儿童性质、年级和性别上存在着显著差异。研究结论认为：人口迁移行为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具有异质性作用，且与儿童在迁入地所处的社会情境有关；社会变迁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并未起到应有作用；家庭教育目前仍然是改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在强调家庭教育并向流动儿童提供社会关怀与支持的同时，为流动人口制订并健全保障性社会政策、消除社会不公与歧视，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不良处境。
关键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社会情境；社会变迁；家庭教育
流动儿童教育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社会阶层流动进入了以市场化为主动力、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的职业高级化为主轴、以内涵式流动为特征的常态流动阶段。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良性流动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分层使高等教育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中产生不公平现象已成为社会现实。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重点是促进教育机会实现的平等,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阶层;阶层流动;高等教育;社会公平
苏叶兰(1963—),女,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技术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与教育管理;(江西南昌330009)詹莎(1989—),女,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管理。(江苏南京210094)
200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以职业作为分类基础,依据对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占有份额的不同,把社会成员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和五大社会等级,比较准确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阶层的变革和现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以此为发端,关于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成为热门课题,有力地促进了对社会阶层结构这一基本国情、地情的掌握,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社会阶层流动的新特点
近10年来是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阶层流动与此前20年相比,在流动规模、流动动力机制、流动速率、流动路径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阶层流动的总体规模相对缩小。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性流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流动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身份、户籍身份、阶级身份的限制,大量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城市失业、半失业群体自主创业,成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辅之以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海潮。我国农业就业人口从改革开放前占总人口的80%迅速下降到占人口比例50%左右,4亿左右人口通过自主择业转变社会阶层,提升了社会阶层地位,堪称世界社会阶层流动的奇观。这是一个非常规的、快速的、向上流动的特殊时期。与之相比,近10年社会流动规模则相对缩小,如果把城市化提高作为参照,合理预计每年阶层流动1000万人左右,1亿左右人口转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
(二)阶层流动的动力机制发生变化。20世纪后20年,社会阶层流动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打破了政治分层、身份分层,使中国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大批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国有企业改革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下岗人员自主择业和再就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吸纳了大量转移和新增的就业人员。[2]这20年社会阶层快速流动是伴随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外延性特点。而近10年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动力机制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主要是市场力量带动的社会职业高级化的趋向,带有内涵性特点。
(三)代内跨越式流动的概率大幅下降。在20世纪后20年,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向上流动几个社会阶层、社会等级的事例比比皆是,从底层跃升至最高层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中国富裕阶层迅速膨胀。近10年由于经济发展进入常规化阶段,代内阶层跨越式流动大幅下降,更多的是逐层上升流动。总的流动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社会上层向上流动的比率更高,社会下层向上流动比率较低,下层流入上层的机会减少,社会下层、边缘群众流动获利明显减少。
(四)阶层结构定型化。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的社会阶层基本完备了,只是结构比例有所不同。新的阶层结构基本定型,各阶层的界限开始清晰。各阶层之间流动性减少,代际继承性增强,社会开放度降低;产权、资格证书等排他性增加,白领职业、社会管理职业,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资格从事,进入新兴产业(如房地产业、金融、高技术产业)的门槛大大提高;居住地、子女入学区隔开始出现,各阶层之间居住分化,富人社区、中间阶层社区、贫民社区成片集中出现,学校和住宅紧密相连,子女入学区隔自然形成;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消费分层日益明显;阶层内的联系网络形成,本阶层交往密切,跨阶层交往明显下降。[3]
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进入以市场化为主动力、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的职业高级化趋势为主轴、以内涵式流动为特征的常态阶层流动阶段。
二、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良性流动中的促进作用
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密不可分,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良性流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在常态阶层流动阶段,要实现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必须突破社会阶层的流动瓶颈,加速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壮大中间阶层比例,这样既可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提供动力,又可形成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全面和谐。加速中间阶层发育壮大,要促进现有社会下层向上流动,更主要的是使新增加的就业人员职业的起点就位于社会的中间阶层。而要做到这一点,高等教育就成为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和阶层流动方式。
(一)高等教育能使个体最大限度地拥有综合资源。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三种最基本资本。[4] 作为文化资本最重要来源的教育,就有一种最终为受教育者提供三种资本的能力。高等教育不仅使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而且通过文化资本的运用,谋求到更好职业,获得更高收入;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工作环境更好,拥有更丰富、更优越的学缘、业缘关系,从而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积累重要的社会资本。就我国国情而言,推动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善,帮助弱势群体进入中间阶层,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向其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高等教育是影响代际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在社会存在经济社会地位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摆脱出身所带来的个人发展方面的局限,显著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不公平。研究表明,在影响代际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教育是最重要的后赋因素,并且越是处于社会下层,教育因素越突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极端而典型的例子。良性的社会流动应表现为后致性因素,体现个体的努力与奋斗。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子女要超越父母所处阶层,改变自身命运,最大的可能就是接受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在社会竞争中取得更好的位置。
(三)高等教育是获取更好职业的重要通道。丹尼尔•贝尔早就预言,大学教育是阶级地位的仲裁者。当代职业分化、职业白领化、专业化成为趋势。专业化的职业都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及相应的资格证书,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没有取得相应资历、资格者被排斥在许多职业之外。教育对就业市场进行了分割。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未来职业的发展道路。
(四)高等教育是取得更高收入的重要保证。教育程度的差别,使得各阶层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别。这种现象出现在各个领域和各种类型的国家。人力资本理论为工资差别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认为教育的收益在20%～25%之间,而一般资本的收益率在10%左右。有调查显示,1981年与1987年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分别为0.025和0.027,而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0.06～0.07,即多受一年教育,其收入增长6%～7%。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来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已经成为现实。
(五)高等教育是社会声望的重要来源。在现代社会的阶层划分中,非物质因素、价值观也是重要的参照系。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征,影响社会对人的主观评价。精神气质因素在个体职业生涯、阶层流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精神气质、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特别由是高等教育塑造的。
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和示范效应,刺激和激励着青年特别是家庭处于社会中下层的青年勤奋学习,力图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积累知识,提升素质,改变自身命运,寻求美好人生。这也成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动力之源。
三、与阶层流动相关联的教育公平现状
以1999年高校扩招为契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效卓著。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1 885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1 7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水平基本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但在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教育公平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社会分层的条件下,绝对的教育公平是不存在的。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的社会制度来探讨教育公平,应把它与社会阶层结构和由此产生的阶层差别结合起来,与国家制度、政策相联系;不能把教育公平理解为人人接受同样的教育,强调教育结果绝对平等。既要看到教育不公平的现实,又要看到其产生的根源,尽量从社会各阶层受教育的权利、机会的角度加以比较分析,才能客观有效地理解教育公平。
随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现状有了很大改进。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赋予了每个人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考制度没有关于社会阶层的歧视性规定,高等教育机会的实质平等在我国具有最高的、普遍的社会合法性。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加。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0万人迅速扩展到2005年的504万人,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占世界第一位,为有志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提供了多样化的实现途径,只要有上大学的愿望,基本上都能有学上。与高等教育精英化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教育公平上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由于社会阶层分化和个人选择的存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还有固化的趋势。
(一)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高等教育起点公平主要指的是入学机会均等。尽管在入学机会上,高考采取的各省、市、区从高到低按分数录取原则,并不考虑家庭出身。但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上存在很大差异,占全国40%左右的城市人口占用了70%左右的基础教育财政拨款,东、中、西部的基础教育差异也很大,导致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考生在高考时就面临着先天不足,处于劣势。在录取指标分配上,区域间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所占比例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和中心城市高校在本省、市、区招生数量占了相当大比重。例如,每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招生名额占总名额1/6,南开大学招天津考生1/4,复旦招上海考生40%,浙江大学招浙江考生近70%。越是发达地区,高等升学率就越高,高考录取最低控制线也越低。
现有的社会分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来自较好家庭条件的考生在学习条件、素质养成和特长训练方面拥有先天优势。经济、知识、信息方面的差异,反映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家庭条件好的考生倾向于选择优质、重点高校,而家庭条件欠佳和农村地区考生趋于保守,在选择学校类型时,费用低廉、政策优惠(如师范、农林、地质)的高校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与贫困阶层子女因经济原因而难以享有高等教育机会相反,富有阶层考虑的已不是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机会本身,而是更多地追求教育机会的品味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在争取高等教育机会上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5]
从高等学校录取情况,可进一步发现社会分层所引起的入学机会不均现象。2005年1月,“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课题组发布研究结果: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平均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家庭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刚好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从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看,该课题组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主要、最显著的教育差距。
(二)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个体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在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均等时仍起着很大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校园学习、生活中,来自前一阶段的影响还会直接延续到大学教育阶段。
我国是实行高等教育高收费的国度。我国高等教育运作经费中财政只占20%左右,而学生承担了50%左右,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不到4倍,已严重超过教育部按高校日常运行成本25%提取的学费计算标准。大学本科四年学费相当于城镇家庭4.2年、普通农民家庭13.6年的纯收入。高额的学费之后,是更高的生活开支,如果到发达地区就读,负担更高。贫困家庭学生不得不勤工俭学,课余打工,这必将影响他的学业。而富裕家庭的子女则有足够时间、精力来丰富自己的学习、生活。
校园生活方面,贫困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把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在学习上,忽视了综合能力、素质培育。进校后还要忙于筹集生活费用,进而影响到他们在综合能力、素质方面的锻炼。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更多担任学生干部,在群团拓展、人际交往、自身能力培养方面获得了更多机会。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不只是在获取知识方面的机会均等,更主要的是使人获得本领的机会均等。但先赋的阶层地位再次扩大了入学机会上既有的不公平状态。
(三)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结果公平。阶层地位较低的学生在融入社会、就业机会上的劣势,与他们在报考志愿时出于经济考虑、稳妥考虑而就读学校质量不高、专业一般不无关系。起点不公平影响到过程不公平,进而是学业成就、结果的不公平。单凭一纸文凭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已大不如前,用人单位关注点已转移到重点大学文凭,转移到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组织管理能力,甚至是家庭背景上面。低阶层家庭学生由于先天缺乏培育,大学期间缺乏锻炼,再加上在“人情关系社会”找工作,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择业时处于劣势。个体把教育转换为随后的收入能力、发展潜力,受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很大。学生学业成就的不同,反映的正是他们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异。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打破封闭的社会代际传承方面,还是难以彻底摆脱来自社会阶层地位的制约。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的实质是高等教育机会实现过程中的不公平。究其原因,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外部原因;也有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校发展不够,教育政策失衡,高校管理效率不佳等内部原因;还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因素。因而,高等教育不公平具有综合性、客观性和社会性特征。
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危害是相当严重和深远的。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不同的人,人生起点高低不同,由此影响人的就业,进而影响人的一生。更深层的影响则是:教育不公平复制着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阻塞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固化社会结构,这必然会引发社会下层的不公平感和被掠夺感,激发社会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形成努力向上、拼搏奋斗、勇于成就的社会精神,不利于尽快完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增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对策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展和体现。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对创建和谐社会具有先导性作用。
高等教育公平的核心是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得到与自己智力水平相当的合理开发,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人的潜能,使他们进入社会后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定位,逐渐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明确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思路和责任。党委和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要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放在与高等教育发展同样重要的地位。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必须打破人人接受同样教育的迷思,遵循抑制先赋教育原则、适度竞争原则、促进效率原则。我国应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重点从教育机会均等转变到教育机会实现平等上来;把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从人人能上学转变到确保人人能上学和上好学并重上来。政府要增强责任意识,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的施政目标,制订切实可行的改进目标和政策。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改进高等教育公平作为重大社会责任,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计划,并加以落实、考核。高等教育工作者都要树立教育必须公平的理念,在教育的全过程体现公平的要求。
(二)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要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这是教育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要均衡发展以义务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实行以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发展模式,改善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财政转移支付要把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作为重点之一,为高等教育起点公平奠定基础。中央财政要对高等教育实行倾斜性的地区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中、西部扶持建设一批优质高校,扩大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的整体规模和水平;要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政府资源用于各类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建设,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
(三)完善高等学校招生机制。我国应改革现行的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机制。主要由中央财政出资的高等学校,应大致按各省、市、区考生比例划分录取指标。东部高校在录取指标上要提高中、西部地区学生录取比例。省、市、区一级政府应注重城乡考生录取比例的平衡,制订农村考生录取最低控制指标,并据此制订相应录取分数线。
(四)规范高等学校的管理机制。我国要逐步减少部属高校的数量,实现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改革高等学校的考核指标体系,有效抑制学校盲目扩张的冲动,对高校超出自身能力,盲目建设新校区、升格、增设院系要有约束机制,把考核重点放在提高教育质量、学生就业率等内涵发展指标上;建立高校收费审批制度,从严审查高校设立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对不执行政策规定的要从严查处,高校收费标准的调整不得高于当地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水平;实行高校分类评估制度;要根据综合性高校、专业性高校、职业技术学校、民办学校等不同类别,制定不同的评估标准和办法,增强教育评估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为社会提供公开、准确的信息,引导社会公众正确选择就读学校。
(五)建立弱势群体的资助体系。在高等院校实行“高收费、高资助”的政策,根据学生家庭收入状况,结合就读学校收费标准,对贫困生予以相应比例的学费减免,同时扩大免收学费的学校和专业数量,不让一个贫困学生因贫不能上学。疏通社会勤工俭学的渠道,对特困生,由政府和大学提供适应学生特点的勤工俭学岗位。对大学毕业一年后仍未能找到工作岗位的贫困学生,由政府资助购买岗位以实现就业。
(六)健全终身教育的机制。除了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传统高等学校外,我国要充分利用电子、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发展“开放学院”,加大网络远程教育投资,实现高等教育电子化、信息化;通过高等教育信息化来摆脱高等教育的空间地域限制,使没有条件进入高等学校脱产学习的社会弱势群体,能通过影视、音像、电脑、报纸等现代传媒接受高等教育;提倡社会成员终身学习,打破高等教育的年龄限制,实行高等教育终身化,使社会成员不断更新知识技能,在学习化、知识化社会中不会因知识断层而面临生存环境恶化,社会地位下滑,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社会的学习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游龙坡,徐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若干特征[J].东南学术,2007,(6).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王英杰,刘慧珍.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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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教育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视角下，利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及实地观察法对云南昆明Y社区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进行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十分欠缺需要社会的关注来帮助改变他们窘迫的现状，让流动儿童得到更好的家庭教育。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资本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为进一步理解文化资本，他阐述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状态：一是具体的状态，二是客观的状态，三是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对儿童学业有重要影响。布迪厄在研究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学术成就的原因时发现，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对应于阶级与阶级小团体之间的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因此在布迪厄看来，受教育者在走进学校接受教育之前并不是都是一样的教育水平下，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各自的文化资本（来源于家庭的），而文化资本的多与少预示着他们将来在教育成就上的大小。流动人口家庭的文化资本情况如何呢，下面按照布迪厄的分类进行分析。
为研究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现状，我们以昆明Y社区三所农民工子弟小学为基地，全面开展了一次访问、座谈、问卷等诸多形式的调查。本次调查除访问、座谈外，还问卷调查全校200名学生的家庭。问卷由学校带给家长，家长填写后再由学生带回学校汇总，从问卷发放到收回和情况汇总分析看，家长对本次调查是十分支持认真配合的，反应信息是可信的。流动人口子女学生195名，流动人口户籍分布是：四川68人，贵州22人，湖北8人，福建3人，昭通27人，会泽28人，山西1人，河南11人，重庆23人，广西4人。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资本现状及存在问题
1.具体状态的文化资本
具体状态的文化资本包含父母的知识、修养、技能、能力等等方面内容，操作化较困难，在此笔者仅仅讨论社会排斥对于家庭文化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对于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如通过电视、老师、同伴、相关他人来了解这个世界，来了解父母在社会中的“形象”，在我国城市中，对流动人口的“污名化”过程相当的严重，不修边幅、脏、随地吐痰、浑身臭味、不文明等似乎理所当然的加在他们身上。在调查的时候，笔者发现有些孩子对于父母的职业和身份有掩饰的倾向，怕被别人嘲笑，这种“污名化”也影响着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位置，影响教育的效果，让孩子们认为父母就是脏的、没有修养，能力低下的，这些冲淡了父母身上很多坚强、乐观、豁达等优点。导致家庭文化代际传递面临着困境。
2.客观化文化资本
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以图片、书籍、音像、工具等为代表的文化商品形式。在布迪厄看来，所谓文化产品，正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统一。“文化产品既可以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现出符号性的一面。在物质性方面，文化产品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而在符号性方面，文化产品则预先假定了文化资本。”流动人口家庭收入低，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他们的花费往往集中在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消费上而非文化消费上。
由于学校老师的要求每个小学生都必须有字典，字典是孩子学习的重要工具占有量达到68.2%，报纸的占有量为24.1%，作为科普读物的百科全书是重要的开阔视野的工具但是占有量仅为6.2%，地图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占有量也仅为8.7%。可见，除了学校要求的字典以外，其他的文化用品的占有量都很低。
备注：样本量为195个流动人口家庭
电子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启迪孩子的思维陶冶孩子的情操，而且还可以开发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如表1所示在流动人口家庭中电视十分普及的，87.7%的家庭有电视，但是在笔者走访的时候发现电视机总是开着，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也开着，而且声音开得很大，选择观看的节目也是一些台湾的很长的连续剧。而对于一些新闻类节目和科普节目他们很少观看。
家里的课外书的拥有量是衡量家庭物质文化资本的重要指标。我可以从表2看到18.5%的家庭连一本课外书都没有，拥有10本以下课外书的家庭占到74.5%流动人口家庭的图书占有量十分有限。小学阶段正是学习和阅读的旺盛阶段，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于以后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学习习惯的养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流动人口家庭的课外书的拥有量十分有限。
3.体制化文化资本
体制化文化资本主要指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学历资本。具体说，即通过学术资格、文化能力证书等方式从体制上予以承认的、得到保障的文化能力。体制化状态的资本与自学者的资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社会公认的证书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后者则不能给予其拥有者类似的保障。
流动人口的低学历使其子女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处于弱势。在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体制下，城乡教育投资体制也是二元分化的，这导致农村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必然受农村教育水平的制约，学历水平必然不高。如表3所示，母亲不识字比率很高占到总数的29.7%，会基本读写的占26.2%，小学毕业的占27.2%。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母亲，不识字率仅占3.6%初中以上毕业的比率高于母亲。但是总体看来流动人口学历水平处于劣势地位。
二、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对策
1.完善教育立法，将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法制轨道
制订一部《家庭教育法》，与《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等一道规范我国的基础教育，通过家庭教育的立法形式，将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纳入法制轨道，使全社会更加重视家庭教育，促进我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发掘社区力量大力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环境
首先，利用社区的力量，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发动社会爱心人士为流动儿童建立公共的阅览室。弥补流动人口家庭阅读书目不足的缺口。
其次，发动学校的力量定期为流动儿童做问卷调查，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由社工进入帮助父母进行处理。建立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增强和发展社区教育的作用。
3.建立以家长学校为平台的培训机构，对家庭教育进行科学指导
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与子女的互动活动。家长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家教水平。由于流动人口整体素质偏低，严重影响到家庭教育质量的提高，不利于流动人口子女的健康成长。因此加强对家庭学校的管理，使家长能得到较为全面、系统、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对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特别重要。
参考文献：
[1]郭凯.《文化资本与教育场域——布迪厄教育思想述评》《当代教育科学》，2005年第16期
[2]〔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华夏出版社，2001年，192页
[3]http：//www.zjwomen.org/2013/0412/5719.html
流动儿童教育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 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公共责任;公共责任教育
文献编码 A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公共危机，凸显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紧迫性。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必将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后胜利。然而，中国社会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痛定思痛，惟有细致剖析本次危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将此次战“疫”看作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课，从经验中学习，提升中国社会预防和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才不至于让这笔学费付诸东流。以此次战“疫”为契机，加强公共责任教育，全面培育广大青少年的公共责任意识，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治理
公共危机是由于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公共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威胁到社会体系的常规运作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生活。[1]公共危机具有破坏性和公共性两大基本特征，前者指出公共危机对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意味着生命、财产、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风险、威胁、伤害、损失;后者指出公共危机带来的破坏和伤害指向特定区域的所有成员，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因而相比一般性危机，公共危机强调危机造成的公共支出增加、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和涉及主体的全民性。[2]此外，尽管所有人都不愿遭受危机，公共危机在社会发展中并非一无是处。危机状态将日常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的诸多不合理因素暴露无遗，能够引发社会成员内心深处的震荡，促使人们检讨和反思习俗，自觉地开展不同层面的社会创新。
突发公共危机将全社会带入紧张状态，惟有快速有效干预，才能重建社会稳定。由于当代中国应对公共危机的实践经验相对缺乏、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等原因，当前我国公共危机干预方式较为传统，而危机管理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是最突出的短板。我国既有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于全能政府的理念之下，强调政府部门对抗击公共危机进行全面安排，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众以及舆论界处于被动员、被安排的境地;而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能力单打独斗地应对无限可能的、多种多样的公共危机，更不能完全彻底地担负起管理所有公共危机的社会责任。[3]科学引入治理理念，支持、引导公民以个体或组织形式参与承担公共责任，构建政府部门、非政府公共部门、企业部门以及公民个人协同实施系列性控制活动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格局势在必行。
作为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坚持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在协同治理格局中，政府理所当然要担任应对公共危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运用合法权力调配各种资源和力量与灾难抗衡，同时，政府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所有公民都能主动参与到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来，即要在以政府为主导和中央政府统一决断的前提下让非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拥有相应的权力、能力和责任，上下联动，协同应对，实现危机治理成本的最小化和效能的最大化。[4]协同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适度向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赋权，搭建公共参与平台，另一方面要求广大公民具备关注公共福祉、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能力和习惯，在危急关头能够熟练进行理性表达、平等决策、社会自治，这些都是无法临时抱佛脚的。因而，必须正视“危机管理”与“常态管理”的辩证统一关系，[5]将协同治理作为一以贯之的社会治理原则，在社会正常运转阶段为应对危机做好制度、人才及文化储备。
二、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的公民公共责任担当审视
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要求广大公民承担公共责任。公共责任是国家、社会以及其他公共主体对公民的规范性要求，[6]是社会公德的实质和内核，涵盖与人为善、奉献国家、公共参与等具体内容。换言之，“承担公共责任”与“讲公德”基本同义。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偏重私德而忽视公德，当前人们对公德和公共责任的理解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通常人们认为承担公共责任就是要遵守交通秩序、愛护公共财物、保持公共卫生、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其实这种“不作为”只是消极层面的公共责任，“不要求人们去做什么，而是要求人们不要做什么”;与此相比，公共责任还有“有所为”的积极层面，“它要求人们积极行动，促进社会公共秩序的和谐与稳定”[7]。公共责任与个体利益既紧密相联，又可能存在冲突。面对两难冲突，个体需要在大公无私——公私兼顾——损公肥私三者构成的丰富可能之间进行选择，而承担公共责任往往要求个体不同程度地牺牲个体利益，使个体行为符合公共利益，这种要求，在公共危机背景下显得更为迫切。那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我国公民在担当公共责任方面的表现如何呢?
总体而言，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全体公民能够响应国家部署，数以万计的医务工作者、公务员、网格员、志愿者在各地勇敢“逆行”，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堪称好公民典范。但多数公民无力或者没有渠道提出防控方略，部分公民为了买到新鲜菜或者解闷而冲击社区封闭管理规定，加大了基层防控难度。这些都说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所需要的大批兼具领导力和执行力的公民还没有培养出来，培育广大公民的公共责任担当任重而道远。
首先，一些公民偏重个体利益，忽视公共责任。为了阻止病毒传播，很多地方制订了严格的诊疗规定和封闭管理办法。可是，一些公民因私废公，如有的患者嫌弃病房条件差而坚持在家治疗，给周围居民带来恐慌;有些处于潜伏期的病毒携带者无视管理规定四处走亲访友，导致病毒扩散;更有不少人不甘心暂时降低生活品位，坚持自行外出采购称心如意的商品。这些都是公民缺少公共责任意识的突出表现。
其二，部分公民缺少对公共责任和管理规定的理性认同和自觉遵守，增加全社会的监督成本。当个体对规则缺少认同时，其对规则的遵守停留在趋赏避罚的他律水平，遵规守纪的行为并不可靠，需要他人强力监督;一旦监督机制缺位或者松动，个体就倾向于违规。新冠肺炎来路不明，危害巨大，惟有全民齐心防控，才能尽快打赢疫情阻击战，减少社会和个体的损失。可是，部分社会成员仍然持侥幸心理，千方百计地在社区封闭管理中“钻空子”，最终导致社区封闭手段越来越严，网格员工作负担越来越重，大大增加了疫情防控的监督成本。
其三，很多公民偏重承担消极的公共责任，回避积极的公共责任。不少人认为“宅在家就是爱国”，在危急关头仅仅做到了照顾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事实上，呆在家里可以防止疾病传播，确实属于爱国、讲公德的范畴，但并非其全部内容;除此之外，公民还可以捐款捐物、参加志愿服务、为疫情防控献计献策等。不过，很多人在积极有为方面做得不够，他们担心志愿服务可能导致感染，认为自己身处底层缺少资源和能力，期待他人为公共利益挺身而出，可是自己却在家坐等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表现。
其四，身处数字化时代，不少公民忽视网络环境中的公共责任，在网络信息发布和传播方面随意任性。尽管“不信谣、不传谣”被广泛倡导，但网络舆情事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不断涌现。一些写手为博取点击量捏造新闻，或者断章取义地发布与病毒、疫情相关的信息，煽动民众的恐慌、愤怒等情绪;很多网民在非理性状态下随手转发和点评，以讹传讹，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这说明，在匿名化、开放式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对自己的言行可能给公共领域带来的影响缺少清醒认识，道德自律程度有待提升。[8]
三、新时代公共责任教育的实施路径探讨
政治民主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持续呼唤一大批关注公共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高素质公民，但这种需求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搁置;“时穷节乃见”，公共危机治理清晰地表达了对公民素养提升的要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下和未来的很长时间里，全面开展公共责任教育，大力培育广大公民的公共责任担当，必须得到各级教育机构的持续重视。
(一)依托思想政治课倡导和树立全面的公共责任观，引导学生树立强烈的公共责任意识
着眼于为完满的生活作准备，斯宾塞将学生应该学习的课程分为五类，为维持正常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所需要的活动作准备是其中的一大门类。杜威指出，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不仅限于投票，而是要成为社区的积极成员，既能领导也能服从。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我国开展公共责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要引导学生从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理解公共责任，突出对积极层面公共责任的认识。不破坏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财物，对于维持社会常态运转来说，是必要的公德要求;但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公民还要具备批判性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能够为社会问题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实现“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和谐统一，这样才是健全的公共责任担当。
二是要围绕公共责任开展平等对话，调动学生对公共责任的理性认同，进而做出自觉自律的负责任行为。在他律阶段，个体承担公共责任的行为受制于外部奖惩机制，既不高尚也不可靠;惟有到达自律阶段，个体才能出于自主选择的道德观而主动负责，不仅做得对、做得好，而且稳定可靠、值得信赖。个体对公共责任的理性认同，是达到自律的必要条件。教育者要善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摆事实、讲道理地帮助学生思考个人与公共的关系;倾听学生的观点，展开师生之间和学生集体内部的平等对话，最终让学生切实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共通共生关系。
三是要与时俱进，帮助学生明晰网络环境中的公共责任要求。网络世界虽然虚拟但绝非虚幻，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个体的随意言行极易无序扩散，给公共社会带来消极影响，也使本人面临意想不到的后果或惩罚。学生要正视网络空间的规范性和网络行为的真实性，清楚线上线下公共责任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学会做负责任的网络公民。
(二)建立思政课教学与学生生活经验的有机联系，综合运用直接德育与间接德育相结合的立体机制培养学生的公共参与素养
在经验中学习是普遍适用的道德学习规律，[9]有效的思政课教学必须建立课堂教学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联系，在课堂上围绕班级、校园、社会中的公共事件和问题展开对话研讨、模拟体验，在课后依托实践类作业让学生学以致用，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切实掌握公共参与的基本原则和行动策略。
孤立的思政课育人效果有限，学校开设的每门学科都要贯穿公共精神，促使学生依托学科学习提高有效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增进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才华。要确认学科教学的社会意义，引导学生把学科看作认识社会和参与社会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必须考”的一门科目;建立学科教学内容及其社会应用的有机联系，促使学生在当下和未来能够将文化科学技术应用于真实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
如果不能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得到验证和支撑，来自课堂的教导只会导致学生内心的困惑，无法成为指导学生行动的观念。日积月累的校内外生活是促进学生公共参与的基础性资源，理应得到重视和改造。学生天然地生活在家庭、学校、社区等具体可感的集体之中，如果能够从小培养学生对这些集体的爱心、关心、责任心，养成他们参与集体事务的习惯，将来他们自然会关心社会，愿意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公共事务。学校要坚持师生平等对话，听取学生观点;有步骤地将班级和校园事务赋权给学生管理，给他们提供承担共同生活责任、自主规划团体事务的机会;将学生带出校门，开展志愿服务，支持学生积极主动有创意地参与社会。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也要仿照学校，让学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能够为集体做贡献的平等成员。
(三)珍惜公共危机治理实践经验，统筹开发公共责任教育精品课程
多难兴邦，灾难可以成为促进一个民族觉醒进步的强大动力。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给无数中国人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创伤记忆。人的本性倾向于遗忘创伤，但遗忘意味着对过去的背叛和对未来的不负责任。一个善于反思、力争上游的民族必须正视创伤，从災难中汲取经验教训，把危机转化为再出发的推动力量。
在危机这块试金石面前，国民素质、政府功能、社会运转各领域的优缺点都充分地呈现出来，这些为公共责任教育、法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危机过后，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动员医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确凿可靠的数据资料整理打造适合不同年段学生特点的专题课程，引导新时代青少年牢记经验教训，为未来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做好必要准备。
公民责任教育课程形式要灵活多样，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和转化能力。小学阶段可以突出知识识记和情感陶冶，着重讲述英雄事迹，再现感人场景，让小学生在领悟英雄精神的同时树立为社会做贡献的远大理想。中学阶段可以突出模拟训练，以演习的形式鼓励学生分析问题情境，负责任地完成模拟任务。大学阶段可以将公民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促进学生批判性反思，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型方案。文艺界以及动漫和游戏开发企业也可以发挥创造性，通过开发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娱乐产品开展润物无声的公共责任教育。
参考文献：
[1]王小璐.公共危机与价值失范[J].社会科学家，2003(3)：13-17.
[2]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J].江海学刊，2006(2)：113-118.
[3][4]张立荣.协同治理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创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11-19.
[5]杜宝贵.正确认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几个关系[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361-363.
[6][8]孙卓华.虚拟社会中公民的公共责任析论[J].理论探讨，2015(6)：19-22.
[7]于建东.当前我国社会公德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德育，2019(7)：24-29.
[9]刘长海.经验德育：一种基于杜威哲学的德育思路[J].教育研究，2019(6)：51-59.
责任编辑 徐向阳
流动儿童教育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记者5月14日从教育部获悉，新修订的《中小学校会计制度》已正式施行。根据新规，全国37万多所公办中小学校实行“一校一本账”，严格了学校收支和资产管理。教育部财务司负责人指出，历时近一年修订的《中小学校会计制度》在科目设置上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分类区别，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使用的科目，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不提取修购基金，不得对外投资，不得举债等。根据新规，广大中小学校校长必须加强每一笔支出的绩效管理，定期分析学校预算的执行情况和财务状况，提高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做到“该用的钱不少用一分，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多花”。
宁夏：多举措预防少年儿童遭性侵
为切实预防性侵少年儿童案件的发生，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近日发出《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校长、教师与学生谈话不得在个人场所，包括老师和家长在内的男性一律不得进入女生宿舍。据了解，自治区教育厅要求各地教育部门把好入口关，落实好对校长、教师和职工从业资格的有关规定，坚决清理和杜绝不合格人员进入学校工作岗位。加强对教职员工的品行考核，对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对涉及违法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部门，依法严惩。
江苏：研发学生营养配餐指南系统
针对中小学生膳食营养存在的主要问题，江苏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研发了《学生营养配餐指南》及其软件系统，可针对学生不同个体情况，快速、灵活地生成学生食谱。据江苏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洪流介绍，调查覆盖全省13个市7932名中小学生及其家长，采集原始数据100多万个。结果显示，江苏中小学生个人卫生情况总体较好，学生膳食结构较为合理，食物选择呈现多样性。但半数学生蛋类、奶类摄入不足，多数学生蔬菜种类摄入不全，学校课间餐制度不够普及，部分学生上午常有饥饿感。
河南：优秀教师赴贫困县支教
河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5月8日联合发出通知，今年河南省将继续实施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根据安排，从2014年秋季开学到2015学年，全省计划选派2982名优秀教师赴贫困县支教。按照要求，选派教师必须到受援县的县级以下(含县)薄弱学校连续任教一个完整的学年，担任相应课程或专业的教学任务，并通过集体备课、举办讲座、开设公开课等多种形式，帮助当地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业务能力。选派工作期间，支教教师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在此基础上，按月发放支教补助，标准每人每年2万元。
重庆：培养千名农村小学全科教师
重庆市今年计划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师1100人，比去年增加近六成，覆盖28个区县。全科教师培养采用“3+1”的创新模式，即前3年在高校进行课程学习，最后1年在教师进修学院研修，并在实践基地学校实习同时完成毕业论文。全科教师培养不分专业，学生毕业后将能较好地胜任小学多门学科教学。在校学习期间，定向培养的全科教师将享受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获补助生活费的优惠待遇，毕业后要在与其签订培养使用协议区县的农村乡镇以下小学至少从教6年。
福建：逐年降低特长生招生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