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必须符合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好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实践标准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学”；创建；理论自觉
[作者简介]沈其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邓学源，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春晓，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近年来，面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的展开，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正在成为新阶段的首要生长点，关于“马克思学”的研究已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新阶段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路径，是借鉴和超越苏联、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奠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简单地追随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印迹，既不是“顺着讲”，也不是“对着讲”，而是要独辟蹊径地“接着讲”。
一、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创造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成果。而“马克思学”则主要是对马克思文本本身，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所作的学术性研究。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深入、系统、周密地研究马克思，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环节，因此必须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作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理论基石。
从概念本身来看，“中国马克思学”就是中国学者立足本国实际对马克思文本所进行的解读研究，这本身就已经区别于苏联和西方的马克思学。从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目的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提出了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六个必要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与精神奠基”。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要深入挖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中汲取源头活水，是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因此必须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实践证明，“以苏解马”的教科书体系和“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仍然难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必须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在借鉴和超越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基础上，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文本，直接探求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直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开创“以马解马”的新的解读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头。“中国马克思学”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健康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创造新条件，将会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牢固，从而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形势、立足新的实践、着眼新的任务作出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工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是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也必须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共同任务，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去，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又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结合，把这些规律性认识系统化、理论化，又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总之，把“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一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内，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有利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导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二、必须符合整个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信“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指针，“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以维护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命题，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当代中国“大众”即最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关乎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问题能
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是我们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的关键点和难点所在。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学研究，从马克思的文本、思想、理论中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普及活动，深入研究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根本利益，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突破口。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寻找现实的道路。哲学问题总是源自于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只有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利益出发，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发现和把握客观存在的问题，揭示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忘却人民群众这一价值维度，必将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标准去判断和衡量“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人民需要的程度，发展“中国马克思学”就要使马克思学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马克思学”不能仅仅用玄妙、思辨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哲学体系，也不能是学术交流中的自由清谈，它要求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把马克思学文本的抽象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智慧，使马克思学成为人民群众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有效思想武器。在具体操作层面，就是要把“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人脑的传播效果，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三、必须坚持实践标准，立足中国实际
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开创“中国马克思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对马克思作出富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解读，即要实现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实践发展的要求。首先，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是我们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或绝不会想到的。尽管我们不同意这些新奇的说法，但我们也无法对此进行透彻的批驳，这就促使中国学者必须作出深入研究，积极开展与西方马克思学家的对话。其次，苏联马克思学起起落落的曲折发展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我们要吸取马克思学研究僵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的教训，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对待马克思学的创建和发展。最后，从国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领域一直没有根本实现对苏联模式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创新，新时代、新国情、新课题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创新，呼唤着新的解读模式。坚持实践标准，能有效避免对马克思文本解读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西方马克思学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标榜“中立”，运用文献学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解读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但由于解读者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研究目的、使用方法等不尽相同，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对文本解读的正确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当中，而没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探究它的真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不在于它是纯粹的学院派哲学，不在于它具有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在于它把哲学的主题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因而，要发挥“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只靠从文本中找出多少与时代切合或适用的引语，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坚持实践标准，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文本，而应面对实际，突出实践性。马克思文本是历史的、既成的，但马克思主义应以实践作为检验其当代有效性的标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在实践中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因此，我们应该在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研究一切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资源，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话语系统。
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变革之中，这一深刻复杂的实践活动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问题。例如，苏联解体以后，我国出现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将对中国产生进步的影响。对于这种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予以澄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回击。“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认识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反动本质，深刻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追求目标、依靠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等方面的区别，坚信民主社会主义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存在相容性，中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立足本国实际，以独立创新的理论勇气和自觉意识，既认真借鉴西方、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它们的理论框架和解读模式，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思想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努力开创既富于时代精神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马克思学，才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四、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其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事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助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从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思想的渊源来看，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把社会发展看成经济的发展，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政治、文化的反作用，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的继承和发展，这集中表现在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发展首先就是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还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他们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化及其内涵的生动体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和群众史观。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必须以人为出发点，依托人的主体性，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从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相结合来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一样标榜“价值中立”，超越意识形态界限，而应从正确的政治立场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向西方靠拢，宣扬非主流意识形态，任意发挥马克思学。研究马克思学，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书院里的学术，而要把它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当作是一种政治思想，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为我国的政治实践服务。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的内涵、要求等问题，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要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命题。面对这一命题，“中国马克思学”应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构建三者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并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新的源头活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这样，“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中实现真正的理论自觉。
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迫切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信息化的发展在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带来冲击的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政府管理模式的轉型提供的有力依据。本文站在公共管理的角度上，探讨信息化背景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产生的冲击，并分析政府利用信息化进行管理模式转型的原因；最后提出政府管理模式在信息化背景下转型的措施。
一、信息化背景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冲击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政府管理处于生产关系的高层位置，必然会受到信息化的冲击，也因此在各个领域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于传统行政环境。行政环境即文化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组合，对政府管理影响最大的是经济环境。在信息化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更加便捷，市场经济发展更快，也使得行政环境不断变化。因此，政府组织的相关人员、机构以及决策都需要具备很强的灵活性，正确面对环境的变化，及时做出科学的决策。
（二）对于传统政府政治参与结构。中国公民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在当代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中国公民的文化素质都得到很大提升，继而加强了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社会活动的思想以及能力。而传统的政府政治参与结构很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公民需求。信息化的发展让公民随时随刻关注政府信息，监督政府行为，站在技术角度上，能够实现通过网络形式进行政府决策的公开、正式投票，这无疑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要求。
二、政府利用信息化实施管理模式转型的原因分析
（一）信息化水平不足
从当前来看，我国信息化普及率较低，特别是农村以及西部地区，相对来说网络的普及率远远不足，也阻碍了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同时地区和行业之间的信息化发展并不协调，比如北京和一些沿海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就远超全国的平均水平；还有在信息化建设中，过于注重硬件，而忽视了软件的重要性，即强调信息化的发展速度，并没有关注取得的效益。除此之外，社会信息环境问题也逐渐突出，一些信息犯罪、信息污染等问题众多。
（二）政府信息公开不足
信息的价值体现必须通过人们对信息的理解。然而当前政府公开的信息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求，主要是由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识存在缺陷，认为一旦将信息公开则会降低公务员或者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同时信息公开渠道缺陷，比如政府网站信息更新速度慢、信息较少；信息共享机制缺陷，对信息的顺畅流通以及使用都形成了很大阻碍。
三、信息化背景下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措施
（一）加快电子政府的建设
电子治理就需要电子政府来执行，且政府创新管理方式的关键手段便是政务信息化。因此，政务信息化能够整合并优化政府的管理以及服务智能，将政府业务流程实现信息化，将政府办公实现自动化。首先需要改善政府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优化网络系统，增强网络和信息的安全性，实现与电信网、互联网的资源共享，并融合网络间的各类业务，逐步构建新型管理、监督体系。其次，必须落实信息技术基础，大力支持软件业的发展，注重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构建人才培养和技术使用战略，保证信息产业聚集发展；同时合理利用云服务平台，构建政府电子政务的专门服务平台。最后，提升信息公开程度，加强政府政策透明度，逐步完善透明管理。
（二）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
法治可减少政府权力的随意性，降低人治下的盲目，同时理性对待公共决策。首先需要正确认识依法行政的观念，进一步加强我国现代行政决策法律责任制的建设，逐步完善法律法规，做到公民权力的有法可依；其次必须完善组织结构的构建，并逐步创新机构运行机制，做到政府部门责任的明确分工；最后充分落实公务员管理。即现代官僚制的制度建设，应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上，构建高素质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基于信息化时代，公务员必须在具备管理能力的同时，具备相关专业技术能力；并合理界定公务员的范围，对其职位进行分类管理，不断强化公务员在法律、信息化、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三）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在于，为 公众、为社会提供民主、诚信、透明的公共服务。首先必须树立政府服务的思想，抛弃以往重视管理、轻视服务的理念，正确看待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其次，实现政府管理体制的深入改革，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注重政事、政企、政资的分离，增强对行政执法部门的建设，降低干预微观经济的运行，加强社会管理，注重公共服务建设。
四、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化时代带来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使得政府管理者与公民互动方式产生了变化，公民教育程度在不断提升，公民参与政府的知识和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对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起到促进作用。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管理模式必将乘上信息化发展的巨浪，政府权利体系、政府组织结构、政府管理方式，必将向着共同参与制、平面型、分权民主型转变。（作者单位为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为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需要，日本智库经历了雏形期、蓄力期、高潮期及调整期等发展阶段。当前，日本智库发展呈现出综合性、专业化、差异化等特征，形成了国际化、法治化、网络化等特点。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关键时期，而日本智库的发展经验无疑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日本 智库 公共决策
日本智库是深入了解、研究日本社会发展、外交决策、战略走向以及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在亚洲甚至是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决策层逐步意识到智库，尤其是对外政策类智库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希望利用智库的优势为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提供智力支持、理论依据、科学方案以及舆论汇流。
日本智库经历了雏形期、蓄力期、高潮期及调整期等发展阶段
参照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日本智库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这是日本智库发展的雏形期。1907年成立的“满铁”调查部，被认为是日本智庫的“鼻祖”，其主要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提供服务。第二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这是日本智库发展的蓄力期。一些人为解决战后日本的社会问题以及恢复经济实力，学习和引进欧美的研究方法，或将一些研究机构改头换面，或自发组织研究会。比如，1959年，日本首相吉田茂积极倡导与推动，仿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这是日本智库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比如，受惠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号称日本第一个现代“思想库”的野村综合研究所，于1965年4月1日成立。1970年甚至被称作是日本的“智库元年”。197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并于同年3月25日建立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通过提供研究资金、协助研究政策等方式，为日本智库组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曾经被称为日本智库的“总管”。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20世纪90代初，这是日本智库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在强势经济的支持下，日本建立了众多以金融机构或保险公司为核心的智库，比如，属于金融系统的富士综合研究所、属于保险系统的安田综合研究所等。第五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智库发展的深度调整期。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进入了“失去的十年”时代。逐步解散、停止活动、缩小规模以及改变性质，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智库发展的显著特点。直到1997年，日本智库的发展出现了转折，众多非营利性独立智库成立。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日本形势的变化以及政权的更迭，促使了政党系智库的出现。比如，民主党成立的 “公共政策平台”、自民党成立的“日本智库2005”。
日本智库主要分为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两类
日本智库提出了许多对日本乃至对国际都有深刻影响的方案，从智库的全球评价和运作模式等方面来看，其占据着相对优势的地位。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日本拥有128家智库，总量位列全球第9位。其中，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名列全球顶级智库第14位。在201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中，也有9家日本智库进入了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总分排行的前100位。
依据组织形态，日本智库可以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类。官方智库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围绕中央政府具体部门的工作职能和实际需要而成立的智库，比如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第二种是根据《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成立的独立行政法人智库，比如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等。在日本智库中，有近一半是民间智库。按照是否营利的属性，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民间智库，无疑最具特色。民间智库包括公益财团法人、公益社团法人和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比如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公益财团法人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等。
日本智库的管理运作模式及机制
近些年来，日本智库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运作模式。组织形态决定了日本智库的组织管理模式。日本政府中央省厅直属的智库是政府内设机构，其所有组织人事管理均由所在部门负责。独立行政法人智库是日本国家行政改革的产物，是国家机关外部化的一种形式，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最大的特征是“目标管理”和“业务评价制度”。由日本大型商社、企业、证券和银行设立的营利性智库，采用企业管理架构。部分民间智库的组织管理机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财团法人制度，行政管理工作、调查研究工作与日常事务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是此类智库管理机制的共性内容。
日本智库重视高水平的核心研究人才。除了野村综合研究所等少数智库外，大部分日本智库呈现出“小队伍、精干化”的特点。据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相关调查，大部分日本智库的规模在20人以下。日本智库人员结构合理（从层次、专业、年龄、学科等方面来看），拥有一批有影响力、高学历以及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此外，以“外脑”充实智库研究团队，实现人员的网络化，已经逐渐成为日本智库的显著特点。比如，日本智库重视人才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才交流机制，经常派遣研究人员前往政府部门、大学、企业和其他机构短暂任职；通过建立海外分支机构等方式开展国际交流，鼓励研究人员、青年学者走向国际舞台。
日本智库发展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借鉴价值
日本智库在不断借鉴欧美智库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一是研究范围覆盖全球，以国际视野来开展信息搜集整理、综合性课题研究、经济和技术预测等行动，注重面向全球发布研究成果。二是注重国内、国际智库交流网络体系的建设，努力推动形成国内“官产学”一体化的交流研究体制以及“研究员派出”的人才锻炼机制，注重与国际智库建立交流平台以及伙伴关系。三是善于运用法律体系规范智库发展，以特有的法人制度赋予智库合法而高效的行动框架。四是注重从业人员结构的文理结合、学科交叉，推动形成综合研究优势，对外政策类智库力争实现从理论到实证、从国别到专业的研究领域全覆盖。五是聚焦未来研究，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命题作文”研究倾向明显，对同一问题、同一国家持续开展研究，从而为政府或企业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关键时期，而日本智库的发展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对此，首先，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领导力度，注重整体布局，引导差异化发展，增强对民间智库建设的扶持力度。其次，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智库网络体系，在有发展潜力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及时掌握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发展动向，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再次，要提升智库研究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智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最后，要建立健全有关公共决策智库咨询的法律法规，以法治思维推动智库发展。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赖先进：《国际智库发展模式》，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
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近年来, 上海根据教育部统一口径, 截止每年9月1日, 总体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 从2010年开始, 更是始终保持在95%以上。上海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单从这一数据来看, 上海的就业不应该是一个难题, 但现实情况下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上升。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 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人数情况已从2003年的8万人, 迅速扩张到了2015年的17万人。第二, 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相对集中。绝大部分毕业生选择在长三角地区就业, 以2014年为例, 作为上海高校毕业生源数最多的四个省市上海、安徽、江苏、浙江, 分别有97.09%、67.22%、66.80%、48.69%的毕业生选择上海就业。第三, 专业设置不合理。部分高校在办学过程中, 出现专业设置不合理的情况, 其中专业的重复设置和盲目调整, 成了最严重的问题。第四, 毕业生求职预期过高。目前毕业生在求职中, 首先考虑工作的稳定性, 寻求轻松、体面且高薪的工作, 而对一些有压力、有指标的工作, 有所抗拒。
从以上几点来看, 上海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 并非其他部分省市所直接表现出的就业率偏低, 或者就业岗位不充足导致无业可就的“难”, 而是高校毕业生培养与流向的聚集以及毕业生自身的心理预期过高等综合因素造成的“难”。
二、上海政府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职能现状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确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将“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上海政府身处职能改革的转型期, 在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实际问题上的一系列举措仍无法让公众完全满意, 仍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职能缺失、职能不到位、职能不完善以及职能过度的情况。
(一) 就业服务职能缺失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教授, 在上海行政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方向和新内涵, 即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 加强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责 (1)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一项重要的职能工作, 在就业服务上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对于高等教育这种准公共物品, 政府如果仅介入人才的培养, 把人才的分配完全交给市场, 那么在市场出现失灵, 政府职能又“缺位”的情况下, 大学生的资源配置就会出现问题。
(二) 就业政策监管职能不到位
近年来, 政府在虽然在保障公平就业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 也对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歧视问题, 做出了明确规定, 但在实际执行中,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政府监督管理的职能的不到位, 也可能助长了某些用人单位的“歪风邪气”。
(三) 经济调整职能不完善
在我国, 国家整体处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期内, 三大产业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并不平衡, 作为吸纳毕业生资源的重要途径, 第三产业仍有着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虽然上海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但政府还可以通过经济调整职能的不断完善, 进一步优化三大产业的结构关系。
(四) 就业管理职能过度
整个就业过程中, 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 但在高校的教育资源分配上也存在着部分管理过度。人才的培养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生产, 存在一定滞后性, 就业管理职能的过度, 会破坏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同时加剧了就业市场中的供需矛盾。此外, 对户籍的管控, 也使得部分毕业生由于户籍问题, 无法正常就业。政府的管理职能过度, 出现职能“越位”现象, 实际就会使就业中的各方利益都受到侵害。
三、优化政府职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基于政府在应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职能现状, 上海政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做出努力:
(一) 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开发就业渠道, 挖掘充足岗位
现阶段的高等教育虽是由政府、高校以及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推动发展的, 但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 政府不该完全退出, 仍需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合理的市场导向, 使供需双方都能从理性视角出发, 实现合理的“人岗”资源分配。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在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同时, 通过购买第三产业的服务, 促进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挖掘更多就业岗位, 帮助毕业生实现就业。此外, 还可以帮助高校毕业生拓展就业领域, 包括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 引导大学生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和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就业;落实好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的有关政策, 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搭建平台;加强服务外包人才培养, 配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服务外包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的长效机制;紧密结合国家文化输出需要, 鼓励相关专业毕业生到海外汉语教学岗位就业;通过推进校企合作, 建立健全各类实习实训基地, 为用人单位实现订单式培养模式, 实现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的共赢局面。
(二) 明确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 转变管理思路, 提高服务意识
就业服务是政府职能中重要的职能部分, 在当今形势下, 政府应当转变管理思路, 提高服务意识。上海从2012年开始每年公布本科预警专业的名单, 并对名单中的专业进行了招生计划的调减, 甚至停招。实际在高校招生数量以及专业设置的问题上, 政府应当转变管理思路, 只需做到对高校整体招生人数的调控, 并定期公布高校预警专业名单供学生、高校、用人单位作为参考。连续被预警的专业, 学生、高校、用人单位自然会引起重视, 这样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起到招生人数的调控作用, 也可以把具体专业招生决定权交还给高校, 让高校自行进行专业调整或课程改革, 培养适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从而促进高校办学的活力。
(三) 加强监督管理的职能途径, 积极干预, 维护公平诚信
上海政府需针对就业过程中的各类违规现象, 加强监督管理职能, 积极干预, 维护就业公平。对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的歧视问题, 政府需根据法律法规, 落实好监督管理职能, 对一经查证的歧视问题, 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积极干预, 并进行严格处罚;对就业市场中的虚假就业信息, 政府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甄别处理, 防止大学生在求职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政府还可以统一建立用人单位和大学生的诚信档案, 供社会各界进行共同监督, 维护公平诚信的就业环境。另外, 政府还需加强自身的监督管理, 确保自身制定的各项就业政策能落到实处;严格执行中央政府就业政策的统一规划, 不在大学生就业中设置户籍等障碍, 放宽大学生择业的地域自由度, 充分维护大学生就业的公平。
(四) 完善就业保障职能, 帮助困难群体尽早实现就业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创业优惠政策、创业新机制以及创业服务体系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上海政府需要完善创业保障机制, 以创业来带动就业, 鼓励大学生勇于创新、成功创业。上海大学生就业群体中也不乏各种特殊就业群体, 如残疾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困难学生等等。上海政府需要完善大学生就业保障制度, 通过发放求职或生活补贴、优先推荐岗位、“一对一”帮扶、心理咨询辅导、重点组织培训、加强就业创业指导等就业保障措施, 帮助这些在就业过程中有实际困难的大学生, 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应对挑战, 尽早实现就业。除此之外, 对离校时未能及时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进行就业政策的宣传与引导, 帮助毕业生了解离校后联系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渠道和相关保障政策。
摘要：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 上海应当结合中央的统一要求, 避免在大学生就业管理中出现职能的缺失、不到位、不完善以及职能的过度干涉, 正确发挥好政府的职能作用, 妥善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帮助大学生实现充分就业。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管理,政府职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