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论文范文

2024-01-25

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中,名校文化面临着艰难选择。名校文化发展意味着逐步克服文化与人的割裂与对立,形成文化与人的积极互动,促进文化世界与文化生命的同步优化。名校文化发展的深层机制在于办学者自身的文化更新,它迫切要求办学者跳出文化小圈子反观自身,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能力,同时善于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处理好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调控好稳定与改革的运行节奏。

关键词: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策略

近些年来,教育界不时拂过丝丝怀旧之风,《逝去的大学》、《过去的中学》、《北大旧事》以及《老大学故事丛书》等相继问世,背后究竟隐含着人们对教育的何种情怀与期待?我们是否在盼望追寻一所所名校的流风遗韵以获得些许慰藉?确实,教育史上虽有一些常春藤般的老牌名校,但也有不少曾经的名校却处于静悄悄的衰变之中。一位研究者曾于2005年来到他魂牵梦萦的春晖中学作过一番考察,“猛然感到我来到的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白马湖的水已不像当年那样纯净,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1]对此评论或许另可商榷,但它的警示是重要的:一切皆流,名校文化更如逆水行舟。名校文化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特别需要一种旨在“发展”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

当代中国面临着的文化转型,包含着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变革,其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正为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即通常所说的文化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回顾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转型,人们最终都会将视线集中于人自身。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点,就经历过从器物到制度、到观念、再到人自身的由表及里的进化过程,经历过从“洋务运动”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运动”。当代英格尔斯关于“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的论断以及提出的现代人的12条特质,启发各个文化领域都在按照自己的理想构思、设计和追寻“新人”。“随着人对自己的全新的形象的塑造,人同时也就给自己提出建构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于是,人和他的世界就一起都被崭新化了。我们从总体上称这种崭新化为‘文化转型’”。“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在其实质上应该是人按照更崇高、更美好的自我意识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自觉的自我教化的过程,是人据其对自身进行更完善、更理想的形象塑造的文化过程。所以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应该把启发人自觉地为建设自己的新人格和塑造自己的新形象而奋斗作为根本任务”。[2]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转型,意味着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精神将逐步转化为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近期(2020年)的奋斗目标之中: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我们尽管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正坚定不移地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向着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前进[3]。

当代文化转型,在教育领域称为从观念到实践层面的“转轨”、“转向”、“变革”、“改革”,主题即是“素质教育”。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先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2010年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里明确提出以优化人的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转型的“战略主题”,以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面临着教育文化转型,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校”理所当然地要发挥某种示范和带头作用。然而实际上,由于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旧矛盾交织,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升学竞争压力高居不下,众多名校文化转型步履极其艰难,其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良好社会声誉常常成为沉重的包袱。前文引述的对春晖中学的评论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不是春晖中学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有些地方尽管推出了一些素质教育的“典型”,但常会引起置疑与争议,难以让人心悦诚服。有的“名校”早已背离了“宁丢几分,不丢方针”的办学传统,其文化精神发生了可悲的“逆转”:“不少儿童在尚未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中、在课堂中、在班级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经历着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漫长过程,体验着‘边缘’的惆怅与‘底层’的痛苦。对他们而言,学校还是乐园吗?教育还是道德的吗?”[4]

在文化转型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重要变化,诸如传统意识形态的淡化,精神追求的迷失,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经济利益的凸现,竞争精神的强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崛起,大众文化的兴盛,西方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的流行等等。新旧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使得那些曾经神圣与崇高的信仰纷纷消逝于世俗化的文化进程之中,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中掺杂着大量文化失范乃至以“文化”为名的反文化现象,主流、逆流与潜流,浪花与泡沫,精华与糟粕,交互混杂,扑朔迷离。在教育界,明目张胆的应试教育已成过街老鼠,多被精心包装成素质教育模样以鱼目混珠。能否准确识别这种种现象,正确判断本校文化中何者应当坚持并强化,何者应当调整与改革,是名校文化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车子转弯时总有一些人要被甩下来一样,文化转型是对每一所名校的敏感性、适应力和主动精神的严峻考验。对社会环境的绝对顺应,必然会付出丧失自我的代价;拒斥社会环境的要求,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则会失去对社会的适应,甚至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两难选择面前能否开辟“第三条道路”?能否在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有效地保持和强化自身的个性特征?此外,对历史名校的另一重压力是,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使得众多的一般学校面临难得机遇:在“重新洗牌”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乘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一大批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学校(例如江苏省的洋思中学,山东省的杜郎口中学等)迅速崛起,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成为新兴的文化名校。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的是一条无法改变的铁律?

二、名校文化发展之内涵

按照“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的理解,文化发展就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的“可能生活”前进。“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可能性文化的建构,这就是重构文化,文化是在走向可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而创造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5]我们无法离开学校真实的日常生活去“重建”文化,无法一边日复一日地过着习惯而舒服的常规生活,一边去“创造”新的生气勃勃的先进文化。创造有文化情调、有精神气质、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无疑需要物质条件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美化诗化,但不应忘记生活方式改进的深层含义是人的本性的改变,换言之,文化发展的根本归属在于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的转化生成。“文化的发展和前进性运动,其意义的确定并不在于文化表象的千变万化上,而在于对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6],亦即在人的生命存在的优化上。

文化学者曾试图将纷繁陈杂的文化概念分为两大类:功能性文化概念和主体性文化概念。前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所创造的、为人所利用的文化成果,即“客体文化”。后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人的内在素质,即“主体文化”。康德将两者区分为“文明”与“文化”:前者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物质性、精神性的外化形态,后者指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性的内在性的因素。因此康德将“文化”定义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7],此种创造直接指向人的理性、道德和审美为标志的内在人格的完善。可以说,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世界出现了“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相脱节、相失衡的局面,甚而导致“我们文化的灾难”。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说:“客体文化突飞猛进,主体文化却不能增进……外界事物正变得越来越有文化,而人却越来越没有能力从客体的完善中获得主体生命的完善。”[8]客体文化包围着我们,陷我们于越来越不自由的境地。眼花缭乱的信息,名目繁多的活动,应接不暇的检查,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轮番主宰着我们的现实命运,使我们难以集中精力对文化理想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与我们在物质上的非独立性一样,我们在精神上的非独立性程度也日益加深。”[9]

马尔库塞强调,“文化”应是与“物化”相对立的对人的一种“肯定”,在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尺度。人的解放不仅表现为人的本能压抑的解除和潜能的开发,同时表现为通过艺术与审美追求实现真正的幸福——“文化应当关注个体对幸福的要求”[10]。就学校文化而言,其价值不仅仅是传递知识而在于“唤醒生命”,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11]。学校文化固然要全方位地体现在学校建筑设施上,体现在形成传统的教育与管理活动模式上,但更应该致力于将特定的文化要素内化为本校师生的文化品格。简言之,学校文化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促进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有效生成,使物质、符号、制度承载的文化转化为以人为载体的“活”文化。这至少意味着:学校中的课程教学、图书资料、实验仪器、体育器材、活动场所等所有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真正具备“为人的”的品格,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优化人的生命存在;学校的所有规章制度和传统习俗,无论从主观动机和实际效果上都不应该成为人的发展的束缚,而是有助于人的发展的“弹跳板”;学校文化建设从重视人的文化符号(校徽、分数、证书、奖状、称号)到关注文化本体(人)的品性,关注全体师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直接目的。

学校文化的发展最终目标促进人的“向文而化”,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而其起始则是一个从内向外的过程。文化世界优化与文化生命优化之间的动态循环,是从人“形成新的意识开始的。首先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最终意义的重新设定,然后在这个设定的基础上,重新形成新的人性规定和人格形象,重新形成新的伦理准则和新的道德规范,重新形成人对物质事象世界以及文化实体结构世界的崭新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和新的社会理想”[12]。因此可以说,名校文化发展当以办学者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程度”为起始环节。就是说,要发展文化,先得发展自己。只有以先进文化“更新”或“重建”自己,才能“更新”或“重建”学校文化,才能以一个全新的“我”去发展一所全新的学校。乌申斯基说:“教育的力量仅仅来自人的个性这个活的源泉。任何规章制度和纲领,任何人为设置的机构,不管它设想得多么巧妙,都不能取代教育事业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影响个性的发展和定型,只有性格才能养成性格。”[13]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深的发源地,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办学者只有立足于自我意识和整个意识领域的变革,只有自觉地认识到对自己内心的文化世界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并自觉自愿地推进这种改造,同时形成相当的“文化能力”,才能有效地推进整个学校文化的进步。就推进素质教育而言,只有办学者真正具有对素质教育的深刻理解和迫切的内在需求,只有坚信素质教育是当代名校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素质教育才能在该校得到真正实施。在此之前,办学者为了显示“文化发展”,为了显示自己实施的是“素质教育”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陷入名不副实的形式主义,导致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恶果。

三、名校文化发展的基本策略

1.跳出圈子,以“他者”眼光反观自己

“文化自觉”的基本含义是对本文化的自知之明,这对于名校文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名校文化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圈。一般而论,圈内人对于自己继承和创造的文化总有一种特殊偏爱,沉浸其间,怡然自得,在自享其成的同时发生着接受与同化,在自己身上留下本校文化的鲜明印记。此时的学校文化便具有了超越主体的客观形式,成为独立于每个个体的外在力量,并且会以自身固有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反过来控制和束缚学校主体,使之丧失某种创造活力。学校文化越是强大,越有影响,便越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变更,也就越难对它进行改进和超越。特别是它面临挑战时,圈内人会本能地作出“保护性反应”,“这种反应与母亲保护自己婴儿的反应没有区别”[14]。例如在教育改革中,“校委会常常最保守,因为他们总是由那些在已形成的制度中一帆风顺的人所组成”[15]。打破封闭保守的惟一出路是开放。“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它早已和我们自身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只有当我们拿自己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较时,才会意识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同和异。”[16]这就需要名校有计划地采取“走出去”或“请进来”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特别要善于以“他者”的立场反观自己的学校,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转变为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形成自我发展的新的冲击力。这里既要求准确地看出本文化的深层缺陷与弊端,更要求善于汲取圈外的文化营养,为自己的文化生命注入新鲜血液,以新的文化活力推进文化创新,实现新的自我超越。有时候,模仿借鉴的意义并不亚于无根基的“翻新”。当年蔡元培提出“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主张,就是一次成功的借鉴和移植,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他借鉴的是西方大学的精髓。

2.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

名校固然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作为一个微型文化圈,一个不同文化汇聚交流的场所,文化的异质性蕴含着学校变革的潜在动力。学校内部新旧价值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社会主流文化与学校亚文化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校文化传统的冲突,围绕课程(教师与课程、学生与课程、课程内部等)的文化冲突,围绕组织机构制度的文化冲突以及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文化冲突等,常常不期而遇。从组织文化角度看,“变革是在学校日常活动中自然产生的现象,而不是由外力强行施与的东西。成员每天在学校组织中与他人互动就会有新经验产生,而成员重组经验的过程就是组织的变化过程”,换言之,学校变革“产生于成员行动与学校情境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是学校成员与环境互动的生活本身”[17]。师生员工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萌生的新思想和创造的新事物,都会构成变革的动力源。只要学校领导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保持敏锐的感知能力,保持对变革的开放灵活的心态,细心呵护新生事物的幼芽,就能抓住内部生成的每一次发展机会。因而,办学者要善于发现这些冲突中常常蕴藏着的新的文化元素和萌芽,善于发现其中蕴藏着的发展可能性和巨大的发展潜能,果断地不失时机利用其中的契机,促进冲突各方相互吸收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因子或文化体系;善于通过关联、联结、协调、平衡,逐步理顺各文化型式间的关系,形成一体多元,既有核心价值引领又有多元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

3.调控好稳定与改革间的运行节奏

文化因适应和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和延续,适应性是其天性。名校文化是师生共同创造的,师生置身其间会产生一种如鱼得水的舒适感。在这一相对和谐的“家园”、“港湾”、“诗性的栖息地”,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按部就班,日复一日,有如月落日升、斗转星移。文化的适应性维系着学校秩序的稳定,给每个师生以安全感、归属感和精神的滋养,同时实现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另一方面,文化在总体上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具有自由自觉的特征。人的躁动不安的本性决定他们不会长期安于现状,他们会逐渐发现文化环境中不如人意之处,并会创造出新的文化(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自己的新的需要和新的适应感。“人的文化精神的每一次新的觉醒,每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都表现为对原有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自在的文化模式的冒犯和超越”[18],表现为自觉的理性文化对自在的经验文化的革命和超越。

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而两者之间的循环交替则构成了文化发展的现实节奏。在稳定状态下,建构和巩固文化规则是文化意向的总体趋势,而在文化转型时期,原有的文化规则(制度、学说、原理、规章、标准、规范等)因对人的发展产生日益明显的障碍和束缚而发生合法性危机,需要加以变革和创新。“这种创新性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对自己的人格的不断地重新塑造,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地重新组织,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不断地重新建设。”[19]稳定与改革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片面强调和谐稳定容易导致文化保守主义,过度的改革创新则会动摇自己长期积淀成的文化根基。“变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锁钥却在变中保持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20]名校文化稳定健康的持续发展,需要办学者善于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空间和时间上掌握好改革的强度与节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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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操太圣.在实践场域中发现学校变革能力[J].教育发展研究,2007(4B).

[18]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6.

[20]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

Famous School Culture Development: Connotation and Strategy

SUN Kong-yi

(Jiangsu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Research, Nanjing 210013, China)

Key words: cultural conversion; famous school cul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我国主要有辛亥革命旅游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两大类,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是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需要运用模糊数学中的层次分析法来构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体系。

关键词: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体系

Fuzzy Evaluation Model of Tourism Resource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Revolution

LIN Long-fei, WANG Hua, YANG Bin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Key words: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revolution; tourism resource ;evaluation system

一、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评价方法的选择

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和当代政治学的意义上来看,革命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过程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是事物由旧质向新质的飞跃。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则是人类改造社会的革命。这里的“革命”主要指社会革命中的政治革命,它是指一定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与质的飞跃;是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社会制度的过程。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只能是一场“汤武革命”之类的农民战争[1],不是与近代民权政治相关的政治革命,不改变社会性质,不属于革命的范畴。因此,革命历史主要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国革命历史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主要指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密切相关的文物、建筑群、遗址等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它们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它既有物质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它们是一种文化资源[2]。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资源主要包括革命者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故居、墓地、陵园、生活活动遗址遗迹和曾使用过的物品),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历史文化遗产(如革命历史事件发生地、活动旧址及其革命历史文物),综合性的革命历史纪念物(如纪念馆和其他标志性建筑物),革命历史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如革命故事、革命传说)等四大类。

在我国,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主要有辛亥革命旅游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两大类。目前,旅游资源和旅游地的评价主要有体验性评价、技术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等几种方法。而普遍采用的旅游资源评价系统是《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中对旅游资源的评价方法。但这种分类评价方法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不十分适合。因此,我们拟采用模糊数学中的层次分析法,构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体系。

二、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层次分析

层次分析法,是通过建立清晰的层次结构来分解复杂的问题,然后通过两两比较,用相对标度将人的判断指标量化,逐层建立判断矩阵,再求解矩阵权重,然后计算方案的综合权重并排序[3],最后得出评价对象相对价值的方法。

(一)评价指标的甄选与指标体系的建立

1.定量指标的选择。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等级和序位,要以资源知名度和魅力度为标尺。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和魅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景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物)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基于吸引力反映在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上,因而要选取近几年接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累计总量作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评价的定量指标。

2.定性指标的选择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关于旅游资源的定性评价指标,《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设“评价项目”和“评价因子”两大层次体系。评价项目分为“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附加值”。其中“资源要素价值”项目中含“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珍稀奇特程度”、“规模、丰度与几率”、“完整性”等5项评价因子;“资源影响力”项目中含“知名度和影响力”、“适游期或使用范围”等2项评价因子;“附加值”含“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1项评价因子[4]。根据资源特性,将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定性评价项目设置为五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影响及其教育意义;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美学价值,即艺术审美价值和艺术感染力;依托的自然环境及相关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条件;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资源丰富性;社会环境、交通、治安等社会因素。根据选取的定量、定性两类指标,得出如图1所示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二级评价体系。

图1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图

(二)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模糊评价模式

根据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指标,构建评价因素集合U=(U1,U2),其中U1=(U11,U12,U13),U2=(U21,U22,U23,U24,U25),式中指标参见图1。

1.确定评语等级集合:V=(V1,V2,V3),式中:V1表示“一般”,V2表示“较好”,V3表示“好”。

说明:对于定量指标,其评语根据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的横向比进行综合考察,得出“一般”、“较好”、“好”。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越大,说明景区越不成熟,开发空间越大;反之,增长率越小,说明景区越成熟和稳定,管理越规范,景区价值越高。因此,定量指标的评语等级与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成反比。

2.构建判断矩阵。对第二级指标集Ui作综合评价,找出第二指标集Ui、Uj中的各指标在评语集中各等级上的隶属关系,构建判断矩阵:

Ri=ri11,ri12,ri13

ri21,ri22,ri23

……

rim1,rim2,rim3

其中:I为第二级指标集的数目,设第二级指标集Ui的权重为Ai=(ai1,ai2,……,aim);则可求得综合评判为:

Bi=AioRi=(ai1,ai2,…,aim)ori11,ri12,ri13

ri21,ri22,ri23

……

rim1,rim2,rim3=(bi1,bi2,bi3)

3.对第一级指标集U=(U1,U2)作综合评判:

设U=(U1,U2)的权重为A=(a1,a2),则求得综合评判为:B=AoR=(a1,a2)oR1R2[JB))]=(b1,b2,b3)。

将其归一化,得=1,2,3),[SX(]3[]2[SX)],s=1,当j=1,2,3时,j分别为旅游资源被评为“一般”、“较好”、“好”。

三、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一)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

一般说来,确定评判指标权重有两种方法:第一,专家评估确定法,该方法是指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和相关部门通过共同分析,人为确定评判因素集合中的每一个评判指标对被评判事物的影响度。优点是简单明了,缺点是主观判断可能偏离客观实际[5]。第二,层次分析法,该方法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T.L.satty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是本文重点推介的方法。

(二) 指标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在建立好层次结构模型后,构造出各层次中所有判断矩阵;再比较各个因子X=X1,……并对某因素Z的影响大小,采取对因子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对比较矩阵。ais=[SX(]Xi[]Xj[SX)]全部比较结果用矩阵A=(aij)表示(i,j=1,2,…,n)。

1.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A应具有如下特性:aij=1,aij=1/aji,aij=[SX(]aik[]ajk[SX)]。若判断矩阵满足上述三个特性,则它具有完全一致性,所得结果完全合理。在比较大时几乎无法办到,其中多少带有一定程度的非一致性。为了使所得的分析结果合理化,需要对构造的判断矩阵作一致性检验,以确保不发生太大的偏差。为了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需要引入以下概念。(1)一致性指标:CI=[SX(]λmax-n[]n-1[SX)],λmax为矩阵的最大特征根;(2)随机一致性比率:CR=[SX(]CI[]RI[SX)],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当CR<0.10时,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就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直至CR<0.10,使其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2.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采用方根法、和积法、幂法,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再经过归一化处理,得出各评判指标的重要性排序,也就是指标权重分配。本文采用和积法计算,其步骤如下:

(1)将判断矩阵A的每列标准化,即令ij=aij/∑[DD(]n[]k=1[DD)]akj,i,3=1,…,n,令=(ij);

(2)将中元素按行相加得到向量i=∑[DD(]n[]i=1[DD)]aij0;

(3)将标准化,得到W,即Wi=Wi[TX-];

(4)求最大特征根近似值λmax[TX-]=[SX(]1[]n[SX)]∑[DD(]n[]i=1[DD)][SX(](AW)i[]Wi[SX)];

(5)得出全部指标的权重。

(三) 指标权重的计算

本文以定性指标集U2中各指标权重的计算为例,构建判断矩阵,而各种指标的赋值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结合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的特殊性,征询了湖南省几所高校(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专业人士及相关专家和教授的意见,给予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评价因子的赋值。根据获得的各指标定值,构造判断矩阵。C1:革命者和革命历史事件的历史影响及其教育意义;C2: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C3:依托的自然环境及相关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条件;C4: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地资源的丰富性;C5:社会环境、社会治安因素。通过Matlab5.5软件计算可得,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λmax=5.054,CI=[SX(]λmax-5[]5-1[SX)]=0.013,查表得RI=1.12,则CI=[SX(]CI[]RI[SX)]=0.012<0.1,通过一致性检验,采用和积法计算各定性指标的权重,求得的权重有效,由此得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层次分析法评价体系。

四、实证研究评价为例

孙中山、毛泽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位杰出的革命家,对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革命圣地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农村转到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因此,选取位于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南京钟山风景名胜区的中山陵、旅游开发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故里韶山、已得到初步开发但市场影响力较小的西柏坡作为样本,探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评价问题,以准确把握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确立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力度、开发时序和开发方向,促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使评价结果客观合理,本文采用最近连续四年国际、国内旅游收入及增长率进行评判。但是,2003年由于SARS的影响,国际、国内旅游收入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不能反映各旅游地实际情况。因此,本文选用2001、2002、2004、2005年韶山、南京中山陵、河北西柏坡的国际和国内旅游收入及接待人数的数据作为评价样本。南京中山陵旅游业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起步,由于处于长江三角洲六朝故都的南京市分析表明中山陵在建筑美学价值、依托自然和社会环境、名人丰富性、可进入性等方面超越韶山。但是,由于交通条件太好,导致游客停留时间短,人均消费少,故以中山陵为主体的钟山风景区必须在延长游客逗留时间方面做足文章,以期获得更好效益。韶山在革命者和革命历史事件的历史影响及其教育意义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故旅游收入和旅游接待人数都相当不错,而且呈快速增长态势。西柏坡综合指数均在韶山、中山陵之下,国际、国内旅游收入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充分利用西柏坡依托的环境资源条件,挖掘有关西柏坡的传说故事等口头和非物质资源,发展西柏坡旅游,是十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西柏坡领导了著名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西柏坡知名度高,市场开发潜力大;可与京、津、石家庄等城市旅游实现互补,形成叠加效应;只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一定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文化效益协调发展,旅游业一定能迸发出绚丽的火花。

参考文献:

[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41.

[2] 刘建平,刘向阳.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开发探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0(5):73.

[3] 刘思敏.“奇石画布”旅游资源评价体系研究[J].旅游学刊,2005(4):37-42.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EB/OL].[2006-10-02].news.ootravel.cn.

[5] 江金波.AHP法在梅州旅游资源定量评价中的应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1):92-96.

(责任编辑:孙桂珍)

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地域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两者是统一的,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和谐进步。本文以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地域文化“陶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 地域文化 校园文化 互动性研究

一、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内涵

地域文化指的是从古至今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中包括了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文化遗产,指的是在一定区域内绵延发展、独具特色,被世代传承至今并且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中仍颇具影响力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属于特定区域的传统习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体系等文明表现。

地域文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空间特征,表现为具有独特的地域时空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深受人类活动形态等行为系统的影响,同时环境与文化、文化的传播对地域文化的最终形成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是在一定区域内被人们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的各种表现,包括地域物质文化、地域精神文化和地域行为文化;其次,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和传承性的特点,它是人类古老文明在一定范围内的历史积累,也是一种历史沉淀和历史继承,更是一种历史绵延和发展,具有强大的传播力、感染力、渗透力。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发明、新创造层出不穷,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地域文化与人的生活关系不断产生碰撞和摩擦,不断被加入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形成一种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以地域为主要依托的核心的强大文化体系。

高职高校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由全体师生共同培育和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文化体系的总和,还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点的文化环境的物质载体,包括校园建筑设计等这种物化的表现方式,更包括高职院校全体师生员工在教科研领域、生活领域等各个方面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载体。包括校园的各种规章制度、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等。校园文化直接影响高校师生的生活与学习,起着浓郁人文氛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优良风气、增强凝聚力、激发创造力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1]。

高职校园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高校师生的生活与学习,大学生是人一生中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关键时期,各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相互交融和碰撞,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社会正确思潮的引导,高职校园文化优劣与否对于大学生能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对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建设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地域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两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

二、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两者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都统一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富强、民族繁荣离不开文化的重要支撑。文化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力量,是民族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民族文化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特魅力的展示,是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建构和传播。地域文化和高校校园文化从不同的两个维度阐释了文化的不同种类,弘扬地域文化,并以此次为契机创造有特色的高职校园文化,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而高职院校作为地域文化强有力的代言人,在宣传与传播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域文化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和释疑权,是传承和发展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力量。

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和谐进步。一方面,高职院校从建校开始就置身于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中,从初期建校到后期校园建设发展势必受到地域文化不同方面的感染和影响,深深地烙上地域文化的某种印记。一般而言,高职院校的教师本土化比例要略高于本科院校的教师,从某种程度而言,本土化高职教师是地域文化的代言人,大多数根深蒂固地受到地域文化的重要影響,而成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者。因此,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校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校园文化对地域文化建设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地域文化有精华和糟粕之处,校园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层次,引领地域文化的前进方向,能帮助地域文化建设有鉴别地、有选择地区别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帮助地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按照时代精神,依托当地优秀资源,把地域文化精华和校园文化精髓相结合,发挥校园文化的导向、辐射作业,把地域文化建设成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化。

三、地域文化“陶文化”和校园文化的相互融合

宜兴作为著名的“宜陶之地”,几千年来,宜兴人一直和陶为伴、以陶为生。宜兴境内已经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当时制陶技艺的水平,已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明清时代,宜兴的制陶业已发展到“家家做坯,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地步。清代大词人陈维崧有诗写道:“百锤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画溪烟。”数千年的传承使宜兴形成了以紫砂器为主流的制陶产业和由此而产生的陶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陶都”[2]。可以说,宜兴的地域文化中,最有特点、最有特色的就是陶文化。陶文化是宜兴文化的精髓,是宜兴文化的重中之重。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陶都宜兴,学院因陶而生、因陶而兴,多年来,学院秉承优良传统,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本”的理念,自然地将陶文化与校园文化契合在一起,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之中,打造以陶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校园文化品牌。学院把陶精神凝练为“纳陈吐新、精益求精、锲而不舍、追求卓越”,并将其融入学院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前身系创建于1958年的陶都工业大学,拥有80多年办学历史,学院坐落于风景优美、人文底蕴浓厚的江苏省县级市宜兴,有着浓厚的办学底蕴和良好的人文地理环境,现设有陶瓷学院、数字艺术系、环境艺术系、服装工程系、机电工程系、电子信息系和经济管理系等7个院系。

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设立“陶文化”学院——陶瓷学院,现有陶瓷艺术设计、雕塑艺术设计、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材料工程技术等专业。依托陶都宜兴五千多年悠久历史、丰富的陶瓷资源、浓郁的文化氛围,已培养数千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研究员、教授、一级美术师等专家和设计人员。陶瓷学院把举办陶艺专业毕业生作品展纳入教学计划,通过毕业设计开放展示周活动,充分展示学生职业技能和文化素养的融合,营造以陶育人的氛围,让全校学生感受陶瓷艺术和陶文化的魅力,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艺术教育和文化熏陶。

第二,“陶文化”环境氛围感染。学院内部陶文化的元素随处可见,60米长的仿古龙窑,图书馆门厅的巨型紫砂浮雕,办公室外教师作品图示,紫砂材质的办公室标牌,学院内随处可见的雕塑作品、陶瓷花瓶、陶瓷造型景点等,这些陶文化元素让师生们感受到宜兴陶都的独特文化魅力,使师生更能认识到“土与火的艺术”,充分领略到紫砂陶瓷艺术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魅力,感受到陶文化古老而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精神内涵。

第三,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堂活动。陶文化是无锡工艺職业技术学院在人才培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校特征的特色文化。学校开设形式多样的陶瓷选修课,让全校学生通过陶瓷知识普及陶瓷文化赏析方面的课程教学提升人文素质。学院开展特色校园文化活动,通过举办陶艺创作比赛、邀请国内外陶瓷业界的专家主办陶瓷知识讲座、利用各种平台进行陶文化交流等,建立校外素质教育基地——陶瓷博物馆、展览馆、陶坊等,倡导感受陶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陶瓷历史、陶瓷种类及陶瓷文化,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品质、心理素质和人文素养,提升学生的陶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1]蔡桂珍.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以福建省高校为例[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13:39-42.

[2]淘壶人,小编.宜兴有着什么样的陶文化历史?[J].淘壶人紫砂学堂频道.http://news.taohuren.com/zishawenda/2011-12-17/article-336.html.

基金项目:2015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教研课题《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地域文化互动性研究》(15KT112)

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在文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县级文化馆在建设的同时具有推动群众文化建设的意义,群众在观看文化馆的同时可以丰富自身的文化阅历,有助于群众具备更高的文化修养与文化境界。但是在县级文化馆建设时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县级文化馆的管理人员要及时对县级文化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从而促进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县级文化馆;文化;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文化部门对城乡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体化的要求。因此,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指导作用,使群众的业余生活得到了丰富。因此,对县级文化馆进行建设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工作内容,文化馆的建设人员一定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来进行建设。

一、县级文化馆建设中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业余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在现实情况中,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一)管理制度的落后

县级文化馆的建设是近几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因此,县级文化馆的管理制度较为落后。由于前几年人们不重视对县级文化馆的建设,文化馆的管理人员没有对自身的管理能力进行不断的提高,因此导致了现有的县级文化馆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甚至一些县级文化馆的管理制度较为僵化,完全满足不了当前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而一些县级文化馆在开展相关文化活动时,活动内容缺乏新意,导致群众根本受不到县级文化馆的熏陶。因此县级文化馆中落后的管理制度已经对我国的文化建设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所以管理人员要丰富自身的管理经验,来创新县级文化馆的管理制度。

(二)资金投入缺乏

虽然我国当前将文化建设放在了我国的发展计划的重点部分,但由于一些地区的管理人员文化思想较为落后,对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工作存在着敷衍的态度,并且一些县级的领导人员只注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忽略了对县级文化馆建设时的资金和设施的投入力度。比如在一些思想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文化馆的管理人员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将一些旧的文化馆设备进行撤除后,没有及时更新新的文化馆使用设备。从而导致了县级管理人员没有对这部分的设施进行资金投入,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工作受到了阻碍。

二、新形势下县级文化馆建设对加强我国文化建设的作用

(一)是顺利的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基础

长期以来县级文化馆对于当地的群众文化活动起着组织的作用。并且我国下发了许多文化馆建设工作的政策以及国家对于文化馆建设的资金投入,来加强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因此,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所以县级文化馆要承担起对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责任,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供更多丰富多样的资源。因此,文化馆的管理人员应明确自身对文化建设的作用,积极的发挥岗位职能来促进县级文化馆的建设。相关文化馆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具备文化馆对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主导作用这一意识,从而有利于工作人员进行一系列的活动策划,来调动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但是在有些地区由于县级领导人员对于文化馆工作建设的不重视,并且对于文化馆的资金投入力度不足,从而导致了县级文化馆在组织文化活动时缺乏设施以及文化建设的内容。无法影响人民群眾的文化建设意识,导致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建设陷入低沉的状态,县级文化馆发挥不出对群众文化工作进行组织的作用。随着我国当前对文化建设程度的不断加深,因此,文化馆的管理人员一定要明确自身的职能。在县级地区定期组织相关文化活动,来调动人民群众的文化积极性。从而促进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活动中对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此外,文化馆的管理人员在组织相关文化建设活动时,也可以让群众掌握更多的技能。可以聘请一些面点师或者是插花师来对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进行有力的指导,从而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有利于保护我国的传统民间文化

我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因此在一些县级地区还仍然保留我国的传统民间文化以及民间艺术。比如在新疆的一些地区仍然保留一些蒙古族奶酒的酿造工艺等,因此,文化馆的管理人员在组织人民文化生活的同时,还可以在活动中加入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以及工艺。让人民群众在了解我国传统工艺的同时还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工艺技能。并且随着当前我国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相关地区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的保护工作。此外,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的传统工艺与文化,文化馆的管理人员还要积极引进专业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有利于用科学严谨的态度来组织每一项的文化建设工作。对于文化活动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宣传,还可以利用名人效应进行宣传。从而有利于县级文化馆在建设的同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工艺进行保护。

三、结束语

在新形势下,为了加强我国的文化建设,一定要将县级文化馆的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提高县级文化馆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管理能力,完善相关的文化活动组织形式和内容,加大对县级文化馆工作的投入力度,从而促进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李建信.论文化馆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价值工程,2017(29).

[2]蒋勤.浅谈各地文化馆对基层群众文化的辅导培训[J].大众工艺,2015(4).

[3]秦坤.如何深入基层做好文化辅导[J].青年文学家,2016(6).

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群众戏曲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块活动阵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时代向上风貌,为时代发展做出贡献,是群众戏曲文化的价值所在。群众戏曲文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标准,才能保持自身健康地发展。

关键词:群众戏曲;定位;价值取向

在群众文化的大框架里,群众戏曲文化是一项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社会现象。它源远流长,薪火不断,深深植根在社会文化的土壤里,为群众所接受。同样是群众戏曲这么一个艺术分种,每个时代,却都这着各不相同的存活形态,也都有着各不相同的而适应当时社会文化需求的价值取向。在当今深度变革的新时代里,传统的群众文化模式正面临着时代潮流的冲击,接受新的挑战。如何看待新时期的群众戏曲文化,怎样界定它的社会性质,以怎样的价值取向引导它的发展。成为群众文化工作的新课题。我们认为只有及时审视群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掌握社会群体对群众戏曲的审美认识和价值定位,确立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价值标准,才能准确认识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的规律与特征,才能正确确定自身的工作方向和目标,从而有效地持续发展我们的戏曲文化。

前不久,笔者就群众戏曲活动的社会存在,对当地的群众戏曲文化群体做了抽样调查。结果是参与群众戏曲活动的人们中,35%的人员认为参与戏曲社团活动是纯兴趣、用来打发时间;20%的人认为是交朋友、从而增强社会和谐,35%的人认为是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的需要;还有少数人认为是体现自我价值等。不难发现,这些朴素的戏曲价值观,大部分包含着不少认识群众戏曲社会价值的积极因素。但是,凭这样的群体认识,远不足于作为正确发展群众戏曲文化的社会基础,很难适应目前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我们要实现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的局面下建设发展群众戏曲文化这一工作目标,就必须对戏曲文化的社会定位及其价值取向的认识,展开不断地探索和研究。

1 群众戏曲文化的社会定位

群众戏曲在群众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其他群众文化形态一样,它通过群众的自娱自乐活动,在满足自身的精神生活和知识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普遍的审美情趣,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文艺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文化实践的不断深入,文化艺术无论在内容上或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化状态。群文戏曲团队在这众多文艺形式的冲击下,能立足站稳自己的阵地,在国家的体制外自觉地传承和发展着我国优秀的民族戏曲艺术,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广大群众的喜爱,实属不易。大家知道,我国戏曲是一项古老传统的艺术门类,它有着几百年传承形成的规则程序,我们的群文戏曲队伍,能跟着专业戏曲院团的建设步伐,随着社会文化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自觉地顺应了社会大众的审美心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调整,不断自我完善,以其独特的组合方式和充满传统艺术魅力的活动形式,盘下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领地,成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块活动阵地,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社会文化大家庭里的重要地位。

2 群众戏曲文化的社会价值

这么一大批戏曲爱好者,出于对民族艺术的钟情,本着展示自身戏曲才能的欲望,一腔热情,自筹资金,利用自有的场所,组织召集人马,建立了自娱自乐的群众戏曲组织。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探索戏剧艺术,实践戏曲表演,充实了专业戏剧触不到的业余艺术天地。他们不能像专业院团那样成规模地排成大型剧目公演于市场,但他们举办的一系列小型的充满现代元素的各种比赛、各种展演、各种讲堂、各种展览等,都展示了群文戏曲顽强的生命力和无限的适应力。也正是通过这些传承、展示、研讨等群众戏曲娱乐活动,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文化传递等功能,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时代向上风貌,使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受到启迪教育,塑造健康的审美心理,倍加尊重我们的民族传统,从而振奋精神,更好地为建设现代文明贡献力量。这些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烈的吸引力以及强大的渗透力,为时代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足以显示出群众戏曲文化的价值所在。

3 群众戏曲文化的价值取向

通过对十六大六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学习,我们认识到:提高人的素质,实现自我完善是群众文化价值取向的最高标准。只有坚持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群众文化的根本目标。从而在这个目标的导向下,发挥群文戏曲团队的功能作用,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多方位需求,把人们的文明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应该成为群文戏曲文化的最终价值取向,这也是我们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具体表现。

在确立群众戏曲的价值取向上,社会上有这么两种非主流偏差认识不容忽视:一是以单纯的娱乐消遣、情感宣泄来定位群众戏曲的社会功效,忽视了戏曲文化宣传教化的价值所在,使群文戏曲团队成了消极文化的表现载体。二是盲目崇拜国外艺术,一味追求所谓的当代戏剧元素,全盘否定我国传统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不重视戏曲人的要求和群众的戏曲艺术欣赏思维,无规律地改变民族戏曲的程序和规则,使戏曲失去了它独有的艺术光彩,失去了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进而阻碍了群众戏曲团队的正常建设。这些情绪对戏曲文化的片面看法,致使群众戏曲文化的发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严重损害了群众戏曲对社会的价值作用。

群众文化的最高目标要求我们,在开展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标准。群众戏曲是群众文化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必须遵循群众文化价值取向的各项要求,消除不健康的戏曲价值观,以提高人们素质、促进社会文明为己任,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戏曲的宣传教育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戏曲团队在社会主义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健康地持续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严玉琼.群众文化的价值取向[J].四川戏剧,2003(02).

[2] 陈健.新时期群众文化价值取向的再审视[J].大众文艺,2011(12).

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文化生态的保护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多样性格局。本文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案例,在分析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无形遗产与有形遗产关系的基础上,探讨文化生态保护的区域性策略和整体性方法。对具有文化价值一定物质形态的所有遗产资源的保护,必须遵守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地域文化生态的乡土性保护,需要协调、维持和保存村落景观、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以及其有形和无形的联系。文化多样性保护涉及空间、时间和文化等多种因素,注重文化生态的异质化选择、可持续发展以及保育机制的形成。

关键词:文化生态;无形文化遗产;多样性;完整性;区域整体性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建设,在我国是一项旨在建立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模式的新探索。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2010年前,将确立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目前,文化部已经正式命名设立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7.6.)、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8.1.)、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8,8,)和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8.10.)等四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此外,还有梅州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湘西苗族土家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正在积极申报中。

徽州文化圈涉及古徽州府六县及周边地带,是孕育和形成徽州文化的主要地理空间。徽州属内地山区,原为“椎髻鸟语”的山越所居之地,其“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的地理环境;历经元、明、清三代,徽州府所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相对稳定状态的行政格局及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是我们认识传统社会的一个极好范本。”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清末徽州府的行政区划范围为边界,与其相对应的现今行政区划范围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全境、宣城市的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总面积13881平方公里,总人口200万人。徽州地域文化特色非常鲜明、遗产保存相对完整、生物和文化多样性指数较高。其文化表现形式涉及村镇规划、徽派建筑、商贸习俗、宗法制度、新安理学、地方戏曲、节庆民俗等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且跨两省三市的行政管辖,因而有必要探索区域协调的整体性保护策略。

一、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

生态文化或生态文明是由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人类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是自然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和协调的手段和途径,因而文化的性质和特征与人类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现象、文化差异、文化模式、文化变迁,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所做出的选择。”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生态(ecology)概念愈来愈熟悉,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处理现实问题,采用科学认识生态学的途径,或科学的生态思维,使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生态化”,使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具有明显的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文化正成为一股新的世界潮流。然而,人们对文化生态的含义,尤其是对文化生态保护在当代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似乎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区域现实人文状况的反映,它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文化生态的维护,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多样性状态与格局,对人类而言,如同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一样极其重要、必不可少。一个物种的灭绝是非常重大的损失,一种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灭绝同样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对人类进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同样包含着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和美学价值。另一方面,地域文化本身即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与自然条件、技术、经济、历史等有密切的关系。从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全面认识地域文化的结构体系,探索地域文化的发展规律,是文化生态保护的基础。

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

过去人们对遗产(heritage)概念的理解,只是习惯性地按照传统的法律概念,认为专指先辈遗留给法定继承人的财富。其实,遗产与历史有关,是某种前人留给子孙后代加以传承的东西,其中既包括文化传统,也包括人造物品。而且,大自然经历了亿万年的演变,同样给全人类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遗产,而且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亿万富翁的遗产,只不过迄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罢了。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两者之间表面看来似乎没有或甚少共同之处。过去人们曾片面地认为文化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因素。其实,大自然与人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记忆关系,由于人类在大自然向他们提供了生活或者生存的手段后便迅速忘记了大自然,这种记忆关系才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并得到不断发展”。纵观地球演变史和人类发展史,各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在各自所生活的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所创造的古老文化与地球上的风景名胜以及各类遗址古迹,美化了大自然的景色,而自然风光本身又是真善美的源泉。这些壮观的大自然遗址,既具有当时能够提供人类赖以长久生存并发展的优越条件,又保留了人类活动的印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中的一大特色就在于:过去被认为是分立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开始被视为相互依存的遗产一并进行保护。这一理念的直接体现就是考虑到将混合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的类别之一。

1990年按世界遗产的登录标准2、7、10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黄山,就是一处典型的文化与自然的混合遗产,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自然并蓄共生的传统思想。作为文化景观的黄山迎客松,又在新时代体现了“黄山松精神”的文化内涵。2000年按登录标准3、4、5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村落的特色与价值也是与自然山水环境密不可分的。(图1、图2)

过去,文化遗产常会被人仅看作是一些孤立的历史遗留物。最近30年来,在国际博物馆理事会(ICOM)等相关国际组织的有关遗产保护的文件中,环境要素正日益突显出来。遗产被认为是“世界各民族及他们的生存环境的见证物”,倡导保护“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文化遗产”中增加了“具有特殊环境价值的地区”等内容。

在日本,为了防止开发建设给古都风貌带来破坏和负面影响,于1966年制定了《古都保存法》,以保护京都、奈良、镰仓等古都内的“历史风土地区”。为切实保护古都的历史风土和文化景观,通过城市

规划划定历史风土保存区及其历史风土特别保存地区。在保存区、特别保存地区,实施严格的控制和管理。法律意义上的“历史风土”是指“在历史上有意义的建筑物、遗址等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已成为一体。具体体现并构成了古都传统和文化的土地状况”。主要包括古寺院、古建筑、古迹,及其它们周边的自然环境,划定的保护范围很大,为保护古迹和周边环境景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京都市划定了14处历史风土保存区、面积达85.13平方公里;在奈良市划定3处历史风土保存区、面积27,76平方公里。这种通过划定大尺度的保护区来整体保护历史环境和文化景观的方式,值得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在制定保护规划时借鉴参考。

三、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

“无形遗产”一词是由日文翻译成英文的。早在1950年,日本在制定《文化财保护法》时就综合考虑有形文化财产和无形文化财产的保护。这也是世界范围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首次在国家政策中得到考虑。

1972年通过《世界遗产公约》时,部分缔约国已经对保护无形遗产表示关注。1973年,玻利维亚曾建议在《世界遗产公约》增加关于保护民俗的条款,建议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发展和传播做出规定。但直至10年后的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才重新界定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其中加入了无形遗产的因素;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一个由民俗保护专家组成的关于非物质遗产的专门委员会。1989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五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这成为有关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份国际准则。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使用non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来表述此类遗产,后来逐渐认识到此类遗产也以物质形式呈现的,所以采用日文中的“无形”(intangible)一词取代“非物质”(nonphysical)。《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对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定义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任何实践、表演或是技能都与某种工具、场所或是实物相联系,这些工具、场所和实物都是物质的,保护任何一种实践、表演或是技能,都需要保护与其相联系的物质载体。

虽然,关于无形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遗产分属两个国际公约,但鉴于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应综合理解这两类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能够让我们从更深刻的角度了解它背后的人和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它所传递的价值观、道德观及思考方式是构成一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价值观、道德尺度及思考方式恰恰是不可捉摸、难以明了的。

保护无形文化遗产有两种主要方法:(1)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2)在它产生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它的活力,即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无形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1989年通过的《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主要着重于对遗产的记录和研究,而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优先考虑第二种方法,这也正是我国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主要目的。

四、区域性策略与整体性方法

1 区域整体性保护的必要性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Tylor)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泰勒Tylor,1871)。而“城镇的心灵”产生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从各有自己的历史的、成片的乡村的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这整体生活着、呼吸着、生长着,并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

可以说,无论是地域文化,还是文化生态或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可再生性和形态复合性。“遗产不仅包括一个地区主要的历史遗迹和习俗,还包括该地区的整个地理风貌,比如农庄和农田、道路、港口、工业建筑、村镇和主要的街道、商业设施,当然还有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及其传统和经济活动等”(鲍斯,1989)。

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涵盖多种文化遗产类型,涉及多种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丰富的自然遗产。因此,对于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需要建立区域整体性保护策略(Regional Integrated ConservationStrategy)。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年通过了《阿姆斯特丹宣言》和《建筑遗产欧洲宪章》,在全球率先确立了“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和方法。整体性保护方法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要求,通过城市发展计划和各个层面的规划,协调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问题,并由地方管理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以实现保护文化遗产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目的。

保护规划需要综合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划,将文化生态保护与振兴地方经济、保护自然环境和促进科学发展等区域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在保存和利用、传承与创新、看护与生产、记录与传播之间寻找平衡,创造有利于文化与自然、历史环境与生态环境、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正如韩国学者的观点所示:全球性危机现象“反证着人类不仅从知性文化层面上,而且从地理学意义上正在同化统一,那么拯救之策也必须是统一而全方位的。”作为综合性遗产保护区的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的设立,改变了文化遗产传统项目的点状特征。它的保护有赖于跨地区之间的理解、交流以及在遗产保护方面的积极合作。通过区域的交流合作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为促进地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提供宽广的平台。在具体保护措施上,应注重对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维护转型时期城镇和村落的社会网络结构,并对不同类别、不同时代的遗产类别予以同样的关注和守护。

以原徽州府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为例,在其县域范围内需要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村镇有渔梁、许村、棠樾、深渡、雄村、郑村、槐塘、富塌,北岸、昌溪、瞻淇等20个;一般保护的村落也有西溪、王村、黄村、溪头、殷家村、丰口村等23个。在县城规划区内划定了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府衙历史文化街区、渔梁历史文化街区和鲍家庄历史文化街区等4处保护区,合计面积24.7公顷。此外还有渔梁坝、许国牌坊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平桥、南谯楼、东谯楼等10处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39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如此众多的文化遗产,如果没有综合性总体保护规划是难以实现有效保护和全面保护的。星若棋布的古村落保护,需要在县域国土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予以充分考虑,协调土地利用、产业布局、村镇建设、环境资源、遗产保护、旅游开发、农田水利等关系。譬如渔梁古镇现在已位于城镇规划区范围内,但要保护好渔梁古镇的历史特征、街巷格局、自然环境、滨河景观和水利设施(渔梁坝),就要通过城镇规划严格控制城区的蔓延和大型市政设施的开发建设。(图3、图4)

2 完整性的保护及其意义

“完整性”是指遗产资源的“健康和完整”。如果一项遗产资源被指定的价值没有受到损伤和威胁,

能有效地传递给公众,并在所有影响遗产地的决策和行动中得到尊重,就可以说这一遗产地具有“完整性”(加拿大联邦公园局)。

在2005年版《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88条中规定,完整性用来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特征的整体性和无缺憾状态。审查遗产的完整性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估:

(1)包括所有能够体现遗产价值的必要因素;

(2)遗产的价值通过遗产本身的面貌及其形成过程得以体现。因此要求,遗产应该拥有适当的规模以确保其面貌和形成过程能得到充分展示;

(3)能够承受开发和/或忽视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保护过程中,对具有文化价值一定物质形态的所有文化资源,包括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古村落、考古遗址、建筑物和历史物件等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遵守原真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原则。

首先,“保护好大自然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这是人类生态系统存在的首要条件,没有人类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化本身将终止”,“没有历史真实性和大自然,一切文明都将受到腐蚀破坏,即由于其各个不同领域的逐渐独立而倒退”。

其次,要保护好古村落等历史环境本体和文脉的原真性,保护文化遗产背景环境的完整性。如对古徽道、古河道上的文化遗存的保护,可以参照国际上保护文化线路的思路来开展。

为了认识民俗的价值和保护的意义,对民俗等文化遗产的广泛传播是必要的。但应避免传播中的曲解,从而使无形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也得到有效保护。在徽州古村落旅游开发中,出现了“抛绣球”等活动项目,而据民俗学家的考证,“抛绣球”并非该地区的传统民俗。然而由于这项活动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在徽州古村镇旅游中多有出现。这一活动在“杜撰”一个文化空间、愚弄游客的同时,也对村落古民居的传统风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图5、图6)

类似这样的事件应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整改。徽州地区的旅游发展和开发建设,应该考虑到美学、社会和文化各方面,自然和文化的景观,生态多样性的特征和遗产场所更广泛的视觉背景。而且,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实际施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强调“发展才是保护”,其实是在玩概念偷换游戏,心思都花在如何利用尚存的文化艺术资源作为谋利的工具,无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与弘扬(郑培凯,2006)。

3 乡土性保护与新农村建设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乡土文化和乡土景观的保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乡土文化“滋润着广阔的村野大地,这是一种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品格和香气的文化。说是‘一种’文化,其实又随民族、地区而变幻出千种风情,万种色彩。”“它的厚重、它的丰富,就是我们国家历史的长度和国土的宽度。”

徽州村落,按传统的风水思想而营造,与周边自然环境和谐统一,村落内部空间变化丰富,建筑色彩朴素淡雅,砖木石三雕装饰精致,室内陈设古朴雅致。古村落多以家族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尊儒重教等传统文化影响了建筑形式和村落景观。保存较为完整的徽州古村落,是我国传统人居环境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徽州文化生态区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生态景观。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和崇尚和谐的理想境界。

乡土性不仅在于建筑物、构筑物等空间实体和物质形态上,也在于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系。如歙县渔梁古镇,历史上的居民多由码头工、渔民、商家等组成,少有官宦人家。因此,渔梁古镇的平民性也就直接反映在村落的环境景观上。(图7、图8)

乡土建筑遗产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关系在制定文化生态保护策略时必须考虑进去。传统建筑的保护,必须认识到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认识到尊重社区已建立的文化特色的必要性,同时必须借由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来实行。

并且,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重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双重价值,保护文化生态区和风景名胜区中反映徽州文化特色的遗产及其所处的整体环境,对其中的古镇、古村落、古河道、古寺庙等物质文化遗产应结合自然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

在保护、整治历史村镇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建筑外部环境的整治,地方政府必须想方设法改善古村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这是因为社区的外部空间环境不仅体现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准,而且对于身居其中的居民意识也有直接影响。优美的社区环境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对所在社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还能增强村镇和社区居民的文化自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突显地方的文化特色,保护农村文化遗产和古村落文化景观是极为重要又极其有效的途径。

4 文化多样性及保护策略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20次大会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而那些生存在古村落、传统街区、历史城镇等历史环境中,由世代人民所创造、积累下来的乡土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正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所在。

首先,基于区域层面的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策略,不仅应保护文物古迹、历史环境、非物质遗产,还应以实现整个区域的自然、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区域发展规划的核心是搞好区域空间的综合协调,包括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有关的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布局协调,以及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整治的协调,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及区域内城镇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相互协调。通过区域内的人口、经济、文化、科技、环境及资源等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和促进,实现良性循环和全面发展的目标。并且,“不同文化在对待环境问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和观念体系,众多文化中保留着优秀的思想资源。”

其次,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生态一词可解释为人的生活或生存状态。文化遗产,尤其是活的历史城镇和古村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被当成博物馆一样保护和封存,它必然和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并延续文化脉络以实现遗产地区的复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因此,改善保护实验区内居民的生活环境条件,要成为保护规划中的必要关照,不能因为保护那些已经不在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物质因素而破坏社区的社会进程。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整合状况,取决于其在区域和城镇规划及发展规划中的重视程度。只有不断协调各利益方之间的关系,激发各利益方的热情与能量,保护行动才能有序、高效地展开。(图9、图10)

第三,多样性的思想主张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不同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强调异质化的选择。因而需要通过公众参与、教育宣传等方式向公众诠释地方文化特色,防止伴随全球化浪潮出

现一个同质化世界。今天,对人类的知识和文化资源来说,那些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风俗、语言和生活方式现在却正以惊人速度消亡,保护它们显得极为迫切、极其重要。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即使是最简单的,也是由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只要有可能,都应当尽力保存”。

另一方面,正如斯宾格勒的观点:“每一种文化都各有自身的精神消亡的方式,此方式乃是出自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之必然”。因此,“时间的消磨,是不可抗拒的。传统文化的衰减是不可逆转的”。“挽救传统文化,就是继承古人的创造,恢复遗忘了的智慧,减缓旧文化的衰减,延长旧文化的寿命,进一步从旧文化中吸取新的启发。”。

第四,价值观念和评价过程是整个遗产概念以及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对遗产的拥有、创造和看护应逐步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需要。文化生态的保护强调空间、时间和文化等因素,强调其所包含的各个遗产节点所共同构成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以及至今仍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结语

总之,政策导向和功能协调对整体性保护的顺利实施具有积极影响;反之,如果缺乏正确和有效的政策来协调多方关系,整体性保护方法则难以进行。地方政府有责任像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那样,尽力确保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存。再者,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热情和动力受自身认识水平的影响,而提升公众这一保护主体的意识也离不开政府的努力。

虽说通过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来保护自然遗产、无形和有形的文化遗产,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大有可为。然而,人们也要意识到处理文化生态的保护问题,可能比自然生态的问题还要复杂、还要敏感。在我国,文化生态的保护工作从消极的标本式保存、冻结的博物馆保护方式,转变到积极的公众参与保护,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形成有生命力的保育机制,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充分理解遗产范畴不断拓展的现实意义,积极保护、有效管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徽州文化生态实验区保护利用的具体措施,可以从不同层面着手进行。在环境层面,着力于对建筑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加强对物质环境的整体改善以及与其他旅游吸引点的沟通连接;在经济层面,注重对其经济活力的培育,积极营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氛围;在社会层面,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借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城镇或村落衰退带来的种种内在问题,达到重建和谐社区的目的。三个层面的措施有机联系、相互促进,从而对整个区域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 陈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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