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通过在传统C-D生产函数中引入制度变量，实证检验了我国1952年至2011年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在长短期内的关系。首先，为全面衡量我国制度变迁，分别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变化选取相应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综合制度变迁指标。其次，在引入带有制度变迁变量的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计量模型。最后，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制度变迁和人均资本存量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短期内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上期产出变动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协整检验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在我国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每年GDP增长率达到了9.8%，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但大多利用传统经济理论，将制度作为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看待。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利用制度变迁解释国家内和国家间经济发展的研究日益增多，如诺斯认为创新、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Stiglitz（2004）认为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应建立在一国特定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我国建国以来，制度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因此，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便不能脱离我国的制度变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分析制度变迁背景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为了考察制度变迁的长短期效应，本文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分析。
二、文献回顾
自诺斯开创性研究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诺斯一反传统观点，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现执政者约束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只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然而Acemoglu（2008）指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确定；Barro（1990）和Glaeser et al.（2004）更强调，政治制度是技术进步、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此外，我国学者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刘红等（2001）和吴洁等（2003）分别在索洛和Rasmey模型框架中引入制度因素，以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潘慧峰、杨立岩（2006）将制度变迁加入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李富强等（2008）将制度引入理论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虽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大量关注，但是对制度因素进行量化却一直是难点（车士义和郭林，2011）。我国学者分别从制度变迁的不同方面，并利用不同统计方法对制度变迁进行衡量（刘文革等，2008），但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并且，针对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多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对制度指标的选择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变迁。因此本文试图在综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
三、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传统C-D生产函数假定Y=ALαKβ，其中Y为实际产出、A表示技术进步、L为劳动投入、K为资本投入。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投入产出弹性和资本投入产出弹性，同时假定技术是中性的，此时α+β=1。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综合制度变量I，即Y■=A■L■■K■■I■■。方程两边同时除以L并取对数，得出计量模型（1）：Inyt=lnAt+βlnkt+rlnIt+μ。其中，yt表示第t期的人均产出，kt表示第t期的人均资本，It表示第t期的综合制度指标，而lnAt作为常数项处理。
本文选取1952～2011年相关数据，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人均产出y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并且以1978年作为基期。人均资本存量k采用王小鲁等（2007）的数据，并将2007年后缺失的进行指数平滑至2011年。
North（1990）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契约合同等正规约束，还有文化习俗传统规范等非正规约束。本文对综合制度变量做了相应划分，分为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衡量参照林毅（2012）的划分标准，包括产权多元化IP、对外开放程度I0及分配格局变化Id，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则参照雷韵等（2012），将人力资本作为衡量非正式制度的主要指标。因此，综合制度变量用函数表述为I=F（IP，I0，Id，Ii）。随后，采用能够很好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的主成分分析对各项制度变迁指标进行综合。结果显示综合制度变量为I=0.250IP+0.262I0+0.225Id+0.263Ii。
四、模型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水平内，Lny、Lnk及LnI均不平稳，但均一阶单整。由于同阶单整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nson协整检验以判别。依照SIC准则，Johnson检验的最优滞后变量选为1。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下三者存在协整关系，即lnyt=1.235lnIt+ 0.596lnkt+0.855。且人均资本存量及制度变迁在长期内均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随后，本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研究长期均衡及短期波动关系。在协整检验基础上，将VEC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选为1，得到初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随后对初始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进行了剔除，得出修正后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下所示：
ΔLnyt=-0.268ECMt-1+0.479ΔLnyt-1+0.033 （2）
（-4.369）*** （4.321）*** （3.119）***
R2=0.357 ■2=0.333 DW=1.897
其中：
ECMt-1=Lnyt-1-1.235LnIt-1-0.596Lnkt-1-0.855 （2.1）
（-9.1414）*** （-17.524）***
由误差项可知，在长期内，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存量、制度变迁存在正相关关系。长期内，资本存量积累和制度改革均有利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敏感性远大于经济增长对资本存量的敏感性，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在过去60年中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市场制度逐渐发展，因此制度变迁所体现出来的边际作用较为明显。进一步结合林毅等（2012）针对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本文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正如North（1990）所说，正式规则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也可能修改、修正或替代非正式约束，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将产生出对于不同交换制度框架的有效需求，而其成败，则取决于非正式约束。
此外，模型（2）中ECMt-1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当短期内人均产出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误差修正项会将其拉回到长期均衡水平；Δlnyt-1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期的人均产出正向地受滞后一期产出的影响。因此，修正后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证明了制度变迁和人均资本存量都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上期产出变动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1952年至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了长期和短期内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本文按照North对制度的定义，将制度变迁分为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通过将制度引入传统的C-D生产函数，并利用Johnson协整检验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制度变迁和资本存量与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制度改革和逐步完善将有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而短期内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到上期产出变动正向的影响。因此，实现我国长期均衡发展，离不开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必须坚定不移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改革，同时不断提高国民教育水平，这将在长期内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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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运通（1990-），男，汉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结构与政府规制。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逐渐从传统会计中派生出来，其重要性在现代企业会计体系中也愈发凸显出来。现代管理会计为满足企业内部管理决策的需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起步较晚，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不足，管理会计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近年来，互联网行业飞速崛起，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互联网企业具有与传统行业不同的特点，而且互联网企业成立时间较晚，一般缺乏较为成熟完备的财务管理体系，这使得其资金运营管理不当，内部控制体系相对缺乏，其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较大。因此，对于互联网企业，想要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除了不断进行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外，还应当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及时有效的经营决策信息。基于此，本文基于管理会计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和互联网企业财务特征及财务管理重点的分析，重点探究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中应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进一步探讨加强互联网企业管理会计应用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管理会计；互联网企业；运营管理
随着经济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计职能的丰富，管理会计逐渐从传统会计中派生出来，其重要性在现代企业会计体系中也愈发凸显出来。不同于财务会计单纯的核算职能，现代管理会计将分析过去、控制现在、筹划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满足企业内部管理决策信息的需求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起步较晚，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不足，企业中管理会计职能缺位等诸多问题普遍存在，管理会计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近年来，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行业有其独特的财务管理重点。然而，互联网企业成立时间较晚，缺乏较为成熟完备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其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较大。因此，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对于互联网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尤为重要。
一、管理会计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作用
管理会计是指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运用适当的会计核算方法和绩效评估体系对当期经营情况进行核算和考核的过程。管理会计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宗旨，运用专门方法对财务会计提供的资料和其他资料整理和分析，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规划与控制，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做出决策。当前，在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中，管理会计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管理会计重视价值创造与维护，結合企业战略，是实现企业业财一体化的有效工具。
管理会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为企业内部管理提供信息
在现代会计体系中，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是两个重要的领域。财务会计通过对企业资金运动的核算为企业外部相关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有关的信息。而管理会计侧重于通过为顾客创造价值来实现企业最大程度的价值增值，主要是为企业内部使用者提供经营预测、决策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既包括经过加工处理的财务信息，也包括大量非财务信息，如预期的信息，技术、宏观经济方面的信息等。
2.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
决策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决策即选择最合适的生产经营活动方案。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企业管理者需要不断进行各种决策，正确的决策帮助企业实现最优化运转。管理会计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运用专门的方法，帮助企业提出、选择、评价各种经营方案，实际上直接参与了企业的决策过程。
3.推动企业实行控制和考核
决策并不是企业管理活动的终点，事中的控制和事后的考核也至关重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保证实现预定的目标，必须对生产经营活动的执行情况进行严密的跟踪和合理的控制，如果偏离预定目标，要及时调整活动方案。在活动完成后，要将活动的完成情况与预定的目标进行比较，评价各部门业绩的优劣。在控制和考核两个层面，管理会计既可以建立完备的控制系统，又可以确定合理的考核措施，帮助企业随时掌握实现目标的进程，并为修订决策、调整计划提供客观依据。
二、互联网企业财务特征及财务管理的重点
1.互联网企业财务特征
（1）轻资产运营模式
互联网企业的流动资产比重较高，尤其是现金较多，流动比率也相应较高。信息技术、技术研发人员、信息和知识是互联网企业的基础性资产和核心资产。这些轻资产的价值难以衡量，财务报表无法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2）成本轻、费用重
互联网企业成立之初为了吸引顾客，通常需要支付大量的宣传推广和促销费用。人才是互联网企业的核心资源之一，因而其人工费用也较高。因此，企业的成本费用结构通常表现为成本轻、费用重。
（3）产品更新速度快，盈利模式不断变化
面对发展快速、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互联网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企业的盈利模式和能力在不断发生变化。
（4）现金流至关重要
在互联网企业的初创期，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增加用户数量，企业要为研发和推广投入大量现金，现金流出较多而现金流入较少。在用户变现期，由于产品更新换代和盈利模式复杂多变，为了吸引用户留存，企业仍需要不断投入资金开发新的内容。
2.互联网企业财务管理重点
（1）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合理的融资方案，权衡风险与收益
融资方式和融资结构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有大量资金需求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发展初期，收益非常不稳定，经营风险较大，并且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低，因此获得借款的难度较大。另外，负债过多会使企业面临过大的偿债压力，加大财务风险，依据高经营风险搭配低财务风险的策略，在这一阶段，风险投资应该成为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通常来说，风险投资能以较少的资金取得较大的股份，随着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不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并且存在让企业丧失控制权的风险。这时就需要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降低经营风险，引入其他融资方式。总之，互联网企业应提高警惕，控制负债水平，制定科学的融资方案，权衡风险与收益。
（2）建立有效的投资约束机制，结合外部环境和企业财务特点进行投资决策
互联网企业的产品主要为无形资产，投资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投资收益在短期内不会出现，预期收益很可能与投资收益偏离。因此，互联网企业在投资前一定要对市场环境充分调查，建立合理有效的投资约束机制，注重防范和规避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另外，互联网企业在投资决策时，要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特点，考察自身偿债能力，合理利用所筹资金，保证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
（3）强化内部控制，提升风险管理
互联网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面临内部和外部双重风险。内部风险包括战略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外部风险包括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等。因此，企业要强化内部控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主要通过加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沟通、内部监督以及控制活动进行。
三、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中应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中应用的现状
随着管理会计的发展，互联网企业总体上呈现出由强调核算、记录的财务会计逐渐向关注决策、价值的管理会计转变的发展趋势，会计的工作性质从简单的事后核算向“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评价”的全过程管理模式拓展。但是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应用過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2.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互联网企业对管理会计缺乏重视
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涉及的内容较多，也更加复杂，这对企业的管理层和一般会计人员无疑都是一种挑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企业对财务会计比较重视，而管理会计则一直处于相对次要位置。一般会计人员往往认为管理是企业高层的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忽视管理会计知识的学习。受官僚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习惯于独断专行，并不重视管理会计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这就导致管理会计的作用难以发挥。
（2）电算化模式下管理会计缺乏应用
当前，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实现了会计电算化，但是绝大多数企业仅仅利用会计信息系统进行事后的账务核算，很少利用会计软件进行管理会计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自身对管理会计的作用有所忽视；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起步较晚，管理会计相关软件的研发落后，制约了互联网企业管理会计的发展。比如，线性规划、全面预算、本量利分析、平衡记分卡等管理会计工具和模型没有纳入会计电算化系统。这使得管理会计的工作效率降低，管理会计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结果导致企业更加忽视管理会计的作用。
（3）管理会计停留在对结构化数据的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以前，管理会计重点收集和处理结构化数据，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企业管理中仅使用一小部分结构化数据，反而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包含了大量对企业有用的信息，如果忽略这些信息，将会影响企业的决策的准确性。目前，大多数互联网企业中的管理会计仍停留在对结构化数字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上。另外，激增的数据流对互联网企业数据处理效率的提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一些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处理能力被关系型数据库处理模式所限，已不能适应大数据处理的需要。
（4）管理会计运行的网络环境不稳定
与其他企业相比，互联网企业拥有巨大的信息流，对外开放性较强，网络环境复杂。管理会计作为企业预测、计划、决策、分析、评价的工具，必然要收集并处理这些信息。面对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企业拥有一套强大的网络终端是提高企业综合业务能力的基础。就目前来看，面对庞大的信息流的压力和复杂的网络环境，有些互联网企业的网络终端并不能提供可靠的保证，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5）管理会计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
会计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减轻了财务人员核算的工作量，为其向具有管理会计职能的角色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这一转变也给财务人员带来了潜在的压力。管理会计的知识更具综合性和分析性，对财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涉及的新型会计实际应用对管理会计者的技术操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互联网企业更需要能灵活运用网络财会新技术并且具有高水平财务综合分析能力的管理会计人才。就目前来看，互联网企业中的财务人员自身在校阶段接触的管理会计知识、课程和案例学习经历较少，企业对财务人员也没有加强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和培训，管理会计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
四、加强互联网企业管理会计应用的对策建议
1.强化管理会计内部制度建设
互联网企业应高度重视企业管理会计内部制度建设，使管理会计的实施有章可循。企业高层管理者禁止搞“一言堂”，应严格按照程序和规定进行决策。企业除了建立财务预算、财务核算相关制度，也要建立激励考核、内部控制等制度。企业要加强管理会计的应用，实行多种管理会计工具的有机结合，整体提升企业的创造力和经济价值。
2.加强对管理会计软件的研发投入
互联网企业需要将管理会计相关工具和方法纳入到会计电算化的系统中，确保信息收集全面准确、分析方法高效合理。企业应加强对管理会计软件的投入，聘请专人开发适合本企业特点专业的管理会计操作软件，建立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和管理会计的工作质量，确保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真正对企业经营管理发挥作用。
3.建立稳定安全的大数据库，确保数据获取和分析的全面性
互联网企业管理会计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建立稳定安全的大数据仓库。面对日益增长的数据流，互联网企业的管理会计必须确保数据获取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充分认识到非结构化数据与半结构化数据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影响，将所有相关的数据加以综合利用，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全方位的依据。为应对数据的快速流转，企业不仅要建立起安全稳定的数据库，还要及时和快速处理所收集的数据，防止数据积压和浪费，有效利用数据资源。
4.配置强大的网络终端，构筑安全的存储空间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互联网企业必须要配置一套强大的网络终端做后盾，选择具有专有属性的、构筑在企业数据中心的防火墙内的存储空间。严格管理与业务相关的数据，并利用防火墙隔离内网与外网、专用网与公共网，实现信息安全防护。对于企业日常会计信息，需配合联签机制、加密手段、访问控制机制等预防措施，区分内外部信息、分级授权上下级信息，保证系统及程序安全运转，为管理会计人员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5.转变人事招聘重点，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互联网企业应明确划分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职能界限。在人才招聘方面，改变传统招聘关注的重心，采用新的模式和工具帮助企业实现精准招聘，增强人才和岗位的匹配度。在实际工作中，财务人员也应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树立先进的管理会计理念，用管理会计的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多地参与企业的管理过程，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应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管理会计方面的培训，使财务人员参与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管理会计的知识和方法。另外，企业要针对管理会计建立完善的激励考核制度，客观明确地评价其工作质量，提高管理会计人才的积极性，并对其工作成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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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策，得到学术界、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热情响应。准确理解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的意义和原则，对于稳妥推进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如何准确理解？依据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以及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高度认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
总书记在《决定》说明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我们来看看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相互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既是对以往论述的继承，又是新形势下理论认识的深化。我们要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高度，正确认识和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
我们要相信自己这么多年的探索正在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没有走邪路，也没有走老路，我们在根据实际走自己的正路、新路。对中国来说，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压舱石。有没有战略定力，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坚持，后果将不堪设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一个是“主体地位”，一个是“主导作用”，说的很清楚。我们在根本问题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是个原则问题。
这些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许多国有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引入不同所有制资本，取得了相当的业绩。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国有企业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占总企业户数的52%。比如国药控股公司于2003年组建，目前中国医药集团公司占股30%多一点，其余为民营企业、社保基金和公众股，发展迅猛，现市值已经位列全球医药分销企业第4位，而中国医药集团也进入了世界500强的行列。
这些国有企业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国有资本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国有资本的市值和收益不断增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还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更多地引入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重大项目建设，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有效形式，推进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相互融合，积极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中要避免的认识误区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内容，但在推进过程中一定要稳妥，避免几个认识误区，防止走偏、走弯路。
误区之一，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削弱国有经济和国资监管。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讲的很清楚，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总书记在《决定》说明中也明确指出：“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因此，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三力”，而不是“削弱”。正如总书记在参加2014年“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同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因此，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而不是“削弱”。
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国有经济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国资监管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要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认清国有经济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经济社会国防安全、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抓住有利时机，大胆探索，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继续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深入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进国有资本证券化，积极吸收和利用非国有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误区之二，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把国有股份“一卖了之”。
总书记在参加2014年“两会”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总书记的这番论述就指明了推进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如果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进程中急于求成，简单把国有股份“一卖了之”，“一刀切”大规模引入非公资本，就会带来很多问题，会把“好经”念歪了。
比如说，没有考虑到不同行业和领域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承担的责任，简单卖掉国有股份会带来国有资本布局的不合理，带来国有企业作用的弱化。再比如，没有考虑到引入非公资本和员工持股的操作流程的规范性、透明性，一哄而上，就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问题是一定要警惕的。因此，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必须稳扎稳打、力求稳妥，必须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处理好近与远、急与缓、难与易的关系。
误区之三，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混就灵”。
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进程中，如果以为简单引入非公资本与国有资本“混起来”就可以，这是不行的。实践经验表明，“混起来”容易“合起来”难。“混起来”是物理过程，在股权层面；“合起来”是化学过程，在制度层面。现在一些比较成功的搞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比如中国建材集团2006年以来重组了几百家水泥企业，以控制区域市场为目标推进重组，以深度整合为手段加强管控，融合后建立了很好的企业文化和内部机制，充分发挥了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这其中需要不同混合方的价值观的统一、混合后形成新企业的治理机制的调整，逐渐实现不同混合方的相互认可、协同作战。要实现从简单股权混合到深度制度融合，需要在战略、管理、组织、文化等方面下功夫，需要利益的纽合、资源的整合、文化的融合。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是手段，融合是重点，制度是关键，发展是目的。
国企有行政化的不足，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提高。同样，民企有家族化的不足，公司治理水平也有待提高。混合后的企业能否真正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需要在实践中持续探索，绝不是“一混就灵”。
在国资国企改革进程中，既要对一些全局性、需要探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又要对一些看得准、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抓紧推进。要按照“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加强监管”的要求，规范有序推进各项改革，做到守住底线、规范操作、统筹有序。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大企业之间的竞争。美国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上始终占据首位，从一定意义上说，比GDP总量占世界第一更有价值。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自己的大企业，才能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在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这些年，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在2013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上榜数已经居于第二，其中45家归属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22家地方国资委监管的国企。我到中交集团等企业去调研时，很明显地感觉到企业干部职工参与海外竞争的自信心和拼搏精神。比如在国际桥梁领域，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型桥梁一半以上由中交集团参与设计建造。事实上，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参与海外市场竞争的有力力量，成为许多外国公司的强有力竞争对手，在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日益凸显。
当前，在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企业的规模依然不够大，产业集中度依然过低，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品牌价值、治理水平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依然差距较大，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的重要性、紧迫性愈发凸显。而打破所有制界限，通过不同资本混合，发挥各类资本的优势，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就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目标。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和各类非公资本融合，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有效途径。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运行机制。为了防止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可以进一步建好董事会，充分发挥外部董事作用。为了防止企业行政化问题，可以进一步增加市场化选聘人才比重，推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
经验表明，资本市场具有比较完善的运行规则和刚性约束，在资本化运作过程中，各类资本可以按照市场化、透明化、规范化的要求实现整合。这对于保证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避免为混合而混合，避免一哄而上，避免违规操作，要以占据产业链高端、实现专业化整合、推动国际化拓展为原则，努力做到稳妥、规范、有序推进。
国有企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整个面貌焕然一新，竞争力、创新力、带动力、保障力和内在活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制约国资国企发展的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下一步，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围绕国有资本布局的战略化、治理的市场化、竞争的国际化、信息的透明化、受益的广泛化，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土地制度及农地制度成为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即农地制度。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关键词:土地制度; 农地制度; 综述
一、土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土地制度还未有统一的概念,基本认为分为城市土地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农民的任何生产活动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利用高度相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认为土地制度是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相对于农村,土地制度对城市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陈道(1983)认为,土地制度等同于土地所有制,在《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中认为土地制度亦称“土地所有制”,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中土地所有关系的总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宪(1989)认为,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土地流转制和土地管理制度及其构成的一切有关土地的社会经济制度。周诚(1989,2003)认为,土地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诸如土地利用方面的土地开发制度、土地规划制度等;土地所有和使用方面的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等;土地价值方面的地租制度、地价制度等;还包括国家的地籍管理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则只涉及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三大方面[1]。
随着产权在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视,中国学者开始强调土地制度是围绕土地的存在和使用而形成的一种行为关系。 张朝尊(1991)认为,土地制度是人们在占有、支配和使用土地的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使用权关系。马克伟(1991)认为,土地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因利用土地而产生对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处分等诸方面关系的总称。土地所有制及土地使用制是土地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两大方面。高尚全(1991)认为,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主要解决土地归属问题,它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土地使用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涉及到土地如何利用和有效使用。对于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产权制的划分是基于当时对产权概念认识的分歧,现在基本上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21世纪初,很多学者认为,土地制度就是土地产权制度,关于地权问题的研究得到普遍关注。
由于土地经济关系需要得到法律上的反映、确认和规范,产权的法学研究强调法权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法权关系的制度化。张月蓉(1992)认为,土地制度是在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土地经济关系和土地法权关系制度化的总和,它反映着因利用土地而发生的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2]。郑景骥(2006)认为,土地制度是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包括经济关系,也包括法权关系,前者属于经济基础,后者属于上层建筑。一般认为,产权是法权的本源,法权是产权的反映。二者相辅相成。
近年来,对土地制度的认识逐渐趋向广义和狭义概念两种。认为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主要有土地所有、土地使用、土地管理及土地利用技术等方面的制度,即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制度内容。狭义的土地制度是指约束人们土地经济关系的规则的集合,是关于人们之间围绕土地所有、使用、收益而发生的生产关系制度,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土地经济关系,是一种经济制度,即土地经济制度。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制度又是一種法律制度,即土地法律制度,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法规上的体现(刘书楷,2004;卢新海,2006)。一般而言,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国家管理制度三大部分。郑景骥(2006)则认为,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一切有关土地的制度;狭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使用制和管理制度[3]。基本上顺延了周诚在1989年提出的土地制度广义与狭义概念。
从区域上讲,城市土地包括三个层次:A城市市区的土地,即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B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C城市行政管理区范围内的土地,即包括城市郊区(县)范围内的土地。这三个层次的土地构成了城市有限的土地面积,城市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居民消费等)只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中进行[4]。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限的城市土地是否能集约高效地利用,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尤为重要,土地发展权近年来得到中国学者的相当关注,张安录(2000)、胡兰玲(2002)、程烨(2003)、孙弘(2004)等对土地发展权制度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城市土地是由农村土地发展来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大部分农村土地就相应转化为城市土地。于是关于耕地的保护变得严重,土地管理及用地管制制度主要集中于耕地的保护。
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农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简称,反映农村土地经济关系。与城市土地不同,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农地广义上讲是指法律规定由农民集体所有的一切土地,包括耕地、宅基地、其他公共用地等;狭义上讲是指农业用地,包括耕种或畜、牧的土地。中国理论界对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对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研究,起源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1983年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农村土地制度本身首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的重点,文迪波、梁秩森和知少波(1987)、安希极(1988)、杨勋(1989)、张朝尊和吕益民(1990)、雷厚礼(1991)等主张土地国家所有制,李庆曾(1986)、李永民和李世灵、魏正果(1989)、蔡继明(2005)等赞同私有制,骆友生、张红宇和高宽众(1988)、陈吉元、邓英淘、姚刚和徐笑波(1989)、周诚(2000)等坚持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曲福田、孙鑫(1991)、张新光、贾金荣(2004)、白永秀、周天勇、胡慧洁和陈曦(2005)等主张实行混合所有制等等。
刘书楷(1989)认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基本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基本国情,农村土地制度改建的重点不是改变土地所有制,而是完善两权分离机制,中心任务是进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有偿使用和合理流动机制[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提高农业经营者效益,农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应以更高效率被使用。1998—2000年间对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特别关注,土地制度创新的实践在部分地区不断涌现,主要集中于对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率先产生的“四荒”使用权拍卖的总结,以及对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总结。还试图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方向,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学者日渐增多。林毅夫(1992)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应沿着降低劳动监督成本和提高劳动激励的路径发展;周其仁(1995) 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兼顾新产权合约及其执行和保障系统间的互相协调;杨学成、史建民、靳相木和薛兴利(1997)等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应围绕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2003年以来对三农问题特别倾注,党中央认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主要研究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如何保护耕地承包权和耕地减少等问题。农地私有或有限的小土地私有制等观点成为大家争论的课题。关于耕地大量减少问题,杨小凯(2003)、牛若峰、文贯中、邓大才(2004)等学者认为,出现征地狂潮、农地交易失控的根源是制度失灵导致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公共性”导致在地权分配的相关主体中,除了农民和中央政府外,其他主体都有多征用土地的内在激励机制。土地私有化有助于实现规模经营,是解决行政性土地调整和农地转为非农地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关于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研究,也从20世纪末的农地流转必要性及实践研究转为21世纪的农地流转动因、模式、机制以及农地流转市场构建的研究等。研究显示交易成本的高昂、农地产权的残缺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是制约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因素,认为规范的、长期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提高农地的配置效率,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其中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是流转问题的关注热点之一。党中央明文表示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有学者认为,这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化,也有人为这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表现,有助于土地责权明晰。流转问题似乎比所有权归属更显重要,构建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富裕的适宜的农村土地制度尤為重要。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对理论和政策的要求,为我们留有尚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三、总结
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保护耕地、农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更显重要。
参考文献:
[1]周诚.土地经济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140.
[2]张月蓉.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途径[G]//中国土地经济问题研究.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377.
[3]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3.
[4]卢新海.城市土地管理与经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8
[5]刘书楷,曲福田.土地经济学:第2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15-20.[责任编辑 吴高君]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商法作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其价值理念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商法首要价值的辨析，将其界定为效益价值，正确定位商法的首要价值，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商法的繁荣。
【关键词】商法；价值体系；效益价值
商法是具有强制色彩的私法，与民法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我国商法被界定在民法部门中，同时他又与经济法有着紧密的联系。商法是自由与效率的统一，其功能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商人利益与商事交易的平等性。在具体的商事关系中，商法价值取向主要是对安全与效益的取舍问题，是二者间的博弈均衡。
一、商法的首要价值及其内涵
[1]商法和民法同属私法，共同遵守着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原则，安全、平等、秩序、公平和诚实信用等构成其价值体系，但民商法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各自的价值排序上呈现出不同，民法的首要价值理念是公平，而商法的首要价值理念是效益。民法和商法首要价值的不同根源于其调整对象的不同。[2]一般认为，民法是调整社会平等成员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是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这一定义就能看出，将效益价值定位为商法的首要价值理念是必要的。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间较短，因此，商法的效益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正确厘清商法的首要价值，从而扭转这种不正确的价值取向是极其必要的。[3]在商法的价值体系中，自由价值是成就效益价值的外部手段，安全价值是成就效益价值的智力支持，而科学的商法价值体系应该以效益价值为终极目标，为了实现效益价值在某种场合或一定条件下可以牺牲其他价值。虽然商法的价值目标包含了维护一种商事交易的安全，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效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商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事的是营利性活动，商事行为本质也就在于追逐最大的利润。
二、商法效益价值的法理基础
[4]商法选择将效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是由商行为的营利性决定的。与民法等法律领域相比，商法更能表现出安全与利益之间的博弈以及利益对立法的影响，商法具有保护商事利益、规范商事交易、促进商事流转等功能。因此商法也必然要首先关注效益的追逐。与民法相比，商法的主要特点就是能够做到高效的实施。这一特征取决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是以效益为本质的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要求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资源。源于交易的本质，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目的交换经济，交换产品只是手段，借助交易追逐利益才是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根本目的。[5]商法价值的总定位，还是应逐渐顺应效益价值。唯有交易所追逐的效益价值，才是真正体现商法根本属性的价值追求，因而也就成为商法中最顶级的价值。一种制度要存在并根植于社会，就必须顺应社会对这项制度的现实需求。商法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功能更多的体现于商事法规对交易效益的促进之中。简化交易程式，便捷交易活动，促进商事效益是现代商法的最主要功能，对于当今中国，改革的步伐可以迈的更大一点。
三、商法效益价值的制度保障
（一）认缴资本制的确立
我国1993年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上严格贯彻大陆法系的“法定资本制”，要求投资者在公司注册登记前将等于或高于法定最低资本金的由公司章程所定的资本如数缴纳，之后公司才可以注册成立。新公司法对此进行了较大的变革，通过新《公司法》第26条的规定，认缴资本制在我国得到了确认。
（二）公司法人格制度
公司法人格制度作为控制无限风险，保护股东利益的制度受到了商人们的欢迎。当历史发展到将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与法人制度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时，公司就出现了，公司制度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法人制度能迅速集中零散资本、有效控制投资过剩、减少交易风险、衡平各方利益，在这些方面，它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权利证券化
权利是以抽象的价值形式而存在的，在流通方面存在阻碍。因此，如果想促进权利的流通或快速转让，就必须在交易层面上进行改革。这就要求权利须以某种有形载体表现出来，这时证券就应运而生了。商法上，权利的证券化在几乎所有交易环节都得到了体现。提单、仓单、公司债券、公司股票和汇票、本票、支票的存在，大大简化了交易。这些以证券表彰的权利，借以各种相关制度，适应了现代快速交易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证券的实用性。
（四）交易定型化
交易的定型化与权利证券化具有天然的联系，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特殊类型，使任何商事主体，无论何时何地交易，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格式条款的使用，记名证券的背书转让与无记名证券的交付都是其表现方式。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化与证券化。交易的客体，若是以有形方式体现，使之商品化，形成统一的效果，确保大量交易迅速达成。交易的客体，若是无形的权利，商法使之证券化，以促进流转。
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利明.民法（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范健.从全球经济危机反思现代商法的制度价值[J].河北法学，2009（8）.
[4]曾玲，孙伟春.商法价值取向之变迁——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角度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7（1）.
[5]张振亮.论现代商法的基本原则[J].南京邮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1）.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国家审计; 审计文化; 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审计文化是在长期审计实践中形成的历史积淀。近年来，国家审计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监督作用，这直接推动了审计文化建设实践和审计文化理论研究。很多学者从审计学角度，对审计文化定义、作用、体系及建设内容进行了研究，而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审计文化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经历了长期缓慢的演变发展过程，具有缓慢性、滞后性、路径依赖性等演变特点，并对国家审计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因此，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纵向研究国家审计文化及其变迁，可以更好地把握审计文化发展规律，认识审计文化发展本质，并用于指导审计文化建设实践，推动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作为制度的国家审计文化
“文化”一词在汉语中最早可以追溯到《易经》，《易·贲》卦《彖》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文化的概念在它最初的萌生阶段即“人文化成”，已经具备了人类创造出来的与天地自然相对应的人文教化含义。英文“文化”(Culture)原义为对土地的耕耘、加工和培育，以满足衣食等各种需要，后引申到通过教化将人类从自然本能培养为有教养的人。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为：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可见，文化的本质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人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对人类特有行为与状态的升华与总结。广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侧重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价值追求、性格品质等精神层面。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是社会演化选择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它旨在建立秩序以降低交易成本，促成社会成员利益最大化。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章、命令等文字形式公布于众的“有形的”制度，非正式制度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性、道德规范等以非正式的形式认可并遵守的“无形的”制度。
审计文化作为一定时期人类文化在审计领域的反映，是随着审计实践产生发展而积累延续下来的文化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经济监督和经济证明性质的管理活动而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照主体不同，审计文化可分为国家审计文化、社会审计文化、内部审计文化，这三类审计文化具有审计文化的一般共性，又由于审计组织、审计对象、审计活动、审计重点等差异而存在各自的文化特点;审计文化按结构层次又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种。审计物质文化指审计组织在从事审计活动中所应用的带有审计行业特征的工具、方法、技术及所依托的审计环境等具有物质特性的审计元素总和，它是审计文化的物质载体;审计制度文化是指审计组织在进行审计活动时所依据、遵守的由相关组织制定的为审计行业所广泛认可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行为准则等，它是审计物质文化与审计精神文化的中介环节;审计精神文化是指审计组织或审计人员所共有的群体意识和思维活动，它是审计文化的深层表现，包括了价值理念、精神风貌、素质能力、道德修养、思维方式等内容。从广义上讲，审计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实践中创造的与审计相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审计文化是指审计人员在长期的审计活动中形成的审计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审计制度和审计组织机构的综合体。本文研究的审计文化就是属于狭义层面的审计文化。
我国审计的最初形态表现为国家审计，国家审计在我国历史悠久，经历了长期历史演变，自始至今都发挥了重要的经济监督作用，并对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起着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作为制度的国家审计文化，是在长期的国家审计实践中由审计组织积极倡导、培育的能够适应审计活动发展的审计人员群体意识，主要包括了审计价值理念、精神风貌、素质能力、道德修养、思维方式等。
二、国家审计文化变迁的趋势
纵观始于西周时期我国三千多年国家审计的发展变迁，审计文化表现出审计价值理念趋向先进性、法治化、审计活动日益强化的独立性和职业化的发展趋势。
(一)审计价值理念趋向先进性
价值理念是审计人员共同认可的对审计存在与发展意义、价值的总看法和观点，它是审计文化的核心，从根本上决定了审计文化的内容，也引导着审计实践的方向。私有制的出现是国家审计出现的经济基础，阶级与国家的出现是审计产生的政治条件，国家审计在物质基础的积累、阶级的对抗和国家机器的出现后成为一种必要。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统治，层层授权给受托官吏，却又无法亲自监督受托责任的行使情况，于是向下授予各种经济、行政、司法等监督权力，逐步健全了国家统治体系。审计作为一种防错纠弊的监督手段和方式，仅仅是为古代王权或皇权巩固政权服务的一种工具，其价值理念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审计作为统治阶级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环节，它自身不直接产生生产力，而是更多依靠查处和监管去防止和揭露政治贪污、腐败等问题的发生。古代国家审计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紧紧围绕如何用审计的简单程序预防和揭露政治贪污、腐败等问题，以巩固王权或皇权统治，其理念发展的重点在于审计或监督方法的变迁与创新。近代我国国家审计在民主政治推动下实现了短暂的实质性飞跃，权力制衡理念深入人心，国家审计成为实现多数人统治的监督方式。
1983年我国依据宪法设立了隶属于国务院的国家审计机关，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审计价值凸显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理念也由“守门人”、“看门狗”、“经济卫士”等到“免疫系统论”、“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等先进理念的变化。“守门人”、“看门狗”、“经济卫士”等理念使得审计成果日益丰硕，“免疫系统论”理念使得审计领域不断拓展。环境审计、民生审计、跟踪审计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突破，审计对象呈现出多元化和人本化等特点。关注人类生存状态、关注环境问题、关注民生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审计活动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有序运行服务。审计不仅发挥批判性作用，更重视发挥建设性作用。审计从简单的就事论事，到开始着眼于制度、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预防是目的，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就是使经济社会少出问题，这需要事前的预防，预防的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审计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这种主动、预防型审计的理念使得审计价值得以更加有效发挥，更加凸显国家审计作为“免疫系统”内生组织的优越性和“国家治理”工具的全局性和前瞻性。
(二)由“人治”渐趋“法治”
审计法治是审计文化理念与审计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一种制度秩序，包括依法审计的水平、状态、环境和效果，也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的全过程。在秦汉以前，我国国家审计虽有相关官吏行使审计职能，但并未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国家审计人员基本上依靠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行使相应审计职权，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随意性的显著特点。由于审计法制不完善，审计权力行使“人治化”色彩较为浓厚，人大于制度的情况多有发生。直到秦汉时期，国家制定了“上计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把审计监督职能固定下来。之后，唐《比部格》、《比部武》，宋《庆元条法事类》等专门规范审计活动的法规也陆续出现，唐《考课令》、明《宪纲》等规定也对审计官员行为作出了限制。民国政府颁布的《审计法》、《审计院组织法》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审计条例，使得审计立法不断完善。
1982年宪法对国家审计制度作出专门规定，推动了我国当代国家审计的快速发展。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以及之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使我国国家审计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由此可见，我国国家审计的法制化不断加强，为审计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增强了审计的规范性和权威性。虽然法律规范本身不属于本文提到的审计文化范畴，但它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审计文化中的法治理念，正是法治理念催生法制健全，法制健全又反过来影响法治理念。此外，受我国古代“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人情大于法”的文化背景对我国国家审计发展也有消极影响。从历史上看，古代国家审计法制化过程中未实质形成审计法治化。现代我国国家审计在建设法治化国家理念和战略推动下，在实现审计法治化进程中努力纠正“人治化”下的消极影响，在实践依法审计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审计独立性逐步增强
审计独立性是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与相关被审计单位或被审计主体保持中立的一种状态，即前者与后者之间不存在协议之外的任何利害关系，以保证审计结果客观公正。审计作为一种经济监督行为，虽然在其本质上有着独立的特点，但就其职能而言，它或是与司法、行政监察相结合组成一个职能部门，或是由不同机构构成审计职能，因此在职能上它并不是独立出现的。例如，西周时期“宰夫”的出现是我国国家审计的起源，但“大宰”、“小宰”、“司会”等秦汉时期的御史行使着行政、司法、审计等多种监督职能。从中华民国时期开始，北京政府在审计制度上仿效西方国家，设置近代新型专职的审计机构统揽审计工作，从此改变了古代把审计职能分散于各个政府部门执行的状况。这是中国古代审计转化到近代审计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审计机构名目繁多、置弃无常，究其原因，每一次变化都是在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适应特殊监督需要的结果，审计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对王权、皇权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在这种情况下，其独立性不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对审计独立性的强调也无法得到保障。现在我国设立国家审计署作为专门的审计组织，行使相对独立的审计权，为审计独立性确立了坚实的组织制度基础，审计人员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审计机构与审计人员的精神独立性得以强化，独立性渐成为社会成员对审计工作的广泛认同和信任，也成为审计人员恪守职业道德的基本底线。
(四)审计职业化趋势明显
审计职业化涉及到制度建设、管理模式、人员素质等多方面，从审计人员的素质方面来看，审计人员素质要求能体现审计行业的审计风气、审计精神、职业习惯、行业形象等，是审计文化最为广泛的外在具体体现。审计人员的素质包括政治、知识、品德、能力、身体等各方面的要求。在国家审计发展初期，审计活动建立在并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上，从事审计活动的审计人员可以由受统治者信任的一般人员来担任，没有过多的专业要求，只需认真负责、严明公正等基本道德要求。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渐强，社会分工细化，简单的审计监督活动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从而对从事审计活动的主体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除了过硬的政治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优秀的品德修养、胜任的实践能力和必要的身体素质要求外，一些职业习惯和约定俗成的文化气质也渐趋成熟。审计讲究用证据说话，审计人员在从事审计活动中会时刻提醒自己遵守既定规范、收集审计证据，以有据可依，形成审计成果;专业谨慎性要求审计人员保持一定的职业怀疑精神，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周围的一切……这些都是新时期审计文化特质的重要体现。
三、国家审计文化变迁的主要特点
我国国家审计文化在长期发展变迁中表现出缓慢性、滞后性和显著的路径依赖性特点。审计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长期的审计实践发展中有其稳定性，在习惯定势与文化自觉中发挥着潜移默化和持久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国家审计文化变迁中，可以看到我国几千年的国家审计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虽然承担审计职能的机构名称经常发生变化，但审计文化本质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审计是依附王权或皇权的监督工具，审计价值目的依旧没有重大改变，审计理念没有突破旧有的封建制度框架，在中国传统“人治化”观念下法制化进程缓慢，审计独立性没有本质变化，审计职业化要求进展缓慢。直到近代，我国国家审计在外力作用下才发生制度突变。
审计文化在审计实践中积累沉淀，它植根于审计实践，一定的审计文化与特定审计实践总是紧密关联，但同时审计文化变迁也往往具有滞后性，即审计文化形成在时间上总是滞后于审计实践的发展。例如，“免疫系统”、“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等理念主要是在我国审计实践基础上提炼、总结和升华，是总结近三十年我国现代审计事业发展经验的必然结果，这些理念集中阐明了国家审计的当代意义、角色定位和重要作用，并对今后我国审计事业发展起着重要导向性作用。
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是指一个具有正向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包括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作为制度的审计文化，其发展演变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即审计文化变迁会受到初始状态的影响，一旦确定后便沿着原有路径不断强化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历史痕迹和因循趋势。审计文化形成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它深深内化为审计人员的一种稳定意识形态，其固有的惯性往往一时难以改变，即使正式制度改变，它也会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并对正式制度产生重要影响，且自身在短期难以发生重大改变。
四、国家审计文化变迁的路径依赖
我国国家审计文化深深植根于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从国家审计起源、发展至今都深深烙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国家审计文化变迁表现出了显著的路径依赖特性。
(一)审计价值理念转型的传统羁绊
古代国家审计价值理念契合并服务于少数统治者利益集团，现在我国国家权利属于人民，审计价值实现的服务对象实现了根本性转变，国家审计成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坚强后盾。但从国家审计职能来看，我国国家审计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古代国家审计体制始终以监察系统为主干，始终贯穿着经济监督这条主线，构成了以御史制度经济监察为经，以上计、比部制度、户部审计制度以及内部财务稽核为纬的基本格局。我国现代国家审计依然遵循“经济监督”的初衷，对政府各部门公共资金运用的真实、合法及有效性进行审计是其主要职责，财务审计是其主要审计方向。在很多人看来审计就是“查账”的，主要职责是审查会计，虽然这种想法已经过时，并不能全面概括审计的职能，但不可否认，这确实基本抓住了审计的主线，也能看出国家审计初始发展状态带来的影响。美国国家审计在国际上居于较高水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外，美国不存在沉重的历史包袱，没有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历史遗留的制度痕迹较少，美国国家审计从自由环境中生长发展，其国家审计价值理念具有转型彻底和创新高效等特点。虽然我国国家审计在价值理念方面早已超越了财务审计范畴，但受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影响，在价值理念及其转型方面仍深受我国传统文化习俗及制度框架束缚。
(二)审计法治化进程的制度依赖
我国传统政治基因中具有“大一统”情怀，表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集权化”严重。我国古代国家审计本来就是为权力服务，受到权力制约，法律亦为权力所把持，在“权力制定法律，审计遵循法律”的逻辑下，审计法治化进程必然受到既有制度体系的约束。而“集权化”体现在个人层面就造成了“人治化”情况严重，加之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情、轻制度”、“官本位”的观念依旧深厚，虽然市场化与国家民主制度在不断完善，同时客观上社会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人们固有的传统意识思维惯性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使在现代，权大于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植根于几千年传统的制度习惯影响难以彻底消除，制度重构也必然留有旧制度对人们思维影响的痕迹。这成为影响我国审计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阻滞因素。
(三)审计“二重独立性”难以协调一致
一直以来，我国“等级观念”、“大行政”、“整体利益”、“中庸”等文化传统深厚。我国国家审计产生源于政治统治的安排，在集权者独大的社会，权力制衡与约束仅仅是统治者加强集中统治的游戏规则，“审计独立”这一意识还没有达到本质要求的状态，它只是统治者权力赋予的附属部分。“等级观念”和“大行政”的政治惯例使得我国审计独立性仅仅局限于内部，审计职能从属于行政职能，同时又要履行监督行政职能。独立性的不断加强还是局限于行政权力之内，不能从根本上实现独立性。审计人员对“等级观念”、“大行政”文化的敬畏超过精神独立性的恪守。“整体利益”与“中庸”强调一种狭义的“和谐”关系，过分的独立性恰好与其冲突，使得在权力既定的前提下一味地强调独立性反而造成效率低下，不利于审计工作的开展。因而，审计人员精神“独立性”与审计在行政体系中应该享有的“独立性”难以保持一致，独立性的“失衡”使审计工作的作用发挥受到限制。可见，文化传统依然是制约审计独立性的重要因素，审计独立性难以摆脱旧的模式框架束缚。
(四)审计精神塑造中的传统文化烙印
我国传统文化注重“仁政”、和谐、人本、公义等致公精神，又强调修身、气节、诚信等个人修养，这是当今塑造国家审计精神的重要文化源泉，是推进我国审计文化建设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古至今，我国对审计职业道德要求基本上围绕公正客观、无私奉献、严格执法等个人品质，这是由行业的职业特点和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所决定，并在发展变迁中得以巩固和强化。如西周时期的“宰夫”，必须勤于政务、执法严明、学识渊博、品德优良、公正廉洁、赏罚有度。而现代对国家审计精神提炼的“尚法求实、公正独立、无私无畏、忠诚为民”，表明我国传统文化对当今审计文化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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