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创新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测算2003—2018年山西省107个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此基础上识别制约县域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2003—2018年山西省107个县域基础设施与县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均呈上升态势;（2）在空间上，山西省107个县域基础设施与县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呈现“北低南高”的特征;（3）劳动力数量、城镇化率、政府规模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发展具有显著正效应，一产占比对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显著负效应，三产占比对耦合协调水平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山西省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单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2016年我国县域经济总体规模约36.49万亿元，占国民经济的49.04%，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基础设施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县域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供给效应直接拉动县域经济发展，也可通过乘数效应间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众多学者论证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探索基础设施与县域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改善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现状，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研究尺度主要集中在全国[2]、省域[3-4]、经济区[5-6]及城市[7-8]层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测算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演变趋势等。Tao等[9]指出北京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经济耦合度呈逐年上升趋势;李海军[10]、孟德友等[11]指出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有助于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Sun等[12]研究发现四大直辖市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经济效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比较低。杨莉[13]通过测算新疆1980—2006年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经济发展耦合度，指出两者耦合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目前，国内外相关学者虽然探讨了有关基础设施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但是主要针对省、市等地区，鲜有涉及县域。基于此，测算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明晰各个县域所处的耦合协调阶段及区域差异特征，深入剖析影响县域耦合协调的主要因素，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區概况 山西省位于我国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地带，总面积约为15.67万km2，山区面积约12.53万km2;地处110°15′～114°32′E、34°36′～40°44′N，东西宽约290km，南北长约550km;东邻太行山，西靠吕梁山，南接黄河，北依长城。山西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有山地、高原、丘陵、台地、盆地等，整个轮廓略呈由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受地形地貌、社会历史及自然资源等因素影响，山西省多数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基础设施投资与县域经济发展处于不均衡、不协调状态。因此，亟待进一步探究县域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以期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山西省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支撑。
1.2 数据来源 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107个县（市、区）行政单位为研究单元，研究期限为2003—2018年。数据体系中的县域生产总值表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的25%表征基础设施投资水平[14]，一产占比、三产占比、人力资本存量、城镇化率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市经济统计年鉴》《山西省统计年鉴》。
1.3 研究方法
1.3.1 耦合协调度计算 耦合是指2种及2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的一种良性发展关系，是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表征，参照已有关于耦合度的研究文献[15-16]，其公式为：
但耦合度只是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表征，存在低水平高耦合度的情况，而且无法很好地反映系统发展水平及系统间耦合协调水平。为此，引入协调度模型：
式中，C为基础设施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耦合度;I、E分别为基础设施投资和地区经济发展;T为综合度指数;D为协调度;α、β分别代表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和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度，笔者认为两者同等重要，此处取α=β=0.5。耦合类型及协调类型划分详见表1。
1.3.2 计量模型的构建 选取生产函数模型，利用 2003—2018年山西省107个县域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协调发展指数的面板数据，参考已有文献[17]，进一步分析基础设施投资于地区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模型如下：
LY=α+α1LRFI+α2LRHI+α3LLC+α4LUR+α5LSG
其中，被解释变量Y代表协调发展水平、一产占比（RFI）、三产占比（RHI）、人力资本存量（HC）、城镇化率（UR）、政府规模（SG）取对数后分别记为LY、LRFI、LRHI、LLC、LUR、LSG。
2 结果与分析
2.1 耦合度水平 通过4期截面数据分析可知，山西省107个县域基础设施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耦合水平逐步提升，但空间差异明显（图1）。2003年，1.87%的县域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77.57%的县域处于较低水平耦合阶段，20.56%县域处于中等水平耦合阶段，不存在较高和高水平的县域。2008年低水平耦合县域逐步转向较低水平耦合发展类型，中等水平耦合县域数量明显上升，由2003年的22个上升至30个，且北部地区中等水平耦合县域聚集效应明显。2013年中等水平耦合县域占比为42.06%，较2008年增长14.02%，表明县域耦合水平一直在提升。2018年县域耦合水平趋于稳定，部分县域明显带动了周围县域耦合水平的提升，中等水平耦合的县域呈“北多南少”的特点。2018年耦合水平较2013年变化幅度不大，但与2003年相比，耦合水平已由2003年低水平和较低水平耦合阶段逐步转为以中等水平耦合类型为主的耦合阶段。由此可见，山西省107个县域地区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投资耦合阶段不断改善，尽管目前还未出现较高和高水平耦合阶段，但按照目前的发展形势，耦合水平仍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2.2 协调发展水平 通过分析2003年、2008年、2013年、2018年4期截面数据可知，山西省县域协调发展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空间差异显著（图2）。依据山西省107个县域2003年、2008年、2013年、2018年截面数据可知，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大宁县耦合协调系数由2003年的0.07上升至2018年的0.22，上升了0.15，为107个县域上升幅度最小的县域;孝义市耦合协调系数由2003年的0.22上升至2018年的0.78，上升幅度高达0.55，为107个县域上升幅度最高的县域。2003年，107个县域多数处于极度失调，少数县域处于中度失调，不存在初级耦合协调及以上的耦合协调类型，其中处于极度失调县域有92个;2008年，极度失调县域数量明显减少，中度失调县域比例明显增多，由2003年的15个增加至2008年的75个;2013年，仅有大宁县和永和县处于极度失调状态，初级耦合协调县域比例较2008年明显上升，襄垣县、朔州市、平鲁区、临汾市、柳林县、孝义市等6地已达到良好耦合协调阶段;2018年，不存在极度失调的县域，初级耦合协调县域占比为50.46%，良好耦合协调县域较2013年增加13个。由此可见，山西省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状况耦合协调水平越来越紧密，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高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2.3 耦合协调系数影响因素
2.3.1 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存在“北低南高”的特征，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协调系数表现出相应格局和演变规律。基于此，笔者选择一产占比（RFI）、三产占比（RHI）、劳动力数量（LC）、城镇化率（UR）、政府规模（SG）5个关键因素，探究其对协调水平产生的影响。
2.3.2 回归结果 为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先通过F统计量对个体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F值为35.89，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FE）优于混合OLS;再通过LM统计量对随机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检验得到的P值为0.000，拒绝原假设，说明随机效应模型（RE）也优于混合OLS;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最为合适。因此，运用stata软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D）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由表2可知，劳动力数量（LC）、城镇化率（UR）、政府规模（SG）对山西省县域基礎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效应，一产占比（RHI）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负效应，三产占比（RHI）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影响不显著。
具体而言，一产占比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弹性系数为-0.1746。这说明一产占比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虽然可以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间接支持，但是随着农业产业生产规模扩大，将导致面源污染持续增加，影响生态环境。这种农业产业生产规模扩大会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三产占比对耦合系数的影响不显著，与预期相悖。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县域的三产占比较低，不足以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劳动力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弹性系数为0.2164。基础设施投资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促使更多人从事非农就业，提高收入，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率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效应，弹性系数为0.8319，城镇化率逐年提升，说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逐年提升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而基础设施完善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发展，促使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系数持续升高。政府规模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效应，弹性系数为0.2190，与预期相符。政府规模反映出地方政府对区域宏观发展的掌控能力，政府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促使二者耦合协调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县域基础设施投资和县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西省107个县域基础设施投资和县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制约县域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山西省107个县域2003—2018年经济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投资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2003—2018年经历了极度失调、中度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4个阶段，说明协调度发生了积极演变，目前已不存在极度失调的县域。（2）通过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发现，劳动力数量（LC）、城镇化率（UR）、政府规模（SG）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效应，一产占比（RFI）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具有显著负效应，三产占比（RHI）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影响不显著。通过充分发挥地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升城镇化率，增加非农就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适度发展农业，对山西省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鲜有学者分析县域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其次，衡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一般都是选取相关指标来表征其发展程度，这会使得耦合协调结果存在相对误差，而直接选取基础设施投资指标避免了误差;最后，本研究在分析了耦合协调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了制约县域耦合协调的主要因素，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早日实现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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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徐世红）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9Y0156）。
作者简介：谭秋（1995—），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方向：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1-01-05
林业创新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一、在林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性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林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效益功能发挥受阻。林业生态环境关乎经济运行水平,在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林业经济发展目标较难实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将林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部门需要保护林业资源,开发林业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为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助力。社会发展更迭,传统林业经济发展模式相对滞后,需要立足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林业建设,并重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生态环境保护能够优化林业资源建设,提高林业物质生产力,因此必须增强环保理念,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可行之路。
二、生态环境保护下的林业经济发展路径
(一)提升认知水平
林业经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生态环境对林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需要率先开展环保工作。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复杂性特征,相关部门必须理清林业经济与环保工作的关系,将生态环境优化作为林业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林区内的土壤、地表等都可以视为生态圈,其能够调节局部气候,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在正式开展环保工作之前,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增强环保工作实效。环保工作需要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寻找利益链与生态链的契合点。随着环保工作的不断推进,需要达到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高效化的效果,实现生态环境、林业经济协同发展的大目标。
(二)完善法律法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是规范行为的利器,我国需要善用法律,保护林业生态环境。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对林业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加大。我国幅员辽阔,森林覆盖面积较大,林业资源相对丰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业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林业资源的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问题时有发生。林业生态环境破坏的致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人为破坏,第二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具有不可抗性,会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威胁。而人为破坏具有可抗性,需要应用法律法规制约行为。在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需要洞察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依据《森林保护法》等完善管理条例。
(三)开展生态建设
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缺一不可,生态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前提,经济建设是生态建设的后续。在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中,我国需要投入更多的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并引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构建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信息化系统,获取生态建设的信息数据,总结林业资源的退化规律,分析林业资源的开发路径。林区容易出现病虫害等问题,外来物种侵入会阻碍树木的健康生长。在林区监测过程中需要评估树木的生长情况,并采用多种方法防治病虫害,如喷洒绿色农药、培育捕虫益鸟等。同时,需要不断优化林场设施,对林区施加外部防护,稳定林区的生态环境,助力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贯彻国家方针
我国制定了林业经济发展方针,包括“科学规划”“全面保护”等,在林业建设中需要牢牢把握林业发展方针,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生态环境保护中,需要全面保护林业资源,重点开展生态建设,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区域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而足,政府制定的发展政策呈现差异,需要分地区落实新政策,优化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为了调动林区工作者的积极性,应该扩大政策宣传范围,对林区工作者进行培训,使林区工作者采用更加科学的生态环保方法。
(四)更新发展模式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林业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用,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混农经济模式符合时代发展特征,对经济建设、生态建设都具有裨益作用,我国可以扩展混农经济模式的应用范围,对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等进行综合利用。林区内可以培育多用经济植物,构建复合立体生态系统。
(五)发展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如今已经成为林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旅游业迅猛发展,为生态旅游提供了更多机遇,林区应该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收获经济利润。为了加大生态旅游的辐射效应,需要开展环保宣传工作,展示森林的自然美景,架构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旅游之间的桥梁。森林生态旅游应该挖掘林区特点,发挥林区的自然优势,设置不同的旅游模块,如自然保护区观光模块等,吸引更多游客的注意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林业经济更加繁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日益加大。如何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林业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在生态环境保护背景下开展林业经济建设,需要顺利开展生态环保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生态旅游等等。
摘要：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大背景下,林业建设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本文将立足我国林业,探讨林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路径,以期为有识之士提供参考,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环境,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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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创新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前提下，人们对于环境建设也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欺许。而经营林业恰恰可以使生态环境建设得到相应的满足。现在，我们已经将生态建设纳入文明建设的高度加以重视，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林业建设离不开科技在林业经营管理中的投入，只有注重科技在林业经营中的投入才能使林业的发展建立在科学支撑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林业；科技推广；应用价值；方法路径；研究
当中国林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步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以科技兴林为创新动力的今天，林业经营管理中的科技含量的提升显得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尤其必要。
1.科学技术在林业生产经营中应用所取得的实际成效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我们在林业科技发展上始终围绕着国家重大战略转移而推进实施。也就是说林业科技工作及整个林业经营工作都是紧紧围绕着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大局加以推进实施每一步工作。多后以来我们在突出科技创新与注重科技应用方面都在不断向前迈进，而且在产业升级和生态支撑方面都相应地取得一定的成果。林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使我们在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方面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
1.1重点工程在技术上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生态建设在整体水平上获得大幅提升，一些退化了的植被已经得到更加积极有效的恢复。中国现行的70%的天然林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1.2林业产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不断提升
产业在转型过程不断提速，升级步伐也不断加快。对于一些剩余物气化技术已经基本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平压技术在人造板领域获得了相应的应用，对于木材在改变性质方面所实施的技术处理已经取得新的突破，木材生产低质速生状态得到相应的改变。
1.3林业科技成果不断实现新的转化
林业科技成果不断实现新的，使林区农民致富得到有效保证。而且也已经形成了省市县的相关服务体系。
1.4一些较大型的研究进展明显
一些应用研究和决定获得了有效支撑，在诸多成果中毛竹基因组测序为我国发起并完成，这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都是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技术。
1.5相关的条件和能力也获得了大幅提升
科技创新基石得到有效夯实，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得到相应的建立。技术创新已经形成联盟、林林种质资源已经实现平台化运营、科技平台得到有效建设、人才培养基地也已经建立起来。一批科技创新队伍得到组建，很多人才也因此获得了培养。一些较为先进的科技已经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应用，林业实施科学技术创新在潜力不断提升。
2 在林业发展建设中进行科技推广的方法和路径
2.1 促进科技创新供给有效性的提升
强化对生态保护的支撑。围绕着国家的生态建设、国土安全与其他方面的要求，在森林修复、荒漠生态系统修复上下功夫。对产业的绿色开发实施积极引领，以定向为目标对森林资源加以培育、木类及竹类加工、非木资源附加值的增加及其他相关技术进行研究，真正建构起从资源培育到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创新链。
促进林区职工脱贫致富。聚焦林区、沙区和山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按照扶贫开发总体要求，围绕着林下经济、珍贵用材、花卉与竹藤及其他经济林等进行开发与培育，攻克新品种培育过程的关键问题，促进种植、加工与经营过程的协调发展。以对技术实施集成、进行配套组装与典型示范等情况，培育起各区域内的特色产业。
2.2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对成果转化相关程序加以优化。使林业科技推广体系早日建立起来，建立起以相关推广机构为主的研究开发体系，同时也要完成成果转让、技术许可及相关评价活动。积极探索咨询辅导、竞价营销、公开挂牌及其他专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形成特派员工作机制，促进扶贫更加精准、到位。
促进成果转化机制的完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真正建立起成果转化新机制，使市场化与公益性的成果分别按照各自的机制进行运营。对于公益性服务可以探索以政府对服务进行购买的方式进行，促进科技成果处置及相关收益分配改革，促进科技工作者在成果转化过程收益水平的提升。要努力使不同层次的技术形成一种特殊的联盟，要使这种联盟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实现成果与需求的最好对接。
实施成果转化职能创新。建立起科技成果转化存储体系，完善科技成果大数据平台建设，强化科学技术信息的汇总。以成果转化为主线创新资源的转化、交易、配置与集聚方式，使现代互联网服务平台得到有效建立。要使线下与线下实现有
2.3 不断提升林业科技推广的标准化程度
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标准体系。特别是要对相关的强制性标准进行整合，对相关的推荐性标准加以优化。建立起覆盖公共服务、产业开发与生态发展的标准体系，对社会组织制定相关标准加以鼓励。同时，强化加际标准建立。对于参与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建设进行引领，促进相关优势领域内的标准由国内向国际转化。
促进林业标准化进程的加快。形成标准清单机制，推动重点工程依标准进行验收、监理、施工与设计。对于主要产品来讲必须依据标准推进生产经营。在实施过程中要强化标准意识，将标准的实际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的考核过程中。强化对各标准示范区建设，进行认可试点工作，对地理标志保护实施强化。
强化对产品的质量监管。强化林业产品的预警机制及评估机制，对林业产品的质量安全体系加大监测力度，强化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质量监督与检测。不断推进各类学会和协会的组织建立，推行不同行业质量实施自律，对相关的行为进行规范。特别是要加强质量安全责任意识，推进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诚信意识，对于企业相关信用报告进行积极发布。
2.4加大林业科技机制与体制的完善
对科技创新力量的布局进行完善和优化，强化对相关基础项目的研究。对于较为关键的技术与重大技术进行示范引领。展开区域性与共性技术的研究工作，同时进行试验示范与集成创新。要对研究院所進行更加积极地分类，据此推行改革不断深入。同时，完成现代的林业院所制度的建立。
2.5形成关于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
在坚持政府引领的前提下完成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对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研究开发作用予以积极地发挥。建构起生产、学校与研究机构一体化的研究开发体系，形成战略联盟，建立起共性研究开发平台。对创新型企业经营进行试点，引领不同要素向企业聚焦。促成林业产业的科技成果不断实现转化。
结语
林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依靠创新进行驱动，必须使自身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要努力强化对自然规律本身的不断认识，依靠现代科技的力量使绿色发展的难题得到相应的拓展。要着眼于内容动力与活力，实现根本转变。要促进公共积累的不断增加，在更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之内寻求治理的全球性。只有这样才能使自然和谐的局面得到维护，为林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推广做出相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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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吉林省白河林业局）
林业创新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小企业也成为“新常态”经济的主力军，但是中小企业规模小，企业财务管理亟须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结合所在学院的会计专业建设情况，探究构建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混合会计专业服务体系，以开放、共享的方式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关 键 词] 新常态;“互联网+”;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
一、新常态背景下，高职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等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新常态的基础是企业新常态，而中小企业也成为“新常态”经济的主力军。
2016年工信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提出中小企业要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重大战略举措，开辟发展新路径。
在这样的新常态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以广西为例，截至2015年底广西全区中小微企业5329户，约占广西企业总数的97%，生产总值占全广西的57%，创造了全广西一半以上的利税，提供了76%的就业岗位。
但是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有限，企业的关注点在于拓展业务，而忽视了内部的管理，所以在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纳税筹划等方面既不重视也缺乏经验。企业内部管理跟不上，就容易带来投资决策的失误，最终导致经营失败。所以这些企业急需专业人士在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纳税筹划等方面出谋划策，但以它们自身的条件，又很难吸引到高端的会计人才到企业就职，这时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高职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体系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团队和专业知识给这些中小企业提供帮助，而在专业服务过程中，学校不仅可以安排学生参与实践，还可以收集各种专业案例，从而推动会计专业的教学改革，以此达到职业院校与中小企业的双赢。
高职会计专业作为一个有着数十年发展历史的传统专业，如何突破传统服务模式的束缚，如何整合会计专业资源优势，创新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一个开放、共享的会计专业服务体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力量支持，这是一个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的课题。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
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十分重视高校在区域经济当中所能发挥的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转让、社会服务都与区域良性互动，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如德国的“双元制”职教理论下，其高校主要是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方面充分反映地方的需要，培养的人才也主要在本地区就业和创业。
如美国的州立大学，服务社会主要表现在利用一些服务机构解决本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小企业开发中心，吸收工商专业的师生参与进来，为新办企业解决问题，提供咨询服务。除此之外，由州立大学开办的服务中心还涉及医疗、城市规划、水质鉴定等。另外，在文化建设方面，州立院校也积极提供服务。
还有澳大利亚的TAFE职业培训理念，日本的短期大学教育培训方法都是当前世界较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其根本核心就是产教结合，职业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改革和发展的攻坚阶段，体制不完善、区域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服务区域经济职能的发挥。
通过调研发现，关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的研究，雖然已引起高校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但相对国外来说，其理论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即基本上处于引进国外理论阶段;同时，在实践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特别地，高职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还停留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层面，仅对在校学生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即便承担了一定社会服务工作，也仅限于岗前培训、专业技术资格鉴定，而且业务量也是微乎其微，没有真正向社会拓展，为区域经济广泛服务，更没有形成一种操作性强、结构清晰、内容全面的服务区域经济模式。
所以，创新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结合地方产业特色搭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混合的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从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四方合作的角度探索提升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服务能力，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
三、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创新研究——以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一）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已有基础
我院会计专业创办于1978年，现有在校学生1700人。本专业2007年被广西教育厅批准为广西高等学校优质专业、2015年获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学院的大学生创业园2007年投入使用，于2010年被教育厅评为全区五所“广西高校创业教育先进集体”之一，2011年8月被教育厅确定为唯一一所高职院校“广西高校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广西仅两所高校获此殊荣），会计专业学生自主创业，成立广西恒诚会计服务公司、理财工作室，进驻创业园，成为“校中企”的典范。
近年来，我院会计专业依托会计专业实训基地与创业园的会计服务公司和理财工作室主要开展的在服务区域经济方面的项目是初级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考证服务，师资培训服务，社会考证培训，代理报税和记账服务等。这些基本是线下服务形式。
（二）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模式创新研究
在对国内外已有的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职业院校的现状，遵照教育系统设计原则，课题组通过探讨与研究，确定了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建设目标、建设模式。
1.建设目标
（1）构建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线上线下混合会计专业服务体系，改变原有单一的服务模式。
（2）构建开放、共享的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体系。
（3）将服务对象由原来仅限于在校学生和老师拓展至政府、企业、行业、社区和其他个人，为不同的区域、产业制定个性化服务。
（4）将服务内容由原来仅限于考证培训、资格鉴定服务拓展至投资理财咨询服务、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建设咨询服务、账务处理咨询服务、税务筹划咨询服务等等。
2.建设模式
构建以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所在的高新科技园区为中心，辐射西乡塘区，甚至延展至整个南宁市，为学校周边城区乃至整个南宁市的产业升级提供服务的开放共享型高职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体系。（以下简称会计专业服务体系）。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高职会计专业服务体系构建内容是：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混合会计专业服务体系，以开放、共享的方式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这种模式下，我们将建设一个以互联网共享平台为基础的会计专业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包括三个机构：实训基地、会计服务公司、在线会计服務平台;“线上线下混合”是指线下实体服务形式和线上服务形式。
线下实体服务形式：（1）校企合作开办会计服务公司;（2）以会计专业校内外实训基地为依托提供会计培训、社区技术服务、就业指导等。服务范围主要是以学校所在的高新区为主，辐射相邻的城区。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代理记账、报税服务;（2）会计咨询、税务咨询、财务管理咨询服务;（3）会计职业资格培训服务;（4）社区人员岗前会计培训服务;（5）财务方面的科研技术服务;（6）岗前会计模拟实训指导服务;（7）职业资格鉴定服务。
基于“互联网+”线上服务形式：主要依托学院的网络平台，并聘请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财税专家或大咖与我院骨干会计老师一起组建专业的在线咨询服务团队，提供在线会计服务。由于在线服务不受时空的制约，所以，服务范围可以延伸至整个南宁市甚至全广西所有城区。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在线会计专业技术培训;（2）在线会计账务处理和企业财务管理方面问题咨询;（3）在线帮助企业提供纳税筹划;（4）专业视角对先行财税政策的答疑解惑;（5）提供不同角度的财务案例，帮助企业解决问题;（6）学校各种会计软件、学习软件资源共享。
四、结语
会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体系基于“互联网+”在线服务形式的开发和应用，首先给学院所在的高新科技园区中小企业和历届会计系毕业学生及其所就业单位提供服务，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跟踪并指导毕业生实习就业，还可以进行区域中小企业资源、毕业生就业单位资源的长期、深入、有效的整合，最终又利用这些资源支持我们的专业建设和课程教学，实现服务对象、学校、系部、教师的“多赢”。
另外，通过“互联网+”在线服务模式，可以更方便地收集业务数据库，进行业务分析，为将来开发大数据财务咨询诊断系统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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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创新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的战略意义
1.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1990年全国保费收入仅121.7亿元,2000年达到1599.68亿元,到2005年达到了4927亿元，是2000年的3.1倍,是1990年的40倍,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0%以上，成为近年来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在世界保险业中的排名也由2000年的第16位快速上升到2005年的第11位。随着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险资产规模以每年数千亿元的速度加速积聚，1999年全国保险资产规模为2604亿元，到2005年年底已达15296.3亿元，5年增长4.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5.84%。
随着保险业实力的增强，保险在应对灾害事故风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2000年保险业的赔款与给付额为527亿元，到2005年就快速上升到113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5%以上。与此同时，保险服务领域不断拓宽,保险功能不断增强，保险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保险业在支持国家经济金融改革、保障经济稳定运行等方面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总体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对社会经济的渗透度和贡献度还很低。截止到2005年年底，我国全部金融资产总额达到4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资产占90%以上，而保险业占比则不到4%，远低于国际保险业平均占比15%的水平。
我国保险业在金融体系中的占比低，保险深度、密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现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只有加快保险业改革、创新和发展，才能有利于应对灾害事故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稳定运行;才能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障需求;才能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有利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因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
2.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需要在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1)不平衡发展规律要求部分地区率先发展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城镇与农村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与之相应，保险业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东部、中部、西部梯次递减，城镇与农村不平衡的特征。2005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在全国保费收入中的比重达63.24%，而中、西部保费收入占比仅分别为21.27%和15.39%。
根据发展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S”型特征，即当一国人均GDP突破某一临界值之后，社会经济将进入消费结构升级、金融服务业快速增长阶段。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也表明，保险业发展同样也呈现出显著的“S”型发展特征，即当一国或地区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以下的较低水平时，该国或地区保险业发展缓慢，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该国或地区保险业将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人均GDP快速增长，按2005年调整后的统计口径和1:8.1的汇率测算，2000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2004年超过1500美元，已经进入了钱纳里工业化模型的中级阶段。然而我国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能简单套用钱纳里的划分模型，2005年，深圳、上海、北京、宁波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深圳甚至达到7440美元, 进入了钱纳里模型的后工业化阶段，而甘肃、云南、贵州等地区尚未达到1000美元，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人均GDP的差异性使各地区保险业发展条件和潜力迥然不同，在我国保险业发展整体仍处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下，通过“齐步走”平推式发展方式不可能实现全国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因此，要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需要在部分条件好的地区进行先行试验，率先发展，通过先进地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再由点到面，由东到西，在全国逐步推开。
(2)深圳具备先行先试的良好条件
在过去26年的改革开放中，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改革试验、制度创新的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深圳在为中国保险业作大做强，进行“先行先试”中具有以下特殊优势：
一是经济特区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先后突破了一系列旧体制框架和传统的思想禁区，取得了体制、机制创新的实践经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第一”。近年来，深圳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绩。如招商银行2005年被《欧洲货币》评为中国最佳银行，其“一卡通”作为中国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的代表，被国际计算机组织授予“21世纪贡献大奖决赛提名大奖”。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2005年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中国十大世界级名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推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在全国15家创新试点的券商中，深圳独占7家，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确定委托管理资格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中，深圳占了5家。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改革和开放时间较早，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走在全国前列，改革创新使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充满活力。
二是毗邻港澳，连接国际国内市场的区位优势。深圳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地缘优势得天独厚，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连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桥梁和枢纽，在中国经济贸易发展中，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地位。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正式签署，香港金融业进入内地的门槛大大降低，港资保险公司参股内地保险公司比例明显提高，香港与内地经济金融合作与交流更加便利。2003年10月17日，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也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全面实施，为深、港、澳的深层次，全方位交流和合作创造了更加有利条件，也为深圳再次成为中国改革、创新、开放的桥头堡，提供了新的机遇。
三是综合发展水平全国领先的经济基础优势。深圳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2005年深圳市GDP达到了4926.9亿元，居全国前列，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超过上海、北京，居全国第一。2005年，深圳共有各类金融机构150多家，其中外资、合资金融机构50多家，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927亿元，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2005年深交所上市公司544家，占全国近40%，股票基金交易额占全国40%，基金公司管理规模占全国总量的42%。2006年，全市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GDP为2.08亿元，同比增长14.3%;万元GDP能耗仅为0.59吨标准煤，同比下降1.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万元GDP水耗为31.98立方米，同比下降9.9%。目前，创业投资公司总数达到193家，占全国1/3，实收创业投资资本总额250亿元，占全国40%，是国内创业投资资本集聚力最强、创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四是市委市政府对发展保险业大力扶持的政策优势。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扶持金融业的发展。2003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实施细则，设立了“深圳金融业发展专项基金”和金融创新奖，成立了市政府金融办，开辟了直通车服务和绿色通道。2004年，深圳市政府发布《关于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推动保险业创新发展的协调机制。2006年4月，深圳市委市政府与中国保监会达成共识，基于深圳发展保险业的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在深圳进行保险创新发展试验。随即于2006年8月，深圳出台了全国保险业改革发展的第一个地方性政策——《关于加强保险业改革发展》建设全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若干意见》。中国保监会对深圳寄予厚望：要求深圳保险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成熟市场看齐”，做中国保险业又快又好发展的典范。
二、确定深圳作为试验区，对全国保险业创新发展的战略意义
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深圳时明确提出，深圳经济特区要争创新优势，实现新发展，办出新特色，探索新路子，进一步当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发挥示范作用。在我国保险业新一轮的改革发展中，深圳作为全国的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应该发挥以下作用：
1.发挥我国保险业改革创新和做大做强的“试验田”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保险进一步改革创新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以保险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保险创新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保险产品创新不足，产品结构单一，适合不同行业、不同领域需求的保险系列产品尚未建立;保险业辅助社会管理，服务经济社会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保险服务营销方式仍有待改革创新;保险综合经营还刚开始，急需进一步探索和实践。深圳作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在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理应承担起创新试验场的责任，进行新体制、新工具和新产品的试验，为推动中国保险业做大做强作出新的贡献。
深圳作为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可以在如下方面进行创新，为全国保险业发展积累经验：一是进行保险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建立市场化、国际化的保险运行新机制。二是创造条件，支持保险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战略重组等方式进行综合经营，实现跨越式发展。三是进行保险产品创新，开发适合不同行业、不同领域需要的多层次保险产品。四是鼓励保险企业开展服务和营销模式的创新，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五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强深港澳保险合作，进行保险企业分类监管试点。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试点创新，不仅可以为符合中国实际的保险业发展积累经验，还可以促进、带动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创新和发展。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视察深圳时指出，在深圳这块“试验田”里，要充分发挥保险业经济补偿、社会保障、社会管理、资本融通等功能，提高其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贡献度，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个重要机制。
2.发挥我国保险业又快又好发展的“排头兵和领头羊”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发展条件差异巨大条件下，只有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通过先富起来的地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才能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的地区差异巨大，发展的环境、条件千差万别，整体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短期内各地区不可能通过同步推进实现同步发展。深圳保险业具有良好的基础，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活力，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市场经济意识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是全国多数地区难以比拟的。正如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指出的那样，深圳不能用一般水准要求自己，而是应当用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保险发展水准要求自己，力争向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看齐，做中国保险又快又好发展的典范，发挥排头兵和领头羊的作用。
深圳保险试验区可以在如下几方面率先发展，为全国保险业发展树立典范：一是充分发挥深圳经济发达、金融领先优势，在保险业发展的速度、效益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并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二是利用深圳居民素质高、市场经济意识强，邻近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优势，成为全国保险业诚信、规范发展的示范区。三是充分利用深圳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保险业发展的机遇，全面提高保险对国民经济的渗透力和贡献度，做全国保险业又快又好发展的榜样。四是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促进深圳为保险业与地方经济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的典范。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指出，过去乃至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要从四面八方到深圳参观学习，要亲眼看看深圳是怎样改革创新的，是怎样快速高效发展的。深圳保险业也应当起到这样的示范效应，要充分体现出经济特区保险创新发展的水平和业绩，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前沿保险市场的朝气和活力。中国保监会和深圳市政府可组织专门力量及时总结、分析深圳保险创新试验区在改革、试点、创新、发展方面的经验，并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召开研讨会等方式宣传、推广，扩大影响，推动全国保险业新一轮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三、保险创新发展实验区对深圳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的战略意义
在深圳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不仅能有力地推动深圳保险业持续快速发展，而且能更加有力的推动深圳各项经济改革、创新与发展，对深圳社会经济发展和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推动深圳社会经济发展，支持和谐深圳、效益深圳建设
(1)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和谐深圳建设
建立深圳保险创新试验区，通过制定政策措施、政府支持等多种方式，鼓励、引导居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可以扩大深圳保险的覆盖面。通过产品创新，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外币保险等保险产品，可以满足深圳居民多层次、个性化的保险保障需求。通过加大保险宣传，保单通俗化、降低最低投保额和发展简易保险等，为广大流动人口和外来劳务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医疗健康、养老等提供保险保障服务，可以提高深圳的保险保障水平。通过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商业保险，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计划和医疗保险计划，可以提高深圳市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随着全社会对保险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商业保险在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处理突发事件、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建设深圳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通过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利用保险事前防范与事后补偿相统一的机制，发挥保险费率杠杆的激励约束作用，强化事前风险防范，减少灾害事故发生，可以加强安全生产和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通过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污染责任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建筑工程责任等责任保险，可以运用商业保险的机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通过发展雇主责任险、劳务工意外伤害险、医疗互助险等商业保险，可以有效地保护劳工群体利益，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2)发挥保险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效益深圳建设
经济补偿功能是保险的基本功能，保险业的发展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风险保障，有利于应对灾害事故风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稳定运行。“十五”期间，深圳保险业累计为深圳经济建设提供了近20万亿元的风险保障，赔款和给付额达到110亿元，有力地保障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十五”期间，在深圳的保险总公司和分公司累计缴纳税金达50亿元，吸收近8万人就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保险业很好地发挥了“经济助推器”作用。
建设深圳保险创新试验区，通过产品创新，大力发展通讯技术、数字视听、软件开发、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保险，积极发展运输保险和仓储保险，努力推进建筑工程、项目融资等领域保险，稳步发展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保证保险，支持发展出口信用保险等，为深圳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险保障支持。
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转移的机制，可以为自主创新提供风险保障，化解风险，从而可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潜能和活力。从技术开发到实际应用中，绝大部分的高新技术成果都需要经过交易转让才能转化为生产力，但作为一种无形的智力产品，高新技术成果转让涉及的金额大、专业性强、技术环节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方的违约都可能给对方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保险作为一种信用保证方式，可以大大增强交易双方的信心，同时，通过保险提供的风险评估、资信审核等服务，还可以大大降低交易风险。因此，提高保险在高新技术开发、转让中的参与度，可以为高新技术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风险保障。
现代保险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可以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根据欧洲创业投资协会(EVCA)统计，保险资金在欧洲风险资本来源中的比例基本都在10%以上，在风险资本来源中仅次于养老金、银行和专业基金，已经居于第4位。美国保险资金在风险资本来源中的占比，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达到10%以上，此后虽然受养老金创业投资比重快速上升影响，保险资金在创业投资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在5%左右。在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资金也是风险资本的重要来源。目前，在我国大陆地区也有近4亿元的保险资金直接投入到深圳的中小企业板市场，另外，通过投资股票基金等方式，还有大量的保险资金间接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中。随着保险资金的不断积累，保险投资渠道的逐步放宽，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日趋成熟，保险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将会越来越大，并将成为支持深圳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2.提升深圳的城市功能，加快区域金融中心和国际化城市建设
(1)有利于推动深圳金融改革发展，加快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中共深圳市市委三届八次全会和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提出把深圳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通过扩大货币、外汇、黄金、保险、股票、债券、基金、风险投资、产权交易等市场规模，不断提高深圳的金融实力和辐射能力。这就为深圳的城市发展，明确了方向。之后深圳市金融业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立足深圳、携手香港，联通全国，走向世界，做实、做强、做出特色，促进银行、证券、保险业持续均衡协调发展，努力把深圳建成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城市”。为实现上述目标，深圳市副市长陈应春提出了努力的方向，要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具有更强辐射力的区域性资金聚散中心、金融产品交易中心、金融创新中心和金融人才的汇聚中心。
进入21世纪以来，深圳金融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深圳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条件初步具备。“十五”期间，深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21430亿元，占全国的33%，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成交63950亿元，占全国15%，股票和基金总交易额达68778亿元，占到了全国的近50%，黄金珠宝行业完成生产加工总值1462亿元，约占全国的70%。2005年，深圳共有各类金融机构150家，网点总数达1654个，从业人员6万多人。金融业总资产达1.3万亿，存贷款余额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年均增长分别达20%和25%，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个和11个百分点。全国49家基金管理公司有15家注册地在深圳，管理着93只基金，管理总规模达到1939亿份，占国内基金行业资产管理总规模的41%，在国内城市排名第一。
在深圳金融业长足发展的同时，保险业也获得快速发展，2005年保费收入达到106.39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辖区内保险业总资产219亿元，与2002年相比，保费规模和总资产均分别翻了近一番。建设深圳保险创新试验区，加快深圳保险业的改革、创新与发展，不仅可以快速提高深圳社会经济的保险保障水平，而且还将有力地推动深圳金融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更有利于加快深圳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2)有利于提升深圳城市功能，加快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
中共深圳市委三届八次全会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把深圳建设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深圳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是改革的前沿和开放的窗口，与国际化大都市香港仅一河之隔，与澳门、新加坡邻近，是连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为深圳“充分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第二次腾飞，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也为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保险是现代经济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和渗透程度，是衡量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指标。外贸出口在深圳经济发展格局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圳的进出口总额连续13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外贸出口突破了1000亿美元。建设深圳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通过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支持深圳企业“走出去”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而促进推动外经贸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的支柱产业，2005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488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1.2%，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2824亿元，占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57.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466.91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46%;专利申请量突破2万件，位居全国大城市第三，同时涌现出了华为、中兴、腾讯、金蝶、比亚迪等一大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建设深圳保险创新试验区，通过开发恰当的保险产品，为企业的科技创新和贸易活动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可以推动深圳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保险是一种商业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可以在城市管理方面为政府提供新的思路。建设国际化城市需要提高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及按照国际先进水平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深圳保险创新试验区，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推动公共服务创新，可以提升深圳的城市功能，加快深圳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建设。
(课题组成员：李茂生、王力、郭清、樊新鸿、廖发达、阎建军、郭宏宇)
林业创新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保持12年高速增长
2000年6月，国务院颁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为软件产业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十多年来，我国软件产业保持年均增速超过30%。2012年，软件业务收入达到2.47万亿元，占电子信息产业的比重由2001年的6%上升到23%;软件收入超800亿元的企业有1家，超300亿元的企业有2家，超10亿元的有72家，涌现出了华为、海尔、浪潮、东软等一批骨干企业。
1. 产业规模增长稳中趋升，首次迈入2万亿元台阶。2012年我国软件产业实现业务收入超过2.47万亿元，同比增长31.5%。
2. 服务化趋势突出，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类收入占比明显攀升。2012年，软件产业服务化和网络化发展加速，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类收入增长突出，完成收入4156亿元，比重达16.8%。
3.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品质量、应用水平和服务能力稳步提升。2012年，软件产品登记数35714件，同比增长57.6%。软件著作权登记数139228件，同比增长27.33%。登记云计算类软件1946件，同比增长118.65%。
创新管理方式的实践探索
2008年初，经国务院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统筹考虑，软件服务业司成立，负责指导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组建以来，软件服务业司全面落实“三定”方案，围绕“做大做强软件服务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双重历史使命，做好“三管一指导”，即“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指导软件服务业发展”;坚持“四抓一开创”，即“抓潮头、抓重点、抓示范、抓应用，不断开创软件服务业工作的新局面”，着力创新管理理念，不断优化工作方法，有力推动了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1. 推进国发4号文件出台和宣贯，形成新时期软件产业发展纲领。一是配合国家发改委推动国发4号文件出台。国发4号文件延续了18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承担着推动我国软件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大任务。二是以软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减免等为重点，加强与发改、财税部门沟通，推进国发4号文件实施细则出台。
2. 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软件产业和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规划。编制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提出了建设重大工程和采取保障措施，为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引领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份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可操作性的纲领性文件。
3. 推动出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成立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工作组，开展分类与代码、服务质量评价、运行维护等基础性标准研制工作，编制完成《信息技术服务分类与代码》等系列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采纳了该标准相关内容，首次将信息技术服务划分为国民经济行业大类。
4. 加强整体布局和顶层设计，进一步推动软件标准化工作。加快推动SOA、办公软件、移动互联网软件、软件产品分类等领域的标准制定工作。在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成立SOA分技术委员会、人机交互分技术委员会和云计算工作组，编制完成软件产品分类、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等标准草案。
5. 持续强化产业创新，以名城创建为着力点探索行业管理新模式。一是着力技术创新，加强安全可靠关键软硬件推广。基础软件国产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取得突破。支持一批安全可控工业软件。二是着力管理创新，创造性地开展软件名城和示范基地建设。三是着力产业组织创新，推动建立以骨干企业为主体的产业联盟。
6.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一是完善“双软认定”制度，会同有关部委制定《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发布《软件产品管理办法》。二是做好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和监理资质行政许可工作。三是加强软件正版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四是初步建立行业运行分析制度，加强与地方行业主管部门、重点企业的沟通联系，建立软件产业运行分析系统。五是着力人才创新。
下一步工作重点
(一)着力推进智能语音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安徽省政府签署的《关于共同推进安徽省语音产业发展合作备忘录》，集中各方资源和优势，通过针对性的政策、资金、项目，加快发展我国语音产业;支持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好政策机遇，明确政策支持着力点，做好超前布局。
(二)加快发展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为核心的产业生态体系。建立部际协调推进工作机制，抓好“操作系统内核代码和安全性分析”和5个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课题的实施，开展软硬件协同攻关。支持HTML5开发部署平台、地图及位置服务的研发和产业化。联合国内软件开发、芯片设计、终端制造、电信运营和互联网服务等企业，推动建立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
(三)做好安全可靠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工作。加强整体规划，集中CPU、整机、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中间件、办公软件等厂商以及测试机构、用户等完整产业链的力量，构建以整机系统为核心的安全软硬件体系化推进机制。
(四)做好政策落实、规划中期评估和行业运行分析工作，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出台并落实软件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尽快完善软件产品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加强软件产品登记检测管理的措施;推动落实好软件企业所得税、软件产品增值税以及营业税等优惠政策。组织做好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认定工作，扶持骨干大企业发展。
(五)深入推进软件名城和示范基地创建，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深入推进中国软件名城创建工作，加快条件成熟城市的名城创建评估授牌步伐，研究提出推进高水平建设中国软件名城的思路措施。组织开展第三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示范基地创建认定工作。充分发挥各地软件园区积极性，加强业务指导，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组织实施2013年软件公共服务平台专项，丰富平台资源内容，创新服务运营模式。
(六)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做好重点子行业及其骨干大企业的研究梳理工作。集中政策、资金、资质和项目等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布局内重点企业认定、“核高基”重大专项、电子发展基金等手段，扶持目标骨干企业发展，鼓励软件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着力培育具有产业链垂直整合能力的龙头企业。
(七)加快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引导信息消费。开展特一级系统集成企业认定;开展集成资质企业运行维护能力评定工作，探索资质分类细化管理方法;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相关司局做好云计算示范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支持大型公共云服务商为中小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提供SaaS、PaaS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