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位论文范文第1篇
要解决当前银行业存在的一些突出风险隐患，必须施以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这也是我们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各国普遍看到的一种最新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也相应强化了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监测，然而在结构性改革措施的采用方面，我们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应加快推动相应的结构化改革措施，为金融深化的过程保驾护航。
近年来，随着金融深化进程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的管制逐渐放松，资产证券化的逐步开展，我国银行业发展迅速，银行业金融机构种类和产品类型不断丰富，不少机构在网点数量和资产规模上也已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12年末，我国银行、债市和股市的合计总资产占GDP比重已经高达351%，高于344%的全球平均水平，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已接近美日两国银行资产的总和。然而，在金融加速深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超范围经营和违规经营的监管套利活动，各种风险隐患正在聚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影子银行”活动的出现和演变。
因此，要实现我国金融深化发展过程中银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遵循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坚持遵循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基本规律，确保我国银行体系在提升资源配置整体灵活性的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能力，以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大局。
当前我国影子银行
风险状况及原因
对于我国影子银行风险状况的基本判断，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总体风险虽然可控，但增长较快。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统计，2012年我国影子银行占全球比重仅约3%，但较上年增长42%，是接受调查的26个经济体中增幅最大的，估计2013年增幅将更大。如果按照国办107号文的范围，我国在全球占比预计已超过5%。
二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关的影子银行业务虽然比较简单，但基础资产质量值得高度关注。不同于欧美国家具有的多次证券化、批发融资和高杠杆率的特征，我国的影子银行活动大多仍是为了规避监管和信贷规模的“类信贷”业务。然而，由于面对各类借款人普遍缺乏财务硬约束的信用环境，这些传统信贷业务之外的信贷活动具有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长、期限错配更严重等特点，因而对应基础资产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低于传统信贷业务基础资产的质量，这会实质性影响这些“类信贷”业务最终偿还率。
三是虽然我国目前在传统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之外承担融资活动的绝大多数机构主体都受到严格监管，或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管，总体而言较他国监管更严，但机构超范围经营现象却较为普遍。参与者之间的最终风险分担或处置安排不清晰，存在或有风险隐患，威胁机构自身和金融消费者
权益。
伴随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我国金融深化过程中出现了独特的现象：居民、企业、政府在参与影子银行业务活动中，这些微观主体的“合理行为”却引发了宏观上“经济金融脱节、资产泡沫放大、金融风险在提高”的效果。在数量上和结构上，都对当前的金融体系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具体分析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风险复杂程度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自然结果之一。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银行业对内对外的进一步开放，商业银行出于应对来自其他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竞争的需要，往往试图通过综合化经营和国际化布局等战略调整进行应对。然而，各国现代金融发展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过多的过于复杂的跨业和跨境经营活动的出现，客观上会导致一个金融体系内不同风险的加剧和杠杆率的叠加，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其次，这是转型时期各种外部市场环境缺失的结果。虽然我国当前社会融资渠道正日趋多元化，但信用和法律环境尚不完善、许多实体经济经营主体倾向于把金融市场作为投机场所和融资平台，而不是真正管理或降低风险的场所。投资者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仍然欠缺。在这种大背景下，银行仍是众多金融风险的最终承担者的客观现实并未改变，某些时候，商业银行还需要承担更多无法量化和监测的各类风险。
最后，这也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失范或违规经营的结果。以我国银行业的同业业务为例，其中的具体业务范畴和交易对手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外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同业业务，这引发了大量资本和拨备计提不足的问题。这种普遍存在的失范或违规问题，并没有受到相应的管理问责和纠正。其他如债券发行、信托产品的发行或销售，以及对其的担保等，背后大多不同程度地有银行的影子。以企业债发行为例，一些银行违规为部分债券的兑付提供隐性担保，这些都是不符合银行业监管要求的行为。
因此，要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遵循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基本规律。
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有赖于改革
一、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必须通过实施结构性改革措施。要解决当前我国银行业存在的一些突出风险隐患，必须施以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这也是我们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各国普遍看到的一种最新变化。如各国普遍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更多建立风险隔离制度，等等。近期，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压力下，一些新兴国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了比较大的振动。其中有分析认为，这种振动就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化政策措施不足的具体表现。对于我国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也相应强化了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监测，然而在结构性改革措施的采用方面，我们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应加快推动相应的结构化改革措施，为金融深化的过程保驾护航。
第一是坚持“适度的综合化、国际化经营原则”。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由于渠道、业务、客户的关联度加大，风险传染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为避免这种风险的过度传染造成的系统性影响，应该坚持引导各类银行业机构发挥各自特长、各司其职，而不是推动一类机构“通吃”所有业务。从单家机构来看，都有全面展业的自然冲动，但监管者必须承担起“守夜人”的职责，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通过结构化制度设计，引导其方向，遏制某些机构的盲动。比如，对于当前最主要的综合化经营和国际化经营需求，监管机构可以设置必要的、清晰明确的评价标准、特定的监管框架和指标约束，允许只有满足相关风控和经营质量要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经营资格。这种安排，也有助于引导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通过做强，而不是通过一味做大来适度获得金融创新的资格。
第二是坚持“栅栏原则”和“风险隔离原则”。要求机构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在各自的“栅栏”内，探索信贷、理财、同业、代理以及投资类等业务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新产品、新模式；对于投行、信托、租赁、资管等业务，可要求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通过设立独立子公司经营，严格建立风险“防火墙”，从法律层面隔离风险。
第三是坚持“风险并表和全覆盖原则”。金融风险的防范只能依靠风险管理的创新。金融机构是防范风险的责任主体，面对由自身业务和市场环境带来的风险变化，其风险管理能力必须与业务复杂性及关联性同时进步。主要包括：一是要建立覆盖非信贷和表外资产的分类、风险拨备和资本计提制度，强化法人机构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提高其对表内外、境内外、本外币和母子公司的集团并表全面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扩大风险监测和管理的覆盖面，确保其建立与其业务、机构相应风险程度相适应的风险管理能力。二是需要提前思考未来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存款保险制度出台等对自身的潜在影响，在整体发展战略研究、内部组织架构设置、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安排、甚至各类产品定价中都要预埋这些影响因子，更准确地评估相关风险。三是要设置良好的风险偏好框架，明确机构自身的风险能力、风险偏好、风险限额和风险状况，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进行更为前瞻性的预判和更精细化的风险缓释管理。四是建立对新业务、新产品的全流程风险尽职审查程序。五是开展有针对性的压力测试，并将其结果运用在日常管理中。六是提升数据挖掘分析能力，通过对客户生产、消费和贸易行为的深度分析，整合机构内部资金流、信息流，以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二、金融风险的处置要利用和坚持市场化的手段。在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造并完成上市后，我国主要银行业机构都已建立起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然而，要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企业，还应包括其在风险处置环节的市场化原则的确立和坚持，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基本的金融市场规律。主要有：一是要建立包括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存款保险办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办法等在内的金融风险市场化处置的法律法规基础。二是应通过改革，允许出现经营失败，使用市场化手段处置单体金融风险，打破产品刚性兑付和银行不能或不会破产的潜规则，以严肃市场纪律。三是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加强对跨市场、跨行业和跨境金融产品的监管，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提高银行业金融服务能力
有赖于改革
银行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企业和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服务于实体经济。虽然全球各国的银行业因其本国实体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因其目标客户群的差异而在自身的业务特色上存在不同，但是，一些市场普遍认可的审慎经营最佳实践，应是银行经营文化中的基因和共通之处，在推进改革、提升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应该得到更多借鉴和坚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已从第一、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企业经营活动从以国内业务为主，逐步拓展到更多跨境业务和全球业务；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也从简单的存、贷、汇业务为主，逐步扩展到更多财富管理、结构化融资、分散和管理金融风险的需求，更多的银行业新产品和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从保持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应探索在更加开放环境下，提高对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贸易活动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互联网、生物科技、航运金融等新兴领域的关注度，加强对现代消费金融的关注度。加快推进境内外联动，推进跨境投融资金融服务和跨境金融风险管理服务的金融创新，逐步形成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相匹配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地位，在全球银行业金融服务的各个领域中逐步形成我们的可比较竞争优势。
具体来看，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类企业，特别是轻资产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面对利率市场化趋势，商业银行要创新对借款人行为和信用记录的收集、分析方法和技术，提高对于资产类业务的风险定价能力，更多地开展信用贷款业务。改变金融机构只是单纯资金中介者的角色，引导金融市场真正成为各类实体经济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的场所。待条件成熟后，推出以信用贷款为基础的衍生品，构建从信用贷款到信用保险以及信用衍生品的产品全链条，进一步分散相关风险。
完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有赖于改革
金融监管能力的进步也必须适应金融深化的需要，跟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步伐，这同样有赖于改革。
从监管理念来看，当前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领域：一是要实现对通过各种融资渠道，包括新兴互联网渠道的融资活动的有效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对各种不同业务类别，分别建立相应的经营规则和监管标准，使得不同类型机构在经营各类业务时，必须充分考虑资产分类、拨备计提和资本计算的要求，以减少其监管套利的机会，消除类似于“通道业务”这种逃避资本、拨备计提，模糊资产分类的各类“伪创新”。同时，对于网上网下机构开展相同业务应当适用相同监管原则和监管标准，前瞻性地预判新型业务模式的潜在风险并提前实施干预，更注重其行为结果会对消费者造成何种影响，充分考虑对金融消费者的适当保护，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隐患的形成和增大。二是监管要实现从单一注重经营行为，向同时注重经营行为与经营文化的转变。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卡普兰在《本能2》所述，“人类并不是如传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理性，我们的身子游荡在现代的花花世界，但我们的思维却残留着远古祖先的记忆碎片”。因此，监管并不只是事关制定规则，监管者要更强调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文化、金融伦理的关注，如机构与客户的关系，一家机构内部员工对机构的认可度和忠诚感的变化等。监管者应该以更有效的方式去分析一家机构的风险变化与其经营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银行业整体经营文化演变及其系统性影响。监管实践中，一家银行的经营考核指标最能反映其从上而下的经营理念和文化，这也往往是决定机构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感性与理性的选择以及最终风险敞口高低的最根本原因。
从监管方法来看，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以风险演变、创新需要和业态变化为导向，及时优化调整传统监管手段。一是注重预判监管政策的正负效应。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在制定新的监管政策时，需要拥有更宽广的视野，注意避免所谓的政策非预期效果和第二波影响。二是推进过程监管。按照还权于市场、让权于社会、放权于基层的原则，推动实现监管从事前监管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三是优化监管资源配置。从机构单维监管为主，向机构、风险、产品三维并行监管转变，及时发现趋势性问题和隐患。四是提升系统性风险监测分析能力。要创新尝试通过提高大数据的分析挖掘能力，建立从以单一风险监测为主的监管指标体系转变为识别、缓释多元交织复杂风险的综合监管体系。通过注重机构行为、文化等大数据挖掘和分析，进一步丰富监管指标，更前瞻性预判银行经营模式、经营行为和经营文化的变化及其系统性影响。五是推进分类管理，鼓励风控能力较强、监管配合度较高的机构更多进入金融创新领域，给予更大的出错容忍度。六是必须严格监管问责。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就是形同虚设。对于违规行为的调查和处罚，应更加坚决，不姑息纵容违规经营，消除机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倾向。
当前监管改革的试验平台之一，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契机，推动探索更开放环境下的监管体系建设，包括风险自评估框架、特色监测报表、优化存贷比等监测指标、监管当局与其他经济金融社会共享信息平台等，按照银监会的统一部署，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为推动银行业整体监管能力的建设创造条件。
金融学位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目前，中国金融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诸如金融开放、互联网金融规范、虚拟货币监管等方面相对薄弱。在金融开放的大环境下，积极主动地开展防范金融风险工作，是中国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金融风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金融工作的“四项原则、三项任务”。只有坚持构建主动防控的金融体系、坚持符合市场规律的金融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理念，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中国金融开放的稳步发展。
[关键词]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2.04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防范金融风险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习近平总书记防范金融风险的思路框架主要体现为金融体系、市场规律、民本理念三个方面。2017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工作的“四项原则、三项任务”。本文结合对文献资料与“四项原则、三项任务”的归纳，将习近平总书记防范金融风险思想总结为“三个坚持”，即坚持构建主动防控的金融体系、坚持符合市场规律的金融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理念。本文着重从这“三个坚持”展开对习近平总书记防范金融风险思想的研究。
1 坚持构建主动防控的金融体系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认清金融的本质和规律是构建主动防控的金融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人民日报》2017年07月16日。
1.1 做好金融机构服务工作，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项原则中指出，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贯穿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金融行业立业之本。因此，金融機构向服务型行业的转变是现代金融机构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对此，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信用管理、风险管理等专业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2018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在“资管新规”中明确提出“资管业务作为金融业务，必须纳入金融监管，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销售资管产品，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国证券报》2018年4月27日。这一规定的出台，从根本上解决了非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开展资管业务，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为金融机构合法合规提供服务工作，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了严格标准。
资源信息的不对称性自古以来就是金融发展的一个主要痛点。因此，推动公益性和基础性金融服务业务的发展，建立金融信息监测、统计、共享机制，构建互联网金融信用评判标准体系，推动金融数据信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进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是当前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推动国有金融机构服务化转型，大力发展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机构，建立以人民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是符合主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通过调整金融结构，优化现有金融体系，打造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链，助力于中国金融开放的稳步发展。
1.2 推进金融部门监管改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如金融监管责权不清、交叉监管不协调、监管责任问责制没有落实以及存在监管空白等。从理论分析，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而实践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存在着冲突与矛盾。但是，从两者关系的实质上来看，金融监管是为了防止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系统性风险而服务的。目前，我国经济已经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现象。房地产泡沫、金融杠杆过热、地方政府债务过高等隐性风险逐步显现。其中，金融杠杆过热问题最为突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背离，从而导致了金融内部空转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当前金融系统存在的最大风险。二级资本市场过度激进的投机交易行为背离了实体经济资本周期循环规律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往往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虚拟经济的过热，打破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对平衡，加剧了两者增速上的差距。虚拟经济占据绝大部分金融资源，而真正的需求主体“实体经济”步履维艰，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利润下降，抗击金融风险的能力也随之下降。与此同时，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给金融监管带来巨大的挑战。以当前最具争议的加密数字货币技术为例，目前，关于区块链技术以去中心化的概念进入金融业后是否改变了金融的本质的争论声音最大。因为，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方式很不利于国家对金融的监管，而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收益分析，如果不对区块链技术进行监管，不对其定义作出清晰说明，任由投机者盲目炒作就必然引发金融风险。
西方主流经济学者认为限制金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就可以防范金融危机，并没有指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背离的结构性矛盾。而习近平总书记的防范金融风险思想批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并主张“金融回归本源”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只有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要积极进行金融监管部门的改革，而这一改革在发挥原有金融监管长板优势的同时，还要弥补原有金融监管短板的劣势，从而充分发挥金融监管部门监督和管理的职能。具体来说：一要加强对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的监督监察，及时发现市场异常波动的风险，重点排查风险源头，做到早期识别、及时预警、主动处置;二要强化金融部门协调管理的职能，打造一支懂得金融市场、熟悉金融业务、掌握金融规律的干部管理团队，既要保障金融市场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平安。
2 坚持符合市场规律的金融改革
符合市场规律的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防范金融风险思想的重要内容。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防范金融风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2.1 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为价值规律，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金融资源是货币资本化的表现形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产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质上表现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中，而价格是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当市场供给小于需求，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高于商品价值;当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低于商品价值。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应建立完善的预见机制，结合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情况，组建快速适配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的滞后性。当然，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自我调节或者政府宏观调控，应该结合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者在金融资源配置中扮演的角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背景下，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有效的。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假设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市场的滞后性、信息不对称性仍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不充分。市场在没有外力干扰的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漏洞循环叠加效应。市场运行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漏洞循环叠加问题是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需要借助外力帮助市场修复一个一个漏洞。对于金融行业而言，金融机构并不会考虑到其行为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的叠加是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虽然金融机构在资产配置运作中会把系统性风险分散碎片化，但是系统性风险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度”的临界点，它将会迅速爆发并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毁灭性破坏。
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得更为突出，银行对不同体制的企业的融资政策不同，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巨大的政策阻力。因此，金融服务机构市场化是保证市场资源配置公平公正的有效途径。调整国有银行现有业务结构，建立金融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防范金融风险体系，鼓励大力发展优质民营企业，完善现代企业金融信用评估制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培育公开透明和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完善风险管理，稳定市场预期，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9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進行金融深化改革，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最有效手段。
2.2 发挥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府与市场运行问题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1]政府在市场运行中是不可或缺的，必须针对市场在运行中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引导市场良性发展。必须做好做实政府的服务工作，精简行政程序，进行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转变。必须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遵循《巴塞尔协议》保障银行资本充足率，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集中优势构建具有能够分析金融形势、制定金融发展战略的工作机制，培养具有金融“看家本领”的专家小组，提高金融决策科学水平。对于领导干部团队，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自觉补充知识，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工作领导能力和水平。”[2]
“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并举，共同促进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实际有机统一、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质”上的不同。中国金融发展需要借鉴西方经验精华，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打造中国方案，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做法。必须有选择的借鉴西方金融理论，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保持审慎的态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金融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理论支撑，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与实践，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存在根本性区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既要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准确把握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明确界定政府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为中国金融开放持续优质发展保驾护航。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为本”的经济思想。要求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金融发展首要原则，把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作为金融改革的指导原则。过去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金融实践、金融理论与以人民为中心的背离，重视经济宏观发展速度，却忽视了我们最根本的人民群众的真实现状。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金融思想的民本情怀，强调防范金融风险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都要以人民为中心。
3.1 防范金融风险为了人民，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的防范金融风险理念充分显示出他的民本情怀。他强调：“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社会发展得怎么样，主要体现在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防范金融风险理念，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时刻警惕着金融发展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资本家服务。金融发展是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为满足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而存在。
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税收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人民币加入SDR、制定CDR草案等一系列举措，不断健全金融体制，消化金融风险，为我国各族人民共享金融发展成果提供根本保障。以CDR为例，CDR即中国存托凭证，是由银行或券商将海外股票打包成一种代表股票的凭证，然后在本地市场发行流通实现第二上市。2015年股灾后，中国在海外上市的企业掀起了一股私有化狂潮，但是私有化进程操作复杂，企业股权结构不符合国内法律要求，私有化成本很高，对企业市值造成重创。CDR的推出对国家经济发展，对优质的海外上市企业回归境内，对境内投资者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多赢的金融改革，坚决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3.2 防范金融风险依靠人民，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在行为金融学中，黄明先生认为：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框定依赖、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防范金融风险实际上依靠广大投资者，要关注广大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不但要让广大人民认识到金融市场的复杂，也要认识到自身知识技能水平的局限，必须提高人民自身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金融发展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金融发展如何与社会需要相适应，这就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金融改革科学合理需要人民群众的智慧，金融发展平稳运行需要人民群众的行动，将人民主体思想贯彻于中国防范金融风险事业中，推动金融改革不断前进，人民群众是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创造者。
参考文献：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33.
金融学位论文范文第3篇
3月2日至16日，全国两会期间，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工行行长许海就当前我国和云南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热门议题中的“沿边金融改革”“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助力供给侧改革”“绿色金融”和“银行助力企业化解信贷风险”五方面内容，向大会提交了五项提案。
发挥金融引领作用助力沿边金融改革
记者：云南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两年来，通过争取政策与努力实践相结合，基本搭建了高效便捷的跨境金融服务网络。在新的历史时期，金融机构如何利用已有的成效，将沿边金融改革推向深入，努力把云南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许海代表：首先，推动沿边金融改革创新。一是继续推动沿边资本市场开放，推进跨境资金池、人民币双向贷款等业务发展，放宽境外借款区域及币种；二是紧跟互联网金融发展步伐，加快商业银行与支付机构合作，为跨境电子商务搭建本外币结算通道；三是完善沿边开放金融服务体系，鼓励符合条件的南亚东南亚银行、保险、证券、租赁公司在试验区进行新设、增资或参股金融机构等直接投资活动。
第二，支持沿边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服务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公路、铁路、航空、电力、石化、信息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快实现互联互通；支持昆明、红河综合保税区、版纳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瑞丽边境合作区建设，助力试验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加强与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沙湾拿吉经济开发区、缅甸土瓦经济特区等境外经济园区建设合作，支持试验区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第三，推进沿边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配合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及口岸跨境合作区建设推进步伐，完善金融机构沿边布点，为周边国家提供跨境结算服务。以人民币兑换泰铢、老挝基普、越南盾等周边国家货币为突破口，积极推进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挂牌及跨境现钞调运业务，逐渐提升人民币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第四，加强沿边跨境金融合作。充分利用云南沿边开放优势，建立区域性金融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建立区域金融发展新格局。一是利用大型国有银行在南亚东南亚的网络布局，加强与周边国家金融机构沟通交流，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二是进一步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监管当局建立政策会商和信息交流机制，有效解决双边本币结算中存在的问题，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记者：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以及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相关政策的深入实施，极具潜力的市场基础已经形成。金融业在创建面向实体经济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新模式上，如何做到既为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还能为推动自身经营转型提供新引擎？
许海代表：一是推进信息化银行建设。充分借助和发挥互联网金融网络特色，积极研究和探索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以把握客户信息流、商品流、资金流为核心，以提供全面、开放、便捷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为目的，以推进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为抓手，构建信息化、互联网化金融服务新业态，促进金融业融资、支付中介职能向“融资、支付中介+信息中介”服务转型。
二是加快互联网金融创新。加快推进“平台+大数据+金融”的整体布局，强化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的跨界融合应用，真正将互联网金融联通工商百业、惠及千家万户、服务国计民生。要突出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通过将互联网金融的普惠特性与金融信贷专业优势相结合，帮助小微企业和涉农商户提高融资可获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积极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突出加强对新兴业态培育和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的支持，通过打造服务政府机构、集团公司以及贯穿企业供应链上下游的云平台，开发针对医院、学校等特定领域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促进社会服务和企业经营的便利化，带动各行各业实现“互联网+”的升级发展。
三是高度重视银行业网络融资创新。充分发挥银行业主渠道作用，借助专业优势，运用互联网与大数据建立风险控制模型，完善产品和流程，实现线上自助操作、业务自动处理、风险精准监控，打造额度适当、信息对称、适合标准化的信贷服务，实现信贷业务尤其是小微和个人金融业务在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批量化发展，为客户带来“无地域、无时差、一键即贷”的信贷标准化服务。同时，开展个人信用消费无抵押、无担保、纯信用、全线上的消费信贷业务服务，支持扩大消费升级。
四是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督和安全防范制度体系建设。针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电子商务平台信息资源垄断、互联网理财对国家货币政策实施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P2P网络借贷平台带来的风险等问题，要全面构建以健康发展、安全防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统一相关制度、法规，规范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促进互联网金融公平、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商业银行应主动作为助推企业供给侧改革
记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由于资金短缺，企业想要调结构、进行供给侧改革，资金是最主要的制约瓶颈。企业对部分存量贷款如何处理？商业银行如何提升自身的管理效率、经营水平和有效金融供给，从而促进企业供给侧改革的顺利实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许海代表：一是推动自身供给侧改革。商业银行要改变之前基于需求侧的粗放式经营方式，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管理方式和组织机制的变革，增加有效的金融产能供给、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优化各类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二是合理调整信贷结构。要围绕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降低“两高一剩”、“僵尸企业”这些落后行业和过剩产能对于信贷资源的占用，同时，在调整过程中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社会账、政治账，加强对企业在兼并重组、过剩产能走出去等方面的指导，通过改变贷款合同要素、转贷续贷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银企“双赢”。
三是全力助推经济转型。要进一步提高信贷审批效率，加大对新兴产业、创业群体、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与经济转型方向一致，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流动，助推经济转型。
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记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作为指导我国未来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坚持绿色发展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商业银行怎么做才能合理有效配置资源，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居民与职业健康、生物多样性等作为信贷投放的重点，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许海代表：一是完善“绿色”信贷体系。要将绿色信贷理念融入到发展战略、行业政策、管理流程、产品服务等相关政策制度之中，健全和完善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领域的信贷政策，引导信贷投向绿色经济领域，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绿色增长。
二是调整“绿色”信贷结构。要将信贷资金投向生态保护、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绿色经济领域，主动顺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严控高污染、高排放、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领域的信贷投放。
三是创新“绿色“信贷产品。要认真落实国家绿色信贷指引，推出符合绿色经济各领域融资特点的创新产品，加大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品、设施等信贷投放，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银行业应多渠道缓释和化解企业贷款风险
记者：我国经济正面临转型和结构调整，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现状导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管控压力不断上升，以至于不良贷款双升尤为突出。面对严峻的形势，银行作为发挥金融效用的中心，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服务实体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缓解和化解企业贷款风险？
许海代表：一是正确认识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做好缓释和化解企业贷款风险的重要性。现阶段实体经济遇到的风险到了相当的程度，需要释放，风险释放的核心就是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这就要求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窗口，即稳定经济增长，在发展中解决风险释放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风险缓释的必由之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是为了重振经济增长活力、解决经济增长动力和风险积累等问题。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和足够的时间，已有的风险才能够逐步释放，使经济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行。所以，银行业应责无旁贷做好企业贷款风险缓释和化解工作，保证信贷资产质量健康稳定，全力助推我国经济目标的实现。
二是坚持有保有压、有扶有控、有进有退的原则，执行差异化信贷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正常，有一定盈利能力，能付息或能结清欠息的企业，在原担保不变或增强的情况下通过办理借新还旧、展期等办法来逐步化解风险；对企业生产经营不正常或停产，无盈利空间、无力还息，则通过有实力的企业在融资总量不增加、担保不弱化的前提下，重组企业的不良贷款；对于已经出现欠息或逾期的贷款，在保障银行债权、降低风险的前提下，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通过贷款期限、还款方式、担保方式等要素调整来缓释风险，防止贷款劣变；对于能够找到符合条件债务承接人的，签订债务承接和转移协议，完成承债手续；对不良贷款及时核销，充分利用呆账核销条件放宽的政策便利，在确保账销、案存、权在的前提下，加大呆账自主核销力度，尽最大努力缓释和化解企业贷款风险。
三是多方合力，加大信息沟通，共助企业走出困境。首先，企业要走出困境必须强身健体，加强自身的管理和发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技术产品等创新，立足主业，做好品牌，审时度势，借势发展，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其次，在企业贷款发生逾期及转入不良期间，银行应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存在困难，与企业共同研究应对措施。第三，要搭建政、银、企沟通交流平台，综合运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四是构建全面系统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银行应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构建全面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要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全方位地界定风险管理主体，明确各类主体的管理职责、管理流程和重点，实施全面系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提高信用风险管理工作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全面提升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水平。
总把关：苏丽霞
栏目主持：黎风
执行编辑：薛盘栋
编辑：陈彦彤杜杉顾阳
金融学位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我国是具有鲜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农业大国。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短板就是农村经济，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而不发达的农村经济与这一现状有重要的关系。农家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主要就是由于农村金融不发达，无法进行资金自我融通和自我循环，使农村中经常出现大量资金流出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就需要进行农村供给侧改革，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建设农村惠普金融体系，满足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要求。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农村惠普金融 建设路径
现代经济的核心就是金融，同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也离不开金融。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金融的产品以及服务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需求，对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制约作用。建设农村惠普金融体系，可以对传统信贷服务模式进行改变，并且把农村融资渠道拓宽。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以及对农业供给侧改革进行推动的重要举措就是强化增信和激励机制。
1 实现金融普惠是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目标
结构性的调整供给端，优化资源配置，解放生产力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在供给侧背景下，我国社会性经济增长慢慢的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靠拢。为了促进这种改变，需要建立农村惠普金融体系，促进微小型企业的经济发展，微小型企业的特点就是专业，小型，丰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组成部分就是让微小型经济主体以及消费者承担相应的金融服务。
2 农村金融普惠体系建设的难点
2.1 小微企业仍面临融资难，农村金融创新性不够，农村金融有较高的供给成本、较低效率的问题
新世纪初进行改革与创新农村金融市场和机构改革，对于农村金融困境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解决，农村金融改革需要加快进程，从更深层面进行改革，农村惠普金融体系需要创新技术，把成本降低，使服务效率得到提高。目前惠普金融体系在微观层面的实践改革有所发展，金融产品更加丰富，金融服务方式也向多元化发展。为了对农村不同经济主体的贷款需求进行满足，农村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特点进行了特定机构的设立，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部门，对进行了信贷产品的创新。同时对贷款的担保方式进行创新，把抵押品的范围扩大，使农民和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为了对信贷的风险进行规避，创新了信贷的贷款流程以及技术。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现状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平衡的需求供应问题，使现在仍然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经营者以及农村小微企业和商户群体的信贷要求，除此之外，阻碍农村惠普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还有农村金融供给成本过高，担保品缺乏，信息不对称等。为了进行农村惠普金融体系建设，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在技术上进行创新，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与风险。
2.2 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
对于农村惠普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难点之一就是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保障，加大了金融机构的法律风险，这对农村惠普金融的发展有制约作用。除此之外，制约因素还有欠缺纠纷处理机制，没有完善的投诉处理机制。
2.3 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知识教育存在不足
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金融契约发展尚不成熟，并且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人们日益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有一部分金融通过对信息不对称以及消费者没有较强的认知能力的利用，总是对产品以及服务的无关信息进行强调，从而达到对消费者的利益进行侵占的目的。尤其是一些发展落后的地区，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困难重重，对其产生影响的有消费者金融知识、投诉技巧组合和市场结构。我国尽管进行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成立，但是开展金融教育次数较少，普惠金融客体没有清晰明确的认识金融服务，对普惠金融开展的生态环境有不利影响。目前普通金融消费者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对于电子设备接触过少，所以对于ATM、EPOS机等便捷的金融服务根本无法享受，同时还容易受到欺诈，损害其利益。
3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和发展
3.1 优化政策支持体系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应该要加大力度给与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对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进行有效的利用，使农村惠普金融的有效供给增加，促进农村惠普金融体系建设以及发展。为了使农村商业机构放贷风险减少，要对政府融资担保以及再担保基金进行积极发展，把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面增加，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力度进行农村普惠金融投资。对差别化的法定存款准备进率进一步优化，对涉农信贷资产抵质押再贷款试点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把农村金融供给能力进行扩大，促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3.2 加快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加大力度推广小微企业批发式融资模式，拓展批发之以及标准化融资产品到各个领域。支持银行创新符合普惠金融特点的融资工具以及抵押担保方式，利用技术创新，把普惠金融服务中的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的优势进行充分的发挥，利用新技术把支付结算以及资金融通等服务功能进行增强。
3.3 完善农村金融监管模式
为提高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质量与效率，应建立包容性的农村金融监管模式，具体包括以下几点：（1）将风险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一方面，改变传统金融偏重风险控制的监管方式，在保障农村金融安全的同时，加强对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功能监管，防止农村资金外流、贷款对象结构不合理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切实落实涉农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要求。（2）实现监管差异化。根据各涉农金融机构的特点，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农村金融机构按功能价值区分类别，并根据各自的功能需求制定相应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提高对农村金融组织监管的针对性与实效性。（3）建立多元化的动态监管模式。建立以各级人民银行与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统一监管，由各金融组织行业内部监管，农村金融中介组织、各农业经营主体监督相配合的多层次监管机制，并推动自我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中央巡查与地区互查相结合、现场审查与资料审查相结合的联动新型监管模式的广泛运用。
3.4 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为了把基础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效率进行提高，可以增设ATM、EPOS等金融自助服务终端以及转账电话平台等。对县城以及村镇的金融机构设立申请优先办理，并且对其网点的撤消并要严格的评估以及审查。
4 结语
农村金融市场上存在供需不均衡的问题由来已久，缓解这种问题并且通过新型技术把金融服务成本降低，把金融服务覆盖面进行扩大，保障金融服务质量，提供便利给农户以及小微型经济主体是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这与农村惠普金融体系的目标一致。建立完善的普惠金融体系，保障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农村金融制度以及技术创新是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实现农村惠普金融体系的全面建设，凸显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以及便利性，更好的为农村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以及低收入群体等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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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建军.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理论、发展与创新[M].北京：知識产权出版社，2014.
[5] 张紫娟.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完善及财政支持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5.
①基金项目：基金课题：山东省经营管理研究课题（jz201721）。
金融学位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更为集中和隐蔽，破坏了机构监管、货币监管的有效性，为鼓励金融创新同时避免金融压制，应对金融创新进行适度审慎的监管。
关键词：金融创新；风险；监管；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挑战
1.金融创新对机构监管的挑战
（1）金融创新改变了机构监管的基础。机构监管的基础是财务报表，而金融创新影响了财务报表的内容和质量。财务报表是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对金融或经济行为进行记录、分析和计量的结果，而现行会计准则是根据已有的成熟的金融业务或金融工具制定的，对金融创新产生的新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已有的会计准则没有相应的规定，也不可能做出规定。所以按现行会计准则，因金融创新工具、业务而产生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在财务报表中大都不能得到体现，只是在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如与传统信贷相结合的业务，承诺、担保、承兑等；与有价证券衍生工具买卖相关的业务，买卖金融期货合约、安排掉期和互换等。这种表外业务的或有负债性质增加了会计报表中所含风险信息的不确定性，降低了资产负债表上的信息质量，巨大的交易风险因此被隐蔽掩盖起来。
（2）金融创新改变了机构监管的环境。由于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创新向电子化与网络化发展，数字化的业务流程，无纸化的操作交易，使业务经营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的经营模式。金融创新还使各国的金融市场相继开放，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为国际游资的投机和转移提供了方便（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国际游资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一切改变了金融业的营业环境，同时也改变了监管的环境，要求传统的监管手段、组织体系、信息处理技术等都要改变，原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手段、监管方法和监管知识等也要不断更新。
（3）金融创新影响机构监管的模式。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但是业务交叉性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例如有可满足投资、投机、保值、提高社会地位等多种需求的；有可适合大小投资者、长短期投资者、国内外投资者等多种投资对象的；有介于定活期存款间、股票证券间、存款与债券间、存款与保险间、贷款与证券间等等各种组合式的；有定期转活期、债券转股票或股票转债券、贷款转证券、存款转证券等可转换式的；有价格指数、市场利率或某一收益率挂钩的等弹性收益式的等等，这些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表外业务的迅猛增长，淡化了传统行业或业务的区别，导致实质上的混业经营，对当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形成冲击，日益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监管机构之间进一步加强协调，树立功能监管的观念。
2.金融创新对货币监管的挑战
（1）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金融创新使业务交叉性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金融不断出现，货币和信用的创造主体趋于多元化，从而难以界定狭义和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1、M2、M3等中介指标的内涵，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可控性降低，货币政策的指标的内涵发生改变，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原有的货币乘数模型不再适用，中介指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被削弱，中央银行观测本国金融流量结构失去了稳定基准。所有这些都使货币供求形成机制变得十分复杂和多变，给货币政策的决策、操作和预警系统的运转造成了很大困难。
（2）金融创新使可操作的货币政策工具减少。由于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对建立其上的货币政策工具也必然产生影响，使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中的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难以发挥作用，使得利率、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政策的作用力、可操作性和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利率限制等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失效。最终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降低，金融当局难以准确、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
二、关于加强和完善金融创新监管的思考
1.金融创新监管的理论基础
金融创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技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种创新促使传统金融业发生深刻变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丰富了交易品种，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也增加了风险防范能力；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市场的效率的同时也便利了债务的创造，债务规模迅速扩大，信用急剧增加，增大了金融体系的信用风险。有些金融创新，尽管有转移和分散金融风险的功能，但从整体上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风险并没有被消除，风险仍然存在于经济体系中。因此关于金融创新的监管存在着两种几乎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强化监管观点，一种是放松监管观点。
（1）放松监管。金融深化理论指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充分有效地将社会闲置资金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金流向高收益部门和地区，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不断发展，通过国民收入的增加又会刺激金融的扩张，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现金融深化。而金融深化是一个逐步消除金融抑制与放松金融管制的过程：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取消利率与汇率管制、允许多层次多类型金融机构并存竞争。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会得到发展，市场工具的创新有了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反过来会加深金融深化的程度。金融业务和市场的创新将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分配资金的效率，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使整个金融体制效率更高。形成金融深化---创新---再深化---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并且贯穿于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过程。
（2）强化监管。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理论和法律的不完备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是有缺陷的，法律也是有缺陷的，监管的存在在于监督法律的实施、以人的能动性弥补法律和市场的缺陷。再一个就是金融的本质特性，金融是典型的信用经济，金融关系的发生、发展都是以信用为基础，在法制的保证下进行，所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而强化监管的理论基础是金融创新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新的风险的同时破坏了传统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如机构监管、货币监管，使金融风险更为集中和隐蔽。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观点，应当对金融创新进行适当监管，鼓励金融创新，同时避免金融压制，所以《指引》第七条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以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金融创新作为良好监管的重要标准，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的监管原则，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本指引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提出了适度审慎监管的原则。
2.如何完善金融创新监管
（1）改进金融监管理念，建立鼓励金融创新的机制。由于内外压制所形成的动力，金融企业在金融创新上总是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之间，监管并非总是被动的接受挑战，金融监管也可以积极应对金融业的发展而主动创新，通过监管创新鼓励企业金融创新，这样更有利于金融监管与企业创新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更好的促进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严格法定管理之下，企业的创新空间很小，更需要金融监管创新，给企业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充分的放权，允许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主动的创新，使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如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方面逐渐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监管，凡未经法律明确禁止的业务品种，均可以开发等等，这样更有利于金融创新。银监会提出的“宽准入、严监管、多支持、管得住、快发展”监管原则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我们在改进金融监管理念，建立鼓励金融创新的机制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个原则：不能以监管创新代替金融企业创新。这次《指引》的发布再次证明：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型，面对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尤其应该注意。
（2）完善金融风险控制，规范金融创新的发展。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至今还有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近三十年以经济增长迅猛著称的亚洲四小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随着全球以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金融一体化、金融证券化为特征的金融变革不断发展，各国法律制度对金融立法同样经历了从管制（control）到监管（regulation）和放松监管（deregulation）的立法变化。问题在于，亚洲一些新兴国家接受了这种概念后，把法律上的‘监管’和‘放松监管’错误地理解为‘取消金融监管’或对金融‘不加监管’”。十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中国目前的金融形势与十年前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金融形势是多么惊人的相似：经济高速增长、金融管制减少、金融自由化增加、国际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股市牛气冲天。“商业银行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密不可分，风险管理是金融创新的内在要求，商业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识别、计量、监测、控制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风险”。
东南亚金融危机为我们的金融创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教训，金融深化、金融创新要求改进金融监管理念，废除管制、放松监管，但决不是取消监管，而是强调“有效监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将是永不间断的博弈：由于内、外的压制，金融创新总是不断出现，金融监管也将不断做出调整。最终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在金融监管的选择下，真正的有助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金融创新被保留和固定下来，金融体系得以完善，金融效率得以提高。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参考文献：
[1]许成钢.法律、执法与金融监管[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1-12.
[2]曹建明.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A].中南海法制讲座十四讲[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88.
金融学位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中国从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主动参与者和执行者，逐渐进入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并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当前，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呈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权、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等新趋势。美元本位制带来国际金融体系储备货币的天然缺陷、美元互换体系不断扩大挑战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数字货币出现及数字化金融治理作为国际金融治理新的内容，是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面临的挑战。应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发展，提升金融治理制度能力;探索研究法定数字货币跨国治理框架;提升国内金融治理能力，增强金融竞争力;完善区域金融治理，创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重塑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规则，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为国际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关键词] 国际金融治理 中国 数字货币 金融治理制度能力
[作者简介] 刘翔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公平竞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市场经济。
一、中国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角色演进
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经济金融全球化既深入发展又面临挑战，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伴随着国际金融治理核心内容由塑造国际金融秩序逐渐转向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传统金融机构职能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中国从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主动参与者和执行者，逐渐进入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并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
（一）2008年前，中国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这一阶段，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建立完善阶段。首先，塑造国际金融秩序。二战后美国凭借实力建立起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塑造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为主要支柱的国际金融秩序。其次，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先天存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各国货币正式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但六七十年代美元大贬值并变为汇率浮动货币，其他货币也随之变为浮动货币，美元具备了完全可兑换性。1976年《牙买加协定》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形成了以美元为主导、多种储备货币并存的货币体系，但这种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面临“特里芬困境”，美元周期性带来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或短缺，引致对全球金融不稳定潜在危机治理要求。各国作为治理主体要共同面对解决国际金融运行风险，一致性利益需求成为国家间合作协调的基础，经过利益博弈演变，治理规则体系形成，美元流动性导致的金融不稳定风险成为治理的核心内容。再次，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掌控国际金融治理秩序，控制着IMF、WB等金融机构的份额、投票权、初始资金、规则制定、议题设定等制度性内容的话语权。1976年美、德、日、英、法、意、加组成七国集团（G7），形成了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这种以发达国家利益为考量的金融治理机制，存在治理主体、治理法制碎片化和国际金融组织权责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不合理等各种弊端。最后，中国则于1980—2008年进入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起步阶段，恢复了在WB和IMF的合法席位，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一阶段中国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二）2008年后，中国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
国际金融秩序重塑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和大国竞争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持续性低迷导致可持续包容发展目标面临阻碍，传统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成为焦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在原有金融治理体系之内寻求有序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共同提高国际金融治理效率。以此为转折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角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第一，中国开始积极参与治理规则，提供治理思想。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金融体系议题改革，并一直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则不断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性，加上美国和欧洲相继爆发金融危机打破了发达国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治理神话，几类动因相互作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持续改革。这一时期，对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及规律认知的治理理念发生重要变化，世界权力部分转移，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多边主义的国际金融治理，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为核心、以防止發生重大金融危机为根本目标的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持续推进。第二，中国提出构建平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由于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监管治理权力转移，发展中国家与国际金融制度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转变。2008年也成为新一轮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起点，中国此后几乎参与了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规则改革，积极引导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全球金融治理理念。中国提出构建平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为构建公平公正和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绿色金融首次被列入G20议题，为世界普惠金融发展指引了方向，“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
二、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新趋势
（一）存量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存量改革是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逻辑起点和现实。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IMF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以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稳定，WB提供中长期信贷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主要围绕上述体系框架进行，由于传统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仍是压倒性的，WB现有资本约4058.98亿美元 ，IMF现有资本约1.3万亿美元 ，美国和欧洲还主导着各类多边开放性金融机构，治理改革必须务实前行。这类国际组织份额改革是在原有治理架构内实施，是一种“体系之内”而非体系之外的改革，在巩固原有金融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切实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积极推动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所倡议的国际金融治理方向是推动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实施改革，客观上巩固了上述机构的地位，储备货币、WB、IMF等份额改革体现着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提升，关系到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因而成为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核心。
（二）增量改革，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
新型金融治理机制为满足区域和新兴国家的发展融资需要而产生。为增强世界银行等机构弥补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提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力，发展中国家创设新型发展融资机制以平等共治和互利共赢为治理原则，有效弥补了现有体系缺陷，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出现有国际发展融资困境的重大举措，逐渐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占有一席之地。目前的全球发展融资体系以世界银行和各区域银行为主导，以发展中国家新型金融机制为补充，形成了多元有重叠但不冲突的协调各层次金融開发机制的全球发展融资网络体系。与传统金融组织的大国主导治理结构、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理念等不同，发展中国家提倡平等参与、联合共治，以发展导向为治理理念，致力于消除全球发展不平衡，为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其中2011年成立的“金砖五国”、2014年的新开发银行和签订应急储备安排协定，就是发展中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应对举措。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困难提供了投融资支持，2014年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5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目标都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困境，通过全球金融政策协调来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三）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指标，表明中国正在加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由跨境结算走向国际储备资产，展现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进程，至今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第五大储备货币的人民币，推动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一是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削弱美国货币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美元意味着全球流动性，美元贬值带来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为寻求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应运而生，应用于跨境流通并成为普遍认可的国际结算、投资、计价及储备货币。二是提升储备功能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凸显货币锚定效应。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第五大国际货币。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有70多家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清晰显示了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份额2020年12月为1.88%，全球排名第五，预示着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和支付货币方面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服务于人民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系统（CIPS）一期和二期分别于2015年和2018年上线，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币清算系统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另外，实践中的SDR发行规模占全球储备的4%，虽然还未真正发挥国际储备资产的作用， 但是SDR构成变化反映出人民币开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三是拓展人民币回流机制，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投融资需求。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强化了人民币投资功能。从国际经验来看，储备功能是在结算、计价、投资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完善有助于其计价、投资、储备功能真正发展。目前人民币回流渠道还不完善，人民币资产从境内流向境外进行投融资可通过离岸市场，但境外人民币缺乏回流渠道成为投资资产。因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境内外人民币存在利率和汇率差异，使得在岸和离岸市场容易滋生投机套利，2015年前推动了人民币以跨境贸易形式向离岸市场转移，但汇率预期变化和套利消失会使这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大为削弱。投机需求驱动人民币国际化动能已经出现瓶颈，只有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形成境外的真正市场需求才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美元本位制带来国际金融体系储备货币的天然缺陷
国际金融治理的实质是保障货币安全性和金融机构正常运营，缓解美元流动性带来的短期和长期金融风险。美元本位制导致全球金融治理存在缺陷：一是美元发行不受约束。国际货币流动性与清偿力的“特里芬难题”依然困扰国际经济秩序，美国货币政策优先考虑国内经济稳定需要，而非以全球经济稳定作为出发点，美国经济在历次危机中不仅不是最糟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反而提升，外部失衡有效改善，美元不受约束地发行才是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二是美国货币政策负面外溢缺乏约束。美元本位制使得美国在金融危机时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和发展中国家外债攀升，其退出量宽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偿债危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疫情，美国极端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发达国家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大规模财政刺激推高政府债务规模，资金进入金融市场推动资产价格高涨，金融市场虚假繁荣。长期低利率还催生了企业高杠杆和高风险偏好甚至滋生了大量“僵尸”企业。2020年5月后近一半IMF成员国表达了获得流动性支持的期望，很多低收入国家深陷外债偿付困境，反映出美元本位制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出现的功能性危机。
（二）美元互换体系不断扩大挑战传统国际货币体系
美联储扩大货币互换网络向国际金融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美联储与全球主要中央银行不断扩大的货币互换网络，将自身政策干预范围由国内拓展到全球金融市场。2010年5月“美元荒”出现，美联储又重新与欧洲中央银行、瑞士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进行货币互换。2013年10月，美联储宣布与五大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转为常备性互换安排，2020年3月美国又与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新西兰9国央行签署互换协议，临时性货币互换网络不断扩大。但是美联储在货币互换选择上排斥发展中国家，如秘鲁、土耳其、印尼和印度都曾想与美国签署货币互换而被拒绝。货币互换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双边政策工具，当国家银行系统面临来自外国市场流动性风险挑战，可为决策者提供额外的金融安全保障。美元主导的货币互换体系客观上使IMF作为多边机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指导监督和“最后贷款人”角色的效力有所降低，它与IMF一起为各国及金融市场提供缓冲，客观上也挑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数字货币出现及数字化金融治理对国际金融治理提出新挑战
数字货币已经开启了货币历史新阶段。作为货币信用形态提升的必然产物，以区块链为技术基础、降低发行运营成本、易于数据溯源监管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数字货币，其本质与传统货币一脉相承。根据数字货币是否由一国央行发行，可分为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多国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无疑为国际金融治理增加了新挑战。一是数字货币有可能从底层颠覆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由各国央行发行，私人数字货币是由私人（市场化）发行且不依赖于国家主权的数字货币。2008年以来，私营部门推出各种所谓加密货币已达1万余种，总市值超过1.3万亿美元。全球最大网络社交平台脸书（Facebook）拥有27亿用户，其发行用于跨境支付的“天秤币”（Libra）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数字货币项目，其使命是建立无国界的货币以及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这种超主权数字货币，已具备交易媒介、价值储藏等货币功能，将进入储蓄、投融资、保险等领域，其覆盖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会冲击现有金融体系。数字货币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具有去中介和去中心化特征，不同于传统货币制度建立在中介化、中心化基础之上，其可能形成新的全球性货币并重塑全球货币格局，其拥有的世界性金融基础设施类似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各国可能不得不接受这个“大而不能倒”的世界性金融基础设施存在的合理性。基于现代技术体系的Libra有可能实现货币的去国家化与去主权化，从底层颠覆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二是各国央行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的目的是维护其储备货币地位。少数国家已开始试营央行数字货币，一些国家正积极论证CBDC可行性，八国央行（BIS、加拿大银行、日本央行、瑞典银行、瑞士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基本准则与核心特征》报告也提出要推进数字货币的跨国支付。美国的数字美元项目（Digital Dollar Project）2020年5月发布的第一份白皮书旨在为创建美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提出框架，认为数字美元将支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其中重点提及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更可能应用于非美国国内用户，表明数字美元在跨境支付场景中使用的概率较大。三是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网络或许出现。目前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以代理行模式占主导，系统性能有待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受锚定美元的Libra等数字货币的竞争威胁，研究跨境支付及监管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现行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采用的是SWIFT支付清算体系，SWIFT和CHIPS的垄断优势得益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代理行模式和CHIPS都是中心化结算和清算机制的产物，代理行模式支持了CHIPS壟断地位， SWIFT可参与交易环节的支付指令产生、确认、发送以及清算环节的支付指令交换。SWIFT作为一个非官方专业组织在特殊情况下具有官方立场，对于伊朗、委内瑞拉等小国，SWIFT会因来自特定国家官方压力进行制裁;对于中国这种在SWIFT的业务收入比重较大的大国，在制裁中国相关机构时会慎重考虑。区块链数字货币应用为消除跨境支付系统缺陷提供可能，各国CBDC研发多处于研发测试阶段，但其对改善当下的跨境支付具有重要价值。
四、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要着眼于能力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发展，加快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研究，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参与制定国际金融治理规则，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
（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发展，提升金融治理制度能力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人民币国际化要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以培育真实需求为基础的发展原则，推动人民币周边区域化到国际化的发展路径，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结合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培育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市场需求，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投资中的重要货币选择。历史实践证明，一国货币金融地位崛起需要制度建设，就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于美元，欧元区货币制度安排之于欧元，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可依托IMF和WB的相应制度而拥有垄断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如国际货币制度的存量改革是改制，推动合理配置IMF和WB投票权改革，推动G20和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成为国际金融协调治理核心平台;而增量改革则是建制，通过建立金砖银行、AIIB、“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推动其为区域提供人民币发展融资，为维护发展中国家金融自主权发挥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制度建设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内涵是一致和统一的。
（二）探索研究法定数字货币跨国治理框架
1. 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
CBDC是未来货币形态，对金融、法律和监管制度提出新要求，应借机发展摆脱美元作为中间货币的国际货币兑换机制。数字人民币定位MO，不计付利息，基于数字人民币钱包进行资金转移和实现支付即结算。人民银行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BIS、IMF、WB等治理机构，研讨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及国际标准体系。如果采用本国型CBDC模式，锚定本国货币发行，央行能依法获取货币转移信息和流转信息特点，有利于维护货币主权，有针对性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制定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机制设计。推进“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模式下，有条件地吸收境外金融机构参与结算系统的运营，加强跨境支付领域机制构建，提升全球跨境支付的安全与效率。
2. 加快研究数字货币跨境治理
各国要树立包容、开放和合作的制度理念，建立支付基础设施和法律、监管制度，为实现CBDC跨境流动制定规则，实现其最大价值。达成国家和央行层面的协议，各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均需做好技术开发以适应业务操作和机构变化，平衡好传统货币和CBDC的发行、交易和回笼管理的总体规模比例以及国内外规模比例。商业银行要为境内外支行构建基于区块链的跨行交易结算通路，遵循跨境交易结算业务联动规则。
3. 建设更包容高效的全球新型跨境支付体系
如果形成CBDC这一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将打破现行高度中心化跨境支付平台的垄断性，打破美元霸权。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应立足于维护货币主权和国际货币体系安全，建立协调一致的技术标准、支付基础设施和法律监管制度，防范和化解CBDC跨境流动风险，建立更安全、高效和低成本的CBDC跨境流动体系。发展中国家要注意防止霸权国家利用数字货币干涉本国政治和货币主权，可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科技手段维护国家主权。
（三）提升国内金融治理能力，增强金融竞争力
金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金融治理是金融各类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及金融制度建设之间的相互衔接系统。金融体系稳健性取决于系统性金融机构治理，优化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支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和科创产业发展作为目标。加强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管理，夯实金融体系平稳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系统完善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提升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发展生态，顺应金融生活化、产业互联网化趋势，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科技体制机制，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将投融资和理财服务嵌入到教育、医疗、政务等高频场景，实现“无处不在”的金融服务，打造智慧金融体系。同时，深化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形成人民币汇率全球市场化定价机制主动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加大市场决定价格力度，使人民币资产成为保值和增值的安全可靠的国际资产。重视人民币期货市场对汇率价格合理形成的作用，适时建立人民币汇率期货市场或引导境内相关主体有效利用离岸期货市场规避汇率风险。监测全球人民币流动、资产配置和价格变动，健全人民币汇率风险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进一步探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全球定价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以市场化方式成为国际货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发达的金融体系，培育境外人民币市场需求，深化金融市场建设，境外人民币可投资中国的股票、债券，自由使用人民币，优化改进监管能力。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避免对于人民币的货币投机，培育真正的人民币境外市场需求基础。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展国债市场，推进债券市场的评级、清算和担保，加快培育境外人民币多元化投资主体。深化金融开放，提高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公平市场环境建设，加强跨境服务能力，优化金融机构全球网络布局。深化境内外业务联动和境外经营模式创新，提升一体化经营能力。
（四）完善区域金融治理，创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
加强东亚金融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治理话语权，強化地区金融救助机制。在东亚金融合作中发挥规则引领作用，从参与者转为规则塑造者，发展亚投行，有效弥补国际融资体系之不足。基于南南合作理念，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标准，拓展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在亚投行内部建立自身的投资评估研究中心，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带动成员国发展。强化区域内货币互换和区域内债券市场建设，深化推进金砖合作新金融机制，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公平正义，推动“金砖+”合作模式，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发挥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作用。联合制定“一带一路”跨国基础设施投融资规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本着“成本共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投融资国际合作机制构想，满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资金需求，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多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着力点，发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的计价、结算、融资与储备功能，丰富国际多边机构开展金融业务的资金选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满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民生项目、贸易投资等融资需求。健全项目评估和遴选机制，提高项目筛选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针对不同性质项目分类施策，建立各有侧重的融资保障体系，切实促进区域内发展融资体系建设。
（五）重塑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规则，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
为全球货币金融构建稳定、有韧性的制度框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优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拓展发展中国家货币互换网络，建设全球货币协调体系。贯彻落实IMF治理结构改革方案，提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话语权，打破美国的一票否决制。增强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贫作用，推动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探寻金融发展的制度性话语权配置均衡、全球国际收支均衡与各国国家利益机制之间的均衡，妥善应对贸易战、货币战，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协商机制。发挥G20金融治理核心作用，协调金融监管合作G20是国际货币金融协调的最重要平台，中国应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发言权，引导世界关注新兴国家利益，积极参与议题设置、决策制定执行，使G20更充分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新变化，提高全球经济抗风险能力从而巩固全球经济增长基础。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推进储备货币多元化，推动降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比例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建立相互竞争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通过市场约束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开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多元路径，包括本位货币制度、汇率制度、储备货币制度、国际金融机构等，构建包括人民币跨境结算、债券市场等人民币区域回流机制，通过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夯实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根基。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数字货币一体化跨境支付体系，合理有效应对数字货币技术特征带来的风险，在市场体制中为数字货币营造安全有弹性的发展空间，未来要加强促进数字货币合作的国际协调和监管。创新金融监管模式，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以提供资金紧急救助和防止金融危机，或在金融危机期间为各国提供金融支持以缓解经济金融风险，确保全球金融秩序稳定，维护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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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Liu Xiangfeng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hina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hina; Digital Currency;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f Financi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22-02-20 责任编辑：罗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