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世界同性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性取向是指人对他人在躯体和情感上的认识，分为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众所周知，异性恋是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同的，双性恋者较为少见，而同性恋取向备受社会关注，由同性恋所衍生的心理、生理和社会问题日趋增多。本文将从国内以往对大学生同性恋取向调查研究结果中，对大学生同性恋取向的研究进展做一总结。
关键词：大学生同性恋取向危害成因解决办法
性取向包括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通常异性恋为对异性产生浪漫情感与性的吸引、同性恋为对同性产生浪漫情感与性的吸引、双性恋为对两性均能产生浪漫情感与性的吸引。此外，亦有无性恋的概念（即对两性均无浪漫情感或性的吸引）。
不管是什么国家、民族还是文化差异，同性恋取向都是客观存在的。过去人们对同性恋现象还是比较排斥，甚至让人难以接受，由于科学的研究和媒体力量，很多人改变了原有的态度，逐渐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接受并容纳他们[1]。
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建立、形成并逐渐完善的重要时期， 大学生们对性和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望。大学生的性激素分泌比较旺盛，性冲动也很强烈[2]。大学生已经进入性生理成熟和性心理趋向成熟的阶段，性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若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甚至会诱发心理障碍。 对于大学生来说，正确的性观念是确保大学生正常生活、学习秩序、身心健康及人格独立完整的重要因素[3]。
然而，我国潘绥铭（2004）对全国大学本科生性观念与性行为状况的调查显示，有6%的男性和5.4%的女性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首次发生了与同性之间的性接触。张北川对同性恋者的 调查数据显示：同性恋中30%—35%曾有过较强烈的自杀念头，同性恋中9%—13%曾经发生过自杀行为。严由伟（2003）为了解青少年学生同性亲密行为、同性恋萌芽及初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编制了调查表，结果发现大学生有过同性亲密行为者占调查人数的23.6%，且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具有明显的连贯性。连贯行为中大学阶段占该行为者的 43.2%；在行为体验上，许多学生的同性亲密行为不完全具备同性恋行为特征，但大学阶段有 5.1%的人获得过同性性体验，有4.5%的人心存同性亲密性行为愿望[4]。
郑建东等[5]了解大学在校学生男男性接触者（MSM）中性取向自我认同以及艾滋病相关危险因素，研究了大学院校和科研院所的27名学生MSM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受访对象的年龄分布于19～29岁，大部分是本科生和硕士生， 2人为少数民族；调查者中自我认同为同性恋有21人， 自我认同为双性恋有6人，对艾滋病有一定了解，存在多性伴一夜情行为；学生MSM习惯于上网寻找性伴侣。受访者中未发现有HIV感染者，有2人新近感染梅毒。受访者中大多对自己的同性性取向表示认同，但基本上都能感受到或想象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我国学术界认为崇尚生育的传统文化是导致我国社会歧视或反对同性恋的渊源和基础，它破坏了同性恋者之间情感发展联系和建立稳定关系的可能性[6]。为了将来给父母一个交代，大部分受访者会考虑和女性结婚，绝大多数结婚的MSM将会有男、女双性性行为，此种行为使他们无疑将成为艾滋病和性病传播的潜在桥梁人群。
对于大学生来说，情感生活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性取向对大学生情感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大学生相对于青少年和高中生来说，思想、身体较成熟，但由于尚处于求学阶段，同性恋取向仍然是个弱势群体。因此，当发现有人处在这种状态时，作为朋友、家人、学校方面要给与足够的重视和心理疏导，使他们积极配合并逐渐缓解压力，减轻痛苦，从而走出心理阴影。避免因此而导致的自卑、孤独、压抑甚至自杀念头。在国内有些大学这方面做的就很好，他们成立了注同性恋现象的学生社团，让大学生都参与进去，体验了解同性恋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好的关心、帮助他们适应大学生活，让他们能够轻松愉悦地度过大学生活，迎接崭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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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世界同性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本案以俄亥俄州的奥贝格费尔(Jim Obergefell)诉侯吉斯 (Hodges, 州卫生部主任)为主，同时合并讨论了密西根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三个案子。这四个案子共有14对同性伴侣和两个失去同性伴侣的同性恋者。这四个州的法律规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联合，故州政府不予登记本案原告的结婚申请。原告于是到联邦地区法院要求法院否定州的婚姻法违宪。联邦地区法院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但是，州政府上诉到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庭。该法院否定了地区法院的判决。这14对同性配偶和两个丧偶者最后只有要求联邦最高法院调卷审核。联邦法院予以同意调卷审核。最高法院审核的结果是否定了第六巡回法庭的判决，给予同性婚姻合法化。
肯尼迪大法官专门介绍了奥贝格费尔的遭遇。奥贝格费尔二十多年年前和另一男子(阿瑟)相爱，生活了二十多年，阿瑟在2011年罹患不治之症(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在他去世前(2013年)，他们从俄亥俄州到马里兰登记结婚，这时阿瑟已经不能动了。他们乘坐医疗飞机去马里兰，在飞机上登记了结婚和举行了婚礼。几个月后，被称为丈夫的阿瑟去世。可是俄亥俄州不承认其婚姻，否认奥贝格费尔具有死者的配偶权利。
合并本案的另外一对同性伴侣的案情是这样的： 来自密西根的蒂波尔和偌丝双双是护士。2007年她们举行郑重仪式，然后生活在一起。她们收养了三个孩子。按照密西根州的法律，只有异性夫妻或单身可以收养孩子。她们俩不能共同收养孩子。这样，孩子一旦有紧急事情，另外一方不能享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包括监护权等。
肯尼迪大法官还介绍了第三个案子。在美国陆军后备役服役的一级中士德廓和廓斯图拉相爱。在2011年德廓接到命令奔赴阿富汗之前，他们两个来到纽约登记结婚。一年后，德廓从阿富汗回到美国。他们两个在田纳西定居。德廓在田纳西服务于美国陆军后备役。可是他们的婚姻不被田纳西州所承认。他们为此还得穿越在州际之间。肯尼迪大法官评论道，一个“为国服务、保护美国宪法的军人，还得承受如此之重。”
肯尼迪大法官开始分析和判断法律，为批准同性婚姻找法律根据。他首先承认婚姻是社会治理重要的基石。为此他说孔子教导我们“婚姻是统治的根基” (援引《礼记·昏义》里的“昏礼者，礼之本也”)。他还引用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的言论，以证婚姻对社会和秩序的重要。但这些关于婚姻的观念都是基于异性婚姻而言。国内有人在没有读该判决的情况下批评肯尼迪不当引述孔子是不妥当的。肯尼迪大法官没有说孔子支持同性婚姻。
在陈述了传统的婚姻观后，他马上强调说，婚姻观是变化的。他简述了人类社会从宗教、政治、财富的联姻到自由和自愿婚姻，从妇女权利的剥夺到妇女的解放，从禁止不同种族的通婚(美国有些州历史上禁止黑人和白人结婚)的过程。通过这些论述，他想告诉人们，对同性婚姻的讨论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婚姻观上，要“与时俱进。”
接着，大法官讨论了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处置方式的变化。他说过去同性恋被认定为犯罪行为，美国精神科学会在五十年代曾将同性恋当成精神病的一种。但是现在这些看法和处理的方式都变了，人们对同性的性倾向有了更多的宽容，很多政府不再定同性性行为为犯罪行为。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美国精神科学会还专门写了专家意见，说“性倾向是人类性欲的正常表达，而且不能改变”。
剩下的核心问题是，同性婚姻是否能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案件的当事人和大法官们一定要适用美国宪法的“金字”修正案，即美国宪法第十四夈修正案关于"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这条规定在美国宪法中极为重要。历史上，美国社会对于一些州的“反动和落后”的法律，比如种族歧视和禁止堕胎，都是通过这个条款来克服的。
肯尼迪大法官首先陈述了，婚姻权是这个金字条款保护的基本权利。但是，这个婚姻权是否包括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利?大法官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这点。他援引最高法院的案例，提出第十四条修正案保护有关个人尊严和自治的选择权，这个选择权包括有关个人隐私的身份和信仰的界定。
大法官然后叙述了四个基本原则和传统，力图将宪法关于婚姻的保护适用到同性婚姻上。
第一，个人关于婚姻的选择是个人自治的固有部分。基于这个概念，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得出结论：爱翁(loving ,人名，正好是英文的“爱”)使得关于黑白不得通婚的禁止令无效。Loving v. Virginia, 388 U.S 1, 1967. 这句话可以说成是“爱胜于黑白不得通婚的禁止令“。这一原则适用所有的人，不论其性倾向如何。
第二，婚姻权的重要是因为它是两个人的结合。基于这个原则，美国最高法院在1972年得出结论说宪法保护夫妻有选择避孕的权利。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S. 479 (1965) 。这个原则的核心概念是人有享受亲密结合的权利。也是基于这个原则，最高法院使得同性性行为为犯罪行为的刑法无效。
第三，保护婚姻权的重要性还在于保护孩子和家庭的稳定，使得孩子的抚养、教育和娱乐得到保障。这个原则不能歧视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同性配偶们。他们可以收养孩子。他们的孩子不能因为现有的异性婚姻法受到伤害。
第四，美国的传统和最高法院的判例都清楚的表明，婚姻是社会秩序的基石。这个原则适用异性，也同样适用同性。如果把那些想组成家庭的同性排除在婚姻法保护的范围外，那么社会秩序就不稳定。
肯尼迪大法官还分析了宪法十四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条款，最后得出结论，同性婚姻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
电影世界同性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九六三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被命名为“初稿”，这部上、下两册的电影史著作，梳理、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凸显了当时的特色。《中国电影发展史》无疑是渊博的，是有正统性的、善于使用材料的一本电影史著作，具有开创性。至于它的意识形态与电影史结构及观点选择，显然有其时书写的理由。上世纪三十年代做过党的电影小组负责人的夏衍和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的重要导演蔡楚生等人直接支持此书的撰写与出版，电影史写作与特殊时代需要融合，使这项具有开创性的电影历史叙事既包含了政治对学术的介入，也包含将电影史视为有意义的方式加以建构的努力。新中国的电影历史叙事模式，在与时代语境的映射中孕育开启。但历史编纂、出版的统一化运动并不全然代表电影史学的直线进程。《中国电影发展史》在“文革”中受“文艺黑线论”影响遭到严厉批判，此书的主编程季华被投入秦城监狱，面壁八年。
一九八一年，这部电影史著作未加修订，继续以“初稿”重印出版。这种出版方式并没有导致书的传播受到阻滞。相反，此著在新时期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寻常，声名远播。但是，对于中国电影史学科而言，只是重复昨天的自己，或者继续沿袭主流电影史学，或者将冷饭一炒再炒，当然是没有出路的。更重要的是，左翼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述的主要题材，认定它在电影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其他电影的活动重要得多，具有狭隘性。以新的眼光考察旧史，需要超越。每一个时代的电影史寻求改变，把过去和当前结合起来，站在当下回顾以前的电影历史，无论是文本、个案研究，还是做更全面的历史考量，一定要融入作者的眼光、历史分寸感和基本的立场。
电影史写作是基于电影实践的过去和现在之间不断的对话。电影作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影响甚夥。电影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一八九六年。当时，卢米埃尔兄弟等人发明电影不久，他们雇人带着新发明的电影放映机，去世界一些大城市放映电影。根据研究，当年他们去了伦敦、柏林、莫斯科、东京、阿尔及尔，也去了上海、武汉等地。在电影由西方引入中国放映之后，中国影人开始试制影片。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张石川、郑正秋合作拍了中国最早的故事短片。香港黎民伟、黎北海等也先后摄制影片，此后还合作发起成立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就其基本形态而言，可称之为无声时期的影像中国的成功建构。这一时期的电影，到一九三七年，主要仍是默片主导或默片向有声片转换时期，无声电影成就突出。一九三二年六月，上海《时报》的电影副刊上发表了尘无的《电影在苏联》一文，将民族电影诉求、救亡图存及其启蒙使命转换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介入，而其预设的理想空间则在向苏联电影移动。抗战语境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文化与身份意识日益突显。电影界发出“猛醒救国”的呼声。从《共赴国难》、《春蚕》到《马路天使》等众多影片，蕴含抗日思想，具有时代和文化触角。社会、影像和电影人的责任意识的结合，在抗战后的电影中表现突出。关注现实，反映当时特殊的历史，影片成为可触摸的表述。从电影人到市民观众都热爱电影，为电影时代创造了又一个丰收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国产电影体制，基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下的电影经营与管理模式，强调指令性、计划性，在思想上、体制上彻底清除好莱坞商业娱乐模式。而“文革”时期电影则表现出高度的集体意识和快速走向极端的革命实践的热情，为电影艺术画了一幅谵妄的画像。电影的特殊创作成了有革命认知、感觉经验的社会空间内涵映寓其中的一种特定的时代遭逢。从新时期开始到数字时代，在不断拓展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三十余年来，中国当代电影与社会经济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全球化、互联网信息化、城市化与后现代化并置，彼此呈现。在日常审美经验与视觉文化作用下，新世纪以来的电影与生活的界限渐趋模糊，而电影与文化、政治结合的强有力的观念自益其生，在近年尤甚。
电影的发展，反衬出电影史学具有局限性。古人云，温故而知新，根据过去了解现在，其实也意味着立足现在更好地理解过去。认真研究并写出新的电影史，以史为鉴，将以往因为种种原因偏离真实的历史尽量还原，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责任。
就电影创作本身说来，它的目的就在它自身之中。在新的语境下，中国电影发展与数字化和互联网相携而行，商业类型片得到市场的青睐。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以至互联网企业资本的注入，中国的电影业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电影影像生产很明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及市场机制淘漉之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电影业在新语境下的生长状态。《失恋33天》、《泰囧》、《画皮2》、《西游·降魔篇》、《致青春》、《智取威虎山》、《捉妖记》等片取得的票房奇迹，有助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一代宗师》、《赛德克·巴莱》、《桃姐》、《亲爱的》、《黄金时代》、《狼图腾》、《刺客聂隐娘》，以及《万箭穿心》、《白日焰火》、《归来》、《烈日灼心》等华语影片，呈现开放的电影文化想象和类型发展，展示当代华语电影人的才华与追求，成为中国电影业极富活力的证明。但对于电影创作来说，习惯于集体叙事的中国电影在政治上的桎梏时而收紧，时而松动，而近十余年来，资本力量的进入愈显强劲。数据显示，二0一五年前八个月中国大陆的电影票房已达二百九十七亿元，超过二0一四年全年的票房收入。随着大电影转型和产业化发展，电影创作已经开始与市场、观众形成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这引来了更多关注，但是，市场只是市场，真正有价值的是在对市场经验进行反思之后的发展。与现实的电影经验相比，电影史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回归理性、科学、专业，不掺杂任何功利，融入了有效的反思;即便与许多当下的影评相比，电影史也因为距离的关系，不受对象、权力和威势影响，更多关注电影发生发展中的精神逻辑，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电影史所捕捉和呈现的是电影的基本形态，更是电影发展中的多元生态。电影史及其反思性转向，以独立的精神、正义和学术的品格为指归。电影史相对现实中的电影行为市场行为，更在意呈现主流电影、标准电影与基本电影的众生态，突显主体性，包容异类，直面电影的生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其实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电影史的重思、探求和书写，会在主流之外，为电影生态存一观照、接纳的善意空间。
当代的电影史写作，根源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为良知负责，不能出现人的主动性的缺失。电影史写作要以自己的坚守和努力，独立思考，敢于说话，使得电影的真相不会变成奢侈品。在电影史作者笔下，对那些具有范式意义的艺术片、实验片等独立的艺术探索不会被有意忽略、视而不见或一棍子打死，更不能对烂片奉以谀词。电影史家探究电影创作的根因和历史走向，对在政治和资本双重力量的辖制下蹒跚前行的电影，必要的警醒和纵深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
要打破的不止是一种单一价值取向。电影史提供电影知识，更提供一种电影标准。它对不能产生直接经济回报的电影艺术行为如此，对不见容于主流或标准电影的影片亦复如是，主流电影之外的电影，应该给它们另一种标准。
电影史并非面对电影居高临下的高头讲章，恰恰相反，它是电影社会化、人文化的产物。而且，电影史的写作及影响也正随着一种典范文化的普及而渐渐上升。守虚处静，保持必要的理性，了解电影，了解并反顾电影史写作，如此方能不盲从不轻狂，进而参与改变电影的进程，改变电影史研究和批评写作的主流风向。
重写电影史，历史真相只有一个。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写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尽量书写真实的历史，电影史学者有责任将电影史实讲清楚。严格的实证方法、尽可能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料，可以让电影史书写逼近真相。
从整体上看，迄今为止电影史书写者还没有形成一个专业、科学的精英群体。电影史常能见到一种贫乏而支离破碎的现象，如有的电影史，特别是一些电影史教材，往往会发生童稚化倾向，对电影历史和日益翻新的电影发展做出一种模式化的评析、概括与肯定的姿态。考镜源流，借助于理性、比较的眼光，看到已经快速现代化的经济、市场、社会、文化与贫弱、滞后的思想系统之间的巨大张力。在原典实证方法统率下运用多重曝光记录中国电影，一些电影高下立判，列入记录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模样很容易得到正确呈现。
在全面、客观和辩证地认识历史的基础上，发挥感受力和历史叙述的作用，在历史资料的应用和观点、形式、框架以及论述上体现现代性，并做认真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主流电影不能与主旋律电影画等号，主流电影之“主流”也不是理解为通过颠倒黑白去获取，甚至就是登不上大雅之堂最俗气的文化快消品未必就不“主流”。主流电影是市场、情感、艺术想象的共同体，是在极其复杂的演进中慢慢得以建立的。产业化语境下的电影只能市场至上，与这样的产业、消费殊途同归者，背后其实就是一连串影像的历史条件搭建而成的情感结构和人文立场，回归电影，电影史当然不会以“反主流”姿态出现，但史实、史述与史识的结合，可以让历史变得立体生动起来，历史的记录、叙述和解释周流变动，能防止成为陈编的堆积，追求盲目的唯一，保持张力。
不管电影如何发展、改变，历史都在探求因应当中留下烙印。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一词兼有客观的侧面和主观的侧面，因而既表示事件的记录，又表示事件的本身。历史是事实的描述，亦是事实本身。”（《历史哲学》）电影的历史是电影创作的连续，是电影产业不断发展的行程，是电影生活和电影文化的传演与变迁，而电影史则基于这样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及其贯穿的共同的历史经验，是记录、确考和整理问题，也是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一部优秀的电影史，应该有它的度量和格局，需要内涵、态度、方法和理论获得不断的完善与转变。它不是故纸，不是死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且兼具普及性。这和深度与洞见并不矛盾。电影史的学术化、科研化程度高了，面目刻板会随之伴生，甚至内容稀薄，表达佶屈聱牙。而电影的历史，却恰恰是活的历史。
电影的发展生机勃勃，它和主导并形成传统电影史的固定思维模式格格不入。随之发展出来的电影史研究，呈现电影史写作的多元化是一种必然。电影史无疑具备诉求自己的观点，显现学术意义上开放的探究的努力。电影史写作的批评化，其实也是需要学习尊重不同的电影史作者个体的做法。这在本质上是将电影史写作可视为电影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电影史作者有其个性诉求，可以选择追求自己理想的写作方式与编辑体例。电影史的写作目的并不只是复制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借助逻辑思维和想象力，把这些东西进行有力的个性梳理并巧妙地设计、组织在一起，形成意义。
历史的姿态，或者说历史的主体选择在电影史书写、历史与实践博弈以及历史与当下关系中间十分重要。在大是大非的判断或结构性体认的问题上展现诚意，重审电影历史的意识，真正开出电影史之新局，是一代学人的期待。《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至今，六十余年过去了，研究界对它褒贬不一。一部著作有争议不足为奇。《中国电影发展史》三位作者中的两位（李少白、邢祖文）是我现在供职的研究所的前辈，李少白先生还是领我电影史研究入门且寄予殷切希望的严师。如何写一本通史性质的百年中国电影史？笔者在这样的电影史写作的宏愿产生的时候每每会感到忐忑。但史家曾有言，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为真理了。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对于同一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史料不断发掘，史观与知识不断进步，人们对于历史的梳理、诠释与读解，自然要不断地变动。通过一点一点的研究和写作，记述历史的运动发展过程，加以史实考证和理论观照，电影历史的真实和本质，会愈益明确和丰富起来。
一部中国电影史，要包罗一切电影现象和作品，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如何写出一部有自己特点的电影史，以丰富人们对中国电影的认识，是我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中国历来有史述的传统。《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独立史官”的历史传统，对后来影响非常大。我撰写中国电影史，希望能干净独立，贯穿这样的秉笔直书的勇气和传统。
在全球化时代，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电影史学承续传统衣钵，重视文献，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进行多元性的探察，实现较为系统完整的历史体系建构，对电影通史的研究同样是制约和挑战。电影史是展开中的历史的一部分，重思与重写，重点突出，线索清楚，照应全面，充满主体性的现代气息的贯注，代表了一种总体的电影史治学方向，既应有扎实的历史书写，打开广阔的视野，又应有哲学、史学的反思和理论更新，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共学适道，夫复何惧。希望和一代电影史学者共同努力，呈现我们在中国电影历史研究领域孜孜以求努力探究的成果，以对电影史的深深热爱，应和当代电影的发展以及当下年轻读者对电影史学习与了解的愿望。
（《中国电影史》上、下，丁亚平著，中国电影出版社即出;《中国电影历史图志》上、下，丁亚平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即出）
电影世界同性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2015年7月底, 庐山区海会镇一成年男子性侵守园老大爷一案引起众多网友关注和热议。在2015年8月初, 当地公安部门已将该男子抓获, 但是, 由于我国刑法对此同性强奸案的法律调整的空白, 有关机关如何对该男子定罪量刑却成了难题。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诸如, 2010年10月, 广州深圳一保安酒后强奸男同事, 受害人诉至派出所却无法立案, 最后不得不私下协商解决;2011年, 北京42岁男性强奸18岁男性致使轻伤在朝阳区法院宣判,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年, 此次我国第一次对男性同性强奸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可以看出, 男子并没有在强奸罪的保护范围之内。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也分别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这两条法律规定, 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只限于14周岁以下的男性。纵观刑法, 也只有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组织卖淫和强迫卖淫罪对14周岁以上的男性的性权利有所保护。按照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使男性同性强奸难以入罪, 也难以把男性性权利的自主选择权纳入刑法的保护伞之下。
二、国外立法实践
在国外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同性强奸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并且形成非罕见性。为了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一些国家对同性强奸行为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意大利刑法典》规定, “采用暴力或威胁手段或者通过滥用权力, 强迫他人实施或者接受性行为的, 处5年至10年有期徒刑”。其中, “他人”并不单指女性, 也包括男性。《法国刑法典》中对强奸定义为:“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趁人不备, 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 无论其为何种性质, 均为强奸罪”。由此可以看出, 法国刑法中的强奸行为被害人不限于女性而实施者也不限于男性。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曾经规定强奸只是“男子强奸妇女的行为”;但是《1976性犯罪法》在前者基础上改为, “男子强奸妇女或者男子强奸其他男子的犯罪”。总体来看, 在强奸罪中, 对强奸直接主体和强奸对象均无限制的主要有德国、意大利、法国以及俄罗斯等, 而英国则是把原来的单一对象增加为男子、女子均可。
为了适应社会法治化的需求, 1997年制定的刑法把“流氓罪”分解为强制猥亵、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这几个罪名。在以上罪名中对于同性强奸的规定一片空白。
三、对于完善同性强奸立法的建议
事实上, 2011年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对男性同性强奸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已经是制裁同性强奸行为在法律上的进步。但是, 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犯罪行为的制裁需要有法可依,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也需要完善同性强奸的立法规范, 同时, 这也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的需要。
一些学者针对同性强奸行为建议将强奸罪重新定义为男女皆可做为受害人。但是, 从社会角度来讲,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的社会, 传统文化依旧排斥同性行为, 贸然将强奸罪重新定义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承认同性行为, 更会引发同性婚姻的争议。同样来说, 将同性强奸归入强奸罪目前还不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同性恋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 只要不对他人造成损害, 考虑到其属于私权的范畴, 我们还是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与保护。但行为人以该种方式对他人的人身权益造成巨大伤害时, 理应给予严厉的处罚。
根据《刑法》对于强奸的定义, 联系实践案例, 可以对同性强奸定义为: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 违背他人意志, 强迫与他人发生违背自然规律的同性性行为。在同性强奸行为中, 事实上侵犯的公民对于性的自主选择权, 尤其是男性的性权利的自由, 其对社会危害性较大, 影响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立。由于现实中并没有对同性强奸行为的立法规制, 使这一行为不能有效遏制, 无法给预谋犯罪者以警示, 甚至给预谋者带来实施行为的空间, 使受害者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所以, 随着社会上同性强奸案例的不断涌现, 立法机构更应主动完善同性强奸行为的立法机制, 使法律更能约束犯罪行为、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摘要：近几年, 我国男性同性强奸事例日益增多, 这加剧了社会不稳定性同时威胁了公民人身安全。但是, 在刑法关于同性强奸规定的空白使在同性强奸事例中公民对性的自主选择权无法得到维护, 所以, 在刑法中增加对男性同性强奸问题的法律规制刻不容缓。
关键词：同性强奸,性自主选择权,法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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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一曦.同性强奸法律问题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12.
电影世界同性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看世界：女导演成为今年春天的一景，3月份薛晓璐执导的《北京遇上西雅图》票房过5亿；4月底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青春》上映6天票房就过3亿，5月份杨采妮的新片《圣诞玫瑰》上映，似乎形成了一股女导演潮，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陈念萱：我自己是女人，当然乐观其成，尤其是国内外电影圈总围绕着导演与女明星之间的性关系，作为入门必然条件看待，而偏移了关注焦点的本质，对于真正有演技的部分刻意忽略，我相信从事这行业的女性演员或导演，内心深处必然有许多无法公然讨论的不乐意。
我看了《致青春》与《圣诞玫瑰》，有关这三部电影的相关评论也看了许多，总结一个论调（不论评者是男是女）：技巧不够成熟，刚好赶上风潮等等。似乎很少人愿意认真地肯定或者刻意地回避肯定，而钻进够不够“专业”的死胡同里，貌似自己是最专业的“影评人”，让我不得不冲动又好奇地要问：换你来拍好不好？姑且不论电影好不好，单单是要完成一部电影的难度，从筹备到人员调度甚至杀青后的剪辑，都是能杀死许多脑细胞的工作量，非常人能及。我自己做过发行，因此也接触了后制的部分，尤其是宣传短片的剪辑经验，让我体会了这看似不重要也不被关注的隐性工作，其实掌握了整个电影的成功命脉。若说拍片可以累垮半条命，那么剪辑，其实可能用掉的时间与精力更多。若非真有热诚，谁会愿意担当这样的工作重任？打扮得美美地做明星，岂不轻松愉快得多？即便是这背后要付出的代价也很可观。
杨早：这里面当然有赶巧的成分。但考虑到从去年到今年的票房井喷，除了银幕数增加，“口红效应”似乎也在呈现。在上半年的“感情档”（三八节、情人节、清明节、端午节），女导演的作品比较应时，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当然以上这些原因，也可能纯属虚构，不过，女性主理的作品比较倾向于感情细微处与生活，凑到一堆儿就比较显眼。
看世界：华人女导演中很多是“演而优则导”，比如徐静蕾、赵薇、杨采妮，这是特别的现象还是一般的路径呢？
陈念萱：不只是女演员，包括男演员，演而优则导，不论中外，都是电影从业人员的渴望与梦想。近年来好莱坞甚至流行编剧、摄影录音师做导演，台湾有好几个资深摄影师都做了导演，录音师接拍广告片的也大有人在。毕竟，电影属于综合性艺术工业，彼此间的专业必有共通之处，否则很难合作，长期下来，只要对这行业有热情够认真，很容易便学会了其他原本不懂的专业，进入这行业，等于在艺术战场上入学。我参观过法国里昂音乐学院，里面的学生，无论选择哪个行业，都必须有通识教育的观念，选修并参与其他不同专业的课程，一起在这拥有百余实验剧场的城市里定期发表作品。这个观念很简单，就算不够专业也该理解别人都在做些什么，如此则必须仰赖团队合作的呈现，才不至于发生沟通障碍，而让一件作品陷入七零八落的尴尬情境。近年来两岸三地的导演越来越多，是个好现象，表示大男人沙文主义在中文世界里，有了不错的改善。
杨早：男导演中也有很多是演而优则导。好莱坞每年都会评“权力榜”，一个人权力增加后，就会有掌控整部电影的想法，你还没有提到章子怡担当监制呢。当然也有周迅这种专心演戏的。总之演而优则导一直是电影圈的某种不完全规律，甚至，就像不成功的球员会成为成功的教练产；演而不优则导，也是可以的，只要有人肯投资。
看世界：与男导演相比，女导演会有不同的视角，尤其在情感、家庭题材中，女导演的优势还有哪些？您认为电影有性别吗？
陈念萱：曾经在侯孝贤导演片中演出过的好友姜秀琼导演，拍摄过纪录片与剧情片，也在台拿过许多大奖并得到业界相当的肯定。她得到的好评之一便是：“男导演无法掌握的情感细致度，尤其是家庭题材，姜导有非常独到而细腻的表现，对于掌握演员，她已经拥有非常成熟的技巧。”作为电影人，性别，只是一种特质，在许多电影人必备的多样特质中难以回避的一种，能够用到的任何一种特质，都是好素材，没有优劣顺序。我相信导演要考量的，便是如何整合一群特质各异的人，完成概念与意识表白的鲜明旗帜，目的达到，就是成功的管理。曾经在看《八又二分之一》时，非常同情费里尼的江郎才尽，然而电影圈对他的尊敬，显示在多年后的情境重现，尤其是几乎陷入忧郁症的费里尼，逃避媒体与无法完成的工作，躲到服装设计师工作室里的那一幕，老友问：“导演的工作是什么？”非常简单，只要说：“是，或，不是。”但就连这么简单的工作，他都无法胜任，何故？电影是多媒材集体创作，主轴精神都在导演一人身上，这个灵魂若失去，便毫无意义。创作本身就是一个考验内心深处的折磨，若非笃定的热情，很难持续。无论男女，胆敢从事这工作，已相当不易。
杨早：我同意电影有性别，但并非截然两分。记得以前上电影课，老师讲过，从有电影开始，女性就是“被看”的对象，男观众和女观众都会自觉代入男性视角去凝视影片中的女性，不管玛丽莲·梦露式的性感，还是奥黛丽·赫本式的高贵，都处于摄影机的凝视之下。女性当导演，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挣脱这种模式，当然也可能选择妥协。《致青春》中郑微比较强势主动，就有可能被解读为女导演的某种情怀。
不过老师又说，真正掌控电影“眼睛”的是摄影师，这是电影世界里最后一个性别堡垒。有很多女导演，但几乎没有女摄影师。所以可以讨论电影性别，但不必打标签，毕竟电影是一种团队事业。
看世界：电影产业目前还是男性主导，女性导演要获得成就和认可非常困难。国内有人认为，女导演的成功要靠超强明星阵容和广博的人脉，您怎么看？
陈念萱：就我所知，《致青春》并没有大量使用超强明星阵容，照样表现不俗。明星是靠作品成气候，而非作品靠明星扬名立万，这永远是投资者的迷思，跟导演的创作精神无关。
杨早：女性导演的不容易，也在于她们还处于男权主导的从业环境之中。男权社会不喜欢看到女强人，不喜欢让女性发号施令，所以许鞍华说过她的团队“从未把她当成女人”，似乎女性需要隐藏性别才能处于掌控地位。至于“超强明星阵容和广博的人脉”，难道男导演成功不需要？
看世界：作为资深影评人，您最欣赏的华人女导演是谁？为什么？国外的女导演您最认可的又是哪位？
陈念萱：多年前在纽约林肯中心的意大利影展中，看过一个新锐导演的作品，自编自导自演，主题是特种行业的母女关系。很遗憾，我忘了那位女导演的名字，当时受到相当的震撼，但因刚在戛纳影展十天内看完五十余部电影，又继续在纽约看了百部电影，脑子不晕也难。
这种谁“最”的问题，最难回答。我看作品，是看导演想说什么，若看见了，其余的不重要。
杨早：许鞍华。她的戏路特别广，关注也很深，但又与生活密切关连。能够如此完整而深刻地书写本土经验，又能对异域的生活进行探索的，华人导演里独一份。国外女导演也很少，我印象比较深的大概是卡嘉·冯·加纳和索菲亚·科波拉。
看世界：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女导演的作品有哪些？为什么？
陈念萱：姜秀琼导演的《乘着光影旅行》，虽然是部纪录片，其浓度与想要说的内容非常丰盛，这部电影让我与姜导变成了朋友。
杨早：索菲亚·科波拉《迷失东京》，凯瑟琳·毕格罗《拆弹部队》，许鞍华《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卡嘉·冯·加纳《碧波女贼》。再加上尹丽川《牛郎织女》、薛晓璐《海洋天堂》。我想这些电影共同的特点都是：冷静地书写某种生活。
看世界：电影在您的精神生活中占了多大比例？平均一年您要观影多少部？您是自己选择电影还是因为影评的需要而去看电影呢？
陈念萱：因为看试片变成工作之一，每周看两三部电影是常态，甚至因旅行而错过的试片，我都会自己买票进戏院补看。我想，这应该已经不是工作，而是精神粮食了，电影是我的学校，失去学习，人生无意义，对我而言。
杨早：比例相当大。但观影需要硬时间，所以跟生活状态关系很大。比如2010年因为有工作需要，观影接近150部。2011、2012年没有工作需要了，加上孩子占的时间比较多，观影都在40～50部。这里面自己想看的电影，与为了关注文化现状而看新片/相关影片，大概一半一半。
看世界：在家看电影和去影院看电影，各占多大比例？
陈念萱：只看大银幕，是对作品的尊重。我曾经因为电影发行工作而被迫看录影带，有回接着看大银幕，发现自己的评价落差非常大，从此尽量避免看小屏幕，以免造成观影偏差。
杨早：去影院看电影不超过15部。大多数电影不值得花去影院的时间与精力。
看世界：两岸三地都有不少出色的女性导演，比如香港导演许鞍华、台湾导演张艾嘉、内地导演胡玫、李少红，虽然同是华语圈的女性导演，但文化的差异还是会对创作表达上产生一些影响，您认同吗？
陈念萱：成长环境与价值观，对每个人都会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古今中外皆然，否则就不会有共业这样的说法了。
杨早：当然。许鞍华是个异数，应该说她已经超越一般“女导演”的范畴。张艾嘉有女性自觉意识，但总觉得那种自觉是在承认男权的前提下表达的，老有种委屈感，或许她要表现的女性生活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委屈感。胡玫是个猛将，我猜她追求的大概是黑格尔所说“伟大的头脑是半雄半雌的”，当然我也不知道她能做多少主。李少红是大龄女文青，符合一般人对女导演的想像，现在这拨“演而导”的新晋女导演都比较像她。
电影世界同性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由于教师权威削弱、家教失当、衔接脱节、社会转型等因素，当下一年级学生的养成教育面临新挑战。养成教育越来越难，教师也越来越费力。我看到，开学一个月，很多教师的嗓子都哑了，但往往收效不佳。
教育乏力，抱怨无益。如何破解养成教育难题呢？要筛选出最优化的养成教育策略，必须聚焦成功教师的成功经验。
我对众多一年级优秀班主任的养成教育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养成教育的秘诀就是善待善用“第一”——第一次、第一个、第一天……选对了第一，重视了第一，养成教育才能事半功倍。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面临着许多人生的“第一次”。教师不能为了赶时间而匆匆忙忙、马马虎虎，也不能为了单纯的学科教学而忽略那些养成教育的细节。教师应该和学生一样感同身受，去审慎地对待那一个又一个“第一”。
第一手段：故事干预
儿童天然地习惯于故事性思维。在今天，讲故事、听故事的方式已经改变。但是，只有儿童才保持着接近原始状态的听故事的需求这一人类的本能。儿童与故事，故事与儿童，本是人类历史之网中不可分解的“结”。好故事对儿童具有一种天然的力量。儿童被深深吸引，听得如痴如醉，乐此不疲。
故事属于儿童，儿童也属于故事。故事对于一年级儿童的养成价值需要进一步得到澄清。讲故事对一年级的儿童来说就像食物一样不可或缺。
优秀的故事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童年旨趣。首先，故事具有“濡化意义”。躺在蜜罐中长大的孩子缺少了爱心和孝心，只爱自己，不爱父母。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缘于天然的爱也需要学习。现在的儿童特别需要学习表达爱、感悟爱和回报爱。一年级班主任老师作为爱心的播种者，要让儿童懂得，自己从父母那里获得爱，也要以爱相回报。孩子的心就像一片广袤的土地，种植爱心和亲情，才会收获友爱、同情与孝心。利用故事来启发一年级的孩子，是最便利、最有效的方式。可以说，接受好的故事就是接受最好的养成教育，“喂故事”的时间就是爱的时间。
其次，故事具有“协调旨趣”。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找寻一种叙事，一年级的孩子也不例外。“叙事”是消除心理混乱的一种方法。讲故事的冲动是而且一直是追求某种“生命协调”的愿望。在这个充满断裂的时代，好的故事让一年级的孩子找到自己正确的“故事身份”，获得心理与行动的秩序化。儿童会将故事和自己的体验相对照，重新思考故事中的人物。这是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刻。在儿童的阅读世界里，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故事中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孩子听完一个故事，一个人沉醉在幻想世界的那一刻，正是他们与故事世界融为一体的一刻，也是孩子们真正在阅读故事的一刻。
不管怎么说，故事的世界是孩子最容易理解的世界。那里有孩子的想法和心情。阅读之后的感悟与教育，是一种没有任何抵抗的主动接受。好的儿童故事中，拥有孩子们“啊，我的世界”这种洋溢亲切感的、可以走进去的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孩子就是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本该就是儿童自己。儿童会凭着一种生命的本能与直觉，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对照，发现差距，见贤思齐，主动向故事中的榜样看齐。这种道德成长是一种最柔软的内化方式，因而是一种最自然的过程。
道家思想重直觉，讲求自然，推崇返璞归真。如果在给一年级孩子讲故事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养成教育功效。在好的故事里，情感和思想是融为一体的，是有生命的“药”。C. P. 埃斯蒂斯在《和狼群一起奔跑的女人》一书中将故事比作“药”。故事的确具有良药一般的“疗愈”作用，帮助儿童的失衡行为获得平衡和完整。正如《故事知道怎么办》的作者苏珊·佩罗所说：“故事知道怎么办，因为故事总有妙招。故事就像水，能够找到直抵灵魂深处的道路，能够透过裂缝渗入坚不可摧的墙壁，能使万物重新焕发青春的光彩；故事就像水，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苏珊·佩罗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让儿子能够养成细致做家务活的好习惯，作者讲了一个《爱帮人的小棕仙》的故事：
有两个小男孩，他们的妈妈去世了，爸爸独自艰辛地抚养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和大清早还要煮饭、打扫卫生。有一天奶奶来看他们，老大就问奶奶，为什么爸爸脾气总是那么大，总是那么不快乐。奶奶说，可能是因为小棕仙没有到家里来帮爸爸做家务！于是，小男孩想方设法去找小棕仙。他最终获得启示——自己就是小棕仙，帮爸爸做家务的小棕仙。天还没亮，小男孩便开始了忙碌，打扫厨房，准备柴火和擦地。就在天刚刚亮的时候，他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静静躺在床上听着。爸爸来到厨房，咦？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爸爸开心地大叫起来：“噢，真是快乐的一天啊，小棕仙到我们家来了！”
讲完这个故事后的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作者的儿子就起床开始细心地擦洗浴缸了。故事在幼儿养成教育方面的确具有一种神奇而又自然的教育效果。在养成教育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启动故事思维，因为故事知道怎么办。
第一顺序：先严后爱
面对一年级孩子的时候，教师往往“慈悲为怀”，或许是受到那些浪漫过分的文学家的蛊惑，把所有的孩童简单地视作纯洁无瑕的天使。他们对于儿童的心性过于乐观，对于教育的理解过于浪漫。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释放出全部的慈爱与柔情，耗尽了所有的耐心与热情。他们只为树立好教师的形象，只为赢得好教师的名声。
一开始，学生和家长都很受用。可是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很多只爱不严的教师会面临种种意想不到的尴尬与无法改变的窘境。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满腔热情地接受了一年级班主任的工作。面对一群活泼的学生，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充满了慈爱。孩子们对她也特别亲，课后也总是围着她，喜欢跟她聊天、做游戏。但渐渐地，她发现孩子们在上课时越来越随意，随便说话的人多起来，做小动作的也多起来。布置的学习任务有不少人开始大打折扣。这位年轻的班主任私下找学生了解情况，听到的竟是这样的回答：“老师，你对我们那么好，就算没完成，也不会严厉批评我们，所以就不太怕你喽。”这位女班主任震惊了。她一改以往的温和，变得严厉起来。一发现学生的问题，就劈头盖脸地批评一通。学生和她的心理距离疏远了，班级纪律和学生的习惯却没有好起来。这位教师之所以“好心没好报”，是因为她对学生先爱后严，颠倒了养成教育的第一顺序。看来，遵守先严后爱的第一顺序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养成教育中被我们长期忽视的重要秘诀。
儒家教育倡导“严刚为首”，强调家教一定要严。《菜根谭》有言：“恩宜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因此，一年级养成教育的顺序应该是先严后爱，这就是“第一顺序”。
值得注意的是，预言“儿童的世纪”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教育家爱伦·凯曾说：“严厉的管理只在小孩的最初几年中是不可少的，因为这是一种预备。有几种习惯一定要在这时期中养成，方可施行高级的训育。”爱伦·凯所强调的道理与“威宜自严而宽”的道理是一致的，这样学生就不会怨恨你；对人施恩要由淡而厚，这样学生就感怀你的恩德。一开始就严，才能立规矩、树威信，养成教育才能顺利达成，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对一年级新生进行养成教育的时候，前一个月不能“心太软”，而要把“慈爱”深藏心底，一定要控制住内心本能的冲动；要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释放出足够的威严。一个月之后，学生对你有敬畏感之后，才可以渐强地释放你原本极力控制的慈爱，逐渐地缩短和孩子之间的心理距离。如此，孩子对你才会既敬又爱，你才会真正成为孩子敬爱的老师，养成教育才更容易走向成功。
第一仪式：刷新每一天
养成教育最忌“麻木”。儿童一麻木，就会漫不经心，事事拖沓。而要达成养成教育的最佳效果，需要儿童每做一事都“肃然振作”。因此，教师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让每个孩子感到他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完成的每一个任务都是新的。
求新求异是儿童的天性。每一个孩子都是本能的缪斯，拥有无限的艺术潜能。儿童的世界，魔幻无边，变化万千。丰富的语言可以任意拆分、组合，所有的东西都会忘记自己原来的形貌，添上一层暗影变换用途，然后再重新分割，组成新的形状。在他们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相融，再分解；一切都充满了新的意义，值得细细品味。
要让学生感到每一个早晨都是一次愉快的邀请，每天的校园因为不一样的体验、感动、发现和生长而永远充满新意。要让学生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每一天，我都是新的，我的体验都是新的，我的记忆也是新的，我不断找到自己的新世界”。让每一个孩子始终保持生命的敏感，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每一次相遇都是新的，每一天的校园都是新的，每一堂课都是新的，满怀生命的激情，张开双眼去观察世界。
养成教育要强化仪式感。仪式关乎一个群体的精神世界，一个超越性的世界。当人们拥有超越性的世界时，人就有了责任，有了敬畏，有了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关于仪式的内容，特别是儒家文化，有一整套严格、完备的仪式。中国古代教育也非常重视仪式。上学有开蒙仪式，写文章有开笔仪式，每天进学堂有拜孔子像的仪式。今天的养成教育也需要仪式的介入，强化孩童的仪式感，才能让我们的孩童长久地保持一种“第一次”的庄重、振奋状态。
每个第一次对于一年级的学生都非常重要，有经验的教师都不会轻易放过。第一次上课、第一次写字、第一次发言……都要让它隆重些、神圣些，让每个孩子都体会到最强烈的仪式感。如第一次集体晨会，班主任强调：“这是你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集体晨会。”然后，专门为第一次集体晨会举办一个隆重的开幕式，并且明确要求：把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必须安安静静。开幕式结束后，要有“及时雨”。做得好的，要奖励；没达标的，要适当惩罚。第一次写字，也要举办开幕式。可以娓娓动听地讲述仓颉造字的故事，可以配乐欣赏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还可以观察三到六年级学生写得漂亮的字。让他们认识到写好汉字多么重要，多么有意思。这样的开幕式要隆重，让孩子终生难忘。以后的教育也会很顺利。
第一作业：田间劳作与家务
教育的短视行为是极为有害的。对于儿童来说，他的第一作业绝不是语文和数学作业。他应该有更重要的作业，那就是大地上的劳作。
大地上的劳作是改善人性、砥砺意志、淬砺德行、纯化情感、强化责任的灵丹妙药，能够培养一个好人所必备的基本美德，扩展孩童的心量。亚米契斯说：“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年农夫吧。人的堕落，与物的腐败一样。物虽腐败，只要置诸土中，就能分解成清洁的植物的养料。人亦然，虽已堕落，只要与土亲近，就成清洁健全的人。”
儿童心灵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们与动物和植物的合理交往。这种跨越性的合理交往，是以足够的大地生活为前提的。如此看来，被现代教育所淡忘的传统农事劳作，应该重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现在的孩子在进入小学校园后不能适应学校的养成教育，出现“多动症状”和“散慢倾向”，和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大地上的事情，从来没有在太阳炙烤下进行劳作有关。我们应该创造机会，让学生更多地接触农村的劳动生活，至少要有田间耕作的基本体验。阅读大地、耕耘大地能锻炼人，是最重要的人生作业。实践证明，田间劳作，能够化解孩童心中的娇气、戾气；田间劳作，能够让孩童在艰苦的体验之后学会珍惜与奉献。这种沉甸甸的作业，或许能够解决我们在养成教育中用其他手段难以解决的难题。立足于学生长远的发展目标，我们就能在远眺和回望中分辨出教育中最具发展价值的元素，而不会本末倒置，误失良机。
城市孩子可以找到一些替代性的方式，如做家务。我国台湾学者朱高正先生曾说，我们应该教育孩子“尽职守分”，教孩子洒扫应对，做家务，是孩子分内之事，做不到要给予一定的惩戒。他提出，每个孩子每天至少应该为家庭做45分钟的家务活儿。他还认为只读书不做家务，培养出来的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做家务是一种责任感的教育，也是一种探明生活本源的教育，还是一种理解个人与家人的关系的教育。这一切，都是养成教育的基础。
在养成教育的起始阶段，我们不能忘记第一重要的作业便是田间劳作，便是每天帮家里做一节课的家务。可结合课文、节日、活动，布置匹配性的农事作业或家务作业。“第一作业”与养成教育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教师要有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教育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这种隐性关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 任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