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形势与政策》期末作业论文
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关键词：国家安全环境 新型安全观 基本对策
摘 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国家安全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和国家发展的大事，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和平稳定的建设环境，就没有国家的发展，也就更没有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会有“中国梦”之伟大构想。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战略决策都应受到国家安全战略指导并与之协调。但是，现如今，不论是就国际安全环境来看，还是就国内安全环境来看，我国国家安全环境形势都不太乐观。我们新一代的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者，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必须清晰认识我们现在的处境，培养国家安全战略意识，武装自己，为将来充满信心地接过社会主义事业接力棒打下坚实基础!
正 文：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战略的定义：是一定历史时期中具有重大的、全局性的、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谋划。它不是一个局部的、战术性的、非核心的谋划，而是从宏观上谋划全局、整体性的指导思想、行动方针。现代以来，战略一词逐渐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外交等领域，随着应用领域的扩展，战略一词逐渐演变为泛指重大的、带有全局性质的、决定全局的一种谋划。而将战略一词应用到国家安全领域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国家安全战略是从国家和国际的全局高度筹划和指导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方略，它关系到各部门、各阶层，是真正的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之一。
一、周边安全环境
所谓国家安全战略就是要应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因此首先要分析的是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安全形势，在这种安全形势下需要什么样的对策。那么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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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的形势具体怎样呢?
(一)从外部来看
第一我国领土主权受到侵害。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主权，能不能独立地做出决策;第二个是管辖权，这个管辖权体现为领土完整，国家的独立意志能不能触及这个国家所有的角落;这两者是核心。第三个是国人的安全。从传统国家安全观来说，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前两个。主权和领土完整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就领土完整来说，现在有一部分领土没有能够回归祖国;另一方面，在有一些争议领土上，我们的主权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而且也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第二，随着新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我们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广。海外利益的安全也成为了我国国家安全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相当一部分的利益挑战是在海外，比如说能源安全、海外投资设施安全等。实际上，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我们的利益是全球性存在的，不可能把它分成海外利益与国内安全，尤其是现在经济上全球相互依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事都会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有的还相当大。比如，前几年利比亚出现大规模动荡，我们要紧急撤侨。那是我们的海外军事行动，但是非战争行动。海外利益安全，不只是公民在海外旅行时的人身安全，它包括在海外设施的安全、投资的安全，也包括在海外发起的可能对中国本土构成不确定威胁，但这跟战争不是一回事。
第三，话语和规则的制定权的争夺。我们在一个体系内生存，那么在这个体系内，所有的国家是遵循着一套规则，这是国际社会基本的行为规则，那么这套规则是由谁制定的?过去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制度是非中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制度设计对所有的成员都是平等的，这种制度不存在，所有制度都是有利于体系内的某些成员，而对另外一些成员不利，甚至是有害的。
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能适应国际社会的规则。让中国更加的国际化，这是我们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从1978年一直到前几年，基本上我们对国际规则是被动参与的一个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要适应国际体系的变化，而不是让国际体系来适应我们。但是现在情况在发生变化。2009年中国站到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位置上。现在，我们对现有体系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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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感受更加明显，我们就想要把它变得公平。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有明显的修改现有国际体系中对中国不利内容的想法。
那么具体表现在什么上面呢?第一，要求扩大在现有体系下的发言权。主要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要求增加投票的权重。第二，建立和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些动作在西方主导国家看来，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的所谓“野心”的变化，他们认识到中国不再愿意做一个追随者，中国整个的思路表现出对原有体系的不再认同，中国想要争夺的是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
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再看一下世界历史，多数情况下不可调和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一个具体的争端上，仅仅为了一块领土，国家是不会轻易打仗的，关键是出现了对某种权力的争夺。电影《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和黄四郎之间有一段非常具有国际政治理论功底的对话。黄四郎说，我把钱都给你，你让我活下去就完了。张麻子给他的答案是，钱不重要、你不重要，但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实际上这就是权力。利益不重要，权力很重要。在国际关系中，人们更关心的是权力而不是暂时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我能够影响你的行为，那么我对你施加的这个影响比一切都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所有的财富都会追随而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冲突非常激烈。当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崛起的时候，最终别人承认你的强国地位，是承认你的规则制定权。
(二)从内部看
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我国国内存在很多甚至于比境外威胁更让我们担心的事情。人之所以发生冲突，往往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重是利益矛盾。这种冲突在目前的中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房屋拆迁。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是相对容易解决的。第二重矛盾是价值矛盾，这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在价值矛盾方面，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所谓发展的眼光可以解决的。我们对此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认为只要社会发展、经济进步，什么问题就都好办。实际上，经济上越进步，思想自由度就越高，而且越是追求高一级的经济享受，就越不可能被基本的经济进步满足，矛盾就会越深。所以在价值矛盾方面，绝不是社会进步了，价值观冲突就没有了。而是社会进步了，价值观的冲突可能会加剧。第三重矛盾是更加严重的身份矛盾。经济利益也好，价值观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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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也罢，前提是在一个群体内发生的纠纷。假如我们国家里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那么你和他谈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意义吗?任何对话都进行不下去。我们要看到今天在中国国内安全问题上，这三重矛盾都存在。如果单纯是利益矛盾，利益矛盾不扩散，矛盾不会扩散到别的领域去。有一些人利用社会的利益矛盾和身份矛盾所演化出的冲突，再将其演绎为价值观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就大了。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的内外威胁有的是相互勾连的。这里有两种体现。第一种是在身份矛盾问题上。他不认为他是中国人，就是所谓的民族分裂主义。他的背后有国际势力支持，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发出挑战。第二种是虚无主义。至少在过去10年间，我们不怎么把它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但现在我们必须看到它对我们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所谓虚无主义，就是否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他认为政府做的任何举动全是错的，政府发布任何信息全是假的，不加辨识、不加思考、不加讨论地否定，逢政府必反。这种否定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所谓精英，就是“带路党”;二是所谓“屌丝”。
二、新型安全观
在认清了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前提下，为了想出更好的基本对策，我们还有必要在头脑中清晰认识国家安全观以及新型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首先就需要以科学的国家安全观作为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安全观就是对安全问题的观点、看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系统理论。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国家安全就是不存在危险或不存在对国家的威胁，表现在主观上不恐惧、客观上不受威胁的状态，这也是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予以认同的。同时，在我普通民众看来，也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然而，国家在发展，国际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化，社会还是存在动荡，各种可以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变革时刻在发生，那么，以前的陈旧的国家安全观免不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就需要有所更新。特别是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在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系统安全观上发生了变化。于是，为了紧跟我国国情，新型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了。在以往的基础上新型国家安全观则更加体现安全内涵的综合化、安全机制的多样化、安全主体的多元化、安全威胁复杂化的特点。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是中国新型安全观的核心，这也是拥有大国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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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中国的职责所在。互信是基础，互利是目的，平等是保障，协作是途径，新型的安全观更加强调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强调防务的自卫性、自主性和本土性，反对以任何借口和手段干涉他国内政，追求双赢：本国自身安全和他国安全。总的来说，新型安全观最主要的特点是和平共处!在这个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纠纷中，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作为新世纪国民，尤其是我们，作为新一代大学生，这一点是必须要深刻认识到的!
三、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对策
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观以及新型国家安全观之后，接下来我们该做的就是要制定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对策。
首先在新安全含义层面、体质层面、观念层面上运用系统国家安全观来分析当代中国国家安全问题。比如：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的打击并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一国的安全还越来越多地与邻国的安全、周边地区的稳定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定联系在一起;要树立特别强调安全动态的大安全理念。其次，在对策层面上，着力于建立国家安全的综合管理机构、全力发展、全方位外交、研究新课题、加强国防建设，进而构筑国家的钢铁长城!更细致地来说，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能够综合规划、协调国家安全诸多领域职能、快速反应、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综合管理机构;通过国内发展来促进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发达国家进行外交;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对邻国坚持“主权不可侵犯”和“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原则;明确认识亚太地区是中国的战略命脉这一点，努力维护亚太地区的经济安全与军事稳定;明确认识到对中国未来经济安全可能造成威胁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资源的短缺，并采取相应对策去补救;集中精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如何看待美日安保条约新指针......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总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之路，任重而道远!复兴尚未到来，“中国梦”尚未实现，同志们仍需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徐义文.当代中国发展战略问题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10-12. [2]赵章海.大学军事科学概论[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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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
第二篇：2013-2014年国际战略形势和中国国家安全
2014年06月18日 16:51:36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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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消息(记者王逸涛、杨庆民)：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发布《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2013-2014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之际，本网记者独家专访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报告主编綦大鹏教授，就国际战略形势和中国国家安全现状进行分析评估，并对国际大变局特征、美日安全困境的影响、南海争端新趋势、中美关系、美俄关系、非洲战略形势等热点进行深入解读。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是国内最早从事国家安全战略学研究的机构，长期跟踪研究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与诸多国内外研究机构保持着频繁的学术交流关系，向国家和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报告。此番公开发布这份报告(中、英版)，向国内外学术界、政府和公众，提供中国专业研究机构对国际战略问题和国家安全的专业分析，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并为各方决策提供参考，为建立广泛的国际互信提供学术支持。发展竞争决定国际大变局走向
綦大鹏介绍，报告重点关注了当前纷乱形势背后的国际战略基本走势，指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启了一场非同以往的国际大变局。2013年以来的形势变化深刻揭示了这场大变局的特征：
第一，最重要却很容易被忽视的是激烈的发展竞争，它真正决定着国际大变局的主要走向。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展开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竞争，其激烈程度可以说前所未有。这些贸易安排的竞争，不像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南海与东海争端等军事热点问题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它们将从根本上影响国际格局的长远走向。
第二，各国围绕发展竞争展开一系列的国内改革，其成败将从根本上决定各自在未来国际格局的地位。第三，地缘政治矛盾，已经演变为各国特别是霸权国发展竞争的工具。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乌克兰问题等，实际上成为美国遏制中、俄发展与复兴的战略工具。
第四，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呈现螺旋上升的严峻局面。俄罗斯与美国、美国与伊朗、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日本与美国都存在着更加严重的安全困境。
第五，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国际关系总体上仍运行在以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框架之下。举例来说，中美“安全困境”尽管比较严重，但“战略与经济对话”照常举行，双方几十个政府部门参加，就像是两国政府的“联合办公”。
美日也存在安全困境
綦大鹏认为，美日安全困境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它一点也不比中美、中日安全困境弱。美国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美日安保条约》与驻日美军，是真正导致日本失去战略自主权与普通国家地位的“三大枷锁”。
因此日本要获取战略自主、成为所谓“普通国家”，其真正的斗争对象是美国，而非中、韩等东亚国家，实际上这些国家都难以阻挡日本拥有正式的军队和对外战争权力。对这一点，美日彼此心知肚明。
所以，美国对日本任何从美日安保体制中独立出去的努力，都保持高度警惕;反过来，日本也会对美国暗中压制其“普通国家化”的努力积累着怨恨。这是日本右翼势力仇华但更仇美的根源所在。随着安倍内阁不断推动“普通正常化”，美日之间潜在的安全困境将会浮出水面。
日钻美“战略漏洞”实现阴谋
由于美国手中掌握着“三大枷锁”，所以日本很难通过挑战美国的方式，摆脱美日安全困境，鸠山首相下台就是例子。日本必须在美国东亚战略之中寻找可以利用的漏洞与契机。
美国东亚战略的是什么?綦大鹏认为，一言蔽之，就是保持一个分裂的东亚，即让中日之间保持战略距离。安倍抓住这一点，极尽对华挑衅之能事，表面上满足美国分裂东亚的需要，实际上就是瞅准美国实力下降和借日制华的漏洞和时机，寻求发展军事力量、拉台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为摆脱美国的“三大枷锁”做准备。所以，美日安全困境在安倍政府操弄之下，成为中日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安倍可能还会借此制造更多、更大危机，用同盟关系绑架美国，迫使美国支持日本“普通国家化”，并使中美关系拉开更大距离，这应该是安倍的“如意算盘”。
美国会听安倍支配吗?
綦大鹏分析，这正是安倍失算的地方。美国认为美日同盟是其亚太安全的基石，但美国也同时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固然想以美日同盟威慑中国，但并不会随日本起舞，搞坏中美关系。对美国振兴经济而言，毕竟中国市场远比日本市场重要的多，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议程而言，毕竟中美合作要比美日合作重要的多。所以，安倍企图将中美两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想法，不过是他的南柯一梦。
南海争端：国际司法将承担其不能承担之重
菲律宾2013年初将南海问题单方面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报告明确指出，司法手段并非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成熟手段。全球近60个国家有争议岛屿近千个，海域划分争端则更多，而大多数国家未有将这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报告详细列举了目前仅有的19个由国际法院、仲裁法庭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判决的海域划界案例。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不愿采取司法手段解决此类问题?綦大鹏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类争端涉及历史、地理、政治和民族感情等诸多复杂因素，若要以司法手段解决这些争端，必须相关国家在达成政治共识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国际司法实际上将承担其不能承担之重，其仲裁结果，是有利于解决分歧，还是激化矛盾，都是未知之数。从这个角度来讲，菲律宾单方面进行司法诉讼的做法，明显是恶意的和不负责任的，怀有极强的战略目的。而中国采取不应诉的做法，也符合包括《国际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准则要求。因此，国际海洋法庭应当认真研究这些因素，将驳回菲律宾的起诉作为一个重要考虑。
中美关系：是麻烦战略?还是攀崖合作?
綦大鹏认为，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不仅未能建立起战略互信，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与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双方相互猜疑加重，出现严重的信任赤字。特别是美国鼓动日本、菲律宾、越南在东海、南海挑战中国的做法，已经被视为牵制中国发展的“麻烦战略”。目前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突出，最近中美代表团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舌剑唇枪，反映了这种形势。
但是，綦大鹏分析，中美共同利益巨大，任何一方都不能承受走向冲突的代价。美国尽管对菲律宾、日本做出安全承诺，对越南做出支持姿态，但美国清楚，它已今非昔比。一个在伊拉克、叙利亚都不愿负起责任、不愿再承受战争代价的美国，也许尚有余勇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军事对抗，但它必将丢失对整个世界的霸权。所以，美国不可能为这些国家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所以，稍稍展望一下中美竞争与对抗可能产生的后果，双方还是不得不进行合作。
所以，非常有趣的是，中美在经济等领域因为存在共同发展利益，会产生合作需要，但在安全领域，因为冲突前景可能产生的巨大代价，双方还是不得不进行合作。这就像落入悬崖下的两个人，双方可能彼此并不喜欢，但为了攀上悬崖，却不得不开展合作。
俄美关系：出“冷战”，入“凉战”
报告指出，尽管俄美不会陷入另一场冷战，但双方进入了“凉战”阶段。綦大鹏认为，这与俄美在长期冷战过程中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官僚机制等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基因的存在，使得对峙仍然是目前两国关系的自然状态。所以，一点都不奇怪，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双方陷入地缘政治角力与“经济战争”。反过来，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斗争，又会强化双方的这些基因。因此，俄美关系的“凉战”可能要持续很长时期。东盟应保持大国关系平衡，约束菲、越等成员
綦大鹏认为，长期以来，东盟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保持与各大国平衡关系。这不仅提高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东盟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当前，地区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但东盟仍会把握这一根本外交方向。
但当前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菲、越等南海周边国家，为谋取南海私利，极力拉入区域外大国，并企图促使整个东盟采取同样的政策，这就可能使东盟外交失去平衡。菲、越这种绑架东盟、抗衡中国的做法，必然影响东盟未来发展。所以，基于南海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东盟需要约束菲、越等国。
中亚力量格局呈多元化、复杂化趋势
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俄罗斯通过关税同盟、欧亚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努力加强在中亚的主导地位。美国则针锋相对，明确表示“美国将不会让苏联复活，将努力抵制俄罗斯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政策”，并鼓励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参与中亚事务。土耳其的政策目标是利用泛突厥主义的构想，来创造一个广泛的
突厥语国家联盟。印度积极进军中亚，正在争取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艾尼机场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沙特、阿联酋一直在扩大在中亚的伊斯兰教传播。伊朗则谋求与中亚有关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或波斯语族联合体。中国基于反恐和发展的需要，努力推动上合组织发挥作用，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
綦大鹏认为，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中亚地区力量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中亚国家坚持多元化的外交政策，符合其国家利益。
中东地区新洗牌 美国霸权快速衰落
报告指出，虽然现在还没有国家能在中东取代美国，但中东地区秩序的洗牌正在进行。中东作为世界主要能源供应地，它的持续动荡，将对包括中国在内世界经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綦大鹏认为，中东地区的乱局，特别是目前叙利亚危机、伊拉克反政府武装攻城掠地，用铁的事实说明美国中东霸权的快速衰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危机主要始作俑者恰恰是美国自己。它发动伊拉克战争和以所谓“巧实力”颠覆叙利亚，今天反过来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历史将会记载，美国正由一个地区秩序的建设者，变身为一个地区秩序的不负责任者甚至是破坏者。
半岛困局何解?能源战略建构?非洲战略前景?
綦大鹏认为，由于地区力量结构稳定，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困局之中。朝鲜进行“射星”与核试，目的是寻求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的突破，但朝美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美国诸事缠身、战略优先不在半岛方向，所以没有走向朝鲜设计的方向，反而以制裁加强对朝封锁。在这种局面之下，重启六方会谈，仍旧面临极大的困难。綦大鹏认为，按照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规划要求，能源供应安全始终是我国的一个战略问题。2013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大约是56%，中国维护中东、中亚、非洲和美洲等地区石油进口安全，必须纳入中国国家安全筹划的范围。
綦大鹏认为，非洲地区的战略形势，与中国的发展和安全越来越息息相关。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历史经历相近，发展使命相同，彼此经验易于借鉴，双方开展经济与安全合作，存在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广阔的战略空间。对非洲地区战略形势进行年度评估，就是要为这种合作提供依据，中国今天具备了这样的战略视野。
国际网络与太空军事斗争形势日益严峻
报告认为，目前网络空间与太空军事化倾向十分明显，各国网络军事力量建设已成普遍趋势，主要航天国家开始制定空间战略和空间作战理论。在这两个方面，执牛耳者是美国。目前，美国网络作战指挥体制、政策框架和作战理论已基本成型，网络战武器发展迅速，有能力对世界各国开展进攻性网络战;在太空军事化方面，美国发布了新版《空间作战》条令，并全面开展“如何应对太空项目与反卫星威胁能力”的研究。
綦大鹏认为，在网络与太空安全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建设，另一方面要与世界各国进行网络安全对话，维护这两个国际公域的安全。
我国今天有能力“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
报告最后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进行了评估。綦大鹏认为，战略机遇期，既需要主观的积极把握，也需要国际战略形势提供有利的客观条件。过去，我们更看重客观条件，但今天我们拥有更加强大的实力，拥有更加丰富的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可以更主动地塑造战略机遇期。中国应当拥有这样的战略自信。
第三篇：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文化软实力
[摘要] 文化软实力是相对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等硬实力而言的实力。一国在国际交往中因其所崇奉的思想、知识和价值得到普遍认同而获得了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都可称为文化软实力。体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思想、观念和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可以影响他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减少自己的对外政策实施中遇到的抵制和阻力，从而有助于一国在国际交往中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文化软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能力。因此，我国在提高自己的国家综合国力的同时，也要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本文旨在说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
[关键词]发展战略 文化软实力
1什么是文化软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率先提出“Soft Power”的概念，国内目前通称“软实力”，其实应译为“软权力”。它是指一国所倡导或奉行的价值理念、政策战略、制度安排的正当性或合法性获得他国的自愿认同而在国际事务中无须通过命令或强制等方式赢得他国支持与合作的能力。奈指出，软实力是一种同化性权力(co-optive power)，它与命令他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硬权力或指令性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实际上是一种柔性的国际影响力。奈认为，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等重要，在捍卫和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方面，前者显然遇到的抵制更少，实现国家利益的代价更低。奈进而指出，构成一国软实力的权力资源包括本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多国公司的数量和实力、自身主导的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
软实力的概念提出后，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我国学术界对软实力概念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指出，软实力的内涵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思想、观念、原则;二是制度，包括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三是战略和政策，发展模式、国家形象、信息和相互依赖等可纳入其中。他进而指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 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制度和战略与政策都有赖于观念、思想、原则的支撑。既然软实力如此重要， 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搞不好，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搞不好，可能不打自败。学者们一致认为，文化软实力建设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文化软实力既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解决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纵观世界历史，所有强国的发展，都是国家战略形成民众共同意志，全体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有发挥民众的共同力量，激活民众的创造性智慧，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走上强国之路。同时，也有助于这个国家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而儒家文化就是凝聚我们民族凝聚力，防止一盘散沙的粘合剂。
2：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品格。它对人类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的发展不但标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水平，也标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国力和软实力强大程度。文化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在社会发展中,人是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而人的重要性大抵是与人所拥有的文化程度成正比的。人的文化程度越高,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作用便可能越大。.在这一意义上,，文化也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整个文化环境都不是与生产力无关。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法律、道德伦理、风俗习惯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影响。.这些方面的先进与落后,就会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即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作为人的文化素质的构成,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智力的支持和品格的保障。今天，文化的相当部分还直接表现为生产力，出现了具有极大经济价值的文化产业。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往往体现在它的影响上。即文化的发达程度和先进程度所产生的魅力,包括对本国和本民族所产生的凝聚力与对它国它民族所产生的吸引力。文化越发达越先进,它作为软实力的影响就越大越广泛!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大,不独表现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强大上,还需要文化作为软实力的强大。因而发展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关系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发展文化不仅需要战略的眼光，还需要审时度势地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以求扬长避短，升优汰劣，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当今世界的总格局中实现我国文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快速地跨越式地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谁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3：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做法
3.1将提高文化软实力纳入本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或国家发展战略之中。 文化软实力攸关一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发展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成为维护美国价值观安全和使美国变得更安全的必由之路。美国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度重视运用美国文化软实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文化安全占有重要地位。
3.2将文化视为一种创造财富增加价值的创造性产业，集聚各方力量大力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增强本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达到一定规模时，都会通过提升其文化软实力的方法而进一步提升其综合国力。
传统文化观将文化和产业对立起来，认为文化乃是一种远离市场的艺术，市场和文化格格不入。文化产业的概念将文化生产和消费与市场链接起来，同时对市场提出了趣味性和精致性的文化要求，文化市场化和市场文化化都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概念强调文化创造财富和文化增加价值，既重视文化的市场化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和消费，又重视市场文化化的趋势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附加值和大力发展“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或创意产业。
企业集团以及全社会支持文化艺术事业;利用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优势支持本国文化商品占领国际市场。
3.3重视思想、观念和原则的生产和传播，支持本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思想库的发展， 努力使本国成为国际社会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原则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思想、观念和原则等价值理念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原则的生产和传播是发展和运用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生产思想的源泉，思想库是生产政策思想、引领社会思潮的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思想库往往被称为发达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或媒体权力之外的“第五种权力”。具体说来，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传播儒家文化就是很好的丰富世界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方法。儒家文化尚和，讲究仁爱思想。所谓仁爱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凸显了儒家思想纯粹而崇高的道德精神。它意味着：自己不是在他人对自己好的情况下，才回报似的对他人好;自己对他人好，也根本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回报;自己无条件地对他人好，只因为根据自己的心来体贴他人的心。孔子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义，义意味着合乎礼仪的等道德规范，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涵，是指人的物欲追求合乎礼，仁，道等的政教伦理规范。儒家崇尚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托。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的建立就是很好的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方法。
3.4通过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活动来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李光耀曾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之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只有当一种文化在实践中发挥促进国家社会进步的良好效能时，他国才能信服，进而对其心向往之。如果在本国失去生命力，在国际社会就自然会失去吸引力。这就需要国家拥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文化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聚集、团结和组织全体成员的向心力，是保持国家统
一、内聚稳定的内聚力，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
结语 本论论述了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以上论述，唤起国家及民众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通过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对内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对外则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同时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论语》
《十七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
《国家十二五计划纲要》 新华网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梁文道文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北大听讲座》 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文池
第四篇：党课心得体会--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党课心得体会
----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党课是提高预备党员思想觉悟，了解实事动态的好方法，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非常荣幸的参加了@@大学第88期预备党员培训。这期党课的主题是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通过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晨教授精彩的演讲，进一步提高了我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识，对我们党所做出的决策更加有信心。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会越来越强大，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离不开中国。
目前国际的局势存在多个方面，首先国际局势的总体是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但局部地区的局势比较严峻。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这也是世界局势总体趋于和平的重要原因。纵观国际全局，国与国之间还是多以合作为主，虽然也伴随着争端的发生，但这不影响两国之间的合作。毕竟国家的发展才是两个国家的最终目标，我相信每一个国家元首所做的决策都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国家推向经济衰败的深渊的，所以，只要是对国家的发展有利的，那么都将成为两个国家合作的开端。另外各个国家之间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文化交流，能够增加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意识形态以及整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的不同，使得国家间已存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消失，但是有所缓和。国际形势的另一面就是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事实上，在当今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目前国际局势的第二个方面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直接间接地引起、激化或加深了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性冲突、动荡和紧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霸权主义在我看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强行干涉别国内政，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的施加给一些弱小的国家。霸权主义是与人民的意愿相违背的，没有一个国家想任别的国家摆布，而之所以霸权主义依旧存在，那是利益在作怪，各取所需，正是这些国家的勾当，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国家之间应该和睦的相处，而不应该去侵略其他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非正义的战争绝对是以失败告终，霸权主义也会一直被世界人民所唾弃。
当今国际局势的第三方面是恐怖主义活动，近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使得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在昆明事件发生之前，我总觉的恐怖主义事件只会发生在西方国家，在自己的脑海里，那些大胡子都是为了复仇才发动恐怖行动。但仔细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肯定是涉及到双方的利益。还有一部分是宗教的问题，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之所以有些一些国家会频繁的发生战乱，恐怖活动，宗教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中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政治和宗教是分离的，换句话说，中国不是靠信仰让大家安稳的聚集在一起接受政府的管理，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惠民政策，让人民自愿的聚集在党的领导下，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再回到那些战乱的国家，由于宗教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导致的政见不同，进一步导致国家的分裂。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民族捍卫着自己心中的神圣，捍卫着自己的权利。中国有句古话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有效的反恐措施应更多的倚重一些别的非军事手段，消除恐怖主义更有待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配合，而不能只将反恐斗争看作为军事斗争。只有人民生存的权利得到捍卫，人民生活的幸福快乐，恐怖活动才会真正的消失。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开放政策的重点亦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任何风云变幻都与中国的发展与稳定息息相关，所以我国必须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我国不仅要争取话语权，充当游戏的参与者，还要努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毕竟在别人建立的体制下，永远最多只能喝汤却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比如经济领域，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都是中国跳出现有世界经济格局的良好契机。中国需要抓紧各种机遇，不断加强参与到有关于自身利益的国际事务处理中去，乃至自己建立或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体系与制度
最后，通过党课的学习，我开阔了眼界，更加清晰的把握了当今国际形势，并且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充满了信息，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会更加的强大，中国会越来越被世界所需要。
第五篇：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环境的威胁和挑战
五、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战略
主权国家的全球战略所关注的主要是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活动以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所必须的成本分担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等等。后发展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途径，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程度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提出质疑，认为对外开放得有些过头了，应该有所调整和控制。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不同的学者对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有着不同的认识。那么，这些经济全球化收益是如何产生并在有关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样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格局?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来源于何处?其成本是如何由相关国家分担的?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作为一种世界潮流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样也就不可能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国际战略做出正确的选择。
全球化最初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界和地域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种趋势，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而逐步形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对经济全球化的界定是，全球化是一个各国在市场上和生产上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过程，这是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促成的。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是商品、资本、服务、人员、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其根本的动力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全球市场经济的形成、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和各国在经贸领域里合作意愿的增强。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科技的发展，同时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的全球化，而企业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新兴科技、积累物质财富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以生产全球化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鉴于西方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制和动作手段等方面均占明显优势，而全球化是在西方发展模式推动下发展的，因此，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从而使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导致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实现更佳的配置，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又是一个削弱国家主权、侵蚀当时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很有争议的进程。当前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全球化是为少数富人服务，还是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而西方往往利用全球化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要根本消除全球化的弊端，出路在于参与，争取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自身的权利，改革现行的不合理游戏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
(1)关注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及其分配机制
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带来利益或者说是机遇?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开放贸易体制下的迅速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全球经济中收入趋同的美好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因为以下四方面的原因而产生了收益：
其一，国际分工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分工所产生的效率提高如同大自然所赋予人类的富饶的土地和丰富的矿藏一样，也是一种自然财富。国际分工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全球化利益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各国生产和技术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从而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因为，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与技术的专业化分工合作，资源也相应地向不同领域和地区分类集中，从而更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并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的配置，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交换也就更加频繁，世界市场因而也就相应地有所扩大。在生产能力充足的情况下，市场扩大本身就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因而也意味着全球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由于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各国之间的产品交换和相互依赖也日益突出，许多国际名牌产品不仅很难确定生产企
业，而且也很难具体地说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因为其零部件供应商是如此之多，其工序是如此地复杂，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明确地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产品。事实上，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国际分工日益细密化的趋势，并且准确地认识到这种从部门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以及工艺分工转移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二，资源配置机制。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趋势或者说是导向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促成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配置机制是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第一，由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一些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不得不到开发利用的经济资源就会被纳入到全球资源市场上，并通过市场交换相应地配置到不同的部门或者地区，从而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利用。无论是对于这种资源的拥有国还是配置国，这种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是一种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第二，从部门配置来讲，一个国家各经济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是不平衡的，一些率先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部门可能会拥有更高一些的资源利用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经济资源由低效产业部门向高效产业部门转移无疑提高了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因而也代表了一种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第三，从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来看，各个国家的资源利用效率也是有差异的，而且由于自然条件等不可移动因素的作用，有些差异还是难以弥补或者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一些资源从低效生产地区向高效生产地区转移，同样也会增加经济福利。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必然会促成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并且使这种全球配置逐步优化，从而有助于世界范围内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为改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奠定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并且使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进一步走向帕雷托最优。
其三，科学技术进步或者是技术扩散机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科学技术进步或者是技术扩散机制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第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产生与扩散。我们知道，任何科学技术进步的最初形态都是一些偶尔产生的思想火花，而这些思想火花恰恰是在人们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们的思想或者是学术交流越多，这种思想火花也会越多，由此激发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科
学技术的国际交流。这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日益广泛上，而且也表现在企业层次和区域层次上的跨国科技合作的泛化和深化上。198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间策略性技术联盟的迅速增加本身就说明了企业在获取和利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而且将其触角伸到了世界各地;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全球扩散;许多国家实际上主要不是通过本国的研究开发活动来获得知识供应的，而主要是通过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来获得先进技术供应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使其经济现代化的。由此可见，所谓知识经济，其核心就是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我们说知识经济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经济，其本义也是指此而言的。
其四，制度效率机制。制度是人类社会管理思想的高度浓缩，它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产生机制主要是在两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第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制度创新及其国际扩散。我们知道，在同样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技术水平下，不同的国家或者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实绩。这种经济实绩的差距，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效率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有可能通过改进制度设计来缩小或者是消除的。这种新的制度设计过程，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因此，制度效率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利益，制度也是可以创造出经济效益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各国具有了共同的经济实绩评价标准，从而也使各国的经济实绩具有了明确的可比性，使各国可以依据同样的规则对于其经济实绩的差距进行评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制度创新的国际扩散。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制度化协调机制的产生与发展，从而减少了制度磨擦成本。我们知道，在本世纪前半期，世界经济中不仅周期性地发生经济萧条，而且还爆发了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多年中，并未再出现类似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柱的世界经济协调机构，而且在70年代又确立了西方七个经济大国首脑的定期会晤机制，从而使世界经济运行的协调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这种国际协调机制有日益发展加强的趋势。由此可见，所谓制度效率不仅表现在企业或者国家层次上，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国际经济的层次上，这就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所产生的制度效率。可以相信，在世界经
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于世界经济运行的监管、协调以及推动势必将使经济全球化产生更大的制度效益。
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主要是通过各国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来进行的，因此，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就是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一条基本机制。一国是否有资格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一定的收益，一个主要的机制或者是原则就是看他是否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这里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具有两重含义：第一，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成为其一个重要链条，在世界市场上配置资源，从而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在与其他世界级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第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将本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对接起来并使其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本国的资源与市场纳入到世界资源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使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有可能有机会在本国市场上配置经济资源，争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正是在这样一个要素与商品流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通过这种流动而分配给不同的国家或者企业。但是，经济全球化收益并不是均衡地分配到所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国家的。大体说来，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经济地位不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也不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同，技术基础不同，因而其在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中所占地位也不同。根据国家的地位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各国共享的机遇或者说是收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或者说是利益。因此，这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利益必定有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共同分享的。这种经济全球化收益主要包括：(1)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细密化所带来的经济专业化收益。由于国际分工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形成的，而且不同类型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各有优势与特点，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能够分享一部分由于这种国际分工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尽管这种共享是不均衡的;(2)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趋势所带来的制度收益。由于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使各国能够依据一些共同的规则规划其经济发展速度与方向，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差异较小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统一的经济实绩评价标准，各国经济和企业经营实绩更加具有可比性了。在
这个过程中，减少制度磨擦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下降是制度收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部分收益也是由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共享的;(3)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竞争加剧迫使各国企业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来获得发展。这种全球竞争对于经营效率的压力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企业都能够感受到，因而其影响是共同的，尽管影响程度的大小以及由于所得到的利益规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各国因而普遍减少了用于国防的军事开支。在这种情况下，由此所带来的避免冲突和减少军事开支两种和平红利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是共同的。
其二，发达国家享有的收益或者说是利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最早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因而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享有的一些历史性的优势，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对于它们来说自然有着许多独有的好处。大体说来，这些好处包括：(1)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而世界市场规模扩大意味着它们的生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培育起来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宠大的全球营销网络，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已经确立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市场原则的全球化使发达国家能够充分发挥其历史性优势，进一步扩大其全球市场网络，使其企业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1997年，发达国家占世界企业多数股权兼并额的90%以上。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包括1997年WTO金融服务业协议)以及各国政府放松管制(比如在电信业)，而这两者又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其表现;(2)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发达国家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水平上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比价方面的优势，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得更多的的廉价原材料和制成品供应，从而进一步提高本国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并压低通货膨胀水平;(3)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由于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承担的，而且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也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的经营和投资行为体现出来的，而跨国公司又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其母国或者基地的，因此，资源配置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化收益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享有的;(4)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收益。由于发达国家良好的教育培训系统和科学研究开发体系，发展中国家
培养的优秀人才大量流入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人力资本的净损失;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却是人力资本的净收益，而且是发达国家所独享的一种收益。
其三，发展中国家享有的机遇或者说是利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将使发达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仅仅少数国家经济水平提高而大多数国家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不符合它们的一些具体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可以享受许多发达国家所享受不到的独特利益。这种利益主要包括：(1)经济后发性优势。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梯度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的进程，使自己的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国际流动的迅速增加，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多的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的选择，有助于加快其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国民经济调控手段的引入，也将加快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国际贸易能够大大加快工业化国际扩散的速度，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2)资源开发优势。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将进一步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从而使更多的投资从发达国家转而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将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形成方面的先天不足，推动其经济起飞。有资料表明，1990年发展中国家仅仅获得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17%(340亿美元)，但到1997年即增加到37%以上，达到1490亿美元。就增加幅度而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90年代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3)市场发育水平提高的收益。经济全球化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速度，提高其市场发育水平，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加全面地参与到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贸易的迅速增加不仅为发展中国家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不足。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加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2)关注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及其分担机制
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产生机制与利益产生机制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看两者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是与生俱来的。它既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有关，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有关，更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际协调与管理有关。因此，大体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在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其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性。经济全球化既然是以生产的国际化为基础、以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为指南的一种历史进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种不平衡：第一，部门结构的不平衡，即在世界范围内构建新的产业结构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水平、各国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的部门可能会比较快地实现全球化，比如电信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旅游部门等;有的部门可能会比较慢，比如农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势必在产业结构上体现出不同的层次来，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同时开始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或者同时达到了一致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第二，地理结构的不平衡，即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以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时间较早，规模较大，因而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前列;有的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时间较晚，规模也不大，因而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比较缓慢;还有的国家则是有些部门参与的较早，程度也比较高，而有些部门则参与较晚，程度较低，因而处于前两类国家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到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乃至不同个人在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中的地位与份额，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些力量的失控和不同部门、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出一些风险来。
其二，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造成制度空位因而产生出相当大的风险。虽然我们将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视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从总体上看，制度建设总是落后于实际经济的发展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实际经济部门与国家之间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而且在实际经济部门与制度建设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实际进程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不同层次的经济协
调机制的缺乏上。比如说，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客观上要求各国经济制度逐步统一或者制定一整套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规章制度，并且由一个能够代表全球不同国家利益的世界政府或者是世界性机构来监督和执行这些规章制度，以协调和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实际上，由于这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具体利益，而且有些国家的利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在这个过程中牵涉到太多的利益协调工作，许多领域的制度规则统一工作进程缓慢。应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协调对于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顺利发展越来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严重滞后局面势必将对这一进程构成严重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国际经济中的混乱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所造成的。
其三，不同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不同，经济技术基础不同，因而它们在全球化的收益分配中所占份额不同。这种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全球化风险，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种由于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均衡所引起的风险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之所以出现这种风险，主要是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与国际经济技术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分配又主要是根据这种实力来进行分配的。一旦一国根据这种经济实力分配所应该获得的经济全球化收益与其实际获得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出现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超出了该国的承受能力的话，那么，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有可能爆发出种种经济风险甚至是政治风险。就主观而言，这种风险很可能表现为政府以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自居，挑起贸易争端或者贸易战，以胁迫对象国作出让步;就客观而言，这种风险很可能表现为政府意志所不能控制的各种经济风险，比如严重的经济衰退，以汇率大幅度波动为特点的危机等等。这种风险对于一国经济的冲击很大，破坏力也很强，后果极为严重。
其四，经济全球化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失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现实世界的经济主权分别是不同主权国家来掌握和行使的，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要冲破国家疆界的种种藩篱，让经济力量自由地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由国家以强制手段控制的许多力量就会爆发出来，从而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猛烈的冲击。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全球化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平衡问题。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于政府力量构成挑战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国内的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内的生产要素也要求参与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过程之中，以便获得相应的经济全球化收益。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本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本国人员的跨国流动。以及本国资本的跨国转移和本国技术的国际扩散等。在技术创新领域中所谓的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全球主义之争，实际上就是这种现象的表现;第二，国外的力量。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本性要求把一切能够纳入到世界市场上的因素都纳入进来，以便为资本的增值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代表的外国企业也千方百计地冲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阻碍，打入到国内市场上来，按照统一的世界市场标准重新配置经济资源，以获得相应的经济全球化收益，从而对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第三，政府力量内部的分解。经济全球化本身是在不断地冲击着民族国家的根基，要求经济管理层次和权限的下放，从而导致政府内部力量的分解。这是因为，国内国外力量的冲击都要求赋予政府力量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而政府力量本身也存在着职能的调整问题。能否正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顺利地完成调整，这对于政府力量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引起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反过来说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规模越大，由此而引起的风险也就越大，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规模越小风险也就越小。在一定范围内，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有许多风险确实是由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或者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外经济开放过度而诱发的。比如说，外国短期资本的流入以及各国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如果不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这些因素是不可能对于一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其产生剧烈波动的。但是，另一方面，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不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不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其风险更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是一种被边缘化的风险，是一种被孤立的风险。而一个国家一旦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实际上它也就失去了任何借助外力(包括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自己的机会，其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各种不同的国
家事实上确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地位：参与进去，会有风险;不参与进去，也会有风险，而且可能是后果更为严重的风险。参与与不参与，实际上都面临着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风险可能还更大一些。而且，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曲折，各国最终还是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的。不同的是，拒绝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更可能是在一种更为不利的时机与条件下参与进来。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被卷入互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的，其依据或许也就在于此。
客观地说，经济全球化风险的产生及其分布很大程度上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在目前这种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而相关的制度建设又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其分布也更多地取决于不同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及其国际经济技术地位的强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类型的风险对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因而其影响也是有差异的。从目前看，风险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各国共同面临的风险。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这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问题：(1)主权约束和主权让渡问题。由于经济全球化力量的不断侵蚀，国家力量确实出现了分裂，或者说如裘元伦教授所说的向上转移和向下转移的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共同的、相互的问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从形式上来看还是对等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而自行决定其经济政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避免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即使是像泰国这样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在世界经济中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在发达国家出现国家力量向区域性和世界性国际组织的转移以及向大型跨国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转移，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2)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本身并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它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环境污染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因为任何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其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举世震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核污染物将随大气环流飘飞到世界各地。目前世界上普遍关注的气候变暖问题、二氧化碳排放标准问题、南极臭氧层问题以及热带雨林迅速减少等等，实际上涉及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3)文化趋同问题。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单一性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讲，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因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也是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自然规律。尽管由于西方国家首先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而且西方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享有历史性的优势，但是，发达国家也与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文化趋同问题，面临着世界文化由多样性向单一性过渡的问题，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英语的强势地位，美国文化的对外扩张，发端于美国的因特网更是充当了这种文化趋同的急先锋。法国尽管试图抵制这种世界文化的英语化、美国化趋势，但事实证明它无能为力。因此，文化趋同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全球化风险。
发达国家面临的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尽管占有种种历史性的优势，但它们也面临着其独特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技术溢出的飞镖效应。由于经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技术中的优势地位，因此，作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入场券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发达国家往往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从而不同程度地造成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和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则往往通过实施适当的工业化战略，或者是进口替代，或者是出口导向，迅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输出的低技术产品的生产者。以此为基础，发展中国家又充分发挥其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逐步同工业化国家梯次争夺制成品市场。这种因为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而产生的飞镖效应，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独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安全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2)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产业空心化与结构性失业成为一个经常性问题。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始终占有核心地位。从理论上说，至少自斯托尔普和萨缪尔森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资本丰裕国家的工人更容易受到自由贸易的损害。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明确指出，对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配置资本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不能再视而不见，来自企业重新配置的效率收益并不能抵消由此而产生的失业率增加所诱发的社会成本。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美国劳工组织反对NAFTA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它引起了工资的下降从而导致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加剧;(3)企业的跨国经营导致政府税收来源流失以及政府对于企业的经营和
技术转移活动失去控制，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相当严重。巴哈马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现代电讯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来逃避税收负担，甚至仅仅通过设立一个虚拟企业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政府对于各国经济力量失去控制，或者说政府权力的向下转移。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税源的国际转移，因为这部分投放到国家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是在当时纳税的。虽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税源国际转移的风险仍然主要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国际经济技术地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时机与条件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国际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1)全球化过程中竞争加剧导致民族工业的衰弱或者消亡。经济全球化将使市场经济原则逐步成为全球的惟一的经营原则，因而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更加直接、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将因经营规模较小和企业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而不断萎缩。因此，国内市场对外开放过快将使许多民族品牌消失，而跨国公司一些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际品牌将取而代之。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近年来在中国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名牌被外国跨国公司所兼并以及中国民族工业命运的大讨论就是这种风险的直接反映;(2)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小地位使它们无力承受世界经济动荡的冲击，而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程序性失误往往使它们成为这种冲击的牺牲品。由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地位脆弱，尤其容易受到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大量引进外资虽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包括迫使资本输入国增发本国货币用以兑换外币从而给发展中国家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紧缩通货，则会使本国企业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使用外国借贷资本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汇率风险和偿债风险;放松资本管制会使发展中国家出现资本外流的风险;(3)经济全球化要求根据国际资本效率配置资源，因而世界范围的资源流动将更加频繁。
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资源动员体制肯定会受到冲击甚至瓦解，并服从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原则，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流失的规模和范围会更大，而其资源动员效率也相应地会有所降低。以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福利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不利地位将使大量人才流往发达国家，造成人力资本的净损失。在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以高价从国外引进人才，从而受到双重损失;(4)全球性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经济利益由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流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能均衡地享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历史性和竞争优势谋求更大的发展，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相当一部分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分裂会更加严重;(5)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政治原因，现行的国际规则大多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的，因而它主要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和强项，并且存在着诸多有损发展中国家利益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的体制环境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在这样一种极为不利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经济条件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因为它们必须按照主要是按西方国家意志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因而势必要受到这样一些不公平规则的约束和制约，并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6)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与其文化的多样性是同时并存的。文化趋同虽然是所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文化的多样性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文化代价方面，发展中国家付出的要更多一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不能很好地与西方文化兼容的区域性文化将趋于消失，而以汉堡包和迪斯尼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文化在一段时期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首先，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性发展过程。在宏观经济层面，它主要表现为由于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增多而形成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趋势;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它主要表现为企业竞争的国际化以及企业为此而实施的各种全球化战略，包括资源的全球配置等;在制度层面上，它主
要表现为主要经济原则的全球化，市场机制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机制。从历史上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存在着某种周期性，即1870—1913年间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加速时期、1920—1973年的经济全球化停滞时期以及1973年至今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次加速时期。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直接型的，而是一种历经艰难和曲折的过程;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事实上，由于在市场经济发育水平、国际经济技术地位以及国际经济体制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发达国家较之发展中国家在瓜分经济全球化收益方面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因而能够占有更多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再次，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因为在规避经济全球化风险方面，发达国家也较之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强的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而且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更多地是一种向发达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收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风险的不公正体制。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方面，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主要流向了发达国家，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则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在研究和探讨全球发展战略时，对经济全球化应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其一，积极参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力争发挥较大的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既有风险，也有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期内经受的风险和挑战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不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长期来看，经受的风险更多，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因为这是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风险，是一种被边缘化的风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经受得起这种风险。不仅如此，像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且还要力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因为你有这么庞大的经济规模，又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即使你不想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因此，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即：积极参与，发挥作用。
其二，趋利避害，努力争取更大的利益，将风险极小化或者是将其化解于无形之中。在这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决定了它既可能获得一般发展中国
家所可以得到的各种经济全球化收益，但更可能经受一般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必然面临的各种巨大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又决定了它的特殊性，即它有可能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全球收益，而同时又能够避免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必须面临的一部分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关键在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与政策是否得当，措施是否有力，从而使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其三，积极创造基础和时机，争取以更好的初始条件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首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以自己的实力来争取经济全球化收益。事实上，如果自身没有一定的实力基础，即使是经济全球化收益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也没有充分的实力基础来抓住这些收益，而同时又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言权是以一定的经济技术实力为基础的，这对中国同样也不例外。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全球化收益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却具有明显的现实性，我们必须立足现实的风险，争取可能的收益。
据此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明确地阐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即通过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条件有步骤地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中国所获得的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