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区;秦腔;三秦文化;社会文化
一、秦腔文化区
秦腔诞生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末期,以民间班社为主要存在形式,以口传心授为传播手段,以广阔天地为演出场所(老戏台),高亢激越、慷慨悲凉、热耳酸心、浑厚大气,长于扮演帝王将相、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烈女节妇题材的袍带戏、扎靠戏和光棍戏(剧中人物均为男角),远在明、清时代,号称中国“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四大声腔之一,被尊为中国梆子腔的鼻祖。
关于“文化区”的概念,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的《文化学辞典》中这样定义:文化区是一种文化的空间分类法,给文化划定的地理空间单位,一般指具有相似文化特征和生存方式的某一区域,其意义与“文化区域”相同,与“文化圈”不一样,现一般当作一个叙述性概念,在文化分类上做工具使用,而不把它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去全面探讨文化。走在辽阔的大西北,随时、随处都有秦腔盈耳,在戏曲式微的今天实在称奇,笔者探讨文化区和秦腔的某些联系,试图说明秦腔是一种跨省地方戏曲剧种,它的生长、繁荣、发展、研究,有赖于整个文化区内的齐心协力和共同努力。
1.秦人的历史渊源。《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从祖先来源的传说,以及崇拜、信仰等观念方面考察,可知秦人同殷人祖先原是东方之氏族。夏王朝时期,“秦人”或“秦族”这个名称并未出现,也没有更具体的资料。秦人祖先伯益帮禹治水,并为舜驯服鸟兽,舜赐秦人赢氏,此后,秦国的宗族始终自称姓“赢”。殷商时期,秦人的祖先属于殷商奴隶主统治驯服的一个氏族部落。西周初期,全族变为周人的氏族奴隶。秦人祖先的生活是与游牧、狩猎分不开的,周孝王时,他们仍旧过着游牧生活,养马依然是他们的特长:“好马及蓄,善养息之。”(《史记·秦本纪》),此时他们居住的地方叫“犬丘”(在今甘肃天水地区)。此后,“秦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新序·善谋下》),秦地又融人许多戎、狄人。武王死后,成王继位时,商纣的儿子武庚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周叛乱,平定后,赢姓氏族被西周统治者赶向西方边陲,踏上了更遥远的、荒凉的黄土高原。秦人融合戎、狄,或者说戎人、狄人后来亦成为秦人的组成部分,善牧且较长时期在遥远、荒凉的黄土高原过着游牧生活,豪放、苍劲、擅长苦音的秦声,是秦人性格的写照,也表达了秦人的心声和生活观,以秦声为基础的秦腔成为大西北人的共同挚爱,亦是必然的了。
2.秦地的历史渊源。秦腔产生于秦地,所谓秦地,是个历史概念。先秦时期的秦国,就包括今四川、甘肃、河南部分地区;明代,全国设有11个行省,陕西地域十分广阔,包括陕西的全境以及今天的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清政府将陕西划分为陕西和甘肃两省,青海、宁夏始归甘肃省属,直至民国初年,青海另立行省;中华人名共和国建国以后,宁夏又从甘肃省划出,设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明代设立的陕西行省从此始分为四个省(区)。新疆一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获得统一,始设“西域新疆”,至清光绪十年(1844年)又改设行省。上述五省区位于中国西北部,因而史称西北地区,在历史上颇有渊源。
秦史的政治影响。关于秦腔的具体形成时间,目前还没有惟一、确定的结论。有明中叶说(以杨志烈、何桑为代表),先秦说(以焦文彬、阎敏学为代表),汉唐说(以苏育生为代表)。呈现这种众说纷纭状态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二:一是把秦腔声腔与秦腔戏曲二者的产生混在一起;二是未提出具有公认性的判断戏曲已经生成的标准。但是几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秦腔声腔远在唐代以前就开始形成。众所周知,周、秦、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秦地、秦人的辉煌时期,强势的政治加上强大的经济,具有无穷的魅力和吸引力,有一点匈奴血统的李唐时代,长安地区胡人、胡姬、胡歌比比皆是,他们将胡文化带到这里,同时使秦声迅速在大西北流行起来。另一方面,李唐的统治者李隆基是个艺术家,他本人喜好戏曲,还建有专门培养戏曲人员的梨园。可以想见,贵族血统,特殊的身份,立即使秦声时髦起来,以国剧的身份迅速流行和传播。
3.秦腔的历史传播。秦腔流播的途径有三种:(1)秦晋商人。(2)明末清初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首领及部署大部分是陕西人,他们把秦腔作为军戏,随军演唱。(3)艺人的流播演出。山陕商人从关中西行,赴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经商,形成了西北商路,也建立了许多会馆:甘肃有张掖山西会馆、兰州陕西会馆、永昌东会馆、榆中县西会馆、威武大会馆、敦煌北会馆、景泰县山陕会馆、张掖陕西会馆、酒泉陕西会馆、酒泉山西会馆、临夏市山陕会馆、古浪县大靖镇山陕会馆;宁夏有银川山西会馆、三晋会馆、山西会馆;青海有西宁山陕会馆;新疆有乌鲁木齐山西会馆、乌鲁木齐陕西会馆、巴里坤山西会馆等。同时,山陕商人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开辟商路过程,建立了许多会馆戏台,因而也在西北建立了秦腔戏路。山陕会馆,是山陕商人在同乡会馆中建构同乡商人的“义”的一种方式:通过物质的戏台建筑和非物质的戏剧演出,既强化丫“义”的神圣感、乡土化、不可抗拒感,又使“义”情感化、人性化。由于明清商帮的传播,秦腔已经在西北扎根,直到今天仍然是当地活跃的主要剧种。除了农民起义军把秦腔作为军戏演唱外,西北历来是边防重地,秦腔也成为士兵们文化活动不可缺少的形式,不少军队的剧团不仅同当地群众同乐,而且扎根边疆,繁衍生息,新疆、甘肅、青海、宁夏等地定居下来的剧团及其秦腔活动都是这样的。最具代表性的,如宁夏南部山区在元明时期是西北最大的军马屯集区,一批批官兵来此屯戍,有许多秦人子弟到此居住,也有不少秦地秦腔失业人员流落到此,秦文化的引进与交融为秦腔在此传播奠定了基础,40年代,相继出现了不少秦腔自乐班,每逢集市、庙会,民间艺人就相互串联组织起来自娱自乐,有的甚至以此为生;解放初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各县都成立了秦剧团,演出剧目大多是传统戏,演职人员以陕西艺人最多;到了60年代,政府将固原、隆德、西吉三县秦剧团合并,组建了固原专区秦剧团,全团演职人员多达160余人,阵容强大,资质雄厚,成为秦腔在南部山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鼎盛时期。艺人演出、组织秦腔班社也是秦腔流播、扎根大西北的一个重要原因,自明清以来,秦腔班社与艺人纷纷流人甘、青、宁、新从事演出或建立班社。甘肃成立的有:兰州的化俗社(1913年)、兰州的觉民社(1928年)、兰州的新兴社(1929年)、兰州的中兴社(1937年)、兰州的众兴社(1940年)、陇东的乎乐社(1930年),另外还有民乐社、西声社、乐乐剧团、福胜社、两亭社、易风社、监胜社、福利社等等。宁夏成立的有:银川的觉民社(1935年)、宁南的猛进剧社(40年代初)。创建于青藏高原的有云雨社(1929年)、兴华社(1931年)、新兴社(1935年)等。新疆成立的有新中舞台(1939年)等。通过以上三种途径,秦腔在青、甘、宁、新广泛、深入地流行开来。
4.秦腔的社会影响。据胡兆量<<中国戏曲地理特征》中的《我国九大剧种专业剧团分布(1984)表》对秦腔的基本情况,按以下方式进行统计,即具有秦腔专业剧团的省份、秦腔专业剧团数、专业剧团总数,分别如下:天津,专业秦腔剧团数1,专业剧团总数11;陕西,专业秦腔剧团数76,专业剧团总数91;甘肃,专业秦腔剧团数64,专业剧团总数67;青海,专业秦腔剧团数3,专业剧团总数5;宁夏,专业秦腔剧团数12,专业剧团总数14;新疆,专业秦腔剧团数7,专业剧团总数14。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专业秦腔剧团在专业剧团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5.5%、95.5%、60.0%、85.7%、50.0%,均占一半以上。
笔者又翻阅了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戏曲志系列丛书:(1)鱼讯主编《中国戏曲志,陕西卷》《陕西省剧种表》,秦腔排在第一,有专业演出剧团74个,业余剧团遍及城乡。又知,1984年陕西省成立了秦腔振兴办公室;陕西电视台有“秦之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有“戏迷大观园”;2009年9月“陕西秦腔博物馆”在西安交通大学开馆;政府为秦腔振兴,投人大量物力财力人力,民间参与非常广泛。总之,无论从那方面讲,在陕西,秦腔都是具有统治地位的一种文化。(2)乔滋、金行健主编《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甘肃省剧种表》,秦腔被列在第一位,影响遍及全省。2005年中国剧协决定把兰州市作为秦腔艺术节的常设举办地,并设立兰州市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2010年元月“中国秦腔博物馆”在兰州开馆。(3)荆乃力主编《中国戏曲志,宁夏卷》《宁夏省剧种表》,宁夏共有16个剧种,秦腔排在第一,并说秦腔形成于宁夏的固原、隆德、海原等地,流布全省,有专业剧团17个,专职演出人员2 000余人;其他剧种的专业演出团体2个,演出人员合计仅250人。秦腔在宁夏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4)陈秉智主编《中国戏曲志。青海卷》《青海省剧种表》,该省共有剧种6个,其中三个本省剧种,三个传人剧种。秦腔作为第一传人剧种,于清道光年间传人,影响遍及全省,有专业剧团3个。(5)周建国主编:《中国戏曲志·新疆卷》《新疆省剧种表》,共有剧种13个,秦腔排在第四(前面三个是本省戏剧),有专业演出剧团10个,演出人员634人;三个本省戏,其中有两个无专业演出团体,一个新疆曲子剧只有一个专业演出团体,演员42人。
据此,笔者所谓的秦腔文化区,不是指凡是唱秦腔的地方都是秦腔文化区,而是指秦腔影响达到一定程度,专业剧团和演出人数在当地戏曲活动中占到半数以上的份量,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秦腔是西北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艺术积累而形成的,它的成长、发展、振兴和研究等,都应该而且必须立足、依赖这一文化区。
二、秦腔社会文化研究述评
笔者的定义,一是基于自己的研究之便;另外是区别于社会上的泛文化现象,即什么都冠以文化的标签。所以,这两个定义,可能有尚待商榷的地方。秦腔文化研究:大文化视域下,对秦腔自身诸要素的研究,含秦腔理论研究、秦腔发展史研究、秦腔音乐研究、表(导)演研究、舞美研究、班社研究、艺人生平研究、表演流派研究、剧作家研究、剧目研究、脸谱研究、化妆研究、道具研究、表演程式研究、表演特技研究等等。目前,秦腔研究中,这部分研究成果占绝大多数,最为丰富。非本文重点,具体成果,不再述评。
秦腔社会文化研究: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施宣圆等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中论述为:“由社会和文化共同形成的超有机形态。使用此概念,可以避免把文化与社会两者相混淆,或相分离。……但社会与文化是交织、复合在一起的整体。因此,只有在特殊的纯粹分析的情况下,二者才能彼此孤立,而分析的起点必须是整体的社会文化。一方面它建立起社会文化的连续体,同时又区别出它的两个基本趋向,即稳定的社会趋向和变动的积累的文化趋向。”由此,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文化是与社会密切联系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人创造而表现在它们身上的文化不仅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且受社會系统的影响,它们的影响或者说作用效果彼此交织,难以区分。故,倘若单研究秦腔反映或体现了秦人何种精神诉求和生活样态的话,是很有困难的(后文在相关部分详述)。(2)社会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即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借用“社会文化”这个概念工具,研究秦腔这种文化反映的秦人精神诉求和生活样态,笔者认为就是秦腔社会文化研究,其实质就是对秦腔的效果或影响的研究。
秦腔史中的秦腔社会文化研究就陕西而言,目前共有四个版本的秦腔史,尤其可贵的是,它们都是在文化大背景下来研究秦腔。这四个版本分别是:第一个版本是,焦文彬主编《秦腔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该版本列陈观点,资料丰富,以史的观念构建全书结构,提出“研究戏曲应从戏曲声腔人手”(P25),并将秦腔的萌芽时期确定在“远古至公元580年”,每一时期,大致包括当时的文化背景、经济背景、艺术形式、艺人及其作品、艺术活动,但对秦腔社会文化所涉甚微。第二个版本是,杨志烈、何桑《中国秦腔史》(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两位先生均就职于陕西省艺术研究所,长期从事秦腔研究,理论基础扎实、研究经验丰富,该书封面注明“文化大视野”,名副其实,体系完整、见解独到、论证严密地梳理了秦腔的递变与发展、秦腔的影响、秦腔的传播等,有十分之一篇幅涉及秦腔的传播和影响。第三个版本是,焦文彬、阎敏学的《中国秦腔》(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该书体系完整系统,有学术性,文字可读性强,大约用了近二十分之一的篇幅谈秦腔的传播和影响。第四个版本,是苏育生《中国秦腔》(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以史的形式,分秦腔的孕育和形成时期、秦腔的发展时期,秦腔的成熟时期、秦腔的改良时期、秦腔的繁荣与振兴时期,所涉秦腔社会文化相当有限。
期刊文章中的秦腔社会文化研究,笔者看到的期刊文章来自两方面:一是用“主题”遍搜“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下载和秦腔社会文化可能有关的文章;二是笔者2010年在陕西西安进行过为期一月的秦腔调研,调研期间,陕西秦腔研究方面的一些老师倾力相助,热心赠送的期刊,这些秦腔期刊(多为内部期刊)共有57本(合刊作1本计),大多反映秦腔演出动态、秦腔情怀、影剧选章、友好往来、艺苑人生、演员谈艺等等内容且学术性比较有限,与秦腔社会文化较为密切的内容亦有限。
胡兆量《中国戏曲地理特征》(《经济地理》,第20卷第1期)介绍了中国剧种的地理分布及渊源。常智奇《长歌当哭悲秦腔——兼论秦腔的审美特征》(《当代戏剧》,2005年第1期)认为秦腔艺术是一种直面人生苦难、在忧伤的基调中表达不屈精神的艺术,它是一种阳刚之美,悲壮之美,苍凉之美;并简要从秦地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分析了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韩健《秦腔的悲剧艺术》(《西安艺术》,2009年第1期)从秦腔音乐、表演程式两个方面分析了“秦腔的悲剧艺术的表现力较之其他戏曲剧种能最大限度地揭示悲剧人物面对厄运、死亡时的那种无助、痛苦、忧伤、愤怒的心情和反抗精神”。杨云峰《脉动陕西人文精神的秦腔艺术》(《西安艺术》,2008年第3期》)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秦腔剧目表现的思想内容基本上以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理论秩序的妻贤子孝、忠臣义士和“清官”意识作为出发点的劝人向善情结,传统的秦腔艺术培养了陕西人固步自封“小富即安”、“贵族情结”和“自卑意识”,高擎历史遗风的大旗,继续回味在汉唐雄风的梦呓中。杨云峰《陕西地方戏曲风格形成的历史渊源——区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色彩略论》(《西安艺术》,2009年第1期)按照文化地理的观点解释,正是丰厚的历史文化和历史地理的形成因素,决定了陕西地方戏曲始终以有别于中原、华北、华南、东南、东北的地方文化色彩,呈现慷慨有余、柔美不足的总体风格。何桑《秦腔的前世今生——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秦腔探微》(《西安艺术》,2009年第工期)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秦腔剧目的内容特点。
著作中的秦腔社会文化研究。杨云峰在《三秦文化的历史品格》(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一书的后记中这样说:“……一部本来试图写成‘秦腔与三秦文化’的书,却与原旨大相径庭而成为《三秦文化的历史品格》,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他的初衷是想研究秦腔与三秦文化的关系,最终却成了研究三秦文化本身。该书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横的方面,将三秦文化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简述秦文化与中国文化、民间文化与统治者的文化的关系;纵的方面,以先秦思想基础、远古图腾文化、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化积淀、唐代人文情怀、宋元时期三秦文化,即三秦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略为纲,涉及秦人族源、秦地族源、居住方式(四合土窑)、秦地历史、三秦历史地理、三秦文化等,涉及的学科有哲学、史学、历史地理、考古学、文学、艺术等等,不仅文献资料丰富,而且有大量的考古、遗迹资料。
甄亮的《吼出的文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以文化传播学的观念来构架著作:上篇秦戏之前世今生可视为表述秦戏文化对象;中篇秦戏之“硬件”“软件”可视为表述秦戏传播的途径;下篇秦戏之生产资源可视为表述秦戏的传播方式。作者在序言中将“吼”戏产生简单归于“中国大西北的广袤、相对的人烟稀少、无遮无掩的缘故”过于简单。作者从秦戏之文化生态(包括秦地——自古帝王都、秦人——豪放霸王气、秦戏——受益长安风)和秦戏之民俗思想(包括地缘、人缘、情缘)几个方面探讨秦腔的成因和特点。
三、秦腔社会文化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纵观秦腔史的四个版本,涉及的秦腔社会文化内容主要是秦腔的流播和影响,且篇幅较为有限。
期刊文章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从地理、审美、音乐、文化地理、剧目内容等几个方面探讨秦腔的成因、艺术特点、思想内容和反映的时代精神,而对秦腔的社会影响涉及欠缺。
著作研究中,杨、甑二位先生,都试图研究秦腔与三秦文化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想研究三秦文化缘何能产生出秦腔这个剧种,秦腔又对三秦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最终杨先生的大作成了研究三秦文化的著作,甑先生的大作为振兴秦腔而呼号,这是有原因的,首先,秦腔是三秦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同时,秦腔本身又是一个融音乐、文学、美术、表演、舞蹈、导演等为一体的一个系统。其次,秦腔是三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分析、阐释秦腔地理、历史、文化渊源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对三秦文化的分析和阐释(除此之外,确也再无它法),尤其是在将秦腔系统浓缩为一个“点的”因素的情况下,“秦腔与三秦文化”变成“三秦文化的历史品格”则是必然的了。再次,要深刻研究秦腔与秦文化的关系,其可能的途径是,在全面熟悉、把握秦腔本身的诸要素的前提下深入其中,并从秦腔诸要素内部去发掘、分析和阐释,笔者认为倘若从三秦文化形成的地理、历史、人文,秦地族源、秦人渊源等等方面的特征,和秦腔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进行比照从而得出某些所谓的结论,是具有明显的灰格史学的意味的,是不足取的。两位先生从地缘和史缘两个方面探讨秦腔成因(严格地说是秦文化的成因),值得肯定,这是因为:其一,“秦人性格的形成和朴实厚重的文化个性似乎是从‘诗经’就注定了的,或者说是从‘诗经’开始就被赋予了一种粗犷的品格,从而被后世的文人墨客所不断强化和着意推崇的……”(该书。P8),而“诗经”是所谓秦风——秦声——秦腔(甄亮、焦文彬、阎敏学等观点)系统的源头(亦即秦腔剧种的源头)。其二,地缘政治与地理因素对一个地区文化理念的形成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一个地区文化理念的转变与发展,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以秦国居陕西三百年的历史而论,此后的汉唐文化形成,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历史根基起着不可估量的奠基作用。其三,秦自移居西陲,即与诸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既存在尖锐的民族、军事冲突,亦存在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数百年间,秦在与诸戎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因而,秦时代(含秦封国和秦帝国时代)是一个重视军功的时代。历史上,农牧分界线南北移动,其实质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力量消长的一种表现,基于这些,粗犷、张扬与浓郁的忧患意识并存于三秦文化中,体现于秦腔的基因中。
就陕西而言,秦腔文化研究的成果比较丰硕,秦腔社会文化研究的成果比较欠缺。这二者关系密切,研究都很有意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研究后者,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秦腔诸要素中的一些元素,因而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没有前者,后者很难研究深刻、透彻;只熟悉前者,后者也不一定能研究或能研究好。因为对研究秦腔社会文化的人,有更高的知识、理论要求。秦腔戏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要研究秦腔的社会文化,必须熟悉秦腔文化的同时,还应具备以下方面的知识:秦地历史、地理、文化,秦人族源、秦地族群、人類学、文化人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
秦腔社會文化研究成果很有限,这为学者们提供了研究机遇。笔者陕西调研期间,有幸观看了某县城一超市周末免费放映的秦腔电影,西安南郊城门附近的秦腔自乐班争奇斗艳,某企业酒瓶设计成秦腔脸谱,乡村里的红白喜事、庙会、古会都要“写戏”……从穷乡僻壤到省城西安,从不识字的老农到教授、专家、官员,从垂髫小儿到耄耋老人,秦腔在其文化区内有着勃勃的生机和惊人的影响力,无论是振兴秦腔,还是关注秦腔对人的影响、秦腔对社会的影响、秦腔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深入、细致的秦腔社会文化研究。比如,企业文化中的秦腔:为什么超市要放映秦腔电影?放映什么?什么时候放映?那些人都来观看?有什么感受?对超市和社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城墙根下的秦腔文化:谁组织自乐班?为什么组织?什么时候组织?演员从哪里来?经费从哪里来,收入又怎样分配?陕西、其他省份、外国观众都有那些人、为什么来看?什么时候、和谁来看?喜欢看什么?有什么感觉?有何建议和意见?等等。另外,还有秦腔在新农村、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等等的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有研究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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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法律意识是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是社会主体意识西域和精神体系的构成部分，在社会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体的素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独特的价值与功能，因此要理性分析法律意识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意义。法律意识的社会功能主要取决于法律意识在社会文化系统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它与其他社会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此，应当把法律意识的社会文化功能放在其他社会文化的结构中来加以分析和把握。
关键词：法律意识；功能；建构
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法律意识不仅是社会法律文化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是社会主体意识系统和精神体系的有机组成。社会的法律意识水平对与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正相关，分析法律意识的经济文化功能，有助于精准的把握法治建设总工程。
一、法律意识的经济功能
法律意识的经济功能取决与法律意识与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意识的经济功能本质上是法律意识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反作用。法律意识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意识与社会经济意识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通过对法律制度得到实现。具体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意识能否正确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经济结构对法律意识具有决定作用，需要社会主体的能动反映和自觉选择活动才能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而社会主体能否正确反映经济结构对法律意识的内在要求，是否根据经济基础的要求确定法律调整目标、法律的价值取向、处理权利义务关系时的选择模式，对社会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关系到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能否获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法律意识和条件和社会法制条件。如果想成了相应的法律意识，则社会经济建设就会比较顺利，反之则困难重重。
第二，法律意识中的民商法律意识对市场经济和市场交换的有序进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民商法律意识至少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所有权观念、契约自由观念、主体平等观念、诚实信用观念、等价有偿观念、社会责任观念等。只有国家和社会主体将这些法律意识要素全面反映到民商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体的民事行为之中，就能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序稳定的外部环境条件。反之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会被扭曲变形。如果没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意识和制度，就会出现产权不清、不讲经济效益的问题；如果没有契约自由、主体平等、等价有偿的观念，就没有市场交换的正常进行；没有诚实信用观念，合同目的就不能顺利实现；没有社会责任观念，经济主体就不会顾及社会利益。
第三，法律意识中的经济法律意识对国家的宏观能否有效的实施具有关键作用。现代经济法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进行宏观调控的产物，如果没有现代国家对经济生活实施宏观调控的意识和观念，国家宏观调控法律就不会产生，公民和企业也不会自觉遵守相关法律，社会经济秩序就不能形成和有序开展。
第四，法律意识中的诉讼法律意识对于经济利益的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公民的诉讼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体在解决利益纠纷、维护自己权利的过程中自觉运用法律，寻求法律救济的心里基础。公民是否具有正确的解决纠纷的法律意识，在遇到利益冲突时是否自覺选择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形成，关系到主体经济权利是否能否得到法律的保护，以及实现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也关系到解决纠纷的经济成本。因此说主体的诉讼意识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功能。
第五，法律意识中的国际经济法律意识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体特别是企业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具备现代国际经济金融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意识，是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实施规范运作的基础。没有完备的现代国际法律知识，没有现代国际法律的意识，在经济活动和决策中将寸步难行。因此，国际法律意识在现代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国家和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法律意识的精神文化建构功能
法律意识的精神文化建构功能是指法律意识在社会精神文化中的意义与功用。社会精神文化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是人类精神成果的精华体现，在社会整体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深层基础，是社会系统中的软要素。法律意识的功能在精神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能不引起重视。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法律意识是社会精神文化体系中的子系统之一，在精神文化體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功能。社会精神文化是一个由多种精神文化要素所构成的体系。其中包括社会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理念，人生理想、人生态度和精神支柱，文化教育水平、科学文化知识、科学创新的态度和精神状态等。其中，法律意识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和精神态度，是社会主体在法律领域科学认识和情感体验的结晶，是社会精神文化的有机构成要素。从精神文明建构的角度来说，没有法律意识，社会精神文化就是不全面的、不能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就不能反映人类在社会法制领域的精神成就，也就不能发挥其在社会法制建设中的基础性功能。
第二，从法律意识与社会伦理的关系来看，法律意识具有重要的伦理功能。法律意识与伦理精神具有深刻的内在同一性。有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既属于社会的伦理精神，又是法律意识的有机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伦理支持功能。任何一个社会主体的意识中，都具有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它们与社会主体的其他精神要素一起构成其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格类型。这些文化心理构成要素不是毫不相关的，而是在互相作用、互相推动、互相制约的。一个公民良好的法律素养和较高的法律意识素质必定会对其道德意识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选择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从社会心理的视角来看，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传统和理性、秩序的法律理念，这个民族的道德水准也必然会受到强有力的法律意识的支持和推动而得到提高。此外，法律意识也会将道德理念和道德原则纳入社会法制领域，从而扩大伦理精神的适用范围，丰富伦理的内涵。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理学研究的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关于法律的道德基础和道德准则的研究，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道德在社会法制系统中的基础性价值和意义，另一反面也说明，法律的伦理分析或法律伦理学构成了现代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大大丰富了伦理道德意识的内容和范围。
第三，法律意识在科学、教育、文化、出版和新闻等精神文化建设中的功能。法律意识在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有关国家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和出版方面的法律意识，对于形成关于这方面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推动这些领域的法治化进程的中介作用，从而为这些领域的法律规范化管理和健康有序发展奠定法律意识基础，对于全面建设法治社会来说，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肖宏开.《“法律意识”源流考》.载《青年法学》，1987年第一期.
[2]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作者简介：
任琼新（1990～ ），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的经济影响和物质环境影响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同时，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特别是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也逐步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对策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步，旅游日益走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基本需求和消费领域，旅游业也以其鲜明的行业特色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学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旅游经济影响及旅游的物质环境影响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同时，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特别是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也逐步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一、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一）旅游对目的地居民思想的影响
旅游者以其自身的意识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地社会中，引起旅游地居民的思想变化，产生各种影响，这种作用称为示范效应。示范效应对提高老少边穷地区人口素质有积极作用。偏远落后地区的居民通过模仿和学习，其行为举止、卫生习惯、经商意识都得到改善和提高，从而使以交换而生产，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已成为可能。不过，旅游者在目的地的行为也是一种失真的高消费，这是当地居民所未料到的[1]，由此也引起了寻求较高生活质量的旅游地居民的迁徙甚至违规行为，这给当地的社会、经济以及家庭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二）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改变着当地社会的结构。旅游业为妇女走出家庭、提供就业创造了机会，改变了她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角色的转化又引起了家庭婚姻状况及人际关系的变化[2]。旅游使目的地居民的经济观念越来越强烈，经济上的计算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标尺。同时，旅游活动的开展使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组织基础发生改变，社会分层扩大。许多人的社会地位产生巨大变动，由此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他们逐渐成为与传统地方精英相制衡的社会控制力量[3]。
（三）旅游对目的地道德水准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旅游业的发展致使旅游目的地人民的道德水准下降，甚至将卖淫、犯罪率上升和赌博成风视为旅游业带来的灾难。有研究表明：自然风景的险、幽、野、旷以及旅游者的流动和彼此的陌生，都为罪犯掩盖罪行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自然风景区内的犯罪类型，除了卖淫和赌博外，主要是偷盗、抢劫、贪污、受贿和黑市交易。受旅游者思想文化的冲击，以及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驱使，旅游目的地的价值标准和道德确实发生了变化，引起社会道德标准的下降，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四）旅游对目的地民俗风情的影响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风情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目前学术界就旅游对民俗风情所造成的影响，大多数人倾向于将其定位在消极影响方面，即认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经过商业包装的民俗风情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真实性的流失将不利其发展。
旅游地为了适合旅游者的情趣而生产的所谓民族工艺品，有的已失去了民族风格，改变了这些工艺美术品原来的意义，显得不伦不类，特别是那些粗制滥造、已不能表现民族风格和制作技巧，但仍以民族工艺为表现形式的旅游纪念品充斥旅游市场，这会严重损害和贬低当地工艺品的形象、声誉和价值。
二、对策研究
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影响是持续的、长久的，只要旅游业存在，就势必形成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总的来说，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需要我们全面地认识，客观地评价。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造成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的差异性、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主客接触中的特点，针对此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控制和消解。
1、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努力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尽量使主客双方在接触时缩小彼此之间的差距，减小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影响，从而减少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上的落差感。
2、加强对主客双方的宣传与教育。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地的村规村约以及一些民族自身的习惯法等，正确引导当地居民的消费意识和行为，加强当地居民自身的抵制能力；同时，不断地向当地居民传达其所拥有的文化的价值和魅力，让他们充分认识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从而积极主动地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对于旅游者开展关于当地社会和文化的教育，向其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社会行为规范、宗教场所的行为规范及其他与当地社会习俗和价值观有关的内容，向游客宣传要尊重当地人的生活和传统；同时，也应该加强对游客自身素质的提高，避免他们将一些不良的行为带入旅游目的地，破坏旅游目的地的传统文化。
3、控制游客数量，提高游客自身素质。通过选择市场营销手段，控制旅游吸引物和旅游设施类型，控制游客数量，吸引高素质的游客。
4、重视旅游地文化内涵的挖掘，避免“民俗庸俗化、肤浅化”现象的出现。一些人本身的文化底蕴欠缺，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不深，认识不够等问题，从而导致了民俗庸俗化和肤浅化现象的产生。
5、维护旅游发展的环境，加强生态保护。
游客的涌入，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压力，而文化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空间为根本。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一系列有损于生态环境的问题会相伴而来。如景观破坏，交通拥挤以及交通工具产生噪声和空气污染；旅游带来的大量人流，会引起当地一些资源的短缺；旅客食宿产生的大量垃圾，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因此，在旅游发展中，一定要以生态保护为主，把生态放在首位，维护与民族文化相协调的旅游目的地环境。
三、结语
旅游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直接关系到旅游目的地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和旅游事业健康持续的发展，为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重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理论体系建设，加强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衡量指标研究。
【参考文献】
[1]李经龙、郑淑婧、周秉根.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06）：80-84
[2]郑本法.旅游业的社会弊端及其治理[J].甘肃社会科，1999（5）：48-50
[3]马英.旅游开发对社区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以丘北普者黑仙人洞村为例[D].云南：云南师范大学，2005：1-45
【作者单位：永城职业学院】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专业文化具有鲜明的指向性特征，可以从精神、物质、课程、制度、行动五个维度来建设。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动漫专业遵循“职业文化进专业、企业文化进课程、创意文化进头脑、审美文化进作品”的“四进”思路，将专业精神文化培育落实于物质文化、课程文化、制度文化、行动文化建设中，实现校企文化的零距离对接。
关键词 专业文化；动漫专业；专业建设；高等职业院校
收稿日期：2013-10-21
作者简介：孟男（1979- ），女，吉林省吉林市人，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信息学院讲师。
专业文化既是校园文化的构成主体，也是校园文化的实体性支撑。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以下简称“动漫专业”）将专业文化建设作为专业建设与发展的着力点，采取“动漫文化进专业、企业文化进课程、创意文化进头脑、审美文化进作品”的“四进”思路，整体搭建融合宗旨、核心价值体系和实现路径为一体的专业文化构架，实现校企文化的零距离对接。
一、专业文化的建设维度
专业文化也呈现出鲜明的指向性特征，体现在价值观、情感态度、教学安排、教学环境、师生交往、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中。因此，专业文化可以从精神、物质、课程、制度、行动五个维度来建设。这五个维度相互包容、渗透，不可分割。
（一）专业精神文化
专业精神是指对工作是否执著于专业的规范、要求、品质化程序等，是在专业技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工作极其热爱和投入的品质。具有专业精神的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着精深的研究并充满创造力，在各个方面追求精益求精，并能在原有知识基础上不断地学习与创新。专业精神文化是指在专业建设过程中确立并被共同遵循的专业意识、理念、人际关系和价值观等内容。专业精神文化是专业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深处，是指导师生思维和行动的指南。
（二）专业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指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如工具、服饰、建筑物、公园等，表现为文化的有形部分，其内里凝聚着人的观念、需求和能力。专业物质文化指的是专业文化的外在物化形式，包括专业教学基地、教学设施等硬件环境，也包括以语言和符号等形式呈现的相对抽象的专业文化表现方式，是折射专业文化建设的镜子和展现专业文化建设理念的窗口。语言和符号是物质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通过语言和符号才能反映和传授，因此提炼反映专业文化的语言和符号在专业文化建设中尤其重要。
（三）专业制度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交流及社会传递，通过特定的途径，被社会成员共同获得。这种获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径，其实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1]。专业制度文化指的是专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体系。专业制度文化是专业价值观和专业精神的刚性体现，具有规约、引领师生行为的功能。专业制度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建立管理、监控、规范和量化专业建设的准则，提出师生参与专业建设的最基本要求，从而保证专业建设规范有序地展开，是学校专业建设的基本保证。
（四）专业课程文化
课程本身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这不仅表现在课程是文化传统和文化积淀的产物，还表现在它将社会主流文化转化为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2]。专业课程文化建设是指从行业文化、技术典籍中选择出需要学生掌握的专业内容，提炼行业文化、专业精神、专业技术的精华，构建既符合行业发展需要和企业用人需求，又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通过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将产业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等融于育人过程中。
（五）专业行动文化
专业行动文化指的是专业建设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活动状态、方式、程序和效果[3]，是学校专业文化建设的实现、表现过程。专业行动文化建设，一要突出专业特色，突出专业行动规划来指导专业活动的开展，以活动为载体，搭建专业行动实践平台，全面提高师生素质；二要以“生”为本，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素质为核心构建专业教学体系，寻求校企合作新途径，为学生就业、创业服务。
二、专业文化视角下动漫专业建设的路径
（一）开展文化调研评估，凝练专业精神文化
动漫专业文化建设首先要提炼和丰富符合时代特征、体现专业特色的专业精神文化，让专业的办学理念、价值取向逐步转化为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共同目标，用专业精神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使之成为专业群体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专业建设的思想基础。具体做法是：从校内文化、企业文化、行业文化三个维度展开调研，制定详细的调研方案、调研任务和调查问卷，分析并提炼出富有时代特征的体现动漫特色的专业精神要求，组织师生商讨和确定专业精神文化建设的具体内涵，并用简洁、清晰、明了的文字表述专业精神内涵，如“健康、多彩、品味、艺术”，“用动漫传递情感，用动漫传播快乐”等。
（二）构建专业文化框架，融入专业建设方案
根据专业精神文化内涵，将其转化为可行动、可操作的专业文化建设规划，专业文化建设规划应包括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既为学校专业建设发展提供思想动力保证，也是专业建设要遵循的行动逻辑。将专业文化建设任务与专业建设方案中的各个环节深度融合，即以专业精神、教师风范、学习风气建设为核心，用校企紧密结合的专业环境，丰富多彩的专业文化活动，突显艺术文化品味的专业课程体系，规范有序的专业管理方法，浓厚热烈的学术研究氛围，科学健康的人文精神促成催人奋进的专业精神，科学民主的价值理念，导向正确的舆论环境，使专业形态、文化生态、师生心态内外和谐，专业活力、师生能力、文明魅力刚柔相济，促进专业建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系统推进专业文化建设，建立专业文化评估反馈机制
开展专业文化评估，即对动漫专业文化建设的状况进行测评与衡量。主动邀请企业管理人员参与动漫专业文化建设，定期组织校内外专家开展研讨和调研活动，积极开展校企互动的文化实践活动，特别注重来自企业的反馈信息，积极利用和吸纳来自校内外师生员工和社会方面的反馈，对偏离专业文化建设目标的行为进行调整，对有助于专业文化建设目标的行为予以强化。
三、专业文化视角下动漫专业建设的策略
（一）创新载体，全面建设专业物质文化
引入动漫企业（行业）先进文化理念，规划布置体现专业精神，展示专业特色与企业（行业）要求同步的高水平专业物质文化。专业文化建设内容必须通过合适的物质载体呈现出来，其主要载体有教学楼、实训楼、宿舍楼，具体可分为教师办公室、学生教室、实验实训室、走廊楼道、学生宿舍等。具体策略：将教学环节质量标准、教师工作规范、教学事故处理规定等内容张贴于教师办公室；将提炼出的专业精神以比较醒目的形式张贴于实训室、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内的显著位置，在教学楼、实训楼、宿舍楼的走廊楼道等张贴体现专业理念、专业精神的格言警句；在实训室张贴动漫行业职业规范、岗位职责、工作守则、工作程序、工作标准等，并逐步采用具有动漫特色的专业标识来统一办公用品和学习用品标识；在实训室、宿舍张贴利于营造团结友爱、和谐共处、互利协作、积极向上、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宽容别人、善待自己的人际文化的标语；在走廊楼道张贴往届优秀毕业生、专业领域著名的技术能手技能标兵的画像，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及发展趋势介绍，本专业的人才需求信息和趋势，动漫行业名人格言警句，合作企业的简介等。
（二）突出实践，深入打造专业课程文化
动漫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岗位有角色建模、场景建模、贴图及后期处理、动画设计、美工设计、影视后期编辑等。在调研中发现，不同企业对动漫人才的需求存在一些共同点，即希望招到具有一定的美术与音乐基础、手绘能力较强、审美能力较高的人才。
围绕“创意+技能+艺术+品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本专业构建了体现动漫文化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其课程主要有动漫技法、素描、平面设计、黑白画、FLASH动画、3D动画、动漫技法表现、静态网页设计、非线性编辑、动画前期制作、分镜设计、影视合成、MAYA基础、DV拍摄、后期特效等。同时，构建了由平面设计实训、三维动画实训、影视动画综合实训的三个项目技能实训构成的专项实训体系，并采取集中分段式授课的教学模式，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强化课程文化的实践性。
动画制作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因此在教学和学生创作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非常重要。动漫专业课程采用项目化教学模式，通过项目带动教学，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完成一个动画片制作，让学生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和工作中体验团队合作的价值并学会合作，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重视学生在团队合作中的表现、作用及评价。通过自评和他评，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在人际交往、团队合作中的优缺点[4]。这也是构建课程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重视规范，统筹构建专业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专业在日常管理要求或规范中逐步形成的，是专业全体师生认同和遵循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体现专业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动漫专业制度文化应体现“和谐、规范、保障、激励”八字方针，一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搭建师生参与管理的平台，开通民主管理的渠道，创建和谐的管理环境。二是要对专业建设的领导、协调、检查和评价以及师生行动的方式、程序、职责等环节进行明确阐述与严格规范，形成制度文本，从而使专业建设在规范的制度文化氛围下有序开展。三是要建立对师生参与专业建设的支持和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师生参与专业建设的责任心、主动性和积极性。四是要建立健全师生参加专业建设活动的激励和评价制度，进一步提高师生自觉投身专业建设的内驱力。
（四）落实行动，系统构建专业行动文化
一是做好新生入学专业文化渗透教育。每年新生入学后，举办“明确专业学习方向，树立职业理想”为目的的新生教育活动。活动采取教师宣讲和师生座谈两种形式。专业教师将专业文化建设内容分解为动漫专业文化理念、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实验实训特色、校企合作、就业岗位要求等若干模块，使学生既了解本专业学习内容，又对专业文化建设有了概念性认知。
二是以专业活动为载体，把专业文化建设通过活动的形式落实到实践中。搭建专业文化建设活动平台，让师生的道德情操、团队精神、专业技能、创造能力等在活动中升华提高。例如，为提高学生的绘画能力，专业教师指导学生成立了动漫手绘艺术协会，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开展协会活动，如组织学生绘制学校各类技能大赛的宣传海报，通过集中组织学生进行艺术图形和字体的绘制，不仅巩固了学生的基础绘画知识，提高了学生的设计能力，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三是发挥专业骨干团队作用，以任务引领、项目驱动等方式搭建专业文化建设课题研究平台，使专业文化建设真正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从而优化专业文化建设的过程和结果。在专业文化研究和创建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设计一系列选题让学生参与，在研究中提升学生对专业发展的认识，在活动中增强学生的专业文化意识和专业文化建设能力。
四是深化校企合作，在校企对接的系列活动中深化学生对专业文化的认识，将企业文化融入专业文化。具体策略是：组建动漫专业建设委员会，定期召开专业指导委员会会议，围绕“黑龙江省动漫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对动漫以及相关专业人才技能的具体需求”、“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课程设置建议”和“校企合作思路”等内容展开讨论，明确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方向和思路。根据专业发展需要，定期聘请行业企业专家以“行业引领”为主题开展讲座活动，详细讲解动漫行业动向、学生知识结构、学习方法、专业证书考取和就业前准备等内容；根据专业课程实施进度及学生实践要求，有计划地邀请动漫企业艺术总监和技术专家举办动漫专业技术讲座，以“三维游戏中的美术制作”、“影视动画流程化”等专业中的难点技术和流行技术为主题，开展系列技术讲座，使学生对动漫技术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和深化。
五是建立学生顶岗实习跟踪、调研和指导机制。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实习时以赴企业参加实践设计的形式进行，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动漫相关设计的实战能力。实习过程中，企业结合学生实际状况及个体需求，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岗位，并将课程内容与工作项目结合，使学生对企业的工作环境、岗位要求、业务流程及行业发展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并在其中融入当前行业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新技术，使学生能够更熟悉当前行业的发展趋势，更新知识，提高实践技能水平。而专业教师则定期与企业和实习学生沟通，保障实习各环节落到实处，提高实习效果。
参考文献：
[1]曾小华.文化、制度与制度文化[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4）：18-20.
[2]臧春兰.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论民族地区课程的双向选择[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7）：45-47.
[3]周会青.关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文化建设的研究[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2（8）：38-40.
[4]陈丽婷.高职院校动漫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职业技术教育，2007（35）：15-18.
The Path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imation Special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Culture
MENG Nan
（Heilongji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8， China）
Key words professional culture； animation specialty； specialty constructio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是落实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责任并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行之有效工具，也是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但现存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却普遍存在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的问题，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是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以更好促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良性运作。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公共文化；评估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是落实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责任并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行之有效工具，但是，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总体效果及其国民公共文化生活状况进行评价并努力寻找评估均值，是一件非常复杂而且操作起来又十分困难的事情，必须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以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制、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及其在公共
文化服务评估体系构建中的内涵确认马克斯·韦伯将“行为合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途径确认人运用工具的有用性，主要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以追求功效的最大化，它是一种以工具崇拜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目的。”[1]（P56）价值理性则是人们对于自身实践活动价值与意义的自觉把握，包含人类社会伦理的、政治的以及其他多方面的需要，价值理性“崇尚道德理想，强调终极关怀，主张通过美的、善的手段探求真理，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谐发展。”[2]（P41）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首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的。工具理性至今在学术界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它是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与发展的结果，但是，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在追求效益过程中，工具理性由追求效益的手段逐渐演化为统治自然和支配人的工具；价值理性是一种合目的理性，其本身并不回避功利，但它不以功利为最高目的，在肯定功利的基础上实现对功利的超越，价值理性并不反对人们当下及个体需要，但更强调要兼顾人的长远及整体需要。其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又是统一的。工具理性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源泉，价值理性是人类和谐进步的保障；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可能与现实基础，价值理性则成为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与目标导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契合能够更好推动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发展。
作为一项针对性极强的“人”的活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必然打上人类理性的烙印。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作为“人”的理性活动本身自然也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与结合问题，科学区分公共文化评估体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活动本质，也必将更好地推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成功构建。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工具理性，是指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而综合运用各种评估方式、方法和手段的经验或能力。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致力寻求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最佳手段与方法，以达到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最佳效率。虽然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反映了政府及政府文化部门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而创造、选择评估手段与方法的自觉能动性，但是，不得不承认政府及政府文化部门所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确实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价值理性是指政府及政府文化部门对自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价值与意义的自觉把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价值理性主要回答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应当是什么”和“怎样才能更好”的问题，并给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以“美”和“善”的价值引导，力求使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体现“人民性”原则，即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必须尊重民众意愿、符合民众利益、满足民众需要。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目的的本质就是促使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增加公共文化产品、改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但是，客观分析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现状，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问题，以致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结果有违评估初衷。
（一）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现实表现如下：
第一，评估目标的价值逆向性。评估目标决定评估体系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也就决定评估体制在何种社会情景中具有行政有效性和运作适应性，否则将产生评估效果失灵。从价值向度的正反、价值量的多寡来考察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价值取向，我们发现，当前公共文化评估体系存在诸多方面的价值逆向性。这些逆向性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或文化部门虽然也热衷于公共文化评估体系的建构，但是，其目的大多为评估而评估，将评估作为政治作秀工具，或将评估体系的建构视为领导者的政绩工程，亦或将评估体系的建构当作取悦上级以此赢得晋升机会的工具。毫无疑问，这种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突出了工具理性，却存在严重的价值理性迷失。
第二，评估程序的形式虚设性。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前提，评估程序公正是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评估科学性的有效保证。但是，考察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评估体系，发现评估程序无序现象绝不在少数，“想怎么评就怎么评”现象屡见不鲜。评估程序的虚设性主要表现是，一些评估主体根据领导意愿内定评估对象的优劣等级；另一些评估主体则为减少内部矛盾，通过轮流坐庄或利益均沾，使评估程序形同虚设。“世界秩序要么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3]（P168）无论是从政治学意义还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秩序或有序都已经成为普遍有效的存在性价值，这也意味着秩序混乱或者无序状态将给事物存在带来致命硬伤。评估程序的形式虚设性，表明公共文化评估体系存在工具理性的任意张扬。
第三，评估方式的逻辑“非论证性”。 在哲学知识方式中，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科学实证主义都强调命题的可论证性及论证过程的科学性，政策专家们也强调任何有效的制度都必须经过反复科学的论证之后才能获得。分析现今通行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模式，典型特征是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将评估视作纠错工具，而非将评估当成阻止错误发生的预防性工具。哪里发生问题就到哪里去检查评估，评估方式的逻辑非论证性将无法发挥评估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正确导向功能，实际无法张扬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价值理性。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实践过程中，如果评估方式设计存在本身未经证实的逻辑建置，且检验和论证过程缺乏科学性的追问，那么，这种应急型的评估设计只能是权力意志产物，必将造成体制障碍并表征为强制性的体制专制。
第四，评估结果运用的“盲目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最终目的是将事物真理性认识运用于实践。评估结果是对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理性认识，其目的自然是将这一理性认识用之于指导公共文化实践，科学运用评估结果也是政府和文化部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应有之义。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在运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结果方面存在的缺憾是：对评估结果不够重视，不能有效地将评估结果运用于检视相关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不能有效地根据评估结果诊断公共文化服务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将评估结果中的成功经验予以推广；不能利用评估结果来完善按照实绩论奖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没有较好运用评估结果使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价值理性无法得以应有张扬的具体表现。
（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产生的主要原因
从学理上分析，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现代评估技术的膨胀使用。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现代评估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带来新的契机，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现代评估技术的膨胀使用加剧了工具理性的蔓延与张扬，从而也实际导致价值理性的迷失。
首先，现代评估技术的膨胀使用造成评估目的与评估技术的关系倒置。评估目的与评估技术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统一，评估目的是根本，其作用主要是为评估技术提供价值引导；评估技术是实现评估目的的手段，离开评估技术评估目的将无从实现，因此，评估手段应该为评估目的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目的主要体现为通过评估促使政府和公共文化部门提供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最终满足广大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落脚点在于民众整体利益。但是，现代评估技术要求完全从技术角度去看待评估对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也因此受制于现代评估技术视野，最终导致公共文化评估技术背离民众利益。工具理性膨胀使用主要表现是：（1）评估主体致力于简化评估程序，张扬公共文化评估工具理性而轻视公共文化评估价值理性，评估渐趋背离民众本位而转向政府本位；（2）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应该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工具理性功利性彰显诱使评估主体过度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致使评估背离价值理性的正确引导；（3）公共文化评估主体重形式而轻内容，评估主体注重可量化的显而易见的管理业绩，而忽视评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质。因此，公共文化评估技术的膨胀使用导致评估技术与评估目的关系倒置，以致产生工具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迷失。
其次，凸出定量分析却又忽视定性分析在公共文化评估中的特殊作用。现代评估技术迅速发展导致评估主体对定量分析的过度依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应用数学，才算达到真正成熟的地步，问题在于公共文化评估成功应用了数学定量分析是否就意味其一定科学？相较于政府其他方面的评估，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有相当的特殊性，定量分析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以图书馆为例，政府对图书馆的财政投入、馆舍面积、藏书量以及人均藏书量等可以定量评估，而最为关键的对读者满意度的定量评估则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就算上述几个较为容易量化操作的评估指标，也很难反映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实际状况，比如藏书量再多，人均藏书量再大，读者如果不走进图书馆，那些藏书又能发挥多大实际价值？鉴于此，公共文化评估应该将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结合起来，该定量评估的要定量评估，不能定量评估或不好定量评估的就应该定性评估。通过网络、信函、问卷等方式调查读者满意度或辖区居民满意度可以更好地反映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状况。这样操作的目的是避免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过程中的工具理性张扬，使评估回归到价值理性的目标导引。
三、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基本原则公共文化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不能将效率作为主要目标，而应该将社会公正、和谐、进步等价值因素结合起来，使评估成为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实现公众表达利益和参与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要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一方面可以促使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提高公共文化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引导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以保障公民公平享受公共文化资源。但是，由于现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存在工具理性张扬和价值理性迷失的巨大落差，使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不能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前提下均衡公共文化资源以实现公民公平享受公共文化资源。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是建立全面、系统、科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通过评估体系促使政府和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既要关注效率，又要凸显公平。
第二，尊重民众主体地位。由于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文化影响，政府或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一直没有足够重视民众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中的地位和作用。部分地方政府或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虽然开展了一些民间评议活动，但是大多存在“三多三少”的弊病，即形式主义多，实实在在少；虎头蛇尾多，善始善终少；空头支票多，真正兑现少[4]（P178）。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推动政府职能转换，反而冷却了民众对民主评估的热情，并进而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应该充分体现民本原则，充分尊重民众主体地位。
第三，评估主体多元化。现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以政府及其公共文化部门为主，评估方式主要是公共文化机构自我评估以及上级行政部门对下级文化机构的评估，尤其以后者为多见。自我评估实际上造成了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值得怀疑；自上而下的评估容易造成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对上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现象，民众权利容易遭到侵害，评估主体单一化倾向对评估结果的科学性提出了挑战。科学的评估主体不仅应该包括政府及其所属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更应包括公共文化服务的广大受众及专家学者，只有建立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民众和专家学者共同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结果的科学性才能得以彰显。
四、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的路径选择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在我国起步晚，加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评估的复杂性等原因交织，导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学习和借鉴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实践经验并大胆创新，以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评估体系。
（一）由效率向效率加公平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理念转变
效率概念非常宽泛且难以向下分解，效率如何测度至今都缺乏统一的权威性解释。在实践过程中，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均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效率”概念加以界定，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将投入、产出等非结果变量作为效率指标，导致忽视绩效评估对“公平”的内在诉求。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仍然没有摆脱效率优先的评估模式，以致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一方面，由于政府公共文化管理的公共性特征，政府活动的社会效果有时难以评估；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和“产出”相对容易计算且容易出政绩，因此导致效率评估过度关注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和“产出”，而忽视这些“投入”和“产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在效率目标压力下，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倾向于选择那些容易实现预期目标的手段，而不顾该手段的负效应，甚至导致为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过度强调效率评估容易滋生评估中的非道德因素。
鉴于效率评估可能导致的非道德性，转变评估理念成为当务之急。从效率向效率加公平的评估理念转变，重点关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效果、质量、公众满意度等体现公平性要素。当然，强调构建效率加公平的公共文化评估体系并非否定效率，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投入的有限性，相较于其他行业的弱势地位，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更应该利用有限资源，尽量以最小投入实现最大化预期目标，获得最佳社会效率。
（二）凸显评估民主建立多层级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体系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民主化程度比较低，主要表现是：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评估主体的单一性；公众在评估中的作用无法发挥；评估专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体系以凸显评估民主。
首先，要重视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内部评估。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最清楚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忽视政府在评估中的重要作用既不现实，也不明智；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对本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也最了解，无视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内部评估也不科学，因此，政府自上而下的评估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自我评估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正确对待公众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中的作用。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接受者，公众最有资格对公共文化服务作出客观评价，公众对公共文化进行评估也有利于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形成激励机制，以更好建立服务型政府。再次，提高专家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中的地位。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专家的学术专长应该在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中得以体现。
建立多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主体体系有利于凸显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民主性，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
（三）设计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以保证评估结果的真实性
在确定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目标之后，制定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就成为评估的关键一环。评估指标科学与否直接关涉评估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可操作性，从而对责任监督、政策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由于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基本指标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指标，具有描述、评价、监测和预测功能，因此，必须遵循如下原则设定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首先，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与评估对象的战略目标一致性。政府文化管理机关、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管理体制以及发展目标，评估目的是找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现状与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因此，评估目的应当与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战略目标相一致。其次，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本身应具有可测性。可量化指标容易测度，非可量化指标应当尽可能用可操作的语言进行描述性定义，以使设定内容可以运用现有统计工具获得明确结论，如通过网络或问卷调查比较容易测量公众满意度。再次，评估指标体系的整体性，要求公共文化评估指标能够全面、系统反应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图书馆服务而言，重要指标如财政投入、发展规模、社会参与、公众满意度等指标就不能遗漏。各项指标之间在含义、统计口径等方面要相互相接，以全面综合衡量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水平。最后，指标设计的可操作性，要根据不同评估对象特定职能来确定评估指标；要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设定评估指标；能够量化的尽量用量化指标，不能量化的尽量使用“优”、“良”、“中”、“差”等描述性词语定性[5]（P156-157）。
（四）运用信息网络创新评估技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科学性
技术创新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发展趋势。信息网络技术能够拓展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发展空间，促进政府职能转换，也必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效率。
至2011年，中国网民已近5亿，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超出人们想象，在迅速覆盖中国城镇的同时也以近乎同样速度覆盖中国广大乡村，利用信息网络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条件基本成熟。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完全可以凭借互联网的强大技术支持，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平台。基本办法是在文化局官方网站开设局长信箱、咨询建议、在线访谈、网上调查、民意征集、网上投诉等栏目，通过设立上述栏目及时了解民情民意，让民众对政府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评估。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将极大增强公众影响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建设公共文化的力量，促使政府及公共文化部门朝着更有回应力、更高效率、更负责任的方向发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评估的简便、透明、高效。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突出特征是以人为本，与此相适应，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必然是以人为本。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建构科学、理性、透明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才能更好促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良性运作。
参考文献：
［１］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 彭国甫.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的绩效评估与模式创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 张强.美国联邦政府绩效评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曹爱军.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周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