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应用
[作者简介]王焕玲(1972- )，女，河南南阳人，南阳理工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和写作教学。(河南南阳473004)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基础牢固厚重、就业适应面宽、社会需求量相对固定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优势。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快速发展，正在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固有的教育和人才观念，冲击着这个传统人文专业的命运。当今社会对有突出专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极其迫切。
目前，关于应用型人才的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而言，社会人才从宏观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现和研究客观规律的人才，称为学术型人才;另一类是应用客观规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社会效益)的人才，称为应用型人才。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非常明确，旨在培养有专业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使得每一个学科、每一门课程在教学改革中都必须与之紧密联系，各门课程都要不同程度地进行实践教学的改革和探索。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课程之一的古代汉语课程，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这一背景下应如何调整、改革以寻求适应，又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本文即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视角出发，审视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实践性教学改革的意见。
一、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现状
古代汉语课程要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必须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评判能力、创新能力，真正实现知识、能力的有机结合。
但是据了解，目前国内很多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古代汉语课程还是沿袭传统的学术型、理论型教学模式，教师的课堂授课以理论讲授为主，很少有学校会注重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有些学校虽然设置了实践教学环节，但是由于课时数少，不能引起任课教师的足够重视，因此任课教师往往忽略实践教学环节。总体来说，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在认识上忽略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未能精心设计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因此，对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就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突破口，精心设计课程实践环节，实施实践性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学生应用能力。同时，以学生能力的提升带动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优化。
二、精心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应用能力
(一)加强词汇积累，提高文字分析能力
要学好古代汉语，最关键的问题是掌握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只有具备一定的古汉语词汇量，才能顺利阅读古代的文献和典籍。对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汉语最难掌握的便是词汇，因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常用词汇的古今词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了解古今词义的变化，就会发生以今律古的现象。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加深学生对汉字和词义发展脉络的认识，提高学生的词汇量，加强其对古汉语词汇词义变化的认知，必须要求每个学生每天至少整理出一个词的本义、常用引申义，并且举出例证，作为学生的平时作业计入平时成绩。
世界上的文字基本上分为两大类别：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汉字属于表意文字，虽然汉字的形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通过查阅工具书还是能够分辨出汉字的造字意图，推出词的本义，而汉字本身又与汉文化关系密切，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一个汉字就是一段历史。从汉字中可以折射出汉民族的文化印迹。例如“盥”字，甲骨文为一会意字，一人伸出双手洗手，下面的盘子用来接水，因而其本义为“以水手承水冲洗”，现代汉语的“盥洗室”一词中的“盥”还保留着此义。由此义又可以引申出“洗涤、除、浇灌、洗涤用的器皿”等义。通过这种梳理，学生会对该词的词义体系有了非常清晰和完整的认知。学生在了解了该词的意义来源的过程中，也会了解到“盥”字与古代的饮食习惯——手抓饭的渊源关系，以及上古的“盘”与现代的“盘”的具体区别，另外还引发出了“筷子”一词的来源。
这样要求学生每天查找一个古汉语词语，梳理其词义发展脉络，挖掘其中蕴含的汉文化意蕴。日积月累，当学生将这种要求变成了一种习惯，也将掌握很多常用词的词义，从而为学生打下坚实的词汇基础，扫除阅读中的词汇障碍，同时也加深了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认识，大大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知识和语言文字知识，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由于电脑的大面积普及，键盘打字已经代替了手写，再加上网络上的不规范用字现象的误导，使得许多学生现在对汉字的认知能力越来越差，有些学生现在甚至提笔忘字，更遑论熟知汉字的字义了。因此，通过该方法的实施，可以加强学生学习汉字、词汇的热情，从而掌握更多的汉语词语，夯实自己的语言文字基础。例如，我们通过对“义”字的分析，了解到现代汉语的“正义”和“义父”“义齿”中的“义”的确切含义分别为“符合正义和道德规范、名义上的、假的”，而这些义项又都来源于“义”的本义——屠宰祭祀用的牛羊，这样举一反三，夯实了学生的文字基础，为学生的专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强化文本阅读，提升分析表达能力
古代汉语课程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以便更好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并提高讲授中学文言作品的能力及从事其他工作的语文修养”。要学好古代汉语，不仅要掌握大量的词汇，还要大量阅读古代文言文，特别是先秦时期的优秀散文，这样才能培养良好的语感。但是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在课堂上讲授太多的文章。因此，教师可以在学期开始之初选择一些优秀的文章布置给学生，也可以安排学生自己去选择一些难度适中的文言文，最好是故事性比较强的文章，比如左传、战国策、国语、诸子百家之类的文章，定期安排学生分小组举行读书交流会，让学生在交流会上讲述自己阅读文章的大致内容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些优秀的古代散文有的讲述了经典的历史故事，如《苏秦始将连横》《冯谖客孟尝君》《晋灵公不君》等;也有的包含了深厚丰富的哲理和道德意蕴，例如韩非子的《说难》、庄子的《运斤成风》《世说新语》的名士风流故事等。学生为了读懂这些文章，需要独自利用工具书解决文章的字词句，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讲解和分析，大大地提升了他们独立发现语言问题、解决语言问题的分析能力，同时也大大地扩大了他们的知识宽度和广度;而且读书交流会这种方式也增加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不再只是课堂内容的接受者，课堂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而是同学们互相交流、展示的平台。
我们现在学习的古文，基本上是古人注释的文章，并不是古代文章的原貌，而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能够辨识竖排版的、没有标点符号的繁体古文，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他们阅读古书的能力。因此教师可以在学期开始給学生布置一定篇目，要求其每周提交一篇作业，要求能够标点并翻译。通过坚持不懈的练习，可以提高他们给古文标注句读的能力，大大提高其古文阅读和分析的水平。
(三)注重论文写作，培养创新思辨能力
创新思辨能力是应用型本科学生应具备的主要能力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会从事文字工作，其中一部分会走上教师岗位，因此古代汉语课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要让学生有一定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选择一两篇学生中学时的文言文进行分析，指出中学文言文注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正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适当引导学生思考中学文言文教學中存在的问题，寻找现今社会上流行词语的词义和历史发展脉络，或者寻找当今社会上众多的古代文言文丛书的注释弊端，尝试独立写作专业科研小论文。撰写小论文的过程，也是学生古代汉语知识和理论的一次再认识过程和深化过程，通过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会使他们对以往学过的课本知识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将课本知识成功地转化为自身的能力和素质。
(四)结合现实生活，提高实践认知能力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又影响着社会生活。古代汉语课程必须走出课堂，走进现实生活，将课程内容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才会焕发出课程的生命力。因此，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也应走出课堂，关注当下现实社会生活，引导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理论和知识，去发现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问题。例如时下网络流行的“孩纸”“桑心”“内个”“童鞋”等词语，其实属于古代汉语的通假现象，网民们为了方便快捷、求新求奇，故意舍弃本字不用而使用同音假借字，形成了网络上流行的一种语言现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通假字的理论和知识，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及其影响。
古代汉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它还承载了厚重的汉文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到大街小巷，去发现广告招牌、店铺招牌上的繁体字误用现象，如“理发店”写成“理發店”、“山谷”写成“山榖”等;另外，有些有特色的店铺名字起得古色古香，如玉器店的店铺名称往往与“玉”字有关，如“璇玑阁”“玲珑轩”等，这些店名是否能够表现出丰厚的玉文化，是否适合店铺的位置、大小和产品类型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结合汉字的来源以及汉字所体现的文化意蕴进行分析。这种做法能够使古代汉语更好地结合现实生活，提高学生的实践认知能力。
三、规范实践教学管理，加强监督检查
为保证以上教学改革措施的正确实施，必须调整古代汉语课程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课时设置，在培养方案中明确古代汉语课程中实践教学环节的比例，并且要求授课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精心制定科学的实践性教学大纲。为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重要性，可以将实践教学环节的成绩作为平时成绩计入课程总成绩。教师要对每一环节制定科学的评判标准，以对学生的表现进行量化考核。另外，教师应事先安排好学生的必读篇目、古文(白文)的篇目，开学之初公布，学期中间进行监督和检查，期末通过试卷的方式进行考核。在整个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应该是学生的引路人，引导学生一步步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加深自身的古汉语修养，不断进行科研，及时充电，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样才能高屋建瓴，为学生指出正确的方向，提供正确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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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校国家精品课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汉语言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刘明静，黄毅，陆青
出版单位：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ISBN：9787545150902
定价：70元
中國当代汉语言文学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对培养年轻一代的文学鉴赏能力，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由刘明静、黄毅、陆青合著的《当代汉语言文学研究及文学鉴赏能力培养》一书，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结合相关文学研究理论，全面探讨中国当代汉语言文学教育教学，同时也在如何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上作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
其一，对我国汉语言文学发展现状的分析和认识十分客观，关于如何提高文学鉴赏能力方面的观点也颇具创见性。作者先从思想观念、审美水平、语言品格等角度，肯定了我国汉语言文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继而在“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一节中，强调汉语言文学研究工作必须与时俱进，真正为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二，关注我国汉语言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作者从时间观流变的角度入手，对当代西方文学研究中的美学回归态势进行解析，揭示了当今西方文学在思想上陷入困顿、呈现出矛盾和反思倾向的现状，以及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日益回归传统的趋势。由此，将西方文学正在经历的停滞和自我否定，与我国当代汉语言文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惑联系起来，既说明了不同文化在精神本质上的相似性、互通性，也打破了一些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作者还指出，只有建立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并采取对西方文化的辩证态度，才能真正在文学素养的提升上收到理想效果。
其三，着重强调培养文学鉴赏能力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汉语言文学教育是贯穿每个受教育者整个学习生涯乃至终生的重要内容，关乎国人的整体文化素养。作者在“文学鉴赏与理想价值的追寻”一节中提出，文学鉴赏的方式、方法既要有继承性，又要有创新性。即在充分认可和肯定现有汉语言文学鉴赏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从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和正确引导学生认识、选择国外优秀作品两方面入手，提升年轻读者对文学作品思想性、文化性的领悟。此外，作者又进一步提出“在阅读中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鉴赏中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等策略和建议，为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该书围绕当今时代的热点文化论题展开富有理性和创见的论述，不仅透彻地分析了当代汉语言文学的现状，还对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构想，对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汉语言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语言文化 外语教学 语言迁移 教学策略
[作者简介]欧阳国华(1973- )，女，江西万载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翻译理论与实践。(江西南昌330013)
一、当前外语教学的困惑
当前外语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目的语文化，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本是肯定的，但受文化全球化及一元论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外语教育中越来越热衷于目的语文化的教授，使学生产生了一种较严重的文化依附心理，并逐渐地被西方文化所侵蚀，甚至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这也正是文化全球化所推崇的，但这将逐渐使我们的学生忘却优秀的本民族的汉语言文化，甚而对民族文化产生自卑心理。若我们的学生动摇甚至失去母语文化的根基，母语文化的依存和进步将受到巨大的挑战，其生存状态也将会是在“夹缝”中延续，持续一种“浮萍”式的文化无根状态。如此，伴随我们学生的将是长期母语文化身份的焦虑或危机，他们将成为中华文化延续的障碍，他们将无法肩负起中华文化现代性转型的艰巨任务。这不是外语教学的目的，也是外语教学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外语教学如何走出一元化思想的误区，实行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互动和交流，并充分释放文化的潜能，进而按照外语教学大纲的要求，培养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如何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教授目的语文化，另一方面又避免走向民族文化的淡化，这正是当前外语教学的困惑，也是当前外语教学亟待解决的课题。笔者认为，当前外语教学在教授目的语和灌输文化知识的同时，应该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汉语言文化为本，以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外来文化，避免全盘接受，抹去中华文化意识，导致出现中国外语人才“浮萍、无根”的现象。
二、汉语言文化教学与外语教学的相关性分析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相互作用，其作用机制，表现为两种文化或者两种语言之间的迁移。迁移指在一种情景中获得的知识、技能或形成的态度对另一种情景中知识、技能的获得或态度的形成的影响，即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学习都是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意义的学习中一定有迁移。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中要避免母语中介作用或迁移作用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效的。因为母语作为原有的经验，是新的语言学习的一种认知上的准备，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新的语言学习中。外语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语言与心理结构，主要是通过汉语与外语之间的双向迁移和相互作用，言语心理结构不断的改造和更新，形成既不同于汉语又不同于外语的新的言语心理结构，即中介语结构。该结构既包括与汉语有关的认知与操作经验，也包括与外语有关的认知和操作经验，其各种经验之间相互联系，从而形成和发展成新的言语心理结构。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一个人学习和掌握母语都是自幼开始的，幼儿学话的过程是和言语器官的成长、发育过程同时进行的，也是和思维的过程相辅进行的，因此，这个过程是和思维能力的形成同时进行的自觉过程。而外语教学中，学习者均以外语为第二语言，此时，他们的言语器官和思维器官已经发展成型，他们的思维已和母语建立了直接和牢固的联系。母语和思维的联系是自然的，而外语和思维的联系却要把思维从一种语言的基础上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基础上，这个过程是不能离开母语的。
在实际的外语教学中，作为母语的汉语言文化的认知结构是客观存在的。Carrol推断，外语能力是母语能力的残留物。换言之，外语学习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母语能力，依赖掌握的母语文化。Krashen指出当学习者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目标语知识时，他们经常依赖第一语言知识来发音，这表明母语知识是外语能力的源泉。Atkinson谈到在EFL教学中母语使用的问题时指出，由于学习第二语言的人不可能是空无所有的白板，只要有机会学生就会无意识地在头脑中把所学第二语言与母语进行对比。通过对比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第二语言的结构和本质，能够预言、解释、改正和消除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可能产生的错误。
三、外语教学法研究及教学策略
外语教学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外语教学中要彻底摒除汉语言作为母语的母语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语教学中要重视并充分利用汉语言作为母语的母语文化的功能。
认为在外语教学中要彻底摒除汉语言作为母语的母语文化的观点主要是随着20世纪初直接教学法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直接教学法强调通过外语本身进行会话、交谈和阅读实施外语教学。虽然直接法现在不那么崇尚，但其影响还相当广泛。随后又提出交际法，提倡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反对以语法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其重要特征是“通过外语学外语”，主张教会学生语言的不同功能、使用语言的方法等。1980年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外语习得的理论，认为有意识地学习到的语言不可能产生自发的语言，要想习得语言，必须通过有意义的信号参加到交流信息的语言中去。上述三种理论对我国的外语教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直接法使外语教学更注重口语训练的重要性，交际法使外语教学在注重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认为在外语教学中要重视并充分利用汉语言作为母语的母语文化的功能的观点，在人本主义教学法、翻译法及对比法中得到充分运用。人本主义教学法，又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该教学法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适当引入母语文化，并以之作为必要的教学辅助手段。翻译法所创建的翻译教学手段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和有效的教学手段，它利用学生的理解力保证学生确切理解并巩固外语词和句子的含义，特别是学习初期，翻译可以使学生摆脱推测、猜想的困惑，避免对外语词句造成理解不确切的情况和因而养成的一知半解的坏习惯。对比法在外语教学中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目的语的结构和本质，能够预言、解释、改正和消除母语文化对外语学习可能产生的错误。重视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功能作用，可极大提高外语教学的成效。但在教学中过多依赖翻译法和对比法，将忽视两种语言形式语义语用方面的等值特征，势必走上把两种语言进行机械对比之路，这是外语教学必须克服的。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首先需要考虑学习者的外语水平，因为学习者外语水平越高，进行外语表达时对汉语言文化的依赖就相对越少，最重要的是要系统地研究单一语者是如何在外语任务中运用他们各种语言知识的。其次必须弄清楚作为母语的汉语言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哪些是支持目标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而哪些是对目标语言有害的，然后再根据这些知识来确定教学策略，做到教学法运用有的放矢。在现实教学中，大多数外语教师已经在冷静分析，不少教师在学习了新的教学法后，采取了折中法，广采各家之长，加强听说训练，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下是几种外语教学策略：
(一)比较中外文化的差异
各种语言文化之间也有相同之处，文化的相同被我们称为文化的耦合，如汉语的“同舟共济”，英语译为“in the same boat”。文化的不同我们称为文化的差异，如当我们被人称赞时，往往会自贬一番，以示谦虚有礼。而在英语国家，在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thank you”。在外语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总结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词汇和习语，以便帮助学生了解其中的异同。尤其是对一些区域性的文化差异，应予以比较和说明。这样可以使学生既学好外语的语言结构，掌握外语的表达方式，又能理清蕴涵在该语言结构中的文化因素及其文化背景知识。并通过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对比，加深对外语的印象，提高外语思维、用地道的外语自然表达的能力。
(二)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化素养
外语教学重视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的培养，翻译能力是综合应用语言能力的重要方面。将外语翻译成汉语，要求翻译者必须具备较好的中文表达能力，而将汉语翻译成外语，翻译者必须具备较强的中文理解能力，中文素养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养成起决定性作用。但在大学阶段，目前专项汉语言文化教育基本中止，许多学校和专业不再开设语文课，一些学校虽然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但学时非常有限，只相当于外语课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这势必影响学生汉语言文化素养的提高。为此，高校应科学调整课程设置，统筹规划外语和汉语言文化课程，使学生在综合能力的培养上相得益彰，产生合力。
(三)充分利用自我概念的研究成果
学生积极的自我概念是影响外语学习的重要因素，学生的外语自我概念，特别是语音自我概念，对其外语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外语教学中，应尽力为学生创造轻松融洽、民主和谐的外语环境，课堂交流尽量用外语进行，但还应注意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不能不分对象、不看条件，否则就会造成教师洋洋洒洒，而学生却不知所云。在某些特定情景中针对某些需要的个体，可适当使用母语，以激发学生热情，提高教学效率。
四、结语
汉语言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功能性使用问题涉及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熟练掌握所学外语，用外语进行交际;另一方面，汉语言文化影响是外语学习中客观存在的现实，教学中适当地使用汉语言文化有利于学习者对目标语言的理解和建构。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在实际教学中运用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由此可见，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使用外语互相交流，必然会涉及两种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和摩擦，这就要求语言教学者谨慎处理，既完成语言的讲授任务，提高语言的使用能力，又要培养文化意识，顺应两种文化的融合，提高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只有在教学中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文化内涵，使学生认识到正是多元文化的存在、融合和顺应才使得世界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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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博弈论;语言游戏论;语言博弈论;博弈语用学
一、引言
博弈论是由数学家von Neuann和Morgenste于二十世纪初共同创立，后由Nash等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专门研究理性个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与合作，即双方或者多方在一维或多维之间做出决策分析，达到均衡解决的结果。一个基本博弈结构包括局中人(player)、策略空间(strategy space)和支付结构(payo structure)。局中人是博弈的参与者，具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特征;策略空间是博弈各方可供选择的策略或行为的集合;支付结构是一个局中人在博弈结束时的效用水平。此外，信息结构也很重要，它能影响所有博弈方的特征和行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是博弈的解，此时任何局中人没有动力单方面改变策略去得到更高的支付。通常情况下所讨论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即局中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
博弈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方法论，目前已经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的多个分支。本文将首先评述用博弈论研究语言的不同视角，然后在此基础上试图对语言博弈观的研究理据、方法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二、用博弈研究语言的不同视角
博弈论主要用来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选择能够共同影响每个参与者的行为或策略的方式。近年来，博弈论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体现在三方面：一是20世纪前半期发生的语言转向和随后的语用转向使得语言和语言使用问题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焦点。这一趋势起源于哲学，继而延伸到经济学，如经济学家Rubinstein用博弈论最优化选择的常规套路及其它理论来探究语言的性质、形成机制和深化过程。经济学家汪丁丁87也明确指出：在人们的语言行为能够被看成是“博弈”行为的场合下，特定语词的意义可以被认为是由博弈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向明有和夏登山认为博弈论和语用研究的共同特点是行为主体的理性，因而博弈论同语用学的结合是经济学“语言转向”的必然结果。二是以intikka为代表的语义学家们从博弈语义学角度出发提出语言博弈理论，旨在建立一种语义理论，能用于系统分析或模拟人的认识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三是语用学领域出现了所谓的后Grice时代，语用学家们利用博弈论来解释语言的使用现象，如Lewis、Parikh、van Rooy等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意义、解释语言交际的博弈模型。
(一) 语言游戏论
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服军役和足球比赛中得到启发，提出了语言游戏论，首次用博弈论来研究语言及其使用。语言游戏论将语言比喻为游戏，从而表明语言的多样性、实践性和多易性等特征：首先，“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不可分离，语言使用是一种活动，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语言的任何一种表达形式所具有的意义都取决于它在语言游戏中的作用，取决于语言使用的语境。其次，“语言游戏”和“意义即用法”密不可分。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而不是语言的指称。
由上可见，语言游戏论为博弈论在语言中的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为日后语言博弈论和博弈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指明了研究方向。
(二)语言博弈论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对“语言博弈论”的研究。董明认为，“语言博弈论”就是将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引入语言竞争活动的研究。通过将人际交流活动看作是一种竞争性活动，“语言博弈论”可以用来分析在交际对话中使用各种策略(如反诘、辩驳等)从而制胜对手。郭桂春和刘伟伟认为博弈论语义学在语义分析的形式规范性方面引入了语义博弈的心理事实研究，并将参与主体的作用和系统整体的语境思维纳入到语义分析的过程中，同传统语义学研究范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芬兰哲学家intikka继承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词的意义和语言游戏的规则等观点，结合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对其进行了系统化和形式化的表述，创立了博弈语义学，也即许宁云48指的“语言博弈论”。intikka60将语言博弈定义为“寻找且找到的语言博弈”。他认为，与一个语词相关的语言博弈就是围绕该词发生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使词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在此基础上，他为量词制定了博弈规则。每个一阶语言公式都同一个二人博弈相对应，博弈的两个对手可称为“自我”和“自然”。自我的目的在于使博弈以一个代入例示的真矩阵告终，自我的对手则企图使博弈的结局是一个假的矩阵。42从数学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真正信息完备的博弈理论。
(三)博弈语用学
博弈语用学主要研究交际中语言策略的优化问题。它通过最优化策略方法对语言运用的策略进行分析， 其具体方法是将交际过程进行博弈建模，用数学手段对参与人的行动效用或预期的效用进行计算，进而对各种策略进行分析和评估，并以此预测参与人的最终选择。简言之，博弈语用学采用数理和概率方法，通过对交际过程建构博弈模型，从而计算话语效用和处理策略选择。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博弈语用学出现了分别以Parikh和van Rooij为代表的两种主要研究方向。Allot124认为前者用博弈论考察交际情形，后者则用博弈论考察语言本身，所以Parikh模型不仅是一个博弈语用模型，也是一个交际博弈模型。因此，Parikh模型能够将人类的其它交际行为(如视觉交际、手语交际等)纳入研究范围。相对而言，van Rooij的双向优选论模型则从形式和意义两个维度对话语进行博弈分析，尽管它能够解释诸如级差隐含等语用现象，但是忽略了可以影响话语意义的心理认知因素，从而使得解释力不足。
2 van Rooy的双向优选论模型
和Parikh 将博弈论用来分析语言使用不同，Lewis和van Rooy将理性和语言使用的经济原则直接应用于语言。van Rooy 研究了两种有不同可能意义的情形和话语，其中一种情况更为突显，具有标记性意义，也更为简单。这个模型存在两个纳什均衡，代表了可能的语言规约。其中纳什均衡N1和orn13的语用努力划分一致：非标记性话语表达非标记性意思，标记性话语表达标记性意思。换句话说，规约性的语言应该尽可能使交际双方付出的努力最小化，这一点同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相一致，但是Grice表明这个结论可以从普通的理性原则推导出来。其具体的博弈矩阵如下表1所示：表1双向优选论模型的支付矩阵MeaningMarkedUnarkedorMarked(Marked，Marked)(0，0)Unarked(0，0)(Unarked，Unarked)
另外一个纳什均衡N2 却与orn原则相反：非标记性话语表达标记性意思，标记性话语表达非标记性意思。van Rooy认为可以通过演化博弈论消去N2。因此，在每个形式-意义组合中，只可能出现(Marked，Marked)和(Unarked，Unarked)这两种情况。它们都是纳什均衡。不可能出现(Unarked，Marked)和(Marked，Unarked)情况，因为此时出现交际错误，双方收益。
三、用博弈论研究语言的优势
我们引入博弈论是因为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首先，博弈论提供了研究语言交际的一个合理框架。语言不仅具有工具属性，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规约。语言的根本功能是交际，这也决定了语言必须要顺应使用者和使用的环境。语言的认知维度就是研究语言如何顺应使用者，而语言的社会维度就是研究语言如何顺应使用环境。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含有交际目的的信息流，是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而博弈论就是研究关于相互依存情况中的理性行为，相互依存和理性行为是其本质特征。可以说，博弈论是研究语言的一个理想工具。
其次，语言博弈观和以Austin及Grice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关系密切，在对后者的继承中又有发展。Austin认为意义或用法包含在言语行为之中，这一观点深受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影响，而Parikh则深受Austin的影响。他们都将言语交际看成一种行为，并以此为出发点探求解释话语意义的建构途径。在理论解释力上，博弈论强于以Grice为代表的传统语用学研究路子。因为：第一，两者出发点不同，传统语用学理论专注于说话人，而博弈语用学则专注于整个交际过程;第二，两者研究方向不同，传统语用学理论是单人言语效用最大化研究，而现实生活中的交际并非如此，语言交际本质上是双人或多人相互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简言之，博弈论视阈下的语言交际观是双向的、多层次的，而传统语用学的交际观则是单向的、线性的，没有从交际和说话人意义的策略互动角度进行分析，因而解释力有限。第三，两者理论假设不同，传统语用学理论将语言交际定位为合作行为，但如今却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甚至有学者(如Merin)认为语言交际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抗的或者冲突的。而博弈论的基础是交际主体的“理性人假设”，虽然也强调理性，但是研究范式截然不同，通过对交际过程进行博弈建模，用形式化和量化的手段来考察交际双方的行动策略，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解释力。同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等诸多语用原则相比，博弈论的研究无疑更清晰简洁，而数理逻辑、演绎推理等分析手段也推动了形式语用学的研究。
四、如何从博弈论视角研究语言?
目前来看，对语言交际的博弈分析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语言使用策略的宏观分析，主要是对语言博弈中的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如董明;李明菲、许之所;王达金、王潇;郭卫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博弈建模，对各类语言现象的微观分析，主要涉及到语篇中的消除歧义、确定所指、确定会话隐含等(如Parikh;van Rooy;许宁云;武建国、徐鹰)。其中发展最为完善的当属Parikh的交际博弈模型。
Grice认为A的话语θ实际上隐含了一个问题“Where can I get petrol?”(α)。B能够结合θ的明示意义和语境信息推出α。因此，B的回应只能是对α的回答。表面上看，B的回答φ同θ不相关，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相关准则。实际上，B违背相关准则却令A推导出l的会话隐含是p，而p就是B对α的真正的回答。
根据Parikh交际博弈模型，我们可以对交际双方的策略效益赋值。对A而言，p值大于l值，因为会话隐含将帮助A做出行动的决定。通常情况下，会话隐含值一般大于明说意义值。现在将p值设为9，l值设为4，则会话隐含值为。此外，A和B处理信息的成本不尽相同。由于是B说出话语φ，因此B的信息处理成本应高于A。并且由于p是在动态语境中由l推理而来，因此得到p的成本必然大于得到l的成本，处理P的成本要在φ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单位。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会话隐含的博弈模型g(φ)，见图1。由于本模型是关于明说意义，所以用u来代表无歧义的话语，其意义为p。此外假定silence不传递任何意义。S代表A想要传递信息l的语境，S是他想要传递p的语境。t是已经说完φ时A想传递l的语境，t是已经说完φ时A想传递p的语境。A知道他想传递的信息，并且知道他现在所处的语境。但是B并不知道这一点。t和t周围的框代表了B的这种不确定性。B判断S的概率为Ρ，S的概率为Ρ。图1会话隐含的博弈模型2
对A、B而言，l的值都为4，双方处理信息φ成本为1。但是B还需要生成话语φ，设该成本为1。因此，B的总成本为2，A的总成本为1。如果产生交际错误，则赋值-2。所有的成本和效用值都是共有信息。另外假设A、B都是风险中性，S和S出现的概率P和P分别为07和03。具体如表2所示。表2会话隐含博弈模型的分值说明分值解释参与人支付l的正确解读效用A、B4p的正确解读效用A、B9错误解读效用A、B-2生成φ成本B-1处理φ成本A、B-1通过l传递会话隐含p的额外成本A、B-1因u比φ复杂，处理u的额外成本A、B-2
(3)当u的意义只有p时
因为生成u和处理u的成本都比φ增加，假定增加的成本为2，则
UA=，UB = 4，效用组合为(，4);
不难看出，(7，6)是唯一帕累托-纳什均衡解，即话语φ的最优解读为p。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赋值具有任意性，只是为了说明理解会话隐含的过程。人们可以对上述话语的效用和成本赋不同的数值，但是至少经历一系列的假设和推理后，人们会找到某个具备最高效用的组合，也就是整个交际博弈的解。
从上例可见，交际博弈模型从博弈论的视角对语言交际和话语理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模式，其优势在于数理分析缜密、哲学基础扎实、计算过程易处理。同以关联理论为代表的认知语用学不同，它通过博弈建模的手段，用概率的方法量化关联，并且将关联同话语的效用相结合，最终将话语理解从关联这样具有强烈概括性的主观抽象概念中解脱出来，从而为认知语用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五、语言博弈观的发展趋势
语言的博弈研究具有跨学科特征。博弈论自身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为语言博弈研究提供新观点、新思路。笔者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博弈论的理论基石是“理性人假设”，但在现实中人的行为又往往是不完全理性的或甚至是非理性的，尽管Ben et al 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初步探讨了这个问题，但是仍然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如何在语言博弈的研究中容纳有限理性和有限认知推理能力进行深入的探索。
第二，如何将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交因素(如社会阶层、参与人的权力关系)和文化因素纳入博弈模型值得我们思考。如果作为交际主体的理性人可以对社会认知因素进行假设的话，那么这些假设的可及性又会是如何?
第三，以Parikh交际博弈模型为代表的博弈研究范式包含大量的数理逻辑推理和量化分析，其关于会话隐含研究的某些结论同关联理论类似10，但关联理论的论述无疑更具效率，而Parikh的模型显得机械、冗长。因此，如何有效结合关联理论从认知语用的角度简化博弈模型值得深思。
此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话轮分析的层面，不一定能反映语言使用的全景，因此有必要将研究范围推进到多话轮乃至语篇层面。
六、结语
本文简要回顾了博弈论在语言研究中的发展历程，并就博弈论的研究现状、研究特点和研究趋势进行了探讨。语言的博弈观经历了从语言游戏论、语言博弈论到博弈语用学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对语言学的研究传统不断地提出了挑战和创新，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博弈论的研究走向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博弈论将在语言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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