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有一个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先秦两汉出现了古代文体分类的滥觞，诗歌体制得到了初步规范；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取得自身独立意义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文心雕龙》与《诗品》的出现，形成了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第一个高峰，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关键词：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诗学辨体理论
古代诗学辨体理论是构成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主体内容，它与文学创作共同发展，确定与规范文学创作的基本体制规范与要求，同时又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不断修正，不断调整，规范与修正交替发展，尊体与破体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古代文体理论向前发展。大致来说，先秦两汉时期文学虽然没有从史学、哲学等中分离出来，可已经出现了古代文体分类的滥觞，其中隐含着对诗歌体制的初步规范。相对于先秦、两汉来说，无论在文学文体的分类与规范方面，在诗歌独特的语体风格的确立方面，还是在文体风格论方面，魏晋六朝时期都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取得自身的独立意义，确立基本审美规范的时期。以《文心雕龙》、《诗品》为杰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无疑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我国古代诗体形态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一、先秦两汉文体分类的滥觞与诗歌体制的初步规范
最早的文体分类是辨体批评的滥觞，虽然先秦的文体主要是应用文体，分类的标准也不一致，或以功能，或以题材，或以功用，或以形态，涉及到文体发生学、文体源流论、文体功用论等多方面。文学批评也远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服从于归纳编集或指导应用文体写作的需要。然而这种以文体分类为手段的辨体批评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到明代的《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对建立在文体分类基础上的诗文体制及其源流演变的考察，为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积淀了深厚的基础，对强化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有重要贡献。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文体分类出自《尚书》。《尚书·毕命》篇提出的“辞尚体要”，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体论的最初的起源。《尚书》的典、谟、训、诰、命等名目的出现，就已包含着最早的散文分类的萌芽。《诗经》的分《风》、《雅》、《颂》则是诗歌分类的萌芽，也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最早源头
以《楚辞》为代表的“骚体”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体演变发展中的异数，它构建在南方巫官文化特有的气质上的独特的文体风貌，奠定了古代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骚体”在句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两字一顿，两句才构成一个完整意思的体式，以六言为主，杂用四、五、七言，大都一句一意，节奏感很强；在语词上，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入诗，大量使用虚词以增强感染力，语言风格绚丽华美，瑰玮雄奇；在结构上，突破了《诗经》抒情短章的体制限制，大大加强了铺陈叙事的功能，故事性与铺叙性成为了骚体文学的基本文体特征。屈原所开创的骚体对后世诗体的演变与文学风格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枚、马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可是《楚辞》的诗体创新成就在后世诗学辨体理论批评中常常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汉对文学现实功能的极度的强调，不仅掩饰了文学的本体论意义，而且也影响到文体规范的确立。《诗大序》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故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等，与其说是对诗体审美规范的要求，还不如说是政治教化对文体风格的干涉，完全忽视了文体自身演变发展的规律。这种对文体规范的误解最典型地体现于班固等人对屈原的批评上。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风格规范，以及后来的扬雄认为辞赋“劝百讽一”，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就是古代文体论中极端政教化、道德化倾向的突出表现。这种倾向形成于汉代，到唐宋古文运动后得到极度的强化。这样《五经》在文体论中就具有终极的意义，成了预先设定的源头，它可以为文体形式制定最基本的也无法摆脱的规范。不仅文体的“体”是“宗经”的产物，而且“风格”的“体”亦然，能宗经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文体风格规范，而对于《五经》的违背是楚、汉以来文学舍本逐末、滔滔不返的根本原因。
二、文学的自觉与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批评的学术史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文体从一般文体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诗歌这种独特的文学文体的体制规范逐步形成的过程，这种不自觉的文体区分在漫长的演变发展中逐步清晰并最终确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文体从应用性杂文体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初始之本，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而章成矣。”（《文心雕龙·原道》）故凡虎斑霞绮，林濑泉韵，俱为文章。”鲁迅的论述总结了我国古代诗歌体式在其形成的初期，即已具备纯文学文体的形式特征：重视情感、讲究格律、词采华美，富有意境。最迟在刘勰与萧统的时代，这种纯文学观念的诗歌体制规范已经出现。
魏晋时期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有意识地从“体”的角度对作家创作风格的摹仿，这种摹仿正是建立在对诸家体制风格差异的辨析的基础上的，并且作家创作风格已经形成了可供后人效法的创作典范，摹拟成了学习诗歌的基本门径。整个魏晋六朝时期，拟体诗成为一种创作风尚。如鲍照有《学刘公干体》、《学陶彭泽体》，萧衍有《清暑殿效柏梁体》，萧纲有《戏效谢惠连体》，何逊有《聊作百一体》。最突出的是江淹“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的《杂体诗》，其拟古达到了非常逼真，令后人真伪难辨的程度，正如严羽评江淹诗所说的：“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拟体诗是诗学辨体理论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同时它也对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我国第一篇独立的文学史论文，在诗学辨体理论上的意义是第一次充分肯定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揭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针对两汉文学观念中严重的道德伦理性以及与之相随的政治性对于文学自身价值的浸淫，曹丕不仅认为文章是“不朽之盛事”，而且强调它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即具有不依附历史事功等外在形态的独立的价值。同时，曹丕提出：“诗赋欲丽”，是对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发展。他提出在文体的共性即“本同”的背后包含着各个文体类别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体裁规定性即“末异”，从文体形态的本质的角度规定了诗赋的体裁特征是“丽”，强调了诗赋独立于“奏议”“书论”“铭诔”等应用文体之外的审美特征。
继曹丕之后，陆机首先揭示了不同文体的语体要求对文章风格的形成具有制约作用，不同体裁必然有不同的风格规范与要求，这种文体风格是在长期文学实践中形成的，对后世的创作具有规范性意义，这就是他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尤其是对诗歌文体特征用“缘情绮靡”来概括，是对曹丕“诗赋欲丽”的发展，不仅对诗与赋的文体特征加以区分，而且，“缘情绮靡”兼顾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即“缘情”是诗歌的表现内容，“绮靡”是诗歌的语体风格，“绮靡”说是对汉儒“丽以则”的中和的诗学思想的扬弃，“缘情”说则是对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的根本动摇。陆机的诗学辨体理论代表了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态势。
中国文体学史上最早的文体流变专著是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久佚，据《隋书·经籍志》载，该书二卷，与四十一卷的《文章流别集》相辅而成，后世摘出单行挚虞专从文体归类编集，并作《序论》探讨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与创作规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论的主要批评形态，对后世诗文评的发展具有范式的意义。方孝岳先生对挚虞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有高度评价：“挚虞可以说得后世批评家的祖师。他一面根据他所分的门类，来选录诗文；一面又穷源溯流，来推求其中的利病，这是我国文学批评学的正式祖范。”
三、诗学风格论与《文心雕龙》的诗学辨体理论
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文体分类详尽与体例严密是《文心雕龙》诗学辨体批评的突出特征，童庆炳先生对此有高度评价：“《文心雕龙》对古代文体分类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它开创了一个纵深地阐明文体特点的方法。这就是说，刘勰在阐明各类文体特点时，都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步骤与原则。所谓‘原始以表末’，是说推求各体的来源，叙述它的流变；所谓‘释名以章义’，是说解释各体的名称，显示它的意义；所谓‘选文以定篇’，是说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说明不同文体的特征；所谓‘敷理以举统’，是说要阐明各类文体写作的理论依据与规格要求。”
刘勰认为文体形态的规范的形成与变化取决于表达内容的需要是必然，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自然的要求。创作者个人的气质禀赋影响到独特的风格的形成：“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明诗》）在文体论的自然观的影响下，刘勰在论述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与规范要求时，颇为辨证地揭示了文体因袭与新变的辨证关系，他认为诗人可以也应该在“有常之体”中求得“通变”，即继承前人文学传统与文体规范加以创造性的改变，从而能在广泛吸收前人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这样，文体就在传承与新变的交替演变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发展。《序志篇》中称：“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史简论。
在刘勰的文学批评体系中，语体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他认为是体裁所要求具备而且不能突破的语体，即不同文学体裁必须具有的不同的体制规范，《定势》篇通过对各种体裁相对应的语体风格的辨析来揭示其创作要求：“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也。中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也。”
不同的体裁要配以不同的语体，作品文辞的风格要求，首先由它所表达的内容的性质决定，如章表奏议应该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典雅语体，赋颂歌诗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清丽语体，符檄书移要求明断，史论序注则必须核要，箴铭碑诔的语体必须宏深，而连珠七辞则不妨巧艳。此外，刘勰又认为，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来选择适应自己主观人格的语体，这就是“晓变”，只有这样，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保持文体的开放与发展的态势。刘勰的“昭体”与“晓变”并重的文学文体论，充满了辩证色彩，代表了我国古代文体理论的新的高度。
在论述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形成的关系后，刘勰在《体性篇》中还将众多作家的创作风格归结为八种类型，开拓了古代文学批评风格类型理论的先河。八种风格类型中，刘勰最为推崇的是“典雅”，他认为章、表、赋、奏、议几种体裁的风格最近于典雅，他对与“典雅”相对的“新奇”特别不满，“新奇”的最大特点是摈古趋新，追求诡异奇巧。他在《定势》篇中严厉抨击当时宋、齐文学对于“新奇”的追逐：“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这种靠文字次序颠倒以为新，表达怪诞反常以为奇的作法，必然会导致“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质朴刚健的文风的凋丧，所以刘勰《通变篇》的时代文学风格流变便是一个每下愈况由典雅渐趋新奇的过程：“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薛东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作为我国高校英语课程的的重要内容，英美文学教材的编写质量也是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教材编写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对英美文化的学习和英语教学的有效性，因此，本文根据英美文学教材编写的特点，进而分析了文学教材编写中存在的弊病，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能促进够提高英美文学教材编写质量。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材编写;弊病;改进建议
一、前言
英美文学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必修的一门课程，其教材编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对英语学习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实践证明，该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助于学生提高学生语言修养能力，还能够培养学生对英文文学的鉴赏能力，同时，对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素质也有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英美文学教材在实际的编写过程中，受到网络科技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英美文学教材的编写正在被侵蚀，影响力也被削弱，编写中存在着很多弊病，影响了英语教学的有效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英美文学教材编写的弊病，进而尽可能的降低编写质量对学习的影响。
二、国内英美文学教材编写的弊病分析
1.教材内容没有与时俱进，与时代有所脱节，在结构安排上固化，并且指导理论陈旧。一方面，导向型英美文学教材种类繁多，有文史类、作品选读类的，还有中英文结合、断代的等等，还有小说、诗歌、戏剧等等，种类众多，但是，整体上来讲，结构老套，结构模式化严重，并且重复性也较大，在结构安排上大致都是按照作品的历史背景—作者简介—作者的写作特点—作品选读—难句解释。在另一方面，内容安排上也与时代脱节，在教学内容上单一、刻板，枯燥无味，突破性不大，不易于老师的发挥，并且过于强调传统经典，对现代文学鲜有提及。此外，在网络的发展冲击下，学生对现有教材的阅读也产生了较大的距离感。
2.词汇难度大，不易接受。很多国内编者编写的英美文学教材倾向于使用大量的词汇，用一些比较复杂的句式来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分析，凸显了教材的深度和高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进而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不利于教学的效果。
3.教材的导向性过强，不利于发散思维。在现行的英美文学教材中内容评价方法相对单一，并且所使用的语气等也不容置疑，禁锢了学生的发散思维。此外，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上，没有区分时代的价值取向，也容易造成语言的误区，价值的误导。例如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在发表以后虽风靡全球，但却被认为是通俗文学，在美国的教材中也很少提及。因此，在文学教材的编辑上不应该以某种标准来定义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4.教师所用教材刻板，功利性导向强。在很多英美文学的教材中，大部分文学著作不是原著，而是经过修饰的著作，所以，在內容上缺乏完整性，容易对学生和老师产生误导，在升学等功利性的指导下，使得教材的编辑也迎合这一现象，导致教材编写缺乏方向性。
此外，教的编排风格、模式都比较单一、单调，一是封面设计单调，缺乏个性，不能发挥学生的想象空间;二是在目录和附录的内容编排上显得墨守成规不利于学生的阅读。总之，现在英美文学教材的弊端众多，在编写教材时应当提高重视。
三、国内英美文学教材编写的改进措施
1.丰富教材编写的内容，改变原有的结构模式。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英国两国的文学教材经验，按照适合我国特点的方法来进行编辑，在教材中将文学史和文论相互结合，进而用文学理论来引导教学和学习，丰富教材的内容，避免追求宏达的结构编排，进而培养读者的文学鉴赏能力;另一方面，改变原来单一的编排结构，使得教材的结构丰富化，例如可以将相同类型的文学著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提高文学的鉴赏能力。此外，在教材的编排上，还可以打破国界，尽可能按照英美的思路来对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进行品论欣赏。
2.增加与时代特征相符的内容，在内容编排上既兼顾传统的经典，也强调时代的元素。一是，在对英美文学教材编写时，推陈出新，介绍更多的展现英美文学发展趋势的作品，给教材注入新的元素，例如可以选取今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部分作品，进而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化趋势的把握能力，同时还应当注重经典的文学著作的学习，如可节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名著，了解英美文化的底蕴。二是，增加非文学作品的欣赏，例如对电影、杂志的节选，例如可以选取电影《阿甘正传》的评介，也可以选取《自然》、《金融时报》等杂志、报纸的关于科学、时事的著作来增加学生阅读的兴趣。
3.减少引导性的灌输，注意发散思维的培养。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导致学生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感情隔阂，因此在教材的编排上，就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思维空间，避免陷入导向性的思维，这样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4.提高教材编人员的素质。由于我国英美文学教材种类众多，其质量也良莠不齐，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提高教材编写人员的素质，严格规范职称评价体系，对于不合格的教师，坚决予以约束，提高编写人员的质量;另一方面，形成多层次的教材质量检验，进而保证其质量，减少重复、滥竽充数的教材。
四、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英美文学教材的编写质量已经取得不错的进步，但还需要加强对教材编写的创新，进而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便于学生学习和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进而推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1]叶红卫，刘金龙.英语翻译教材编写的问题与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14，（08）：74-76.
[2]顾弘，杜志卿.新世纪高校本科英美文学教材建设探索[J].河南大学学报.2004，44（02）：129-132.
[3]于江海.英美文学教学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原因与对策[J].运城学院学报.2009，27（06）：70-72.
（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重读的文字。这些文字强调从自我感受出发，与文学经典传达的情感和经验直接对话，运用了诸多现代文本解读手法，将阅读还原成了审美体验的过程，从而实现了与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心灵沟通。王富仁的这些经典重读的文章，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
关键词：王富仁 古代文学经典 解读
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解读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91至1995年的《名作欣赏》上，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这组文章给中学师生提供了一种极具个人体验的阅读示例，又能被包容在中高考制度的整体框架中——换言之，这些解读并不以思想层面的标新立异自炫，它展现的是解读者细腻出色的艺术感受力和将现代文本解读手法作用于古典作品所带来的清新感。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到自己写作这些作品的初衷，是在某种低气压的环境中，试图通过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沟通，寻找自我內心的慰藉和安稳。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者收发自如的学术功力令人称赞。自然，这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操作背后，也有王富仁当年实际任教中学所带来的个人经验和理解在内。在技术层面上，作者将现代文学的文本解读技巧应用于古典作品，以读者的身份——而非权威的阐释者或宣教者——与作品进行精神沟通，切入角度新颖，结论别具一格又平和稳妥。
王富仁的经典解读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从自我感受出发，将阅读还原为审美体验的过程，避免一系列既有结论对阅读活动的干扰。他曾谈道：
当我们一提到岳飞的《满江红》便想到它是一首爱国主义诗词，一提到杜甫的《石壕吏》便想到它反映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生活，一提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便想到它表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时候，它们的诗意特征便淡漠了。这些“主题思想”像横亘在我们心灵与诗之间的一道堤坝，使我们的心灵再也难以与诗的本身实现直接的拥抱。其原因何在呢？因为对诗的任何一种主题思想的确定，都把诗的各种丰富的内涵简化了，而诗意恰恰只有使心灵主要活动在直感的、情绪的、审美的，亦即难以言说的境地的时候，才能最有效地被表现出来。a
上文中提到的结论性描述，无疑是以往解读活动一步步提纯的结果。但结论性的描述会受制于时代或个人的局限，对一名“新读者”而言，如果对论断的接受超越了个人的体验，则未必具有积极的意义。王富仁的诗歌解读强调从自己直接感受到的诗歌意境入手，将自己的心灵直接沉浸到诗歌所展现的丰富的心理流程和繁复的意象中去，用个人感受与诗歌传达的经验直接对话。如孟浩然的《春晓》这首人人熟稔的小诗，在王富仁的分析中，它首先被定位为诗人对自己描写的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心理距离状况下的创作，展现了诗人从朦胧的无意识到建立起自我主动意识的过程，即人从沉睡到醒来的一刹那间所感受到的春的意蕴；并进一步提示到，伴随这一过程的独特的精神境界，是有着玄妙意味的，这种玄妙之处可以感同身受，却不可言传——“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和他共享这种如此丰富、如此具有个性、如此新颖的感情，并使我们也能领受他所无法使我们理解的那种经验。”b从文艺学的角度看，这更接近于“直觉”论的分析方法。“所谓‘直觉’，就是对解读对象的‘直接的领悟’，即当下的、突如其来的、直截了当的理解、觉察。”c
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解读，无疑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如《江南》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以往的文学史论述中，多强调乐府民歌内容的写实性和音韵之美。王富仁在《江南》诗中却读出了自由的意味以及人类对自由的向往之情。该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莲叶茂盛丰美的样子，但后五句却很快将读者的关注点从“莲”转到了“鱼”上，鱼围绕着无穷碧绿的莲叶追逐嬉戏，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图景，而五个方位词，“间、东、西、南、北”的运用，因为涵盖了所有的方向，实则是没有方向、没有限制、无拘无束地游戏和穿行，更突显出鱼的自由和惬意。这种体验自然有着强烈的现代意味，它跨越的是历代对这首诗的分析、讨论和定评，将“现代人读古诗”变为“现代人读诗”，让读者与作品猝然相遇，将中小学古诗文讲解这种知识传递活动，还原为阅读审美活动；但作者紧扣文本，只谈个人体验，不代古人立言，亦不做颠覆性结论，将重读牢牢框定在审美范畴之中。这种稳妥性正如解读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时展现的，王富仁从刘兰芝的陈述——“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中感受到，这是一位意识到自我存在价值却在婆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女子的自我申辩，在这种申辩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刘兰芝对丈夫的埋怨和失望，这无关爱情，只是平淡如水的婚姻中常有的抱怨。在这里，王富仁从正常的人的情感取向出发，认为“一个在夫家遭受虐待和歧视而又具有自尊心的女子，是不可能产生对丈夫的真正感情上的爱的，她充其量只能遵守传统妇德，尽到一个妻子对丈夫应尽的义务”d。接下来，王富仁又分析了焦仲卿这个人物形象，指出男主人公在兰芝被遣归时表现出的既同情又犹疑的态度，以及在自己的母亲面前缺乏独立人格的言行，都使得他缺乏获得一名正常女子爱情的基本条件。顺着这一思路推演开来，王富仁认为，刘兰芝的死是由于相继在婆家和娘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结果，她对焦仲卿的眷恋，只是由于对方维系了她在人世间的一丝温情。简言之，刘兰芝的死是为了绝弃薄凉无情的人生，而焦仲卿的死则是为了证明自己残存的自我意志，《孔雀东南飞》一诗是作者对人生与命运的思考，其中亦有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但却不是对刘兰芝和焦仲卿已有婚姻关系的歌颂。以往文学史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将《孔雀东南飞》定义为爱情主题，实际已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划归和提纯操作，王富仁质疑该作品的主题，所采用的方式并非概念的拆解和历史场景的还原，他在分析人物形象时，采用了袁昌英改编同题话剧时相似的策略，为作品灌注了更多的现代心理活动和伦理原则，内涵的丰富早已突破了原有的主题归纳，实则扬弃并重构了对《孔雀东南飞》的解读理路。充分呈现“现代”所具有的丰富性，以凸显以往文本阐释的僵化和粗疏，这是王富仁的策略，也是现代文学学者重读古典作品的特色和魅力所在。
如王富仁所言：“作为一个人，总想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灵中的东西，而感受别人，感受别人的作品，又是感受自己、感受沉埋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和情绪的唯一途径。”e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赏析，十分注重分析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系数，行文时又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融入其中，这是古诗的新读，而解读者在古代文人和作品中进行精神追索的热切和虔诚，同样让读者心有戚戚焉。在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的作品中，王富仁读出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和精神意志。陶渊明的《拟挽歌词三首》，包含了从死者观察生者的视角及对生之意义的拷问。在传统的主流文化观中，人們更为重视的是对人生的评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对死后哀荣的执着，掩盖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陶渊明却注意到，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仪式，原本只是为了排解生者的情绪和意愿。这一由死观生的写作视角，让人猛然醒悟——对身后名的追逐，会让自己的一生系于别人的意愿，失却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因袭的重负，也是人生的异化。讨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时，王富仁强调的是，诗人的孤独感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四维结构中体味到的“孑然独存，无所凭依”的感觉，这是一个有着使命意识的个体，面对人生的困境，又对所从属的精神谱系的信心有所保留时的缄默与痛楚。上述解读充分融入了王富仁的个人体验，这样的文字贯穿着鲁迅《摩罗诗力说》中“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精神力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知识界低气压氛围中，其中包含的感慨和期许，无疑会令读者动容。
另一个例子是王富仁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他将这首诗理解为“一个老年人的悲哀”。在这篇赏析中，作者将自己的中学老师米中和儿时所见的一个孤寡老人的经历拿来与杜甫作比较。他们都在一连串的生活挫折和人生失意中落入人生的困境，在不断的人生理想破灭之后，他们努力打造一道最后的防线——一个精神上的“窝”。一旦这个“窝”像杜甫草堂上的那些茅草一样被风卷跑、被年轻人公然抱去，他们便陷入彻底的绝望。在王富仁看来，杜甫对茅草得失的担忧，象征着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年人对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的不信任和无助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展现的，正是这些经历了人生节节败退、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极端困窘的老年人脆弱的社会应对能力，以及对如何安放自己风烛残年的困惑。将普通人的经历与文学经典的情景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去探究文字所传达的人类共同的困境，从而拉近读者和经典的心理距离，使得王富仁的经典解读带有强烈的生命体验特征。从教学层面看，王富仁的解读方案是先赢得学生对作品的整体性认可和亲近，再去处理诸如文字、音韵和思想等具体问题，以求事半功倍。
总体而言，王富仁的解读极为契合世态人情，这种世态人情无疑是遵从现代而非古代的逻辑。这批经典解读文字，更像是对鲁迅《故事新编》写作策略的致敬——在古人的躯壳中吹入现代的气息，使其鲜活，和现代人心灵相通。在艺术感悟力和历史知识背景之间，王富仁的知识结构可以保证自己的解读妥帖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但他的解读重心偏向前者；对于中学师生而言，这种文本解读的真正意义在于不为作品的先验性主题左右，在紧扣文本的前提下，表达个人在阅读时的独特体验和感受。
a王富仁：《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解构主义批评——〈旧诗新解〉（十二）》，《名作欣赏》1993年第5期，第52页。
b柏格森：《创化论》，《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c曹明海：《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d王富仁：《主题的重建——〈孔雀东南飞〉赏析》，《名作欣赏》1992年第8期，第17页。
e王富仁：《古老的回声·自序》，《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在以周作人、陈伯吹、蒋风和浦漫汀为代表的第一、二、三代学者，以及曹文轩、梅子涵、朱自强、吴其南、王泉根、方卫平等第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已经形成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日前由黑龙江省伊春市委宣传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主办，伊春市文广新局协办的中国儿童文学第五代学者论坛上，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庄正华表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和市场越繁荣，就越需要儿童文学理论、评论的支持，并引导观念的变革和艺术的创新。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高校教师、儿童文学研究者、知名作家围绕各自不同的研究主题宣读了研究成果，并展开热烈而富有学术精神的研讨。
论坛以“新时代儿童文学的课题”为研讨主题，分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儿童文学：史论·评论”“儿童文学：阅读·教育·推广”“儿童文学与伊春生态文化建设”“儿童文学与森林文化讲座”五个单元，旨在梳理当前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的诸多问题，寻求解决方法和路径，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思想层面的滋养和理論的支撑与引导。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以《我的儿童文学观念史——一个第四代学者的回忆》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儿童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里所说的人性基础至少含有道义感、审美意义和悲悯情怀。
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文化史上总有一些人物。可以催生层出不穷的话题。不同时代，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文化立场的研究者都能从他们那里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甚至，在关于他们的研究中一旦出现新因素，可能就是学术变迁的一个风向标。之所以如此，通常是因为这种人物的经历代表着一个重要时代文化经验的典型性和丰富性，比如鲁迅之于现代中国。其典型性在于，他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和文化体验是得风气之先的那一代人的集体经验，其丰富性在于。研究者能从他的个人经验中反观文学、教育、学术、政治、人际交往、地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等几乎所有社会文化领域的变迁。我们这里的关注点是民国初年的学术场域。
从晚清到民初，中国现代转型正式启动，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形成其基本构架的关键期，鲁迅的教学与学术生涯也恰恰处于这一时间段。鲁迅1909年回国以后，除任职教育部之外，主要职业是在各级学校担任教师，直到1927年4月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以鲁迅的学术活动为考察对象，至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检视现代学术场域在中国的形成，以及这一场域对学者个体选择的影响：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积极拓展研究范围，开始重视对边缘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严肃的、专业化的研究。传统学术中的等级秩序，除了对研究方法的规范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研究对象进行等级划分。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成为学术的最高典范，甚至，要发布思想上的创新和发现，也不得不借助对经典的阐发，“依经立义”，才被认为具有合法性。这种排他性的学术文化，造成学术视野狭隘，创造力渐趋衰竭，也使很多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经验不能得到知识界的关注。久而久之，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知识界，既不能对本民族的生活历史提供有效的解释，也不能应对事易时移的变局。晚清以来，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迅速转变了国人的学术观念，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破除原有的文化等级秩序。以小说为例，无论是梁启超式的从启蒙民智的角度肯定小说的社会文化价值，还是王国维式的从美学的角度肯定小说的艺术品质，都提升了小说在文学家族中的地位。与之相应，小说评论、小说研究也渐渐获得了学术身份。鲁迅倡异端、反权威的个人精神气质，触发他对边缘知识的重视，比如提倡多读野史，偏爱被传统文人贬为街谈巷议、诲淫诲盗的小说，并于1911年完成《古小说钩沉》，这种意识和知识储备使他能够率先对民初学术风气的转变作出反应，以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开山。
一项研究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领域，通常有几个必要标志：拥有专业学者、出现研究成果、进人大学课程、设立研究机构。1922年初，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下设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研究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5个分支研究机构，从机构制度上体现出研究范围的扩大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大趋势。机构的成立也促进了学者成长和学术交流，有利于形成学术共识和学术风气。鲁迅1920年在北大兼职任教，《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首次出版，就是在这一时期教学讲义的基础上成书的，而鲁迅当时也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可见一定的学术选择通常是学者个人兴趣和学术场域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第二，西学对传统学术的妥协与改造，主要采取了以现代科学方法整合考据传统的途径。外来的学术文化要在本土落地生根，不可避免要遭遇阻力。在中西学术体系中找寻可通约的部分，以迎合风气的方式来改造风气，有助于化解阻力，促进不同学术的交流融合，“整理国故运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作为民初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整理国故”的倡导者一方面宣传以考据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缓和旧学与新学、国学与西学的对立，化解推进现代学术和新式教育的阻力；另一方面以西方学术方法改造传统文史研究，既把信仰与尊崇的对象还原为研究对象，也逐渐确立了西方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的优势地位。
因此，“整理国故运动”的最大成就，不在于推出了多少具体的学术成果，而在于推动现代学术观念成为知识群体的共识。在当时的学术场域中，开放而趋新的文化观念与深厚的旧学功底的结合，最易于获得认可。章太炎如日中天的学术声誉，胡适急欲证明自己对考据学的擅长，都与此有关。鲁迅获聘北大、厦大、中大等高等学校，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声誉是分不开的，但当他一旦身处学术体制之中，就自觉不自觉地调动了自己的旧学训练，以适应体制的规范，《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在方法上都得益于旧学训练的积累，但学术观念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评价，则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质。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与方法中，积淀着陈旧的意识形态，借鉴西方学术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和客观立场，民初学术致力于把知识、方法与意识形态剥离开来，建立既不割断传统，又不囿于传统的新型学术规范，其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作用，在今天的学术史研究中应给予充分重视。
第三，在推进现代课程体系的过程中，不同学科发展并不同步。以“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概论”为例，这两门课程大约同时进入国人视野，前者因传统资源雄厚以及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发展较为顺利，后者却因与传统资源有较多抵牾而发展缓慢。民国初年，“文学概论”的名目已进人大学课程，但相对而言不受重视，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开展都很不充分，真正能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很少，即使开设这门课。也只是以介绍输入西方、日本的文学理论为主。
1913年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和《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都出现了“文学概论”课程，但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由于缺乏师资，这门课程并没有实际开设出来。在北大，初次教授文学概论课程的是周作人，时间是在1920年，同年，梅光迪开始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文学概论。在当时的教学中，主要借鉴西方相关著作，比如周作人受到韩德《文学概论》的影响，梅光迪直接使用温彻斯特《文学批评原理》作为教材。另一个来源是日本，比如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当然，现代日本的文学理论，其最终来源仍然也要追溯到欧美。鲁迅对文学理论的兴趣是很显著的，1920年代，他在北大开设过“中国小说史”、“文艺理论”等课程，曾以《苦闷的象征》作为辅助教材，即使在“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也“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后来对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等左翼文艺理论也有较为深入的涉猎。在大学的课程建制上，文学理论比较薄弱，专任教师以及开设的连续性、课程的专业性都比较匮乏，但仍然取代了以传统文论为基础的“文学研究法”课程，对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并形成了以西方（先是欧美，后来是俄苏）理论框架为基础的文学理论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至今。如果我们要考察这一时期鲁迅的文学写作，就不能不去了解他当时所接受并向青年学生传授的各种外来文学知识。
第四，与地域、学术背景相关的人事关联在现代学术体制之中仍然是活跃因素，鲁迅进入大学的学术场域，最终又放弃体制内的学者身份，都与此相关。鲁迅与许寿裳、蔡元培的关系，被划为“某籍某系”，与胡适派的冲突，如此等等，都不能仅从个人交往和纯粹的学术分歧的角度去理解。某籍，是指浙江籍人士；某系，是指当时北大的中国文学系。在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之前，当时的教育部、北京教育界和北京大学，浙江籍人士已经占有很大的势力。教育部中的夏曾佑（社会教育司司长）、许寿裳（参事）、周树人（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等皆属浙江籍，且都为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引进。虽然引进的同乡网络有所变动，但是浙籍势力一直存在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中。而北京大学在浙籍知识分子何橘时、胡仁源主政时期，陆续引入章太炎门下的浙籍弟子，如沈兼士、钱玄同、朱希祖等浙籍留日新派人物，而蔡元培与章太炎曾共事革命，私交甚厚，与浙籍弟子也多相识，所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得益于浙籍人士地缘、学缘网络组织成的人际氛围。
蔡元培治校一方面提供了转移风气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在人事上广延富有学识和现代思想的教员和学者，直接促成北大文科的新气象，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以及新文学的诞生，都以此为基础。经过蔡元培的人事调整，扩大了具有浙籍留日背景的学者文人在北大文科中的群体力量，而这一群体也成为新文学、新文化的主要力量。可见地缘纽带通过人际交往介入以职业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并进而影响大学场域和知识生活。如果说任教北大改变了鲁迅等人的人生轨迹，那么，他们进入这个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极大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地图。既然地缘因素事实上介入了文学话语，那么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学的考察，也就应该把对地缘文化的考察纳入进来。
以上四个方面，既体现了西方的学术民主观念和科学精神对中国现代学术建制的根本性影响，也揭示了传统因素的延续。而鲁迅的学术生涯，则显示了这种学术建制对学者个人学术活动的规范和影响。在民初学者群中，鲁迅的异端意识和反叛精神是非常突出的，他终生为异端与“叛徒”的合法权利呐喊，喜好以“煞风景”来挑衅权威，但即使这样，由观念、体制、风气、人事、机构等因素形成的学术场域仍然在相当程度上规约着鲁迅的学术实践。因而以鲁迅为个案，尤能发现社会文化思潮的基本框架和体制的范型。对个体学术文化活动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局限，往往并不只是属于学者个人。也属于一定的学术场域：公诸于众的某些学术观点，也可能与学者的个人见解并不完全一致，却与其所属身份、所处位置、所取策略有莫大关系。
之所以探讨鲁迅与民初学术的关系，是看重它对于学术史研究和鲁迅研究的双重启示。就前者而言，这启示我们在清理具体文本、具体观点、具体知识的时候，对文本、观点、知识的生产机制给予更多重视，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就鲁迅研究而言，则启示我们要重视对文学写作与学术活动进行互文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