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范文

社会工作者范文第1篇

——xx街道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情况调查

近年来，xx街道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坚

持转方式调结构，持续加大科学投入，创新工作机制体制，狠抓工作落实，经济社会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但随着社区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如何创新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成为办事处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带着这些问题，办事处组织专门力量，深入社区、居委会，对社会管理服务工作进行了调研。认为街道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实现了管理与服务的常态化、本能化，而搞好社会管理，必须以人为本，强化政府职能，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一、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主要做法

街道办事处是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最终端。工作开展中始终把社会管理与服务作为主要职能，进行了积极探索。

1、网格化体系初步形成。10个城市社区、13个农

村社区将xx110平方公里划分为23个网格，信访维稳、

1安全生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环境整治、物业管理等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系统，属地管理，各司其责。注重把社区内的设施资源、行政资源、组织资源和信息资源等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合力向社会管理与服务倾斜。杨春社区建立了城市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强化了服务意识，收到了较好效果。

2、管理与服务人员、资金保障到位。按照城市社区每500人配备1人，至少3人;农村社区4-7人的标准配齐配全工作人员，街道财政优先支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费用，保证了管理服务的正常运转，2007年至2010年，街道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经费达5000万元。

3、管理与服务日趋规范。信访维稳工作，畅通居民诉求渠道，街道设立信访维稳综治中心，社区有维稳调解工作室，居委会有工作站，形成了三级维稳体系，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做好解释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稳控事态，保证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社会治安工作，每个社区设立警务室，配备3-5名警务人员，24小时执勤，成立治安联防队伍，对辖区内治安状况进行联防联治，确保不发生治安案件，维护了社会稳定;流动人口管理，在每个社区设立流动人口和房屋租赁工作服务站，对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员做到来有登记、去有方向、租住地明

确，做到了底数清，不失控;计划生育工作，针对xx实际，除正常的管理服务外，加大违法生育查处力度，重点对外来人口和房屋租赁者进行监控，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与流出地计生部门联系，净化空气;环境综合整治，成立专业保洁队伍，健全考核激励机制，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精细化管理取得初步成效;安全生产，以社区为单位组建13支安监队伍，落实街道和社区一岗双责、部门监管和辖区内企业主体责任，组织安监所、派出所、工商所、供电所等部门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限期整改，对行动迟缓或整改不彻底的停业整顿，近年来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另外，各社区服务中心还设立了劳动就业咨询窗口，免费为居民提供就业服务，三年来累计为居民提供劳动就业信息5000多条。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的转型，增加了管理的难度。街道社会管理总

体上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但也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

1、社会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xx特殊的地理位臵，加之近年工业、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为居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平台，吸引众多的外来人员务工经商。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居无定所，且流动性强，给流动人口管理带来很大难度。

2、管理体制需进一步完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基

层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致使管理力度和强度有所欠缺;对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业务能力、技术水平不足，导致想管不会管、管理不到位;属地管理责任与主管责任契合度需进一步提升。

3、公众参与意识需进一步提升。现在社会管理主要

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尽管近年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我行我素，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不强。

三、几点建议

社会管理既是治理更是服务，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

与服务，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融群众工作和民生工作于一炉。治理，更强调政府、社会、市场共同承担。

1、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社会管理涉及多个领域，必

须着眼全局，用系统的思维整体推进，用整合的理念凝聚合力，用综合的手段解决问题，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联动效应，强化主管责任，健全管理体系，加强综合治理，及时提出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理顺各方职责，强化基础组织管理责任，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促进社会管理由传统的单一治理向多元化治理转变。

2、改善基层管理。社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基层，针对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公共需求的多样性，整合社会资源，调整充实社区、居委会社会管理力量，有计划地

组织专业培训，加强社区服务中心阵地建设，增强管理服务者得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再是执法力量加强，在基层派驻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中队，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3、加强“诚信”建设。目前，诚信档案只停留在经济领域、金融业务这一块，要将诚信建设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管理中，建立城市个人全息诚信档案。使每个人都能从他律走向自律，更不会去做有违公德的事，执法机构可联网，信息共享，我们的服务窗口很容易就可查出个人诚信记录，知道每个人的诚信等级， 根据不同等级的信用，设定限制进入领域，政府管理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社会工作者范文第2篇

专家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公民将慢慢形成社工意识，而政府也将随之出台配套政策。社会工作，这个新兴的职业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统计，全国30余万工作人员中三分之一学历在大专以下。仅按上海市政府规定为全市近3000个居(村)委会配备两名就业援助员和社会救助员一项，就需要6000人。

社会工作专业就业方向：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主要是民政、劳动、社会保障和卫生部门，及工会、青年妇女等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团体等机构，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研究、社会行政管理、社区发展与管理、社会服务、评估与操作等工作。

以上就是乔布简历的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工作专业就业前景及社会工作专业就业方向，希望大家了解清楚后能够对以后找工作有更好的认识。

本文来源

社会工作者范文第3篇

(一)3

1. 我国政府应该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判断 正确 错误

正确答案：正确

2.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政府立即制定了应对危机的法案。() 判断 正确 错误正确答案：错误

3. 外国的社区服务组织就是志愿者组织。() 判断 正确 错误

正确答案：错误

4. 在新加坡，法院判案不受任何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和影响。() 判断 正确 错误正确答案：正确

5. 欧美国家社会管理正在形成平行网络状的互动管理形态。() 判断 正确 错误正确答案：正确

6. 我国社会正在变成多元化、多样化社会。() 判断 正确 错误

正确答案：正确

7. 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新命题的是()。 单选 A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B 十届人大三次会议C 中共十六大D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正确答案：A

8. 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表现为()。 多选 A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B 产业结构的变化C 城乡结构的变化D 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E 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正确答案： A C D E

9. 我国当前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包括()。 多选 A 贫富差距B 道德失衡C 外国排挤D 干部腐败E 诚信危机F 社会失范

正确答案： A B D E F

10.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总要求是()。 多选 A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B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C 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D 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工作者范文第4篇

摘 要：中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在实践中亟须建立成熟的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准则，尤其亟须确立其专业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从“发生学”的视角分析中国与西方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土壤和社会发展进程，可以看出，无论从道义层面到操作方法层面，还是从核心价值观到实践领域，我们需要对西方的专业关系准则进行全面的本土化，也就是提倡“道义追求下的专业关系+工作关系+朋友”的模式。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关系；伦理准则；本土化

社会工作在西方产生并发展100余年来，已经成为一门受尊重、受信任的专业。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工作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在本专业的伦理准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方面的教育和教学也刚刚起步，而且基本上是沿用西方社会工作中所实行的“专业化的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本文意在通过分析中西方社会工作的不同文化土壤，提出社会工作伦理准则本土化的一些思考与建议，以就教于读者。

一、伦理准则的焦点：专业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1.专业关系的定义

当服务对象遇到困难无法解决而寻求专业社会工作者帮助时，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便产生了关系，这种关系被认为是由于实施社会工作专业而产生的人际关系，因此被称之为“专业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简称专业关系。对于它的定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比斯底克（Biesteck）把专业关系视为“个案工作员与案主之间态度表现与内心感受的动态交互反应关系，目的在协助案主与个人环境间做更适当的适应”①。许临高认为，专业关系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互动过程所产生的助人关系，它在助人过程中是必要的媒介，透过专业关系的建立，工作者得以运用助人的专业技巧，协助有困难的当事人解决问题并对环境做较佳的适应”②。廖荣利对专业关系的看法是“指专业人员和案主的内心感受和态度表现的动态交互反应关系，工作人员透过此种交互作用以协助案主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改善和增强”③。

综观上述定义，不难发现，各位学者关于专业关系定义的共同点就是强调专业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在持续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助人关系。其目的是要营造一种氛围，使服务对象感到被尊重、被接纳、被了解、被肯定，从而消除服务对象自己的心理防卫机制。只有这样，社会工作者的一切努力才能够传递给服务对象。

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具有天然的平等性。它是基于服务对象的需求而产生的，社会工作者具有明确而强烈的助人动机和感情投入。它强调双方的互动性，要求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努力完成。专业关系也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它建立于服务对象的求助与社会工作者的接案，结束于服务对象获得帮助后的结案。因此在助人过程中，专业关系是一种方式而非目的，意在获得服务对象的认可，促成其良好的参与。同时，专业关系的建立还需要投入情感，使服务对象获得心理支持，从而愿意接受帮助并做出改变。此外，这种助人关系又是非批判的、接纳的、尊重的关系，允许受助者表达其负面感受和情绪。

2.专业关系的实质

专业关系的实质就是相互信任的职业关系。

首先，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具有个人信任，对社会工作者的动机和能力有正面和积极的预期，因而愿意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处于弱势姿态，相信社会工作者不会利用他的弱势来损害他，并且有能力协助他从弱势中恢复过来。其次，服务对象的这种信任更是对于社会工作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工作专业的信任。正如我们不会去检查飞行员的任职资格而放心乘坐飞机、不会要求医生出示医师资格证便放心就医一样。说到底，这种信任是一种制度上的信任。第三，社会工作者不仅要相信服务对象确实是自认为需要帮助的，而且必须要表现出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因为她是获得认证的专业人士，她对当事人和本专业都有应尽的义务”④。

二、专业关系准则的本土现状

西方社会工作中的伦理准则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制订与完善过程。1920年，美国社会工作界就开始了他们“试验性的伦理准则”(experimental code)。1960年，他们制订了第一部正式的伦理准则，该准则于1980年予以修订。到1996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制订了更为全面和详尽的《伦理准则》，并于1999年进行修订。伦理准则经过历次修订而不断得以完善。

就中国而言，民政部于1987年在北京举行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确立了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但是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在理论建设层面还是在实务操作层面，社会工作一直都存在着沿袭甚至照搬西方体系的倾向。尤其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的这种倾向已经带来了一些问题，如西方的专业关系准则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状之间产生的大量、持续的冲突。目前，这些问题并未引起我国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足够关注。因此，有必要探讨专业关系准则的本土现状。

1.人际信任强于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来源于对理性的和普遍的制度的正面预期。例如，人们在通过马路时，相信红灯一方不会有车辆冲出来把人撞伤，这就是人们对于制度的充分信任。与此相对照，人际信任则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情感联系。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呈现为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说人们通常并不是对所有交往对象都一视同仁，而是按照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分出远近亲疏并予以差别对待。因此，中国人往往最信任自己的亲人，比较相信朋友和熟人。同样，服务对象在向社会工作者求助的时候也是“先自己人，后陌生人”。一旦发生危机，中国人一般首先想到是求助于家人和朋友，如果无效才会向社会制度求助。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行为方式虽然在涉及公共事务方面日渐淡化，但是在社会工作通常所涉及的私人生活领域却依然占据上风。

人际信任的作用大于制度信任，这在中国十分普遍。这不仅源于中国人的传统行为方式，而且与中国的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社会工作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许多求助者甚至是在亲朋好友都爱莫能助之后才第一次听说还有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社会工作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获得如飞行员或者医生那样的足够的制度信任。而且中国人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之间往往还会出现水火不相容的情况。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即使对制度非常信任，而一旦遇到制度中某个不值得信任的个体，那么至少在此时、此事上，制度信任也会因此很容易土崩瓦解。在私人生活领域中这种情况格外常见、也格外严重。

笔者在工作实践中已深深体验到了缺乏制度信任所产生的障碍。在“单亲家庭青少年社区禁毒康复模式项目”进行过程中，项目组从一开始就不被吸毒青少年及其监护人所认可。他们的问题是：“你是警察吗？是医生吗？是居委会的？那你们是做什么的？是他们（警察）派来监视我们的吧。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这个问题连科学家都没办法解决，你们又能做什么？”除了服务对象的不认可之外，项目组同样也得不到正规机构的认可。不仅公安干警对项目组满腹狐疑，就连居委会也认为：“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带领他们做个尿检，汇报他们的动向吗？申请经费做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项目很难深入开展下去。最终问题的解决是项目组采取了新的策略，从依赖制度信任转向努力发展人际信任，依靠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密切接触所带来的人际信任完成了项目工作。

2.人情关系优于职业关系

与西方社会那种以个体为社会基本组成单位而个体具有极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相适应，西方社会工作的伦理准则要求，社会工作者不得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以外的其他任何关系。这一准则的核心理念是防止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对服务对象造成任何实际的或者潜在的损害，因为西方的社会工作者往往与行政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拥有一些实际的权力。该准则使得西方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具有了独特性，即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专业的职务关系，而非私人关系。因此这一准则才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助人活动的过程中必须严守“专业自我”，必须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区分开来。

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西方社会工作的职业关系的伦理准则是难以实行的。一方面，由于社会工作者并不直接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也不拥有任何实际的行政权力，损害服务对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只能更多地依赖自己主动创建起来的人情关系来开展社会工作。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服务对象五花八门。那些通过朋友介绍而来的服务对象，或是过去帮助过社会工作者而现在有困难来求助的服务对象，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已经与社会工作者具有了或强或弱的人际关系，因此非常希望能够获得特别的关照。如果社会工作者恪守西方的专业关系的准则，板起面孔，强调一视同仁，那么服务对象就会认为这是不通人情世故，不值得交往。结果，这次社会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与此相类似，如果服务对象向社会工作者馈赠礼物或者邀请社会工作者参加私人社交活动，其目的是表达谢意，并希望开展进一步的交往，那么这时社会工作者遵循西方的专业关系，以断然拒绝的方式回绝对方，就意味着不给对方面子，也就无法继续交往下去，甚至会破坏社会工作者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而且，与服务对象建立如西方那种纯粹的职业关系会让服务对象觉得你不可能真心帮助他们，由此，社会工作根本也就无从谈起。

在笔者所参与的社区禁毒工作过程中，每一位禁毒社工都要协助20人左右的社区戒毒者，更多的是靠一种人情关系来开展工作。社工们的体会是：“人都是有感情的，只是他们更冷漠一点。我们一开始就问寒问暖，一起吸支烟，帮助解决一些家庭困难、心理问题等。渐渐地，他们就认可你了，把你当朋友看，有什么问题和你沟通。我现在每到过节，首先接到的短信都是他们发来的。”“和他们一处就是三年，他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说实话，有时候比他们都上心，想不成朋友都难。”“能成为朋友是件好事。比如做尿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特别不配合的，有时候说消失就没踪影了，打电话也不接了。等熟了以后，他知道你是为他好，如果不出意外，也会很配合的。”

3.一视同仁不敌因人而异

在确定哪些人应该获得帮助的问题上，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回答截然不同：西方社会表现出了更多的普遍性，即一视同仁；中国人则表现出了较多的特殊性，即因人而异。这是因为，西方的社会工作最初产生于基督教文化之中，贯穿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倾向，对于那些接受帮助的人，哪怕是罪犯或吸毒人员，只要他们陷入困境，人们就会认为应该给予帮助。可是中国人的助人往往渗透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道德身份原则，只有值得同情的人才有权获得他人的帮助，也就是说在助人之前首先要划分出“清白无辜”者与“罪有应得”者。对于那些违背道德标准的人（特别是一些身份特殊的人，例如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或者性工作者），要想无条件地接纳并帮助他们，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正是在中西这样大相径庭的文化背景之下，西方伦理准则所要求的纯粹职业关系，在他们的社会中被普遍理解为“坏人也去帮助才符合职业要求”，而在中国却被理解为“什么职业也不能帮助坏人”。也就是说，如果一味地强调西方的纯粹职业关系，那么在中国往往会引发对于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的质疑，甚至可能削弱对于社会工作的制度信任。

对此，我们恐怕无法等待中国文化步履蹒跚的转变，只能尽可能地绕过职业关系这块“是非之地”，尽可能直接借助于“好心有好报”这样的传统思想资源，把针对特殊身份人群的社会工作转化为社工人员个人的积德行善，把服务对象的特殊身份转化为“我的朋友”。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受到攻击与阻挠，才能完成社会工作。

4.助人为乐少于不思回报

西方的社会工作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了某些宗教精神，强调社会工作者除了职业的劳动报酬以外，主要是获得自我实现与自我享受，任何助人活动都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其他回报。因此只有靠拥有助人为乐的强大思想源泉才足以把社会工作支撑下去。

与之相对照，在中国，虽然助人为乐是国人提倡的人性中的美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助人为乐更多的却是来自于由“施恩图报”而升华的“不思回报”。这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助人活动本来是应该获得劳动报酬之外的其他实际回报，只不过由于助人者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义”的道德境界，才会“不思回报”。因此，社会工作就变成了一种对于道义理想的追求，而绝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如果不是依靠道义上的追求，那么现在的这种低收入、低声望与高付出的社会工作专业恐怕无法吸引较多的有志青年。也就是说，如果在伦理准则上像西方那样把社会工作规定为仅仅是一种职业，那么既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也有损于社会工作的发展。

三．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本土化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西方的专业关系准则在本土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如此之多的水土不服，我们完全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关系。其实，当代西方的社会工作也出现了反思专业主义和专业界限的“去专业化”思潮。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发生多重关系不可避免，有时多重关系甚至是建设性的，有利于专业关系的建立。甚至有学者提出：“包含有关爱和友谊的工作关系才是一种成功的助人关系。”⑤所以笔者的思考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的专业关系，而是首先要吸收西方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然后把专业关系放在本土情境中加以检验，力求得出一个可以操作的结合方案。只要这个方案适应中国的具体要求，能够在社会工作中发挥良好作用，又不违背最低限度的伦理界限和核心价值观，那就是一个好办法。

1.要不要道义追求

中国在引进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的过程中，出现了技术化与操作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许多方面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例如中国社会工作提出的自主性、无害性、获益性、公正性和诚实性这五项基本的道德原则⑥，均属于如何操作的问题，而不是追求什么的问题，更没有深入到应不应该去追求某种东西的层次上。

在西方的社会工作中，之所以不讨论追求什么的问题而矢志不渝地把社会工作硬性规定为仅仅是一个职业，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任何一种社会势力把社会工作偷换为某个宗教的“洗礼”甚至“圣战”，就是为了把社会工作的道义目标固定为保护人权这个目前西方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其一，中国并不存在某种宗教全面统治世俗生活的历史与前景；其二，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国人开始呼唤并追求道德的自我升华；其三，要完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离不开道义的感召。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中提出与突出道义追求，不仅必要而且必然。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道义目标应该是百花齐放的。

正是从这样的国情分析出发，笔者认为，在努力实现专业化（按照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原则，强调具有可操作性的技巧与方法、可证实的确凿证据和精确评估）的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应该把培养助人为乐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同等重要的根本任务。对此，中国学者已经有过许多论述，例如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的强烈的助人观念驱动的社会互动，它是一种价值相关的社会行动。”⑦这不仅仅是要培养社会工作者自身的道义追求，而且还包括让社会逐渐理解：确实有这样一批人在奉行着助人为乐的心灵准则。唯有如此，社会工作才能够不仅在专业水平上，而且在人格高尚的层次上，主动争取到自己的社会声望，从而茁壮成长。

2.如何看待道义追求的他律

社会工作的道义追求与伦理准则实际上向公众提供了一个衡量尺度，用以监督社会工作者履行专业的情况，公众因此不必陷于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之中。这就是社会工作的道义他律。正如郭景萍所说：“现代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化利他主义的社会行动。这种社会行动既不是奉献型的，也非完全互惠型的。社会工作的利他行为是受特殊情境中的社会准则以及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控制的，并非直接来源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动机或道德。”⑧说到底，把社会工作的道义追求和伦理准则公之于众并不断地予以申明和宣扬，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工作自身发展的最大推动，也从宏观意义上表明了社会工作所从事的就是真正助人为乐的专业。

就西方的社会工作而言，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和现实社会里，越是专业化与职业化的，越是假设社会工作者可能以权谋私并且因此而严加管束的，就越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支持与督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性恶论”。这成就了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准则。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的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彼此的信任。如果社会工作连自己的工作者都不信任，还需要林林总总的条条框框来严防死守，那么中国普通公众很可能不会把这理解为社会工作的自律，反而认为是对自己成员的人格缺乏信心，由此很难再奢谈帮助别人。因此，中国的社会工作在沿用西方的“专业关系”这个名词时，必须要向公众讲清楚并且以实际行动来证明社会工作的伦理准则主要是为了培养社会工作者的助人为乐的专业精神，而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他们自谋私利。从而，社会工作首先受到社会的道义监督，建构起对自己的社会监督机制。由此，社会工作所提倡的道义追求也就不是传统的“修身养性”，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的具体体现之一。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进行助人这个专业工作的同时，应该把社会工作的基本专业知识更加广泛地传播给大众，提高服务对象对于社会工作的了解和评判水平。

3.重新界定与评价双重、多重关系

社会工作的道义追求也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决定了社会工作的具体操作。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是使能者、联系人、倡导者、教育者、治疗者。⑨这一界定本身就包括多种人际关系，所以我们真正要提倡的，不是禁止在专业关系之外存在任何其他关系（多重关系），而是提倡要严格遵守社会工作的助人原则。

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的专业关系，在双方关系建立之初，就会在纯粹的专业工作中或多或少地渗入中国特有的人情味，而最终会发展成为朋友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保持并发展下去。这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际互动过程中的人情、面子、关系和情感等因素。因此，笔者认为，与其小心翼翼地去保卫那其实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纯粹的专业关系”并且因此使自己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还不如放开手脚，解放思想，建立在中国文化情境中的专业关系。

在美国的社会工作伦理准则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专业关系这一术语，而到了90年代才明确禁止双重、多重关系。其含义有两个层次：其一是指社会工作者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利用、操控、欺骗或压迫服务对象，从而获得物质利益关系或者情感关系，也包括性关系；或者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人成为这种关系的受益者。西方学者认为这破坏了专业关系。其二是指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互赠礼物、参加服务对象的社交活动等，这只是为了增进与服务对象的了解，更好地融入到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包括了关爱和友谊的工作关系。这也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超越专业关系的情况。在美国，上述定义体现出一种把伦理和操作融合在一起的思想倾向，而且相信只有使用可操作的、专业的、技术的方法，伦理才能最终得以实现。笔者认为，上述定义的产生恰恰是由于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方法，多数源自于心理学并且特别注重个体的行为与干预。在其中，接触、拥抱和感性语言等行动往往是鼓舞服务对象的常用方法。这就极易导致服务对象的移情，如果遇到双方的性观念都相对比较开放，就容易产生两性之间的情感关系及性关系。因此西方社会工作才需要想方设法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

反观中国，在不否认最新发展的同时，人们也都会承认，在传统文化的“礼”的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人仍然存在着很强烈的“亲密禁忌”，即使在同性别、同年龄、同身份的熟人之间也绝少出现动作化的人际接近。这种行为习惯甚至阻碍了相当多的西方传来的社会工作方法的实际应用。也就是说，在中国，我们不应该假设人际关系的密切就一定会带来亲密关系。因此西方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严禁社会工作中的多重人际关系的做法，在当前中国充其量也应仅仅是一种次要的补充规定而已。笔者认为，在本土情境中，首先，应该与西方同样严格地禁止涉及两性情感、特别是包含性关系的双重、多重关系，尤其是发生在存在专业关系期间的这种双重、多重关系，更应严格禁止。其次，应该接受和允许那些无损害的、无两性情感联系的双重、多重关系的存在。这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在感情投入过程中主观无意识的、没有对服务对象造成不良结果的、建立在个人友谊之上的人际关系。第三，应该允许那些后来发生的、由专业关系引发的人际关系。第四，应该建立相关的上报机制，以便于社会工作者及时上报互赠礼物，报告参与社交活动等情况；还必须建立有效的监查机制，查处任何牟利行为。

四、总结

毕仁（Z.T.Butrym）在他的《社会工作本质》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的哲学思想主要源自三个假设：一是对人的尊重；二是相信人有独特的个性；三是坚守人有自我改变、成长和不断进步的能力。”⑩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还应该增加第四个假设：崇高的道义追求是社会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和谐的人际关系则是社会工作的充分条件。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应该主张“专业关系+工作关系+朋友”的关系。这是一种“多重与多种关系融合的关系”B11，也就是本土化的专业关系。

对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不能仅仅因为其在中国难以实现就加以否定，更不能因为中国国情的不同而弃之不用。从“发生学”的视角考察中西双方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发展存在的差异，考察这些差异是否足以构成对社会工作专业关系伦理准则进行本土化修正的充分理由，从而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应有的路线，这是笔者此文的主旨。笔者在工作实践与本文写作过程中最深刻的体验就是：如果仅仅在操作的、技术的、专业的层次上思考问题，那么无论是全盘照搬还是全盘否定，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无法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认真的对话。社会工作无论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作为一个实务工作，都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理念与价值目标，而且把这种反思作为自己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笔者愿以本文抛砖引玉。

注释

①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283页。

②徐锦锋等：《社会个案工作—理论与实务》，许临高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126页。

③黄维宪、曾华源、王慧君：《社会个案工作》，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第112页。

④［美］拉尔夫•多戈夫、弗兰克•M•洛温伯格：《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南》第七版，隋玉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⑤Signe Ylvisaker.Tales from the sequestered room: Client experiences of social work in Norway and Sweden,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1（8）:14.

⑥谢莒莎：《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及其解决方式》，《社会工作理论探索》2009年第6期。

⑦王思斌：《社会工作：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5期。

⑧郭景萍：《现代社会工作的基本特征：制度化利他主义》，《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⑨许莉娅：《个案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⑩转引自周永新：《社会工作的哲理基础》，《社会福利》2002年第4期。

B11张洪英：《社会工作教育及专业社会工作关系的透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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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春梅.试论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本土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1).

［4］［美］拉尔夫•多戈夫，弗兰克•M•洛温伯格.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南第七版［M］.隋玉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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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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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思斌.试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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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3］王永慈等.社会工作伦理—应用与省思［M］.台北：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2.

［14］易钢.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面临的三大问题［J］.中州学刊，2007，(11).

［15］张洪英.社会工作教育及专业社会工作关系的透视［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1).

责任编辑：海 玉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潘绥铭，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872）。

侯荣庭，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高培英，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26）。

社会工作者范文第5篇

的态度和看法的调查报告

誊写人：廖静仪 外国语学院 国商108班 1018100209

调查时间：2011年10月26日至2011年11月20日

调查地点：广州大学

调查对象：47位大学生

调查目的：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一时出现信息爆炸。一件事，可以在一瞬间，出现在各大网站，各大媒体。而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出了一些曾经看起来很稀奇的事情。就如几年前的“彭宇案”和最近的“小悦悦事件”等。据相关统计，最近几年出现了至少十二起搀扶跌倒老人被诬陷事件，是什么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人们的正义感真的是日渐降低了吗?还是，媒体的无意炒作引起了人们自身权益的警惕?或者是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们?为此，我们对广大学子们作出了问卷调查，以了解当前大学生对助人为乐及社会出现的冷漠的现象的态度和看法。

关键词：大学生、助人为乐、小悦悦、彭宇、冷漠、见义勇为、道德

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情况：通过问卷设计，调研实践及数据统计完成了此份"关于广大学生对助人为乐及社会出现的冷漠的现象的态度和看法"的问卷调查，在广州大学进行调查并一共收到了47份有效的调查问卷回馈。现在我从设计问卷的背景、广大学生对助人为乐及社会冷漠现象的态度以及解决方法这三方面进行问卷分析。

(一)背景

首先我先列举一些案例。

2006年11月20日上午，南京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彭宇案”。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 2011年8月27日中午，一辆大巴车在石庄镇西边的张黄立交桥上看见了一名骑三轮车的老人被撞倒，司机殷红彬下车搀扶了老人。不想面对警方的调查，那老人一口咬定是那辆撞倒大巴车撞她的，最后，通过调阅监控录像，警方发现，正如殷红彬所述，他不是撞人者，而是下车救人者。

2011年9月2日上午，在湖北省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了。这期间来往者众多，但大家仅仅是围观，却无人敢扶他一把，致使他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2011年10月13日下午，广东佛山两岁的王悦(小悦悦)在家附近的巷子里玩耍，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型货柜车先后三次从悦悦身上碾过并逃逸。然而18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是漠然不理，无一施以援手。最后只有一位拾荒者陈阿姨将小悦悦扶起，躺在路边小悦悦就这样躺在血泊中七八分钟，最终抢救无效。(以上例子皆出自人民网)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达，中国人越来越患上了“发达社会冷漠症”，它突出表现为：社会越发达，人的竞争意识越强，法律的自我表现保护意识也越高。一些时候，许多受到帮助的人们不太懂得感恩，这也就使得人们帮助他人的热情减退。当我们去帮助别人，可能会

招来旁人异样的目光。帮助他人逐渐成为一种“非主流”的行为，使得我们渐渐缩回了那只帮忙的手。还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善心恰恰是中了别人恶意的圈套。例如好心借手机给他人手机却被盗了，将路边摔倒的老人扶起却被诬陷是肇事者，勒索医疗费等等。人们逐渐功利化。在做任何事之前都喜欢思考投入回报比，不再愿意无偿地奉献、自发地帮助别人。如果中国社会30年的经济腾飞换来的是“发达社会冷漠症”，我们要反问自己，难到这是我们要的社会发达吗?

(二)广大学生对助人为乐意识及社会冷漠现象的态度

在上文描述的背景下，根据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47位大学生中，当被问到“碰到有人摔倒在地等现象你会上去扶他起来吗”，有9位同学表示会毫不犹豫地去扶起对方，而有20位同学表示会拨打110或120等待别人的救援，还有17位同学表示会先拿手机等物品进行摄像或录音，当已得到自己清白证据后再去搀扶。可见，经过一系列的“彭宇案”后大家似乎都闻“扶”色变。再问到“碰到街上有人偷窃或是抢劫是否会揭发”时，47位学生中仅仅只有9人表示会见义勇为，更多的会选择报警以静观其变，更有6人认为只要不偷或是抢到自己就不去管。这种助人为乐意识和见义勇为的淡薄，不仅反应了个人抱有不惹祸上身的想法，也显示了见义勇为后续保障制度的缺失。由于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英雄流血又流泪”，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民群众见义勇义的积极性。这也是造成的当今社会频繁出现见死不救、见危不帮现象，英雄缺失，人们感慨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你认为社会道德是否在倒退”，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认同，他们认为社会发展加快，人们心态落差剧烈，进而造成社会道德水平的倒退。也有两成受访者认为在一些案件的负面影响和新闻报道的影响下，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平的倒退。再问及“社会道德倒退的原因”，超过半数人都把矛头指向许多如“彭宇案”负面案件的出现，使得社会互相信任度下降。这无疑是非常令人失望的。现在见义勇为者甚至抓到嫌疑人交给警察，因为怕被犯罪嫌疑人受伤赖上自己，而不愿作证，更不愿做什么见义勇为者;老人摔倒在地，路人怕被冤枉上是自己撞到的，而不敢上去掺扶，即使好心人做好事，也要报警备案或是让多人作证后才敢去帮助老人。社会“净化”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三)解决方法

为了增强人们的助人为乐意识，我在这提出几条建议：

1、学校和家庭中的教育改良。在学校和家中对孩子们做好基础的教育工作，从思想上和行为上正确地引导孩子们从小乐于助人，真诚为人。

2、对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引导。宏观上倡导和谐、关怀、友爱的社会氛围。树立起一定的道德楷模，并通过公益广告等宣传手段来养成民众一种正确的意识，从而将意识转化为行为，以一带十。

3、使民众懂得感恩，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真诚的表达感谢，从而也加入到助人为乐的群众当中来，营造起互帮互助，和谐友好的环境。

4、严厉打击那些利用人们善心犯罪的行为。政府加强相应的监管与治理，媒体适时曝光，使群众更能明辨真假，让不法分子无从下手。

对于改善社会冷漠英雄缺失的现象，我也有两条建议：

1、国家相关部门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见义勇为的后续保障制度。关爱见义勇为、勇于牺牲的人，免除他们后顾之忧的，不但能给那些道德高尚的人一种精神上和实际上的满足，同时，也能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增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源力，使把好人有好报、善有善报逐渐变成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社会行为。这也有助于激发人民群众同违

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勇气，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