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近年来，旅游与生计方式的话题受到学者关注，但较少从“人”的角度关注旅游社区的生计方式转型。文章结合个人建构和文化适应理论视角，运用积贮网格分析方法，以雨崩藏族村寨为案例地，构建了“宗教信仰-传统规则-日常生活”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究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在生计方式转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研究发现：(1)相比现代旅游业，传统农牧业生计方式与神山信仰亲和度高，本地人内心更加安定。(2)传统规则在传统农牧业生计方式下对社区治理成效显著，但在旅游治理中失灵，当地人为此焦虑但却无能为力。(3)旅游社区日常生活失去了农牧业时期的节律性，闲暇时间被挤压。这一系列文化不适与族群“文化恢复力”的强弱和旅游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文章最后还探讨引入“文化资本”以完善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
[关键词]生计方式转型;传统文化适应;个人建构理论;积贮网格分析;民族旅游社区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2.007
引言
近年来，从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SL)视角探究旅游问题受到学者广泛关注。Tao于2006年首先将SL引入旅游研究领域，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生计策略 [1-2]。可持续生计围绕资本、能力、策略与结果等核心要素展开的理论路线，能把宏观社会扶贫问题、中观社区发展与微观人类生产有效勾连起来，对旅游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开拓意义。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生态学、管理学、人口学等视角对旅游与生计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3]，主要聚焦于旅游开发导致当地 社区生计资本发生变化与生计策略多元化两个方面[4-5]。这些研究提升了我们对旅游扶贫与社区发展的理解，但对社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重视不足，见“物(生计资本、策略与结果)”而不见“人(当地人的感知、意愿等)”。个别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关注了拉萨中心城区年轻人未来旅游业生计选择倾向[6]，但总体来看，该研究关注的依然是生计方式选择这一具体问题的技术性质，以选择的结果为导向，对发展过程中“人”做出选择的主观意愿和过程缺乏关照。乡村社区研究中有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作为社区“人”个体及集体价值观的体现，在已有生计方式研究框架中未能受到应有重视[7]。因此，本文拟通过从传统文化视角对人的关注破解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领域对“人”的缺失，并进一步探讨SL框架对“传统文化”的忽视。
文化是人类对其周围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8]，人类个体或群体在面对特定环境的改变而带来的压力时，为了谋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会在心理和行为方面做出自觉或不自觉的调整和改变[9]，最终实现文化和价值观的转变。因此，展现人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生计方式，不但关联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与文化适应关系密切。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下半期的深化与扩展以及人们跨国、跨地区流动性的增强，这一文化适应问题早已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和研究。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移民长期嵌入语境下，非主流族群與主流族群的文化适应问题[10-11]，据此产生了一些理论成果，例如文化同化、文化休克、文化同化模型、多元文化适应模型等理论[12]，但对现代旅游发展语境下，游客短期流动带来的社区内部生计方式转型从而导致的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则较为薄弱。从现实发展来看，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当地生态文化系统相适应的游猎、游耕、游牧和农作等生计方式[13]，一旦外部力量不当干预可能造成生计方式失范，并给当地人带来文化与心理不适[14]。可见，对生计方式转型背景下传统文化适应问题的探讨事关当地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本文将从文化适应理论入手，关照当地人在生计转型背景下的具体感知和意愿。
文化适应涉及个体或群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建构认知的过程，因而建构主义对文化适应的过程极具解释效力并成为其重要的认识论和研究范式[15]。传统研究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主，以宏观社会发展或中观社区集体为视角探讨文化建构过程，瑞士心理学家Piaget认为知识不是来自客体或主体，而是来自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16]。美国著名心理学家Kelly在继承Piaget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心理学实践创立了个人建构理论(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PCT)。这一理论坚信普通大众具有预测与控制其命运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其个人历史背景和价值判断，避免过度依赖专家和观察者所带来的偏见[17]，能从微观个体把民族旅游社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影响及其对生计方式转型的不同感知与话语整合在一起。基于此，本文结合个人建构和文化适应理论视角，创新运用积贮网格分析方法，以雨崩藏族村寨为案例地，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探究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问题，具体包括：在由传统农牧业迈向现代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人存在怎样的感知?是否存在传统文化和心理不适的问题?如果存在，其表征体现在哪些方面?产生这些不适的深层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探究在实践上不仅关系旅游发展，更关乎当地“人”的福祉;在理论上，以期弥补旅游对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不足，深化乡村社区、可持续生计与传统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
1 研究回顾与理论框架
1.1 旅游与可持续生计
可持续生计思想源于20世纪80—90年代Sen、Chambers等人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18]，在扶贫、乡村发展、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等领域占据主导话语权[19-20]。生计由生存所需要的能力、资本和活动构成，当其面对压力和冲击时能够恢复，为子孙后代提供可持续发展机会，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也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均为其他生计贡献净收益，并不会对自然资源产生破坏[21]。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部[22]建立SL分析框架，对乡村脆弱性背景进行分析，将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影响生计策略的因素等众多核心要素链接起来，被普遍认为是生计分析的合适工具。Shen[3]等据此提出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for tourism，SLFT)，包含资本、旅游活动、结果、制度安排和脆弱性环境，将SL与旅游勾连起来。
旅游领域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其一，旅游发展对社区生计资本、策略和结果的影响。一般认为，乡村旅游增加了农户生计资本，使生计策略多元化[23];也有研究发现，由于价值较低，旅游业并不能挽救亚马逊热带雨林与传统文化[24]，旅游收益分配不均导致部分社区居民被边缘化[25]。尽管旅游业从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影响了社区生计与发展，但总体来看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26]。其二，旅游业与传统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与农牧业等传统生计方式相比，旅游业为当地人带来了更多、更快的现金流[27];部分乡村社区因参与旅游而放弃狩猎、采集和畜牧业等传统生计方式[28]，在再安置社区旅游已成为主要的生计策略[29];基于案例实证，席建超和张楠[30]认为旅游主导型“专业化”生计模式好于非旅游农户兼业化的“多元化”生计模式。尽管研究者认识到现代旅游生计方式的优势，但并非主张旅游业完全取代传统生计方式。Tao[2]认为在相对闭塞的乡村边缘社区，旅游补充而不是取代现存生计方式，从而使当地生计策略多元化。Fabinyi通过探讨当地人在旅游业与渔业之间的抉择，认为把旅游业作为单一生计方式将充满风险[31]。因此，已有研究关注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生计方式转型，但对可持续生计主体“人”的讨论不足，尚未发现基于生计方式转型的背景对民族旅游社区居民文化适应问题的探讨。
1.2 文化适应与传统文化理论框架
文化适应源于全球语境下不同文化群体的迁移与流动。在多元文化世界和国家中，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过程中，大都面临文化适应问 题[32]。已有研究主要基于非主流族群与主流族群在文化交往和融合过程中的态度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例如Berry根据个体在文化适应中面临文化维持以及接触和参与情况构建了“多元文化适应模型”，并提出4种策略——整合、同化、分离与边缘化[33]。学者主要基于这一理论模型对长期跨国跨境跨区域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进行研究，例如陈凤兰探讨了中国新移民在南非遭遇的文化冲突及其适应策略[34]，赵金锁和王晓燕分析了跨境民族的文化适应与制度创新[35]，陈晓毅分析了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模式[10]。流动过程中文化的融合与适应对人类族群文明的发展与传承至关重要。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族群价值观和生计生产的历史积累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在族群迁移过程中呈现优胜劣汰的发展进程[35];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乡村社区发展的重要生计资本[36]，能增强生计恢复力并提供破解流动带来文化冲击的适应性策略[37]。在现代旅游发展语境下，大量短期游客流动相比以往移民流动性不仅更加频繁集聚，更直接催生社区内部生计方式整体转型，在此背景下，当地居民能否坚守已有价值，传统文化会如何适应与传承值得深思。
传统文化是人類学的核心概念。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价值，族群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释为文化的不同[38]。Tylor[39]首先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Kroeber将文化归为描述性、历史性、规范性、心理学、结构性和遗传性等6大类，强调了文化的宗教信仰、传统规则和习得习惯等重要维度[40]。宗教信仰是一个族群传统文化的核心，具有坚定的稳固性。传统规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形态，一旦制定和实施必将强化族群的宗教信仰。美国阐释人类学家Geertz认为，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把人们置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之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他们的难以理解之处就会消释[41]。Lefebver也认为，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最深层次的链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42]。因此，传统文化体现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之中，宗教信仰和传统规则不是虚无缥缈而是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此构建了本文传统文化适应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2 案例选择与方法论
2.1 案例选择
本文以生计方式转型为背景，选择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雨崩村为案例地。原因如下：首先，雨崩村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该村分为上、下两个村(队)，海拔分别为3150m、3050m，四面环山，3条河流流过，尚未通公路。其次，绝大多数村民是藏族，全民信奉藏传佛教和神山卡瓦格博，身处紧密团结的文化共同体之中。再次，雨崩村是民族旅游村寨的典型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政府和开发商未介入的情况下自主发展起了民族旅游，具有全民参与和全面参与的特征;牵马送客服务和客栈食宿接待是村民参与旅游最重要的两种形式;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规范和约束村民参与旅游的规则，因此被誉为“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旅游社区”[43]。最后，旅游发展之后，雨崩村传统农牧业主导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村民存在不同程度的传统文化心理不适的问题。
2.2 方法论视角
个人建构理论视角下的群体文化适应分析。文化适应可理解为人们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不断建构经验世界的主观活动，而建构主义认为人类对现实的认知是主体在与客体交互过程中对客体的建构，承载着主体的价值倾向[15]。因此，建构主义是文化适应分析与研究的重要范式。从认知角度来看，建构主义可划分为个人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前者认为认知是个体在已有认知结构基础上，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变革、建构认知结构的过程;后者也把认知看成是个体建构认知的过程，区别在于它更注重这一建构过程的社会性，认为认知是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交互作用建构知识的过程。Kelly在继承建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运用一整套方法(如积贮网格分析法)对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进行诊治并展开相关研究，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综合与理论抽象创立了个人建构理论[17]。他认为“对宇宙所有当下的解释都可以进行修正或替换”“任何一个人都是科学家”，普通大众具有预测与控制其命运的能力，并取决于个人的历史背景和价值判断。PCT的核心概念是建构即人们用来观察世界、洞悉世人的方式，人们通过它理解世界并掌控自己的命运。旅游领域运用PCT开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探究[44]及对游客感知的分析[45]。将其运用于乡村旅游社区的探讨则较为薄弱，仅有Schweinsberg探讨了从林业向自然旅游转型过程中如何理解当地人对于自然的看法[46]。因此该认识论视角对于本文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探索尝试。
文化适应现象存在个体与群体之中，对后者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群体文化适应现象的多数研究基本从个体切入，通过对个体文化适应现象的分析达到对群体文化适应行为与规律的理解。个人建构理论认为个体具有预测与控制其命运的能力，并取决于个人的历史背景和价值判断，通过对个体的研究能够实现对群体的认知。面对旅游开发的发展机遇，民族村寨的村民所采取的参与策略与其精神信仰、价值观念、个人经历与未来预期等密切相关，其文化适应程度也与此息息相关。因此，个人建构理论是探讨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主观感知与心理意愿等传统文化适应问题恰当的理论视角。
2.3 研究方法
积贮网格分析(repertory grid analysis，RGA)是以PCT为基础的结构化质性研究方法[47]。RGA包括要素、建构与链接机制3个部分，其运用分为要素选择、建构抽取、完成网格和分析网格4个阶段[45]。
要素选择。要素规定了研究的主要对象。Kelly认为要素对所研究的主题具有“代表性，并与语境密切关联”[17]。Fransella建议在选择要素时遵循“具体，来自同一范畴或领域，具有代表性，对受访者熟悉”的原则[48]。笔者在2008年10月22日—11月21日对雨崩村35户中的34户进行了入户调查。2013年4月27—5月9日、2014年6月5日—7月16日根据RGA要求对当地部分村民进行访谈，访谈的人数分别是13人、16人。2018年1月23—2月5日，赴案例地进行补充调研，共访谈村民17人。主要以客栈经营成效进行抽样，并考虑了在社区中的影响力与外来人口、性别等因素，共选择10名具有代表性的受访对象进行分析，见表1。对体现生计方式的要素进行如下选择：农业包括青稞、玉米，畜牧业包括牛、骡马，旅游业包括牵马送客服务和住宿餐饮服务，共6个要素，这符合RGA的要求，要素的数量在6～11之间是适合的[49]。
建構抽取。“建构”是受访者区别要素之间的方式，也是人们从要素中归纳或推导出来的性质，正如Bannister所认为的“建构的实现是人们将其作为理解世界的工具予以运用”[50]。Kelly认为一个建构“在最低的语境下，体现为两个要素相似而与第3个要素不同的方式”[17]。通过“三个一组”方法抽取出“建构”。在调研中，要素以“三个一组”的方式呈现给受访者，请其用一个句子、短语或故事予以描述。例如，“较高的社交能力(建构)对于种植青稞(要素)和饲养牛(要素)不太重要，而对客栈经营(要素)则非常重要”。
积贮网格完成和分析。笔者在调研中运用RGA对10位村民进行了访谈，以具体问题展开，例如“您认为玉米种植与牵马、客栈餐饮经营这三者中，哪两者相似而与第三者不同?请您结合亲身经历给予说明?”每一位村民的访谈均产生一个积贮网格，10位受访者所产生的积贮网格结构大致相同，结构与统计结果见表2。运用RGA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完成积贮网格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49]，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均不少于2小时，有时会持续3小时以上。通过对10位受访者积贮网格的综合分析，实现对整个社区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的认识。
3 宗教信仰：安定与焦虑
传统农牧业生计方式与当地人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传统文化中，梅里雪山被称为“卡瓦格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被人格化了的至神至圣。神山信仰经过佛教改造，使得朝拜神山成为藏民一项重要的全民性宗教活动。10位受访人均认为农业与畜牧业相互促进，有助于神山信仰传承。“藏民每天早上煨桑供奉卡瓦格博，主要使用香柏和青稞;还用青稞酒、酥油和奶酪供奉卡瓦格博、历代藏传佛教大师。”(Ybs081305031)同时，10位受访人都认为在传统农牧业社会，集体朝拜神山和过藏历新年，神山保护完好，坚信神山一定会保佑全家幸福安康。“雨崩规定全村集体四月初十朝拜神湖，八月十五朝拜神瀑，以祈求卡瓦格博保佑。我开始来雨崩的时候，游客少，跟随全村一起朝拜，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能走路的都去。”(Ybs05130504)因此，在传统社会，农牧业与宗教信仰亲和度高，当地人神山崇拜虔诚，内心安定。
现代旅游生计方式与传统农牧业生计方式关系复杂，进而对神山信仰也产生了复杂影响。80%的受访者认为旅游业挤压了农业与牧业发展空间，“旅游开发前，家家户户都有专人放牧。2008年，全村12户放牧;今年(2014年)只有两家。”(Ybx02140622)旅游参与除了导致牧民减少外，也改变了牧业内部结构：“我家喂养了5匹骡子，2头奶牛。旅游开发前要喂20多头牛，1匹骡子。”(Ybs08081031)作为农业和畜牧业重要中介牛的减少与骡马的增加，不但对牧业本身和农业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也不利于神山信仰传承。Ybs04、Ybs06、Ybs10所经营的客栈收入高，对旅游开发与农牧业之间的关系及对神山信仰的传承具有不同的认识。“我家接待游客多，每年要花费近5万元外购大米、面条、酥油等，这有利于带动农牧业发展。”(Ybs04081105)事实上，Ybs04所购买的农牧业产品主要来自村外，因为村内几乎所有人家没有多余的农牧产品出售。关于旅游业与神山信仰传承的关系，Ybs06认为“游客来雨崩是冲着神山来的，希望体验神山文化，村民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神山”(Ybs06130504)，他是从吸引游客进而倒逼村民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Ybs09具有唱歌的天分，在经营神瀑茶馆时经常为游客唱歌，为此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2011年8月30日播出的《边疆行》节目，因此她认为正是由于开发旅游她才有机会向游客宣传梅里雪山和神山文化。因此，当地人旅游参与程度不同，对旅游业与农牧业及神山信仰之间复杂关系的认知也不同，旅游参与程度越高，对旅游生计方式的正面评价也越高。
仪式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旅游开发与仪式之间产生冲突。10位受访者均认识到旅游发展以后，旅游接待与朝拜活动发生冲突，集体性朝拜已转变为个人行为。“自从2013年开始就没有统一去朝拜，每家接待游客量不同，有的人家接待的多就没有时间去，没办法统一了。”(Ybx02140622)藏历新年也是朝拜卡瓦格博的重要节日，但近几年每逢此时都会有很多游客。“去年我家过年时来了30多名游客，全家和游客一起过。以前年初一全村男性都要到徒步者之家客栈后边平地上朝拜卡瓦格博，游客多了就去不成……”Ybs06130504一脸无奈地说。
当地人更为无奈和纠结的是神山崇拜与旅游接待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80%的受访者认识到修建客栈砍伐林木对神山信仰带来消极影响。“雨崩村所在的位置是神山，不能滥砍滥伐，否则神山会降罪于我们。但目前接待游客，修建客栈，游客取暖都要砍伐树木，游客来的越多砍伐的越多，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身为雨崩村公认的“文化人”(Ybs03140619)为此非常苦恼。“在发展旅游前，全村对卡瓦格博崇拜很虔诚，也相信他会保佑我们……但旅游开发后，对神山污染和破坏很严重，冒犯了神山，神山在惩罚我们。近几年雪崩、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就是对我们的惩罚……”(Ybs07130505)80%的受访者担忧神山由于受到破坏与污染而降罪自己与家人，但Ybs06则认为“修建客栈所砍伐的木材量与整个山林资源相比只占很小比例，不会对神山造成破坏，神山还是会护佑我们”(Ybs06130504)，Ybs04也持类似观点。
总之，宗教信仰是一个族群最为深层次的文化体系，与生计方式息息相关。在传统农牧业社会，当地人希冀通过虔诚的朝拜获得神山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藏民为此将最珍贵与洁净的青稞酒、酥油与奶酪供奉卡瓦格博。所以，传统农牧业具有神圣性的一面。旅游接待对于当地藏民而言则更具有世俗性。一方面，旅游接待挤压了传统农牧业的发展空间，间接造成旅游生计方式与神山信仰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旅游接待挤占了村民朝拜神山的时间，导致全村集体性朝拜活动中断，更为重要的是因旅游接待设施修建的滥砍滥伐行为直接冒犯了神山，导致村民焦虑不安。因此，绝大多数村民已处于“双层嵌套”之中：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神山信仰日渐受到“削弱”，但对此深感无能为力。
4 传统规则：遵守与打破
在传统农牧业社会，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传统规则。10位受访人均认为传统社会农业和牧业的发展严格遵守“日卦线”和《村规民约》，服从村干部管理。“‘日卦线’由寺庙喇嘛和行政官员依据海拔高低、距村庄远近等标准，为每个村子山林划出一条线，这条线以上为封山区，禁伐禁攀;这条线以下为资源利用区，可伐木但必须适度，不可乱砍乱伐，否则罚款。”(Ybs03140619)《村规民约》规定：“凡外村人到本村牛场放牛，要交粮食和银币做补偿费;外村人到本村山上打猎，猎狗、猎具要没收，还要罚打……”“日卦线”和《村规民约》制定后，交由“伙头”监督执行。伙头由“村众会”选举，全村每户出一人参加，凡村中大事均由村众会议定后交伙头组织实施。阿东土司和德钦寺喇嘛每年都要到村中巡视一次，一旦发现违反规定者，必将严惩。直到旅游开发前，村民坚决遵守传统规则，如规定“每年全村新盖房屋不超过两家，上下村各一家”。1999年，全村共有24户宅基地;2000年至2002年仅新增房屋两间[51]。社区关系和谐、有序。“几乎所有人家都有亲戚关系，旅游发展前关系好。一家需要帮忙，全村其他人家都来。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一起喝酒、开心。村民也都听村干部的话。”(Ybx07140711)在传统社会，当地依托从正户组成的“村众会”到伙头及土司和寺庙形成的科学有效的组织体系，对农牧业和人们利用神山资源的行为进行严格治理，实现了社区自治。
随着旅游开发的推进，村民逐渐打破传统规则。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旅游开发导致村民违反“日卦线”和《村规民约》、不服从村干部管理、邻里关系紧张与缺乏合作、房屋修建无序。2011年之后，全村户数增长迅速，由2011年的35户增长至2017年的47户，房屋(客栈)修建无序，一再打破“家长会”约定，村干部的管理基本失效。“我和上村队长劳登在‘家长会’上反对客栈外包，提议一家修建一栋客栈，这对环境影响小，可是绝大多数家长不同意……你看现在修了多少客栈啊，客栈修建多了就会互相争抢游客，经常吵架闹矛盾”“现在很多人家都在建客栈，有的人家不止一栋，建完一栋承包出去再建……”(Ybx02140622)村内有识之士愤慨地讲。尽管Ybs04、Ybs06持有不同看法，但事实上这两家都修建了不止一栋客栈，修完一栋承包出去，再修建第二栋乃至第三栋。至2013年年底，全村只有一栋自住房且未经营餐饮住宿的农户仅有4户，有两栋及两栋以上房屋的有31户，建好未装修的房屋有15栋;为了进一步经营而圈占土地的农户有12户，基本集中在上村;2013年，全村修建独立客栈14家，占用農用耕地(2亩)建房的农户有5家，占用林地建房的有1家[7]。更多的人对此充满了忧患意识：“现在太乱了，随便盖客栈，你看上村入村的路两边都是客栈，下村也在忙着建客栈，哪里有这么多游客……这样下去5年以后村里就都是客栈了，还有哪个游客会来，游客不来雨崩也就完了。”(Ybx02140622)
在传统社会，依靠虔诚的神山信仰与藏传佛教等精神力量、寺庙与当地土司等外部力量以及“村众会”与伙头等社区内部组织，制定与实施了传统规则，实现了社区有效治理。但旅游开发后，随着内在精神力量约束的降低以及严格第三方强制力量的缺失，仅存的“家长会”与村干部无力与追求“个人(经济)理性”的全体村民对抗，从而导致传统规则逐渐失效。尽管部分村民对此深感无奈，但在“经济利益”诱惑下，绝大多数人依然选择了打破传统规则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集体无理性”。
5 日常生活：闲适与烦忧
在开发旅游前，村民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农牧业展开。10位受访者均认为从事农牧业，日常生活有规可循、生产依节律展开、生活节奏缓慢、闲暇时间多。“在没接待游客的时候，我们每天围绕着牲畜和农活打转转，早上起来边喂牛、挤奶边念经，吃完饭转完白塔就去干农活，经常去朝拜神瀑、神湖，与关系好的村民喝酒聊天……”(Ybs08130503)从一年的周期来看，农牧业与旅游业的节律不同(表3)。对于农业而言，主要的农活发生在3—10月份，农忙季节主要在4、7、8、9、10等月份。牧业采取了严格的转场制度[7]，牧民离家到牧场放牧的时间集中在5—9月份，其他时间赋闲在家。在传统社会，村民尽管经济收入低但过着喝酒、聊天、跳郭庄舞、唱藏族歌曲的“闲适”生活。相对于旅游业，农牧业对社交能力要求较低，绝大多数村民从事农牧业“得心应手”，面对未来充满信心。
步入旅游社会后，村民日常生活围绕着游客接待展开。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当下的日常生活无规律、生产无节律可循、生活节奏快、一年到头不得空闲。Ybs10道出了日常游客接待的繁忙情景：“我一般早上6：30起床，烧水、做饭，招待游客吃早饭;9：30自己吃早饭，吃完饭洗碗、打扫厨房、客房和洗衣服;12：30吃午饭;13：00—14：00安排进村的游客住宿和提供开水，间隙要洗衣服、洗菜、打扫房间，当天外出的游客一般会在18：30—19：00吃晚饭，要和小工一起为客人提供晚餐，收拾碗筷、烧水;21：30—22：00才能睡觉，旅游旺季时要到半夜……”(Ybs10081027)。村民的繁忙与赋闲取决于游客接待的淡旺季。近年来随着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几乎每天都有游客到访，接待的旺季在1—2月份、5—10月份。不同人家的游客接待量会有差别，例如雨崩村经营最早、业绩最好的三大客栈几乎没有接待的淡季。因此这三家的经济收入最高，这与经营者较高的社交能力密切相关。“我家在2007年开了客栈，但汉话说不来，外面没有社会关系，除了旺季有游客来之外平时来的很少……”(Ybs08130503)面对游客需求的多元化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客栈接待获益丰厚，但绝大多数人家对客栈经营依然力不从心，不得不外包。至2014年6月，三大客栈均已租给外地人经营。“游客要求越来越高，藏族人做的饭菜游客吃不来。自己开客栈的时候雇了六七个小工还是忙不过来，游客经常对饭菜和服务不满意，只好将客栈承包出去。”Ybx01140622一脸无奈地说。70%的受访人对旅游发展未来忧心忡忡，而客栈经营业绩比较好的Ybs04、Ybs06与Ybs10则较为乐观。“我们家的客栈承包给了昆明人一栋，一年10多万元，另外一栋自己经营，找的钱够花，对未来还是挺有信心的。”(Ybs10180131)
相对于宗教信仰与传统规则而言，具有以重复性实践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对于探讨村民在生计方式转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社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依据农牧业节律展开，劳动强度低，存在明显淡旺季，在充足的闲暇时间里过着“闲适”生活。步入旅游社会后，村民的日常生活围绕着游客接待展开，淡旺季模糊，生产与生活交织，闲暇时间被挤压，呈现为“稀缺”状态。村民因旅游接待而提高了经济收入生活富足，但也因生活节奏骤然加快而内心焦虑。作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闲暇与整个社区特有的文化形式和社会规则密切相关[52]，“闲暇”时间的挤压导致村民无法对因旅游接待而造成的传统文化与心理不适进行调整与恢复而呈现为“烦忧”。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运用个人建构理论及积贮网格分析方法，以雨崩村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在生计方式转型中的传统文化适应问题。对于众多民族村寨而言，旅游发展与生计方式转型合二为一。一方面当地人在经济上得以脱贫致富生活富足，这是众多研究已关注的“显性”层面。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到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当地人可能存在传统文化与心理不适的“隐性”层面，已有研究对此关注不足。本研究具有以下发现：
(1)当地人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存在传统文化不适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农牧业生计方式与神山信仰亲和度高因而当地人内心安定，依靠传统规则对社区治理成效显著，日常生活依据农牧业节律展开总体表现为“闲适”。步入现代旅游社会后，旅游接待因挤压村民神山朝拜的时空间以及修建旅游接待设施引发滥砍滥伐行为，导致旅游生计方式与神山信仰冲突，当地人为此焦虑但无能为力;当地有识之士对于“家长会”与《村规民约》等传统规则对社区参与旅游治理逐渐失效的现实充满忧患意识，但难以阻止村民对经济利益追求;日常生活围绕着游客接待展开，生产与生活高度交织，闲暇时间被挤压呈现为稀缺状态，村民不能及时对旅游接待造成的传统文化与心理不适进行调整与恢复而体现为“烦忧”。
(2)当地人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传统文化不适具有深刻的内在认知逻辑
其一，村民对农牧业的适应受到藏传佛教、神山信仰、传统规则等传统文化的规范与约束，即传统文化型塑了当地人对于农牧业的高度适应与认同。其二，对现代旅游业的认知除了受传统文化的规范与约束外，更受市场经济机制(如竞争、效率等)的支配，且后者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两个逻辑交替与博弈，共同导致了当地人在生计方式转型中呈现的“矛盾交织”心理。
(3)个人建构理论及积贮网格方法是探讨生计方式转型中传统文化适應问题的有效方法
在民族旅游地区，村民在精神信仰、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一定异质性[53]。生计方式转型不仅是一个产业更替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文化重构的过程，这必将涉及当地人文化与心理调试的核心问题。村民对生计方式选择与其个人经历及未来预期密切相关，这符合PCT的理论预设。RGA以PCT为理论基础，是分析人类对现实建构的可操作性技术与方法[54]。一方面，它能为受访者提供一种可理解的结构化方法，并使其运用自己的方式坦率地表达观点与看法，生产出高质量的调研素材。研究者为访谈对象提供了要素的选择范围，但并不影响他们讲述人生经历与故事并表达观点。另一方面，对研究者而言，RGA比其他定性研究方法更易于以比较的形式将访谈问题概念化，这比一般的访谈或问卷调查方法更能凸显比较意涵，有助于将要素及相关内容概念化。RGA还能将定性与定量方法勾连起来，为研究者提供视觉图式[55]，表2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RGA在具体运用时存在的最大挑战在于耗时过长，需要获得受访者的理解与配合。
6.2 讨论
除了以上结论外，还有以下3点值得讨论：
(1)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恢复力，提升旅游可持续生计能力
当地人虽然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出现传统文化与心理不适，却也同时体现出自身恢复力。如面对现代旅游蓬勃发展而传统农牧业逐渐式微给宗教信仰带来强烈冲击所造成的内心焦虑不安，村民采取了增加念经次数以赎罪的方法。在2018年的补充调研中，笔者参与了当地人在藏历新年前每家都举办的念经活动，初衷是为了向神山赎罪，祈求神山谅解并继续护佑家人平安幸福。民族地区凭借民风民俗、自然景观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选择了旅游业作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当地人依靠传统文化解决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心理不适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族群强大的(传统)文化恢复力。“文化恢复力”(cultural resilience)是指凭借文化习俗、传统知识、传统技艺与个人经历，当地人利用各种生计策略集体或自觉地承受与破解社会经济危机等困境的能力[37]。传统文化对当地人心理不适的调试程度取决于族群“文化恢复力”的强弱，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社区应充分发挥其文化恢復力，融合宗教信仰，制定既符合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观又适应现代旅游发展规律的村规民约，将农牧业等传统生计方式整合进现代旅游生计体系中，从而更加有效地抵抗生计方式转型带来的文化和心理不适问题。
(2)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当地人传统文化的适应程度与旅游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根据游客接待量、当地人的参与程度与外来经营者的情况，雨崩村处于Butler[56]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六阶段模型”的第三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在该阶段，游客量迅速增加，当地人在传统文化适应与接待技能上尚未做好准备，这易出现心理不适。随着旅游进一步发展，主人(东道主)接待技能提升、经济收益与传统文化传承平衡，客人(游客)尊重主人传统文化，这可能会带来主人传统文化适应力的提升，逐渐克服不适应问题。笔者在补充调研中发现，当地人比四五年前的适应能力显著提升，例如绝大多数村民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并熟练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汉语水平得到提升并能与游客正常交流，这与旅游快速发展和通讯设施的完善密不可分。因此，当地人的传统文化适应能力处于动态变化中，只要其积极主动地学习与调试必将得到提升。
(3)引入“文化资本”，对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予以完善
许多研究者认识到SL框架对可持续生计情景的文化因素和文化传统作用的忽视是其最大缺陷[1-2，7，36-37]。民族旅游社区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了旅游业作为当下主导生计方式，这一生计策略是对融传统文化于一体的自然景观的高效利用。在此情境下，需要对SLFT进行调试(图2)：创造性地增加“文化资本”，提升传统文化在生计资本转化中的价值，发挥文化传统在生计转型中心理不适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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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简介：张亭（1982－），女，汉族，湖北宜昌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旅游教育国际化。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上海市2012年度“晨光计划”（12CGB11）和上海市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协作组2011-2012年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KYC2012005）的共同支持。
【摘要】国际化的旅游产业需要配备国际化的旅游人才，高等旅游教育必须面向国际并依托行业，人才培养方式根据行业需求进行动态调整。文章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针对旅游行业的国际化人才需求及高等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现状展开实证研究；从教学改革、师资建设、学生国际化素质培养出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探讨高等旅游人才的培养如何适应与满足我国旅游行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从而指导旅游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人才培养；跨文化交际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4.02.0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有望于201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国际化的旅游产业需要配备国际化的旅游人才，世界旅游强国需要强大的旅游人力资源支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要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1],旅游教育也应根据旅游行业的发展需求进行动态调整。
文章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对旅游行业及旅游院校展开实证调研，分析高等旅游人才的培养如何适应与满足我国旅游行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以期指导旅游教育的发展。
一、旅游人才培养的概况
旅游教育的价值通过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数量来体现，旅游教育以培养行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为宗旨，人才培养方式根据行业需求进行动态调整。我国的旅游高等教育正面临“教育膨胀”、“人才稀缺”、“就业压力”、“人才流失”等一系列问题。表现为旅游教育培养方案与行业需求脱轨；教学与实践脱节；师资结构不合理，复合型师资梯队匮乏；学生实习体系不健全等。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必须拓宽旅游教育通道，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改革课程体系构造，不断与国际接轨；扩大校级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拓宽教师研究平台、加强国际科研合作；拓展学生海外实习基地，提供海外学习通道等，逐步尝试旅游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之路。
二、旅游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
（一）跨文化交际的概念及理论概括
跨文化交际即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学发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在国际上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流学者们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可以概述为：对文化与交际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文化集团成员各自的交际特征和他们之间的交际行为与文化差异进行的研究[2]。
（二）提升旅游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
1.实现旅游教育与旅游行业的国际化需求对接。高等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一线人才的重任。除了学习专业技能,还应该顺应时代,掌握必要国际交际能力。“2009两岸三地旅游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中提出旅游人才培养问题亟待解决，概括而言旅游行业人才匮乏的症结在于：旅游行业缺乏完善的基础理论指导，院校专业人才培养形式过于教条、不能满足旅游行业发展需求，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及引进机制缺失[3]。因此我国未来的高等旅游教育必须面向国际、依托行业，根据行业的人才需求动态调整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置上重视国际化办学，“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实现产学研结合。
2.跨文化交际是旅游教育国际化程度的直接体现。我国高等旅游教育的办学特点即“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现代高等教育正在逐步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因此，高等教育要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推动高等院校更好地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
跨文化交际学发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在我国的发展也有20多年的历史。正因为跨文化交际的交叉学科特性，其相关理论对我国开展高等旅游教育国际化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国际旅游业展现了各国的国际化程度，旅游产业链中，尤其是大型跨国集团、连锁企业，对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求贤若渴。跨文化交流意识和语言普及为国际旅游业良性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而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则是旅游教育国际化的直接体现。
三、旅游行业对跨文化交际人才需求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旅游行业对跨文化交际人才的需求状况，笔者对长三角地区150家旅游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77份，回收率51%；受访对象包括旅行社、酒店、餐饮企业、旅游商务咨询企业、会展服务企业、会议展览企业等，通过综合归纳，得出以下结论。78%的受访企业涵盖海外业务，包括境外旅游、酒店服务、商务会展等，随着旅游国际化的发展，涉外业务量不断增加，类型及层次不断拓宽，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会逐步增大。
为了解我国旅游高等院校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实际情况，笔者针对上海、云南、广西等省市地区的旅游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及一线教师，开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卷调查及访谈，累计发放问卷210份，回收有效问卷202份，回收率96.2%，通过对问卷及访谈结果整理如下。
（一）通过调查得到的基本情况
1.跨文化交际人才的供需现状。受访旅游企业中，已聘用或拟聘用跨文化交际人才的企业占67%。其中，37%的旅游企业表示跨文化交际人才供需大体平衡；15%的旅游企业表示每年根据实际需求适当调整，另有15%的旅游企业表示目前的人才储备不能满足企业需求。我国旅游行业跨文化交际人才市场的总体供需不平衡，院校的培养环节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2.跨文化交际人才供给渠道分析。旅游企业引进跨文化交际人才的渠道可分为院校引进、社会招募、内部培训等方式。院校引进（占48%）为最主要的人才供给渠道，通过院校系统培训，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动手能力及职业素养得到行业普遍认可，随着国际化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院校提供大量海外交流及学习的机会，较大程度上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此外，在成本控制方面，院校培养为企业节省了员工海外培训的部分成本，不少旅游企业表示，从院校引进的跨文化交际人才更符合企业发展需要。
3.旅游企业对“跨文化交际人才”的界定。旅游企业从国际经历、国际语言、国际意识、国际思维以及国际能力等方面，将所需的“跨文化交际人才”界定为：具有国际化意识及知识结构；精通至少一门外语；具有海外游学或海外实习经历；了解国际市场、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复合型人才。
4.行业需求拉动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养。目前国内旅游行业对跨文化交际人才需求较大，但市场提供（或院校输出）跨文化交际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均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人才国际化，随着旅游国际化的进程加速，旅游企业涉外业务量逐渐扩大，急需大量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二）通过调查和走访得到的启示
1.传统的教学理念及方法阻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跨文化交际行为，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中体现。长期以来，我国高等院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都是在外语教学中体现，即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在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下，教师偏重的是语言知识的教授和语言技能的训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并未得到重视及显现。由于这种教学方式的教、学双方均为同一语言、文化背景人群，因此无法构成跨文化交际行为，只是跨文化技能训练。
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母语的交流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因此，高等院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应该跳出外语教学的范畴，跳出教科书的范畴，为学生创造真正的多元文化环境，提供海外游学或实习的机会，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2.师资的国际化教学理念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缺失。师资是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师资的国际化程度直接反映了教学的国际化程度，师资的国际化视野及意识直接作用于传道授业。教师是连接学生个体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桥梁，其跨文化知识的积累及国际化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学生的跨文化知识学习及运用。只有教师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中西方文化有比较深厚的了解，才能将跨文化知识传授予学生。
通过与旅游高等院校一线教师的访谈，目前院校的跨文化类课程由语言类教师担任。80%的受访教师具备良好的外语语言基础，却缺乏海外交流学习的经验，“闭门造车”、“照本宣科”较为普遍，对西方价值理念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规范的差异了解较欠缺。中西方社会规范存在很大差异，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道德规范也不同，如果教师不能引导学生关注这些差异，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以教师自身能力提高为前提。
3.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语言能力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院校对海外交流项目的重视程度及宣传力度，影响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参与程度。跨文化交际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展开，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给学生提供真实的语用环境及场景，在不同母语背景下进行多元文化的交流，而海外交流项目则为学生提供了跨文化交际的机会。48%的受访旅游院校开展了国际交流项目；17%的受访学生有海外游学或海外实习的经历。院校对海外交流项目的重视程度及宣传力度，直接影响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参与程度。
4.学生外语能力薄弱，客观上局限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受访学生中，涉外交流的语种包括英语、日语、西班牙语、韩语、德语等。12%的学生能流利地使用外语交流；41%学生能较流利的进行外语交流，但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38%的学生外语交流障碍较大；9%的学生无法开展外语交流。语言能力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语言短板从客观上制约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5.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海外交流项目中得以增强。82%的受访学生通过参加海外交流项目锻炼并提升了外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学术能力；通过海外交流项目，增加就业砝码、开阔视野、感受异国文化的熏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语言应用基础上的文化素质的培养，不应简单停留在是语言技能的训练，院校培养与行业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四、旅游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对策与建议
（一）改革传统教学理念及方法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作为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教师应转变传统的重语言技能训练、轻文化教学的观念。“跨文化”作用下，语言与文化缺一不可，既重视语言技能的讲授，也重视科学文化观的传播，成为跨文化交际意识、技能培养的引领者。同时，鼓励推动学生向学习主导者的角色转变，引导学生交流与合作，促使学生在交际环境中锻炼语用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与交际意识。
（二）提升师资的国际化教学理念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教学，语言是基础，交际是内涵。教学理念与模式的改革来源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促进教师知识结构与实践教学的对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补，优化师资的专业内涵与素质。语言类教师向专业方向拓展，专业类教师增强语用技能，推广双语跨文化类专业课程。
师资是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师资的国际化程度直接反应出教育的国际化程度。高等旅游院校与旅游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旅游业是典型的国际性行业，从事国际化教育的教师面对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生，必须具备国际化教学的理念、跨文化视野、多元文化的知识结构及扎实的专业背景。国际化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有实战经验。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了解旅游行业发展趋势及动态的国际型教师是实现行业需求与院校培养无缝对接的一大保障。
（三）整合国际化教育资源提升旅游高等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教育的国际化，即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吸引、分享、整合以及配置包括学生、师资、技术、人才、资金等教育资源，以服务于中国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也是推行国际化教育的深层次目标[4]。旅游教育因为旅游行业的国际化而国际化，国际化教育不是单纯的“教育输出”或“教育引入”，而应该是“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探索通过跨文化交际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旅游高等院校“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的创新型国际化双向循环教育机制。
要改变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模式，有机结合“引进来”和“走出去”，培养真正适合旅游行业需求的国际化人才。作为旅游高等院校，在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前，除了教授专业技能，还需要培养非专业技能素质，尤其是强化学生的职业意识。学校应重视产学研结合，增强高等院校学生职业意识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即培养旅游行业真正需要的旅游国际化人才。
具体而言，国际化的师资团队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及能力，学生在读期间“走出去”参加海外游学或专业实习，并根据行业的动态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将理论学习与实践工作相结合。另一方面，国际化的师资团队为“引进来”的海外长、短期留学生提供跨文化交流的平台；通过与行业的纽带关系，搭建跨文化实习基地，为行业输送国际化人才。“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创造跨文化交际必备的语言环境及文化氛围，帮助学生将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运用，实现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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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军.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综述[J].民族教育研究，1999（4）：66-73.
[3]张亭.旅游行业国际化人才需求研究[J].特区经济，2012（12）:136-138.
[4]郭玉贵. 从对美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分析探索教育国际化的创新机制[J].世界教育信息，2012（9）:11-20.
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近年来，军事题材或者准军事、类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颇多。客观而言，其中当然有品质上佳之作，但更多的则是过江之鲫，为盲目跟风的产物。它们除了在传播平台上制造话题、流量与视听垃圾外别无它用。更可耻的是，这种“垃圾围城”不但被国人吐槽，其影响力更是圆转广播，“泽”被海外，“抗日神剧”在日本的倏忽蹿热就是例证。
此类作品的甚嚣尘上在极大程度上反映出当前部分文艺工作者对军事题材文艺作品的宣教功能和现实意义认识不足，只是单纯将军事或者战争当成噱头。目前相关部门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类作品的惯性很大，刹车殊为不易。从另一方面来说，管控固然重要，文艺工作者从根本上认识到军事的严肃性和军事题材作品的重要性才是根本。
就目前情况而言，曲艺中可能还没有出现类似的“神剧”。但这不是曲艺人站在干岸上看电影电视笑话的理由，对军事题材认识的不足在曲艺圈中同样存在。重视故事而相对轻视细节，重视人物情感而相对轻视故事合理性等问题总不时冒出苗头。就我个人观感而言，有浓厚曲艺色彩、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曲艺作品的优秀军事文艺作品《炊事班的故事》之后，军事题材曲艺作品实在已经沉寂了多年。
曲艺曾伴随着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硝烟中一路走来。譬如快板，它曾是我党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迈向辉煌的伟大征途上最好的精神传播工具。在长征路上、在抗日前线中、在解放战争的铿锵步伐里、在保家卫国的正义枪声中，快板均以其鲜明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词句，为指战员和群众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奇袭白虎团》《劫刑车》等都是优秀代表。而山东快书中更是诞生了大量优秀的军事作品。
珠玉在前，后人决不能瞠乎其后。就目前来看，军事题材曲艺作品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困难。
一 全面提升对军事曲艺文化的认知程度
加强对军事曲艺文化的内涵、外延、构成、意义等研究是必需的。军事是门科学，也是政治的延伸。这一特性决定了军事发展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前瞻性，也要求军事文艺在具有艺术性同时具备严肃性和一定程度的全局性。这应同时成为军事曲艺发展的规划和最终目标。而现有相当一部分军事题材曲艺作品多数是介绍性的和描述性的，富于温情但缺乏对军事的深刻理解和对类型题目创演的全面观视。所以这样的作品往往容易就事论事，每每只是根据军事要求而创作，并没有或者说从认识上就没有考虑如何与社会大众心理相契合，使之有较大的影响力。
军事题材作品的魅力有两个方面，一是故事性，不论是战争或是和平年代，军事的话题性总是非常丰富的;二是知识性，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往往是群众关注的焦点，群众渴望了解本国军事发展程度，并借此获得相对应的安全体会和心理自豪。以此而言，军事曲艺作品应当在目前重视温情，重视军“人”展现同时，酌情增加“军”人分量，在合规合理深刻认识我军近年来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将信息资源整理并艺术性地加工成能够发挥正确导向作用的宣传品和满足受众（军营本身以及对社会大众的正确的，广泛的传播）精神需求以及求知欲的传媒品，从而用坚定的意识形态、正向的文化传播和崇高的道德展示影响目标受众。
二 全面拓展对军事曲艺文化的宣传广度
充分认识军事曲艺并端正创演态度，除展现军事题材曲艺与军事建构同样的“良好的组织力”外，还应该着力体现“强大的渗透力”和“卓越的攻击力”。今天，中国已经率先迈入了“5G”时代，以网络為代表的新媒体，作为传媒发展的里程碑，在带来信息传播模式跨越性变化同时，也给人类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层次的变化。这引起了我军文宣部门相当程度的重视，军事新闻的播报（包括可公开的军事装备，军事动作的视频等）、军营生活的日常以及军营文艺演出等场景的渐次增多，让新传播平台上渐渐有了“军味”。但令人稍觉遗憾的是，军事曲艺在这方面似乎有些滞后。所以曲艺人应当奋起直追，充分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军事曲艺所承担的文化责任和文化使命。特别是在某些“文艺作品”忽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文化的深厚土壤和军事题材作品在历史发展、运作方式、审美特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与一般的文化的不同，一味“创新”“创造”、而在实际上消减军事题材严肃性甚至我军光辉形象时，曲艺人更应该站出来，在老一辈曲艺人的精神指引下，在我国军事发展辉煌成就的真实激励下，坚守曲艺的民间立场，坚持主旋律文化的严肃立场，适度借鉴流行文化的包装手法，着力扩大军事曲艺作品的影响力。
三 全面增强对军事曲艺文化的研究力度
缺乏理论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是影响曲艺在新时代向前发展的重大阻碍。所以中国曲协在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推动曲艺学科体系建设、有效提升曲艺创演理论性和系统性是应有之举动，也是必需之举动。但就目前来看，对军事曲艺文化理论的研究落后于形势的需要。个体研究、“单兵作战”是主要工作模式，实际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具体化和微观化，成规模的军事曲艺文化研究相对较少，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失。
针对这一缺憾，曲艺界、军事曲艺工作者，特别是中国曲协应该相应加强顶层设计，针对目前曲艺作者对军队情况不了解、不明白的情况，酌情加强与军队文宣部门的合作，探索加强交流的路径。
曲艺工作者要把军事曲艺发展放在大众军事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在对军事思想文化、 军事创作文化和军事文化心理建立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军事传媒的构成要素和运作方式。
加强对军事文化领域已有成果的搜集和整理，曲艺人也该总结经验，从前辈艺人的好作品中汲取经验，总结创演规律，留心解放军的公开发展动态，不断推动自我完善，为创演好的军事题材作品打好基础。
我们的军事曲艺文化在过去曾有辉煌成就，而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在我国军事建设井喷式发展的当下，我们曲艺工作者更不能缺席。我们要在深入思考如何创演符合时代精神的军事曲艺文化作品、杜绝伪军事文化负面作用的基础上，以更高度自觉的文化担当，切实而充分地发挥曲艺在军事文化中的功能，推动作品与社会大众文化进行有机地结合，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提高部队官兵素质、增强我军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马瑜）
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要保证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股市基本功能的探讨，使人们对资本市场有一个认识上的突破。第二是建立股市新文化与股权新文化，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确投资观，更重要的是让决策者和监管部门都能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本质和基本功能。在转轨特征明显的中国股市的监管上，有效地发挥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关键词：证券市场 股市新文化 股权新文化
回顾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是在巨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波动中发展起来的。从“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观点之争，到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像“老鼠会和赌场”的文化歧见，风风雨雨始终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扩容相伴随。如果说，前者是主张和反对建立资本市场的两种力量之争，这已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辩解、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扰，我们已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资本市场。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在主张培育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如何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发展而产生的不同观点，尽管其都主张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但路径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事实上，我国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始终落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不仅对资本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论证清楚并广为宣传，而且对资本市场的许多概念和技术层面的资本运作分析技术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培训和普及环境。人们普遍还在资本市场就是赌场，要么跟庄搞投机，要么随机撞大运的投资理念中徘徊。中国的许多股民不仅没有弄清股市的本质和基本功能，而且在股市旧文化的影响下，投资股市如置身于赌场之中，投资行为以跟风撞大运取代理性分析和判断。
我国股市的每一次波动，都跟股市的基本理论不清、扰乱人们的思想密切相关。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落后于实践。股市大讨论虽然目前暂时处于平息状态，但是只要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理论问题，一旦市场发生波动，否定我国股市的声音，像赌场论、“老鼠会论”就仍会冒出来。这些理论在特殊时期，都和资本市场发展和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监管政策直接受资本市场理论的影响。继续采取回避态度，不论证清楚这些问题，势必对我国资本市场今后的发展产生不良的结果。要保证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股市基本功能的探讨，使人们对资本市场有一个认识上的突破。第二是建立股市新文化与股权新文化，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确投资观，更重要的是让决策者和监管部门都能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本质和基本功能。在转轨特征明显的中国股市的监管上，有效地发挥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一、正确认识股市的基本功能
1.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股市有配置资源的功能。体现在两个环节上：其一，一级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中国的实情说，股市资源的配置过程主要是在一级市场通过IPO方式完成的。股市筹集的资金进入到企业，上市公司之所以能筹资，能被市场认知，在于它能提供被投资者认知的产品和劳务，在于它能生产社会需要的紧俏、盈利的产品。其二，二级市场再融资的配置功能，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增发和配股来实现的。上市公司的持续融资功能就是社会资源再配置功能的体现，当然，二级市场的再配置同样是向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倾斜。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化是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
所以，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与上市公司的质量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如果上市公司质量低劣，信息披露虚假，就会丧失这一功能，导致股市堕落为赌场。
2.市场晴雨表功能。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资本和物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场所，而且是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与这些信息的质量正相关。因此，不仅股民而且一般民众，不仅企业家而且政治家，不仅国内各界而且国际各方，只要和所在国的利益相关，都会关注这个市场。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同样会最先从这一市场反映出来。因此，资本市场更是一个信息场。在市场经济崇尚资本至上的旗帜下，资本的选择是最敏感的。在市场经济推崇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准则下，这一信息的反映在理论上说也是最公平、最准确的。因此，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功能从表象上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交易、判断的重要参照系，而从实质上看则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发展。它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窗口。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如政策导市、机构操作，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大盘和个股会走出和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相吻合的走势。但从长期看，在正常的形势下，股市是具有晴雨表功能的，股市价格与其价值在长期走势上应该是一致的。它与赌场的靠赌运和赌技好坏决定输赢是完全不同的。
3.价值发现功能。价值发现功能是指在资本市场上一只股票的现实和潜在的价值，而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所表现的是一家上市公司为社会和股东现实和未来的贡献度。这一功能和企业真实的信息反馈和评价密切相关。人们通过股市所反映出的综合信息进行判断和投资，指导着价格方向，进而引导资源的分配。
这种价值发现使人们能够看到某一行业、某一企业的内在价值，使人们对未来做出理性判断。这种发现一定要符合一定客观规律，所以它能推出一个概念，并且引导市场，人们承认这个概念，用超过人们现实中比用简单的成本价值要高的潜力判断去看待它，人们在股市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以及这种发现和投资人的利益相关性，决定了这个发现的过程是理性的，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理性经济走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趋利避害的无形之手引导整个市场经济的规律向前发展，因此，要普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一致的思想，市场经济承认以单一个体为本源的自然发展，倡导个体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其奥妙在于私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只要具备社会要求的理性和道德，遵守法律，恪守诚信，社会的总体利益就会得到同步放大。
4.股市的增值功能。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体现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种价格，即票面价格、账面价格和交易价格。在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时，票面价格无意义，交易价格不能自身证明，唯有论证账面价格最能说明问题。股票的账面价格又被人们称为股票的含金量，一个公司的总体含金量是通过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反映的，而净资产是由股本、公积金、未分利润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决定了其年度利润分配，必须要先完成盈余公积金的提取，而这一基金的提取又决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含量的提高，这决定了股票有内在增值功能。如果我们把公积金的提取当作股票增值功能的内生变量，那么上市公司通过增发和配股所导致的每股净资产的增值功能，则是外生变量。这两个变量从财务分析上能直观看到股票的本金是可以增长的事实，股票的账面价格可以从1元涨到5元，正是源于这一机理。股票账面价格增长导致的本金的增长是其他金融资产如储蓄、债券所不具备的，而账面价格的增长则是直接导致股票交易价格上升的合理因素之一。
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是我们解开资本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否应该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主战场的关键所在。唯有论证这一功能，资本市场才能实现上市公司赢、投资人赢、市场赢的“三赢”局面。反之，人们就会把资本市场与赌场的“零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只是像赌场一样财富在参与各方之间的简单重新分配，是股民之间左兜和右兜的财富搬家，而这一过程由于造假和不规范，又充满了尔虞我诈。
资本市场具备增值功能是和赌场最重要的区别。只有论证这一功能的存在，投资人才会摒弃撞大运，学会判断和分析作理性的投资人。当然，创造“三赢”局面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在真实的基础上，企业的效益上升，直接带来股价的上升，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真实繁荣和投资人的获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实现再融资和持续发展。
二、努力清除股市旧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上历来对股市就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加上我国上世纪90年代股市发展初期大量借鉴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由于翻译文字的原因，股市用语大都是从赌场术语衍生来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进行批判吸收和投资者教育的主渠道引导，及时纠正那些不健康的、有明显误导的股市赌场语言，使其在二级市场股评家的口中大行其道，如庄家、筹码、发牌、跟庄、出局、庄家洗筹、与庄共舞等近20种赌场语言，这些语言极不准确，如庄家一词，庄家(Banker)在赌场里是指开局设赌者（通常只有赌场才具备这一资格），与闲家(Player)对赌，而把这一术语引入股市中，只有在深沪交易所作为实体也下场参与股票买卖与投资人对博时才成立。而把它用在即使是在主观和客观上会操纵股价的机构投资人和大户身上也是极不准确的。在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并无庄家一词，那些违规的机构和大户往往被称作违规操纵股价者，还有一类则是合规的维护一只股票流动性和股价稳定性的机构——做市商(Market Maker)。而由于我们没弄明白庄家的含义，把机构和大户都当作庄，似乎是股股有庄，跟庄成风，无庄不成市。但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交易所不下场对博，我国资本市场和西方国家一样，根本就没有庄家，有的只是那些违规操纵股份的机构。
显然，股市旧文化是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健康发展和中小投资人不能建立正确投资观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摒弃股市旧文化理论，首先从净化股市语言入手，废止庄家之类的赌场用语，而用机构违规者和价格操纵者取而代之，使资本市场和赌场区分开，一扫投资人“跟庄”的赌场风气。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把投资者教育扎扎实实地搞起来。
三、认清股市文化与股权文化的关系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探讨股权文化，股权文化的核心是通过诚信文化培育有良好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来保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形成良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股权文化是股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开展股市新文化运动不仅要和投资者教育联系起来，也要和股权文化基本理论的探讨联系起来。当前由于上市公司造假现象严重，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展诚信运动，开展股权文化的目的是树立上市公司经营者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股权文化是从公司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那么股市文化则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如果说股权文化是强调经理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那么股市文化则涉及到监管部门、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投资人等方方面面文化和道德素养的提高。
中国资本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股市的新文化，解决了股市的新文化问题，股权文化的探讨就会迎刃而解。
四、股市新文化与股权新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资本市场开展股市新文化与股权新文化运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1.思想建设——正确的投资观。开展投资人教育，建立股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承认人们在追逐自身盈利动机的驱使下，做出市场短线品种的选择，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增加社会共同财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这是一个投资人从传统的劳动参与到个人物化劳动——所形成的资本参与的进程，充分调动投资人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参与意识，使参与者的盈利动机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机统一，这是对传统上以牺牲奉献来促进国家利益发展的重要补充。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人应该引以为荣，并值得人们赞誉。应该从正面去倡导这种投资者的道德与使命，而那种认为投资股市发不义之财的偏见必须被摒弃。
2.文化建设——科学的投资理念。在正确投资观的指引下，必须普及股市运作的科学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形成科学的投资理念，具体包括：（1）做理智的投资人，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2）学会对上市公司质量判断的基本知识，科学选股，不盲目跟风，实现资本市场价值与价格一致，做理性投资人；（3）熟悉资本市场的法规政策，对各种证券欺诈、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能够防范，增强自我保护；放弃“跟庄”心态，开展股市的新文化运动。社会要提高不诚信的成本，只有提高投资人本身的素质及理念。
通过投资人正确投资观和科学投资理念的建立，使之放弃撞大运和赌及跟庄共舞的心态，要从根本上学习财务知识，客观分析股票，这是我国资本市场真正走上成熟、健康之路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证券监管部门开展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
3.道德建设——诚信为本。资本经济就是诚信经济，因此，围绕资本市场建设的股市新文化运动的道德建设就是以诚信为本。诚信为本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而是涉及资本市场各个方面的全面道德建设。具体说，下述三个环节最为关键：（1）政府诚信。我国资本市场是在旧的计划体制上发展起来的，这和西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源截然不同。无论是在上市公司的指标配给，还是股票额度的计划安排，政府及其监管部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是倡导股市诚信的第一环节。在旧体制下，资源的配置以国家财政计划的资金为主去发展国有企业，而今天资源的配置则是来自中国成千上万的投资人手中的民间资金。二者是有区别的。投资人投资股市的钱，不仅需要政府监管政策的有效保护，更重要的是由于投资者风险自负的市场取向，尤其需要得到诚信经济、道德风气的良好环境的保证。显然，政府在出台政策时的诚信至关重要。（2）上市公司诚信。上市公司的质量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试金石。股民购买股票这一特殊的产品，是买其价值而非使用价值，而其价值的体现完全靠其公开披露的招股书、中期报告等信息，加上股票不能退、风险自负的特点，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关系着投资人的利益所在。因此，如何为投资提供良好的回报，而不是贪婪无休止的圈钱，上市公司经理层的诚信建设必须加强。（3）中介机构的诚信。资本市场诚信建设的第一载体是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的诚信与否与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律师、保荐人报告的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真实性密切相关。上市公司的诚信与中介机构的把关密切相关，上市公司的造假和不诚信更是离不开中介机构的助纣为虐。一个诚信的社会、一个诚信的资本市场，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诚信的中介机构群体为前提。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作者单位：濮阳市改革与发展委员会 河南濮阳 457000）
（责编：若佳）
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个人的素质应该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即：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其对外界事物感应、感知、应变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以及实践和创新等能力的综合体。素质教育则是培养和提高这个综合体的教育。小学素质教育是整个素质教育的基础，是决定整个素质教育成败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只注重如何向学生传授文化理论知识，让其尽快地掌握和领会知识要点，以便在考试中夺得高分。这样的一种教育形式实际上是在考试指挥棒的指挥下实行的一种应试教育。在这种教育形式下培养出的学生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发展——高分低能。这样的学生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科技发达、竞争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要求劳动者不但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有全方位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应变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素质教育形式的培育下才能成长起来。
爱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称颂和发扬。但这种美德也同时衍生出一种爱子心切的现象，特别是在独生子女的家庭这种现象有增无减。一些家长将子女视为掌上明珠，百般娇惯，孩子要月亮绝不摘星星，全家几代人围着孩子转，久而久之，将孩子宠惯成小皇帝。这些孩子是温室的花朵，经不起室外的风雨，受不起挫折。对这样的孩子实施素质教育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中华民族要振兴，必须推行素质教育。大量事实证明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害人匪浅。有关资料显示：应试教育形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70%缺乏胜任两项或两项以上的工作能力;50%的人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30%的人缺乏独立分析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15%的人缺乏一定的应变和承受能力;5%的人缺乏必要的社会活动、适应环境、承受压力的能力。人们常闻的大学生杀人、自杀、出走、失踪、被拐卖等案件大多与大学生本人素质有关，如近年马加爵案和药家鑫案，都说明了素质教育的必要性。笔者本人是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小学教师，并且是先乡村后城市。我的感觉是：农村孩子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反应能力不如城里孩子;城里孩子身体承受力、心理承受力、自我约束力、独立自理能力不如农村孩子。现在城里小学生最大的两个毛病是贪玩、好吃。怪不得有关人士高声向社会呼吁：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尽快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不断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
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教育工程。它要求全社会各个领域、各部门、各阶层形成一致的共识，通力合作。目前，有关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可供具体操作的素质教育措施却一直争论不休，笔者想就怎样推行小学素质教育谈谈看法：
一、全社会要形成素质教育的共识，为推行素质教育扫清障碍。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素质教育的宣传力度，让全民认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并自觉摒弃应试教育形式，理解和接受素质教育形式，为教育工作者执行素质教育扫清社会认同障碍。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导要更新管理观念，改革管理措施，去掉以考分高低评价学生和教师的做法，为教育工作者松绑减负。更替年龄偏大、思想僵化、管理观念陈旧的管理人员，大胆启用富有开拓、创新意识的年轻人，为教育工作者制定可供实际操作的素质教育措施。教育工作者要树立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加强素质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不要过于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不要受传统观念、社会压力所左右，勇于创新，努力探索素质教育的新路子，为素质教育的推行不断地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社会各阶层公民要认真理解和接受素质教育这一新的教育形式，认同并支持教育工作者对其子弟实施素質教育的过程，不要随便非议甚至讥讽教育工作者执行素质教育的过程和措施，也不要以子弟考分的高低来评判某位教师的水平和能力。
二、加大财政投入，为推行素质教育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素质教育既然是培养和提高学生身体和精神两方面诸种能力的综合体的教育，它就要求社会、家庭、学校、教师从各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为了适应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形式，必须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教学条件。要具备这些条件，一定要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这个投入可分为明投入和暗投入。所谓明投入就是各级政府每年按国家政策向教育单位拨足各项经费，所谓暗投入，则是加强教育单位财政的管理，杜绝一切铺涨浪费，清除教育单位内部的浪费、挪用、贪污教育经费的违法乱纪分子，使有限的教育经费发挥最大的作用。只有在保证必要的财政投入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施素质教育，才能不使推行素质教育形成走过场，搞形式的局面。
三、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理论知识的传授和素质教育的关系。
首先可以肯定，文化理论知识的教育也是素质教育，而且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它是整个素质教育过程的基础。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文化理论知识的学习始终是最重要的方面。撇开文化理论知识的传授的素质教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试想：一个缺乏基本的的文化理论知识的人又怎么能成为一个能应付各种事物，适应复杂纷繁的社会环境，承担多项工作，有坚强意志和创新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者呢？没有一个文盲能成为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美术家、音乐家的。事实说明：文化理论知识的教育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在文化素质越高的群体就越容易进行和接受其他方面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也需要一定的文化理论知识作指导，反过来，高素质的人才就更需要不断的用新的，高层次的文化理论知识教育来丰富自己，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提高，这就是一些伟大人物成名以后还不断学习和进取的原因。
四、实施小学素质教育的具体操作方法。
素质教育看起来复杂纷繁、千头万绪，致使一些教育工作者茫然不知所措，有些教师一说搞素质教育就来个全面开花，眉毛胡须一把抓，又是这个会议，又是那个活动，搞尽了花样，结果还是空空如也，毫无实效。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教师没有弄清素质教育的真正含义。事实上素质教育虽然是一个综合体的教育，但也可以分门别类，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
1、文化理论知识教育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作为教师不应忽视向学生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而应努力教学，执行教学大纲，坚持教学原则，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
2、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和兴趣爱好，组织适合各类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特长，培养专门人才。
由于每个人的爱好不一，精力、时间有限，因此不能千篇一律，强求一致。素质教育不是全面开花，培养和发展学生某一特长的教育也是素质教育。所以，学校可以组建打破教学班级界限的各种特长班或组，配合任教教师，统一安排教学时间。一个学生可以参加一项或多项特长教育训练。可以设计如下特长班：写作班、数学班、摄影班、书法美术班、音乐舞蹈班，乐器班、体育班、棋艺班、制作班、演讲班，社会活动公关班、班干管理班、电脑班等。
3、重视和利用社会、家庭对学生的正面教育也是素质教育。社会利用电视、电影、广播、报刊、文件书籍等途径向学生传授有关的道德品质、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政策法规的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素质教育内容。家庭成员对学生的言语、品行、性格、意志等方面的正确引导也是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十分重视并善于利用社会和家庭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途径。
4、不断研究和改革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考查的方法。
施行素质教育，教学质量的含义不再是单纯的学科考试的成绩，而是某个学生各方面素质的综合评价。因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改变过去惯用的一纸考卷论成败的做法，变单纯的文化考试为综合的考评检测。每期期末由管理部门领导下到各校、各班级检验学生各项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情况，但这要求管理人员不断研究高超的和形式多样的检验方式。
5、有條件的地方应逐渐建设一批学习和生活设施配套的大型集团化的学校，这种学校具备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完善的生活设施，学校应该有各科教学的教师，也有社会生活方面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教师，让学生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在校接受学校管理和教育培养，这样就会使学生有充裕的时间、精力、机会接受各项素质教育。在这种坏境里很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
总之，实施小学素质教育要动真的，要舍得大投入。在不断完善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设施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充分调动教学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广大教师要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充分体谅国家的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夫，努力工作。也希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顾全大局，放弃本位主义，大力参与和支持祖国教育事业，为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