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走势呈现四个突出的亮点：消费驱动的增长循环正在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日益显著，经济增长正在降低对投资的依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并未消除，部分部门仍面临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的沉重压力，但短期内中国经济运行基本筑底趋稳，具备实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软着陆”的良好条件。
关键词：投资下滑；去杠杆；稳增长；软着陆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1.007
一、上半年我国经济走势呈现四个突出亮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约29.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7%左右的预期目标。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仍渐趋企稳，稳中向好，实属不易。概括讲，在经济增速企稳中，我国经济运行尚呈现如下四点亮色。
（一）消费驱动的增长循环正在形成
从需求结构看，2015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较2014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见图1），接近美国和日本60%～70%消费驱动的增长贡献率。尽管这是投
图1 我国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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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的缘故，但也意味着由消费驱动的增长循环正在形成。与投资和净出口的宽幅波动不同，消费需求表现比较稳定。201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4%，较上年仅下滑了1.7个百分点（见图2）。其中，消费结构继续升级，消费产品升级换代加速，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通信器材同比增速高达37%，而以网络销售为主的新型消费业态亮点突出，网上零售额占到零售总额的11.6%，同比增速高达39.1%。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消费尚存在向境外流动的现象，但还不到国内零售总额的4%，而且随着我国在2015年6月底前开展对部分国外日用品降低关税试点和调整部分商品消费税，境外消费回流有望拉动国内零售总额提升2～4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更加显著。
图2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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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日益显著
从产业结构看，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至49.5%，比2014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见图3）；上半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6.8%，较上年同期提高了7.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7个百分点（见图4）。这主要得益于金融服务业增长较快，上半年金融服务业对GDP累计贡献率接近20%，远高于2014年全年8.2%的贡献率（见图5），其中资产规模超过8万亿元的证券行业对第三产业贡献较大，仅上半年股票交易金额累计同比增长了543%，大幅度增加了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尽管这一趋势难以持续，但可以预计的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因为包括快递物流在内的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对第三产业将会提供新的支撑。这些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国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趋势还在延续。
（三）经济增长正在降低对投资的依赖
从投资需求看，投资下滑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速降至7%的主导因素。2015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4%，较2014年同期下滑了5.9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为9.7%，较上年同期下滑7.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只有4.6%，较上年同期下滑9.5个百分点（见图6）。从另一角度看，经济增长正在降低对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依赖。由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对房地产投资高度依赖的基础上的，表现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与我国GDP增速走势趋同。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以来，这种趋势尽管没有发生改变，但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正在减轻。这预示着中国经济转型要经历这一阵痛，但也必须割舍对房地产业的依赖。
（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出现可喜变化。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5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93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超过同期GDP增速0.6个百分点，其中主要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实际增长8.3%，快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个百分点（见图7）。这意味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83，较2014年同期缩小了0.04。要在2020年确保全面实现小康，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很关键的环节，这是民生改善并使大多数人享受到改革成果的具体体现。
图7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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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持续下滑源自主动调整的结果
当前投资增速出现下滑应是我国经济发展主动调整使然。我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形势，尤其是结构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带来了去库存/产能和去杠杆两种调整过程。去库存/产能是主动优化结构的必然，而去杠杆是有效管控风险的必需。
（一）加速去库存/产能造成盈利下降和投资减少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的刺激带来产能扩张和房地产繁荣，但随着国内外有效需求增速放缓，新增库存或产能面临消化困难，造成资金周转紧张，盈利持续下降，“造血”机能失调，影响了后续再投资。
1.部分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大
在房地产领域，尽管房贷新政、降准降息和公积金政策调整等系列措施刺激了房产销售回升，但也主要限定在一线城市和少数几个其他城市，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商品房销售情况并不理想。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573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0.8%，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只有3.9%，若按上半年全国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约6816元（再扣除每平方米1200元的部分建安成本），待售商品房将占用资金约3.7万亿元，再加上大量未领预售证的在建工程和土地，这一数据估计至少有7万亿元以上，这对房地产开发再投资形成极大的资金制约，后续工程面临资金断供问题。
2.部分制造企业去产能压力大
在制造业领域，受内外需求不振影响，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部分行业受到较大冲击，产能利用率不高，去库存压力沉重。以钢铁业为例，受供大于求的影响，钢材只能以白菜价格卖出，如螺纹钢跌到每吨1900元（每斤0.95元），2015年1—5月全国重点钢企主业亏损近165亿元，且亏损面在持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行业进一步的投资空间。工业企业盈利出现恶化，导致各级政府税收收入出现下滑。
3.基建投资面临资金约束压力大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和企业都想利用基础设施投资消化过剩产能，这确实是化解产能过剩的好办法之一。2015年年初，基建投资呈现高增长势头，促使一季度经济增速没有跌破7%，但4月基建投资也突然失速（见图8）。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为调结构需要，适当做出“减法”，自2014年9月开始中央政府就加速消除地方政府债务杠杆，致使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抑制，再加上银行信贷出现萎缩，使更多资本流入股市或外流，基建投资缺少资金供给，从而使投资增速出现一定下滑。
图8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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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去杠杆引发债务担忧和投资失血
前期刺激政策引导下的产能扩张和信贷膨胀，致使现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投资者偿还债务压力加大，利息负担加重，使政府和企业再投资资金来源受限，而前期股市暴跌蒸发约14万亿元市值，促使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增持，使实业投资面临被“抽血”的尴尬境地。
1.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不减
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在2015年到期量约有1.9万亿元，如果包含2013年6月以来的新增债务到期的部分，预计2015年到期债务将达到3万亿元左右。在中央政府加速去杠杆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加重的债务负担使其面临融资难问题。在缓解地方融资方面，推出的PPP模式出现“干打雷不下雨”的尴尬现象，社会融资面临合作意愿偏低的问题。而地方债务置换计划，却因流动性不足、利率偏低、规模较大等问题，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也不高。
2.企业偿还债务压力较大
据标准普尔一份报告显示，2013年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4.2万亿美元，按1美元兑6.2元人民币计算，折合约88万亿元人民币，约是2014年GDP的1.4倍。另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约有60万亿元，几乎与2014年的GDP相当。受内外需求疲软影响，很多企业盈利能力出现下降，再加上前期融资成本较高，企业背负的利息负担很重，债务违约风险加大。2015年以来，企业债市场出现ST湘鄂、天威保变、珠海中富三大违约案例，打破了债市刚性兑付的默认规则。
3.股市去杠杆引发“抽血”效应
前期对股市配资的放纵，引发大量资金涌入股市，致使真实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有限，高杠杆带来的泡沫风险剧增。2015年6月15日，在监管机构规范融资融券和严查场外配资等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仅经历17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中小板指、创业板指跌幅分别达到34.8%、40.6%和42.9%。股市出现暴跌迫使中央高度关切，采取紧急措施对高杠杆的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实时监控，严厉打击恶意做空股指行为，适当补充市场流动性，促使市场回归价值投资，尽快促使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由前期的杠杆牛、融资牛转为改革牛、转型牛。
三、下半年经济运行筑底趋稳，具备实现“软着陆”的良好条件 在经历上半年的经济减速的考验之后，我国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正在增多，预计下半年会扭转经济下行态势，经济增速将稳中略升，可能出现小幅度的V形反弹，实现从高增速下降至中高速平稳增长的“软着陆”可能性增大。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在7.1%左右，经济结构持续得到改善。
（一）“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并逐步见效
自2014年11月进入降息周期之后，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就倾向于稳增长。由于2015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表现不及预期，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类刺激增长政策逐步加码。
1.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
其中上半年列入计划的项目，下半年将会实际投产。如财政部提出要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包括加快拨付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资金、充分利用铁路发展基金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发改委提出要推出四大工程包，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和城市轨道交通，以加强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
2.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前期降准、降息等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改善市场流动性，使资金约束有所缓解。
3.房地产销售回暖
二季度部分地区房产销售回暖，由此带动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加，以及钢铁、水泥、装饰材料等产业补库存需要。
4.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提高
在地方债置换加码和支持借新还旧政策下，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将会被带动起来，预计下半年投资力度将加大。
5.出台了稳定外贸的政策
出台了稳定外贸的政策，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和调整消费税，有望进一步提振进出口和消费回流，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还会增大。
（二）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政府提出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让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力，有效支持经济增长。
1.财政存款余额仍有活用空间
据审计署抽查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抽查的22个中央部门有存量资金1495亿元，18个省本级财政有存量资金1.19万亿元。截至2015年6月末，我国财政资金存款余额约有4万多亿元，各级财政已收回沉淀和违规资金2500多亿元。这些存量资金可以统筹盘活，用于急需的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建设领域，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2.政府财政赤字仍有伸缩空间
2015年计划的财政赤字规模是1.62万亿元，占GDP比重的2.3%，尚远低于3%的安全线，加上上年未使用的预算结余和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盈余，下半年财政赤字实际可用额度为2.4万亿元左右。
3.中央政府可以继续发债核销前期债务
我国政府债务尚处在安全范围之内，目前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用广义口径来计算也不超过30%，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在内也仍然在60%的安全线以内，各级政府仍有发债空间实现前期债务的核销。
4.政府仍有大量的优质资产可以证券化
当前，各级政府依然有大量优质资产可以用来做抵押与信用担保，这既可以部分解决建设资金来源约束问题，也利于缓解短期偿债压力。
（三）宏观调控能力越发成熟高效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开启“双引擎”，助力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在此情形下，意味着宏观调控目标将由单一增长目标转向多重目标，即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个都不能少。
1.应对多重调控目标做到及时到位
当前面对出现的“跷跷板”现象，政府需要精准施策、定向调控，使调控政策跟准经济波动频率，既不过早，也不滞后，尽可能由“跷跷板”过渡到“不倒翁”的状态。
2.应对突发风险或紧急问题不能贻误先机，需及时采取强有力措施应对
在这次股市的“抗险救灾”中，中央政府适时采取强有力政策，通过向市场释放流动性，遏制股市崩盘和风险外溢，同时表达决心，坚信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维护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这都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向积极向好的势头发展。
（四）深化改革开放能增添经济新活力
当前，我国政府正在通过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向社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通过市场准入、财税、国企、商事、要素价格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制订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50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传统制造转型升级，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现一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
2.有序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开放型经济体建设
帮助企业寻找国际合作新空间，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快优势产能、先进技术、新兴市场等的国际合作，加快推进外贸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包括加快落实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切实促进进出口的平稳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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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韦京）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燃气电厂;经济性;经济活动分析
一、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简介
重型燃机制造技术被誉为机械制造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历来被世界上几大跨国公司垄断,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电装机比例构成中,燃机可占据30%以上的市场空间。中国从2000年以后开始起步,国家发改委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分批对燃机电厂建设项目开展了本地化捆绑招标。通过招标郑州燃气电厂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2台390MW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于2007年4月完成建设并投产发电。虽然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具有热效率高、调峰能力强、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等优点,但由于燃料的特殊性和进口技术的垄断,自项目投产之日起,就面临着发电成本的居高不下以及气量和电量协调难度大等问题,加之电网中燃机多为近两年新投产的发电机组,不同调度运行方式、环境工况和燃料供应对机组运行的影响相差较大,因此必须摸索出一套适合自身生产发电特点统计指标体系,并在实际工作中深入开展经济活动分析,以提高燃机运行的经济性。
二、建立符合燃机特点的经济活动分析指标体系
指标表示企业在计划期内生产经营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水平的数值。对于发电企业而言,按照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角度可进行不同的指标分类,燃气电厂的指标分类方法与常规发电厂基本一致,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由于机组设备和发电燃料不同,需要补充建立新的指标
燃料来源为“西气东输”天然气,统计调查过程中,应注重气质分析结果和气量交接的收集汇总,在统计指标体系内增加气耗指标。另外,由于现场没有燃料存储系统,如何衡量营销争取气量是否得以有效利用和气电协调程度,在统计指标体系内增加批复气量使用率指标。
(二)由于工艺流程和运行方式不同,原有常规电厂指标需调整计算分析方法
第一、锅炉的效率。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厂的锅炉是利用燃气轮机的排烟余热来产生蒸汽供汽轮机做功发电,其自身无燃烧系统、制粉系统和除灰系统,余热锅炉的效率主要由受热面的传热效率、排烟热损失和炉体的散热损失影响。锅炉效率即为锅炉产生蒸汽所吸收的总热量占进入锅炉的烟气总热量的百分比。
第二、供电煤耗。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厂的供电煤耗由气耗和天然气发热量折算而来,其主要受到运行负荷率、机组启停的频繁程度和联合循环投入率的影响,数值波动较大。第三,机组负荷率。该指标是机组平均负荷和最高负荷的比值,通常在计算平均负荷的时候按照计划期的日历小时考虑,但是燃机启停次数多、备用时间长,应该采用机组发电小时计算,才能真正反映出生产运行期间的设备带负荷的基本情况。
三、运用经济活动分析方法提高机组运行经济性
在燃气电厂的生产经营管理中,对经济性运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运行方式,而具体到指标体系中,直接体现其经济性运行的指标主要是气耗、厂用电率、水耗等指标。统计分析这些实际发生的信息数据,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找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将为公司科学决策和强化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一)优化机组运行方式,降低燃料消耗
通过对典型工况下天然气流量的变化测算出发电气耗,并且多次进行校核后统计出机组在220MW联合循环运行期间气耗约为0.2022方/KWh,在250MW负荷下运行气耗约为0.196方/KWh,机组负荷越高气耗越低,机组在380MW满负荷运行时气耗可以达到0.1816。以100万立方米气量为标准测算,机组满负荷运行和250MW负荷运行期间比220MW运行期间多发电约56.7万KWh和15.8万KWh,由于受到电网调峰因素的影响,燃气机组也不可能一直采用满负荷连续运行,因此力争保持机组在250MW以上运行。另外,对机组的启停运行、连续运行下日电量和耗气量进行对比分析,测算出机组冷态启动需暖机8小时左右,期间负荷150MW,燃气流量每小时4.45万立方米,气耗高达0.2999方/KWh,温态启动及100分钟的单循环时间,期间气耗与暖机气耗接近。再者依据现有主要生产成本价格以及其它相关费用测算出机组盈亏平衡的单次启动最低运行气量不能低于40万立方米。
通过经济分析,在实际工作中制定出降低机组运行发电气耗的几个措施:一是首先气量不能低于40万立方米,一旦供气量低于这个数值,每次启动并网发电的收入都无法弥补成本支出;二是提高机组的负荷率,除了电网特殊调峰要求必须降低到220MW运行外,峰段力保机组满出力,其它时段负荷力争维持在250MW运行;三是争取机组的连续运行时间,由于燃气机组启动和停机过程中都存在有将近100分钟的单循环时间,单循环期间机组的气耗接近0.3方/KWh,气耗远高于联合循环220MW时的0.2022方/KWh,因此在供气量达到120万立方米的时候,根据电网负荷情况尽可能的争取单机连续运行方式。
(二)调整循环水泵运行方式,提高机组效率
在机组运行期间,单台循环水泵运行,联锁投入与两台循环水泵运行两种运行方式均能保证机组安全运行。从经济性来讲,循环水泵作为电厂的主要辅机,其耗电量是厂用电构成的一大部分,但是从机组整体经济性考虑,两台循环水泵运行与单台循环水泵运行相比,增加了循环水量,降低了循环水温升,使凝汽器真空得以好转,提高了汽机负荷。根据技术规范,一台循环水泵在夏季工况下的额定功率为0.745MW,只要汽机因启动循环水泵得以提高的负荷大于0.745MW,即可认为运行的经济性得以提高;在机组满负荷运行时,还能同时增加机组的发电量。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启两台水泵运行,特选取2009年5月份几个不同负荷工况下的数据:
以6-7月份水耗为例进行比较分析:6-7月份补水率为原水和中水综合补水率,其中包括原水10.2931万吨,中水52.1594万吨,对应发电量36517.26万度,循环水补水率为17.10吨/万度,若剔出其中原水补水因素(使用原水补水所生产电量102931/13.93=7389万度),中水的补水率为=17.91吨/万度(521594/(36517.26-7389)。
按照不同水源的单价计算,每万度电采用中水的水费成本约15元,每万度电采用原水的水费成本约为20元。通过经济分析,日常生产应以中水为主,在特殊运行工况或中水检修的情况下适当保持一定的原水供应,作为主用水源中水的补充。通过不断摸索、研究燃气电厂的生产运行特点和指标波动规律,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经济活动分析方法,同时,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基于全面深入的统计调查,运用先进科学的分析方法,越来越多的成果指导了具体实践工作,对燃气电厂挖潜增效、提高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民族权利的保护是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就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民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包括在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以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和法治进程，同时也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权利的维护和保障，因此对民族经济与民族权利保障与维护的关系研究，在理论上也就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权利
我们所讲的民族经济主要是讲民族聚居地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其中当然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主要问题是西部的民族经济发展问题。“我国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西部地区。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把整个国土从经济上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大经济区域，其中西部地区是指大西北、大西南的山区高原地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内蒙古、广西、西藏等12个省、区、市。在全国总面积中，西部地区面积大约占70%左右，而在西部地区的总面积中，少数民族分布区则又占了80%以上，在全国56个民族中，聚居在西部地区的51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1%。地区经济发展实质上也就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因此，我们分析论证这一问题也主要以西部经济态势，主要以民族地方的态势为依据。
一、民族地区经济整体滞后是民族权利保护不力的根源
中国古代的文人贾谊曾有“仓廪实而知礼节”之语。历史事实表明一个真理，即经济发展是民众懂礼守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海商法和罗马法复兴的历史背景时曾指出：“在现代各国人民那里，工业和贸易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形式。因此对他们来说，随着私有制和私法的产生，便开始了一个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在中世纪进行广泛的海上贸易第一个阿马尔非也制定了航海法。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了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2]马克思的分析，充分表明经济的发展促使法律与权利地生成，同时也表明了一个真理，即经济发展同时也需要权利的存在，而且权利的合理保护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马恩在对于这一问题分析时，精辟地指出由于有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资本家们对资本的安全，尤其是长远的安全，充满了信心，他们才有“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从而“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滞后不仅需要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更需要权利对经济发展地确认与保护。
西部的经济态势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城镇化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由于各种原因，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还非常低，1999年城镇化水平只有21.04%，远远低于全国同期30.9%的水平，2000年全国的城镇比率为36.1%，而西北4省区的城镇化率仅28.7%，比东部低17.4个百分点，比全国低7.5个百分点，相当于90年代初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城镇水平最低的区域之一；城市密度是东部的6.47%和全国的21.43%，建制镇密度只有东部的3.38%和全国的10.51%。”[4]总之，“民族地区城市规模小，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发展极不平衡。城镇化的滞后导致生产集聚效应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4]因此，对民族地区而言，除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给予鼓励，在很大程度上要对民族地区从立法上给予相应特别权利规定，并且对已有的权利规定，通过系统制度的设立，以保证权利落到实处，而不至于流于形式。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指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5]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了国家必须更多注意民族的权利及权利保护状况，我们相信“普遍信念从来就认为，利用法律去扩大经济上的生产能力是最好的社会发展手段或措施。”[5]
二、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是民族权利保护的客观基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民族地区有经济滞后与法律权利需求的内在关系，特殊的地理环境本身也是民族地区的特色，但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独龙族就居住于我国云南贡山的独龙江两岸之独立山上，仅从县政府所在地到独龙江就要走好几天的路程，而且要翻越海拔3700多米的高黎贡山。该山一年之中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大雪封山，交通不通。”[6]“如果把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的空间分布与生态脆弱地带的空间分布叠加分析更可发现，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居住地区基本上分布在我国四大生态脆弱的地带中的西南石山岩溶地区、北方黄土地区和西北荒漠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地势高而陡峭，山地比重大，生态环境脆弱，易于产生大面积水土流失，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例如，贵州省的山地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7%。丘陵占10%，而坝子仅占3%，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大坎的省份。）”[6]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差，不仅造成了众所周知的落后的事实，而且也导致民族地区法律意识淡薄，权利观念虚无的社会现象。比如“怒族、佤族、独龙族等某些成员信仰万物有灵的自然拜物教，普遍保留着杀牲祭鬼、剽牛等传统习俗，部分成员每年都要杀牛或猪（杀鸡、羊就更普遍了）用以祭鬼神，以求神灵的保佑。”[6]这样的情况必然导致的一种结果就是对权利存在普遍的漠视，自然就更谈不上对权利的尊重与权利的保护问题了，是严重的权利缺失现象。更严重的是“在许多地方，对土地的归属仍以习惯和约定俗成为主（习惯法），土地证的使用并不普遍，实际上，在一些边远山区，深山老林中也难以使用。可以说，许多人口较少民族由于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其成员对于土地的产权观念极为模糊的，他们尚不理解，当然难以使用。”[6]因此，在民族地方以特殊权利保护是民族地区经济、地理及其自然环境的内在必需，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不解决这些地区的民族权利保护问题，想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实属痴人说梦。
三、现在经济态势下民族权利保护的几点思考
第一，国家层面的关于民族权利保护立法应当进一步加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制定了一定数量的有关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民族权利保护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并且在宪法的层面也对民族权利保护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权利维护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衡量，还是有相当缺憾，如在国家层面的一些立法，对民族权利保护，还有相当缺失，如在三大诉讼法中，有关民族权利保护的条款相当少，应当有单独的民族诉讼立法，如民族习惯和国家法律冲突的时候，如何在诉讼法中体现和协调。同时，应当有实体法上的单独权利设定。这样，从立法的权威上可以体现出国家对民族权利维护和保障的决心，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和推进民族地区公民法律意识与法治进程。
第二，进一步强化民族地区法律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虽然我国在民族地区的法律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的法治推进工作还是比较滞后，所以应当在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民族地区法律工作的投入，包括资金和人才投入，鼓励优秀人才到民族地区从事法律工作，通过这样的举措，不仅可以提高民族地区公民的法律意识，也有助于改变原有工作拖沓和不利的状态。如在海南省，应当向黎族、苗族聚居区的行政县市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这样可以改变当地法律工作者生活和办公条件，同时，由于新的人才，是相当一批人才引进，能够带来很多新的法律观念，这样就可以形成对原来的不科学法律观的冲击和影响，从而有效提高当地公民的法律意识，使其能够首先懂得自身权利遭受侵害时主张自己的权利和寻求应该的权利救济途径。
第三，多样动感的法制宣传。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求当地的公检法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精心准备一些内容切合当地实际，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进行常态化的法治宣传工作，而不是现在的走过场的法治宣传。有些工作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个政绩的形式，而是扎实的民生工程，法治宣传就是这样的工作。如可以在一个行政村设置一个长期的法治宣传点，各个涉法机关可以轮流驻村进行法治讲座、法治电影电视播放等，还可以长期制作一些生动的，容易明白的宣传画，还可以进行有奖问答竞赛等形式，总之，笔者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对提高村民，尤其是民族村民的法律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和价值。
方法是多样的，途径也是多样的，关键在于人们的认识与努力，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广大民族地区，民族同胞的权利，将有着一个崭新的面貌，这是一个可以相信与期待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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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 苗）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再到当前的信息革命，世界地缘政治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世界逐渐成为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一些特征也逐步类人化。基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将大陆与人体进行类比，提出大陆类人说，分析了其在功能上和结构上的相似之处，提出大陆是类似于人的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国际关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谋求全人类的福祉。
[关键词] 大陆;地缘政治;全球治理
一、研究背景
早在15—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人类历史开始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孤立走向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上并不接壤的各个大陆也随着日益活跃的人类活动而联系日益密切。
人与自然或社会的类比研究并非本文首创。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灵枢·邪客》中书：“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重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與天地相应者也。”其将人体形态结构与天地万物一一对应，以阐释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有更多的学者对自然与人和社会的类比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拉采尔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理论，他将国家比作人体，认为其边疆部分属于末端器官，扩张的地域为四肢，交通通道为循环系统，首都则为维持生命的主要器官[1]。随后，孔德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他认为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类似，是由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等构成，将社会有机体分解成家庭、阶级（或种族）以及城市（或社区），其中家庭是社会的真正元素（或称之为细胞），阶级（或种族）是社会的组织，城市（或社区）是社会的器官[2]。斯宾塞则在孔德提出的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有机体论。他认为，社会如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的分工类似于动物有机体各个器官的分工;同时，社会有机体和动物有机体一样，也具有相对应的营养、分配、调节系统，即提供营养（生产）机能的劳动阶级，提供分配机能的商人阶级，提供调节生产的整个社会管理者阶级（政府和各种机构管理人员）[3]。
此外，还有多位学者的观点涉及相应的类比研究。例如，约翰曾经将各个阶层比喻成身体的某一部分，并成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各阶层各司其职[4]。伯伦知理则明确将政府、议院等国家机构比喻为人体的四肢器官，这个身体在宪法的支配下结合为一个整体，国家的改革被喻为身体的成长变化。在伯伦知理的“国家身体图”中，每个喻体都有其不可替换的指涉对象，代表了伯伦知理对国家应有形态的构想[5]。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交织与碰撞。部分国家或地区置逆全球化风险于不顾，大行单边主义，实行贸易保护，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稳定国际局势搅乱，使原本正走向整体共同发展的国际社会再度风起云涌，区域性冲突不断，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遭遇严峻挑战。
中国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视作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整体。就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中，正全面拥抱和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其中所蕴藏的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对当今以至于未来国际社会的责任和胸襟。
本文将通过论述各个大陆在国际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世界主要大陆类比为人体的组成部分，将其功能及相互之间的某些结构关系与人体相对应，在大陆与人体的类比过程中将整个世界视作和人一样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以整体性思维看待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间的联系及其协同发展的未来趋势。这对解决当下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困境或许能在理论上提供一定的支撑，同时也期望为当代中国所秉持的全球治理观增添理论补充。
二、地球大陆与人在功能上的类似性
地球上的大陆与人的功能类似主要体现在大陆和人的主要功能的类似。人有心脏，大陆也有“心脏”，人有大脑，大陆也有“大脑”，而且大陆就像背对着地图的一个人，“心脏”和“大脑”的位置也和人类似。
（一）心脏功能上的类似性：世界的心脏在欧亚大陆的中部
早在20世纪初，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提出了陆权论的核心观点——欧亚大陆的中部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或枢纽区域[6]。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欧亚大陆中部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这一区域由大河流域形成广阔的低地，恰如被包裹着的心脏，在陆上作战中具有较强的机动性，有利于汇聚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对其他地区造成威胁。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能源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攀升，石油更是被称作工业的“血液”。“心脏地带”作为世界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珍贵的金属资源。油气资源对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至关重要，大国需要确保石油来源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来源，从而在经济上占据主导位置，并在地缘经济战略上抢占制高点。因此，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多个国家和组织都积极与作为“心脏地带”重点区域的中亚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目前，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已经向多个国家或地区出口，正如心脏为血液流动提供动力一样，作为“心脏地带”重点区域的中亚地区的能源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世界其他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及人民生活的正常运转。而国际上也早已注意到中亚对世界的重大作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实施的“中亚经济专门计划”，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实施的“丝绸之路区域合作项目”，都旨在推动中亚的能源优势普惠世界，为整个世界的“血液流动”提供动力。中亚地区充分发挥了麦金德所述的“心脏功能”，是大陆与人功能类似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二）大脑功能上的类似性：世界的大脑在北极地区
近年来，随着北极地区海冰的逐渐融化，北极不再是一片神秘的“荒原”，其各方面的价值逐渐显现。自2007年8月2日，俄罗斯在北极极点4000米以下的北冰洋洋底插上了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以来，世界各国对北极的争夺愈演愈烈，不仅北冰洋沿岸国对这片区域的归属权进行激烈争夺，大量的非北冰洋沿岸国也对这片“白色地带”予以高度关注。北极有什么价值能吸引世界那么多国家的目光，甚至可以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呢？
从军事战略价值角度而言，北极地区的军事角逐，作为一个缩影反映了世界军事格局，并将对整个世界的军事对抗产生影响，这正如人体的大脑，能够见微知著，产生一定的政治意识，并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北极地区地理环境较为独特，这里冰层深厚，人烟稀少，便于各个国家隐蔽地使用核潜艇，不易被察觉与追踪，而对军事专家而言，磁场环形封闭的北极地区还是战略导弹的“最佳发射场”[7]。可以说，北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对新型军事武器的使用非常有利，而一旦有强國占据这片区域，这些高精尖的军事武器将在巧妙的地理庇护下成为扰乱世界格局的“定时炸弹”，打破现有系统内的平衡状态。此外，随着海冰的融化，北极地区海上交通愈发便利，加之丰富的油气资源，有利于增强海军军舰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便于各国在此的军队战略部署，也就是说，得北极者将会大大增强其海上力量，提高其控制该区域航海活动的能力，夺取一定的“制海权”，从“海权论”的角度而言，这将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同时，由于北冰洋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确切的归属权，无论是北冰洋沿岸国还是非北冰洋沿岸国，若是想要在北极地区的势力角逐下有所收获，有时就会在此彰显一下军事实力，以强化在北极的存在感。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之下，近年来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生态建设的关注度也在逐渐提高，北极作为人类的最后一片净土，对全人类的生态环境更是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类似于人体的大脑可以接收客观信息并控制人体行为一样，北极地区恰如世界的“大脑”，能够迅速地对客观的气候变化做出反应，及时反映出生态环境现状。同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又会反馈给世界其他地区，以一种引领性的姿态对整个世界的环保行动及生态战略进行控制。北极地区生物种类少，食物网链简单，自我修复性和自我净化能力脆弱，生态环境较为单纯。该地区对全球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尤其是在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反应上，在过去的十几年，北极地区的平均温度升高值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近2倍。此外，北极生态环境的变化并不仅仅影响着北极地区，更会对全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近年来，北极地区大气臭氧层不断损耗，臭氧空洞问题日益严重，大大降低了大气层对紫外线的吸收量，这将对整个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不论是从航运经济还是从能源经济角度，北极地区发生的变化都将影响到整个世界范围，而世界其他地区也将会因为北极地区的变化所暗含的指向性进行下一步的行动，这和大脑对人体行为的控制作用如出一辙。随着《北极油气资源报告》（2018年）的发布，北极地区的能源价值也逐渐被发掘，据该报告的预测数据显示，北极地区油气资源丰富，堪称世界的“第二个中东”。北极地区的能源战略价值对于北冰洋沿岸国而言，既能在军事战略方面保障足够的供给，又能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则会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随着北极地区的能源供应量逐步上升，将会对整个大陆系统内传统的能源供应地区产生一定的冲击，也会对系统内部的能源流向、交通运输、经济及政治战略地位产生相应影响。此外，随着北极地区寒冰融化，北极航线的开发也提上了日程。北极航线一旦全线开通，将大大带动北冰洋沿岸国沿岸港口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丰富其原有的交通方式，并加快高纬度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进程，有助于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中心，这对原有的世界航运格局乃至经济格局都会产生重大冲击。
三、地球大陆与人在结构上的类似
系统思想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美国哲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是一个整体，即系统。一般系统论用相互关联的思想取代零散思维方法，突破了以往分析事物的局限，如实地把对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事物的特征和运动规律[8]。大陆间存在的某些结构关系可与人的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几大主要系统相互对应起来，而将大陆内部的某些结构关系类比于人体几大主要系统也正是运用系统思想将大陆视作整体加以审视的重要体现。
（一）地球大陆与人的血液循环系统的类似性
人的血液循环系统通常指的是心血管系统，是由心脏、血液、血管等部分组成的一个封闭的血液输送系统。通过对大陆与心脏、血液流动过程、血管等方面相似性的探讨，可以阐明大陆内部的某些结构与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相似性。
如前所述，麦金德曾在陆权论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世界心脏地带”（也称“世界枢纽地带”）。如该观点所述，欧亚大陆的中部是世界的“心脏地带”，欧亚非大陆是世界岛，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中部就控制了“心脏地带”，控制了“心脏地带”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等于控制了世界[6]。大陆类人研究遵循陆权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欧亚大陆的中部是世界的核心区域，尤其是中亚与中东地区之间，蕴含着全世界巨大的油气资源和珍稀金属资源，并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送。而心脏作为人身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主要功能就是为血液流动提供动力，把血液运行至身体各个部分。上述论述表明，东欧以东、中亚及中东地区在部分功能上与心脏作用类似，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珍稀金属资源向全世界供给，这些石油和天然气就像血液流动所携带的氧气一样，为被称为血液流动的经济活动提供基础动力。而纵观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工业社会阶段，为谋求自身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仍然与日俱增，这就使得石油这种资源依然是当今世界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由此可见，“心脏地带”辐射全球，与人体的心脏向全身供血别无二致。
血液是人体中在心脏和血管腔内循环流动的一种组织，在机体中起到运输物质、维持组织兴奋性、调节机能等作用。如前文所述，常被喻为“工业血液”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如同血液流动运输氧气一般，为大陆的“血液流动”提供最基本的动力，而人类在世界各大陆开展的经济活动，便如同血液在人体内部的流动。如今，愈来愈频繁的人类经济活动将整个世界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经济活动不仅承担了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传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促进和带动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在维持贸易、贸易互通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活动过程中可以调节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异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的各个部分逐渐成为经济、贸易、交通等相互联通、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有机整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地区不再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成为有机整体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有机整体不但承担起了联通各个部分的重任，同时也将各部分的功能与作用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使得整个世界主体具有基本相同的目标，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或地区边界逐渐弱化，经济、贸易上的趨同和一体化特征使得整个世界成为联系紧密且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化态势已成为大势所趋。人类的经济活动如同血液流动一般，将世界有机联系在一起，而各种能源资源的运输就如同血液携带氧气一样，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基础性动力，世界主要大陆也基于此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巨大有机整体。
纵观当今世界，密布的交通线路将世界主要大陆以及国家和地区相互联通起来。通过交通线路，无论是相隔万里的国度还是近在咫尺的邻域都可以通畅地进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沟通与合作，这与人体中血管的作用的相似度极高。血管作为生物运送血液的管道，遍布于全身，无处不至，负责将心脏搏出的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满足机体活动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以交通线路作为互联互通的最基本渠道，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血管遍布全身，将身体各部分联系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联动整体，而交通线路的遍布，也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编织进一个巨大互联互通的网内，将各个大陆以整体性思维加以审视，与美国哲学家贝塔朗菲所提出的一般系统论一脉相承，将一切有机体视作一个整体，用相互关联的思想取代分析事物的零散思维，突破了以往分析事物的局限，如实地把对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
（二）地球大陆与人的神经系统的类似性
神经系统是机体内对生理功能活动的调节起主导作用的系统，主要由神经组织组成，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两大部分。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是中枢神经系统与地球大陆之间的结构相似关系。中枢神经系统是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由明显的脑神经节、神经索（或脑）和脊髓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成分组成。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大量神经细胞聚集在一起，有机地构成网络或回路，其主要功能是传递、储存和加工信息，产生各种思想活动，支配与控制动物的全部行为。脊椎动物的许多活动都带有整体性，这依赖于脑与脊髓之间的联系来完成。人是脊椎动物的一种，因此，人类活动也具有整体性特征。基于此，大陆类人研究把世界主要大陆整体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神经遍布于人的全身。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都被一条条无形的“神经”——互联网所连接，进而将各个大陆上的国家各地区编织进一个巨大的网络体系中。这个巨大的网络体系宛如人体中的神经系统，而相互联通的无形的互联网则如同人的神经系统一样。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人类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互动和信息传递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信息的存储和加工越来越依赖当今互联网体系，而互联网的诞生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思维模式的变化。曾经思想产生的方式表现为由少数精英人士独立产生并将其大众化传播，而随着互联网技术逐步深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通过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作用参与到思想产生过程中来。同时，当今各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中社会基本运作方式与生产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互联网技术的支配与控制，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催生了无人码头、无人驾驶、无人超市等，移动支付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主要支付方式，智能手机的应用与普及正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可以说，如今的互联网体系与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有诸多吻合。
同时，中枢神经系统还是调节某一特定生理功能的神经元群。通常，一些简单的反射中枢范围较窄，但调节某一复杂生命活动的中枢范围却很广，可见反射中枢并非仅是中枢神经系统内某一局限的孤立区域。互联网系统亦是如此，它既可以在小范围内实现信息的传递与反馈，也可以在更广的范围里协调和组织整体性活动，将各个小范围以互联网为纽带组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使得其中各部分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整体。而即使同一水平的某一神经中枢内部各个神经元之间，也还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决定着这个中枢的机能活动状态。这就如同每一个小范围内的互联网体系都与其他范围内的互联网体系通过互联网本身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了如今几乎覆盖全部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系统。结合前文北极是世界大脑的观点，北极由于距离全球多数发达国家最近，也成为互联网和海底光缆建设的最活跃区域，正在发挥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此外，中枢神经系统更像是一部容量巨大的信息加工器，加工的结果可以出现反射活动、产生感觉或记忆。中枢神经系统在完成上述功能活动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协调与整合。协调指整体作用中的各个作用结合成为和谐运动的过程。整合是指把单独的、部分的活动变成为一个完整的活动过程。在这里，输出不再与输入呈一对一的关系，可以是多个输入转化成单个输出，或者相反。互联网系统也是如此，互联网系统在进行信息传递和储存时，也是以整体化方式协调各个组成部分。此外，互联网的传输与贮存也并不只是一对一的单向关系，而是一个更加繁复庞大的网络体系，这一点要比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在完成其功能时更加复杂多元。
四、地球大陆与人的类似的启示
地球大陆与人的类似性不仅体现在大脑、心脏、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功能和结构上，而且地球大陆与人有更多的相似性，为此应将地球大陆看成一个生命有机体，更好地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一）加强整体观念与全局意识
当今世界，虽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南北差异，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对立现象，且局部地区偶有纷争，经济制裁屡见不鲜，但是总体而言，各个国家和地区还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整体前进中谋求自身发展。
在理论层面，处理国际纷争、维护国际关系、解决国际问题时应遵循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认识到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世界的普遍联系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内在体现，并坚持全面地、系统地、联系地观察事物，树立全局意识与大局观念。
在现实层面，应意识到经济活动的整体波动性，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世界经济整体形势相对式微的情况下，经济强国与国际组织应及时向经济情况面临崩盘的国家给予援助，加强南北合作，找准自身在世界经济环境中的定位，摒弃“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等阻碍全球化进程的观点和做法，共同推进世界整体经济发展。同时，应重视除国家之外的其他组织、机构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要意识到越来越模糊的传统边界及相互联系着的各个主体都推动着个人、集体以及国家在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全面把握，应在多边合作机制下更好地凝聚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力量，进行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正如前文所述“大陆类人”的观点，应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强整体观念与全局意识。
（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在加强整体意识与全局观念的过程中，“全球治理观”应运而生。所谓全球治理观，是指国际行为体在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以及管理全球公共事务的理念和目标，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建立的全球规则、程序和机制所共同构成的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概念最早由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提出。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世界逐步发展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也逐渐增多。虽然，由于现有的国际公共产品存在供给决策的排他性、供给的不可持续性、供给收益分配的竞争性三大失效问题，导致全球治理暂时失灵，但各方依旧在为提升全球治理水平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的全球治理观为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中国针对全球治理观的一种新型提法，体现了多元主体、文明互鉴、内涵辐射、合作共赢等一系列特征。
在现阶段，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一个突出的国际实践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它以共商的合作机制为载体，增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非排他性，弱化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以项目共建为路径，充分发挥中国的引领性作用，力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培育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以共享的互利共赢为目标，推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分配的非竞争性，缓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的滞后阶段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推动了新型国际秩序的建立，作为一个供给良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对全球治理的失灵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机制改革的推动等国际实践均基于新型的全球治理观，并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影响。通过多次的实践检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卓有成效。
（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破土而出。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就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则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便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探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蕴藏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该理念的提出，一方面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基础，从协和万邦到天下大同，都体现了“天下一家”的理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基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对共同体思想的一种阐述和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超越不同意识形态和制度对立的，在其指引下，意识形态的对立及政治制度的对抗被逐渐弱化，人类的整体目标趋于统一，各个国家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不再狭隘地关注本国利益，也兼顾他国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原有的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强制扩张等资本主体性思维，更倾向于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等方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努力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单一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频繁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推动全球治理、解决国际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基于“大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发展趋势下的突破性思维，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于追求全人类的福祉意义深远。
五、结论
本文基于中西方已有的思想及研究，将地球大陆类比作人体，纵观历史，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从功能与结构的角度进行论述，并以整体化思维塑造当前世界的发展逻辑，准确把握未来全球化发展局面，促使全球化朝着历史发展规律稳步前行。在当今世界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秉承和合主义的新型国际发展观，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倡导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定的大局观与整体意识，用联系的眼光看待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间的关系，并坚持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去，推动整个世界走向和平统一的进一步发展，这不仅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更是世界发展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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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浩芮]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以经济收敛理论为基础对我国31个省区1990-2013年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进行分析。通过设置多种空间权重矩阵将空间效应纳入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地理距离因素是影响城镇化空间相关性的主要因素；地区城镇化水平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单纯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难以缩小区域差距，政府应适当加强宏观调控作用；控制变量的引入加快了城镇化率的发散速度，与理论预期相反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增长率存在负向影响，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过大是加快城镇化水平发散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关键词城镇化；收敛性；理论假说；空间计量
一、引言
我国城镇化进程在近十年加速推进，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2013年实现进一步增长，达到5373%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自然资源、历史条件和政策倾斜等原因，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且各省省情不同导致区域内差异也十分突出。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经历区域间不均衡发展的过程，而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其过大的区域差异必然也导致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不均衡。城镇化作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战略措施，如何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变动趋势，为各地区制定适合的城镇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城镇化区域差异问题尽管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以往采用统计指标衡量区域差异的方法较为简单。城镇化收敛性主要研究我国城镇化水平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是否具有更快的增长率，即是否存在赶超现象，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城镇化区域差异问题。索罗-斯旺（SolowSwan）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收敛性理论的起源，鲍莫尔（Baumol）最早将理论运用于计量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和初始产出水平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但其样本的选择引起了德隆（Delong）对其结论的质疑，由此经济收敛性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涌现了大批经典文献：如巴罗（Barro）、巴罗和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曼昆（Mankiw）、罗默（Romer）和韦尔（Weil）、伯纳德（Bernard）和 杜尔劳夫（Durlauf）的研究[5-8]。国内学者对收敛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上，研究结论却不尽一致，少数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存在σ收敛，即我国省域间经济增长差异将逐渐缩小并最终处于同一稳态水平；大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即控制了影响稳态的因素才能观测到收敛性的存在；也有部分学者研究我国东、中、西部间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即子样本内部的收敛。
虽然并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但收敛性研究方法却日渐成熟，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研究其他领域的收敛性，其中以碳排放、居民收入、能源利用效率等领域的收敛性研究最为广泛。在城镇化收敛性研究方面，吕健和余洁等分别采用空间截面数据和传统面板数据考察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两者均得出了我国城镇化存在收敛性的研究结论。但前者忽视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和个体异质性的重要特征，后者以空间相互独立为前提，明显与客观现实不符，因此，其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证实。鉴于面板数据能控制个体异质性特征，空间计量能将空间相关性纳入模型中，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城镇化的收敛性。
本文主要解决我国城镇化水平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以及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差距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从而形成收敛趋势等问题。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突破主要体现在：①将空间因素纳入城镇化分析体系，考虑地区间的相互作用，采用多种空间权重矩阵，结论更为可靠；②从收敛的视角研究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变动趋势，比以往仅采用统计指标的方法更为细致和深入。
二、理论假说
从城镇化过程来说，人口倾向于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由此经济水平差异的持续性会导致城镇化水平的发散增长，但不同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收敛机制使得城镇化水平出现收敛趋势。
1微观收敛机制
微观收敛机制包括比较利益机制和适度人口规模机制，主要通过控制城镇化饱和点保证城镇化收敛。城乡之间存在受教育机会、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就业机会和收入等各方面的差距，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涯发展，农村人口更倾向于向城镇发展。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吸引劳动力回流农村。
在经济发展初期，城市大量劳动力的集聚具有知识技术外溢、扩大市场规模等规模经济效应，但过度的人口转移也会产生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等负面效应。因此，城镇存在着适度人口规模：超过适度人口规模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负面效应大于其经济规模效应，会出现人口迁移放缓甚至停止或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城镇化不可能无限扩张，农村人口转移带来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和递增的城市负面效应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保证了城镇化收敛性的存在。
2中观收敛机制
中观收敛机制包括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社会服务收敛机制，主要通过影响城镇化发展促进城镇化收敛。经济增长收敛来源于索罗-斯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其持有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假设，一国或地区期初有效劳均资本水平越低，资本增长率越高，从而产出水平增长率也越高，进而存在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赶超，在存在区域要素流动的情况下，资本会从资本存量水平低的地区流向存量水平高的地区，劳动力则反向流动，从而促进经济的收敛性。当前研究国内经济收敛的学者中，大部分认为我国经济存在不同的收敛情况。经济增长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聚了大量中西部劳动力，从而城镇化水平较高。但随着中西部经济逐渐向东部的趋同，势必会吸引大规模的劳动力回流，从而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收敛。
关于社会服务趋同的系统理论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但不少学者以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从不同方面对社会服务收敛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政府支出方面和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地区间社会服务的收敛虽然不能直接促进各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收敛，但是社会服务的趋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口的跨地区迁移，特别是高学历、高能力人才从低服务水平城市向高服务水平城市的流动，从而降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
3宏观收敛机制
宏观收敛机制指政府行为收敛机制，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内在机制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由于政策偏向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随着地方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先后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试图从东部地区引进人力资源和知识技术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缩小省域间城镇化发展差异。同时，社会服务的趋同也是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政策之一。政府通过建立更为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从宏观政策上保证各地区人们享受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
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等原因形成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然而在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趋同的内在机制以及国家政策引导的外在影响下，城镇化水平将逐渐收敛。同时，城镇化并不是无限扩张，在城镇化水平饱和点的约束下，各地区城镇化水平也会发生收敛现象。
三、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城镇化率衡量指标为人口城镇化率，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被解释变量为城镇化率各年增长率。关于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根据以往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如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社会因素，如教育、社会保障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中教育可通过升学使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但整体而言，社会因素对城镇化的直接促进作用较弱，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人口的增加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加大，社会服务水平欠缺会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制度因素一般作为根本影响因素。基于此，条件收敛中引入影响稳态的变量如下。
（1）人均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规模指标，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稳态值越大，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2）产业结构（CON）。以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构指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因此二、三产业比重越大，对非农就业需求越大，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3）对外开放程度（CR）。以出口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对外开放有利于城市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农村人口的转移，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4）比较利益衡量指标（CX）。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即城乡收入比来表示。城镇较农村条件优越成为吸引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力，但城乡差距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因此预期符号需由实证分析确定。
（5）教育（EDU）。以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的对数形式表示。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接受城市的消费和价值观念，尤其是高等学校大学生越易在城市居住，因此有利于城镇化的发展，预期符号为正。
本研究样本为1990-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城镇化率1990-2000年数据来源于周一星、田帅对我国分省城市化水平数据的修补周一星、田帅对海南省城市化水平的修补从1990年开始，为了保证我国省份的完整性，本文数据样本为1990-2013年。，重庆市1990-1996年数据根据其含重庆和不含重庆的四川省城镇化率计算得到，2001-201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各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其中人均GDP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四、城镇化水平收敛性的实证检验
1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空间权重矩阵体现了空间观测单位中的依赖关系。目前学者们普遍采用邻接权重矩阵，但非相邻而距离接近的区域之间显然也会发生空间联系，且经济实力强的地区对周围地区影响更大，更容易吸引人口迁移。因此，为了使研究结论更为稳健，本文分别建立邻接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综合测度各省区间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关系。
（1）邻接权重矩阵。邻接权重矩阵以省区间是否相邻作为空间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标准，若省区间存在共同边界则表明存在空间相关性，具体形式见（1）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第i行和第j列的元素，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相关程度。邻接权重矩阵因其简单易处理而应用广泛，但其不相邻则不发生空间联系以及具有共同边界赋值相同的假定显然不符合客观现实，如北京仅与天津和河北相邻，但其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显然对大部分地区都有影响，且很难说北京对相近地区如吉林省的影响与对较远地区如新疆的影响一致。
wij=1当区域i和区域j相邻时0当区域i和区域j不相邻或i=j时（1）
（2）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各省会之间直线距离通过ARCGIS软件根据中国电子地图自动生成。。鉴于邻接权重矩阵仅考虑相邻地区间的影响且不能区别对不相邻地区的影响程度，许多学者开始采用距离权重矩阵。距离权重矩阵以空间相关性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递减为前提，通过距离的远近衡量省区间的相关关系，考虑更远空间区域之间的依赖性，距离的测度一般以省区经济中心的直线距离或交通距离表示。本文采用各省会之间直线距离的倒数表示省区间空间关系程度，具体形式如（2）式所示：wij=1dij当i≠j时0当i=j时（2）
（3）经济权重矩阵。虽然地区间交互作用与地理特征存在较大相关，但城镇化过程涉及人口迁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远远大于落后地区，因此，经济因素是影响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陈晓玲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设计[24]，其优点主要体现在区别了两个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强度，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具有更强的空间影响与辐射作用[25]。具体形式如（3）式所示，其中wi为邻接权重矩阵，y为人均GDP：
W*i=wi*diag（y1∑Ni=1yi， y2∑Ni=2yi， yN∑Ni=1yi），
N=31yi=1t1-t0+1∑t1t=t0yit（3）
2.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
空间面板与传统面板模型的区别在于空间相关性的测度，空间自相关性一般通过Moran指数检验，Moran指数取值在-1到1之间，负值表示负相关性，取值越接近0相关性越弱。本文利用
软件计算得到在邻接权重矩阵下城镇化水平代表性年份的Moran值，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Moran’s I值均为正值且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城镇化水平的地区相互临近，在整个样本期内Moran’s I值波动上升，表明正相关性逐渐增强。
3模型设定
根据空间依赖性来源的不同，空间计量基础模型分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回归模型（SEM）：空间自回归模型主要解释一个地区的经济现象直接影响另一地区，空间误差回归模型的空间相关性来源于不可观测的随机冲击。本文通过在传统收敛模型中添加空间相关因子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绝对β收敛情况：
空间自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ρWlnyt+1，iyt，i+εt，i
空间误差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εt，iεt，i=λWεt，i+μt，i
条件β收敛情况：
空间自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ρWlnyt+1，iyt，1+γkXk+εt，i
空间误差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γkXk+εt，i εt，i=λwεt，i+μt.i
其中，yt，i表示i地区在第t期的城镇化率；lnyt+1，iyt，i表示i地区t时期的城镇化率增长率；α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反映对随区位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控制；Xk表示影响城镇化率稳态的控制变量；若β显著小于零，则认为我国城镇化率存在绝对收敛性或条件收敛。
4.实证结果分析
（1）绝对β收敛。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本文空间计量模型估计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均通过Matlab软件实现。之前，需对模型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传统的各项检验指标如Moran’s I、LMerr、Lmsar、 Robust LMerr和Robust Lmsar均针对截面模型提出，本文借鉴何江和张馨之的做法，用分块对角矩阵代替统计量计算公式中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行面板数据的检验[26]。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检验指标均显著。根据安瑟林（Anselin）等人的模型判定准则[27-29]，LMerr和Lmsa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Robust LMerr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实证结果表明
各权重矩阵下SEM模型Loglikelihood值大于SAR模型，因此优先选择SEM模型，表明一个地区城镇化率的增长率受到邻近地区城镇化率增长率的随机冲击的影响。事实上，各权重矩阵的SEM和SAR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未出现较大的差异。表3中各模型的空间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率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其邻近地区城镇化水平也较高。进一步比较各空间权重矩阵下空间自相关系数的大小，在SEM模型下，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自相关系数（04400）显著大于邻接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分别为01270和01170），说明城镇化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并非仅发生在相邻区域间而是随区域间距离增加而衰减，造成城镇化水平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因素为地理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地理位置的临近一方面由于交通的便利、社会风俗文化习惯的趋同大大
减小了人口迁移的阻力，另一方面便于地区间资源信息的传播，其城镇化发展过程的成功模式更容易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因此距离权重矩阵比经济权重矩阵和邻接权重矩阵更能反映城镇化水平空间相关性的客观现实。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权重矩阵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较邻接权重矩阵并无显著提高，部分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虽然吸引人口迁移，但却难以有效将其转变为城镇人口，其过程只是简单的“物理运动”。
表3中的估计结果显示，期初城镇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城镇化水平不存在绝对收敛，我国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较大。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仍然具有相对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较高的增长率，距离权重矩阵的期初城镇化水平系数（00342）明显大于邻接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分别为00199和00200），表明空间相关性加速了城镇化水平的发散速度。这可能是因为非相邻地区与本地区存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差距，吸引本地区劳动力进行迁移，阻碍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区域间的城镇化水平难以实现同一稳态的收敛，但是可进一步探究是否存在条件收敛。
（2）条件β收敛。
是否存在收敛到各自稳态的趋势尚未可知。本文采用添加外生变量的方法检验我国各省城镇化率的条件收敛性，在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同样需要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各项检验指标均显著。根据前面所述的模型判定原则，优先选择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不论选择哪种空间权重矩阵，SEM和SAR模型中空间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如表5所示。
估计结果中期初城镇化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并不存在条件收敛趋势。即使控制了影响城镇化水平的稳态因素，其发展也并不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且其发散速度显著高于绝对收敛的发散速度。表明控制变量的引入加大了我国城镇化区域差距。
对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可知，教育和对外开放程度均不显著。而原本理论上教育和对外开放程度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形成较高的稳态值。造成该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本文选取的教育指标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而在校学生并不一定从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同时落后地区的高等学校学生更倾向于向发达地区转移，对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贡献有限。因此教育有利于本地区的城镇化增长率的结论尚须进一步研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虽然能带动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但可能相关行业更多吸引高素质人才，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有限，并不能显著加快城镇化的发展。
经济因素包括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会阻碍城镇化率的提高，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区域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使得落后
地区的农村人口甚至城镇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导致落后地区人口城镇化率难以提高。虽然城镇化率存在严格的约束点，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发散也加剧了城镇化水平的发散。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显著为正。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表明城镇较农村更为优越，农村人口为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向城镇迁移，因此有利于城镇化率的提高，但须认识到，依靠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镇化进程并非健康长久的发展之计。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主要对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以及利用空间面板模型考察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广泛运用的邻接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低估了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距离权重矩阵更能反映客观事实；第二，1990-201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第三，人均GDP、产业结构变量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变量的引入加快了城镇化水平的发散速度，且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率增长率影响为负，而教育和对外开放程度影响却不显著。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各地区政府应当彻底改变各自为政的观念，积极寻求区域间合作和互助，借鉴邻近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的成功模式，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实现区域间共赢；第二，中央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作用，继续深入推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政策优惠与帮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其对发达地区的趋同，由此带动落后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缩小城镇化区域差距；第三，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增长率的促进作用是暂时的，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因此，通过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化水平并非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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