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治理结构是否有效率，而治理结构是否有效率，又取决于其股权结构安排是否合理。通过对国内外券商股权结构现状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的证券公司目前大多数股权结构安排都不太合理，由此导致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绩效和发展潜力。
一、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股份公司中以委托代理关系为连接并规范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监事会等各利益主体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股权结构是基础，起着决定作用，因为股权结构决定了股东结构和股东大会，进而决定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组成，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四大利益主体。只有股权结构合理，才可能形成公司完善的治理结构，进而才能保证公司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是相分离的，作为所有者的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股东与经营者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并不一致，这导致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中必然存在以下几个矛盾：一是股东与经营者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其效用函数常常发生冲突；二是股东与经营者之间权责对应关系不一致；三是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在信息获取上存在不对称。以上几个矛盾的存在使得经营者有可能为保证自己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并给公司造成效率上的损失。为了降低这种损失，股东必须通过行使其最终控制权来监督、约束经营者行为。而股东在行使其最终控制权时必须适度，既不能忽视权力，也不可滥用权力，因为忽视权力会使经营者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而滥用权力则会干预经营者正常的经营行为。因此，要想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效率损失，就必须使所有股东都适度地行使权力，这就要求股份公司必须安排好各位股东的持股比重，即股权结构。
一般来说，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有以下几种典型的类型：
1.集中分布型股权结构。其表现是：股权高度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几个股东手中，其他股东的股权极小。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公司的经营者一般是控股股东的直接代表，因此经营者利益与大股东利益高度一致。但股东行为出现了两极化倾向：大股东控股比例过高，行使权力的积极性很高，小股东则忽视了其权力的行使。其结果是：大股东缺少来自其他小股东的约束和制衡，导致其容易干预经营者行为，甚至与经营者合谋共损小股东的利益。因此，集中分布型股权结构不利于在公司内部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
2.均匀分布型股权结构。这种股权结构在发达国家比较常见。其表现是：股权比较分散，股东数量较多，而且相当数量的股东持股数相近，单个股东的作用有限。这种股权结构可以避免集中分布型股权结构下股东行为两极分化以及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合谋，但由于股权比较分散，股东们行使权力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在没有有效的激励措施的情况下，股东普遍有搭便车的动机，不愿付出成本去监督经营者。在证券市场比较发达、股权流动性强的情况下，分散的股东可以利用发达的证券市场低成本却有效地对公司经营进行监督，如果股东对公司所披露的财务状况不满意就可 “用脚投票”，从而对公司经营者施加压力。在证券市场不太发达、股权流动性较差的情况下，如果股权过度分散，一则股东不能通过股市对公司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督，二则股东直接对公司经营者进行监控的能力不足、成本过高，因而这种股权结构会导致股东对经营者监督约束不力，从而会影响公司经营绩效。
3.阶梯分布型股权结构。其表现是：股权相对集中在一定数量的股东手中，股权分布呈从高到低的阶梯式形态，即第一大股东拥有相对优势的股份，成为核心股东（持股比例为 20％—30%），其他股东的地位依次下降。这种股权结构既相对集中，又不至于形成垄断；既有一定的分散度，又不过于离散。各个股东以其持股水平为依据，决定其行使权力的努力程度。由于各股东持股差距适当，因此有望使各股东达到一种适度参与的境界，形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在证券市场不太发达、股权流动性较差的情况下，股权相对集中，不仅可以提高股东直接监控公司经营的动力和效率，而且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发展的稳定和持续性。因此，在证券市场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保持股权的相对集中较之股权的高度分散更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和经营绩效的提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初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1） 公司股权结构安排是否合理将直接决定公司治理机制是否有效率，进而将影响到公司经营业绩；
（2）在任何市场条件下，股权过于集中都会导致公司治理绩效的降低；而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规范公司的治理结构；
（3）在证券市场比较发达、股权流动性强的情况下，采用均匀分布型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公司治理绩效的提高；而在证券市场不太发达、股权流动性较差的情况下，采用阶梯分布型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公司治理绩效的提高。
二、国外投资银行股权结构的基本特征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投资银行已成为西方各国资本市场中最有效和最有影响力的高级形态金融中介机构，对各国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西方投资银行中，美国投资银行以其庞大的资产规模、严谨规范的治理结构、成熟有效的管理机制、推陈出新的创新意识而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独占鳌头，具有较强代表性，因此，我们将以美国最著名的五大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高盛（The Goldman Sachs Group）、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 Co.,Inc）、嘉信（Charles Schwab Corp.）、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为例，来分析西方投资银行股权结构的基本特征。
美国投资银行一般采用的是均匀分布型股权结构，股权较为分散，且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具体来说，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股权集中度较低，股权结构呈现多元化、分散化。美国投资银行股东数量一般较多，股权比较分散。股东中，机构投资者占有较大比重，但每个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都不大；个人股东的数量也非常大。在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５%的只有美林证券一家，为13.35％，而高盛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1.72%；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最高的是美林证券，为24.21%，最低的是高盛，仅为5.86%（具体见表1）。美国投资银行股权之所以分散，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一是美国法规限制机构投资者对某一公司（包括投资银行）大比例持股，并在信息披露上对机构投资者的股票买卖增加了新的要求；二是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多采用多元化的组合投资策略，使其股权结构分散化；三是由于美国的证券市场高度发达，因此在这种分散的股权结构下，股东们能够通过市场低成本却有效地监督、约束经营者行为，使公司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
2.股权的流动性比较强。美国投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已上市公司，其发行在外的股票大多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自由公开交易。由于股权比较分散，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一旦其所持股份的投资银行业绩欠佳时，他们便抛出手中的股票，这样便使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在证券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股权流动性越强，就越有利于股东通过市场来监督经营者，有效的监督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
3.内部职工持股占有一定的比例。为了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美国投资银行除采用高工资、高奖金对员工进行短期激励外，还普遍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来对员工进行长期激励，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平均内部持股比重为24.9%。通过内部职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长性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制度上保证了投资银行长期稳定发展。
三、我国证券公司股权结构的现状及其特征
自1987年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以来，我国证券公司伴随证券市场的高速发展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止2000年底，我国已拥有证券公司96家，其中，注册资本金在10亿元以上的约有22家，注册资本金在30亿元以上的约有4家。但我国证券公司毕竟仅有10多年的历史，与国外发展成熟的投资银行相比，我国证券公司目前大多数股权结构安排都不太合理，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严重，企业在决策、控制、管理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弊病，最终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绩效和发展潜力。我们这里选取了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13家证券公司为样本，对我国证券公司的股权分布状况作一实证分析（见表2）。
通过表２我们可看出，我国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国外券商相比，具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1.股权结构不太合理，要么股权集中度偏高，要么股权结构过于分散。13家证券公司中，大鹏证券、南方证券股权结构相对比较分散，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4.12%和11.30%，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2%和28.26%，而且各股东持股比例基本接近（大鹏证券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一样，都是4.4%），没有相对控股股东；其余11家证券公司股权结构都比较集中，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都在40%以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都接近60%或在60%以上，股权最集中的国信证券，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竟占到了95.10%。由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尚不发达，因此，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和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都不利于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则大股东容易干预、控制经营者行为，甚至与经营者合谋损害小股东利益；股权结构过于 分散，尤其是第一大股东比重过小，则会增加股东监控经营者的成本，影响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导致股东对经营者监控不力。
2.股东数量较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证券公司股东数量一般较少，在表2所列的13家证券公司中，股东数量最多的国泰君安也只有100来个股东，股东数量最少的国信证券仅有7个股东，一般券商的股东都在几十个。而国外券商的股东中，机构投资者数量一般都有几百甚至上千，而个人股东的数量更是成千上万。而股权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化对于构建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机制是非常有利的。
3.股东性质比较单一。我国证券公司的股东大部分都是国有法人机构，股东性质比较单一，这使证券公司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国有企业的弊病，难以形成规范、健康的法人治理结构。
4.股权流动性差。我国证券公司目前都未公开上市，因此股票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动。而且法人机构股东之间股权的转让受到一定的限制。股权流动性差，股东便无法通过市场来监督经营者行为，而只能直接参与公司治理，这无疑加大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
5.内部职工一般不持股。如上所述，目前我国证券公司股东都是法人机构，根本没有个人股东，也就不可能有职工持股。这使公司在激励机制方面有所缺陷，对公司长远发展多少有些不利影响。
四、我国证券公司股权结构的合理选择
证券公司选择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才算合理，应跟其所处的具体市场环境有关。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美国由于证券市场高度发达，股票市场流动性强，因此，投资银行采用的多是多元化、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因为这样更有利于降低股东监控经营者的成本，提高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而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尚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公司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才能促使公司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呢？
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证券公司应该采用阶梯分布型股权结构，即股权相对集中在一定数量的股东手中，股权分布呈从高到低的阶梯式形态，第一大股东必须拥有相对优势的股份（所持股份在20％—30%比较合适），成为核心股东，其他股东的地位依次下降。这种股权结构不仅可以提高股东直接监控公司经营者的动力和效率，而且可以使股东直接监控公司经营的成本达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从而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和经营业绩的提高。而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则应向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由于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都不尽合理，因此，必须通过若干途径来逐步改善其股权结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条途径：
1.增资扩股。这是目前我国证券公司扩大资本实力、改善股权结构的主要形式，证券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引进新股东，不仅可以迅速扩大股本规模，而且能够改善股东构成。近几年，国通、国信、广发、大鹏、中信、湘财等券商先后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了规模上的飞跃。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及现有股东结构来决定所新引进股东的数量及持股规模，以便使公司的股权结构实现合理化。
2.兼并重组。这也是目前我国证券公司扩大资本实力、改善股权结构的方式之一。著名的例子有申银与万国合并而成申银万国证券、国泰与君安合并而成国泰君安证券、中国华融信托等五大信托公司下属的证券业务部门合并重组而成国内最大券商银河证券等等。这些兼并重组活动对扩大上述券商实力和改善其股权结构无疑起到了较大作用。但由于这些兼并重组都带有行政色彩，而非市场化的行为，因此并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股权结构的改善作用也有限度。因此，今后，我国证券公司必须通过实施更多的市场化兼并重组行为，来改善自己的股权结构。
3.公开上市。由于政策限制，我国至今尚没有一家证券公司公开上市。但这一格局有望在今年得到改变。自2000年来，管理层对券商上市的限制政策逐步有所松动，国通、广发、大鹏、国信、湘财等券商正在积聚力量，做好上市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公开上市，券商可以筹集到公司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迅速扩大股本规模，并根据股份制企业的要求和自身发展需要来改善自己的股权结构。而且，券商上市后，其股东构成将发生明显变化，除法人股东外，将有大量的社会公众股东出现，股权将实现社会化，股权的流动性也大大增强。此外，券商还可以利用上市的契机，在公司内部推行股票期权和职工持股计划，以便建立起对员工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基于2005—2014年南京市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联度和耦合度模型，研究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互动耦合机制及其关联性，结果表明：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关联度在0.5以上，属于中等关联；产业结构对用水结构的关联序为第三产业（0.566）、第一产业（0.563）、第二产业（0.557），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关联序为生活用水（0.696）、农业用水（0.601）、工业用水（0.582）；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的空间差异明显，主城区属于协调型，江宁区与六合区属于磨合型，浦口区、高淳区与溧水区属于拮抗型；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耦合度在时间上显示出阶段性波动的特点，第一阶段（2005—2007年）属于磨合时期，第二阶段（2008—2010年）从磨合转向拮抗时期，第三阶段（2011～2014年）逐渐向协调方向发展.
关键词 产业结构；用水结构；灰色关联分析；耦合度；南京市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water utilization structure； gray relational analysis； coupling-degree； Nanjing city
南京市位于江苏省的西南部，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门户城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丰富，境内河湖密布，水资源总量丰富，2014年全市水资源总量达到30.76 亿m3，但人均占有量只有374.39 m3，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水资源1 700 m3的警戒线[1].随着南京市城市化及产业的快速发展，南京市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当地水资源的開发利用程度也越来越高，用水结构的合理与否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结构的优化布局能促进资源能源等要素向各个产业合理流动，由此可见，探讨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之间的互动耦合机制及其关联程度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学者已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对多个地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云逸[2]等以北京市为例建立成分数据回归模型，证明用水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具有一致性；蒋桂芹[3]等以安徽省为例通过比较水资源生产率指标初步分析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吴丽[4]等以宁夏为例利用多目标优化模型，对产业结构与用水之间的协调进行研究，从而评价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性.相比而言，近年来对南京市水资源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承载力等方面[5-6]，较少将其与产业结构联系起来，因此本文拟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在寻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互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时空尺度上定量分析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联程度及其变化，为合理配制水资源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鉴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产业结构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南京市统计年鉴》（2006—2015），部分市辖区的数据来自于各市辖区的统计公报，用水结构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南京市水资源公报》（2005—2014），依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科学性以及南京市各市辖区空间分布范围，将南京市11个市辖区分为6个区域，分别是主城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高淳区以及溧水区.
1.2 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两大系统耦合關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本文在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独立性等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研究成果[7-8]，同时依据南京市的实际情况，分别构建产业结构指标与用水结构指标体系（图1）.
1.3 研究方法
由于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作用的交错性与复杂性，本文采用能较为全面分析两系统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灰色关联度模型[9]：
在关联度矩阵的基础上分别按行或列求其平均值[11]（式（2）、（3）），再根据所求得值的大小及其对应的值域范围选取出产业结构对水资源利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以及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2 结果分析
2.1 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互动影响机制
水资源是影响一个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在资源驱动力和制约因素，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持续利用.产业结构系统与用水结构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两者互动耦合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用水结构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各产业部门对水资源的消耗不尽相同，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对水的需求，不合理的产业发展模式，其在发展过程中排放大量的废水、废气等污染物不可避免地会污染水体，导致水资源质量下降，用水效益降低，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也不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用水结构的变化对调整产业结构有较大影响.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用水需求随之增大，继而引起各产业部门用水结构发生变化，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的发展（图2）.
为进一步揭示两个系统之间交互耦合作用主要驱动力，将计算的关联度结果（式2和式3）进行简单的平均并排序，分别得到产业结构对用水结构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制约作用的主要因素，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
2.1.1 产业结构影响用水结构的主要因素 利用南京市2005～2014年的数据，计算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联系数，得到两系统间的关联度矩阵（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关联度系数都在0.5以上，表明这10年间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联性较强，产业结构对用水结构关联度最大的两个指标分别是：二、三产业结构比例X7（0.739）和万元生产总值能耗X8（0.741）.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主要反映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程度，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发展程度越高，各产业部门的用水效率就越高，从而使得南京市用水结构更趋合理.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主要体现各产业部门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低表明资源利用效率较高，即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较高，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该城市的用水效益.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对用水结构的关联序为：第三产业（0.566）、第一产业（0.563）、第二产业（0.557），第三产业与用水结构关联度最高.这是因为南京市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等发展迅猛，其增加值已占到56%以上，第三产业用水日益增多，水资源逐渐从高耗水行业向节水行业转移，使用水结构更加合理，用水效率不断提高.同时，第一产业与用水结构关联度也较高，第一产业（主要指农业）一直是用水大户.近些年来南京市农业用水效率逐年提高，但到2014年为止，农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是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的37.97倍，农业用水量占南京市总用水量的38%以上，第一产业仍是水资源消耗大户，其对用水结构的影响超过第二产业.
2.1.2 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发展的约束因素 由表2可知，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关联度都在0.5以上，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关联度最大的指标是单位人口生活用水量Y4（0.696）.在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中，生活用水与产业结构关联度最高，生活用水相对于工业用水来说，对水资源的污染程度较小，耗水量也较少，表明南京市用水结构渐趋合理，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用水结构对产业结构关联度较大的指标是：农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Y1（0.601）和单位面积农田灌溉用水量Y2（0.622），这两个指标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性，农业一直是用水大户，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供给，但是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来说，农业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用水效率不高.
2.2 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的空间差异
为分析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的空间分布特点，以2014年为参考年，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南京市各区经济及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大致将南京市6大区域划分为协调、磨合和拮抗3种类型（图3）.值得说明的是，利用灰色关联方法计算出的系统关联耦合度只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分类标准，一般来说，系统关联耦合度越小，表明两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与制约性越弱，两系统间越协调，实际上各区域之间的耦合关系并不稳定，可能会出现反复或是受到相邻区域发展的影响，但这恰好说明了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具体分类步骤如下：首先对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大致的划分，同时依据南京市本身的特点和所选指标的情况，选取人均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三项指标来反映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其次利用SPSS 22.0中的Hierarchical Cluster方法对上述3项指标数据进行组间聚类，得到南京市各区域经济发展分类结果，然后与耦合度划分的结果进行叠加；最后进行合并与调整，得出最终的组合类型.
（1）协调型.主要是主城区，2014年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耦合度为0.66，属于协调型耦合区.主城区是南京市的经济与金融中心，经济总量巨大，2014年这一地区人均GDP超过13万元，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合理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得各产业用水也趋于协调和稳定.主城区农业用水量较低，水资源主要用于居民生活服务业以及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高.总体上主城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在较高水平上趋于协调，其相互间的关系很弱，因此耦合度较小.
（2）磨合型.包括江宁区和六合区，2014年这2个地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均为0.61，属于磨合型耦合区.2014年江宁区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95%，对外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大，经济发展效益较高，同时江宁区农业用水比重低，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比重大，水资源利用效益较高，但与主城区相比，万元GDP排污量大，水资源保护投入方面也较小，用水结构不尽合理.六合区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90%，与主城区相比，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出口贸易额较低，在整个南京市地区，六合区水资源总量最为丰富，工业用水和单位人口生活用水量大，但六合区作为南京市规划的工业园区，万元GDP排污量最大，水环境污染严重.总体上看这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还处于适应和磨合阶段，耦合度也较小.
（3）拮抗型.包括浦口区、高淳区和溧水区，2014年这些区域的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耦合度分别为0.74，0.72和0.70，属于拮抗型耦合区.这3个区中，浦口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2014年浦口区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90%，但与主城区和江宁区相比，区域内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出口贸易额不高，万元生产总值能耗较大，用水结构中工业用水比重大，单位人口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比重小，用水效益较低，区内污水处理设施较落后，水质污染严重.高淳区和溧水區是南京市重要的农业基地，第一产业占有一定比例，农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和农田灌溉用水量较大，相比其他区域来说，工业用水比重不大，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比重较小，一般而言，农业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农业生产产值低，用水效率不高.因此这三个区域用水结构急需调整，而用水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产业部门用水量的调整与变化，尤其取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会对用水结构产生直接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较高，使这些区域处于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相互作用的拮抗、限制阶段，因此耦合度最大.
2.3 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的阶段性分析
图4是2005—2014年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变化曲线图，近10年间，除2013年耦合度值略低外，其他年份都保持在0.5以上的耦合度，个别年份如2009年和2010年耦合度都达到0.7以上，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一方面表明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作用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10年间，随着南京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的强度、协调程度等存在较明显的差别，大致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2007年，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在0.52～0.61之间，两系统耦合关系处于磨合阶段.这一时期南京市经济发展速度平稳，人均GDP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模式，万元GDP排污量较大，水环境污染严重，生活用水及生态用水比重较小，用水结构不尽合理，总体上表现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相互适应与磨合阶段.第二阶段为2008—2010年，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度在0.65～0.77之间，总体趋势表现为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强度逐渐提高，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耦合由磨合转向拮抗.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时期南京市人均GDP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出口贸易额明显降低，经济发展显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进而导致产业发展陷入低谷，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比重相对减小，用水结构处于低效用水阶段，因而此阶段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表现出较高的耦合度，两系统处于拮抗阶段.第三阶段为2011—2014年，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逐渐转向协调发展.经济危机过后，南京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成为2014年夏季青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为了顺利举办青奥会，南京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用水结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逐渐降低，产业结构呈现出三、二、一的模式，产业结构趋于合理；2014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80%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农业万元增加值用水以及万元GDP排污量逐年减少，水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这些变化反应出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的关系逐渐从磨合向协调方向发展，由图4的耦合度曲线也可看出其耦合度值逐渐变小.根据图中曲线的走向，今后几年耦合度值也有逐渐上升的可能，其耦合关系也有可能从协调再次转向拮抗，因此今后也需要继续关注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
3 讨论
为促进南京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协调发展，需要在已有“三、二、一”产业结构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用水结构：农业上采用喷灌、滴灌的方式，发展节水型农业；工业上不断引进新技术与新方法，提高电力、化工等高耗水产业的用水效率；同时，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用水比重，减少第一产业用水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俊宏.厦门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J].水资源保护，2010，26（6）：51-69.
[2] 云 逸，邹志红，王惠文.北京市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成分数据回归分析[J].系统工程，2008，26（4）：67-71.
[3] 蒋桂芹，于福亮，赵 勇.区域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协调度评价与调控—以安徽省为例[J].水利水电技术，2012，43（6）：8-11.
[4] 吴 丽，田俊峰.区域产业结构与用水协调的优化模型及评价[J].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11，9（4）：51-54.
[5] 季 妤，陆宝宏.南京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J].水资源保护，2014，30（1）：79-83.
[6] 陈 慧，冯利华，等.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的主成分分析[J].人民长江，2010，41（12）：95-98.
[7] 刘慧敏，周戎星，等.我国区域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评价[J].水电能源科学，2013，31（9）：159-160.
[8] 张玲玲，王宗志，等.总量控制约束下区域用水结构调控策略及动态模拟[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24（1）：91-93.
[9] 傅 立.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10] 张胜武，石培基，等.干旱区内流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J].经济地理，2012，32（8）：144-145.
[11] 毕其格，宝 音，等.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5）：997.
[12] 刘耀彬，李仁东，等.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关联分析[J].地理学报，2005，60（2）：242-245.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对建筑的需求日渐呈现出多样化。在新的形势下，智能土木结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建筑需求。在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促进了土木工程的应用，提升了建筑性能。在本文中，笔者介绍了智能土木结构概念、类型及其在现代建筑结构中的应用。
【关键词】现代建筑结构；智能土木结构；应用；类型
当前，人们对建筑功能的要求越来越多，对居住舒适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传统建筑结构多为物理力学性能结构，人们对结构控制的难度比较大，结构一旦失效，可能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而智能土木结构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在结构中应用信息采集、传输功能材料与元器件等，提升了建筑结构的整体性能。
一、智能土木结构的内涵及其分类
（一）智能土木结构的内涵
在基本材料中融入具备仿生命功能的材料，使结构具备人们所期望的智能结构，就是智能材料结构。在土木工程结构中，应用智能结构，称之为智能土木结构。从整体来看，智能土木结构是一种仿生结构体系，综合应用了传感器、控制器、主结构与驱动器，实现了结构自控、损伤自修复，并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同时可在发生危险时，有效进行自我保护。
智能土木结构出现后，结构耐久性、安全性与强度评估更加完整和准确，不仅提高了土木结构预测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维护费用。在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以其优越性，具备宽广的应用潜江，在桥梁、大坝与高层建筑等现代建筑结构中均有着良好的应用。
（二）智能土木结构分类
（1）嵌入式结构。在基体材料中嵌入集动作、传染与控制功能的仪器与材料，并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对内部结构信息的采集与检测、加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传输给控制处理器，这种结构称为嵌入式智能土木结构。
（2）基体与智能材料耦合结构。一些材料本身具备智能功能，可随自身力学与物理状态的改变而改变自身某些性能，比如碳纤维混凝土材料，导电性能可随自身受力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为获取结构内部信息提供了便利性。
二、智能土木结构在现代建筑结构中的实际应用
（一）智能传感元件的应用
在现代建筑结构中，迈入或粘贴一些智能传感软件，实现对建筑物的健康监测，是智能传感元件在现代建筑结构中应用的一个典范。将智能土木结构中的智能传感元件应用到建筑健康监测中，可检测与综合评价建筑的安全性、稳固性，同时也能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获取准确的数据，进而判断建筑的健康状况，预测建筑的寿命，为建筑维修或直接报废提供数据资料。
对于部分大规模建筑结构而言，建筑结构修建周期长，且应用设备比较陈旧，传统传感器无法适应内部环境，这时采用高性能传感器检测建筑结构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光纤、智能材料等在土木结构中的应用，开创了土木工程发展的新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得建筑结构的发展出现了新契机。
（二）工程健康检测的实施
在建筑结构损伤与检测检测中，智能土木结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能土木结构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建筑结构健康检测中，一般会使用目测方法，同时还能够利用超声波、X射线与声发射等无损检测方法，从而提高建筑物健康检测的准确性，了解建筑内部结构的破损情况，可为建筑结构的维修提供准确依据，提高检测效率与准确性。比如建筑结构内部发生损伤后，外部就会出现裂缝或裂纹，而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裂缝或裂纹会加剧内部结构的损伤，并以声速扩散，而这些均可以被特殊材料制作而成的传感元件所感知，通过分析相关检测数据，管理人员便可掌握内部结构的损害情况，进而及时规划建筑结构，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三）现代建筑节能支持
在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非但具备安全检测功能，同时还可为智能建筑提供节能技术。在目前建筑结构中，节能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建筑耗能规模较大的当今今天，建筑师们提出了节能建筑概念。因此，在智能建筑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应用节能器具与材料，利用智能土木结构的监测控制能力，在外部环境出现变化时，及时与合理调整建筑耗能，对于降低建筑能耗具有重要的意义。绿色建筑实现的前提，即在现代建筑中利用节能技术，促进建筑节能与绿色环保。
三、智能土木结构在现代建筑中提升的策略
（一）提升智能传感技术
为了更好在现代建筑结构中应用智能土木结构，应提高智能传感技术，以实现传感元件的性能优化。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从仿生学角度看，对于现代建筑物来说，传感器如同其本身的感受器官，提升建筑感受能力，则应注重智能传感技术的提高，从技术的系统性入手，增强智能传感器的感知、识别与处理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增强智能传感器系统的可靠性与灵敏度。
在现代建筑工程中，应用智能传感元件，应保证不对建筑外形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也要保证建筑结构的相容性，将对建筑物的影响降到最低，增强建筑抗干扰能力。
（二）智能控制集成系统的发展
如果将建筑比作人体，则智能控制系统相当于人体的大脑神经中枢，属于最高级的部分，智能控制系统不仅决定着感觉系统与运动系统程序，而且还担负着整个脑神经的高级运转协调功能。在现代建筑智能土木结构中安装智能集成系统，可使得建筑对一些比如强降雨、风暴等迅速作出反应，减少损失与人员伤亡。所以，相关研究部门应重视智能控制集成系统的开发、研究与应用，以更好实现对整个环境的控制，保证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三）加大对结构应用的研究
智能土木结构属于一种新的结构类型，在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虽然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但是整体来看，该结构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结构应用中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不足，比如结构选择不当、技术应用水平低等问题，阻碍了智能土木结构在现代建筑结构中应用的发展。为了提高智能土木结构的应用水平，应加大对结构应用的研究，准确把握智能土木结构内涵、类型及其适用条件，根据建筑功能、性质与规模的不同，合理选择智能土木结构的类型，提升结构应用的水平。
另外，由于智能土木结构可为建筑提供节能技术，实现建筑的生态环保。所以为了降低建筑能耗，还应加大对节能技术应用的研究，提高太阳能、地热能与风能的利用率，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率，降低建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结 语
总之，随着智能技术与建筑的发展，在现代建筑结构中，各种智能技术得到了良好应用。而其中，智能土木结构综合应用了多种技术与材料，其在建筑结构中的应用，提高了建筑健康检测能力与安全性，满足了人们对建筑智能化的要求。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分析了智能土木结构的内涵、分类，然后介绍了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結构的应用，最后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提出了智能土木结构应用水平提升的策略，包括提高智能传感技术水平、发展控制集成系统等。
参考文献：
[1]李沁羽.智能土木建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J].科技创新导报，2013，19：1124-1125.
[2]吕秀丽.浅谈智能土木结构[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22：1098-1099.
[3]焦朋，吴顺聚.土建技术中的建筑施工[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18：214-215.
[4]吴海华.现代建筑结构中智能土木结构的应用[J].硅谷，2015，01：123-124.
[5]司马小.浅谈智能土木结构理论[J].现代城市理论研究，2014，23：145-146.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极大的便利了数据传输和分享，由此为企业管理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再加上管理会计仍然采用传统操作模式，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承受巨大的压力。在外部性因素的影响下，管理会计逐渐走向革新变型的道路，为确保新生结构模式符合大数据发展要求，通过准确把握双方关系可借助大数据时代促进管理会计的发展，并为企业注入新鲜的活力。
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为大数据技术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且为变革社会生产生活模式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信息量在大数据时代呈指数形式增长，极大的提升了信息传播速度，凭借大数据技术的强大优势许多传统行业的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相应的管理会计工作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便需要将大数据技术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并积极的应用到管理会计工作中，致力于不断完善管理会计工作。管理会计能够推动企业的长远、稳定发展，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提高。
一、管理会计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现状
（一）不够重视大数据时代管理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除了给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机遇以外，纵观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在大数据时代对企业管理会计发展的重要性只有一半企业意识到，在认识过程中少数企业具有片面性，还有许多企业不清楚相关概念，站在整体角度上，大多数企业在大数据时代下并不重视管理会计，在实际发展中侧重于企业业绩而对内部管理漠不关心，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片面的认为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巨大，长此以往最终会被信息时代所淘汰。
（二）大数据存储空间不足、技术缺乏完善性
“大”作为大数据的突出特点，相比较于传统信息发展，不管是信息量还是规模都具有不可比拟性，而这些大数据所需要的存储空间较大，然而纵观企业当下发展现状，存储空间不足，尽管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但是自身所掌握的数据量较少，经研究发现这与在发展过程中企业不具备先进的信息分析技术有关，在非结构化数据分析方法中传统分析技术存在明显的不足，在信息转化过程中需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但是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信息准确度明显降低。基于此，需要致力于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分析技术的建立健全，站在企业发展角度上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缺乏完善性
在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起步比较晚，由此导致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理论上具有很大差异。同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为此需要管理会计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脚步，与时俱进的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但是，我国管理会计在理论体系方面缺乏完善性，不利于其发展;在企业管理实务上，现有理论不符合国情、企业实际运行情况，从而也会造成理论适用性的滞后。
二、大数据时代对管理管理发展的影响
（一）为预算环节创造了发展机遇
预算作为企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关节，其科学性、合理性能够确保企业获得稳定的盈利。大数据时代能够为全面预算各个环节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促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其一，编制预算时，大数据可将企业发展的各种信息数据收集起来，有助于预算编制信息的丰富，便于决策者对发展形势进行全方位的了解，按照预算执行报告的数据便于决策者对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进行合理的定位;在预算控制与分析结算，采用大数据可更好地联系各部门，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财务状态一体化，对各部门實际情况进行准确的分析，然后对各部门资源进行针对性分析，确保企业能够高效的运行。
（二）管理决策发展迎来机遇
大数据分享平台，可保证每个个体都拥有相同的信息，信息孤岛的情况便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且有助于传统组织管理结构的改变，在扁平化、平等组织结构帮助下便于员工更好地掌握决策知识，有助于相对分散化决策形式的形成。员工在大数据时代下经数据化绩效考核可积极的争取绩效，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用绩效信息可确保企业在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实现长远发展。
（三）会计数据处理所面临的挑战
在企业发展中，大数据时代数据处理效果会发挥重要作用。在现代企业中，传统数据处理方式已经不适用，基于此可以采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对数据进行提取抽样时可以转变传统抽样方法，强化数据的精确性，更好地掌握经济数据相关性。若大数据具有多样化和时效短的特点，企业在大数据时代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任务在于如何处理繁多的大数据。为此，管理会计需要从传统手工操作中向信息化业务处理上转型，经先进方式将最具价值的数据提取出来进行分析。
三、大数据时代促进管理会计发展的重要措施
（一）增强管理会计中的大数据意识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更好地促进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企业需要积极的应用大数据，且能够致力于企业管理效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在大数据应用之前必须明确大数据的意义及其与相关业务结合的机理、关键环节，只有全面了解大数据才能在工作业务中进行有效的汇总。在发展汇总中，为有效解决信息的不对称性，需要充分的开放与共享资源，为更好地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从丰富的数据库中提取有效的信息，从而才能利用信息价值来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站在实践与理论角度上可以更好地结合大数据、管理会计，对国内、国外进行准确把握，将市场动态有机结合起来，在管理会计中更好地应用大数据。其次，企业要充分借助大数据技术构建企业会计核算平台，细化会计核算流程与各项子系统（即资金核算系统、数据分析系统、固定资产价值核算系统、会计信息分析系统、应收账款系统、电子会计档案系统等），密切关注不同季度、特殊时期与年度的会计信息，完整收集会计核算记录，确保固定资产核算管理、会计核算系统管理、应收款项核算管理、资金核算管理能有效落实。再次，要通过运行数据化核算系统来开展会计核算工作，综合分析核算弊端与问题，编制财会合并报表，制定更完善的会计管理方案。
（二）提高管理会计人才的综合素质
为实现大数据和管理会计的有机结合，需要科学、合理的安排战略方法，侧重于操作人员综合素质的显著提高。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将计算机与其他学科知识综合起来，而管理会计的开展离不开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技能人才，只有同时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人才，才能更好地驾驭大数据时代下管理会计的发展方向。要求这方面人才具备市场洞察力和互联网技术开放理念，二者结合可将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并且通过创新精神的发挥，可促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大数据信息处理平台的构建
首先应基于企业战略目标对平台进行战略定位，对预期模块、预期成效进行系统的设计。根据系统设计方案购置相应的服务器，选择稳健的、包容性强的数据信息平台系统。整合各部门原有的以及计划新增的信息系统，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互联互通。财务管理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在系统上线前完成五个统一，即编制会计核算手册，统一会计核算规范，统一表单模板，统一审批流程，统一凭证附件，统一财务报表口径。系统上线后，财务管理实现智能化，会计人员由此更快实现向管理会计的转型。实施过程中试点一个模块、推广一个模块，在大数据中逐步实现各项数据同步更新，数据分析实现智能化，分析结果直观呈现，为管理者进行资源配置提供依据，逐步完成经营模式的变革。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爆炸性传播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在外部性条件改变下内部可实现转型发展，尤其是对于管理会计结构而言。在管理会计中通过应用大数据，可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开发与应用互联网，及时发掘有价值的信息，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作者单位：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人力资本;MRW模型;门限值;滞后期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2008
收稿日期：2016-05-31;修订日期：2016-1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研究”(12&ZD038);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减排目标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14BJL101)。
作者简介：马力，经济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连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引言
受国内外形势的双重影响，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動、投资驱动阶段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调结构、增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和基础，而这些都有赖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和结构的完善。如从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看，黄乾、李修彪认为，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省域空间正相关[1]，王询、孟望生发现，人力资本是形成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2]。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决定了劳动者的专业化水平，包括劳动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等，从而对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为此，从人力资本产业分布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应给予高度关注。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情况看，程纯、陈欣阐述了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认为就业结构影响高等教育结构，而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是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的，因此高等教育结构受产业结构的制约[3]。张德祥和石丽、陈万明认为中国在1998—2007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4-5]。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了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的互动和共变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总体上是协调的，当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三者之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动时，其余二者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但统计结果显示这种变化存在着时间滞后性。从趋势上来看，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度在下降，目前已接近中度警情的临界点，需要高度重视[6]。乔学斌等通过主成分法、Moore值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2003—2011年江苏省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进行了研究，发现就业对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滞后4年，高等教育结构比就业结构滞后2年[7]。刘平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扩招后存在结构性问题，高等教育结构与大学生就业结构存在互动关系，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与大学生就业结构存在共变关系[8]。而郭继强等认为，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双联动”的关系，即教育—就业结构和就业—产业结构，这两个结构之间各自内部和整体都相互联接和互动，且“双联动”是有利于解决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制度性分割障碍的[9]。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见，国内学者们对于三者的基本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研究主要以实证为主，缺少理论机制分析。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转变。为此，应将三者的关系放在经济增长的视角下，特别是内生化实现的机制框架内研究，才更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本文拟在经济增长的框架内分析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逻辑关系和相互传导机制，并运用MRW理论模型对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再根据实证结果，从有利于促进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提出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的对策建议。为了简化，以下将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称为“三结构”。
二、经济增长不同阶段“三结构”的关系分析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三者都属于经济结构的内容，是经济增长供给侧因素。但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增长驱动方式的不同，所依托的主要驱动要素不同，对于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有所变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有变化，“三结构”的相对重要性和相互作用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國内外的学者都对经济增长阶段进行过系统划分。西方学者有关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理论主要包括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罗斯托论述了一个国家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经历六个阶段及各阶段的特点、条件、增长动力、出现的问题和前景，经济增长的六个阶段分别是：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量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0]。波特提出国家竞争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上，由于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需求、相关与辅助行业、企业战略、结构等情况不同，应采用不同的驱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高级要素，这些要素是通过后天积累取得的，是大量投资、创新的结果[11]。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理论包括刘霞辉的“S”型增长阶段论[12]、张连城的“N”型增长阶段论[13]。
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虽然不同，但均体现出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驱动要素来源不同、增长方式不同和增长速度不同。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本文粗略将不同学者划分的不同阶段归并至最少数目，即两阶段，并按其增长动力来源和结果水平不同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将经济总体规模较小、工业化程度较低(中期之前)、经济高速增长、以要素数量投入驱动为主、非均衡发展为特征的阶段定义为低级阶段，即对应于刘霞辉的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P点之前的阶段、张连城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A、B阶段、罗斯托的起飞前的阶段、波特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而将经济总体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较高(中期之后)、经济低速增长、以经济效率提升为主、均衡发展为特征的阶段定义为高级阶段，即对应于刘霞辉的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P点之后的阶段、张连城经济增长划分的C、D阶段、罗斯托的走向成熟以后的各阶段、波特的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阶段。
1.经济增长不同阶段“三结构”间的传导机制
从纯理论角度讲，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一般性关系与经济增长的阶段相关。如果将经济增长阶段粗略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则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关系可以用图1说明。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为：在经济增长低级阶段存在着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拉动”机制;在经济增长高级阶段存在着以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为重点的“推动”机制。
首先，在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工业化水平较低，三次产业结构表现为以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为主的“一二三”或“二一三”结构，经济整体规模较小，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教育投资不足，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整体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需求拉动，产业结构随需求结构而变化。当产品市场上消费者需求变化时，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进一步引致要素市场上对投入要素需求的变化，从而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化。在这个阶段上，由于生产并不复杂，对技术的要求不高，对于生产要素的需求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因此，在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高等教育结构并不被重视，处于被动地位和从属地位。高等教育机构往往为了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使学生毕业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会随着就业市场反馈的信息调整专业和招生规模，同时学生也会为了毕业后可以顺利就业而选择合适的专业。当高等教育结构层次较低时，“推动”机制因力量不足，或者因没有满足启动的基本要求，无法有效起作用，而只能由产业结构拉动而被动跟随。这是产业结构通过就业市场产生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拉动作用。
在低级增长阶段，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以数量性要求为主。但是此时如果不迅速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供给的瓶颈;如果招生规模扩大得过快或者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培养的毕业生专业结构可能与不断变化的产业结构匹配失调，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结构匹配不当，可能导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当经济增长进入到高级阶段，工业化进入后期，第三产业居于主导地位，单纯依靠物质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了。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这个阶段上，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导致生产复杂化程度提高，产业内部分工进一步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并催生新的产业。此时对于劳动力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不但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面对激烈的竞争还应具有创新的能力。此时，人力资本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高等教育结构在“三结构”中逐步处于主导的地位，也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一般意义上讲，由于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同，产业发展成熟程度不同，导致行业的收入水平不同，加之在市场化下新兴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机构为了同时满足受教育者和用人单位的未来发展需要而主动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从而使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动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在這个阶段上，应进一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同时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一方面應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特别是在职业化教育方面的普及，另一方面注重高等教育对劳动者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功能，引入创新和创业教育，使劳动者不但具有基本从事专业劳动的能力，同时还具备创新和创业的基本技能，以便于未来条件具备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创业活动。依据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
2.经济增长不同阶段“三结构”关系的作用机理
基于经济增长的角度，对应于不同阶段的增长方式的理论机制，将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具体机制表述为图2。
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如果一个国家此时的国民受教育初始水平较低，储蓄仅能满足物质资本积累的要求，无法有效积累人力资本，则人力资本结构水平相对较低，产出的增加主要依靠投入要素数量的扩张实现。伴随着工业化的加速，经济增长方式以投资驱动为主。随着资本深化的发生，受新古典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人均资本向稳态不断趋近，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出生率和死亡率进入“双低”阶段，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无法依靠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n>0)维持经济增长，加之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下降趋势，甚至停滞的状态。此时，如果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结构会得到改善，可以提高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并出现通过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状态，经济即进入内生化增长。
从就业结构看，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工业化加速发展，使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吸引资本、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行转移，使得第二产业扩张，这种扩张是以资本积累主导的数量型扩张，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个阶段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实现，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不高，主要以数量型增长满足产业扩张为主，高等教育的地位不突出。
当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递减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时，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增长方式由数量增长向内涵式效率提升转变，即向内生化增长方式转变，人力资本则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資本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在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通过快速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调整专业设置和层次结构，为对应的产业输送较高水平和能力的劳动力，提高对应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能力，改善相关产业的生产率。同时通过毕业生将该领域最新的知识和最先进的技术无偿扩散至学生就业的产业中，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
从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空间结构看，由于各个地区要素资源的初始禀赋不同，经济增长速度不同，而经济增长速度不同，使各个地区处于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因而各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高等教育结构会有所差异，即出现和存在“三结构”的空间非均衡。从长期看这种非均衡的空间状态会随着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收敛而不断向均衡演变。
3.“三结构”间的逻辑关系分析
从产业(行业)结构分析三种结构的关系，可以简化为产业内部的投入—产出关系。其中就业结构是产业的一种投入结构，增加值结构是产业的一种产出结构。而高等教育结构则是就业结构中的人力资本结构，决定了人力资本形成的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即决定了就业的可能性结构。因此，就三者的逻辑关系而言，产业结构是核心，随着经济增长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高等教育结构的作用日益重要，而就业结构则体现了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二者的适应程度。
总体而言，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讲，高等教育结构要为产业结构服务，而就业结构是两者进行匹配的过程和结果。三者的协调程度越高，应该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三、基于MRW模型对“三结构”关系的实证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关系，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章样本数据选取区间为2001—2013年。
1.模型构建
假设：
①人力资本投资仅由教育投资构成，其余的健康、在职培训和迁移流动部分的投资为零。教育人力资本用T表示，则人力资本存量为H=F(T);
②劳动力的教育层次分为两个大的层次，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用T1和T2表示，其中T2内部又分为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级，分别用E1、E2和E3表示，则人力资本存量可以表示为：
③经济由三次产业构成，即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其增加值用Yi表示，其中i=1，2，3;就业用Li表示，其中i=1，2，3，则总产出记为
④生产中投入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则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⑤假设经济为规模报酬不变。
如果将国民经济总产出表示为
MRW模型将经济增长函数表示为：
由式(6)可知，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产业运用的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数量贡献和结构贡献有关，也与技术进步的程度有关。
将(6)转为计量经济学模型为：
由此可见，如果要素存量相同，技术进步速度没有差异，产业结构的调整则完全可以由人力资本的结构和高等教育的存量来解释。据此，可以得到命题一。
命题一：在物质资本存量和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高等教育结构以及该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关。
单独看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引入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将高等教育分为专科和本科以上两个层次，用 表示，E1表示专科人力资本比重，E2表示本科以上(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的人力资本结构，则式(5)可以表示为：
又因为，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因此式(8)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为：
式(9)表明，在物质资本及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与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存量及其人力资本结构层次密切相关。据此，可以得到命题二。
命题二：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与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存量及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结构密切相关。
如果将高等教育的专業结构对应三次产业，归并为农业相关专业、工业相关专业和服务业相关专业，用SP表示专业，则式(6)可以写作：
因此得到就业结构与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相关关系为：
对式(11)两边取对数同样可以得到就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即：
由式(12)可以看出，在资本存量结构和技术进步没有明显变化的条件下，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有明显影响。由此可以得到命题三。
命题三：如果资本结构和技术进步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产业结构、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结构有显著影响。
2.变量选取
由此，实证过程涉及变量包括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三次产业物质资本结构、三次产业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人力资本存量、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第三产业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第三产业本科以上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三次产业对应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三次产业对应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人力资本存量，共12个变量，具体变量与其对应的代码见表1所示。
上述指标的计算中需要特殊说明的是三次产业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的计算方法。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比较多，包括教育指标法、收入法和投资成本法等。本文主要采用教育指标法。其中三次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为三次产业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力人数的乘积，即： ，其中Hi表示第i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 表示i产业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表示i产业劳动力人数。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各层次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数，即： ，其中 表示j类受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 表示i产业中接受j类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人数。本文根据《中国高等教育统计年鉴》中对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分类，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赋值为6、9、12、15、16、20。上述六个教育层次进一步归为两大类：小学、初中和高中为初等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为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就是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人力资本存量占产业人力资本总量的比重。
二级标题3.实证分析
回归方程Ⅰ和回归方程Ⅲ由于涉及三次产业，为Pool对象，因此使用Panel Date模型回归方法。而回归方程Ⅱ仅针对第三产业的结构进行研究，因此使用基本单方程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下面分别对三个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1)回归方程Ⅰ。
由于面板数据是因变量为k×1维解释变量向量
。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可以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包含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而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又可以根据对整体分析还是注重个体差别分为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由于随机效应模型要求个体数量应多于变量数量，而本文中的个体为三次产业，为3个，变量包括7个，因此只能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变截距模型认为个体影响无结构变化，个体影响的差别可以用截距项的变化来说明， 即截面成员在方程中的αi不同，而β相同。而变系数模型 则假定截面成员既存在个体影响也存在结构变化，也就是αi和β都会随着截面个体的不同而有差别。一般可以通过协方差检验来判断应采用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
首先，对回归模型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所有数据为I(1)序列。然后，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在样本区间内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高等教育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同時，F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表明，此处的回归模型Ⅰ应为变系数模型，因此回归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从估计的结果看，对于第一产业而言，资本和劳动力存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助于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而人力资本存量并没有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物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都滞后于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没有起到正向作用。对于第二产业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第二产业发展，而人力资本结构对于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十分显著。对于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作用最主要，人力资本结构没有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说明层次还有待提高。
(2)回归方程Ⅱ。从
回归方程Ⅰ的结果看，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结构均不成正比关系。考虑到第三产业一般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却没有对第三产业结构的改进起到相应的作用，特别是教育层次差别的影响。朱映凤等人在研究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使用了门限值方法，认为5%是中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作用的转换点[14]。其门限回归模型设定为：
参照这一思想，也可以将方程Ⅱ设定为门限值模型，以便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在由推进第三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门限值，当越过该门限值时，对第三产业的作用即为正向。因此，回归
方程Ⅱ
模型设定为：
其中k=1%—15%，以确定是否存在一个门限值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对于第三产業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可以由负值转为正值。由于如果同时加入原来的高等教育结构变量会引起共线性，因此式中只保留了门限项，而没有使用哑变量和原有高等教育结构变量。
首先对回归方程Ⅱ中的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均为I(1)数列。回归结果表明，当k为12%时，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对第三产业结构的系数为正值。表明第三产业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还需要至少在现有近50%的水平上进一步提高12%。如果以三次产业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相同进行推算，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应该提高毛入学率，也就是说伴随着产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应由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转变。
(3)回归方程Ⅲ。
根据本科以上的科类结构，本文将专业与产业进行近似归并，如表4所示，与模型Ⅰ进行的数据处理方式和过程相似，可以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回归结果看，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但并没有提高第二产业的就业，而是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就业。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专业学科结构)有利于促进第一产业的就业，但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匹配性并不足够好，成微弱负相关关系。
(4)结果讨论。
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对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正向作用，而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调整则相对是滞后的，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相对于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要求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还有很大的欠缺，这就需要中国的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四、“三结构”时间关联性分析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三结构”应是顺次调整的，即存在时间关联性。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度量指标一般用Moore结构变化值。Moore结构变化值能够灵敏细致地反映结构变化的动态过程。
1.“三结构”的Moore结构变化值
根据公式(15)，分别对2001—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衡量指标进行计算，可以得到2001—2013年三结构的Moore值，具体数据详见表7。从三结构的Moore值的变化情况看，产业结构在2007年以后变化较大，而就业结构变动大的阶段有两个阶段：一是2002—2007年，二是2010—2013年。相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高等教育结构则显得相对比较平稳，其中2001—2005年间略有变化，2005年以后则相对变化不大。这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相对比较僵化。
2.“三结构”的灰色关联度测算
对于时间滞后性的测算方法较多，如时差相关系数等，但多数方法均对样本容量有较高要求，在数据偏少的贫信息的情况下一般采用灰色关联度测算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的几何相似度来判断不同结构之间的时间关联性。其计算的原理是设某一序列为系统特征基准序列，记作
根据公式(16)—(19)对步长0—6的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Moore值的绝对灰色关系度进行测算。分别选取2001—2006年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高等教育结构的Moore值为特征基准序列，再分别以就业结构、高等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的Moore值为行为序列，分别测算三结构间的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如表8所示。
一般而言，通过对不同步长的Moore值的绝对灰色关联度测算时，绝对灰色关联度最大的值所对应的T就是系统行为序列相对基准特征序列滞后的时间。据此对表8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可见，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业结构在T=5时有最大绝对灰色关联度，为09681，说明2001—2013年间，中国的就业结构相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滞为5年。而高等教育结构对就业结构调整的相对滞后期为3年。由此可见，中国在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高等教育结构受就业结构调整滞后的影响，相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滞后期为8年。而在本文测算时间内，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后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滞后期为6年。
五、与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措施建议
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本文仅从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角度，并基于促进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由大众教育向普及教育阶段过渡的建议。在这个过渡中，首先需要安排好高等教育增量部分的结构。按发达国家的经验，高等职业教育应在高等教育中占较大比重，即实行高层次筛选与低层次公平相结合的原则。同时为了增强高等教育机构对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政府应尊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让高校可以自主决定招生、专业设置等事项，使高校能够依据用人单位的需求，灵活地调整专业和招生规模。政府需要做好財政支持和人才供求等信息引导工作。同时也应给学生一定的自由度，允许学生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转专业或是转学校。同时在宏观结构调整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机构也应进行校内微观结构和制度的调整，如学籍、教师的聘用、培养方案的制订、培养方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黄乾，李修彪.我国省域人力资本的收敛性分析——基于三种测算方法的比较[J].人口与经济，2015(4)：94-106.
[2]王询，孟望生.中国省级人力资本水平度量与分析——基于多元综合法[J].人口与经济，2014(4)：3-13.
[3]程纯，陈欣.从就业结构的演变看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J].辽宁教育研究，2006(7)：6-9.
[4]张德祥.1998—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发展变化的制度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1-7.
[5]石丽，陈万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1(1)：26-28.
[6]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的互变和共变关系研究”成果报告[J].大学(学术版)，2013(6)：86-89.
[7]乔学斌，姚文凡，赵丁海.互变与共变：高等教育结构、毕业生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性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 ：122-126.
[8]刘平. 产业结构调整与高等教育、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的共变互动关系研究[J]. 现代营销(学苑版)，2014(6)：16.
[9]郭继强，郑程，姜俪.论教育—就业结构与就业—产业结构的双联动[J].山东社会科学，2014(2)：71-76.
[10]魏志奇.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转型的启示[J].经济纵横，2014(12)：113-115.
[11]張金昌.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剖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1(9)：53-58.
[12]刘霞辉.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J].经济研究，2003(5)：41-47.
[13]张连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31-55.
[14]朱映凤. 中国通货膨胀的门限效应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11：35-41.
[责任编辑 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