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1篇
近来围绕“谁是安邦实际所有人”以及民生银行原行长毛晓峰被中纪委带走调查事件，有关权贵资本主义的话题又沸腾开来。
而由于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公开的市场制度环境中并不允许存在，亦非一个公开舆论场中能公然展开的话题，因此所谓围绕权贵资本主义的探讨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疑似权贵资本主义”展开，而所谓“疑似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指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不会公开宣示，而在实际运行中又似乎为数不少的靠显赫家庭政治背景和人脉关系，来获取相对优越的政经资源和营商条件的一整套行为机制。
关于毛晓峰的问题相关部门尚未给出结论，坊间已经出现了N种解读，最离奇的说法包括为安邦“让路”和与安邦“勾结”两个版本。由于事件发生在安邦强势入主民生之际，且安邦式狂飙突进正引发诸多猜想，两相叠加无形中为坊间的种种传言提供了发酵与流散的温床。其后公众情绪虽经人民网等强势官媒发表力挺安邦的评论而有所平复，但疑虑尚存，估计要等相关事件有了结论才能暂告尘埃落定。
以上情势其实正折射出围绕“疑似权贵资本主义”的种种非议的杀伤效应。相关优势资源的暗中加持，固然有利于把生意迅速做大，且在一段时间内回避舆论的关注，但一旦背负“疑似权贵资本主义”的名声，所谓的财技、经营管理才能、把握时机的眼光和资本市场纵横捭阖的能力等等都会被投以怀疑的目光。
在一个法治市场经济体中，恶意并购也罢，两情相悦也罢，只要合乎法律规定，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即可。而在一个“疑似权贵资本主义”的氛围中，即使表面程序并无大的瑕疵，也即符合程序正义，人们也会以目的正义对之进行消解。
而反过来说，所谓打破盘根错节的既得垄断利益集团需要强有力的突破，因此就需要有与强有力势力结为奥援的说法，在舆论场中也很难站住脚，因为人们此时又会以程序正义方面的缺陷来消解其目的的正当性，逆取终至难以顺守。
说到底，相对于权贵资本主义，人们对“疑似权贵资本主义”似乎更不宽容，因为前者虽然有明火执仗之嫌，但至少不会过于“潜规则”。而对于“疑似权贵资本主义”，由于其种种云山雾罩，种种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反而更倾向于加以过度解读，更关注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在这种情境中，比事实更重要的是人们倾向于相信什么是“事实”。
因此，人们最近不仅不再相信寒门还可以出贵子，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怀疑那些寒门之子要么是伪寒门，要么入赘了豪门，要么俯身权贵，总之，上进之途中肯定走了攀龙附凤的捷径或歪路。比如人们开始怀疑一切的并购背后都有着看不见的翻云覆雨手，那些台面上的人物要么是白手套，要么是虚张声势的棋子。
这种选择性判定真伪的惯性思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直接导致对我们的社会经济赖以运行的基本规则的解构，而这种解构又导致基本秩序的失范，因而格外令人感到沮丧。然而更应该被指责的肯定不是有着这种惯性思维的民众，正是“疑似权贵资本主义”内在的政经杂糅，反过来导致人们不能以纯乎经济的眼光来观看经济行为。当代表着规则与秩序的建制性主体中的关键阶层习惯于视制度为道具，为工具，为私器，为武器时，又怎么能指望芸芸众生对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抱怀有虔敬之心，并进而以戒慎恐惧之态加以执行呢？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率先选择放弃操守玩世不恭时，整个社会便会在犬儒主义的道路上加速狂奔。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而为左派势力提供充足弹药资源的，恰恰是“疑似权贵资本主义”，因为左派所擅长发动的民粹主义，最容易为“疑似权贵资本主义”所激发。十年前因国企改革大潮中泥沙俱下而导致的改革正当性危机殷鉴未远，所有有志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健康力量应携手早为之计。要防左，釜底抽薪之计即在于及早终结“疑似权贵资本主义”。
法治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中国梦的最大感召力亦在于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与自由。一部中国改革史，就是不断打破各种双轨制的历程，从要素价格双轨制，到利率双轨制，到政策待遇双轨制，到资源平台双轨制，一路攻坚克难，方才取得斐然成就。
眼下中央正提倡全民创新，而一个创新型社会的养成尤须各种资源平台的开放透明。只有彻底终结“疑似权贵资本主义”，才能真正破除各种维度的双轨制。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2篇
近些年，在农业经济发展各部门协力配合下，农村经济统计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农村经济统计指标衡量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并对农村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科学的指导。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导致我国不能准确的预测中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为此，应探究统计工作的问题，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现阶段，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在农村经济数据采集上存在困难，无法保障数据统计的质量，影响了统计工作的效果。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形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的家族式居住模式已不复存在，很多农村地区都像城市一样住上了小区，这样导致家族成员的居住地十分遥远，按照传统的统计规则根本无法进行数据统计。
其次，统计工作方法落后，对于农村经济一般性指导的调查很容易获取，但由于指标体系不完善的影响，在农村进行投资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的相关指标无法进行统计，而且在统计这些指标中应用抽样调查法并不科学，大部分数据都是代表农民个人，不具有普遍性。
最后，统计工作缺少充足的经费支持，农村统计经费应作为乡镇政府财政预算的一部分，但很多地区却并未在财政预算中列入统计业务经费项目，所以经济统计部门在展开统计工作时，并没有经费的支持，所以无法购买先进的信息化设备提高统计的水平，很多工作内容也因经费的限制无法有效展开，从而无法全面的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数据。
二、提高农村经济统计准确性及科学性的策略
（一）提高准确性上
1.通过先进的技术，提高农村经济统计的准确性，通过引进现代信息技术和设备为农村经济统计工作提供科学的工作硬件设施，建设完善的工作流程，并通过政府的资金支持，培养统计人员对熟练使用科学方法进行数据登录和统计指标分析，从而提升统计工作的准确性。而且引进先进的统计软件，将复杂的指标分析通过软件进行操作，避免人工计算和分析出现的误差，这样不仅能够提升统计工作的准确性，还大大地提高了统计工作的效率。
2.提升统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应全面地将信息化科学技术引入到统计工作中，这就要求统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断提升，要在原有的技能基础上，不断丰富使用科学技术进行统计工作的技能。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展开培训活动和工作内容交流活动，及时向统计工作人员传授先进的理论知识，协调工作人员之间的工作，并交流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集体的智慧有效地解决问题。另外，要组织专家队伍到统计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中进行指导，使统计工作人员能够真正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并吸取成功的统计经验，丰富自身的专业素养。如果统计部门有新员工，可以以老带新的模式进行统计工作。
3.科学、有效的进行统计功能分配，将当前统计结果从整机绩效考核中脱离出来了，避免出现暗箱操作行为，并统计结果进行干预和不正常调整，影响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地方统计也要独立进行，脱离开国家统计的干预和控制，这样统计过程中各项结果就不需要层层报备，降低了报备工程中相关因素对统计结果准确性的影响。
（二）提高科学性上
1.建立健全当前的统计制度，现阶段我国使用的统计方法，在统计要素上过于复杂，而且统计范围较大，忽视了对一些直观性指标的统计和关注，为此，应精简当前的统计要素，合理的压缩当前的统计范围，将统计的重点转移到农村的基本民生问题上。另外，统计人员不仅要重视搜集到的硬性数据指标，还要对农村基本民生进行关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了解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农村经济统计的实际作用。农村经济统计首先要向我国相关农业部门反映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为相关部门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依据，但如果农村各企业和相关部门提供的硬性数据指标不全面、不准确，那么在对农村经济发展进行指导时，也会出现偏差，降低了农村经济统计科学性，这也是很多地区经常出现政策与实际发展情况不符的原因。
2.科学化管理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处在不断变革阶段，不稳定因素较多，所以统计工作的难度也有所提升，必须通过管理手段提升农村统计工作的科学性。例如，利用将传统的管理手段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对统计数据进行完整的分析和管理，保障数据的全面性，并通过信息化管理网络的建设，方便统计人员及时查询数据，分析数据的准确性，从而提升统计工作的科学性。
另外，我国应建立专门的农村经济统计管理部门，组建专业的统计队伍，根据中国统计准则委员会传递的要求，制定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工作准则和工作标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经济统计是反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和实际情况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科学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我国相关部门对农业经濟发展政策的调整，所以农村经济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十分重要，必须尽快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统计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统计方法、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发挥出农村经济统计为农民服务的作用。（作者单位为景东彝族自治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一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发展过程，其研究视角为如何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为促进人的社会行为成为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从七个方面来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要求：领会、贯彻国家推进生态经济发展的方针路线；分析生态取向发展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确立发展目标；构建管理系统；培育社会机制；传播思想理念；倡导新型个人行为。以人为本、生态约束、追求和谐、社会调节、崇尚知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特点。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
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建立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将生态经济理论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结合，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形态。这一宏大的理论工程，在刘思华教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这本专著中，已经奠定了充实的基础。当这一社会科学的新路开通之后，接下来的发展研究（参照自然科学的惯例）应该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继续前进，在应用研究领域中开创局面，在技术研究领域积累、集成。于是，有志于发展、实践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士，将从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在理论上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二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三是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付诸实际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分别对上述三方面的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在理论上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两条研究路线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科学发展观来论述。有关研究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时指出：生态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而是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发展问题，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体的历史进程中来考虑。科学发展观绝不仅仅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绝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任务。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认识科学发展观需要进一步挖掘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
二是从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研究。生态文明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变革现实的社会关系，确立新的全球伦理价值观、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1]。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态三个系统的共同目标，涵盖着竞生、共生、自生三类机制的协调，体现了硬件（科学、技术、资源、资金）、软件（体制、规划、组织、管理）、心件（思想、伦理、认知、信仰）三方面手段的共赢。追求可持续发展与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与发展注入了全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二）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有一个研究方向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包含着一系列引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的实现，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维护生态”的宣传教育来达到，而需要在人们的整个社会行为中走向更高的文明。只有探讨理论中所含价值规范的实施可行性与应用途径，才能做到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而这样的可行性与应用途径，是在应用研究中解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就是这个领域应用研究的方向。
为此，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题，就是依据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阐述其实践要求，将价值规范体系转化为简明的社会行为准则，寻求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
我国实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正是从基本的社会发展方向上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还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生态经济领域主要涉及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利益与认识上的障碍，涉及到人们深层次的社会观念问题。克服这些障碍与改变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同等的价值。从理论上概括各种为克服利益与认识障碍、改进社会行为的努力，都体现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
（三）在对策上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付诸实际，有一个行动方向
这个行动方向，就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经应用研究的概括之后，再回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较为具体的建议。人们所能提出的对策建议，无非是上述两类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思想引导，或者针对现实问题以创新思维提出新颖方案，在实际中试验；或者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形成可操作的措施。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视角
可以说，当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社会行为问题。社会行为主要出现在“四生”领域，即生产、生活、生态、生育。由于生态（在狭义上）的社会行为主要依靠环境科学来研究，生育的社会行为主要依靠人口科学来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就只探讨主要依靠经济科学的生产、生活领域的社会行为。
在生产、生活两大领域，落实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归结于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社会生产与生活是人的主要社会实践，人们社会行为的改进是由生产发展与生活方式更新的实践推动的，这是一个客观趋势发展与主观努力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样的大课题，是需要学术理论界长期研究探索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大量社会行为都是与生产方式有关的，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在国际上，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西方资产阶级很清楚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而他们通过经济国际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向外转移生态代价。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所见到的也是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因此，不能把否定市场经济当作塑造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的制度前提。但通过人的社会行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进行调节，确实是不可忽略的[2]。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种调节，必定有资本主义制度调节所没有的独特之处。科学发展观正是这种调节的指导思想。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传导到社会实践中，需要有相应的社会行为起中介作用。
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塑造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的引擎，也与建立生态文明息息相关。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业文明孕育了社会群体和个体对于物质财富的消费方式，这种方式也在相当程度上作为从贫穷中走过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榜样。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从根本上来说不能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的消费目标。尽管我们这一“追求”的时间较短暂，但是反思这种物质财富消费方式，探索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对于许多社会群体来说，这是超前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不可延误了。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践要求的发生领域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在社会生产与消费生活中，如何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要求来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社会行为成为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客观发展趋势与主观努力的统一方面揭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为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从如下领域来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
（一）领会、贯彻党和政府相关的方针路线、战略与策略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固然受到国际上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启发，但主要还是国内生态取向发展实践的不断深化。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在推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进程中，陆续出台一系列标志性决策，主要包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发展低碳经济等。这些生态取向的发展实践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概括，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实践基础。同时，所有领会、贯彻这些决策的实际行动，都体现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当然，这方面的实践行为并不简单地通过照章办事来完成，这是包括观念更新、认识提高、政策及方针制定、法律规章配套、规划计划贯彻、相关建设实施的系统工程[3]。
（二）从理论上分析生态取向发展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
实践中的应用理论问题，总体上可概括为理想与现实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懂得历史发展要螺旋式上升，人类对社会经济发展要进行高度自觉的调节；展望未来，大趋势是进入生态社会，建设生态社会是我们应有的前景。纵观社会现实，我们深感创建生态文明的理想与人们因循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我们需要探索在理想与价值规范引领下改变现实的可行性，即论证生态经济的社会行为的可行性。我们要发展既能说服自己、又能说服别人的有关对人、自然与社会进行调节的思想。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建立直接的理论前提。
我们更要直接分析经济发展的现实与生态经济的价值规范之间的矛盾，揭示实践行为难以实现的重要根源。当前，理论上总共需要分析四个矛盾：1.中国追求经济发展成效与履行世界环保责任的矛盾。2.中国经济发展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生活水平与实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社会行为的矛盾。3.中国开展工业化所处阶段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矛盾。4.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与打造生态型经济发展机制的矛盾。解决上述矛盾的认识前提，首先在于正视这些矛盾，进而正确认识与评价这四对矛盾中各自矛盾的两个侧面，确立平衡的正确思路，努力锻造有利于双赢的手段。
（三）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
人们必须根据生态经济的规范来调整发展目标，目标端正将影响一系列的社会行为合理。对于一直使用的发展目标，要用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理论来重新评价，该放弃的就要放弃，该构建的就要构建。中国应当调整现代化目标，注重发展的综合效益。以GDP作为发展目标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应当放弃，并选择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标来代替。综合发展指标要包含经济、生态、社会三个系统的发展成果与综合成本。为此，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统一起来计量、评估与统筹安排。在国内发展中，要科学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经济循环纳入自然循环中，以产业与技术的升级为前提来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生态价值非减条件下的经济价值增加。在国际发展中，要改变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关系，对外开放中坚持生态维护的原则。这些都是发展目标新的着眼点。
（四）构建合理的管理系统
宏观经济领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重要的实践行为。国民经济管理中如何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有以下突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1.实施绿色GDP核算。绿色GDP 核算的全称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它是在国民经济核算基础上，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体系。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2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了这样的核算体系，不仅能够比较科学地衡量国家与各地真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还能为抵制、消除掠夺自然资源与环境资产的经济增长行为提供依据。这项管理行为，不应由于核算方法暂时不完善、利益集团反对而取消，而应当坚持推行。2.按生态文明要求规划国家建设，包括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城市建设及其协调发展问题。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镇乡协调面临两个结合：一是把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相结合。二是把工业文明视角下的城乡公平发展与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协调发展相结合。3.产业因素影响下的主体功能区划分问题。国家进行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以不同区域的经济、生态条件为依据，对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城市化与各类产业发展的分布作出限制性安排。这样的主体功能区划必须要有一个生态型产业政策来支撑。4.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体制改革问题。由于这类职能牵涉到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依靠关门式的环保审批已经无法使政府有效履行环保职能，构建有公众参与决策、各种社会监督与法治保障的综合体制势在必行[4]。
（五）培育有效的社会机制
社会领域中的机制，是指一种社会行为导致另一种社会行为的制度安排与建设安排。培育有效的社会机制来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面临多种社会经济课题。比如：如何使农民克服短期逐利行为，自觉实施集约型的、符合生态要求的农业生产方式；如何使生态化经营成为企业自觉的经营战略选择；如何提高旅游生态化程度并让人们接受；如何构建应对生态灾难与环境风险的社会保险机制；如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如何创造物种保护的社会条件；通过哪些途径培育生态文明的社会观念；如何发动与引导环保社会力量等等。这些方面，要有不断的问题探究、对策研究、工作总结、经验交流、方案试验。
（六）传播进步的思想理念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前景已经由理论界指出，而作为生态文明社会形态，离不开社会主体——人的社会行为。新的行为来自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反映新的社会文明。现有人类的社会行为多半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其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制度所联系的利益结构所致。但引领社会行为的思想观念也是重要的。社会进步的一个突出表现，应当是观念的进步。没有观念的更新，就没有许多新型的社会行为。当先进的理念出现时，就应当得到传播[5]。社会文明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临近，为进步思想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现有的文化形式如理论研究、科学普及、新闻、宣传、文艺、教育、考核、网络等，都能成为新理念的传播工具。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我们要使社会价值标准向生态文明靠拢，当新文明形态替代旧文明形态之际，确实要有这样一次“世纪大传教”。
（七）倡导新型的个人行为
社会观念与个人行为是有差距的，个人行为可能超越、也可能滞后于得到普及的社会观念。社会观念支配与制约着个人行为，但滞后的个人行为不断蔓延，将破坏现存的社会观念；而超前的个人行为不断推广，将推进现存的社会观念。当生态文明为社会呼唤时，生态文明的道德意识成为更新的道德规范，这就需要一方面弘扬这方面的道德意识，一方面倡导体现生态道德意识的个人修养。在这方面，第一步是让社会鼓励个人注重与加强这类修养，第二步是让符合生态道德意识的个人行为逐渐从依靠道德修养支撑转变为社会习惯。当社会成员都由“经济人”、“社会人”向“生态人”转变的时候，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就得到很强的贯彻，从而完成了实践行为的进程。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特点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的实践要求，就是在新的领域、新的条件下，探索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行为的指导。这里说的新的领域，是生态经济领域；新的条件，是人类面临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选择。而作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它作为指导思想，就为生态文明提供了建设基准，对更新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提供了思想动力，对社会和人生的理念提供了价值规范。
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属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现阶段我国更新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是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进行的。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而生态文明与其他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宏大的道理要从人的主要社会实践的系统性来理解。为此，这一实践必定超出纯经济学的范围，涉及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站在马克思主义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立场和角度上，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我们将以人为本、生态约束、追求和谐、社会调节、崇尚知识概括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实践特点。这些特点的内容概括来说是：1.任何社会发展举措，都要以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具备提升社会成员健康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需要的作用，不应偏离这个目的[6]。2.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受力限度，人的各种福利追求要符合科学指明的生态标准。3.社会发展涉及到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必然面临多种矛盾，要在客观矛盾中追求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大和谐有内在联系。和谐不是消除矛盾，强行消除矛盾只能引起更坏的矛盾，和谐是使矛盾的对立双方受到科学的调节，处于平衡状态。4.社会发展是客观世界多种合力的结果，是客观规律作用的表现。人是能够通过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来获得理想规范的，也是能够通过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来引导社会发展的。从部分人的先进意识到社会共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否认这个过程，一切“顺其自然”，在改变现实状况上无能为力，是不可取的。5.获得理想规范与正确开展行动，都是一个知识积累与知识应用积累的过程。为使这一过程顺利和有效，人们应当善于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善于按照理性认识而不是跟着感觉来办事。
上述实践特点集中体现在经济生活中，人的社会行为的改进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中、为寻求解决矛盾的出路而发生的。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分析经济发展的现实与生态经济的价值规范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探寻改进人的社会行为的客观依据与实施途径。尽可能以“正视客观矛盾—依托主观调节—预测情况变化”为基本研究逻辑，将人们的社会行为如何符合生态经济规范要求这一重大难题的解答提到学术领域上来。这就是本文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初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刘思华. 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纲[ J ]. 理论月刊, 2006（2）： 21-23.
[2] 郇庆治.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 [ J ]. 江汉论坛，2009（6）：11-19.
[3] 诸大建. 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6-27, 81-91.
[4] 郇庆治.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环境政治［DB/OL］. http：//user.qzone.qq.com/622007836/blog/1194164409.
[5] 叶红. 怎样认识生态伦理及其教育[N]. 中国环境报，2009-01-13.
[6] 李欣广. 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文明 [ J ]. 改革与战略, 2010（1）：1-4.
责任编辑莫仲宁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Ecological Marxist Economics
——A research of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t economics
LI Xin-guang
(Guangxi UniversityNaningGuangxi530004)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
何传添(1966-)，广东梅县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博士，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的体制机制、发展水平以及世界经济等的变化将给我国贸易安全带来新挑战。调整外贸战略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不仅要制定和执行好国际经济政策，提高政府的带动效率，完善外贸发展的促进和支持体系，而且要在国际社会牢牢把握对我国维护贸易安全起关键作用的战略资源。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开放型经济；贸易安全；WTO；战略对策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推动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外贸总量的迅速增加，国际贸易正日益成为维持我国经济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维持贸易安全不仅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然而，在诸多因素影响下，2008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外部需求的不断收缩，不少外贸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不仅影响到我国正常的外贸及就业，甚至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经济的安全运行。为此，梅建持久的贸易安全支持和保障体系，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已成为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成为目前我们破解外贸发展难题的现实所需。
一、开放经济时代贸易安全的内涵
(一)开放经济时代贸易安全的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多极化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面对世界经济的挑战，1993年2月克林顿在美利坚大学演讲时提出：“把贸易作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时机已经到来”(Well-Marshall，1993)。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在新增长理论的指导下，一改战后历届政府在外贸领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该《战略》宣称将促进出口列为美国对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把开拓海外市场繁荣经济，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为了体现通过贸易安全实现其国家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克林顿政府首先放弃了冷战时期制订和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决定把占联邦政府科技经费1／3的700多个联邦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转向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特别是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及产品，以推动民用公司的高科技开发和创新。其次，修改了《反垄断法》、《通信法》等法规，鼓励企业合并，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争夺国际市场。再次，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减少贸易伙伴的关税壁垒，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利用区域贸易机制巩固和扩大其既得利益。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外交，上至总统、下至一般官员都从事“推销外交”活动，推行以开拓国际市场为目标的经济外交。美国政府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鼓励企业合并，使美国企业实力和竞争力得到了迅速提高，推动了外贸的迅速发展。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美国的外贸增长了一倍多，推动了美国经济自1991年4月以来连续出现10年的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处于30年来最低水平(陈宝森，1999)。
贸易安全的提出，表明在全球经济条件下的开放时代，维护国家经济贸易安全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国际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问题。继美国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贸易安全问题。
(二)开放经济时代贸易安全的内涵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各国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变动日益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一国外贸政策及贸易安全是否适合于本国，主要取决于该国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经济环境。贸易安全内涵的最终选择主要是由这些因素的相对权重所决定的。没有一种贸易安全目标适合于所有的国家，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没有一种贸易安全目标适合于所有时期。
加入wTO表明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建立，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从外向型经济进入到开放型经济。尽管人们目前对我国开放型经济这一经济体系仍缺乏严密的论述，但其所特定包含的经济现象已是公认的事实：我国的经济政策环境与国际规则基本接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双边与多边关系全面发展、开放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及我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加快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内容(裴长洪，2008)。概括来说，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以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为内涵，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及国内两个市场，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水平。
根据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及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外贸发展环境，开放经济下的贸易安全，可以概括为是指我国发展国际贸易能面临较为有利的国内外环境。通过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等手段，推动外贸的发展，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为我国带来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具体说来贸易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贸易利益不受扩大开放后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威胁和侵害：二是国际贸易的又好又快发展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三是避免国家利益来自国际贸易要素的影响而损失，或使本国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受到来自国际贸易要素的过大打击；四是保障国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外贸能维护国家的利益并争取优势地位，及其能提高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和促进经济发展；五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二、开放经济下我国贸易安全面临的挑战
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外贸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外贸已经出现“贫困化增长”态势。目前虽然我国的国际贸易总量已达2万多亿美元，但是出口规模的扩大仍以数量增长为主，价格上并无优势，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不高，我国从中获得的比较收益并不大，资源要素逐渐耗竭，加剧了环境紧张，使我国蒙受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损失，增加了宏观经济的调控难度；二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协调性越来越突出。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外延式外贸增长方式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而且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摩擦，经济战、贸易战持续升温。这种内外夹困的局面，大大限制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效力，对我国正常贸易构成
巨大威胁，我国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外反倾销压力。这些矛盾和问题表明，我国外贸发展不协调的状况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调整外贸战略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已迫在眉睫。
不仅如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的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以及世界经济等的变化又给我国贸易安全带来了新挑战：首先，外部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金融波动和危机的传导性急剧增长，传导路径无所不及，传导速度令各国猝不及防，任何主要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较快地引起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波动。给他国造成外部失衡，甚至导向危机。这一点从目前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最好的例证。其次，面对越来越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考验。在外部市场上，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力量已从贸易自由化转变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及管理国际贸易，以非关税壁垒和管理协调贸易为主要表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无论何时我国在向海外大量输出有比较优势及竞争优势的商品和资金时，我们都必然要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主义抬头并向其它领域扩散的新考验。再次，超国家组织将不断威胁我国贸易安全。随着一国开放深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影响。此外，大量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开放经济条件下，从已有的范例中可以预见，贸易摩擦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一个开放的国家在谋求实现国家贸易安全和贸易战略利益时，将受到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跨国家与非国家组织的严重制约。与此同时，面对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我国的和平崛起、在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国际社会要求我们多承担国际义务的要求越来越多，不仅涉及国际安全及世界环境问题，也包括经济领域、多边贸易谈判等，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
近期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加速向世界各地蔓延。虽然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水平很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对我国有实质性影响，我们也应对全球需求收缩将给我国带来的威胁有充分认识。毕竟当今我国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三架马车”的拉动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由于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回落和美国出现衰退是在预料当中，外部经济形势的恶化必然影响国内企业的出口，出口增幅的减缓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会使国内外投资商对我国未来宏观经济产生担忧，这些担忧会进一步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显得更加重要。
三、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的思路及对策
追求和维护本国贸易利益的最大化，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维护贸易安全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维护贸易安全的动力。我们维护贸易安全涉及贸易、金融、政治等多个领域，也会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体带来影响，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要审时度势，牢牢把握国际机遇，韬光养晦，理性处理。
(一)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的思路贸易安全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一国经济利益与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相融合的产物，是国家利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首先要转变外贸发展的观念：一是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的外贸发展指导思想应向进出口创利为核心的指导思想转变。树立实现国际贸易基本平衡的理念；二是针对人口资源环境制约要转变在发展国际贸易中片面追求总量、速度的观念以及对比较优势、工业化的片面理解，突出国家的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积极探索效益优先、生态优先、富民优先的国际贸易发展新路。其次，是要在外贸增长路径上理顺各种关系，以提高防范外部冲击的能力和技巧。一是出口与进口的关系。实现外贸规模、效益同步增长，进出口基本平衡，外向度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实现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步协调发展；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但政府的引导和推动必须建立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促进国际贸易发展，需要国家的统筹和支持，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在健全贸易发展法规、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政策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但关键还是要靠地方政府根据各地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国际贸易；四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开放条件下国际市场的竞争虽然已表现为国家总体实力的竞争，但是竞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企业间的竞争，因此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要协调好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五是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既要统筹兼顾，更要抓住重点，综合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大力推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的发展，着力优化和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注重走质量效益型之路，培育新的对外贸易增长极。
(二)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的对策措施开放经济条件下维护贸易安全已经不单纯是中国自家的事情，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我们实现贸易安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现有国情和现阶段国际经济的实际出发，重点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 完善外贸与内需协调发展机制。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和完善出口、进口及内需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坚持贸易政策自由化，把扩大进口作为推动出口、引进技术、缓解资源压力及优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要措施。从长远来看，安全之道无它，首在自强。我国要实现贸易安全，必须加强国内的经济建设，实现科技水平和现代化有质的突破。第一，国家要集中力量，有选择、有重点地对较有把握的高科技项目加以研发，培育有持续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第二，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安排，培育我国战略贸易型产业及产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着力走质量效益型之路。第三，建立以自主知识积累、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外贸内生性增长机制。第四，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在我国增创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定位，配套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外贸政策，形成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经贸发展格局，保持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提高和实现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2 健全一致连贯的法规体系。开放经济条件下将更加体现国际因素在我国贸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在降低关税、减少进口配额、放松外汇管制的同时，适时运用世界市场经济和WTO的一般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重新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法规体系。一是应认真研究WTO规则和各国的相关法律，按照WTO规则继续完善和修订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迅速构建产业救济和安全保障体系；二是加速制定和完善技术贸易标准与市场准入标准，
运用WTO允许的关税、反倾销与反补贴、保障机制等公平贸易法规，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进一步开放对我们发展贸易有利，合理保护国内产业；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促进法》等法规，维护我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并为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提供法律保障。在此基础上，按照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1989)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原则，力求政策相对稳定及一致连贯。
3 制定和执行好国际经济政策。开放时代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是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并促使经济长期增长，而且还要制定和执行好国际经济政策，加快贸易强国建设。一是我国政府应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外交与谈判的努力促使他国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消除他国市场准入障碍，修改其有关对华反倾销等法律，放开对华出口限制，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以追求和维护我国对外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二是要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保障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与投资国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三是要把开展对外援助与开拓国际市场相结合：四是在区域贸易机制上，要立足东亚，优化亚太，加强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要继续大力改善我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贸关系，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并以此作为我国拓展全球经贸关系的基石。
4 构建外贸健康发展的支持体系。实现贸易安全需要政府部门、出口企业和行业协会加强联手，不懈努力，共同完善的外贸发展的促进和支持体系。首先，政府要提高对维护贸易安全的带动效率，发挥民族合力为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获得竞争优势服务。第二，企业必须加速培养竞争优势。企业是实现贸易安全的主体，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抢夺世界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选择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产品进行集中投入、重点开发，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第三，要充分发挥各专业商会的协调管理作用。一要注重对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对手生产能力、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二要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行业价格运行机制，切实做到行业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从而使某些国家在反倾销中对我国实行价格歧视和借口失去依据；三要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协调管理，严禁出口企业低价竞销，防止一哄而上过量出口，以避免出口企业自相残杀而导致肥水外流。
5 把握和利用起关键作用的国际资源。维护我国贸易安全应坚持“有所作为”的原则，要利用国际社会的各种资源：第一，超国家组合将是开放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经济贸易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有效手段。我国应借鉴别国的经验。尽量在合理的范围内利用超国家组织尤其是WTO。优化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中国被发展中国家倍受推崇，这是我国一笔宝贵的战略资源。我国目前推行外贸市场多元化、实施区域经济合作、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修改和制定等，都必须要充分利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第三，是需要借重国际智源和全球华人华侨的力量。优化国际环境、开拓国际市场及加快对外投资。
封闭自守不会有贸易安全，停滞不前更不会有贸易安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只有贸易体制运转高效，贸易增长方式科学，产业结构有竞争力，并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持久的贸易安全；另一方面，只有更加密切与其他国家贸易联系。在“双赢”的基础上，才能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
(责任编校 春晓)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ECFA；内涵；规律
摘 要： 两岸ECFA是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核心构件之一，其有效运行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成熟发展，反映出如下主要特征：大陆与台湾共享文化与价值观念是深层心理动力；大陆与台湾获益或失益预期是直接行为动力；一个中国原则是内在要求；两岸公共权力正向有效介入是关键。
On the Connotation and Its Growing Laws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mes
LIU Ge(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066004, China)
Key words: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mes; ECFA; connotation; laws
2010年6月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举行第五次会谈，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分别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上签字，这是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如何确保ECFA有效运作，促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发展，构建完善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依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厘清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基本内涵，探讨ECFA实际运作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一、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内涵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在汉语中是一个新术语。汉语中 “机制”一词起源于外文翻译，最初对应的英文是“mechanism”，意指机械系统或生命有机体的内部结构、功能及其活动规则。后来，西方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和社会学家在各自研究中借用了这一概念，泛指事物的内部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则。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把“regime”一词作为描述国际和区域合作现象的内在原理、中介组织及相关规则的一般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将“regime”翻译为“机制”，并逐渐广泛使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提出可追溯到1993年4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曾不公开地协商过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并有“设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会议制度”的提法，为此双方还成立了工作小组，但没有后续成果。［1］2002年1月，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两岸双方已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新契机……为推动两岸经济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愿意听取台湾各界人士关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密切两岸经济关系的意见和建议。”［2］这是中国大陆官方首次公开运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这一术语。钱其琛讲话之后，关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研究在两岸悄然展开。2005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会谈后所发表的新闻公报中都明确提出了共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两岸党际交流高端的重视，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力量，指出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引发了两岸官产学界对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关注，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目的与可行性、问题与途径、意义与影响以及制度化安排等领域取得多项研究成果，推动了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实践活动。无论是2005年9月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还是已成功举办六次的“两岸经贸论坛”（自第三届改名为“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都成为核心议题之一。2008年6月以来，随着“海协会”与“海基会”商谈机制恢复，五次“江陈会”的成功举行又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构建带进一个新阶段。
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的解释，“regime”的本意是指一种特定的政权或统治体系，它之所以被西方学者引入国际和区域合作研究，可能在于其广泛的外延空间和描述现实经济、政治合作现象的涵盖能力。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机制”（regime）可以定义为：行为体（actors）围绕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基于该问题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设立或不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机构，约定一系列明确或不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过程和体系。其中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的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现行的决策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36］这一定义表明，机制在时间上表现为一个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一个体系，其内涵至少由四部分构成：一是行为体；二是行为体在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三是媒介组织；四是行为体互动行为的伦理规则体系。
机制是任何合作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约束与作用的对象是在一定的问题领域内任何具有一定利益诉求和行为能力并寻求合作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都在或简单或复杂、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机制并受其影响。机制的存在形式多样，可以表现为超国家、国家间、区域内或区域间乃至个体层面行为体之间以区域或问题为维度的多种互动合作机制。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国家主权下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其内涵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为在经济领域实现互利双赢，基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以及共同利益预期，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机构，共同确立并遵守一系列经济合作的原则、准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过程和体系。作为一个过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作为一个体系，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不仅是制度框架，还包括行为体、共享文化价值、中介组织机构等重要构成部分。［78］
二、两岸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
两岸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性。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机制产生与发展的原初动力都在于行为体的利益动机。行为体文化价值观念的互动整合以及相伴随的利益预期的形成为机制产生和发展提供原动力。为了保证行为体之间合作的顺利进行，减少合作中的欺骗与不确定性，参与合作的行为体需要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或机构，约定一系列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由此机制便得以存在和发展，这是机制形成的一般规律。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种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大陆与台湾共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产生与发展的深层心理动力。任何机制都不是既定的，而是人为创造的结果；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进化的和学习的过程，其中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对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无形的重大影响。知识塑造了行为体对现实的认知，并向行为体传达关于因果联系、方法手段与行为结果的信息；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塑造了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取向、利益内容、相互利益平衡方式以及对应的行为规则与规范，并进而塑造机制的形成与变迁。行为体对特定领域事务、相关环境事实以及对其他行为体在该特定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主观价值取向（或利益诉求）的认知，既是行为体之间冲突与合作的起点，也是行为体最终协调立场、平衡利益、确立合作共识以及一系列行为原则、规则、规范和执行程序的终点。因而，行为体能否在互动中形成共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将决定机制能否产生以及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岸经济合作一直缺乏正式的、双方共同制定与遵守并有效执行的制度框架。然而，20多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却能够在此背景下迅速扩展，取得巨大合作成果，主要是得益于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基本价值观念一致。两岸经济合作，无论是共识凝聚，还是立场协调与沟通磨合，主要是通过民间途径，在亲情、友情和乡情的基础上，在一种近乎“一切都在不言中”的非正式的、不明确的规则中进行的，这恰恰反映了两岸同胞共享文化价值观念对两岸经济合作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动力效应。
第二，大陆与台湾获益或失益预期，是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产生与发展的直接行为动力。无论是获益预期还是失益预期，都是行为体采取行动的直接动力。获益预期促使行为体采取进取行为，失益预期则促使行为体采取规避行为。无论是进取还是规避，都涉及到行为体的理性政策选择。通过对一定利益关系中现实的或潜在的获益或失益的发现，行为体借理性弱化或强化自身立场，最终达到自身利益与其他行为体利益平衡，这一利益平衡点往往就是行为体共同利益所在。为了在共同利益中实现自身利益，行为体就要围绕共同利益约定共同遵守的行为原则、规则、规范，并确立实施、修正、监督这些原则与规范的组织、机构和程序，机制从而得到确立。
20多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在缺失制度框架的情况下取得巨大发展，离不开两岸同胞共享的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更离不开两岸同胞追求的巨大利益动机。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大陆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为了解决内部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和相关材料缺乏的问题，需要大量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与此同时，随着欧美国家纷纷把对外贸易与投资的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区，台湾企业也受到来自全球或区域的巨大竞争压力，台湾有识之士普遍意识到，若不积极利用大陆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台湾就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过程中保持竞争优势。为了促成产业升级和经济国际化，在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台湾企业积极利用与大陆的特殊关系和优惠政策扩大投资，不断推动两岸经济合作。
两岸开展经济合作，对双方都有巨大好处。对台湾而言，正是在大陆发展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不断出现新高潮，投资规模逐渐扩大，投资产业呈现多元化，特别是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电子行业以及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金融保险业等。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着台商对大陆投资不断朝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大陆台资企业盈利面一直在60％以上，其中以投资经营工业生产项目为主的台商企业盈利面高达70％以上。根据中国大陆商务部统计，截至到2010年7月底，台商投资大陆项目总计达81 668个，实际到位资金达509.6亿美元；1978年1月-2010年7月，两岸总贸易额累计达10 454.2亿美元，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累计达6683亿美元。
对大陆而言，来自台商的巨大投资、先进技术以及外向型管理与营销经验也大大地拉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大陆经济现代化、国际化。
第三，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国家主权下两个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一个中国原则是其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1987年两岸打破隔绝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国民党当局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岸经济合作在政府协调和民间推动下迅速发展，大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兴业的法律法规，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做出有益的协调，共同推动最初两岸经济合作模式、协商管道以及相关运作规则的形成与发展。1990年和1991年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相继成立，1992年11月海基会与海协会达成“九二共识”，首次开辟了两岸协商制度化的道路，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四项文件，不公开地协商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这表明，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得以健康发展。
李登辉执政后在国际场合宣扬“台独”理念，提出“两国论”，致使两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受到严重干扰，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制度性会谈也被迫中断。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不断在台湾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搞“法理台独”活动，导致两岸关系乃至海峡和平受到严重挑战，两会商谈中断十年，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发展停步不前。2005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围绕反对“台独”和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党际交流，重申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2008年3月国民党再次执政以来，海协会与海基会商谈机制正式恢复，两岸直接“三通”正式启动，两岸ECFA正式签署，使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和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四，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领域的“公共物品”，其有效运作和形成发展的关键在于两岸公共权力的正向有效介入。公共权力在机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通过影响合作的舆论环境、公共物品提供、促进共识形成、财富与资源分配政策等，强有力地影响着特定问题领域机制的成长和存在性质。公共权力作为一个权威体系,更有能力主导制定相关行为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它对治下的行为体的权威可以直接转化为行为体接受这些机制安排的约束力量。与此同时，作为公共物品的当然提供者，公共权力可以行使民间组织无力承担的舆论职能和资源配置职能，付出民间组织无力或不愿付出的协调成本。两岸深化经济合作所涉及到的经济纠纷、货币金融、关税税收、技术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民间力量难以解决的，必须有两岸公权力的正向介入和积极推动。只有两岸公共权力充分沟通合作，分不同阶段，每一阶段针对不同的问题，形成解决方案和处理安排，才能真正建立并有效运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在两岸经济关系2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大陆公共权力强力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一直以来单方面出台大量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法规，为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公共物品支撑。相比较而言，受“台独”势力的干扰破坏，台湾方面公共权力正向有效介入两岸经济合作还有待进一步扩充。在很长时间里，正是由于两岸公共权力未能和谐对称地正向介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纵有大陆的强力支撑和两岸民间的倾力推动，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的“瓶颈”一直难以打破。2005年两岸开启党际交流后，推动公共权力正向介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逐步成为主流共识。2008年3月后，国民党执政团队务实推动台湾公共权力正向介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两岸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特别是今年两岸ECFA的正式签署，充分展示了两岸公共权力对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的关键作用。
三、有效运行ECFA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完善的原则
两岸同胞在经济合作中结晶出ECFA和不断成熟的经济合作机制并非易事，体现了民族理性和政治智慧。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具有专门含义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有效运行ECFA并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成熟与完善需要遵循的。
（1）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提升中华民族软实力。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相互认同的根本，是维系两岸同胞感情的心灵纽带，更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可以凝聚民族共同价值，提升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和软实力，推动理性和谐的政治与经济机制的结晶与传承。
（2）坚持两岸互利共赢，把推动两岸同胞的整体利益福祉作为一切行动、规则和程序的出发点和归宿。两岸经济合作不是利益博弈的零和游戏，而是互惠双赢的良性互动。只有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增进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才能确保两岸ECFA和经济合作机制良性运作，行稳至远。
（3）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自觉抵制“台独”势力的干扰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华民族现实而根本的利益所在，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民族的真正兴旺发达，就没有高层次的民族政治文明可言。“台独”违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不但救不了台湾经济，反而会葬送台湾来之不易的经济建设成果和发展机遇，最终牺牲台湾同胞福祉，损害大陆同胞利益。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与发展，不是宣示立场的政治戏码，而是务实解决两岸经济合作中的问题，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利，彰显中国人解决自己问题的民族理性和政治智慧。
（4）确保公共权力积极正向介入两岸ECFA和经济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行与发展。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需要两岸官产学界鼎力合作，其中代表公共权力的官方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两岸同胞应该不断探索公共权力良性介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与发展的现实途径，进一步完善两岸党际交流、“两会”商谈和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这三个重要管道，形成官导民进的多层次、多维度互动交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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