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为构建多层次人才体系、打造专业型人才队伍以保障文化旅游业得以健康发展，文章首先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教育层面和个人层面四个视角对可能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因素进行辨识，然后基于ANP（网络分析法）构建了能够从具有复杂关联且存在诸多差异的影响因素中识别出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因素的方法。旨在文章所提出的影响因素辨识理论与关键因素识别方法能够为指导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实践起到积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一、引言
文化旅游是通过鉴赏人类文化的具体内容从而满足精神和文化需要的一种活动，其动机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精神和文化上的需求，同时能够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通常情况下，文化旅游者与传统旅游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其追逐旅游的动机不同，文化旅游者更加注重旅游过程中对异域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的体验。文化旅游业作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交叉与结合，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各自完整且相互独立的发展模式。在体验文化旅游的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旅游者对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的要求与其实际工作中的明显差距。由此可见，对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不但对从业人员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对文化旅游企业及行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二、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影响因素（辨识）体系构建
基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情况并结合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特征，全面分析并构建了研究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问题较为完善的影响因素体系。本文通过对旅游人才队伍建设的研究分析，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并结合文化旅游业发展现状，从政府因素、企业因素、教育因素、个人因素四方面考虑，构建出影响因素体系。如表1所示。
（一）政府因素
目前，我国文化旅游产业人才政策还不够完善，政府在促进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将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有成效的政策法规（如：文化旅游业人才定位政策、财政政策、福利待遇社保等照顾政策、法律保障等）可以提升人才队伍建设宏观管理程度，正确引导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发展方向，最大程度上为文化旅游业提供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以正向促进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的发展。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力度是保障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健康发展的有利措施，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有利于监管力度的重要性。
（二）企业因素
旅游企业作为文化旅游人才这一特殊群体不断成长的载体，依靠市场调节企业人才引进和人才流动的程度不高，而合理的人才流动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的新陈代谢，同时高层次、专业型文化旅游等人才的引进能够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从人才需求角度来看，文化旅游企业作为一个服务性企业，其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服务特点，要求企业在人才使用、人才资源配置和人才职业规划对文化旅游人才的管理进行规范，以解决文化旅游人才在为企业创造价值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如对企业晋升制度的不满、对自身职业发展空间不明等，从而保证文化旅游人才的利益，提升人才对企业的满意度，促进文化旅游人才的建设。旅游企业形态和运行的多元化为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从不同层面满足文化旅游人才的需要。
（三）教育因素
由于文化旅游者参与旅游目的的不同而导致对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的学习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要更强，这就要求对文化旅游人才展开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而学校作为教育的主体，在培养专业型、高层次等文化旅游人才中担负重任。以教育基础设施为载体的高职及本科旅游院校的人才培养活动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旅游人才培养和发展的效率和速度;多元化的师资结构、完备的人才培养方式关乎着整个文化旅游人才的质量要求、能力要求和数量要求。通过政府、学校等多重途径加大对文化旅游人才的培养，开发其潜能，获取符合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人才，这对于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但缺乏人才的云南省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四）个人因素
作为文化旅游的消费者，由于其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别及对待事物的看法和态度的不同，会潜移默化影响着旅游者对文化旅游的消费行为。文化旅游人才专业素养、道德素质以及文化旅游消费者在参与旅游过程中的行为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进而，如果文化旅游消费者在体验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表现较高的文化素质，则会增强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在建设文化旅游人才队伍过程中的自觉性，刺激文化旅游人才在培训、从业等过程不断发展中，从而适应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对人才培养造成的影响，为文化旅游人才的建设提供的发展空间。
三、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一）ANP因素识别方法（方法简介）
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是萨蒂（Saaty）教授于1996年提出来的一种综合多目标的决策方法。网络分析法在运用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各元素内部反馈、支配和从属等不独立关系。在调研中发现，尽管网络分析法的适用范围广泛，但是应用于文化旅游业的文献却很少。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策略涉及政府、企业、教育、经济、个人等因素，尝试运用ANP对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策略进行优选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二）关键因素识别与分析思路
1. 构造判断矩阵
首先确定目标、准则。通过对决策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辨识，界定决策目标、决策准则，和子目标。
其次构建ANP网络层次。根据上一步确定的目标、准则，确定准则层之间及准则内部的影响关系，并将其转化为网络结构。设ANP结构的控制层中有元素Q1，Q2，…，QN，控制层下，网络层有元素组C1，C2，…CN，其中Ci中有元素ki1，ki2，…kmi，…（i=1，2，…N），以控制層元素Qs（s=1，…N）为准则，以Cj中元素kj1（l=1，2，…，nj）为次准则，元素组Cj中元素按其对kj1的影响力大小进行间接优势度比较，即构造判断矩阵：
這里Wij的列向量就是中Ci中有元素ki1，ki2，…，kini，…（i=1，2，…N）对Cj中元素的影响程度排序向量。若Cj中元素不受Ci中元素的影响，则Wij=0。
2. 构造超矩阵
将所有网络层元素的影响程度排序向量矩阵组合，可构建在QN准则下的超矩阵，记为W：
W=w11 w12 … w1Nw21 w22 … w2NwN1 wN1 … wNN
3. 构造加权超矩阵
这样的超矩阵共有n个，它们都是非负矩阵，超矩阵的子块wij是列归一化的，但W却不是归一化矩阵。因此以QN为准则，在QN下各元素集对准则Cj（j=1，2，…，N）的重要性进行比较，如表2所示。
如果一个元素集与Cj无关，则其对应的排序向量分量为零，由此可以得到相应的加权矩阵：
B=b11 b12 … b1Nb21 b21 … b2NbN1 bN1 … bNN
4. 极限相对排序，获得最终排序结果
对超矩阵W的元素加权，得W=（Wij），其中
Wij=bijWtj（i=1，2，…，N;j=1，2，…，N）
则W为加权超矩阵，其列之和为1，也称为列随机矩阵。
极限相对排序是对超矩阵的极限运算，综合集成了元素组之间，元素组内部元素之间存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作用，可通过W∞=■计算得出。当计算到一定幂次s时，W∞的每一列趋于相同，此时可近似认为W∞的第j列元素在控制层准则下网络层各元素相对于元素j的极限相对排序。
（三）关键因素识别与分析
1. 确定模糊矩阵
为了全面系统的识别出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因素，本评价体系选取云南各旅行社、省内旅游者、省外旅游者等各领域30人，将表4中的第二层元素提炼出来，通过发放问卷调查的形式让各领域进行单因素评价，通过对调查文件进行回收、整理、统计可以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
2. 确定各要素权重
以元素组C1中的元素c11的影响程度为次准则，元素集C中的元素c11，c12，c12，按照其对c11的影响大小进行间接优势度比较，并应用三角模糊数构造互补判断矩阵，引入风险评价小组对指标的评价，最后利用FANP计算出权重向量W。
（四）进行灵敏度分析
根据最大隶属原则可以发现其最大数值对应的等级即为个人因素。因此个人因素对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较大，其对应权重为0.2963。此外，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受教育影响也较大，通过权重计算得出的结论与专家们的主观上相一致。同时，政府因素和企业因素也是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面。
（五）评价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个人因素和教育因素占据较大权重，对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更为关键。具体落实到各二级要素层，由计算结果可以得到，对于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影响因素来说，其中从业者素质、旅游者行为及师资结构又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事实上，以上方面均是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从我国政策引导方向与社会对文化旅游人才需求导向出发，参与到旅游过程中主体、课题的行为逐步成为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因素。为了能够在文化旅游从业人员和政府、企业、旅游者之间搭建起和谐的共赢关系，促进异质性和互补性资源的共享与转移，保证正确对待文化旅游业人才在道德素质、专业素养等问题，本文对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可能存在的因素进行辨识分析，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应用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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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ob Mckercher. The Future of 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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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2、江西发展旅游业的思考
3、文旅融合发展的文化阐释与旅游实践
4、基于SWOT分析的张掖红色旅游发展探析
5、中国红色旅游研究述评与展望
6、红色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7、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新路径：数字赋能、多元认同与价值共创
8、顺义红色旅游业及旅游产品的开发
9、文旅融合背景下革命博物馆的发展定位与方向
10、浅谈浏阳市红色旅游资源价值的开发
11、红色旅游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实考量
12、战争纪念馆游客旅游动机对体验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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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新疆红色旅游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5、标准化助力文化旅游提升工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16、国内博物馆旅游研究述评与展望
17、黑色旅游地游客动机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研究
18、安徽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19、黑色旅游:沉重的缅怀之旅
20、关于“精神旅游”概念的探讨
21、邓小平旧居与劳动车间旧址保护与利用的思考
22、关于红色文物保护的几点思考
23、井冈山红色旅游开发模式的选择
24、陕北区域旅游资源的优势与发展策略
25、赣南地区旅游扶贫典型模式比较及启示
26、旅游广告设计中的人文创意
27、东兰红水河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28、基于内容分析法的老年人旅游动机研究
29、善造情境：快速点燃购买热情
30、青年学生旅游消费行为研究
31、上海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32、黑亦非黑：基于线上数据的黑色旅游体验及群体比较
33、临沂市旅游商品发展现状及对策
34、论工业旅游资源开发的策略
35、城市旅游品牌问题研究
36、旅游资源视角下漳州研学旅游发展前景研究
37、旅游体验的类型与境界
38、蔡伦竹海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探讨
39、沪杭甬居民旅游偏好及产品开发策略
40、基于RMP分析法下的井冈山红色旅游优化提升策略
41、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文化现象
42、试论江西红色旅游产品营销中的心理效应
43、神奇若尔盖，湿地大草原
44、关于天津教育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
45、基于IPA分析的浙西南红色研学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
46、基于游戏化思维改善红色文化型旅游体验策略
47、试论红军长征旅游资源在高校旅游教学中的有效利用
48、体验经济下的红色旅游产品开发策略研究
49、自然主义视角下旅游者幸福感的构成要素研究
旅游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从结构、效率、稳定性、可持续性、影响力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法和加权平均法测度2011-2018年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分析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时序上呈波动上升态势，2013和2017年出现波峰，2015年出现波谷，各子目标层指标表现出不同变化特征，但总体处于最初发展阶段;空间上地域差异明显，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蚌埠，第二为亳州，第三为淮南、淮北，第四为宿州、阜阳。据此，为制定皖北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时空演化;皖北地区
一、引言
现阶段，安徽省已明确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且皖北旅游业发展逐年加快，2017年，皖北六市接待入境游客29.6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1.46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 003.9亿元，对全省旅游业发展的贡献率逐年加大。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安徽省旅游工作会议指出“再接再厉、开拓奋进，迈向优质旅游发展新时代”。然而，皖北地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增长仍处于初级阶段。
国内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大多仅涉及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某一方面研究，主要为：（1）旅游经济效率。国外研究重点关注了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区等单个旅游企业的效率问题（Ashrafi A等，2013[1]31）。國内研究主要测算区域层面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孙盼盼等，2017[2]67）。（2）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它包含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两方面（McKercher B，2008[3]1215;王迎涛，2019[4]110）。（3）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或脆弱性（George E等，2011[5]190;马慧强等，2019[6]2248）。然而，国内外关于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系统研究非常少，纵观现有文献，（1）从研究内容看，以建立评价体系为主。如陈秀琼等（2006）[7]59从产品质量、环境质量、要素质量、产业增长方式、产业运行质量5个方面构建了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2017湖南县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报告》从旅游经济效率、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旅游环境质量3个维度构建了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旅游经济增长质量从纵深方面揭示了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学者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各有差异，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从旅游经济增长的过程看，包含旅游经济增长的效率、旅游经济增长的结构以及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二是从旅游经济增长的结果看，包含旅游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福利水平的变化与分配状况、生态环境的代价。（2）从研究方法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以层次分析法为主的主观评价法（张洪等，2015[8]1277），以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为主的客观评价法（贾海威，2015[9]33）。我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仍处于最初的测度与评价阶段，具体而言，评价指标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即研究区域仍需扩大化、细化;过往关于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联动性，即研究程度仍有待深化。
目前，尚未有对皖北地域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将以内涵为依据，建立旅游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2011年以来皖北地区各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这拓展与深化了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理论空间，同时为皖北各地清晰、客观地把握当地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有效的量化工具;并为促进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旅游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旅游经济增长成果和福利分配的改善提供了科学的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增长质量是从纵深方面来看经济增长，探究其内在性质与规律，并从过程与结果两方面对其进行考察[10]77。在总结与借鉴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从旅游经济增长的过程看，包含旅游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与稳定性;从旅游经济增长的结果看，包含旅游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率和经济贡献率等影响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等。因此，根据科学性、层次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本文建立了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旅游经济结构水平（A）从旅游经济结构合理化（A1）与旅游经济结构高度化（A2）两方面来表征。具体而言：
旅游经济结构高度化（A2）是指利用社会分工优势和现代科技成果，来提高旅游业的技术构成和各要素的综合利用率，促使旅游业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在此用高弹性收入占旅游收入比重（A21）、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A22）来表示。其中，高弹性收入占旅游收入比重（A21）用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之外的收入占旅游收入的比重来衡量。
（2）旅游经济增长效率（B）从旅游投入效率（B1）与旅游收入效率（B2）两方面来表征。具体而言：
旅游投入效率（B1）考察旅游经济的投入产出比，包括劳动与资本两大要素的投入效率。其中，旅游全员劳动生产率（B11）反映每个旅游从业人员为旅游产值増加的平均贡献度，计算公式为：B11=旅游总收入/旅游从业人员。由于缺乏皖北各地域旅游从业人员数据，在此用第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来代替;旅游资本产出率（B12）反映旅游投入资本的单位产出，计算公式为：B12=旅游总收入/旅游业固定资产。由于缺乏皖北各地域旅游业固定资产数据，在此用住宿和餐饮业的资本产出率来代替。
旅游收入效率（B2）考察游客的人均花费，用一日游单位游客旅游收入（B21）与过夜游单位游客旅游收入（B22）两个指标来衡量。
（3）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C）从旅游经济增长率（C1）与旅游经济增长波动率（C2）两方面来表征。具体而言：
旅游经济增长率（C1）用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C11）、入境旅游收入增长率（C12）两个指标来衡量。
旅游经济增长波动率（C2）=（旅游经济增长率-上年旅游经济增长率）/上年旅游经济增长率。根据旅游业自身特征，本文认为其波动范围没有超过上年的100%，即可视为具有稳定性，即若计算出C2的绝对值大于1，则C2用0来衡量;若计算出C2的绝对值不大于1，则C2用1来衡量。
（4）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力（D）从旅游经济增長就业率（D1）与旅游经济增长经济贡献率（D2）两方面来表征。具体而言：
旅游经济增长就业率（D1）用旅游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D11）来衡量，由于缺乏皖北各地域旅游从业人员数据，在此用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与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重的乘积来代替。
旅游经济增长经济贡献率（D2）用旅游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D21）来衡量。
（5）旅游经济增长可持续性（E）从旅游创新能力（E1）与旅游环境质量（E2）两方面来表征。具体而言：
旅游创新能力（E1）用旅游专利个数（E11）来衡量，它作为旅游行业最先进技术的载体，是衡量其科技进步与创新的重要指标[11]40。
旅游环境质量（E2）用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比重（E21）、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E22）来衡量。
2.评价模型
（1）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原始数据量纲的影响，需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中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因此其归一化公式为：
（2）指标权重的确定
（3）综合指数的测算
本文采用加权平均法测算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公式为：
（二）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研究区域
本文将皖北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即安徽省淮河以北地区，包括淮北、宿州、亳州、蚌埠、阜阳、淮南6个省辖市。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安徽统计年鉴》（2012-2019年）《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2019年）。旅游专利个数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公布公告http：//epub.sipo.gov.cn/gjcx.jsp，是通过填写公布（公告）日（如20170101至20171231）、地址（如淮北市）、摘要/简要说明（旅游）来查询。
三、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量化测度研究
（一）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标权重的确定
依据上文均方差法公式，利用皖北六市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计算出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权重（见表2）。可知，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子目标层中，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旅游经济结构水平、旅游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权重依次居前三位，表明它们是构成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最主要内容。在准则层构成中，权重值由大到小依次为旅游经济增长波动率、旅游经济结构合理化、旅游环境质量、旅游收入效率、旅游投入效率、旅游经济结构高度化、旅游经济增长率、旅游创新能力、旅游经济增长经济贡献率、旅游经济增长就业率，它们对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依次变小。在指标层构成中，权重值由大到小依次为入境旅游收入增长波动率、国内旅游收入增长波动率、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比重、高星级饭店比重、旅游专利个数、旅游全员劳动生产率、区位熵、旅游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一日游单位游客旅游收入、过夜游单位游客旅游收入、旅游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高弹性收入占旅游收入比重、旅游资本产出率、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入境旅游收入增长率。
（二）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
本文利用2011-2018年皖北六市各指标的面板数据，采用上文的加权平均法来测算2011-2018年皖北各地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各准则层、子目标层指标的指数。
1.皖北地区旅游经济结构水平的衡量
为直观体现皖北地区旅游经济结构水平的演变情况，根据其量化结果绘制图1，可知，除2014年有小幅度下降外，皖北地区旅游经济结构水平呈持续上升态势，由2011年的0.056 1增长至2018年的0.160 6。其中，就旅游经济结构合理化指数而言，2011-2018年间逐年增长，由2011年的0.027 5增长至2018年的0.098 9，这是因为皖北地区高星级饭店比重、区位熵均在逐年增长;就旅游经济结构高度化而言，皖北地区基本呈增长态势，仅2014年和2018年略有下降，这是由2014年皖北地区高弹性收入占旅游收入比重、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均有所下降，2018年高弹性收入占旅游收入比重下降导致的。
2.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效率的衡量
为直观体现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效率的演变情况，根据其量化结果绘制图2，可知，2011-2018年，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效率呈逐年增长态势，由2011年的0.048 9增长至2018年的0.128 8。其中，就旅游投入效率而言，2011-2018年间不断增长，由2011年的0.014 6增长至2018年的0.042 0，这是因为皖北地区旅游全员劳动生产率、旅游资本产出率发展态势良好;就旅游收入效率而言，皖北地区基本逐年增长，这是因为一日游和过夜游游客的人均消费在逐年提升。
3.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衡量
为直观体现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演变情况，根据其量化结果绘制图3，可知，2011-2018年，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极不稳定，在2013年和2017年出现波峰，在2015年出现波谷。其中，就旅游经济增长波动率而言，其与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发展态势完全一致，这主要是由于入境旅游收入增长波动不稳定导致的;就旅游经济增长率而言，2011-2018年均为正数，说明旅游经济逐年增加，旅游经济增长率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11-2014年逐年大幅度下降阶段，2014-2016年逐年稳定增长阶段，2016-2018年逐年小幅度下降阶段。
4.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力的衡量
为直观体现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力的演变情况，根据其量化结果绘制图4，可知，2011-2018年，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力逐年增长，尤其是2014年以来，呈持续迅猛增长态势。其中，就旅游经济增长就业率而言，2011-2012年大幅度增长，2012-2015年小幅度平稳增长，2015-2018年迅猛增长;就旅游经济增长经济贡献率而言，基本与前两者发展态势一致，2011-2012年大幅度增长，2012-2014年小幅度平稳增长，2014-2018年迅猛增长。
5.皖北地區旅游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衡量
为直观体现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演变情况，根据其量化结果绘制图5，可知，2011-2017年，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呈波动下降态势，在2012年、2015年出现波峰，在2014年、2017年出现波谷，2017-2018年又出现增长现象。其中，就旅游创新能力而言，除2014年皖北地区旅游专利个数为零外，其余年份基本呈逐年增长态势;就旅游环境质量而言，2011-2017年基本呈逐年下降态势，这主要是由皖北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比重基本在逐年下降导致的，2017-2018年旅游环境质量出现增长现象。
四、皖北地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
（一）皖北地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发展沿革
通过测算2011-2018年皖北地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绘制其时序发展图（图6），可知，2011年以来，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呈波动上升态势，在2013年、2017年出现小波峰，在2015年出现小波谷。
皖北各市旅游经济增长质量基本上也均呈波动上升态势，具体而言，淮北市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11年的0.288 5增长至2018年的0.481 7，在2013年、2017年出现波峰，在2014年出现波谷;亳州市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11年的0.360 5增长至2018年的0.574 4，除2017年外，其余年份均不断增长;宿州市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11年的0.223 6增长至2018年的0.470 4，在2014年、2017年出现波峰，在2015年出现波谷;蚌埠市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11年的0.414 8增长至2018年的0.716 0，在2013年出现小波峰，2015年出现小波谷;阜阳市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11年的0.222 2增长至2018年的0.459 2，除2011-2012年迅猛增长外，其余年份基本呈稳定增长态势;淮南市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11年的0.220 1增长至2018年的0.492 2，在2014年、2017年出现波峰，在2015年出现波谷。
（二）皖北地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分布格局
由图7可知，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具有空间分异性，面积居中的蚌埠和亳州的指数最大，其紧邻的面积最小的淮南和淮北的指数其次，西南和东北方位的面积最大的阜阳和宿州的指数最小。
具体而言，蚌埠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明显高于皖北地区其他城市，其旅游经济结构水平、旅游经济增长效率、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其他城市最大，其旅游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这是因为其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尚需扩大。亳州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仅次于蚌埠，处于第二层次，其旅游经济结构水平、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旅游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均居皖北六市中的第二位，旅游经济增长效率、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力均居皖北六市的第三位。淮南和淮北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处于第三层次，其中，淮南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力非常显著，但在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旅游经济增长效率方面需着重提升;淮北旅游经济增长效率较为显著，然而在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尤其是入境旅游方面、旅游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尤其是旅游创新能力方面亟需提升。宿州和阜阳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处于第四层次，其中，宿州旅游经济结构水平、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力均居皖北六市的末位，旅游经济结构高度化、旅游经济增长就业率、旅游经济增长经济贡献率均居末位，旅游经济结构合理化居倒数第二位，均亟需快速提升;阜阳旅游经济增长效率居皖北六市的末位，尤其是旅游投入效率亟待提升，其余四项子目标层指标均居倒数第二或倒数第三位，需大力提升。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已从数量增加转向质量提升的发展阶段，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已初见成效，但仍处于最初发展阶段，未来提质增效将成为其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且皖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特征，未来应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并注重区域合作。具体而言：
第一，优化旅游产业结构。皖北地区应推动旅游企业的兼并与重组，着力培育规模旅游企业;增强文化体验产品，发展科技旅游等新业态，构建食住行游购娱等完整旅游产业链，促进各旅游要素间的合理配置，并适度提高除食住行以外具备高附加值部门收入的比重。
第二，提升旅游经济效率。应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旅游从业者的素质;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管控，净化市场环境。加强对旅游景区、酒店业、旅行社业的引导，避免盲目投资，推动其多元化经营。重点扶持能够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的开发，合理引导游客提升旅游消费层次;建立旅游指定购物场所体系，畅通游客投诉渠道。
第三，提高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应依靠旅游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加强对皖北地区入境旅游的支持引导，准确评估旅游经济影响因素，完善区域旅游经济预警机制与危机响应机制，采用多样化手段维持旅游经济的稳定性。
第四，扩大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力。皖北地区应以就地就近就业为主要方式，以城镇就业、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为主要方向，鼓励引导有意愿的城乡各类劳动者积极参加旅游业就业，并根据旅游业吸纳就业和城乡劳动者特点，实行分类施策。皖北地区应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促进全域旅游的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推动旅游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进行“旅游+”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
第五，加强旅游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皖北地区应加强旅游管理体制创新，科学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推动智慧旅游体系的构建，将各种模拟现实技术运用到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中，提升旅游供给质量。同时，皖北地区应加强对旅游环境的保护，大力发展低碳旅游，建立相应的规范标准，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提供资金、技术支持;鼓励旅游企业开发低碳旅游产品，建立低碳旅游品牌;引导旅游者进行低碳旅游。
第六，注重区域协同发展。皖北六市应努力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立全方位的旅游协作机制，打造区域旅游品牌，推动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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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旅游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高端旅游产品已成为我国旅游产品开发中的重点，然而，我国的高端旅游产品开发存在对高端旅游产品缺乏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深层认识不足、不注重特色产品的开发等问题，对此提出开设针对性地高等教育课程，重视产品研究，注重特色产品开发，创新产品营销渠道等开发的对策。
[关键词]高端旅游 产品开发 对策
目前，高端旅游产品的界定没有一致观点，一般认可的是魏小安的说法:“所谓高端旅游产品，就是各类旅游产品中居于塔尖地位的产品，高端旅游基本的要求就是花费高、时间长、要求高；与高端对应的不是低端旅游，而是大众旅游，高端旅游产品应该是个性化的，非标准化产品，本身缺乏可参照性”。一般情况下，高端旅游产品分为五类：高端观光旅游产品，高端休闲度假产品，商务旅游产品，专题旅游产品，专业旅游产品。高端旅游产品从实质上来说，是以大众旅游为参照物，强调在各个细分市场上的高品质、高档次、高消费、高层次的产品。
一、我国高端旅游产品开发现状及问题分析
（1）我国高端旅游产品现状分析
我国的高端旅游产品的定制最早大概可追溯到2001年，其发源地在广东，那时，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广东人想走出去，但很多人在普通旅行社找不到需要的旅游产品，为一些有独特需求的群体定制旅游线路，使高端旅游产品以俱乐部形式发展起来。从开始至今，高端旅游产品已有二十年多的历史，经过二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仅商务旅游市场份额就达到250亿美元，并且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其中，我国高端旅游产品之之一的会展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以年均近20%的速度递增，行业经济规模逐步扩大，专业场馆建设日臻完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会展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中国的富人以直线速度增长，根据2012年1月12日，胡润百富在上海发布的《2011至尚优品——中国富豪生活方式调查报告和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的平均年消费为190万元，亿万富豪的平均年消费为250万元。而高端旅游则成了富豪们青睐的休闲生活方式。而定制的高端旅游产品，则成为很多新富阶层的首选。高端旅游市场在旅游市场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高端旅游产品成了旅游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同时也催生了其他相关的行业。
（2）我国高端旅游产品开发问题分析
1.缺乏高层次的高端旅游产品开发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专业团队是高端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我国的高端旅游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起步晚，很多方面都不完善，成长中的高端旅游市场，迫切需要有国际视野，具备跨界创意，深谙世界各国文化与历史的复合型高端旅游产品开发和管理人才。
2.缺乏对高端旅游产品的深层认识
旅游企业及其旅游单位的相关人员大多只是停留在对高端旅游及其市场的表层认识上，对高端旅游消费群体、高端旅游产品、高端生态和人文资源等没有深入的研究，对高端旅游产品的界定不清晰等，导致开发高端旅游产品思路有偏差，甚至是误区。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不仅要考虑市场的需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考虑社会效益问题。
3.未注重特色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
旅游行业没有深入研究高端旅游市场旅游者的基本特点和需求，没有设立专门面向高端旅游市场的特种旅游部或产品研发中心，缺少对高端旅游者进行深人的市场调研，缺少深度，没有把高端旅游市场进行细分，开发各个细分市场的有针对性的特色产品。细分市场包括探险、美食、建筑、摄影、体育、度假、高等。
4.高端旅游产品的营销渠道没有创新
在如今互联网急速发展和普及的时代，我国高端旅游产品市场并未充分借助现代的便利的促销渠道对高端旅游产品进行宣传，加大高端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响应度，依旧主要依据传统的产品营销手段，无法开展对公众有影响力的宣传，而且在促销策略上不得当，对网络资源的运用上欠缺，使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抑制了高端旅游消费群体的增长。
5.政府、协会、企业职能划分不明确，高端旅游秩序混乱
由于高端旅游跟传统旅游一样同样要涉及到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和旅游景点三部分主体，有时候出现三部分主体由不同的机构和单位来承担。交叉区域会出现无人管理的情况。政府、协会、和企业三者在职能的划分关系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司活动、会议、展览和奖励旅游上。
二、我国高端旅游产品开发对策分析
（1）培养高层次的专业开发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中国信息大学为例
高端旅游产品是集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产品。要针对不同的高端旅游市场培育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形成专业化的经营体系，使高端旅游名副其实。要在高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开设有关高端旅游课程，灌输高端旅游产品相关知识和开发理念；对现有的产品开发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在实践中壮大专业人才的队伍；同时还要注意引进国外高端旅游产品开发的专业人才和学习借鉴国外的高端旅游经营模式。注重高端旅游产品开发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为高端旅游产品的高品质，高档次的开发提供基础。比如，中国信息大学在2012年1月6日提出的高端旅游人才培养计划中，在课程设置和课程教学要求上都体现了适应市场需求，旨在培养能够不断发掘市场潜在需求，设计个性化旅游产品，能够掌握旅游行业国际化、个性化的趋势和规律，不断为高端旅游产品开发推陈出新，进行个性化的产品设计的专业人才，分别从研究旅行社行业发展趋势，了解成功旅行社经营的方法；进行消费需求调查，发掘市场潜在需求；发展特色高端旅游产品，提供特色服务保障体系；进行旅行社宣传设计，促进高端产品旅游线路销售；负责已有高端旅游产品业务及客户分析和评估，为公司业务决策提供依据等五个方面对人才进行产品开发和管理的综合素质培养，同时除了传统的课程之外，增设了市场调查，问卷调查设计与分析，营销策划案写作，旅游产品规划与设计实务，统计学，销售团队管理等课程，极力培养专业的高端旅游产品开发和管理人员。
（2）重视高端旅游产品的研究，考虑其社会效益----高尔夫旅游产品为例
高端旅游产品是大众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高端旅游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是对其认识和理解还比较肤浅，甚至还存在一定的误区。为了确保高端旅游产品开发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必须加深对高端旅游的认识和研究。研究和制订高端旅游的基准和标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划等，为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政策环境、资源环境、人力优势等支持。比如高尔夫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比如一般而言，建设高尔夫球场要将原先土地上的植被置换成专用草坪，还要持续不断地施肥及喷洒农药；高尔夫球场占地广，占用粮田，破坏耕地；而且高尔夫球场耗水量大，再加上每年喷洒在高尔夫球场草坪上的农药高达50多种，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更重要的是，单一的大量的草坪和草种不仅不会产生人类所需要的氧气和水分，在长时间的累加后还会放大负面效益。这种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就严重影响了公众利益甚至是负面的社会效益。2011年6月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等11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禁止高尔夫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
（3）注重特色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北京特色美食为例
在产品开发时要以主题独特、主题集中的旅游线路为主，将不同的文化素求与旅游资源巧妙结合；在产品设计时要突出旅游的文化内涵，了解高端旅游者的需求，提高旅游者对于旅游活动的参与性，使其获得更高的旅游体验质量水平。比如北京市场对特色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2012年6月26日刚推出的“尚宴北京－皇城玉馔”特色高端美食之旅，精选20家带“京味儿”的餐厅，面向高端旅游市场推荐特色高端旅游产品，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20家推荐给广大游客。20家餐厅中既有听鹂馆、仿膳饭庄这样的宫廷御膳餐厅，也有谭家菜的经典传承北京饭店谭家菜餐厅，私房菜的代表梅府家宴，以及丰泽园、同和居等老字号鲁菜餐厅和全聚德北京烤鸭，伊锦园清真餐厅，吴裕泰内府菜茶馔餐厅等。既有像昆仑饭店易舍那样的星级酒店餐厅，又有隐藏于胡同深处或古老的四合院里的新老“京味儿”餐厅；既有历久弥新的百年老店，也有小字辈后起之秀，无不蕴含深长的饮食文化韵味。精选的餐厅，不仅强调“京味儿”，更强调高品位的享受与体验。增加了消费者的参与性和感知度，不仅仅享受了美食的味道，更多的是感受了北京美食的文化，无形中也传播和传承了传统的饮食文化。根据北京市旅游委2012年的工作计划，其将在继续发展传统旅游项目的基础之上，加强对首都旅游资源的充分利用，积极挖掘高端旅游资源，开发北京高端特色旅游产品。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还将陆续推出其他系列特色高端旅游产品项目，进一步挖掘首都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市场。
（4）创新高端旅游产品的营销渠道----安徽旅游局的微博营销
宣传促销是产品的营销策略中的其中之一。对高端旅游产品清晰定位之后就要利用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对产品进行促销和宣传，使高端旅游产品晓之于众，加大产品的知晓度和响应力，以更好的建立高端旅游产品品牌。而高端旅游在媒体公关方面，广告仅占很小的部分。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进行微博营销已成为一种新的营销渠道。2012年6月26日安徽省旅游局发布(皖旅市（2012）29号)《关于加强旅游微博营销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微博作为新兴媒体类型，凭借及时性、互动性、自主性等优势，已经成为旅游行业新的宣传平台和传播阵地。国家旅游局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鼓励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通过微博等互联网应用模式开展旅游宣传和营销活动。各级旅游部门、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对高端旅游产品纷纷上线微博，抢占微博营销的新阵地，从而增强高端旅游产品的影响力，以达到提高高端旅游的市场份额的目的。
三、结论和展望
高端旅游产品的的界定在消费者享用的过程中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本身具有个性化、特色化，又逐渐往定制化方向发展，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重点从侧重高消费向高品质和高文化转变，北京特色菜的高端旅游产品开发的创新为美食界开辟了新的市场，相对于之前的高尔夫旅游和油轮旅游等高端旅游产品相比，价格偏低，而受众人群增加。然而，增加受众人群是不是就不能被称之为高端旅游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对高端旅游产品开发的工作的改善和深度挖掘，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会更加顺利，也将推动高端旅游快速地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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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旅游者景点选择的需求偏好是旅游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现有文献对旅游者需求偏好关注不足且缺少自下而上的量化方法和模型支撑。文章采用陈述性偏好法（SP）研究鼓浪屿旅游者对旅游景点的需求偏好，并为规划应对提供决策建议。主要结论为：鼓浪屿旅游者最喜欢的景点类型是音乐文化，其次是自然风光、万国建筑和名人轶事，旅游者为相应类型景点的“愿意支付价格”分别为34元、30元、25元和15元;旅游者为减小每一级拥挤程度的“愿意支付价格”为38元;鼓浪屿上大多数的景点门票价格高于旅游者的期望;由于旅游设施不足以及过度商业化，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景点并没有引起旅游者的太多关注，旅游者在进入景区前对旅游体验的预期与实际情况存在明显落差。
[关键词]陈述性偏好;需求偏好;景点票价;旅游环境评价;旅游行为研究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8.12.016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旅游业已成为服务贸易的主体性产业，堪称“世界第一大产业”。近年来，伴随着“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的深入和渗透，旅游需求偏好（preference）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旅游需求偏好指游客对某一旅游产品或旅游目的地所表现出的心理倾向（如感兴趣和愿意消费的程度）。它是旅游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量化分析方法的引入尤为关键。现有量化方法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显示性偏好法（ revealed preference，RP）。其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Samuelson率先提出。他认为，消费者在一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显示了他个人的内在偏好倾向。该方法对受访者在现实环境中的真实、客观行为进行调查，通过以人们对现实产品的实际选择、使用或购买行为来反映受访者的偏好倾向。另一类是陈述性偏好法（statedpreference，SP）。该方法“直接询问（just ask）”受访者的选择、态度、动机、满意度、信任度、忠诚度、支持度等方面。基于选择的结合分析法（ choice-based conjoint analysis）是SP数据的重要分析方法之一，它起源于市场研究的需要，通过对要素进行虚拟组合，让受访者从不同组合方案中选择满意的方案，以此推算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
RP和SP法在行为偏好研究与应用中各有优缺点。RP法的优点是“真实性”——能真实地反映现实问题，缺点是要素组合极为有限;SP法重在调研分析受访者在虚拟环境中的期望与需求偏好，从受访者期望与偏好的角度切人问题，具有调研成本低、变量易控制、允许现实中不存在的选择场景、保证变量差异足够大、省时省力等优势，缺点是受访者的回答和实际行为可能并不完全吻合。二者的相同之处是共享随机效用理论（random utilitytheory）这一理论体系，但它们在数据收集、假设和统计分析等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现有文献来看，应用SP方法开展旅游环境评价（如景区资源特点评价）是旅游研究中一个热门的课题方向，原因是“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旅游学者多从环境影响要素、环境承载力等角度切入。在量化方法方面，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和数理模型分析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例如，张文忠对使用经济价值评价方法进行居住环境评价的原理进行详细介绍;赵倩等将SP方法应用到城市居住环境质量评价中，评估各居住环境质量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并对不同人群的偏好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虽然运用SP方法来把握使用者需求能够有效地帮助旅游地的治理改善，但总体来看，当前此方法在国内旅游领域的应用还不多见。
本文通过让旅游者在虚拟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来收集景点需求偏好信息，并分析各景点要素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揭示旅游者的景点选择偏好规律，搭建资源与市场对接的桥梁，探索旅游景点的优化措施与评价方法，为旅游环境质量评价和政策分析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它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将SP数据和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choice model）的联合使用应用到旅游管理领域;（2）基于SP数据建立离散选择模型，识别旅游者需求偏好和评估景点各特性的相对重要性;（3）定量测算旅游者对景点各特性的“愿意支付价格（ willingnessto pay，或期望价格）”;（4）比较“愿意支付价格”和实际支付价格，测度二者差距，评价景点是物超所值（性价比高）或是货次价高（性价比低）;（5）对比旅游者期望环境与现状环境，分析差异出现的原因;（6）提出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结果的景点优化配置策略。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旅游学者们借助SP法，探索了游客或居民的偏好结构和评价，包括对旅游目的地、旅游路线、交通工具、旅行行为模式、旅游产品和接待设施等方面。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内容较为广泛，研究较为深入和细致。Louviere和Hensher预测了国际展览会的游客需求。基于对Sapmi现实和潜在游客的调查，Pettersson分析了产品、价格和可达性3个因素对一个旅游提议（offer）的影响，并指出价格的影响最大，可达性次之。Hearne和Salinas分析了哥斯达黎加Brava火山地区的生态旅游发展，反映了国际和国内游客偏好需求的差异。Kelly等探索了加拿大Whistler的游客对实现“节能环保高效（eco-efficiency）”策略的回應。Apostolakis和Jaffry对游客对国家Cretan岛的若干假定政策的偏好（如周日票价减半）进行了研究，为未来的需求管理（ demandmanagement）的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Albaladejo-Pina和Diaz-Delfa指出建筑类型、区位、面积和质量等因素共同影响西班牙Murcia游客的乡村住处选择。基于网络的市场调研数据，Crouch等分析了游客的人口属性和备选项属性对4种太空旅游偏好的影响。Oh等探索了游客和居民对公共海滩可达性和便利设施的偏好差异，并据此提出3个方面的建议：征收停车费以补贴增加的海滩接入点、谨慎选择商业发展的类型和程度以及建立减少使用者冲突的规章制度。Lindberg和Veisten识别旅游设施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并反映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偏好上的系统差异。Chaminuka等探索了南非Kruger国家公园周边乡村社区的发展可能性，估算了游客对乡村住宿、手工市场、文化乡村旅游的“愿意支付价格”。
从20世纪末开始，国内旅游學者应用SP法对旅游者需求偏好进行了一些探索。孟威和苏勤以周庄为例，分析了历史城镇类旅游地居民的交往偏好;徐升艳和周密以广西来宾忻城土司风情水街旅游产品为例，应用SP法得出了游客期望的主题和产品组合的相对重要性，为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依据。基于对大连的调查，葛学峰和武春友研究了游客在产品选择过程中，其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如性别、年龄）和行为特征（停留时间、消费）对旅游产品偏好的影响，并指出乡村活动体验型产品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方向。管婧婧和俞璇识别出游客对景点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按照影响程度将它们进行了排序（沿途景观>交通体验>在途耗时>体力支出>移动花费），并据此提出改进建议：景区在规划游线时，宜将沿途景观作为首位要素，并增加景区交通的趣味性和体验性。于超等分析了小型团体游客针对5项旅游产品属性（游览景点集合、往返交通方式、酒店级别、导游级别和餐饮标准）的期望要求。基于在航空枢纽口岸搜集的SP数据，赵现红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影响入境游客西向扩散的影响因素，发现游客旅华时间、家庭结构、旅游方式、是否受到尊重等因素显著影响其西向扩散的概率。但是，国内旅游偏好研究尚处于初、中期阶段，研究广度和深度有待提升。综合来看，SP法能够定量测度旅游地潜在或现实旅游者对旅游产品属性的偏好和效用（utility），并评估旅游地环境的建设情况，辅助提出改善建议。
2 研究设计
2.1研究地域
鼓浪屿（图1a）隶属于福建省厦门市，面积1.88平方千米，与厦门岛隔海相望。鼓浪屿自然景观丰富，历史特色鲜明。中西文化交汇、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交融的深厚内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吸引了无数海内外旅游者，当前日游客量在2.5～5万人次之间。由于源远流长的音乐文化，它被誉为“音乐之岛”。2017年7月8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鼓浪屿正式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鼓浪屿共计90余处景点，其中，收费景点13个。近年来，基于鼓浪屿的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时空行为和形态学分析，而对景点需求偏好的关注较少。本研究根据路网结构、社区边界、土地利用和景点分布等因素，将鼓浪屿划分为54个旅游区域，划分方式与文献相同（图1b）。
2.2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包括旅游者的选择需求偏好、票价分析评价、期望效用分析、期望地图以及提升策略，关键技术方法为SP调查问卷、支付意愿计算与期望地图。本研究的技术路线主要包括4个部分（图2）：首先，通过SP调查问卷，获取受访旅游者SP的数据;其次，建立离散选择模型，对旅游者偏好数据进行分析;再次，根据分析结果对景点票价分析以及旅游环境评价;最后，结合现场调研和实证研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2.3要素与水平设定
首先，通过预调研获取旅游者景点需求要素属性与水平，并与多个群体代表（如学者、规划师、管理人员和旅游者）访谈。预调研旨在识别可能影响旅游者选择景点的关键要素。之后，通过正交设计，制作调查问卷;然后，获取问卷数据，建立离散选择模型。最后，结合实际问题，对模型结果进行应用。
结合文献梳理和前期预调研，并兼顾鼓浪屿景点选择影响要素的全面性与水平变化的前提下，确定3大类关键要素（景点类型、门票价格、拥挤程度）纳入SP调查，分设2～4个取值水平（表1）。根据鼓浪屿的实际情况，研究组将景点类型又细分划分为4类：音乐文化、自然风光、万国建筑与名人轶事，用虚拟变量描述景点是否包含这些类型，根据实际情况和开放式调查将门票价格的取值设定为0元、15元、30元、60元，将拥挤程度划分为不拥挤、一般拥挤和非常拥挤3个层次。
2.4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提高受访者对SP问题的理解程度，依据3个要素和不同水平，设计了传统问卷中经常采用的偏好排序选项，设置传统选项2个，用于对SP问题的回答辅助和检验。第二部分是受访者社会经济属性。第三部分是SP调查选项。SP问题为：“假如鼓浪屿上有A、B两个景点，请选择您更想去的景点。如果都不想去，请选择C”。景点A和B是分别从各要素的2～4个水平，通过SPSS软件进行正交设计，选出最有代表性的32组选项;再由人工筛选，去除效用差别非常大的对比选项3组，保留29组选项。选项C是受访者对A和B都不满意时的选择，是理论上比A、B标准更高的景点要求。为减少由于受访者选择次数过多带来的回答效率降低的问题，将29组选项分散到4种问卷中，每种问卷中分别有7组、7组、7组、8组选项。
问卷发放于2015年11月在厦门东渡游客专用码头进行，调研对象是刚刚参观完鼓浪屿返回厦门岛的旅游者。这部分旅游者已完成鼓浪屿岛上旅行，对景点资源特点有了最直接的认识。在操作方式上，首先是小样本的预调研，并根据反馈情况，进行问卷调整。接着，由10位调查员分两天在东渡码头进行正式问卷发放。正式调查总共发放问卷20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92份，回收率为96%。被问及能接受的最高拥挤程度时，69名（35.9%）受访者只能接受不拥挤的景点，115名（59.8%）受访者能接受到一般拥挤的景点，只有8名（4.3%）受访者接受非常拥挤的景点。在被问及哪个要素对景点选择影响最大时，82名（42.7%）受访者选择了拥挤程度。由此可见，受访者对于拥挤程度保持极高的关注度。
2.5模型建构
通过SP问卷得到旅游者对不同景点的选择，获得各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符合离散选择模型的理论基础——随机效用理论。根据该理论，景点带给旅游者的效用是个人进行选择时的判断依据，即进行问卷回答时，受访者会选择对他/她来说效用最大的景点要素组合。本文采用的离散选择模型的效用公式如下：
Vi=α1Pi+α2Ci+ α3Mi+α4Ni+α5Ii+ α6Fi+α7Ti
其中，i是景点选项，即拟定的不同景点选择方案;Vi是景点i的效用确定项;Ci表示景点i的拥挤程度;Pi是景点i的门票价格（元）;Mi，Ni，Ii，Fi是虚拟变量，分别代表音乐文化、自然风光、万国建筑和名人轶事的景点类型;Ti是虚拟变量，表示不选择任一景点，而是选择“都不想去”;α1-7为需要估计的变量系数。
3 研究分析
3.1模型结果解释
运用统计软件STATA （v12.0）对来自192份有效问卷、共计1421条的选择数据进行模型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McFadden R2为0.18，说明模型总体拟合结果较好。所有变量在99%置信度水平下显著。音乐文化、自然风光、万国建筑和名人轶事类型景点的系数分别为1.160、1.036、0.834和0.506。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反映要素对效用的影响程度大小，而变量系数的符号反映要素对效用的影响方向。基于景点类型的系数比较，受访者选择音乐文化类型景点获取的效用最大，自然风光类型景点次之。名人轶事类型景点带来的效用最小。
拥挤程度与门票价格的系数均为负，分别为-1.291与-0.034，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旅游者去门票价格和拥挤程度越低的景点，获得的效用越大，这符合旅游者偏好的一般规律。根据模型的系数比较，能够计算出受访者为景点类型和与拥挤程度的“愿意支付价格”。
3.2旅游环境评价
3.2.1景点票价评价
（1）“旅游者愿意为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支付多少费用？”——“愿意支付价格”计算
在景点类型一定的前提下，旅游者消费的景点票价与拥挤程度都与旅游者景点需求偏好呈负相关关系。计算得出旅游者的“愿意支付价格”：旅游者为减小一级拥挤程度的“愿意支付价格”为38元（ =1.291/0.034）;旅游者为音乐文化类型景点的“愿意支付价格”为34元（=1.160/0.034）;以下依次为自然风光30元（=1.036/0.034）、万国建筑25元（=0.834/0.034）、名人轶事15元（=0.506/0.034）。鉴于旅游者偏爱音乐文化类型景点（它的“愿意支付价格”最高）以及被誉为“音乐之岛”的鼓浪屿反而音乐类型的景点不足（目前仅有菽庄花园和八卦楼），可为鼓浪屿景点建设提出的规划建议是：适当增加/打造新型有趣的音乐类型景点，并融人景区联票。
（2）“参观景点花的门票钱‘值不值’？”——现有景点的票价评价
根据环境特征和设施配置，识别景点包含要素，并根据景点各方面的特性，进行效用计算。若计算出的“愿意支付价格”低于现实定价，则说明受访者认为该景点货次价高，所花门票钱“不值得”。反之则是物超所值，所花门票钱“值得”。旅游者对景点的期望价格可作为票价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
按照鼓浪屿景点的知名度、规模和门票价格，选择日光岩、菽庄花园和皓月园3个知名景点对票价评价的过程进行详细说明（表3）。计算可得，日光岩、菽庄花园、皓月园在不拥堵（即理想状态）时，景点门票的期望价格分别为70元、104元、45元，都高于其现实门票定价60元、30元、30元。这说明在不拥堵时，受访者在3个景点的门票支付能够得到物超所值（“值得”）的感受。但是，现实中，日光岩与菽庄花园的景点效用需考虑拥挤带来的负向影响，因此，它们的现实状态期望价格降为32元和28元。由此可见，日光岩和菽庄花园的期望价格低于现实定价，让受访者产生货次价高的感受。而皓月园期望价格高于现实定价，让受访者觉得物超所值。
此外，本文计算出鼓浪屿13个收费景点现实价格和期望价格。期望价格的平均值43.2元，低于实际价格的平均值53.7元，说明大多数景点的现实定价高于旅游者的期望价格，会带来货次价高的感受。同样地，我们可以将景点的类型、票价和拥挤程度代人效用公式，对各个景点进行效用评价，识别出给旅游者带来高/低效用的景点。对于低效用的景点，根据实际情况，可针对性提出增加景点类型、减少票价和降低拥挤程度的规划建议。
3.2.2期望环境与现状环境对比
除了对已有景点进行票价评价之外，还可利用需求偏好机制，辅助景点发展决策。本文选取鼓浪屿上54个区域（图lb）为评价对象，根据离散选择模型结果以及各个区域中的旅游资源，绘制旅游者期望地图（图3a）。旅游期望高的区域包括45、19、18、26、27和39。根据实地调研结果，这些区域的特点为：景点密度较高和某些景点同时包含多种类型要素。
然而，将旅游者期望地图与基于GPS数据的实际游览情况（图3b）对比，发现实际情况与预期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旅游者更多停留在龙头路商业区域;除了日光岩所在的19号区域以外，原本旅游期望较高的区域均没有获得旅游者过多的关注。预期和实际出现明显差异两个可能原因为：（1）景点开发不足。这体现在旅游者无法获得有效的旅游信息，尤其是对名人轶事类景点的挖掘不足。旅游者在抵达景点后并不能获得有效的旅游体验，而只能匆匆路过;（2）过度商业化。龙头路的商业活力使得大量的旅游者驻足停留，使得观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旅游景点受到了忽略。
基于此，从旅游者需求偏好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3点规划建议：一是加强与名人轶事相关的旅游设施和活动建设（比如定期举办与林语堂、舒婷、林巧稚等鼓浪屿相关人物的展览、学术研讨会），提升旅游者与景点的互动性，增加旅游者的停留时间，改善单一观览的旅行体验;二是增加旅游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比如创建鼓浪屿旅游服务App），使旅游者能更充分了解旅游景点的特色以及区位，避免被商业信息充斥的旅游区域引导，进而使更多景点进入旅游者视线;三是实时发布最新各片區人流量（拥挤程度）的信息，使得游客能提前规划并灵活调整旅游行程。
3.3景点优化配置策略
在旅游者需求偏好机制的基础上，调控景区内景点的配置条件，可实现优化目的。表4描述了现有情境下，旅游者选择热门景点、收费冷门景点和免费冷门景点的概率。表4括号里显示收费冷门景点的票价由15元降到5元的情境下各指标的数值。收费冷门景点的效用将提高至0.990，此时热门景点、收费冷门景点和免费景点的被选择概率将变为47.2%、28.5%、24.3%，冷门的收费景点的吸引力超过了免费景点。要达到同等的效用提升效果，除以上策略外，还可采取增加特定景点类型等方式，也可多种方式结合。至于具体的优化策略，需根据策略的实施难度、所需成本等标准进行取舍。据此，可指定出景区内景点的优化路径，作为规划工具应用于实践（图4）。
现实中，不同景点的具体配置情况不同，进行优化的方法及程度也不尽相同，以表4的免费景点效用（0.834）为标准，根据收费冷门景点的不同现状情景，分别制定优化策略。比如，当收费冷门景点周围无良好自然和建筑人文景观时，若想吸引更多旅游者从免费景点进入收费景点，需保证景点内部有吸引旅游者的音乐文化要素并使花费低于9.7元。
4 结论与讨论
随着以人为本、精细化城市建设理念的深入人心和个体尺度的研究方法的迅速发展，微观视角下的旅游者个体行为和需求偏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旅游产业已成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再加上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成为老百姓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旅游体验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旅游者需求偏好更应得到广泛关注、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这方面的研究可对景区规划设计与需求分析、旅游产品开发、景区营销管理、旅游影响评价、未来情景预测和政策效益评估等多个方面提供充分有力的支持。
SP方法有广泛运用于两大类旅游研究的潜力。第一类研究以解释现象和探究机理为核心，旨在回答“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的问题，如旅游者满意度和忠诚度的相互关系、态度/动机的决定因素。第二类研究以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核心，旨在回答“怎么办（how）”的问题，如旅游项目的区位选择、景点的开发建设时序、旅游产品设计和线路规划。
本文以旅游者需求偏好为导向，以新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鼓浪屿为例，通过陈述性偏好（SP）调查与离散选择模型分析，识别旅游者的景点选择需求，评价景点票价现状与旅游环境，并提出景点优化配置的策略，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主要结论如下：（1）旅游者的景点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各因素影响方向和程度有显著差异。当景点票价增加、拥挤程度升高、景点内的旅游类型减少时，景点对旅游者的吸引力降低，旅游者愿意选择的概率减小。（2）旅游者对音乐文化、自然风光、万国建筑和名人轶事的景点类型的“愿意支付价格”分别为34元、30元、25元和15元，为减小每一级拥挤程度的“愿意支付价格”为38元。（3）鼓浪屿大多数景点的现实定价高于旅游者的期望价格。（4）旅游者在景点的实际行为与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原因在于旅游景点的现状不符合旅游者的预期。并且，鼓浪屿岛上的过度商业发展也使得旅游者不得不选择在商业区域停留。（5）基于旅游者的需求偏好机制，可针对收费的冷门景点现状，通过调控景点的花费、环境因素，制定并选择合适的优化策略，从而提高景点的吸引力，疏解热门景点的旅游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研究旅游者景点选择需求偏好的前置条件之一是旅游者对景点整体资源特点有一定程度的知悉和了解。本文将进行SP调研的对象设定为刚刚离岛的旅游者，这部分旅游者已经完成岛上旅行，对景点资源特点（比如音乐文化和万国建筑景点所涵盖的内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如果研究者选择对刚上岛，对岛上情况不甚了解的旅游者进行调查，结果也许会有明显的偏差。这一点特别需要引起SP研究者的重视。此外，在变量选择方面，一方面参考预调研和实地访谈调研的反馈结果，另一方面也尽量遵循以下原则：（1）变量应对复杂的行为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2）尽可能多地纳入可通过规划设计方法进行调整控制的变量;（3）解释效力相当时，选择更为简约的变量组合。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受样本数量限制，本文并未将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属性（如性别和年龄）加入模型中（分组回归、直接引入变量或者加入交叉项）以检验它们对受访者选择的影響。（2）与大部分采用调查问卷的研究相同，本文收集到的是非随机样本（non-random sample），可能会出现“样本选择偏差（ sample selection bias）”这一问题，即受访者和旅客整体在各方面属性的统计分布不尽相同（比如性格外向的旅游者更容易接受采访）。未来研究可考虑使用可矫正样本选择偏误的分析方法（如Heckman correction）来进行处理。（3）本问卷内容较为复杂。在实地搜集数据阶段，首先由调查员对问卷内容进行解释，然后由旅游者自行填写或由调查员辅助填写问卷。在此过程中，旅游者的选择或多或少可能会受到调查员的干扰。（4）本文3.3节尝试性地提出了基于SP数据和离散选择模型结果的景点优化配置策略，并展示了基于景点类型和门票价格的实际应用。但是，受制于研究设计，在此仅讨论了这两个方面。现实中，景点优化配置策略需要考虑更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游客不了解景点潜在价值的情况下，环境解说能有效传递景点信息、弥补游客知识空白、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而能够很好地弥补和解决游客对景点资源缺乏了解的问题，值得引起决策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