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红色旅游发展的历程、特征与对策
红色旅游是以革命圣地、纪念地、参观点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产品，较好地反映和体现了旅游业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红色旅游的发展，对于讴歌党的光辉奋斗历程、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加快中西部旅游业的发展、增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后劲、进一步促进老区人民的脱贫致富。根据中央关于大力推进红色旅游发展的批示精神，国家旅游局在《关于推进发展红色旅游工作意见的报告》中，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建设以10 大“红色旅游基地”、20个“红色旅游名城”、100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为主体的红色旅游骨干体系。目前，这项工作已得到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协作。
一、红色旅游发展的基本历程
红色旅游与有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密不可分。它由此孕育兴起，并受其推动而加速发展。
(一)红色旅游的萌芽阶段
革命圣地、纪念地、参观点是重要的旅游资源，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如嘉兴、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等，作为革命教育基地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由于这种形象和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就有组织地前往参观学习，主要目的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大多数情况是由公家支付费用，接待也是按照政治教育的模式操作;参观者不是一般旅游者的身份，也不愿被冠以“旅游者”的称呼;接待单位不是按照旅游的概念去经营，更明显的是政治任务或事业接待，甚至不计投入和产出，开支大多由国家拨款。这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目前仍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采取这种接待方式。显然，对于这类的参观学习，是不能以旅游的标准去衡量的，也不能称之为“红色旅游”，充其量它只是红色旅游的初期阶段。这个时间段在全国是不统一的。
(二)红色旅游的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旅游快速崛起。以革命圣地、纪念地和参观点为主要旅游资源的一些地方，凭借多年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条件，开始探索采用旅游接待的方式经营。他们所依托的旅游资源、接待条件、组织机构，基本上都是“现成的”和“原有的”，发展旅游所必需的“六要素”大致配套，加上已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这些地方比经济条件类似的其他地方获得了不少发展的先机。在这个阶段，率先由参观教育转变为“红色旅游”的，并不是最为知名和重要的革命圣地，而是相对级别较低的一些纪念地、参观点，后者所受的体制和级别限制相对较弱，比较容易进行运作体制的变革，即由事业接待、政治接待向旅游接待、旅游经营转变。
(三)红色旅游的加快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旅游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各地投资旅游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显增强，各种旅游资源都被纳入研究开发的视线，红色旅游也面临着空前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这一时期，隔几年一次的重大纪念活动，如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庆祝建国50周年等，为红色旅游注入了排浪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国家宣传机构为主导，各种媒体以很大的提前量、大规模的宣传报道，形成了对革命圣地、纪念地、参观点的空前宣传;政府财政拨款对革命文物、遗址的投资维修，对革命圣地和纪念地交通条件、城市环境的大规模投资改造，使红色旅游的基础设施和接待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在革命圣地和纪念地举办的纪念活动、文艺演出，以及各部门组织的参观学习，形成了创历史纪录的参观接待高峰，滚滚不尽的客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红色旅游”的口号和称谓就此产生。这一时期，红色旅游明显登上了新的台阶，当地政府也看到了其发展潜力，坚定和增强了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心和信心。
(四)红色旅游的市场化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受人均GDP突破800美元、黄金周等因素的影响，大众旅游和假日旅游蓬勃发展，带火了不少旅游温冷地带，促红了很多个性化旅游产品，红色旅游也明显受益。这说明，除了在革命纪念日“走红”以外，红色旅游平时也有它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很多地方把红色旅游列为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作为推动旅游经济加快发展的一大优势。例如，井冈山在研究当地旅游业定位和形象时，就提出“一红一绿”的战略发展思路，红就是红色旅游，绿就是秀美山水和绿色生态。延安、遵义、西柏坡等地也把红色旅游资源作为当地旅游发展的最大优势和特色。2001年，一些革命圣地、纪念地发起成立了区域性的红色旅游协作组织，2002年，在浙江嘉兴召开了红色旅游产品推介会、红色旅游论坛，这说明红色旅游已被纳入了旅游发展的范畴，也和其他旅游产品一样，正在按照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实现了从事业接待向旅游接待的跨越。当然，对于相当一部分革命纪念地来说，由于带有明显的公益性、社会性、政治性，不可能对所有人员都实行旅游接待，在特定的时段，一定的人群仍然实行政治接待，但是从主体的、常规的经营方式来讲，已跟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更多地带有旅游接待的特点，成为旅游产品、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现在尚未建立针对红色旅游接待和经营的专项统计体系，加上我国的革命纪念地、参观点、遗址遗迹众多，革命历史文物划分为若干等级，截至目前，对于红色旅游的接待单位、接待人数、接待收入没有一项确切的数字;估计以发展红色旅游为特色的城市有几十个，各类红色旅游接待点数以万计;每个红色旅游接待点接待规模差距较大，小的数以千人计，中型的数以万计，大型的几乎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如延安、井冈山)全部的接待人数，如果遇到大的纪念周年，接待人数可能要达到数百万人，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对于红色旅游产品是不宜低估的，何况还有更宝贵的政治和社会效益。
二、红色旅游的主要特征
红色旅游最基本的特征是所依托的旅游资源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与革命传统教育密不可分，但同时也是旅游产品的一种类型，它的健康发展必须遵循旅游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红色旅游是受党政部门鼓励和扶持的
革命圣地和纪念地本身都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凝结了无数革命先烈的理想和事迹，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可以深入发掘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般旅游产品所不具备的一个明显特点。正是由于它担负着大量思想教育的任务，才能享受政府专门的拨款，定期进行维护、维修;新闻媒体的义务宣传报道，也有助于塑造较好的旅游整体形象;有关部门组织的参观学习活动，可以保证起码的客流量。这是一般旅游景点所不具有的一些优势。最近，国家旅游局提出的发展红色旅游的工作思路，得到了发展计划部门的财力支持，得到了宣传部门的舆论扶持。可以相信，通过鼓励和扶持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既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又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致富百姓，造福一方，反过来也可以说明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巨大促进作用。
(二)红色旅游的吸引力有一定限定条件
红色旅游的吸引物主要是革命战争时期遗存的文物和旧址，以房舍、器械、用具、陵园和遗迹等为主，虽然史料价值很高，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凭借，有的堪称全国第一或唯一，但由于当时斗争的艰苦卓绝、革命者生活的艰苦朴素，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一般比较简陋，就其外观来说与故宫、秦皇兵马俑、乐山大佛等文物古迹相比，可展现、可参观、可吸引的内容有较大差距。对于一般旅游者来说，影响其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因素是多元化的，有接受教育、陶冶情操的因素，有娱乐身心、放松自我的因素，也有求新、求异、求乐的因素，还有交通距离远近、旅游花费多少的因素。这些红色旅游的景点一般都处在交通比较偏远、经济比较落后、服务接待设施不大配套的地区，对于不少旅游者来说，尤其是在纪念日前后的一段时间，确实存在进出困难、居住条件差的问题。在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到哪儿旅游完全是由旅游者自由和自主作出的，因此，红色旅游虽然有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并不一定表现出绝对性的优势，这是应清醒面对的现实。当然，红色旅游依托的旅游资源是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与一般的历史文物古迹有所不同，它与今天的现实生活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绝大多数中老年国内旅游者都了解一些那个时期的历史，容易从中找到共鸣和呼应，这是红色旅游发展的有利因素，可以借机多做文章，以更好地吸引旅游者。
(三)红色旅游深度和规模开发面临的困难
把革命纪念地、革命圣地、革命参观点纳入旅游的范畴来发展，就决定了红色旅游的发展需要按旅游经济规律办事。这其中虽有党政部门的扶持和导向，但毕竟跟组织参观、单纯的革命传统教育有明显的区别，它虽然包括有组织的参观学习，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大众旅游者自觉地前往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除了极少数规模较大、革命传统文化积淀较厚的以外，绝大多数红色旅游吸引物都是以零散的、单体的遗址、故居、纪念碑、陵墓、纪念馆的形式出现，所反映的革命文化的内涵也是片段的、单一的，很难开发出成规模的、有深度、有连续性的旅游产品;由于它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展示、讲解及关联性产品的开发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像其它产品那样容易地体现出参与性、娱乐性;现在的年轻人由于平日所受革命传统教育较少，与中老年人相比对中国革命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对红色旅游缺乏应有的共鸣和向往，这是研究客源层次时应予注意的。
(四)红色旅游以观光产品为主体
从各地开发的红色旅游产品来看，虽然有体验式的特种旅游产品，如“重走长征路”等，但绝大多数都是观光式的，例如，“战地重游”、“英雄城市游”、“伟人故里游”等，至于参观一个纪念碑、纪念馆、故居会址等，就更是如此了。除非是井冈山、延安这样的革命圣地，这种奔走式的游览方式，旅游者一般难以停留很长时间，一般的参观点也就是半小时或一两个小时;加上近年来各地交通条件有所改善，旅游的可进入性明显提高，也缩短了旅游者的停留时间;另外，革命圣地和纪念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带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很多地方是免收门票，即使收费也定价不高。上述因素决定了红色旅游的收入水平不会太高。
(五)红色旅游的客源消长有明显的规律性
政治性因素和市场化因素对红色旅游的客源变化影响明显，一般时段主要受市场因素调节，例如，宣传促销的因素、旅游淡旺季的影响，而有较大纪念活动的时段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因此，旅游客源呈现出波浪式的起伏运动，整体状态有一定的规律性，也是可以预见的。一般5年一个小高潮，10年一个中高潮，50和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是大高潮。在一年之中，接待高潮则主要集中在三个黄金周和纪念日前后。把握这一规律，有助于做好平时工作，提高高峰时段的接待容量和接待质量，延长旅游高峰时段。
三、加快红色旅游发展的几项建议
当前，中央领导批示加快红色旅游发展，并责成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共同研究推动红色旅游的发展，为中国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涉及许多问题，有对旅游市场运行规律的把握，也有自身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抓好红色旅游应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加快由事业接待型向旅游产业型转变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公益性等方面的原因，红色旅游场所不同程度地存在旅游管理机构、运作机构体制不顺的问题，表现为旅游产业仍不同程度地带有事业接待型特点，或政企不分，或企事不分。这种管理体制、运营方式，是由其特殊的政治功能所决定的，也是历史长期发展形成的。从表面上看保持这种体制是工作性质使然，也似乎比一般文物类旅游点、文化类旅游点要有层次，实际上有了这个“事业接待”的招牌，可以得到一般旅游点所没有的各种“实惠”，例如，政府拨款的维护、人员工资的包干、党政部门的宣传与组织客源等等。但是，如不实行管理与接待的分工、事业接待与旅游经营的分家，红色旅游的发展也就不能与市场经济接轨，跟不上全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从中国旅游发展的整体来看，后来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开放之初所经历的由事业接待型向创汇产业型的转变。对于红色旅游来说，固然有其特殊性，但既然要列为众多旅游产品之一，就应尊重和遵循旅游经济发展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说就要全盘取消“政治接待”、“事业接待”、教育基地的功能，而是要在运作方式上实行适当的分离，起码管理部门与接待机构要分离、政治接待与旅游接待要分离。这就如同普通旅游景点要承担一定的公务接待一样，并不能因此而影响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经营。
(二)根据市场需求树立当地旅游形象
旅游经济是最需要讲求市场经济规则的。一个地方的旅游要保持对客源的充分吸引，关键是有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对外宣传，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地区的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对一个地区主要旅游产品的高度概括、提炼和抽象，必须遵循市场需求的导向原则，而不能有什么产品就打什么招牌。因此，红色旅游在当地旅游资源中占什么位置，应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给予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如井冈山、延安等红色旅游资源密集、丰富、成片的地区，可以把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主打形象。但那些红色旅游资源相对零星、单一，只有区域性影响的地方，就不一定要把红色旅游作为当地旅游的“主打”形象，而要考虑当地什么旅游资源最富吸引力、最适应旅游消费市场的需求。如果当地没有拳头性的旅游产品，就应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寻求依托，将红色旅游的宣传促销纳入其中，而不是一味坚持独树一帜、唯我独尊，因为产品的吸引力是由游客自己来评判的，而不单纯是报刊媒体的舆论评判与引导。
(三)加强探索红色旅游促销的路子
红色旅游的宣传促销有一些有利条件，关键是找好依托、抓住机遇、顺势而动;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客观评价资源品味和吸引力，有的红色旅游产品是全国性的，有的只是区域性的，片面夸大它的影响力也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作为一个旅游产品向外推广时，除了考虑纪念日前后有组织的客源层，还要考虑平日普通的旅游者，需要对主要客源市场进行广泛深度的开发。要发挥革命圣地、纪念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优势，借助宣传、新闻、文化等部门的力量，宣传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要抓住每年纪念日前夕开展纪念或庆祝活动的机会，通过邀请记者采访、媒体宣传、举办文艺活动等，推销红色旅游产品;要加强对特定客源层的研究，开发适销对路的红色旅游产品，有重点地吸引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员、老年群体、大中小学生，保证日常客流量;要加强对旅游消费市场需求趋势的研究，把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产品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销售量。
(四)深入挖掘和丰富红色旅游产品的内涵
为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应在传统的参观教育活动基础上，努力体现红色旅游的“旅游”特色和旅游接待的专业化水平。要逐步改善和提高展馆档次，改变简单的图片展示和橱窗式的文物陈列，使表现手段更加科学化、现代化，如可采用声光电结合的半景画、全景画等;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除了组织对实物、遗址的参观外，也可以安排定时的影视、歌舞专场;要考虑适当增加参与性内容，策划当年革命者工作、战斗、生活、劳动的场景，吸引旅游者参与和体验;在导游讲解方面，除注意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以外，还应尽量丰富解说内容，寓教于乐，使旅游者有多方面的收获。
(五)提高红色旅游接待的软硬件水平
一般来说，革命圣地、纪念地、参观点由于有政府拨款的扶持，基础设施、接待条件在同一地区中属于比较好的，但由于很多单位属于差额拨款，或者是自负盈亏，建设与维护资金仍明显不足，加上受传统的建设、展示观念的影响，除了展示物本身的保护、维护以外，其他配套设施、服务条件都比较缺乏或档次不高。在这一方面，不仅与发达国家的一些纪念地相比，显得展示场馆简陋拥挤、展示手段落后、配套服务条件较差，即使与国内较高档次的旅游景区(点)相比，也普遍存在接待设施档次不高或配套不够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参观点似乎就应不讲究接待档次和水平。实际上这是一种思维的误区，如果这些地方有较高档次或水准的停车场、旅游厕所、景点指示牌、游客中心、旅游商亭，则可更好地衬托出昔日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和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因此，红色旅游的景点应该加强接待服务的硬件建设，除了保持和强调讲解的准确、严肃、认真外，接待服务的其他方面也要提高水平，也要加强对员工队伍服务素质的培训。
(六)努力增加红色旅游的收入产出水平
提高红色旅游的产出水平，除维持较充足的客源以外，关键是走集约化的旅游发展路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系列的旅游餐饮、旅游商品和旅游娱乐，为旅游者开辟广阔的消费空间。其中，最根本的是突出革命特色、传统特色和地方特色，这是强化市场竞争力、增强“卖点”的精髓。要加强特色旅游餐饮、食品系列的开发，例如，当年井冈山红军的红米饭、南瓜汤，延安八路军的餐饮，在引导旅游者全方位体验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旅游收入;要根据当地的条件，加强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如井冈山的土酒、茶叶、竹器制品，延安的大红枣、农民画，研究制作多种类的音像制品和图书;要根据当地历史题材和民间歌舞题材，创作、演出一些剧目、歌舞，放映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发展有特色的旅游娱乐活动。这样既有利于深化红色旅游的产品开发，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也有利于大幅度增加旅游收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社会就业。
(七)搞好与其他旅游产品的线路组合
除了为数不多的革命圣地有大量的红色旅游产品，可以吸引旅游者停留较长时间以外，其他红色旅游产品则不具备这个优势。从旅游者选择出游的规律看，除了专门研究或组织参观以外，一般不可能游遍周围的红色旅游产品，而是选择最有吸引力的看点、最为便捷的旅游线路。因此，把辖区内的红色旅游产品编成一条线路，只适于特殊时段、个别群体，而对于大多数旅游者、平常多数时候则是不适宜的，这是发展红色旅游应注意的一个问题。为了切实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必须认真研究在线路上相互关联的一些旅游产品，而不要拘泥于纯粹的“红色系列”，要通过发掘、利用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包括观光的、度假的、休闲的、专项的旅游产品，组成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旅游线路，将红色旅游产品融入这些产品序列之中，不但不会降低红色旅游产品的影响，反而会充分挖掘和发挥红色旅游产品的作用。
中国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也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在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推动下，红色旅游一定能够在提升档次和水平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不仅可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旅游产品的结构，也一定能更好地发挥政治思想、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一、 主题策划
不能单纯为红色旅游发展红色旅游，更不能把红色旅游从整个旅游业中孤立出来，还是要立足旅游业的全局，按照旅游业的发展规律发展红色旅游。
1、红色与绿色(生态旅游)相映
红绿相映，凸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好花还需绿叶配，如果撇开旅游本身休闲的规律，只谈红色的教育意义，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市场号召力也有局限性。
把小寨村对面的老园山纳入旅游区，以老园山的特色自然景观策划绿色生态旅游项目，就使整个项目的产品，形成勒一个满足游客需要的综合系统构架，使旅游吸引力达到最大化水平。
2、红色与彩色(民族风情)互动
多数红色景点所处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以民族风情丰富旅游产品的内涵，增强市场吸引力。
民族风情旅游是指以民族风俗文化为载体开展的系列旅游活动，开展民族文化旅游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可以展示、宣传多彩的民族文化，实现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民族文化涵盖的内容广博而庞杂，包括有民族聚居地、民族歌舞、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民族饮食业、民族影视艺术等形式。
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的不发达，并不意味着文化资源的匮乏，相反很多地区拥有富集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民族风情旅游对红色旅游的意义在于，民族风情旅游所吸引的旅游市场范围是很广阔的，而民族旅游和红色旅游在空间上的重叠，也为红色旅游增加了内容和魅力。
3 、红色与古色(历史文化旅游)融会
红色景区本身就具有其历史意义，但是结合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能更突出新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及赢得外来文化的尊重。
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的历史文化旅游项目，是不足以吸引旅游者、不能获得预期经济效益的。历史文化资源考究、发掘工作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这使得历史文化吸引物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作为一个整体旅游产品来说，不易提炼出鲜明的旅游形象，因此，通过专业的旅游策划，对旅游产品进行精心包装，使之有一个统一的宣传口径，将极大的促进市场的开发。
做好历史文化旅游的四大要点：
1.对历史文化吸引物的开发、管理、筹资与营销应该专业化;
2.防止文化吸引物供应过剩，建立文化产业内部合作的机制，避开主要竞争对手的锋芒，挖掘自身独特的优势; 3.广泛运用网络、信息、虚拟、多媒体等高新技术; 4.不断采取新的手段来适应游客体验不断变化的特点。 红色景区本身就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但是如果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结合好，更能突出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赢得外来文化的尊重。
红色旅游与古色旅游的结合有两种形式。其一，复合型。比如北京郊区的卢沟桥，本身是红色事件的发生地，同时又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古燕京八景之一，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点来开发;其二，综合型。以南昌为例，既有八一南昌起义的纪念地，也有四大名阁之一的滕王阁，但两者的空间点并不重合，开发的思路就可以用一条线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规划方案。
4、红色与时尚(自驾车)结盟
自驾车运动是近期国内兴起的一项有挑战性的时尚运动，自驾车的车主多为城市中高收入者，向往田野，向往自由，是一群有爱心和不畏艰苦的性情中人，自驾车到老区去，不仅有风景，也收获了给予的快乐，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
自驾车旅游在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仍然是一个特种旅游的范畴，它的市场群体更多的是一些喜爱探险、崇尚自然的人。而大多数红色旅游景区所处的地区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未开发状态，很少受到外来者的“干扰”，这种气氛正契合了自驾车旅游者寻求僻静和开拓新旅游点的心理。
怎样策划一些适合自驾车旅游者的红色产品? 怎样配套一些适应自驾车旅游者特殊需求的基础设施? 如何针对这个细分市场开展营销工作?
5、红色向质朴(乡村旅游)回归
乡村旅游的休闲性是很多城市居民向往的感觉，让孩子体会乡村的味道也是很多城市父母的愿望。老区的乡村比起商业化的城市郊区型乡村来说，更具有原汁原味的滋味。
二、 影响城市历史文化景点商业开发的主要因素
1、 游客来源因素
影响要素 游憩方式 季节性 游玩时间 游玩频率 个人消费额 景点内商业业态 周边商业业态 对周边地价的带动 本地游客 休闲、娱乐 较弱，收益稳定 较灵活 较高
较低、主要集中于餐饮休闲 小型、经济型餐饮休闲为主 餐饮休闲为主的城市型商业业态 相对较弱
外地游客 参观、考察、朝圣 较强 较固定、较短 低
较高、主要集中于门票和纪念品 纪念品零售为主 住宿、休闲、娱乐为主 相对较强
3、 景点的历史文化因素
影响要素 游玩时间 游玩频率 个人消费额 景点内商业业态 周边商业业态 对周边地价带动 历史文化遗存类 较短 较低
门票消费以外较低 较单一
主题性较强，种类较单一 较强
民风民俗类 较长 较高
门票消费以外较高 丰富
参与性较强，种类丰富 强
宗教类 较长
较高，特别是本地游客 门票消费以外较高 较丰富
主题性强，种类单一 较弱
第二篇：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一、引言
自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问世到现在，中国电影默默走过了一百多个春秋。如今中国电影早已走出国门，搬到世界的舞台。然而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却汇聚了百年的沧桑和辉煌。
二、中国电影的三个时期 民俗电影时期
这一阶段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以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以及《霸王别姬》、《活着》为代表。中国电影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并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取得了金熊、金狮、金棕榈、威尼斯等一系列大奖。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以封建家庭为背景，表现了在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罪与罚的悲剧故事。这些题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外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但却使更多的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也使得第五代中国电影人如巩俐、葛优、张艺谋等中国电影人成长为世界电影人。 独立电影时期
199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是近代中国电影业最低潮时期，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政府对电影行业的审查过为严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电视文化的冲击。在这种艰难的历史背景下，第6代中国电影人从边缘文化姿态、下层民众的生活以及中西方文化融合等角度出发制作了一定量的作品，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洗澡》、《头发乱了》等。 跨国电影时期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电影产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电影的巨大进步使得电影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仅去年一年我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已达19亿，超过了国内票房收入(28亿)的2/3。以古典题材、义侠主题、异恋故事、武打桥段为表现手法的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市场的广泛好评。《英雄》、《天下无贼》、《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与此同时通过电影这一巨大的广告载体，中国的文化也越来越为海外所知悉。
三、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简介
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中国以文化部的名义对于优秀影片颁发的电影奖。1957年对1949年以后的优秀影片颁发过一次。从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对各制片厂提名的前一年创作生产的优秀影片进行评选，授予选定影片以“文化部优秀影片”的荣誉称号，并发给有关影片摄制组奖品、奖状和奖金。评奖的宗旨是：鼓励创作，表彰先进，总结经验，推动社会主义电影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和中国电影华表奖
华表奖全称中国电影华表奖 华表奖是中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政府奖， 百花奖、金鸡奖、华表奖一起并称中国电影的三大奖.金鸡奖是专家奖 百
花奖是观众奖 华表奖是政府奖.这三个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三项常设全国性文艺大奖. 华表奖奖杯采用的是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造型，华表奖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办. 华表奖的前身是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每年评选一次。始评于1957年。中断了22年后，从1979年继续进行评奖活动，一年一届。1985年文化部电影局整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后，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1986年与1987年,1989年与1990年合并举办，1994年该称华表奖。2005年后经文化部正式改革后.两年举办一次. 中国电影华表奖是中国电影政府奖，体现党和国家对电影事业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扶持。现今，中国电影华表奖共设立17个奖项：优秀故事片奖、优秀戏曲片奖、优秀纪录片奖、优秀科教片奖、优秀美术片奖、优秀对外合拍片奖、优秀电视电影奖、优秀电影技术奖、优秀数字电影奖、外国影片优秀译制奖、优秀电影歌曲奖、优秀导演奖、优秀男女演员奖、电影新人奖、优秀出品人奖和市场开拓奖。
四、中国经典电影100部 (时间顺序)
001.1923：《孤儿救主记》 张石川 002.1933：《姊妹花》 郑正秋
003.1934：《神女》 吴永刚 这部影片代表了中国无声电影的思想艺术成就 004.1934：《大路》 孙瑜 诗意电影，左翼电影的经典作品
005.1934：《渔光曲》 蔡楚生 1935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 006.1934：《桃李劫》 应云卫 中国有声电影的一座里程碑
007.1937：《马路天使》 袁牧之 风格极为独特，典型的中国式影片 008.1947：《八千里路云和月》 史东山 最优秀的进步电影之一
009.1947：《一江春水向东流》 蔡楚生、郑君里 中国传统电影艺术风格的经典作品
010.1947：《假凤虚凰》 佐临 早期经典喜剧作品 011.1948：《万家灯火》 沈浮 中国早期电影艺术杰作
012.1948：《小城之春》 费穆 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经典佳作 013.1950：《我这一辈子》 石挥 具有深度人文关怀的电影
014.1951：《误佳期》 朱石麟、白沉(香港) 香港经典喜剧作品 015.1956：《祝福》 桑弧 1957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016.1959：《林则徐》 郑君里、岑范 具有民族化风格的历史传记片
017.1959：《林家铺子》 水华 1983年12届葡萄牙菲格拉福滋国际电影节评委奖
018.1962：《李双双》 鲁韧
019.1963：《农奴》 李骏 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大奖 020.1963：《早春二月》 谢铁骊 中国具有争议的禁片
021.1963：《梁山伯与祝英台》 李翰祥(台湾) 1963年第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最佳导演奖
022.1964：《养鸭人家》 李行(台湾) 台湾“健康写实”电影代表作 023.1971：《秋决》 李行(台湾) 反思文化电影作品 024.1972：《精武门》 罗维(香港) 中国经典功夫片
025.1973：《侠女》 胡金铨(香港) 新派武侠片经典作品，1975年第28届法国戛纳电影节综合技术大奖
026.1979：《蝶变》 徐克(香港) 香港新电影的开山之作 027.1979：《疯劫》 许鞍华(香港)
028.1980。：《天云山传奇》 谢晋 1981年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
029.1982：《城南旧事》 吴怡弓 1983年第2届马尼拉电影节金鹰奖最佳故事片
030.1983：《风柜来的人》 侯孝贤(台湾) 台湾新电影里程碑作品 031.1984：《一个和八个》 张军钊 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 032.1984：《黄土地》 陈凯歌 第五代发标之作 033.1984：《玉卿嫂》 张毅(台湾)
034.1985：《黑炮事件》 黄建新 黑色幽默经典佳作
035.1985：《警察故事》 成龙(香港) 中国功夫片和西方警匪片的有机融合
036.1986：《盗马贼》 田壮壮
037.1987：《晚钟》 吴子牛 1989年第39届德国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038.1987：《芙蓉镇》 谢晋 “伤痕电影”的重要作品，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水晶球奖
039.1987：《老井》 吴天明 1987年第2届日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 040.1987：《人鬼情》 黄蜀芹 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
041.1987：《红高粱》 张艺谋 1988年第38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042.1988：《天安门》 时间(曹节)(纪录片)
043.1988：《顽主》 米家山 著名的王朔“痞子电影”
044.1989：《悲情城市》 侯孝贤(台湾) 1989年第46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045.1989：《本命年》 谢飞 1990年第40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046.1990：《流浪北京》 吴文光 新纪录电影的开篇之作
047.1991.《阮玲玉》 关锦鹏(香港) 1993年第43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048.1991：《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台湾) 台湾电影里程碑式作品
049.1991：《双旗镇刀客》 何平 050.1992：《杂嘴子》 刘苗苗 051.1992：《北京杂种》 张元
052.1992：《秋菊打官司》 张艺谋 1992年第49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053.1992：《霸王别姬》 陈凯歌 1993年第46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054.1992：《无言的山丘》 王童(台湾) 1993年第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055.1993：《冬春的日子》 王小帅 056.1993：《头发乱了》 管虎
057.1993：《活着》 张艺谋 1994年第47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058.1993：《喜宴》 李安(台湾) 1993年第43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059.1994：《爱情万岁》 蔡明亮(台湾) 1994年第51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060.1994：《背靠背 脸对脸》 黄建新、杨亚洲
061.1994：《阳光灿烂的日子》 姜文 1994年第51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062.1994：《感光年代》 阿年
063.1994：《被告山杠爷》 范元 比《秋菊打官司》内容更深刻的新农村电影
064.1994：《东邪西毒》 王家卫(香港) 后现代武侠电影 065.1995：《民警故事》 宁赢
066.1995：《女人四十》 许鞍华(香港) 1995年第45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067.1995：《大话西游上下集》刘镇伟(香港) 周星驰“后现代主义解构”作品
068.1996：《巫山云雨》 章明 1996年第1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龙虎奖
069.1996：《太阳有耳》 严浩(香港)1996年第46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070.1996：《爸爸》 王朔、冯小刚 灰色电影 071.1996：《食神》 周星驰、李力持(香港)
072.1996：《八廓南街16号》 段锦川 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 073.1997：《长大成人》 路学长 074.1997：《小武》 贾樟柯
075.1997：《爱情麻辣烫》 张杨 076.1998：《那山那人那狗》 霍建起 077.1998：《荆轲刺秦王》 陈凯歌 078.1998：《赵先生》 吕乐 079.1998：《天浴》 陈冲
080.1999：《非常夏日》 路学长
081.1999：《一个都不能少》 张艺谋 1999年第56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082.1999：《过年回家》 张元 1999年第56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083.1999：《月蚀》 王全安 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
084.1999：《一声叹息》 冯小刚
085.1999：《鬼子来了》 姜文 2000年第53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086.1999：《男男女女》 刘冰鉴 同志电影一朵奇芭 087.2000：《苏州河》 娄烨
088.2000：《卧虎藏龙》 李安(台湾) 2000年第73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089.2000：《一一》 杨德昌(台湾) 2000年第53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090.2000：《站台》 贾樟柯
091.2000：《十七岁的单车》 王小帅 2001年第51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092.2000：《那时花开》 高晓松 具有视觉探索的电影 093.2001：《海鲜》 朱文
094.2001：《爱你爱我》 林正盛(台湾)2001年第51届德国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
095.2001：《谁说我不在乎》 黄建新 096.2002：《蓝宇》 关锦鹏
097.2002：《盲井》 李杨 2003年第53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
098.2002：《我最中意的雪天》 孟奇 099.2003：《手机》 冯小刚
100.2004：《可可西里》 陆川 2004年第17届日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
第三篇：中国平安的发展历程
2007年3月1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证券简称为“中国平安”，A股证券代码为“601318”，成为A股第二保险股，申购平安IPO所冻结的资金达到1.1万亿人民币。其A股发行价为33.8元，最终发行规模为11.5亿股，募集资金388.7亿元，不仅成为A股市场发行价格最高的金融股，还创下有史以来全球最大保险公司IPO，网上申购中签率仅为2.3%。
2006年
2006年8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深圳商业银行89.24%股权，取得一张全国性的中资银行牌照。尽管此前平安集团已控股平安银行(原福建亚洲银行)，但由于种种政策原因，平安银行终究改变不了“外资银行”的身份。由于深商行拥有银监会授予信用卡业务许可，故收购深圳商业银行将为平安集团提供涉足信用卡业务的理想机会。
2005年
平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平安健康险公司成立
2004年
2004年6月24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交易。公司股份名称“中国平安”，股份代号2318，目前市值已逾100亿美元。随后，中国平安相继入选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成份股，及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份股。11月，公司又因上市运作的上佳表现，荣获全球著名的《投资者关系》杂志(Investor Relations Magazine)颁发的2004年亚洲区“新上市公司最佳投资者关系”奖。
2004年2月19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平安与汇丰联合收购的福建亚洲银行正式更名为平安银行。同年，平安银行获准将总行迁至上海，并设立福州分行。
2004年12月1日，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通过中国保监会的验收，核准开业。同年9月，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准筹备。
2004年9月17日，中国平安全国客户服务及后援技术中心项目工程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银行卡产业园区开工奠基。
2004年11月10日，平安人寿行销支援管理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结合公司业务流程和IT业务系统，通过事件提醒、新闻公告、查询中心、行销支持、早会经营、互动园地六大模块，建立与实际业务运作紧密结合的网上专业服务平台，为营销队伍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援。
2004年12月11日—12日，在两年多建设和准备的基础上，平安IT系统成功完成了国内首次保险企业“IT灾难快速恢复”演习，此次演习共投入专业技术人员100多人，历时28小时，经过30多个机构用户验证显示，所有恢复工作顺利达标，标志着平安IT已经初步具备了应对重灾的紧急处理能力。
2003年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2月14日，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完成分业重组，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集团公司控股设立平安产险、平安寿险、平安信托和平安海外投资，平安信托依法持有平安证券股份。
服务迈向全球化。8月，中国平安将全球急难援助服务、急难援助特服电话95511全面升级，平安客户海外遇险时直拨平安95511，即可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全球急难援助服务。这是国内首次实现特服号码海外直拨。
独家承保国内投资额最大的合资项目。2月，平安产险独家承保国内目前投资额最大的合资项目——中海壳牌石化项目一揽子保险，总保险金额超过31亿美元，保费超过1900万美元。
2002年
2002年10月8日，汇丰集团(HSBC)与平安正式签署《认购协议》，以美元6亿元(约人民币50亿元)认购平安10%的股份，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壮大。这是国内金融业迄今为止金额最大的引进外资项目。作为战略投资者，汇丰集团还将在管理和技术方面与平安进一步合作。
2002年6月27日，继平安大学成立(工程奠基)之后，平安—LOMA学院正式成立，这是LOMA与其会员公司国际化合作创办的第一个学院。同月，平安与LIMRA合作，引进礼贤业务员甄选系统(LASS系统)。
2002年10月19日，平安信托投资公司新产品“卓越汽车消费贷款集合资金信托”面市，迅速销售一空。标志着平安信托成功迈出了通向高价值客户金融服务市场的第一步。
2001年
平安的集团改革方案正式获批，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月28日，平安金融大学正式奠基并获博士后工作站资格。平安首届中级管理干部培训也于8月3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圆满结束，此次培训人数达800多人，新时期公司的干部成长机制正式启动。
3月13日，平安首家推出团体退休金投资连结保险，填补了国内团体保险市场的空白。
2000年
平安3A客户服务体系初步建成。7月18日，平安全国电话中心95511在苏州开通，并力争三年内建成亚洲最大的企业电话中心;8月18日，一站式综合理财网站PA18正式启用，平安大步进入电子商务。
平安证券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增资扩股至10亿元人民币。
1999年
9月20日，原美国林肯国民集团副总裁斯蒂芬•迈尔正式加盟平安，出任总精算师及董事长高级顾问。
10月中旬，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电话咨询中心——平安 Call Center 项目将全面提升平安服务、销售和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水平。同时电子商务项目也开始起步。
平安世纪理财在沪试销10月23日，中国大陆第一代投资连结保险——“平安世纪理财”在上海面世，该险种是中国保监会首次“会”的名义批准的新商品。
11月15日，平安被正式确认为江苏田湾核电站首席承保人。江苏田湾核电站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大的核电项目，平安获得39%的份额。
1998年
麦肯锡改革方案全面推出，平安在产、寿、证、投、内控、人力资源六大领域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改革，各项方案都已通过并进入实施阶段，经营管理各方面全面推选KPI指标体系。产、寿险小型机系统、证券公司SYBASE证券交易系统全面上线，使平安信息技术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为平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风险防范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援。全系统精简机构和人员。1998年6月22日，“总公司组织和岗位设计方案公布会”召开，打响了全系统“消肿减肥”的揭幕战。总公司部门数从12个减为8 个，室建制数从51个减肥为26个，人员数量从327名减为238名。各专业公司和分支机构“消肿”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97年
公司收购深圳足球俱乐部，开创了国内金融企业独家经营足球俱乐部之先河。经过一年的努力，平安足球队于11下旬提前一轮晋升甲A，展现了平安拼搏进取的精神。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初步构架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内控体系。全面实行稽核、审计双轨制;建立区域稽核中心;推行财务委派制;完善区域总督导制。
1996年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同意公司增资扩股，股本从15亿扩至25亿，公司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平安证券公司正式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平安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公司成立，使公司形成以产险为基础，寿险为重点，证券和信托为两翼，海外业务为补充的集团化架构。
1995年
公司募集定向法人股工作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公司资本金扩大到15亿元。全国推选产险、寿险、证券业务的营销体制改革，其中寿险营销业务成果显著。按《保险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实行了产险、寿险、证券、投资四大业务的统一管理、分业经营。完成了资产一体化改造工作，实现二级法人向一级法人的平稳过渡。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总公司成立财务工作委员会和电脑工作委员会，加上已有的保险业务审定委员会和投资贷款审查委员会，四大专业委员会已全部形成。
1994年
整个平安系统实施人寿业务与产物险业务分业经营、管理和核算的举措，推动了平安人寿险乃至整个平安保险的大发展。证券业务实施经营机制改革，大大增强了平安证券业务的竞争实力。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世界两大财团摩根财团和高盛财团参股平安，进一步增强了平安的经济实力，平安的管理水平上升到国际化水准。
1988-1993年
1988年3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文(银复〈1998〉113)批准成立平安保险公司，同时颁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这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
1988年4月15日平安保险公司批准成立后，承保了第一笔业务，保户是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保额为3072.1万元人民币，收入保费43998元人民币。
1988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深圳人行(88)深人融管字75号文《关于对平安保险公司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的意见的函》，同意设立分公司，这是平安保险公司在特区外设立的第一家分公司。
1992年9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文(国办函[1992]93号)批准平安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并同意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办理法定保险和国营企业、三资企业的保险业务以及各种外币保险和国际再保险业务。
今天的平安：
中国三大综合金融服务集团之一，以保险为核心的，涵盖证券、信托、银行的高度紧密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
中国第二大保险集团，3000万优质个人客户，300万企业客户，2005年保险业务收入707亿人民币，2005税后利润42亿人民币，2005公司总资产3100亿人民币，2005公司股东权益380亿人民币;
平安业务：综合金融业务体系。
拥有中国金融企业中真正整合的、独一无二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集团实现品牌、IT、HR、计划和风险管理的集中统一;
为企业及个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保险、信托投资、证券、银行)创造更多的便利和更高的效率。
其中：
平安信托投资公司
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2日，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02年2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重新注册登记，成为全国第一批获准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之一;2005年10月，平安信托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到42亿元人民币，成为国内注册资本最大的信托公司;为客户提供基于下列本外币信托业务的产品：资金信托业务;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业务;投资基金业务;公益信托业务;租赁信托业务;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中介业务;目前，平安信托代管理资产超过90亿元。
平安证券公司
1995年10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深圳，注册资本金为18亿元人民币，获得国家创新级券商资格;2005年，在中国股市结构性调整的背景下，平安证券积极开发新产品，改善服务手段，降低经营风险，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提高，正向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券商方向迈进;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客户对金融服务全方位需求愈加迫切，客户已不满足于单纯或者品种单一的投资渠道，因此对券商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服务要求;平安证券将充分发挥中国平安的集团品牌优势，进一步打造先进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不断开发新的业务品种，完善服务手段，以专业的体系、专业的产品、专业的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
平安银行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平安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2月19日正式成立。平安银行将采用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管理、运作模式，引进国际先进的银行电脑操作程序，努力建设成为一家具有独特竞争能力、规范、稳健发展的商业银行。由中国平安与汇丰银行携手合作的平安银行，中国平安持有73%股份，汇丰银行持有27%股份。十年规划将成为中国第五大行。目前平安银行开办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驻华机构、香港、澳门、台湾在内地代表机构，外国人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它外币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外币兑换;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中国平安荣获福布斯顶尖非国有企业第一
近日，著名商业杂志《福布斯》中文版发布针对中国大型非国有企业的2008 “中国顶尖企业榜”，中国平安首次入榜即荣列第一，这也是平安继入选《财富》“世界500强”并成为入选的中国非国有企业第一名之后，在非国有企业领域获得的又一个骄人荣誉。
2008年“中国顶尖企业榜”是福布斯连续第三年针对中国大型非国有企业进行的调查，并向读者推出了兼顾规模与效率的100家大型企业典范。其调研范围包括2007年销售额超过30亿元、主营业务在中国大陆的非国有企业。
“中国顶尖企业榜”排名根据候选企业在2005-2007三年间的回报率指标(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增长性指标(销售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和赢利性指标(销售利润率)进行加权计算，并根据企业过去3年的销售规模进行调整。此番入选福布斯“中国顶尖企业榜”是对中国平安三年来稳健经营和快速成长的充分肯定，也是继连续两年上榜《福布斯》上市公司前500强并蝉联该奖项中国非国有企业第一之后，中国平安获得的又一殊荣。
榜单方面有关负责人在总结今年的调研时指出，许多大型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开始走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道路，而中国平安国际化的综合金融战略正是走在众多企业前端的典范。目前，中国平安正积极推进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战略，并将继续加大海外资产管理业务的拓展力度，力求打造“以保险、银行、投资为三大业务支柱的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
另外，联想控股和日照钢铁也分别位列榜单第
二、三位。
这也是中国平安在中国非国有企业排名中获得的多项荣誉之一。今年7月，继两度入选《福布斯》全球500强，并蝉联中国非国有企业第一之后，中国平安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成为入选该榜单的中国非国有企业第一名。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来源：发布日期：2010-11-2
51、从五四运动到“南湖会议”(党的创立时期 1919.5.——1921.7)
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和“救亡图存”斗争的屡遭失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基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政治上的觉醒，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干部基础。在各种条件具备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1921年7月至7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2人 ，当时，全国的中共党员只有53人。7月30日，在上海召开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断后，第二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只游船上举行，并于当天闭幕。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记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又无档案资料可查，于是就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
2、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七.一五分共”(国民革命时期 1921.7.——1927.7)
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但由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放弃了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致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得逞，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相继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失败。
3、从挺进井冈山到“七七事变”(土地革命时期 1927.7.——1937.7)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两次生死攸关的大转折：第一次是从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中国共产党在失败中总结教训，成功的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的召开，停止了“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4、第二次国共合作到抗日胜利(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芦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地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并历经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5、从重庆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10)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和各民族党派的支持下，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6、争取国民经济恢复到“三大改造”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1949.10.——1956.12)
1949年到1952年，面对满目倡痍、白废待兴、矛盾重重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遵循“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成功地用三年时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从1952年开始，又展开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7、从“大跃进”到“八字方针”制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 1957.——1965)
从195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也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8、从批“海瑞罢官”到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1976.3)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加之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历时十年的全局性内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失。
9、从“两年徘徊”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拨乱反正时期 1976.——1981)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使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并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制定并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第三次转折。
10、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七大(改革开放新时期1982.——)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两代领导班子的顺利交接，在对毛泽东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1982年9月12大：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过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1987年10月13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
1992年10月14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9年15大：明确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过10年的努力 ，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2年11月16大：提出三大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
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明确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的目标和加强当的执政能力和建设的五大任务之一，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006年9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
2007年10月17大：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5年的工作，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报告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和长远相结合，突出了高举旗帜、科学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和加强自身建设四个重点，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重视民生的三大要求，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系统阐述，以战略性思维和前瞻性眼光描绘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中国共产党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行动纲领。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拥有7500余万党员、具有60年执政经验的大党，我们党正带领13亿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昂首阔步、奋勇前进。
第五篇：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识局政策】国内已出台PPP指导文件一览
时间:2015-08-05
PPP在我国并非全新的事物，上世纪末就已出现通过PPP项目。截至目前，我国采用PPP模式运作的项目累计超过1000个，涉及交通、通信、能源、水资源等领域，总投资超过9000亿元。我国PPP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开创性阶段：20世纪末至2003年
典型案例：我国最早采用引入国内民营资本的BOT方式建设的路桥项目——刺桐大桥。 项目结构：泉州市政府和准刺桐大桥开发总公司按60：40的出资比例成立“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刺桐大桥经营期限为30年，建设期为3年。项目采用以刺桐大桥经营权质押贷款，固定贷款和流动贷款相结合，并在国内首次采取按揭式还本付息方式偿还银行贷款。
经验及意义：刺桐大桥1997年通车以来，车流量迅速上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刺桐大桥的建设，实现了以较小量国有资金引导较大量民营企业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成为国内首例以内地民营资本为主的BOT投资模式案例。
项目不足：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局限，刺桐大桥项目虽有SPV的构架，却并未形成本应与之相匹配的规范的契约文本，在实际运行当中出现了种种问题。项目前期未考虑排他性条款，当项目收益较好时，政府投资建设了并行的新桥，形成竞争状态，投资方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政府领导层强势施加的“建设增项”，使业主方增加了大量利益让渡负担;过桥收费标准无法形成调整机制等。
以弥补基建投资资金缺口为主要目的，使PPP项目启动伊始就注定会遇到各种困境。由于PPP模式缺乏好的制度性环境，此期间PPP试点项目无论成功与否，都没能真正起到由点及面的示范效应。PPP模式在中国的第一轮发展浪潮逐渐归于平息。
2、现代意义发展阶段:2003年至2013年
2004年，建设部颁布并实施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6号)，将特许经营的概念正式引入市政公用事业，并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及燃气供应等领域发起大规模的项目实践。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以126号令为模板，先后出台了大量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政策性文件，用于引导和规范特许经营项目开发。中国式PPP进入第二轮发展浪潮。 此阶段， PPP项目仍然缺乏顶层设计，一切以地方政府短期实用目的优先，各种问题依然延续。但成功的PPP经验经过复制与改良，促进了PPP理论发展。实践与理论共识初步成型，政策法规框架、项目结构与合同范式在此阶段得到逐步确立。
3、新一轮热潮：2013年以后
近年，我国PPP模式的制度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随着一系列顶层设计的逐步推进，我国有望形成由法律法规、管理机构、操作指引、标准化工具和专业培训构成的相对完整的PPP政策框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2014年5月，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领导小组正式设立。
特许经营立法工作重新启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于2015年1月公开征求意见。财政部在2014年12月批准成立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并下发了首批30个PPP合作示范项目名单和操作指南;国家发改委同期下发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通用合同指南。
当前各地PPP项目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一是地方PPP投资金额较大。2014年9月以来，福建、重庆、青海、湖南、黑龙江等十个省级行政单位和南昌、昆明两个省会城市已完成了首批项目筛选，开始进行项目推介，合计推介项目计划总投资额1.2万亿元，除重庆、四川公开报道了其中部分项目已经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外，多数仍处于推介和洽谈期。
二是PPP推荐试点项目的重点领域以交通和以污水处理行业为主。江苏、湖南、福建、黑龙江、河南和安徽等六省计划PPP总投资金额4343亿元，项目总数143个。其中总投资金额最高的为交通领域，计划总投资额3128亿元，金额占比达到72%，而基础设施类项目总数为77个，项目数占比为54%。
三是PPP项目周期长、投资金额大，对大规模低成本长期限资金有大量需求，但此类资金供给并不乐观。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近期中央和各部委也在积极推进各项安排。首先，国务院鼓励创新投融资机制。其次，央行正在就新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公开征求修改意见，未来相关PPP项目利用项目收益权质押融资可能会更加便利。 再次，对项目付费支持将通过合同约定，更加规范化。在未来的PPP模式中，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政府付费等方式给予支持，但支持仅限于注资、补贴等合同约定的责任，而非直接替项目公司偿还债务。2014年12月发改委发文指出“如政府为合作项目提供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支持，应明确具体方式及必要条件”。未来PPP项目无论是获得补助、注资，还是担保、贴息等政府支持措施，都可以根据合同进行分析，有利于判断和分析项目运营后期现金流。
当前决策层大力推广PPP，不是把其单纯作为一项融资工具和稳增长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场公共服务变革。各级政府唯有摒弃认识偏误，才能推出真正适销对路的PPP，激发起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
PPP中国模式的几大特征
公私合作模式(PPP)就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根据社会资本参与程度、承担风险，PPP主要分为外包类、特许经营类和私有化类三类：
外包类：私人部门仅承担项目的建设、维护等过程中的一项或几项，政府为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付费，项目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完全由公共部门承担。
特许经营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私人部门涉及项目的投资或运营，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需要共担风险。参与项目的公共部门需要协调私人部门的收益性和项目整体的公益性之间的关系，项目资产在特许经营期限之后需要移交公共部门。
私有化类：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也承担全部的风险，项目所有权永久归私人所有。私人部门在定价和服务质量等方面需要接受政府的监管。
综合最近一两年，有关官员讲话和政策文件，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国PPP模式的结构上的几大特点：
一是合作形式以特许经营类为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推广PPP：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体制机制变革》一文中指出，“广义PPP是指政府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主要包括BOT、BOO、PFI等模式。”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43号文”)指出，“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财政部在113号文中提到的项目运作主要方式是特许经营类，也包含了外包类中的委托运营和管理合同。 从目前的政策动向看，在PPP项目经营中，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链比较长，双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而且项目最终要交还政府。因此，可以预计，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形式主要是特许经营类。外包和私有化类，都不是PPP的主要模式。
二是以特殊目的公司为载体。国务院43号文提出“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出资，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财政部解答43号文中提到，“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益性项目，要积极推广PPP模式，其债务由项目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举借和偿还，政府按照事先约定，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
据此推断，国内PPP项目将主要以特殊目的公司(SPV)为载体来实现。SPV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组成的一个特殊目的机构，共同承担风险，全过程合作，期满后移交给政府。
三是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分工明确。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招投标和质量监管、特许经营权授予、价格监督、部分政府付费(含补贴)、融资支持基金(包括股权、债权、担保等形式的支持)。社会资本则需承担包括设计、建设、运营、维护、融资的大部分职能，项目公司可以按商业化原则举借债务，但政府不承担项目公司的偿债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规范文件并没有将合作方定义为私人部门，而是定义为“社会资本”，而我国很多商业化的企业是国有控股的，因此我国的PPP模式并没有排除国有企业这一参与主体。
在传统公私合作模式下，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一般只各自负责项目链的部分板块，而不是全程参与项目设计到运营的完整链条，双方都缺乏对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和质量的全盘考虑。单一部门“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易导致设施建成后不能发挥应有功效，甚至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目前财政部推广的PPP基本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和风险适当原则，合作期限更长，并且项目整体生命过程中合作较为密切，有利于保证项目质量。
PPP模式的本质
公私合作具有很长的历史，近年来中东欧及中南美洲国家在PPP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意识到其重要意义。概言之，PPP模式实现了公共项目两个方面的革命。
1、从传统融资进入项目融资模式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PPP项目融资不再是传统的信用融资，而是以项目前景为基础的项目融资。项目未来收益是主要保障，借款人接受收益监管和项目资产抵押、质押，融资方具有更全面的尽职调查义务和项目参与权。 通过成立SPV，实现了项目和投融资主体之间的风险隔离。同时，PPP模式以完整的契约体系和完备的法律架构维系并协调项目各方利益，未来还款主要依靠项目预期收益，是严格意义上的项目融资。财政只提供有限担保、政府信用有限介入或不介入融资安排，是PPP模式的关键特征。
因此， PPP模式有效控制了中央政府信用、地方政府信用与项目之间的关系，控制了隐性债务风险。
2、实现了私人资本对公共财政领域的合理参与
PPP模式以政府与私人部门间的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公共部门通过特许权安排掌握项目主动权，并有效借助私人部门的专业能力，同时实现向私人资本的风险分散;私人部门对项目评估、决策、投融资、建设和运营全程参与，其获益途径可以来自于项目运营和特许权，也可以是其它附带收益，如税收优惠、沿线优先开发权、其他业务牌照等等。
因此，PPP模式有效解决了财政直接投资效率方面先天劣势，同时在公、私两部门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系，规避私人部门道德风险。
PPP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之策
目前，PPP模式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现象。各级政府对PPP热情高涨，但社会资本则显得相对冷静，据悉截至目前各级政府推出的项目中，与社会资本达成初步意愿的仅占十分之一左右。
1、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不清。目前社会对PPP模式的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论是社会资本、专家学者，还是一部分政府部门等，都把PPP单纯地诠释为一种新的城乡基建融资模式。特别是在4月份宏观数据显示经济持续回落势头未有效扭转时，PPP模式更被误导为了一种投资刺激工具和政策安排。鉴于当前正在经历前期刺激消化和阵痛期，加之上一轮刺激计划中许多投资项目缺乏严格的可行性研究而仓促上马，这加重了社会资本对PPP项目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的疑虑。
把PPP模式理解为一种新的融资安排是典型的认知扭曲，尽管PPP模式客观上带有向社会融资的效应，但PPP的本质是更高效地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更有效地利用好政府财政资源，以及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型。
当前推广PPP模式，本质上是推动一场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变革。过去，看似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投入许多资源，但许多公共资源实际变成了钢筋水泥组成的形象工程，未有效形成公共服务和产品，更谈不上最大化政府公共财政效用。通过PPP模式，公共产品和服务就可走出政府自产自供的格局。这一方式的转变不仅极大地避免公共财政资源沉淀，而且提高了公共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这个角度上讲，PPP模式可视作一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革命。
当然，这要求对公共性和公益性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义。除了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自然垄断领域，那些可以市场化的领域，应该通过市场定价来解决，避免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角色错位。如果政府拥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一旦政府失信违约，给项目带来直接损害的同时，也不利于后期项目开展。尽管PPP项目合作双方有合同约束，但在具体项目运作及投资过程中政府依然处于强势和优势地位，政府失信违约对投资人的融资成本、项目收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且不利于其他项目的开展。
2、为PPP模式提供稳定的法律环境，避免基于政策推动的不稳定性。当前PPP项目的投资周期大多跨越一任官员任期，这意味着用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规范PPP市场秩序，要比单纯基于政策更有利于消除社会对政策“朝令夕改”的担忧。
在立法机关立法制定PPP市场秩序时，应明确规定PPP模式的基本理念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政府与社会资本基于权责对称行驶各自职责，尽可能避免在规则制定上把政府放置在不容挑战的主导地位，如若政府在发起的各种特定PPP项目公司(SPC)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资本更多为项目配资，那么PPP将被社会资本误解为单纯的政府融资工具，进而削弱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不利于PPP的健康发展。
过度强调政府主导，甚至即便在设立有助于破产隔离的SPV中，依然置入政府主导项目的条款，将很容易混淆参与各方的权责，使SPV无法有效隔离风险，导致政府等事实上承担了隐性或无限的风险连带责任，并给政府等带来不必要的声誉风险。
3、创新PPP产品的实现形式和交易模式，提高PPP项目的市场深度。当前的PPP项目投资规模都较大，投资周期也较长，且多是非标准化和非证券化项目，这导致PPP资产转让市场很难活跃，投资者风险不易转移。
为此，一方面可在PPP产品设计上按照《合伙企业法》确定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的合伙人机制，抑或借鉴众筹模式中的领投人与跟投人机制，并根据项目的特殊性制定特定损益分配条款，确定政府及相关实体参与特定PPP项目的身份和角色，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自的权责。另一方面，PPP产品设计可以实行分级证券化基金模式，把参与PPP项目的各方权责与损益分配机制，内嵌到PPP产品设计中，使PPP具有硬约束。同时，不论是合伙人制、领投/跟投的众筹模式，还是分级基金模式等，都旨在对PPP产品的证券化、标准化处理，使其能在股权和金融交易所交易，为PPP创造动态优化投资者结构和动态优化运营机制的环境。 总之，当前中央决策层大力推广PPP，并不是把其单纯作为一项政府融资工具和稳增长的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场公共服务变革。因此，各级政府唯有摒弃认识偏误，立足改革创新政府行政理念，那么据此推出的PPP才能真正适销对路，激发起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
(作者苏亮瑜为广州越秀金控副总经理，罗剑为越秀金控集团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