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意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消费—生态”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消费—生态”悖论；消费自由；消费公正；伦理意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不仅是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更是消费目的与消费本真的回归，体现了消费的生态化走向。消费是确保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人类的消费是以一定的生态损耗为基础的，是自然过程。因此，消费与生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生态损耗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则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前提。消费与生态之间以各自的张力构成了“消费—生态”悖论（consumption-ecology′s paradox）。正如学者指出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似乎只要从事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张扬，并进而会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要保护和维持已有的伦理道德和生态环境，就只能牺牲发展和忍受贫穷。消费社会更把这个悖论深化了”①。这个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影响，探究消费方式生态化的实践途径和具体方式。
一、消费悖论与生态悖论
悖论原本是一个逻辑学的范畴。自古希腊说谎者悖论诞生以来，悖论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逐渐从逻辑学范畴扩展到其他的领域。悖论的英文是Paradox或Antinomy。“Paradox”的原意是指“同人们通常的见解相抵触的理论、观点或说法”，它既用来表示超脱世俗、似是而非的科学论断（即所谓“佯谬”），也用来指称越规违理、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即所谓“谬论”、“两难论”）；而“Antinomy”则是指“自相矛盾的语句”。在历史上，悖论包括了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结论。它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逻辑悖论。它指的是，有命题P，如果断定它是真的，那就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假的；如果断定命题P是假的，又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真的。第二种为佯谬。某些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却是对的。如“白马非马”、“鸡三足”等。第三种为谬论、两难论。某些论断看起来是对的，理论似乎非常充分，似乎非常符合逻辑，但实际上却是错的。②
消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通过消费活动，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越多的商品就越能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幸福呢？答案并非如此。在消费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的范畴，消费的真实目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的内容由单纯对物的需求演变成对物的符号价值的追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在幻想与实际中成为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背离了消费的真实目的，出现了消费悖论。
生态悖论最先是在1997年由西南农业大学88岁高龄的叶谦吉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生态悖论是指一切有悖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协调发展的错误理念。可见，生态悖论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而言的，要求它统一整体协调发展。③生态悖论现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矛盾性。人与自然之间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然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改造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是矛盾的两面。如果只一味地开发与利用自然，必然导致生态悖论现象。二是不协调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悖论现象的出现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三是急功近利性。人类为了追逐眼前利益，不惜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必然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生态悖论现象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矛盾作用的结果。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斗争的实践，表明了其产生的客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从主观上讲，生态悖论属于人类认识论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得出与事物本质、客观规律相悖的认识。
消费悖论是人类消费行为超过自然生态容纳、承载限度所导致的，并由此必然带来生态悖论。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生态则是人类延续文明的重要基础，二者缺一不可。消费与生态关系的失衡，必然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二、“消费—生态”悖论的深层逻辑
“消费—生态”悖论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是：消费是无限的而生态是有限的。其意涵是：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如若没有道德对其制约，欲望性的无穷消费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消费主义的张扬，进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道德的审慎力量，否则就只能妨碍消费、忍受贫穷和牺牲发展。
“消费—生态”悖论表面上看是生态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它的背后隐藏着深层逻辑。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具体来说，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从思维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
“消费—生态”悖论在表面上是消费、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它是特定思维方式的产物。“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与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复兴及其工具理性的高扬密不可分。工具理性是一种以手段有效性而不是目的合理性为宗旨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工具理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它有效地提升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领域与范围，推动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然而，由于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工具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霍克海默明确指出：“当理性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权，即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进行最有效的征服时，理性就成了一种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膨胀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④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消费不再是维持人类满足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方式，而是成为了人类满足过度欲望的工具。在工具理性过度高扬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生态耗竭的时代。
2.从社会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
传统的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增长和数量扩张为单一目标，弘扬经济理性，打破了经济发展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人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从主体角度讲，经济理性主张以人的本能为尺度进行社会活动，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第二，从价值的角度讲，经济理性注重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第三，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经济理性是一种支配目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它仅仅关注以有效的手段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第四，从理念上讲，经济理性坚持以经济效应最大化为指向。在经济理性的刺激下，人们在消费领域逐渐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更多意味着更好。在经济理性主导的传统发展观中，消费不再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的正常活动方式，而是成为了实现资本继续增值、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生产力，“不消费就衰退”逐渐成为共识。从此，消费与生产、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目标的单一化必然会破坏生产、人的需要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3.从个人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
人的需要原本来自于人的内心的真实意愿和兴趣，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原本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自我实现的必由途径。但在异化社会，劳动的异化蕴含着人的需要的异化，意味着人需要劳动不再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劳动之外的生存需要。这是一种出于人的本能的动物性的需要。需要关注的是产品，而不再是活动过程本身。对生存的关注必然体现在对产品的占有上。在商品社会，产品被它的符号——货币所取代，对产品的占有转化成了对货币的追求。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产品，其享用应以享用者具备相应的本质力量为前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享有产品的人并非具有相应的本质力量，在原本无力享用却人为强制占有的情况下，享用者必然会采取与对象本身不符的方式或手段，造成了对消费对象和人的身心的破坏。如果人的需要完全脱离了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以对物质产品的不断占有为中心，那么人的需要就沦落为动物性的需要或异化的需要。异化的需要试图通过对物质产品或商品的高度控制与占有来获取所谓的“地位”。由此必然形成“消费—生态”悖论。
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交换结构，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基础之上的。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是停留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上，而是更加关注消费品所象征的身份地位、流行时尚等符号价值。消费的符号化使得对物品使用价值的需要演变为对物品符号价值的追逐，对物品实际价值的渴望演化为用虚拟价值堆积起来的符号的热捧。财富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全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一个文化系统，它用需求及享乐取代了偶然世界，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⑤，而符号消费需要大量的物品来不断地更新、维持符号价值的存在，必然有许多新的流行产品取代一些“落伍”的产品，以此来保证符号的意义层出不穷，不断满足人们的符号消费欲求。然而，每一次符号消费的过程，都是来自自然生态的原料的不断攫取，消费废物的不断丢弃的过程。由于符号消费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忽视，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藐视和忽略，自然生态不过是不断炮制符号价值的工具而已。消费的“符号化”，一方面导致人们在盲目的消费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对人生幸福的思考，颠倒了人生目的和手段的位置，人们在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陷入了难以挣脱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迷惘；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欲望的无止境和符号消费的无限性，严重违背了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人们自己也忘记了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份子应有的伦理精神，也迷失了自身在宇宙世界中的价值坐标，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态生存，陷入了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入世界”的无根状态，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恶心”。
三、道德制约消费的可能性
面对越来越难以成为人类依靠的生存环境，人类除了有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生存境遇忧虑的本能反应外，是否还应该增加些对自身消费行为、消费逻辑的理性自觉与伦理审视？消费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它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不仅受个人消费能力的限制，而且受消费伦理观念的影响。即人们消费多少、怎样消费也是道德伦理问题。“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充分暴露了道德约束、监管的乏力。
市场社会遵循的原则是资本的运行逻辑。从现实看，拉动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禁欲和节俭为美德的传统消费伦理观。在市场社会里，资本的运行逻辑造成了需求世界和供给世界的分离。生产与消费绝不仅仅为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了。市场经济造成了庞大的商品堆积和被物包围的世界。当供给与需求具有直接同一性的时候，生产与消费之间就不存在相互构造的问题。即有什么样的生产，也就有相对应的消费。然而，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世界与需求世界保持了相当的张力，为二者之间的相互构造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是虚拟的、可能的。虽然人存在占有和表现的欲望，但是它同样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供给世界对欲求世界构造是现实的。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如果没有占有和表现欲望，即使有庞大的商品堆积，也不可能开启全面的消费运动。
市场社会是物质丰裕的社会，物质丰裕总比匮乏要好。因为人们始终想往：创造财富就是创造幸福，占有财富就是享受幸福。而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环境史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⑥不断增长的物质世界等待着人们去消费。令人费解的是，市场社会里的消费创造了使人幸福的前提，为何却并没有创造幸福本身？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和追问并没有成为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消费社会，消费欲望的总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生态的承载限度。大量的消费实践表明，消费欲望的膨胀和满足并没有带来人们向往的和谐和幸福。试图通过消费数量的几何增长以全面提升幸福指数的努力是徒劳的。人们的占有和表达欲望连同实现这些欲望的社会设置暴露了诸多的危机。重思消费合理限度和合理消费边界的社会运动成为了消费发展的必然要求。
消费自由是消费主体自觉、自主和自愿的消费行为。消费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等，选择不选择、接受不接受商品和服务，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而所谓消费公正是指消费权利与消费对应的一种均衡关系。自由和公正都是人们的永恒追求。但是在自由和公正的紧张关系中，自由往往具有优越性。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崇尚的经济自由往往容易走向经济自由主义，从而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层严重等现象，而经济公正正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后果的反思和修正。在消费领域也同样是如此。消费自由也具有相对于消费公正的优越地位。消费自由的张扬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的不公正。
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往往容易使人们高举消费自由的口号，肆意地放纵着无止境的欲望，并以物态的形式迅速地膨胀，造成人们对生存与发展状态的空前紧张。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享受幸福，然而，“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消费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段。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⑦。消费在本质上已成为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幸福就是消费更多、更新、更好、更贵的商品。在这种消费目的与消费手段的颠倒关系中，消费已经不再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正常行为，而是已经成为了难以控制的病态行为。
伴随着消费意义迷失的是人类自我的迷失。在消费社会，人不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价值只存在于消费与享受中，不再具有主体价值，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彻底丧失了。“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正常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人们普遍地感到空虚无聊、生活的无意义，浮华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⑧过度追逐物质消费的人类，逐渐失去了精神追求，丧失了基本的评价、反馈能力，在消费上只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几千年与自然交往中形成的朴素、和谐道德被抛弃，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等生态理念也早已经被消费“占领”了。
与此同时，消费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失衡。在正常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消费与生态之间应该保持着良性循环、适度平衡。人类的美好生活不仅需要一定的消费，更需要良好生态。然而，现实却是“我们的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肪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伤害”⑨。高扬的消费自由催生了过度的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导致了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环境退化，生态平衡被打破。
“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表面上，消费自由崇尚消费主体的不受强制性，似乎与消费公正无关。与动物的消费活动不同，人的消费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同时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消费目的和意义在感官满足和生命维持的基础上，朝向人性的丰富和完善、人的自由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消费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维度的行为。而公正作为处理公共关系的伦理，凸显的是社会成员交往中的恰当关系。消费中的消费产品、消费方式、消费过程等都与社会和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消费也是公共关系的一部分，难以免于公正与否的道德评价。
虽然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消费自由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人的消费自由又是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平等，消费自由就失去了普遍性特征，也就没有了消费公正。因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人与人之间的消费自由是否平等，成为消费公正的重要内容。因此，消费公正注重的是建立在每个消费主体消费自由基础上的内在平等。消费自由作为一项权利具有相对性。人们在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对应性要求正好说明消费自由是受到消费公正的制约的自由，消费自由不能以损害消费公正为前提。
注释
①郑红娥：《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②余式厚、汤军：《悖论·谬误·诡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③叶谦吉、于法稳：《人·自然·社会—生态悖论思考之一》，《生态经济》1997年第1期。
④[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⑤⑨[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30页。
⑥[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⑦[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蒋重跃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⑧陈芬：《消费主义的困境》，《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思齐
消费意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这三者虽然都是产生于现代大学组织的制度规范体系内，但它们却常常处于冲突和博弈状态之中。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角逐，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制约状态，表现的是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处理好三种权力和三种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三元动态制衡是处理好三种权力和三种利益关系的逻辑归属。
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制度；逻辑；动态制衡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地方高校制度创新研究”（2010FJY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锟（1962-），男，河南鹿邑人，河南理工大学高级经济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时代命题。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无法绕过的就是大学的逻辑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下，笔者拟对大学制度的安排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逻辑支撑。
一、大学存在与发展的“三元逻辑”
关于大学的逻辑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我们将其称为大学的“三元逻辑”或“三维逻辑”，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
（一）学术逻辑：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边界
所谓大学的学术逻辑，是指大学的以高深知识的传播、推广和发展为追求的基本规律及特征，亦即学术性特征，这是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性基础。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人类组织都是属于社会的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边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织理论通常用“组织的行动者的特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特征来界定组织的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是如此。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有过绝对孤立、封闭的发展。当今的大学受外部环境影响之深、之广已是史无前例，但大学始终在不断的适应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历久弥新，始终薪火相传，其关键就在于维持了之所以为大学的学术性组织边界。自11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宗旨没有改变，“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永远属于大学”，“学术”作为从古至今大学发展的中心概念从未被动摇，从未被代替。大学正是通过其学术性稳固并维持了组织的基本边界，而学术自主自然也成为大学制度追求的基本保证和基本目标。因此，大学虽历经近千年，但其追求“高深学问”的初衷和组织本色却没有改变。
大学的这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性本然體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组织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活动主题始终未发生改变。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其结构和规模日益复杂和扩展，但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大学办学模式各异，但“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当前，已进入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尽管有环境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但其组织活动的主题却从未发生改变。
第二，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活动的主体始终未发生改变。大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大学活动的类型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学术活动和管理活动，开展这两类活动的主体就是大学活动的主体，或者说大学的主体就是上述这两类活动主体的集合。但大学的管理活动终究是服务于大学的学术活动，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实现组织目标，保持组织高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它在大学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学术活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大学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双肩挑”，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实质性参与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教职员工整体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它荣誉的源泉；教师们是这种机构的特有合伙人”。总之，大学的各项活动始终是围绕学术活动而展开的，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始终处于学术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地位。
第三，维系大学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并未发生改变。大学制度是大学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它体现的是大学对自身中心活动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大学产生之时起直至今天，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一直是大学组织的内在规律、逻辑要求和矢志追求，这也正是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和本源，也是大学组织长盛不衰的基础性支撑。在大学与环境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虽然大学一直保持着“追求高深学问”和构建“象牙塔式精神家园”的“高贵气质”，但其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制约，绝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从未被实现。虽然如此，但大学制度作为维系大学组织追求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则体系，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必然是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大学组织的使命之所在。
（二）政治逻辑：大学的功能在于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谓大学的政治逻辑，就是指大学具有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属性，这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政治论哲学的逻辑，亦即“工具论”逻辑。首先，这种逻辑强调的是大学要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大学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计划之中。其次，政治逻辑还主张和强调大学作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道德观念的传承者，应该为维护和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为国家实施公共政策发挥其特殊作用。
从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大学的政治逻辑是在大学的发展中逐渐强化，并取得了其存在和流行的合法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流的团体，这时的大学常常被教会控制。到了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大学。柏林大学的这一办学理念，一方面，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使日耳曼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柏林大学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教育的中心，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校在接受了德国科学与民主的办学思想之后，也开始重视大学的科研功能，形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这一批研究型大学把科学研究视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但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美国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未把兴办“学府”性大学作为其唯一的追求，而是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支配，把培养实用型人才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放在大学教育活动的首位。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最先提出，大学要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美国的大学逐渐成为“公众的服务站”。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性和功利性仍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
从我国大学的发展来看，传统大学在制度安排上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逻辑，其主要表现是注重大学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即使是现代大学，无不具有服务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大学的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学界关于现代大学应具备培养人才、学术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等四项功能的观点更加使大学的政治逻辑成为系统化的理论。
（三）经济逻辑：大学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求
大学的经济逻辑又叫大学的市场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自觉顺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开展与经济和市场的良性互动，谋求经济利益。
大学的经济逻辑是由大学组织的经济性决定的。第一，大学是以诸多生产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经济组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的。尽管大学与生产经营组织有所不同，但它要维持其教学科研等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总是离不开上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的。同时，现代大学也是一个通过权责分配和相应的层次结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大学的特殊性主要是指它与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组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的形式的不同而已。第二，大学是以最优资源配置来追求组织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学组织为实现办学目标，必然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和组合，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率，使获得的各种资源的边际效用与价格比相等。虽然最终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但大学在进行决策时，必须会用这种经济理性理念去分析和预测。
大学组织的经济性使得大学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大学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社会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等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同时，大学又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节约生产成本，增加知识附加值，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教成本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实施，大学的发展在刺激居民消费的同时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大学的发展。经济作为大学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大学组织必备的资源，也就是指大学的师资、教学设施等条件；大学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接受大学教育的家庭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必然影响大学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人才培养的形式、层次、质量、规格等，甚至制约大学组织的优化和变革。
（四）三种逻辑“制衡”发展的理路
资本、权力和知识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三个基本的决定社會结构和关系形态的因素。首先，资本、权力和知识本身因为有着各自质的规定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并因此独特性而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甚至发挥作用的路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资本、权力和知识之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联性存在。三者都不可或缺，没有资本即无资源，没有权力即无秩序，没有知识即无发展。但是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一股独大，关键是如何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赢”与“包容性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有序治理，就要处理好资本、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权力和知识之于资本的独立地位。西方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较好地制定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维护了大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特性。究其原因，一是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于政治和其他社会建制的良好的传统理念；二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市场与资本对学术的侵蚀、毁灭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削弱或者说减少资本对知识的直接干预，这是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的主要目标。由于知识的创造和大学的运转是无法完全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的，所以制度与机制构建的重点就是如何合理地协调大学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在此，权力（即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权力的特殊性质，可以通过公共权力二次分配的方式，也即以财政划拨的方式，将资本输入到大学之中，使其获得知识生产的经济保障和生存的物质条件；权力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资本与知识的结合，以确保知识生产的资本独立性与自主性。实践证明，把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适度地分离，保持它们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是实现三者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的最佳选择。这种处理知识与资本、知识与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思路，对探索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妥善处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大学“三元逻辑”的矛盾与冲突
如上所述，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逐步从一元学术逻辑转变为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三元共存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大学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功能集合体，人们对大学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繁重，大学的追求也变得多元和丰富。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和谐并存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十分尖锐和突出。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大学，“三元逻辑”常常处于失衡和纠结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的政治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抑制
大学的政治逻辑，强调的是大学的“工具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大学制度的制定就理所当然地主动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工具化和大学制度的国家政策化就是这一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大学学术逻辑时常受到政治逻辑的威胁，学术逻辑常常因此受到抑制。政治逻辑强调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在大学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是国家公共政策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实现全盘战略的一种手段与策略，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公共政策具有同质性。若按照此逻辑，那么国家与大学之间就是典型的主从关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大学制度必须紧密围绕着国家意志和权力核心进行构建。在我国的当前大学制度中，深深地镶嵌着强烈的政治逻辑，浓烈的权力和政治色彩业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当下，学术界有关高校“去行政化”“去级别化”的讨论就是例证。狄尔泰认为，从时间维度考量，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既是对过往的反省又是对未来的能动，并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过程，也即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早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清末的兴新学、御侮救国、振兴民族等理念，无不彰显教育治国安邦的终极愿望和政治责任。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大学管理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国家办大学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改变，大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状态未发生改变，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務的目标未发生改变，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近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章程的统一修订也是一个例证。然而，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治却显得较薄弱，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里，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很难与行政权力形成制衡。综上所述，“政教合一”这一传统理念对我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政治逻辑在大学自治、学术自主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新时期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二）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经济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由此派生出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有限政府等。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国家是保障个体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机构。体现在教育方面，经济逻辑的本意是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特性，追求以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通过保证自由交易的选择（即“择校”）来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率。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大学目前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一本意相去较远，异化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内部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方面纷纷引入目标管理体系，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术成果的硬性指标，并将此作为评价管理者和教师教学、科研效益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把薪酬激励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而对各项学术成果的创新度、实践性及其推广等却无人问津，只追求数量的累积，这种“泛绩效化”倾向，会动摇广大教师追求真理、真知的意志和毅力，教师队伍会普遍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在设定职称评审条件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教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相应的职称评审的资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低水平的学术成果，频频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在院士资格的评审中，也不时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大学学术评价的外部化制约，加上内部学术评价的利益化倾向，使得大学的学术逻辑被重重挤压，看似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背后，缺少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痴迷和执着，这无不令人担忧。同样，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一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与缺陷，将会直接影响大学制度本身的定位与架构。其主要表现是办学理念的庸俗化和制度安排的短期化，对人才的培养出现“车间化批量生产”的现象，一味设置热门专业，超高生师比和超大班授课现象的出现，都使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难以保证。
（三）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博弈的常态化
大学的学术逻辑强调大学要始终保持学术自由，以此保持大学的边界，因此，面对日益强盛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挤压和侵蚀，学术逻辑不得不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进行不断的博弈和抗争。当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日益处于强势或主导地位时，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抵触、排斥就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大学的一种本质反应，这种反应也常常因为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的退让变得激烈，学术逻辑展示出无比强大的权力，甚至会达到盲目自由、目空一切的程度。在历史上出现的学术表达超越社会现实、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就是学术逻辑过于强化的表现，从而导致大学处于故步自封、步履维艰的境地。然而，当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影响日益加深时，大学又往往会失去其原有的本色和追求，学术逻辑极有可能让位于政治逻辑而成为附庸，迎合市场逻辑而被异化，从而偏离求真的轨道，成为迎合物本逻辑的反学术逻辑。在我国，大学的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屈服和依附出现在“十年动乱”时期，大学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生产劳动成了大学的主导课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国的大学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追踪和利用市场发展自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对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和侵蚀，大学的功利化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学的学术逻辑受到了空前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学术逻辑在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对大学的影响是消极的，承受质疑和责难成为大学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学术自律、学术规范成为大学自救的不二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三种逻辑的博弈还会持续，任何一所大学的三种逻辑的稳定和平静状态都是暂时的。
三、三元动态制衡——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
如上所述，博弈的状态是大学的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表现出的常态，但是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处理好“三元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让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各司其职，使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各得其所。当前，让学术逻辑回归应是我们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首要任务。当然，学术逻辑的回归不等于抛弃内外部环境而恣意放大它的权力，而应是理性回归，保持“三元逻辑”在相互制约中的动态均衡，并将其体现和落实到现代大学制度中。
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是为调整和固化权力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反映了不同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制度创新的動力是由制度的非均衡引起的，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所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要找出现代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特质，一方面要从现代大学的权力和利益的结构状况人手，另一方面要对大学制度的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博弈，从本质上讲，它所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行政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制约状态，以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学组织会在发展的某个阶段，要么突出单一逻辑在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即在该逻辑的支配下，过分强调某一权力和利益要素，“一元逻辑”成为大学的哲学基础；要么是对“三元逻辑”进行简单的“混合”。各自独立的逻辑在同一制度体系中的简单“混合”，其实质仍旧是“一元逻辑”的简单相加，各自孤立，且各自通过无序膨胀来挤压其他逻辑。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消除上述弊端，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建构相互牵制、保持动态平衡的“制衡”关系。
（一）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一元逻辑”的主导，向“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状态转变
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如果只重视、突出某一逻辑，并由该逻辑支配大学组织中的权力和利益要素，那么其他两个逻辑就会被弱化或忽视，这样就必然会回到传统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的老路上去，从而导致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权力和利益的结构体系处于失稳状态，进而衍生出更多的制度危机。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政治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这不仅会制约高校潜能的发挥，甚至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影响政府教育目标的实现。因为，如果大学外部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在大学制度中成为主导，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大学内部事务，这不仅难以产生对大学的有效激励，难以激发大学的潜能，而且还会造成“千校一面”的状况，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形成恶意竞争，甚至出现大量浪费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以政治为纲”，大学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办学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极端现象，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市场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就会使大学失德、失道。市场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新的大学制度过度强调和突出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必然会强化“唯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短视化、教育教学行为的短期化现象势必盛行。因此，市场逻辑一元主导，必将造成大学制度体系的失衡，大学组织应有的稳定性就会丧失，甚至滑向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才成长规律的深渊。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学术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挡。首先，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不能脱离政府和社会孤立地存在，必然有各种能量要素的交换。其次，大学自身的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均要求其重视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否则，大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如果学术逻辑被无限放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被过度挤压，必将导致学术权力失控，学术利益过度聚集，最终危及大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均衡，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在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家对“一元逻辑”主导的危害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便开始寻求“三元逻辑”共存的协调方法。
（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的原则
要有效避免现代大学制度的某种权力和利益的过度集中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膨胀，或过度分散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分裂，就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和学术“三元逻辑”间的相互牵制，在互相牵制中谋求几种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且必须是趋向系统稳定的。解决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三者问的矛盾和冲突，是实现“三元逻辑”制衡的关键，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回避的方面。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大学制度中，“三元逻辑”虽处于同一制度体系内，但却各自独立，边界分明，一旦某一逻辑处于强势地位，便演变成由“一元逻辑”主导的局面。总之，“三元逻辑”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相互制衡的实际效果。大学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大学制度功能和结构的整体优化，适应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相互制衡已成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三元逻辑”既结构紧密又动态制衡的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三元逻辑”制衡机制的核心或关键点是“权力”和“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形成大学的相关主体，如，就是要形成政府、大学及其教职员工、市场、社会团体、学生及其家长等多元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既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也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的相互制衡。在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制衡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时，既要充分考虑多元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又要对大学组织自身的使命给予充分关照；既要对过去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冷静分析，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把握、谋划未来的发展，通过对其他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和利益给予充分关注、培育和体现，来平衡和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为“三元逻辑”制衡留下自适应空间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由于参与者个体在信息、能力和理性认知上存在着差异，因此，他们对新制度的反映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化的反映，就会影响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增加制度弹性，即增加制度制定的参與者对制度创新的适应性，就可以实现效益的持久增长。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原则，但由于大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大学的大学逻辑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要给予“三元逻辑”充分的自我调节的空间，使之具有相应的弹性。这就是说，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不仅要遵循“三元逻辑”，确保“三元逻辑”互相制衡，还要充分尊重不同大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所大学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为大学独立处理权力关系和构建利益结构，留下足够的空间，使大学的“三元逻辑”保持动态平衡，使大学制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具有较大弹性的自适应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要阐述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理论，简称“三元动态制衡”。
2012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90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含独立学院303所），成人高等学校348所；在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145所，高职（专科）院校1297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的单位811个，其中，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534所。从管理权限看，有国家直管、省管、市管之分；从办学特色看，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门学院；从办学定位看，有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之分；从办学历史看，有百年老校，也有新办学校；从投资主体看，有国家公办、省公办、地市公办大学，还有民办和合作办大学等。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情况，一方面，如果要求所有高校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时，完全按照相同权重的“三元逻辑”关系进行设计，未必符合中国当代大学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同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其内外部条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要求大学对“三元逻辑”的权重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依据上述“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理论，给每所大学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遵循上保留自主调节的空间，使之有能力根据自身情况构建自适应制度体系，以达到权力关系和利益结构的动态平衡，这应当是每所大学最根本的选择。
（责任编辑 焦薇缜）
消费意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消费信贷;消费结构;消费升级
随着武汉等10个城市获批全国第二批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城市，消费金融公司作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补充，其汽车、个人耐用消费品、房屋装修、旅游和子女教育等多样化的消费贷款产品正在普及推开。消费金融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当期和远期的财富水平直接或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量和消费结构，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消费结构上，尽管我国居民正经历着由生存型和温饱型向小康型等更高级别消费结构的发展，但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主要部分，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其保健、文娱、教育等服务性消费项目亟待开发。由此，如何通过消费金融工具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引导居民消费热点，进而促进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升级是我国转型时期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的逻辑关联
本文侧重从广义上理解消费金融，借鉴Tufano(2009)的观点，并选择以家庭为视角，认为消费金融即家庭作为消费主体为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满足消费性支出而做出的有关金融活动，包括四个维度即家庭储蓄、投资、保险、消费信贷等借贷安排。本文选择从家庭金融资产项和家庭金融负债项两个角度切入探究家庭储蓄、投资、保险、消费信贷如何促进消费升级。
1.储蓄型资产的资产效应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储蓄来平滑消费，而且通过持有其他储蓄型资产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储蓄型金融资产的资产效应，即家庭会将这类资产平滑到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消费，避免在预料未来的需求攀升时发生失衡，从而提高未来的消费质量，实现跨期优化，这种资产效应可能会使得现期用于消费的支出减少，但由于能够保障远期的消费需求，未来的消费支出将提高，因此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本文将这种效应仍然归结于正相关关系。
2.投资型资产的财富效应
Merton(1961)考虑跨期的投资行为对整个生命周期消费的影响进而得出了跨期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认为毕生的财富水平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及金融财富才能决定消费者毕生的消费效用。跨期消费选择模型表明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而且也取决于家庭的投资回报，其中股票是重要组成部分，当股票投资取得回报实现财富水平的提高时，消费支出水平也随之提高。这种财富水平越高，居民的消费欲望越强、边际消费倾向上升的现象称之为“财富效应”。财富效应通过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增加消费支出，当边际消费倾向提高到某一水平时，消费者更加倾向于收入弹性高的商品如享受型产品或奢侈品而减少收入弹性低的商品如生活必需品。
3.保险的信心效应
相比发达国家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的医疗、教育体系，我国居民面临着更多的未来不确定性，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医疗支出风险、养老支出风险、教育支出风险等，因而我国居民购买保险对于消费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资产替代效应”渠道，即通过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可以使消费者以支付较少金额的方式转移风险，减少其面对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强当期和未来的消费信心，从而人们减少足额的预防性储蓄，提高现期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
4.消费信贷的跨期消费效应
根据流动性约束理论，在存在流动性约束下的情况下，个人倾向于储蓄以防止未来收入水平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冲击，换言之，在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时，该国的储蓄率应当处于较高的水平。从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的对比来看，我国一直存在高储蓄的异象，正是作为一种提前消费工具，能够缓解消费者现期的流动性约束，降低消费者为大额消费品进行储蓄的动机，从而减少消费者通过自我积累的方式进行储蓄进而增加消费。当消费者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满足了其大额消费品的刚性支出需求后，当期消费更高水平的消费项目就成为了可能，加速了消费者向更高层次的消费结构转移。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1.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的实证数据来自2014年西南财经大学在全国25个省对8000多户家庭以调查问卷形式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活动(CHFS)。剔除了某些异常值和数据不全的家庭最后得到有效样本规模为3798户家庭。解释变量储蓄(DEP)是指家庭的定期存款账户余额、保险(INS)是指家庭累积购买的商业性保险、股票(STO)用家庭购买的股票市值表示、消费贷款(DEBT)用家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信用卡欠账额度和其他类消费性贷款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Y)、户主受教育程度(EDU)、家庭规模(SIZE)、户主年龄(AGE)、家庭户口类型(Dum_rural)。通过逻辑关联的梳理，本文参考张大永(2012)的模型设定方法，假定家庭金融资产、消费贷款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升级率存在如下线性关系。
被解释变量消费结构升级率(DR)参考韩立岩(2011)的发展系数，用家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100%来表示，构建模型(I)：
(I)
被解释变量发展型消费支出量(DC)用家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表示，构建模型(II)：
(II)
通过以上的逻辑梳理，本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保险、储蓄、股票、消费信贷与消费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
2.实证检验
由于Wald检验结果显示仍然存在较大的异方差，本文采用WLS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
(III)
(IV)
从回归结果方程可以看出，除了消费贷款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家庭的金融资产储蓄(DEP)、保险(INS)、股票(STO)对消费结构升级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当家庭储蓄资产增加1%时，能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0.0836%，家庭储蓄账户余额的资产效应在当期实现促进了消费结构的改善;当家庭购买的保险资产增加1%时，家庭消费结构改善0.184%，说明保险的信心效应得到了发挥;当股票资产每增加1%，消费结构升级0.299%，股票资产给家庭带来了财富效应提高了家庭的财富水平进而对消费结构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而家庭消费信贷能够促进发展型消费的支出，但尚不足以达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效果(原因见结论部分)。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家庭储蓄资产、保险资产和股票资产与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升级呈正相关。家庭储蓄资产累积通过资产效应对消费升级有促进作用;保险资产通过提升信心效应有助于消费升级;股票资产提升了家庭的财富水平，可以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升级。
2.家庭消费信贷能够促进发展型消费的支出，但尚不足以达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效果。消费信贷通过跨期优化效应能够解决居民当期的大额支出，为其他消费项目腾出支出空间，并能引导消费热点，激发消费潜力，加快居民消费升级的速度。然而，目前我国消费信贷相比发达国家相对滞后，对居民向发展型消费发展的引导能力较弱，加之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居民的收入预期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借助消费贷款进行消费需要偿还较高的目标储蓄额，居民增收措施的补偿效应难以发挥，不确定性因素压制了居民超前消费的意愿，由此消费信贷对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有限，尚不足以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具体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居民的股息与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发挥风险资产的财富效应。稳定资本市场以提升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价值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促进消费升级。
第二，提高保险密度和社会保障水平，降低不确定性因素，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需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的基础设施环境，通过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之间消费信息的传播和学习，促进耐用消费品“示范效应”的发挥，实现消费模式的顺利传递。
第三，加快发展消费信贷市场，完善相关配套法律保障和个人征信系统。不断引入新的消费金融机构，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规模。此外，发展互联网的消费金融产品在小额支付、便捷体验方面的优势，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共享技术更好地管理风险和控制成本，从而与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形成产品、功能上的互补。另外，借鉴美国和日本的个人征信体系，应推动建设民营性质的个人征信体系，从而规范消费者、企业与金融机构在消费信用或金融交易中的责任和权利。
参考文献：
[1]Tufano，P.， Consumer Finance，Economic Literature，2009(1)，227-247.
[2]韩立岩、杜春越：《城镇家庭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3]严先溥：《消费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消费经济》2004年第4期.
[4]田青：《资产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5]王江、廖理、张金宝：《消费金融研究综述》，《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消费意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为探究中小城市居民消费的生态足迹，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运用了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以及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聊城市欠发达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的生物资源消耗生态足迹和能源消耗生态足迹。结果表明：城市居民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存在差异，差异产生的原因有学历的高低，年龄的大小和收入的高低；从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来看，不论是生物资源消耗生态足迹还是能源消耗生态足迹，高收入水平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总要高于低收入水平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生态足迹；欠发达地区；城市居民消费；聊城市
DOI：10.16647/j.cnki.cn15-1369/X.2018.06.111
Key words： Ecological footprint； Underdeveloped area；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Liaocheng City
生態足迹是不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区域空间[4]，也可以看成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消纳由人口所产生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1]。它是测量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程度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应用最广泛的评价方法[2]。早在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n及其学生Wackernagel提出生态足迹时[3]，就指出生态足迹可以定量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状态[5]。生态足迹是以人类消费的资源、能源及其产生废弃物的数量与这些数量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为假设前提[6，7]，通常把生态生产性土地分为化石燃料用地、耕地、草地、林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等六种类型[18]，从而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状况。当前，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现象较普遍，宁波市镇海区1997-2011年人均生态赤字由6.0808 hm2增加到7.7130 hm2[8]；北京市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分别为3.3562ghm2/人和0.07ghm2/人[9]；河南省人均生态足迹高于人均生态承载力的2.7倍之多[10]；在皖江城市带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生态赤字，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承载能力之间存在矛盾[11]等等。这些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能源的需求增大[12]人口规模超出了区域承载力[13]造成的；另外，高收入人群高消费倾向越来越明显[1]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较多的粮食和能源消费[2]也影响城市的生态足迹；加之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13]、耕地供给减少[12]等使人均生态足迹超过了区域的人均生态承载力，最终造成生态资源处于超负荷、非合理利用状态，区域可持续发展压力大[14]。
目前，生态足迹的研究涉及到资源、旅游、土地和国际贸易等，有宏观的全球、国家、地区、城市，也有微观的学校、企业、家庭等[15]。然而，对中小城市的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及消费现状的研究鲜为报道。聊城市位于鲁西平原，经济发展水平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典型欠发达的中小城市。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定量地研究中小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调整聊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方式与结构，树立该地区健康的可持续消费观，对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促进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资料获取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在聊城市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聊城公园、金鼎购物中心、新东方尚街以及大顺发超市等）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了数据汇总。在此次调查中，一共发出150份调查问卷，其中收回143份，在收回的问卷中，有5份没有回答完成，有6份数据明显存在问题，有10份对数据频率描述较模糊，剩余的122份符合本次调查使用数据，从中随机选取了120份进行本次研究分析。
1.2 生态足迹研究方法
根据均衡因子将每种类型的生产潜力按照一定比例转化成具有全球平均生产能力的物理面积，然后相加得到生态足迹。各类土地的生态功能和均衡因子见表1。
生态足迹的计算公式如下[16]：
式中：EF为总生态足迹；N为区域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hm2.cap-1）；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项目；ai为第i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均衡因子；Ai为生产第i类消费项人均占用的实际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hm2.cap-1）；pi为第i类消费项目的全球平均生产力（kg.hm-2）；ci为第i类消费项的人均消费量（kg.hm-2）。
生态足迹理论提出后，较多的是用于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同时也应用于城市生态分析、旅游消费分析、生态资产评估、生活消费生态影响等方面，成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7]。
2 聊城市居民消费基本状况
通过比较分析聊城市居民人均年生态足迹，可以看出聊城市不同消费水平城市居民生态占用程度，本次研究是对生态足迹分两个方面进行核算，即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资源消费。表2、表3、表4汇总了聊城市居民的基本情况。
2.1 居民职业、收入情况
表2中汇总了此次调查的户数，从事的职业，以及平均年龄和收入的差别。即使是同样的职业，随着年龄的不同或者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其年收入也会不同。其中月收入在4500元及以下的人员的平均年龄在44岁，在本次调查的数据中，属于平均年龄最大的一组，年长的人群一般都伴随着退休或者失业，其经济收入比较低，有部分老人是依靠子女來维持生活的。月收入在5000元到6500元的人员平均年龄为35.5岁，这部分人群多是上班族，相对来说，这部分人步入社会稍晚些，工作经验在逐渐丰富中，因此收入处于中游，并不是很高。月收入在6500元到8000元的人员平均年龄为35.7岁，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或者是寻找到了的更适合自己、更有把握的工作，致使其收入相对有所提高。月收入在8500元及以上的人员平均年龄为39.2岁，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讲，经济收入属于不错的。一方面是职业性质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家庭其他成员的工作能力，收入属于相对高的人群。
2.2 居民学历情况
由于本次的数据是在公园、大型商场等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进行的调查，主要讨论的内容是经济差距带来的消耗的差别，故在学历上并没有更多的要求，选择上比较随机。图1汇总了不同收入居民学历的情况，主要是被调查人员的学历，并没有涉及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学历。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各个收入阶段，学历上并没有很明显的区分，但在一定的范围内，学历越高，收入越高，这说明学历高低对于收入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调查中使用的收入数据是相对这个家庭而言的，在实际家庭收入中，除了被调查者的工作能力、年龄、学历外，还有家庭其他成员的组成以及工作情况。
2.3 居民消费情况
表3汇总了不同收入居民平均每人每月的消费状况，从表3可以看出，收入的多少在消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家庭月收入为4500元及以下的人群中，人均月消费377.31元，家庭月收入在5000-6500元的人均月消费为392.61元，家庭月收入在6500-8000元的人均月消费为481.15元，家庭月收入在8500元及以上的人均月消费为466.29元。一方面反映出，收入越高，人均月消费越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家庭成员的组成，从很大方面影响着人均消费，比如老人和幼儿、孩子，在消费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的。单方面比较，尤其是在机动车耗油费上，收入越高，消耗越多，若要实施低碳生活，最主要还是多从高收入人群做好措施。
3 聊城市居民消费的生态足迹
3.1 生物资源消耗生态足迹
生物资源消费主要选取了9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粮食、蔬菜、水果、猪肉、牛羊肉、禽肉、水产、奶制品、鸡蛋，用该地区的人均消费量与生产消费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平均产量相除，即可获得相应的生态足迹。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不同收入水平人均生物资源消费生态足迹情况：家庭月收入水平达到8500元/月以上收入的居民人均年生态足迹为0.3766hm2，是收入水平在4500元/月以下的居民的1.23倍，而家庭月收入在5000--8000元/月的群体人均年生态足迹则存在较少的差距。差距的产生除了学历、年龄的差异外，还有收入的区别。收入较高的群体在生活消费上更注重营养的均衡搭配，而且存在着消费优势；而收入较低的群体在生活消费上比较节俭。中等收入的群体更多的会考虑到家庭成员年龄的不同以及职业的需求对消费会比较在意，也会比低收入家庭在生活消费上要更重视。不同收入家庭的生物资源消耗的生态足迹在某个项目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消费水平的高低和年龄的大小上；消费水平高、年纪较轻的居民着重于蛋类、禽类、肉类和奶制品的消费；而消费水平低、年龄较大的居民着重于粮食、蔬菜的需求。但总体来说，各收入层次的居民在生物资源的消费结构上基本无异。
3.2 能源消耗生态足迹
居民的能源消费，在本文研究中，主要是汽油、电力、天然气，在计算过程中，对能源的具体消耗量换算成统一的能量单位，以具有标准性的单位化石燃料生产的土地面积平均热值，将热能转换成一定的局部能量消耗的化石燃料用地面积。电力作为二次能源，不能直接的算出煤炭消费的生态足迹，需要根据煤炭发电中吸收排放的CO2量来测定。汽油、天然气、电都是按照聊城市物价水平确定。汽油按照5.40元/L，1L相当于0.725kg，换算单位为7.448元/kg，每kg产生热量0.046GJ；天然气按照1.8元/m3，每m3产生的热量按照0.0345GJ计算；电按照0.55元/度，每度电产生的热量按0.0036GJ换算。结果为表5所示。
从表5中可以看出不同收入人均能源消费生态足迹情况：四个不同收入居民生态足迹分别是0.112hm2、0.1358hm2、0.2204hm2、0.2206hm2，四个数值的绝对量差距不大，但还是具有较明显的差距；最高收入群体是最低收入群体的1.97倍，这说明高收入的群体对于能源的消费强度较高；从侧面反映出，低收入者和年长者在对日常能源使用的持续性上要大于高收入者，因此导致两者之间的总量差距减小。这也说明了，随着城市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不管城市居民的收入、学历、年龄存在怎样的差异，城市生活能源的门槛总是在持续提高。但近年来随着高收入人群越来越倾向于高消费，其能源消耗也在剧增，与低收入人群间的差距正在拉大。例如相对高收入（6500元及以上）的人群，由于拥有私家车的人数较多，其人均汽油消耗量就显著高于低收入人群。因此，在未来，对相对高收入的人群应重点关注，以实现对能源的节约利用，为更好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作出贡献。
4 结论
（1）聊城市作为山东省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市，在生物资源消费方面，生活水平高（8500元及以上）的人群人均生态足迹是生活水平低（4500元及以下）的1.23倍；在能源消费生态足迹上，则是1.97倍，且这个差距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也进一步说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小城市高收入群体对生态和资源的消耗比例要远远领先于低收入群体，从而造成居民生态足迹的差距。
（2）要改善聊城市资源消费状况，首先，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依靠地区优势，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以求促进经济发展。其次，要改变居民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减少资源消费，建立节约、集约、高效型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并且要彻底地把“高消费资源、高排放污染、高物质化”的生產方式逐步转变为“低消耗、低排放、非物质化”方式。再者，加快科学技术创新，研发新材料、新能源，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生产力水平和资源利用率，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最后，要提高人们环保意识，加强环境保护宣传，让最广大人们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前提下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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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5-17
作者简介：马荣贞（1995-），男，聊城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消费意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目前正处于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的过渡阶段。现实生活中，消费主义被许多人所接受，将西方国家的消费模式、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享乐主义”列为坚决反对的“四风”之一，足见其风行之盛，危害之大。而身处消费社会的人们已经沉湎于欲望被极大满足的快乐之中，俨然不知，消费文化已经渗入人们的价值观，改变和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一、消费社会中的价值异化
消费社会是20世纪西方社会文化变迁的显性现象。法国学者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对消费和消费社会进行了阐释，消费社会本质上是物质极大丰富与系统化而兴起的一种社会形态。他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彻底异化的社会，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这种不断复制传播的一种无差别的现象使得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消失了界限，社会万象处于目眩神迷的变幻流动之中，哲学话语、社会理论、大众传播理论以及政治理论的边缘正在侵蚀消融，甚至不同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结构都不再壁垒森严。
（一）生活方式的异化。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与之对应。当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时，人们不得不接收某种生活方式，并按该种生活方式的内在规定生活和生存。但是，消费社会的出现使生活方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给定的生活模式。传统的生活方式之处出现了供人们可选择的享乐型生活方式。因为一部分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自由选择了与其经济基础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并随之改变了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二）价值观的异化。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同时，也受传统习惯的强烈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嗜好和追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社会相伴而生的则出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作为表达某种意义或价值的符号系统，附着在商品之外。这个价值符号呈现为它所带来的社会声望、社会地位，并以消费者的时尚、名望、奢华等作为象征社会地位的标识。
（三）精神追求的异化。既然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欲的行为，而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的行为，那么，在消费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富裕的人群更多地把消费过程作为某种意义和信息的符号表达过程。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必需的浪费性、奢华性和铺张性消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更为严重的是，当手中有权的人一量拥有这样的精神追求后开始借权力之便用公款实现这一目标。于是，才出现了各行业层出不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例。
二、享乐主义的来源和困境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的过渡阶段。跨文化交往使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同时也悄然地走进中国。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消费主义被许多人所接受，尤其是受到暴富阶层和一些年轻人的青睐。由资本操纵的商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在客观上将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树立为中国消费者的理想消费模式。
（一）享乐主义的来源。享乐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轻视精神生活，重视物质追求，认为物质生活的富足是人生唯一追求的目的。享乐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现代西方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存在，但它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的生长发育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享乐主义形成的物质基础越来越丰厚。可见，享乐主义的形成是受物质基础、文化基因、心理追求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理论准备更是为享乐主义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享乐主义学说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昔兰尼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他们认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快乐。所以，古希腊、罗马时期，享乐主义曾盛行一时。
（二）享乐主义的困境。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无所谓好与坏，但是享乐主义因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以及纵欲主义而在现实中流行必须会导致重大的危机。
首先，享乐主义人生观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既能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对后代发展构成威胁的发展。而享乐主义恰恰与此相悖，它竭泽而渔，只顾眼前的享受而不顾长远发展的需要。
其次，享乐主义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政治领域中的腐败现象与享乐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享乐主义为腐败行为提供了价值支撑。持有享乐主义价值观的人，会为了享乐的目的，不惜以权力为手段换取物质生活的丰裕与奢华，助长了领导干部腐化的气焰。
第三，享乐主义加大了社会矛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就是，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人过着享乐主义的生活，一部分相对或绝对贫困的人依然过着寒酸的生活。但是，现实中往往会把这种差距放大，形成了一部分人的享乐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的相对或绝对的贫困的因果关系。这种差距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可能使群众中产生不满情绪和仇富心理。
第四，享乐主义使共产党员信仰迷失。因为享乐主义的蔓延和发展，使一些领导干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忘记了党性原则和信仰，丢弃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迷失了自己应坚守的精神家园而或感到精神迷惘，或随波逐流。
三、消费社会中如何走出享乐主义的困境
综上，消费社会和享乐主义的邂逅促成了人们追求物质享乐的最大化。丹尼尔·贝尔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各种文明的兴衰史上都出现过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崩溃之前，社会总要经历一个个标志着衰落的特定阶段……，这些递变的顺序是从朴素到奢侈，从禁欲到享乐……享乐主义的生活缺乏意志和刚毅精神。更重要的是，大家争相奢侈，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新形势下要转变生活方式，破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唯有从转变价值观入手，才能找到最理想的解决之策。
首先，反对享乐主义，重构价值观。导致享乐主义的根源是价值观念的失误，仅当人类对价值观、人生观进行深刻思考时，人类才有可能超越享乐主义。选择科学、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对现行的生活方式进行一次反省和批判，重构新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其次，反对浪费，倡导节约。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朴素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节俭是一种美德，它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勤俭创业、安身立命的道德戒律，而且也是增加社会财富、减少消耗、促进生产的经济信条。而“节俭的悖论”（1）错误地引导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现在，当人类发展面临诸多环境困境和危机面前，这个逻辑上的合成谬论“节俭的悖论”不攻自破。所以，倡导节约，反对浪费依然是谋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和共存，寻求精神与物质的共同发展的永恒主题。
第三，反对奢华，适度消费。现实生活中，落后、愚昧、无知、不文明、不卫生的消费习惯仍大量存在，诸如吸烟、酗酒、赌博、吸毒，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修陵墓、造庙宇、看风水、算命占卦、大吃大喝等，既有害于身体健康，又浪费钱财，还破坏社会风气，有损人的道德修养。反对奢华，就是要不搞高消费和超前消费、野蛮消费。提倡适度消费，就要做到“以勤养志、以俭养德”，杜绝铺张浪费，身体力行，营造人人把节约当成追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第四，反对低俗消费，宣扬传统文化。消费社会中，消费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大众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广告和媒体的持续鼓吹刺激了人的消费欲望，使消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象征着人们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更为严重的是，无孔不入的媒体广告已经将享乐、炫耀、奢靡之风带到了广大农村。所以，反对享乐主义，大众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做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健康的价值观，正确的消费观，坚守和中国传统文化和我党的优良传统。还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而不是被西方享乐主义消费观牵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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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节俭的悖论”最初来源于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揭示了个人节俭的美德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疲软的社会罪恶这样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在由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后，个人奉行的节俭美德与刺激需求、发展经济的社会效应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
作者简介：代洪宝，男，汉族，哲学硕士，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社科部讲师。吕志敏，女，汉族，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