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与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舆论引导方式已不适应现代传播语境。从公共空间角度研究可以发现，谋求共识应成为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支点。鉴于谋求共识是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的需要，是对以社会生活成员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主体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张扬，也是尊重公众意愿、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因而新时期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一种明智选择。
关键词：舆论引导；共识；双向对称传播；“主体间”思维方式
收稿日期：2008-04-2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研究”(2006BXW002)
作者简介：张福平(1967～)，女，河南商丘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
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以及手机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当今世界所呈现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媒体的生产、发展空间与过去大不相同，政治化的传播状态已经逝去，通过舆论引导使社会思想一体化已不适宜。舆论引导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是我国思想宣传战线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研究”被列入2006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招标项目。从常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的成果已有不少见诸报刊，但从公共空间角度切入以寻求舆论引导有效途径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笔者从2002年开始进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在陆续发表的系列研究成果中讨论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品格与价值核心，并从政治发展、大众需求、文化建设等角度对开放条件下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论述，指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其本质是以对话、互动、服务于公众的方式涉入公众的普通生活，以改善公众与媒体的关系，提高媒体对社会的动员能力，从而实现其引导舆论间接维护政治统治的目的。从与官民关系看，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其公共精神表现为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同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社会公正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从传播模式来考察，“双向对称传播”是公共空间视域中大众传播的精髓和本质体现，实现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组织与公众的“双赢”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所追求的目标。从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考察，大众传媒既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又是活跃公共空间的主要手段，它既影响公共空间的结构，又统领整个公共空间。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具有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和参政能力，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公民政治文化的功能，此外，它还是人们交流思想、观念、意识的重要场所。这一交流场所的优势在于：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鉴于其是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鉴于其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增强社会联系，缓释精神压力。长期以来，我们在舆论引导工作中只是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作用，而忽视、甚至看不到它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公共空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革命党”思维模式依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随着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众传媒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将更加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力量。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有利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本文立足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的思想，反思传统舆论引导方法，提出将谋求共识作为当前舆论引导的支点，以期为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现实问题提供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案。
一、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的需要
“双向对称传播”是公共空间视域中大众传播的精髓和本质体现，实现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组织与公众的“双赢”是大众传媒所追求的目标：所谓“双向对称传播”，是指作为对称的双方，组织与公众互为传播的主体与客体，因而作为传播一方的公众的参与不可或缺；进而要实现组织与公众的“双赢”，谋求共识就成为必需。所以，公众参与、谋求共识是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公众参与是方式和手段，谋求共识则是着力点和归宿。
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就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消费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进一步开放意见市场，利用媒体营造公共领域，变“训导灌输式”舆论引导为“交流沟通式”舆论引导，沟通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找到上层意志与公众利益的交汇点，实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两股舆论的合流，在充分尊重人们言论自由、允许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发表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引导，培养会思考、有理性的公众，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素质。
所谓共识，其实质是一种民主的、理性的、合法的、合作的、共享的文化。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不可能是完全同质的社会，必定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群体或阶层。他们如果愿意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就必须合作地生活，对于不同意见，不是回避，而是在某种融通妥协的基础上寻找相对一致的意见，即“求同存异”。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收入分配政策及方式的调整，以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各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等，他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会不同；不同利益主体围绕公共资源竞争而展开博弈所造成的社会分歧日益增多。在新时期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下，面对多样化的生存格局、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多样化的利益群体，要想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就要谋求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利益，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与协商，而不是对峙与纷争。也就是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要达到“和”的目标，就必须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复杂矛盾。而这些都必须以尊重各种利益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以求各层面都有利益表达的机会，在多变互动和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形成利益共同体，由此才能形成社会多元条件下的和谐共处。谋求共识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地区、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关切，从而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汲取各方智慧的某种一致，它多是通过平等的对话、理智的讨论，最终达到消除争议、协调行动之目的。
在多数情况下，达成共识并不是达成意见的绝对一致，而是以民主、和睦、协作、共赢为宗旨，通过平等友好坦诚的对话、交流与协商，增加相互理解、信任与尊重，以便最大程度地达成一致；对不同的意见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谋求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力求减少各方的分歧和不同，消除误解与成见，化解对立情绪，对双方暂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则采取搁置争议、着眼未来的方针。
谋求共识可实现从单向度向交互性、非中心化转变，促成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依赖共生关系。互惠与信任是谋求共识的核心追求。作为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本，互惠与信任是管理功能正常发挥以及整个社会良性运行不可缺少的润滑剂：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联盟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使组织间的谈判顺利进行；组织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系统间的沟通交流。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是自由的、开放的和交互的，是多元的、宽容的，能够容纳异质性的行为和观念，有利于形成开放的精神气质、多元化的思想和民主的氛围，有利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价值公平。在谋求共识的过程中，个人精神和个人理性得以彰显，在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与互动中能激发彼此思想的火花，获得心灵的共鸣；可以使人们更方便地了解社会现实与社会热点，激起人们参与社会事件、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从而使一种公共精神自然生成。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其寓意一是要畅通舆论表达渠道，二是要促进各方积极对话，三是培育共识，即通过为意见千差万别甚至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发言的空间，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为其搭建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平台，促进有序竞争、有序参与，在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统筹兼顾各方关切中促进公平正义，从而弥补政府所建立的正式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不足，这显然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谋求共识的过程也是人们学习和体验民主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个体特征业已受到重视，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有效地引导公众学会独立自主地思考、诚实自信地表达，学会尊重其他社会成员、倾听不同的声音，是当今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传统上看，中国古代专制的政治文化统治与传播两千多年，使得民众养成了顺从与臣服的心态，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人们确实被教化了，由此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自治能力、反思能力亦逐渐弱化。这种传统社会固有的文化惯性至今仍有遗存。我们的民众曾经习惯于埋藏自己的真实诉求而按照某种“需要”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习惯于为了某种“需要”而对别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甚至肆意抹杀，这些都不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推崇的。中国公民应当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下者、臣民或服从者的身份认同向平等个体、公民或主人公角色转变，从传统上对管理(决策)者的依赖、对公共生活的冷漠，转向公民自主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种转变，有待于社会中每个成员公民意识的觉醒，有待于公民的自主精神、法制观念、参与意识的萌发，有待于管理理念的革新与相关部门角色的重新定位。而在谋求共识的过程中，大家通过平等交流，会感悟到国家法律的尊严、建设的艰辛、管理的繁杂和社会的多样，进而学会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各种存在的合理性，学会运用多元价值判断来看待事物，甚至学会从对立面分析问题，这就会很自然地增进对政府和有关方面的理解与配合；在交流激辩中会促进学习、提高素质——由于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反对强制性单向灌输，允许和鼓励公众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公共问题提出批评与合理性建议，进而在对自己的观点给予充足的论证并赢得人们广泛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政策，因而，在这一对不同观点的质询、批评、辩驳与论证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可以学习很多相关知识，而且也需要了解、学习和思考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群体、平等公正与互利合作等有关原则，这必然会丰富公众的知识素养，增强公众通过对话、沟通了解他人立场和影响他人观点的能力以及民主参与能力等整体素质，这无疑是一个促进人的发展的过程。
此外，民主意味着公共决策最终取决于多数意见。众所周知，民主的经典定义和本质特征是，公众广泛参与并由多数人决定问题。因此，在决策前就应当扩大公众参与，通过公共讨论，平衡有关各方，谋求社会共识，以取得最佳方案。多数意见之形成不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应当发生在公共讨论的空间中，公众要在谋求公共问题的解决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共识不是强加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而是通过讨论交流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公民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对于公共问题之意见的讨论交流，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否则共识便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基于强力的而不是基于自愿的。民主政治应当而且必须建立在自愿达成的真实共识的基础之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舆论的实质乃是“公意”，其诉求方向具有最大的公正性和正义性。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争论和磋商。民主的精神需要培育，民主的素质需要锻炼，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是在谋求“公共的善”——使媒体成为一种催促发动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生存空问的平台：为人们提供表达对抗性和忠诚性的机会；成为操练民主的舞台，促使民主成为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体现于良性互动的社会交往与生活设计之中。
二、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对“主体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张扬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方兴未艾，它在带来文化开放、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生活面临诸多新的困境。面对当前多元的文化样式、多极的政治主张和多样的价值观共存的事实，人类在价值观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倾向，其最大危险就在于否定普遍的正义法则和普遍的道德原则。这种状况使得舆论引导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是建立在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主体性”思维方式之上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导下，社会生活的普遍性规范基础是由某些特殊的“主体”决定的。这种“主体”是社会公共生活的普遍性规范的“立法者”和“奠基者”，它有权“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做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由此出发，它进而对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和终极目的作出规定。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分化性”和“非同质性”，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呈现出相对独立性并追求其各自相对自主的规范。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理性的分化”，理性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其原初的统一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
自主、多元的自我意识，因此现代社会已不存在统御一切的“统一”和“忠诚”，它已被分化为“多个参照系统”，而每一个参照系统都有它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理性标准。在此情形下，任何试图从“单个主体”出发去谋求无条件的、绝对同一的普遍价值规范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主体性”不仅无法真正整合社会生活，成为其规范性标准的源泉，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使社会生活系统陷于更加严重的冲突状态。这种冲突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不可能以一种真正平等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而只能把他人“客体化”与“对象化”，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剥夺。在“主体性”哲学思维方式主导下的传统伦理学的普遍主义诉求，已经无法担当多元化时代人类生活的规范原则之重任，一种新的伦理学和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主体间”思维方式应运而生。
“主体问”思维方式以社会生活成员的“相互承认”为前提，它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单纯的“一”，而是“多”中之“一”，是认同矛盾性和差异性基础之上的“和而不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L的，是通过自由对话、相互沟通来深化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从而使人们对异于自身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有更多宽容而达成的，并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联合”，从而创造一种愿意对话和倾听、相互辩论和理性说服的共同生活形式。在“共识”形成过程中，每一个人的视角、观点和利益都将得到平等的承认和尊重，同时，每一个参与者又能超越种族、阶级、阶层、职业、性别等中心主义的“自我”，实现“去中心化”，时刻向他人的观点保持开放，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人的立场和观点，以一种宽容的气度，“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相互尊重”，在其中只有“潜在的参与者”，没有“绝对的陌生人”。任何人，不论他的出身、地位如何，都可以发表言论，没有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人为地制造界限。言说者用话语的正义性和多元性制止极权的非正义性和强制性，并且自愿地承担与他者一起寻求真理的义务。与思维方式的转向相对应，如今的舆论引导再也不可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立法者”，为所有人的生活和所有文化规定统一的样式，而只能以一种平等、开放、宽容的文化精神，在各文化主体(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和区域共同体)保持其基本文化立场的前提下，通过理性的商谈，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在这种每个成员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与他人的开放性相融合的关系中，形成合理的舆论方向，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陈旧的制度与文化系统规定，在主客二分的架构中，主体永远是主动者，客体永远是被动者；主体永远是传播者，客体永远是接受者。二者的不平等与不对话，是先验地被确定好了的。“主体问”思维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那种因上下、长幼、贫富、尊卑之别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而正是这种不平等关系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单向传播和指令性的舆论引导失去其存在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主体间”思维与共识性引导是互为表里、合二为一的：“主体间”思维是“里”、是“因”，共识性引导是“表”、是“果”；理解“主体问”思维并把握其真谛，才能真正坚持以谋求共识为支点的开放条件下的舆论引导。人们熟知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中，个性是共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性就不会有所谓的共性；共性是对个性的概括和抽象，是个性中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主体间”思维是诸多个体各自作为主体的思维，是原生的、独立的、生动的、内容极其丰富的个性思维，其中蕴涵着宝贵的创造性。显然，建立在“主体问”思维基础上的共识，是人们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极易为广大公众所接受。
三、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尊重公众意愿、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
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还是立足于服从指令，是一个是否顺应“要求承认与尊重、呼唤公平正义”的世界潮流的大问题，谋求共识顺应了这一潮流。
首先，共识基于个体内心意愿表达，易于得到认同，产生自律，因而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更为有效。真正有效的舆论引导不是外在灌输的结果，而是人们源自内心认同而产生的自律，它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引导的自觉认同。得到人们认同的，必然是经过人们独立思考之后认为是合理的。因此，媒体若想使公众发自内心地、而不是被迫地接受舆论引导，就需要使其合理性得到理解和接受，进而内化为公众意志。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忽视了公众的能动性，没有认识到未经个体理解和认同的所谓舆论引导不可能奏效，因而使舆论引导变成了一个无视公众意愿与要求的单向灌输过程。事实上，只有当人们发现舆论引导中包含有保障、维护和促进自身发展要求的内涵时，才会更积极主动地支持和自觉自愿地接受舆论引导。通过平等对话而达成共识的舆论引导，正是反映和包含了群体中个体成员的愿望和要求，是个体成员实现自己合理意愿的保障，也就是在为实现个体成员的发展目标创造条件。这就使得舆论引导的方向与公众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所以它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灌输过程，而是一个公众在对话与实践中不断交流与沟通，逐步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过程。与传统的舆论引导不同的是，它并不强迫公众接受某种既有观点，而是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思考提出看法和意见，进而通过对话、讨论、质询、相互辩驳等方式来谋求达成对最具合理性的思想的认同与共识。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与传统舆论引导的另一点区别在于，这种通过对话所获得的共识并不被看作是一个最终的结论，而被看作是开放性的、可以修正的。随着人们实践经验的增长、认识水平的提高、利益要求的变化，可以对在原有认识基础上达成认同、但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某些认识提出新的质疑，进而通过与相关各方的对话和讨论谋求修改与完善。
其次，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灌输式舆论引导，多是在人们不理解、未认同的情况下强制人们接受某种信条。因忽视人的主体性，把公众看作被强制灌输和塑造的对象，不能公平地对待来自各方的诉求，不能把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原则贯彻其中，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缺乏文化上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因而难以取得好的效果。而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则通过平等对话、共同探讨达成共识，体现了作为公共空间重要部分与手段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社会公正。
公平正义已成为近代以来人类的基本信仰。它意味着人们有权公平地分享权利，而不是只有个别人握有颁布行为准则的特权，其他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按照公平正义原则，人们有权参与制定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准则，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他人的要求。由此可见，公平正义原则较好地体现了客观要求与主观愿望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理想。据此，人们在制定行为准则的过程中，来自他人与群体的要求与来自个体内心的意愿都应得到充分的表达，从而使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能够全面反映群体成员的利益要求，并成为实现这些利益要求的保障。为此必须在经常性的自由讨论中不断检查和发展对基本需要的共同认识，以公正地对待所有人的需要，而运用大众传媒这一公共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与协商，进而形成共识，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条重要途径。
总之，舆论引导的关键在于促进和鼓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就必须反映个体成员公平合理的利益要求，并保障其实现，从而使人们积极支持、自觉接受。显然，与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相比，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可取得好的引导效果，是现代社会应有的舆论引导方式。
[责任编辑 姬建敏]
经济改革与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基于范式的视角，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出发，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确立的理论命题，进而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证了新型工业化范式确立的内在依据，并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新范式不同于旧范式的“突变”特征。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范式；技术经济范式
Study on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LIU Chang-nian, MEI Qi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Key words: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paradigms;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1 引言
新型工业化是基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深刻揭示和准确定位，其内涵十分丰富。本文认为，新型工业化是一种新的经济技术范式的确立，是发展观的科学演进。与传统的工业化范式相比较，不难发现，新旧范式之间存在某种承接和递进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新范式所具有的“突变性”和与旧范式的内在“冲突性”，使新范式具有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的显著特征，范式转换意味着技术轨道、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和发展理念的整体性转换。因此，从范式的视角研究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对于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意义。
2 范式概念的提出及发展演进
2.1 范式概念的提出
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在理论上的最早提出，应追溯到美国著名的科学学家Kuhn在其 1962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此书中，Kuhn［1］创造性地引入“范式”这一概念，并将之视为开展科学研究活动的基础，以及科学研究的思想工具和实用工具，进而描绘出基于范式及其变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图景，库恩关于范式概念的含义极其广泛。哲学家Lakatos［2］认为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并将范式大致分为元范式（meta-paradigm）、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和构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三个层次，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个部分。总体来讲，范式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郑雨、沈春林［3］研究认为：广义地说，可以把范式看作是某个时代人们对事物的共有的见解、思考方法及思维框架的总称；狭义的范式则可以只针对某一具体的学科领域。本文认为，范式就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根据科学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和心理特征所制订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定律、准则、假说、方法等的总和。
2.2 技术范式
继Kuhn之后，创新经济学家Dosi将范式概念引入技术创新研究中，他借助库恩科学发展范式来考察技术演化特点时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并将其描述为基于自然科学的高度选择性原理的、解决特定技术经济问题途径的“图景”（或模式），以及那些以获取新的知识为目标、并尽可能地防止这些新知识过快地扩散到竞争者的特定规则［4］。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技术范式并非某种具体的技术，而是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由各种具体技术组成的一个技术体系。基于此，Sahal［5］把技术范式看成是技术路标（Technological Guideposts），即技术发展通过范式的形式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选择发展方向；同时范式又是已有知识的“蓄水池”，使得技术知识能够不断地得到积累并使企业通过汲取技术知识“存量”或“蓄水池”来产生创新的机会。在这里，技术范式显然是已有知识的积累，具有Rosenberg意义上的“聚焦器”［6］特征。
2.3 技术经济范式
1986年，Freeman和Perez在继承Dosi“技术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从而将技术范式和经济增长直接联系了起来。Freeman和Perez［7］把一定类型的技术进步定义为“技术经济”模式的进步，并把影响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分为增量创新、基本创新、新技术体系的变革和技术经济模式的变革四种类型。
增量创新是指这一类创新并非经常性深思熟虑研发的结果，而是工程师和其他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人员的发明和提出的改进意见的结果，或者在“干中学”、“用中学”时连续发生的结果，它有助于改进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且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
基本创新产生于深思熟虑的研发，常常包括一种联合的产品、工艺和组织的创新，它在时间上是非连续的，其分布也是不均匀的。
新技术体系的变革指若干对经济领域产生影响，同时导致全新部门出现的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它是增量创新和基本创新的一种组合，往往伴随着机构创新和管理创新。
“技术经济模式”的变革指技术体系的某些变革，由于它们的效果如此之大，进而它们对整个经济行为都有重要影响。一种这样的变革含有多组基本创新和增量创新，而且最终可能包含若干新技术体系。
在Freeman和Perez的眼里，“技术经济”模式变革与前三种模式相比，无疑是一场技术革命。这种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即它不仅导致产品、服务、系统和产业依据自己的权力产生新的范围；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几乎每个其他领域”。它导致“相互关联的产品和工艺、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结合，包括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潜在生产率的熟练跃迁和创造非同寻常程度的投资和盈利机会”［7］。显然， Freeman和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突破了Dosi的技术范式所着眼的技术变革的轨迹，比创新“群”或技术系统的概念更为宽泛。
技术经济范式中的核心概念是“关键生产要素”，Freeman和Perez认为，“关键生产要素”是技术经济范式中的“一个特定投人或一组投入”，它可能表现为某种重要的资源或工业制成品，它决定着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并成为划分不同类型的技术经济范式的依据。依据Freeman和Perez的解释，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需满足三个条件［7］：（1）使生产成本具有明显下降的能力；（2）在很长时期无限供应能力；（3）广泛被应用和易于扩散的能力。
一般来说，“关键生产要素”并不表现为孤立的投入，而是处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迅速增长体系的核心，其中某些创新与关键生产要素自身的生产有关，其他则与 “关键生产要素”的利用有关。关键生产要素既是所在技术经济范式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又决定着技术经济范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因而在各种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中居于核心地位。如以棉花、煤炭和蒸汽动力为表现形式的“关键生产要素”映射出的必然是现代纺织业技术经济范式。
2.4 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形式
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方式分为两类：一是范式进步，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一种常态。一种技术经济范式一旦形成，它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影响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结构和运行，随着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既有范式内核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对保护带的调整来增强范式的适应性。二是范式转换，它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即抛弃既有的范式的内核，用一种新的内核取代原有的内核，由此形成一个新范式。范式演进的现实形态是范式进步→范式转换→新范式的形成的动态演进，是渐变与突变相统一的过程，如Dosi所言：“科技进步通常是新范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随着旧技术范式成本和改进的困难，新范式将变得富有吸引力”［8］。
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特定的经济、技术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有迹可寻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确立的前提是：“只有当上一个周期的关键生产要素及其相关技术群，给出了收益递减或者对于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或对于新的盈利性投资的潜力已接近极限的强烈信号时”［7］。Freeman和Perez认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包括9种特征［7］，其中核心是“关键生产要素”、主导技术群和适宜的组织形式等。
3 范式视角下新型工业化的本质与特征
3.1 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追求现代化的征程都是从工业化起步的，工业化事实上已构成各国经济增长的主体。传统工业化范式诞生于以蒸汽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它克服了既有农业技术经济范式在空间上的障碍，突破了手工生产的局限，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人类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然而传统工业化范式是以生产要素的持续高投入、环境退化和经济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的，在实施工业化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严重的资源瓶颈、技术瓶颈和环保生态瓶颈等，难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发展演进已到尽头，破解技术经济发展难题需要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
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这不仅是中国工业化路径的转型，更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是我国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多峰逼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观的创新性突破。它要求我们在加快完成工业化目标的同时叠加完成信息化时代的任务，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创新型国家。
3.2 新型工业化范式确立的内在依据
不言而喻，经济增长方式的每一次转变都是由内在的技术范式演进推动的，“技术进步是形成经济格局转换的基本动力”［9］。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新型工业化范式的确立有其内在的规定性，是范式演变的必然结果。如舒马赫所言［10］，“现代工业体系尽管拥有它全部体现高度智力的先进技术，但却在摧毁自己赖以建立的基础。 而在旧技术范式中，靠新技术来解决旧问题是行不通的”。
新型工业化范式具有范式的一般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1）科学性。范式是现实世界一定程度的客观映像，新型工业化范式是经济发展、科技水平、资源和环境的现实要求。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一些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与之相比，我国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工业化则是“迟到的工业化”，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科技水平低、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污染加剧、就业压力大，所以，我国的工业化具有两大战略任务：一方面要充分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重大历史机遇，发挥后发优势，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深化工业化进程，提高经济发展的专业化水平和现代化质量，为加快信息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需求源泉。可见，新型工业化范式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客观发展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2）阶段性。范式的演变是随着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新型工业化范式既是传统工业化范式延伸和合理成分的传承，又是对旧范式的扬弃和超越，是特定历史阶段科技经济发展的结晶，是工业技术范式向信息技术范式转换的过渡阶段。目前，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经济发展早已越过工业化的顶峰状态，而进入“信息技术范式”。信息技术革命是以互联网的诞生为标志，它使人类拥有了迄今最强大的信息整合平台，进而促成了传统的、物资能量型技术经济范式的质变。我国随着新型工业化目标的完成，技术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全面迈入信息技术范式。
（3）地域性。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们观察问题的方式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新型工业化范式的核心内核具有普遍意义，是当今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成功实践，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源禀赋、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的差异巨大，因而，各个国家或区域其新型工业化实践和实现路径必然不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是范式进步的具体写照。
深入一步探求表明，新型工业化范式具有技术经济范式的特殊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1）关键生产要素。Freeman和Perez［7］认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是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桥梁和纽带。新型工业化范式的“关键生产要素”是知识、计算机芯片和互联网等，不同于以钢铁、乙烯和矿产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表现形式的传统工业化范式。
（2）主导技术群落。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方式、途径和规模是由一个或几个主导技术群所决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导技术群也会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也会因之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环保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群落已经形成，其产业化进程在深刻地改变着各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些新型的工业化国家抓住了这一主导技术群发展的时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传统技术经济增长范式的更迭。
（3）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工业化范式下，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资本、原材料和能源是主要的战略资源，经济增长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资本、设备等有形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来实现的，是一种粗放式的甚至是资源掠夺式的经济增长范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生态代价，如巴里•康芒纳［11］所言：“美国战后技术变迁产生的,不仅是宣布了具有很多预示意义的国民生产总值上的126%的增长，而且有一个在比率上高于国民生产总值10倍的环境污染水平的上升”。新型工业化范式下，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智力和信息是主要的战略资源，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知识、智力等无形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的，是一种集约式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4）适宜的组织形式。传统工业化范式下，股份制公司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经营模式，企业的生产经营日趋规模化、标准化和国际化，企业的组织形式日趋复杂化，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新型工业化范式下，企业中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价值将被高度重视和合理估价，企业的组织结构日趋扁平化、网络化和虚拟化，知识创造活动即知识创新成为组织最重要的活动，信息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中所发挥的效能日渐增大，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大量涌现，并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信息产业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但会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新型产业的蓬勃兴起，将极大地放大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
3.3 新型工业化范式的主要特征
新型工业化范式是传统工业化范式的“突变”，这种突变特征主要表现在：
（1）新型工业化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传统工业化范式其内在逻辑上具有逆生态性或与环境、自然的不和谐性。传统发展模式是以“资源→产品→废弃物→污染排放”为基本特征的开放的、线性发展逻辑，它的开放性是指为追求经济发展，甚至可以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两高一低”，即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会造成资源的过度开采、大量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越大，最终将会丧失发展的后劲，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科学地利用、开发和保护资源，坚持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相衔接,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技术体系。经济发展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通过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来达到缓解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目的。其表现为“两高两低”，即高利用率、高循环率、低消耗和低污染，实现了物质、能量梯度和闭路循环使用，最终实现了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2）新型工业化是一种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模式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长河中不同的子阶段，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虽然总体上是依次递进的，但各个阶段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和严格依次单列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若干阶段是并列存在的，呈错落交织状态。工业化孕育了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载体，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就没有信息化兴起；信息化是工业化的延伸和发展，是工业化的提升动力和推动“引擎”，信息化能够助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缩短工业的进程和时间。为完成工业化进程，英国花费了200年，美国、日本花费了100年，而新型工业化国家之一的韩国只花费了30多年。因此，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对经济社会具有“重塑”功能。
（3）新型工业化是将知识视为最关键生产要素的发展新模式
由于知识资源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等显著特性，从而使资本——这一传统的最稀缺的生产要素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知识成为生产要素中最具创造力和价值的核心资源。在新型工业化范式下，依赖稀缺物质资源的生产逐渐转变为依赖技术与知识的生产，社会生产围绕知识生产←→知识扩散←→知识应用的过程展开，产业之间以知识传导和价值实现为链条形成动态的经济结构体系（如图1所示），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群的快速成长和发展。
与此同时，又以知识共享效应和收益递增效益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不断高级化，从而最终使整个社会经济得以长期持续增长和发展。因此，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价值，知识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根本。
（4）新型工业化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新模式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置于经济和社会的核心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化“见物不见人”，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做法。
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学家Schultz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并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就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12］。1983年经济学家Romer［13］在其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知识（即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要素。可见，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是科学之源，知识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知识与人始终是形影不离的，人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知识创新的主体，知识资源的源泉是人力资源，良好的人力资源将为组织提供无穷的发展动力。因此，可以说组织通过知识积累获取核心竞争能力的过程，必然是组织获取人力资源优势的过程。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我国的国情“特质”是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然而Romer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体能、技能、智能三者存在两组简单的等比级数规则，即对于体能、技能与智能的获得，社会需要支付的成本分别为1∶3∶9，而人的体能、技能与智能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则分别为1∶10∶100［14］。为此，一方面，引导、激励和强化个体和组织的学习能力，鼓励个体在团队中分享知识，加强知识的扩散和转化，不断提高组织的知识创新能力，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专业化素质，增加劳动者身上知识存量，特别是隐性知识的存量，加快普通劳动力向人才资源的转化进程。另一方面，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要千方百计地拓宽就业渠道，有效地解决好就业压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4 结束语
本文认为新型工业化的实质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产物。21世纪人类必将全面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基础，以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范式，必将成为后发国家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实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富民强国的现实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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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1-13
经济改革与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文章对我国地方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以有限政府理论为指导，提出地方政府管理高等教育职能发展的方向，如政府管理理念的创新、管理组织形式的创新等。
［关键词］地方政府 高等教育管理 职能转变
［作者简介］闫函（1981- ），男，山东济宁人，山东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山东泰安271000）
［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现已形成了以地方办学为主体、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基本格局。探讨地方政府如何在新形势下转变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职能，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应赋予地方政府进行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没有到位。根据目前所形成的以地方高校为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教育格局，地方政府应具有一定的地方分级管理的权限。但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权限不是以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为前提，而是以中央政府逐步简政放权为依据。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取决于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这就构成了中央政府“放权”与地方政府“拥权”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严格科学的论证和界定基础上的，而是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从科学管理的角度讲，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是本应具有的，而非中央政府放与不放的问题。由于缺乏严格科学的论证和界定，出现了地方政府应具有的某些管理高等教育的权限没有到位的问题。在高等教育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组织力量制定法律法规、政策、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以及筹措教育经费等宏观层面的大事；而像诸如管理统一印制、发放毕业文凭、统一组织全国考试和招生、统一制定专业目录和审批专业、统一规定教学计划中必须开设的课程等事务的权限，应当属于地方政府和高校的自主权范畴。由于中央政府一直严格控制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致使地方政府在管理高等教育事务上，时常遇到有职无权、有职弱权、想有所为却不能为的尴尬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管理高等教育职能的发挥，制约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2.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内容和手段有待创新和加强。确定适当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制定多种适应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确保高等教育发展的教育投入等，既是中央政府也是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内容。地方政府尽管在制定规划、增加投入、结构布局调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很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但离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地方政府将来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从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手段来分析，还有不少问题比如拨款还停留于“基数＋发展”的模式上，缺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机制是在激励高等教育的外延发展，而不是激励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并且由于目前拨款（财政厅）与主管（教育厅）相分离、相脱节的运作方式，使拨款这一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形同虚设。“入世”以后，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对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制度提出了挑战。国内的各种市场(包括教育市场)将对外开放，境外教育机构也将纷纷进入我国的教育市场投资办学。因此，我国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修改现行的教育法规，研究和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例如，在高校进行的各种办学水平的评估，基本上是一种封闭（教育系统内部）的“过关”评估。由于这种评估的结果与招生、拨款没有产生一种联动效应，缺乏激励和制约机制。最近几年地方新办了一大批二级民办学院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需要对民办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估，对它们的教学质量和水平的管理有待加强。
3.地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职能有待转变。尽管《高等教育法》赋予了高校一系列自主办学权，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高校的这种自主权是很有限的。高校不能自主灵活设置专业。我国高校本科专业是按照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木利专业设置规定”进行设置的，此“规定”对“依照专业目录设置专业”“控制设置专业”“专业数的限制”作了具体的限制，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没有多少空间和自主权。招生考试也一样。虽对考试科目、入学条件作了些改革，但从根本上讲，政府组织考试、录取学生的状况没有改变。高校只能在政府统一划定的入学条件、录取分数、批次、比例等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无单独组织考试、自主挑选录取优质生源的权力。另外，还有各种形式的评比、检查、会议等，使高校应接不暇。以上这些情况，有的属于中央政府的管理权限，有的属于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即便是中央政府的管理权限，地方政府也有不少“补充”和“新规定”。地方政府管理颁布的各种“规定”名目繁多，规范有余，服务不足。可见，高校有没有办学自主权，地方政府的职能是否进行了转变也是关键。
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管理职能的转变要以有限政府理论为指导
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尤其是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权力结构是与过去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发展状况相适应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下，这种权力运行模式显然过时了。当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无力再对高等教育包揽一切、控制一切。因此，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必须对自身的管理职权和职能进行重新界定，将一些本不属于自己也管理不好的事务下放，将一些长期以来被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事务承担起来。简政放权只是一个方面，要使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管理发生根本变化，关键是对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权力进行必要的约束，以确保地方政府与高等学校的管理权力合理配置，促进地方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所谓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管理权力进行必要约束，就是要确定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权限，其理论基础在于有限政府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只有边界清晰、约束力度适当的有限政府才是较好的政府。有限政府的管理是以自由发展为取向，其暗含的逻辑在于政府只是公共服务者和协调者，它无法为人们设计人生和社会生活，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政府的任务在于保证社会公正。因此，这一理论主张分权、制衡与协调。有限政府的基本主张有：（1）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先于政府，有限政府重视市场的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不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不直接控制市场活动。（2）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有限政府只是管理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政府只是为人们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政府的权力组成方式上，其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3）有限政府的权力是受法律限制的，政府的行为要受到社会公共监督机制的监督。在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格局中，政府权力渗透于公民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政府与社会高度重合，通过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将经济和社会的所有资源进行全面垄断，政府权力空前扩张，社会权力萎缩。教育是原有体制的最后也是最顽固的一块阵地，政府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中既是办学者，又是直接管理者。为改革高等教育体系，地方政府应当迅速转变角色，将教育主管部门的角色由教育提供者转换为教育质量保证者，确定自己的权限范围，给高等教育机构以更大的自主权。
三、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管理职能转变的方向
1.政府管理理念的创新。地方政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重塑管理高等教育的角色。1994年世界银行在《高等教育：经验与教训》一书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曾提出过重政府角色的基本原则，即由实行直接控管转变为提供“使能”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获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不能认为仅仅是把高校的“婆婆”由中央变成了地方，而是地方政府必须从过去的“执行”角色转换到承担“统筹管理”重任角色，从过去习惯的行政管理观念转变为现代治理理念。现代治理理念要求形成治理主体和权力运行的多元化，强调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的平等协作、上下互动。高等教育的地方统筹必须淡化政府与高校的隶属关系，从直接管理转为宏观管理，从过程管理转为目标管理，重心要转移到规划指导、宏观调控、制定游戏规则和维护高等教育市场秩序等方面来，将办学自主权切实下放给高校，使高校作为法人实体面向市场承担起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2.管理组织形式的创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是间接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主要依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来执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是直接的。政府要有效地进行间接的宏观管理，就应通过中介组织机构来实现。根据国外的有益经验，中介组织机构的参与协调、管理，不仅可以缓和政府与高等学校的矛盾，而且有益于高等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些中介机构，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代言人，可以帮助高校向政府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的助手，可以帮助政府对高校施加一定的影响。大力培植区域性的质量评估、信息服务、决策咨询等中介组织机构，使一些由政府部门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让位于中介组织机构，既有利于保证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又能确保政府有效地管理高等学校。
3.地方政府调控手段的创新。在治理理论的理念下，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调控要从过去的单纯依靠行政管理的方式，逐渐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的宏观调控体系。（1）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规划是地方政府进行管理的重要决策手段。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结构等因素的通盘筹划，不仅有利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相协调，而且有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办学效益的提高。（2）地方性高等教育法规和政策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基础。地方政府应根据《高等教育法》等国家的有关法规和政策，制定适合本区域客观实际、具有地方特色的法规和政策。这样既有利于使地方高等教育管理朝着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又有利于形成地方高等教育的特色。（3）拨款是高等教育地方管理的主要杠杆。地方政府要改革现有的高校事业费拨款模式。拨款应以高等教育评估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高校办学效益和其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情况进行动态调控。（4）质量评估和信息咨询服务是地方政府监控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方式。政府应定期组织对高等学校的评估并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及时向高校和社会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
4.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创新。教育产业化不仅有利于明确政府、社会、高校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也有利于明确高等学校的所有者、办学者和管理者的产权关系。因而，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机制，是实现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关键。首先，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把高等学校作为市场主体，运用产业化的经营理念和市场导向的运作方式，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地方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地方高等教育的运行效率和效益。其次，要积极培育完善人才、教育、科技市场。把人才市场、科技市场作为联系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以政府的财政投资为牵引，引导社会资金投资高等教育事业，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投资体系，推动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再次，高等学校要通过系统内在的激励和约束，调节自身的活动，不断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监督下运作，使优秀的高校脱颖而出、发展壮大，从而及时地将一些不合格的办学主体逐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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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与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4篇
经济改革与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5篇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工会作用” 。与会 118个工 会组织的领导人将围绕大会主题,深入研讨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就业危机与可持续发展” 问题, 广泛交流各国工会推动实现充分就 业和社会保障、 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思路和举措。 这对于世界 各国全力促进增长、推动平衡发展至关重要。在这里,我愿向各位简 要介绍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做法。
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国际金融
市场跌宕起伏, 世界经济深度衰退, 国际贸易大幅下滑。 中国也受到 这场危机的严重冲击, 对外贸易发生逆转, 有效需求不足,不少企业 生产经营困难, 就业矛盾凸显。 特别是大量进城农民工因失去就业岗 位出现的返乡潮, 如果处理不好, 将对广大农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影 响。
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 坚持把保民生放在同保 增长同等重要位臵, 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促进就业增长紧密结 合起来,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 央财政安排 420亿元就业专项资金, 切实
减轻企业负担, 缓交困难企 业社会保险费或降低部分费率, 同时大力度开展一系列就业公共服务 活动, 多渠道开辟公益性就业岗位, 对农民工和城镇其他就业困难人 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实施了从 2009年开 始为期 3年吸纳 100万人到企事业单位就业见习计划,全年共组织 2100万城乡劳动者参加特别职业培训计划,稳定农民工回城就业和 返乡就业。到 2009年底,在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8. 7%的同时, 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比上年净增 91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 3%以下;年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 1. 49亿人,比一季度末增加 170万人。中国广大城乡劳动者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实现的就业稳 定,既得益于国内经济稳定,又促进了经济稳定。
中国工会在稳定经济和稳定就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 用。他们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关于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的号召,充分发 挥会员人数众多、 组织覆盖广泛的优势,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 创意开展“同舟共济保增长、 建功立业促发展”劳动竞赛活动, 全国 有近 80%的企业和职工参加了这项活动,激发了职工与企业共命运 的主人翁意识。 工会还积极倡导在中国各类企业开展以保岗位、 保工 资为主要内容的“共同约定行动” ,既动员职工立足本职,为企业发 展献计出力,又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尽量不裁员、不减薪, 少裁 员、少减薪。这项涉及全国 63万多家企业、覆盖 8400多万职工的活 动, 取得多方共赢的积极效果。 中国工会还大力实施以就业援助为重 点的全国工会 “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 , 对 1390多万农民工开展就业 培训、岗位援助、创业指导、维权服务和生活帮扶,其中帮助农民工 实现重新就业达 276万人, 培训农民工 306万人。 工会还大力推动 《劳 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把关心关爱广大劳动者同主动维 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结合起来,在稳定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关系 和谐、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成功实现经济稳定、就业稳 定, 同我们坚持推动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紧密相关, 同我们努力化危机为机遇、 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 整紧密相关, 同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
工业化道路, 坚持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紧密相关。
我们在推进中国工业化过程中, 把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同探索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关于 “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的主张,同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高度契合;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关于 “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主张,同中国拥有 13亿人口的基 本国情紧密相联。我们认为,在一个 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工 业化同实现劳动者充分就业应当统筹兼顾。为防止出现机器排挤劳 动、 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现象, 我们提出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 人民和社会的劳动;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 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 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提出要在积极发 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提出就 业是民生之本, 要以创业带动就业, 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 提出 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 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 业困难; 提出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对职工进行技能培训,全面提 高职工素质; 提出最大限度激发劳动者创新能力和活力, 提高创新效 率;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提出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重,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促进实现劳动者充分就业和让广 大劳动者更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奠定了基础。
我们认为, 广大劳动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体, 工会在推动实 现可持续发展、 实现体面劳动方面可以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在后国 际金融危机时期, 中国将坚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坚持走中国 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结合起来,因为这既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又能实现人力资源和体面劳动的可持续发展, 归根到底有利于促进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虽然使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有所变化, 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中国政府主张, 在后国际 金融危机时期, 各国政府都有责任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 普 惠、共赢方向发展,都有责任继续采取措施坚定不移促进经济增长, 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 推动解决世界财富 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经济发展失衡。 各国工会都应该顺 势而为、 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使世界经济增长惠及 各国人民。 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维护公正、 自由、 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 这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广大劳动者 实现体面劳动的重要条件, 也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工会组织的重要使 命。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工会组织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 位和作用,支持中国工会充分履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 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工会同国际和各国工会组织进一步扩大交往、 加强 合作、增进友谊,为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携手努力,为推动建设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经济改革与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跨国银行的风险类型及其特殊性
跨国银行从本质上来说是商业银行的一种, 它既具备传统商业银行的各种职能, 如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等, 也具备传统商业银行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 如市场风险、价格风险、支付风险、利率风险等。又由于跨国银行跨越国境的特殊性, 除要面对正常经营风险的同时, 还要面对不同的政治、法律环境和不同的货币政策, 即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
跨国银行由于其跨国的本质属性, 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 其风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跨国银行所遭遇的风险具有更大的传染性。若一家跨国银行因经营不当产生金融危机, 就会影响到它对其贷款人的偿债能力, 贷款人得不到应有的资金, 从而影响到他对其他金融机构完成商业义务的能力。这种商业风险就像滚雪球似地的越滚越大, 从而产生区域性的, 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 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使跨国银行暴露在更大的风险当中。金融衍生产品可以通过交纳保证金的方式签订远期合同, 这种交易具有高收益的同时又具有更大的风险, 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具大的亏损。
二、中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现状
经过20 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环节、市场运营环节、市场退出环节三管齐下的监督体制。我国监管当局的思想也从重视外资银行的合规性经营, 演变到在合规性经营的基础上更重视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监管。特别是2001 年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限制 (2) 。但仍缺少一套系统的法律来管理和约束外资银行的行为。
( 一) 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方式相对落后
纵观英美等发达国家, 都有专门的外资银行法对此行业进行引导和约束。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律, 不管从监管立法、监管手段、责任划分来看, 都十分落后, 基本上还是以行政管理为主, 仍然采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方式 (3) 。而目前我国境内的外资银行存在少贷多存、将从中国境内吸收的资金调往国外套利套汇等违规行为大量存在 (4) , 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国对外资银行具体经营方面的规定过于笼统, 法律规定太过概括就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和实践性, 以至于对外资银行的日常经营行为不能进行具体的引导和约束。
( 二) 对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责任的要求过于概括
我国法律对外资银行的母国监管责任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现有法律仅规定母国“应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 但如何判断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是否合规, 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评价标准。在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分行的情况下, 由于其本身为外国法人, 分行的业务和资产也列在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 这就导致东道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对之实施有效的监管。若此时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纵容外资银行对外进行扩张, 我国没有相应的监管立法对其进行约束, 那么上文中提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所列出的对母国监管责任的规定就成了一纸空文, 并没实际的操作性。
( 三) 缺乏对外资银行业务经营方面的监管
对市场准入环节的严格限制并不能代替对市场经营风险的监管,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各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限制只会越来越松, 为了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 此时对市场运营方面的监管则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存立法多在强调对市场准入环节的限制, 对业务经营方面的法律尚不完善。总的来说, 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仅从两个方面对跨国银行的日常经营风险进行了管制, 第一是增加跨国银行的经营成本, 第二是限制跨国银行的市场份额。对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风险防范、有关外资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 仅凭上述两点根本不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三、完善我国外资银行风险防范的法律建议
( 一) 重视发挥国际社会的平台作用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一体化, 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更离不开国际合作。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跨国银行的监管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为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经验交流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平台。特别是进入21 世纪后, 巴塞尔委员会更是与时俱进的颁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效实施新资本协议》、《有效实施新资本协议: 母国与东道国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对跨国银行监管制度体系构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要注重和中国境内设立外资银行的母国金融监管当局定期进行交流和磋商, 可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如2006 年6 月颁布的《有效实施新资本协议》中概要第一条、附录原则三规定, “母国监管当局应理解和认可东道国监管当局, 特别是国外银行子行所在国监管当局的要求”。总体原则第八条也提出, “母国监管当局应主动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加强协调, 东道国监管当局应确保与被监管银行进行有效沟通” (5) 。金融稳定论坛 (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 是由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 7 个工业发达国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而建立的国际论坛。2009 年4 月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中国等20 个国家在伦敦金融峰会达成一致, 在金融稳定论坛的基础上又成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 (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 , 开启了金融体系改革的新篇章。论坛在成立以来, 以6 个月为周期发布工作报告, 这些报告系统汇集了国际社会正在进行的重大监管措施, 对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推广, 实现各国在跨国金融风险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金融风险问题的监管, 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化的大环境中与他国协商解决, 而这些国际论坛和国际组织为各国的经验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 更应重视金融稳定论坛发布的工作报告, 吸取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教训, 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 二) 建立母国监管与东道国监管的双重许可制度
在对外资银行的当局监管上, 国际上一直适用两大原则, 即东道国监管原则和母国监管原则。纵观金融监管发展史, 两大原则相辅相成, 必不可少, 若只单独适用其中一项原则, 都会造成监管结论的不力。近年来, 巴塞尔委员会也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母国的并表监管和东道国的有效监管的有机结合。美国对外资银行金融风险的监管法律比较完善, 其在《1991 年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中就有规定, “只有外资银行在其母国受到全面的监督, 才能在美国境内营业”, 同时规定, “外资银行在母国的分支机构与美国银行一样使用美国国内的银行法规; 美联储有权核准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 命令其停止营业, 或是对之实施金融检查。”美国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他适度把握了两大基本原则, 在母国监管的基础上, 不断强化东道国的监管。因此, 对拟在我国境内设立分行、代表处的金融机构, 其所在的地区、国家应该具备完善的金融管理制度, 并且其金融监管当局已与我国国务院监管当局形成了合作性的监管体制, 建立母国监管与东道国监管的双重许可制度, 才能有效防范来自外资银行总行的金融风险, 从更大程度上保证国内金融秩序的稳定。
( 三) 制定专门的外资银行法
在遵守WTO相关规则的前提下,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外资银行风险监管法律体系。目前对外资银行实行监管的法律主要是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其为行政法, 法律效力低且很不完善。《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禁止外资银行从事非银行业务, 根据国民待遇原则, 法律应对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实行统一的要求, 在具体业务经营范围上, 外资银行不能比国内银行存在更多的特权。《条例》侧重于在资金上对外资银行的进入门槛进行限制, 而缺少业务经营和规模的限制, 这对那些资金充足的外资银行并不能构成一定的约束力 (6) 。且现行的有关外资金融机构的法律并没有对外资银行从事金融零售业进行限制。其次, 我国对外资银行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数量没有明确的限制, 这就大大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发生。因此我国对外资银行法的制定势在必行。
总之, 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体制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 我们应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的平台作用, 把自己置身于国际大环境之中, 在遵守WTO相关规则的前提下, 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审时度势的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并结合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 在《巴塞尔协议》和WTO金融服务协议有关规定的指导下, 总结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的经验和教训, 探索、建立、完善适合我国发展的外资银行法律监管体系。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 各国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 跨国银行的大量涌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提高跨国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是其经营成败的关键, 更关乎到国内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 加强对我国境内的跨国银行现状的分析, 对其可能遭遇到的主要风险及规避措施的进行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外资银行,东道国,母国
注释
11岳彩申.跨国银行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2 维尔伯特.O.帕斯康.发展中金融市场的银行管理与监督[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33 焦瑾璞.WTO与中国金融业未来[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44 邹立刚, 张桂红.对外资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律监管[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55 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1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