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探讨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2011年8月2日美国政府终于搭上了提高债务上线的末班车，从而避免了美国的债务违约。但3天后，标准普尔历史上首次下调了美国国债信用等级从AAA降至AA+，引发了美国债务危机。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国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浅谈了中国在面临现实问题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债务危机；外汇；美元贬值
一、美国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第一，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一直萎靡不振，经济水平发展缓慢，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国家债务的负债速度。
第二，美国政府没有实施审慎的财政预算制度，公共支出没有坚守量入为出，过度透支了政府未来收入的信用。
第三，政府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扩张的货币政策，即美联储实行了两次量化宽松政策，想通过增加货币流动性来带动总需求的增长刺激经济，但是第二次的效果明显弱于第一次。
第四，美国债务危机一定意义上是一场政治博弈，由于政客们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为讨好特定选民，作出过多的减税、增支承诺，导致美国债务不断上升。
二、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美国债务危机可能会加剧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此次美国爆发的债务危机，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主要原因就是一旦美国债务危机的形式进一步恶化，无论是采取提高债务上限或者是加印美元的方式，都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美元的贬值。美元贬值的同时意味着人民币的升值，从表面形式上看，人民币的升值会减缓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情况，但是，一旦美元贬值就会导致大量的资本退出美国市场，这部分资本可能会回收到国内，大量资金进入中国市场意味着我国的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加剧。所以美国债务危机已经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情况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这就意味这国内已经不断攀升的房价、菜价将会出现新一轮的上涨，这是国内消费者所担心的重要问题。
其次，美国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相继爆发，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被迫加快。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各方观点不一。但是，无论中国政府是否主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受美国、欧洲危机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无形中被迫加快。在美国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的影响下，投资者对美元失去了信心，欧洲债务的爆发，使得欧元也失去了投资者的青睐。因此，在美元、欧元的疲软下，人民币成为最优选择。但是，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被不合理地加快推进，人民币很有可能重蹈美元、欧元的覆辙。
再次，美国债务危机将会使我国出口企业的收汇风险增加。美国债务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的出口企业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与美国贸易密切的企业，受到这种影响更为严重。美国债务危机会给其国内紧急带来众多的影响，为了缓解这种危机，必须会通过增加国内税收、减缩财政开支、减少进口国需求的方式来予以应对。这些应多措施会直接导致美国国内企业在资金链、银行信用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进而会转嫁到我国的出口身上，企业的运作成本会进一步上升，但是利润率却会下降，这是美国债务危机对国内企业带来的重要挑战。
最后，美国债务危机将会加剧新一轮的国际贸易摩擦。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减少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但是此次美国爆发的债务危机，将会是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美国爆发的债务危机，除了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影响以外，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其实是将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转嫁到世界范围之内，世界各国经济都会受到这场债务危机的影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各国处于自身经济安全的考虑，必然会对本国经济和贸易进行保护，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是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出现最直接的原因，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贸易保护行为的出现，会直接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外贸经济在未来可能要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三、中国应对美国债务危机的策略
第一，我国应降低美国债券的购买量，促成美国全球军事基地的收缩。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美元贬值会直接导致我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的实际价值缩水。中国首先应该停止新购美国国债，有步骤地降低其国债余额，同时会促成美国无力支付其海外军事基地的租金、逐步撤出海外军事基地。面临美国制造产业的空洞化和技术储备与人力资源储备雄厚的现实，我国的外汇储备应该从购买美国国债加速转向购买高科技人才和技术装备。
第二，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拉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国际大宗商品大都是我国短缺的资源，它们的价格上涨迅速吞噬着我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稀释了我国劳动者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美钞”，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延长世界经济衰退的时间对中国有利。
第三，抓住时机适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防范美元贬值风险。在美国、欧盟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况下，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无法应对汇率波动的风险。对此，我国应该适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回避外汇被动风险，抑制货币发行的冲动和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状况。在双边贸易结算中尽可能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让人民币朝着国际储备货币的方向发展。
四、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期来看，中国在面临现实压力时应在政策上采取谨慎应对战略。
第一，要适当的调整外汇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虽然调整过程会面临各种制约，但仍然要做适时的调整，向非美国国债的资产配置方向发展。
第二，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改变内外结构的比例模式，大力增加内需，减少对外部出口的依赖。第三，要特别注意国内的债务规划。当前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大，也表明各国债务是彼此联系的。中国的债务危机表面上不如欧美国家的严峻，从静态指标来看，总共是17.51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为43%。但是有相当部分的政府债务属于隐性状态，不在统计中，这部分的政府债务将会成为最大的风险。
远期来看，中国应该去进一步调整投资分布、汇率结构制度以及大力开展人民币对外结算业务来获得经济政治上更有利的局面。
第一 ，要继续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在经济平稳过渡中尽早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只有推进市场的开放，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以及人民币被迫开发。
第二，加快人民币对外结算业务，是中国在进出口方面才会更少的依赖美元，并且可以缓解当前中国的高通胀压力。例如，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试点。
美国这次债务危机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应借此挑战与机遇，深化改革，进行调整，使中国的经济、社会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参考文献：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启示》[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2]《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3]《美国债务危机给中国经济局势带来的冲击与挑战》[J]中国期刊网。
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探讨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步入了缓慢的复苏阶段。国际贸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向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经济仍处于低迷期，但是国际贸易摩擦的情况愈加严重，各国国际贸易保守主义频发，导致我国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国际贸易环境，我国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贸易冲突。本文基于我國国际贸易的新特点和趋势，结合贸易摩擦的成因，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措施，期望可以对以后在处理国际贸易问题有帮助。
关键词：国际贸易；摩擦；成因；贸易结算
一、前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和提高本国就业率，逐渐采取以保护国内企业和产业的贸易保守政策，来提振本国经济。2016年后，逆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肆意，全球贸易保守主义抬头，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采取单边“高强度”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冲击全球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市场对于贸易战的忧虑。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就2008年到2016年间，贸易补救措施就高达2400项。2016年，全球市场震荡不安，全球贸易保守主义持续发酵，导致2017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就爆发了309项贸易保护措施。就中国而言，中国2017年共遭遇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最大国。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共遭遇了75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分别为55起、13起和7起，涉及到的金额高达110亿美元。目前，我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以西方国家为主的经济体在贸易投资政策方面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贸易保守主义、单边主义等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投资环境。
二、四种常见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式
贸易摩擦是指国家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出现了贸易的失衡，导致一国出现贸易顺差，另一国出现贸易逆差，而贸易参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贸易、投资、汇率和经济制度等领域设置一定的条件，从而产生纠纷和摩擦。国际贸易摩擦有4种较为常见的形式，包括倾销与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保护措施和补贴与反补贴等。
1.倾销与反倾销的贸易摩擦。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的方式进入另一国，从而导致了该国已建工业或者生产项目受到威胁或者损失。倾销与反倾销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最常见，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反倾销案例248起。其中，欧美国家启动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创历史新高，占到全球反倾销案例的21.8%，反映出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非常盛行，已经成为全球头号贸易保护国。
2.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摩擦。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成员国有权利和义务来制定技术标准来保护本国的安全利益、保障人权和环境等。这些技术标准包括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等。根据商务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中，近90%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90亿美元，并且在对贸易壁垒国分析中发现，欧盟、美国和日本的、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比例最高，占比分别为41%、30%和24%。
3.相关保护措施的贸易摩擦。根据《保护措施协议》规定，保护措施是对特定进口产品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其主要是为了避免产品对进口国造成严重的损失或者威胁。保护措施包括暂停关税减让、限制进口数量或者提高关税等。这种措施的实施需要具备较为严格的条件，例如进口产品数量巨增、有不可预见的因素、会对国内企业造成损失或者威胁等。
4.补贴与反补贴的贸易摩擦。根据《补贴与反补贴贸易》规定，补贴是指一国政府向生产企业提供财政扶持，包括对价格或者收入等，以增加该企业的产品出口或者抑制进口，从而造成其他企业利益受损，这种措施跟保障措施类似，其实施需要具备严格的条件，例如政府提供资助、资助有特定公共机构提供并且具备授予某种利益等。
三、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和趋势
近几年，全球国际贸易摩擦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在贸易保护的实施主体方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的实施主体有两个深刻的变化，其一为发达经济体贸易保守较为严重。从历史经验来说看，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其贸易保守主义会比较严重，这些国家为了保护刚起步的国内企业，为了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不得不实施较为严格的关税等保护措施。但是近几年，以美国、德国和法国等为主的欧美发达经济体采取贸易救济的措施不断增加，升级了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其二为新兴市场也开始蔓延贸易保守主义，例如欧美国家作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国，以往是贸易摩擦的主要国，但是随着我国对新兴市场，例如俄罗斯、印度和墨西哥等出口的增加，每年出口增加率为25%以上，出口贸易摩擦开始呈现出“小问题不断、大问题较少”的情况。
2.在贸易摩擦领域方面。从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对于贸易摩擦的产品较为集中，主要针对的是金属及其制品；新兴经济体对于贸易摩擦的产品较为分散，针对的产品从化工、机械到纺织原料等都有。不仅如此，从外贸发展的历史来看，贸易摩擦从早期只针对单个产品，随着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和贸易交往的深入，国际贸易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得到了不断完善，贸易摩擦已经发展到针对产业和产品群。这将导致今后的贸易摩擦，不仅仅是平息贸易争端的问题，而是考验政策和制度的合理性，国际贸易摩擦即将进入全面的、全领域的碰撞阶段。
3.在贸易保护措施和摩擦方式方面。随着贸易摩擦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断提升，贸易摩擦在强度上也在不断加强，根据WTO的统计数据显示，每七起反倾销调查中，就有一起是涉及到中国。而贸易保护措施的不断延伸，增加了我国贸易摩擦的负担，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贸易保护措施已经向更加隐蔽性、不易预测性和监控性等方向发展，贸易摩擦的方式已经从最开始的质量和数量控制，深入到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卫生检疫规定等领域，这些都为贸易保护开通了道路，为贸易摩擦提供了路径。
4.在产业领域方面。贸易摩擦已经从传统的商贸领域，逐渐向中高端产品领域蔓延。由于发达经济体在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上具有绝对优势，所以其对于相应的跨国并购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管制，例如美国以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企业背景私募股权基金收购美国的芯片企业莱蒂斯的决定。导致了国际资本很难吸收优秀的技术或者管理，妨碍了国际资本合理、有效的流动。
四、国际贸易摩擦的成因
1.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放缓。随着发达经济体逐渐取消货币刺激政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将放缓。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5%，欧洲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3.2%，美国增长率将达到2.5%，日本的增长率将达到1%。虽然全球经济已经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但是经济下行的风险仍然很大，尤其是金融市场的震荡将进一步加强。发达经济体为了在经济下行期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往往会选择增加贸易争端的方式，来赢得发展的机会。
2.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各个国家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希望本国企业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国家利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决策、行动和措施，维护本国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最根本要求。例如美国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中，一方面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给予其盟友更多的市场份額。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采取了针对中国和美国不同的贸易策略，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加了中美之间摩擦和冲突。
3.贸易摩擦无法完全避免。随着国家贸易交流的扩大，由于贸易参与主体无论在语言习惯、商务规则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贸易摩擦的存在就无可避免。各国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必然会面临更多的物力、财力和智力的较量和博弈。甚至贸易国为了获得更加可观的利益，人为设置贸易障碍。所以随着贸易交往的频发，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贸易摩擦的存在不可避免。并且，由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随机性，所以其不受规律的控制。
五、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
1.加快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贸易摩擦中，中国总是被冠以“大规模倾销”。这是因为中国的产业较为低端，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人力成本不高，为了能在国际竞争中保有竞争力，往往会设定一个很低的价格，所以经常被认为倾销产品。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提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引导企业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挺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并逐渐规范市场竞争，让市场起到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这需要政府一方面投入资金来扶持本国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人才的培养，尽最大的可能鼓励和支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应用；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扶持新兴产业，对于新事物和新发现等，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培育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
2.扩大内需，提高出口市场的多样性。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国过分的依赖于别国产品，所以在经济独立、有序发展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出口市场的多元性，可以增强经济的抗打击能力，减弱外国经济对于本国的不利影响。就中美贸易而言，中国对于欧美国家产品的依赖性较高，欧美国家在中美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所以如果中国有很多的出口对象，则会加大改善国际贸易的劣势。我国的出口企业较多，企业的实际情况、特点和优势等千差万别，如果每个企业都可以针对自身资源，结合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等，积极寻找全球市场资源，摈弃过分依赖欧美国家的策略，可以在保持经济独立性的前提下，更好的发挥自由贸易的优势。
3.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提高企业能动性。如果出现了贸易摩擦，作为企业应该积极的应对来保护自身合法利益。首先，做好应诉准备，尤其是面对调查机构取证时，既要积极配合，提供有效证据，也要充分运用国际法律法规的知识为自己争取权益。如果消极对待，可能会面临高额的罚款或者关税；接着，要与贸易对手等相关受益方协作，一起辩护。一般情况下，进口商和消费者等都不希望进口产品被强征关税，不然其成本会上升。如果能联合相关的产品受益方，争取司法支持，则可能会在贸易摩擦中获得胜利。
4.加强对WTO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WTO有较为详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运用起来，保护自身权益。并且，贸易保护措施的制定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其他国家对其审核也有一定的程序，所以在面对贸易摩擦时，需要冷静对待，利用现有规则来反击。不仅如此，我国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应对争端的法律法规，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在面对贸易摩擦时，可以使用法律来保障权益。而且，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的研究，建立起专业的法律队伍，积极带动相关企业学习和熟知WTO的规定，尽可能的在贸易纠纷中，减少经济损失，在促进企业经营发展的同时，也为国际贸易的和平、友好进行做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婷婷.国际贸易摩擦的类型、原因及化解策略探讨[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7（12）：17.
[2]成夏愉.中美贸易的新壁垒及我国应对策略[D].天津：天津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3]温海霞.基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的中美贸易失衡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探讨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深入探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力求探索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解决途径,使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贸易摩擦；出口贸易；WTO
［
1 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1.1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贸易救济案件快速增长
截至2008年年底,国外对华共发起1150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有623起,占比54.2%。在所有对华发起过反倾销调查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对我国启动126起,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占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调查总数的23.3%；其次是土耳其,为65起,占比12.0%；墨西哥位居第3位,为60起,占比11.1%。
可以看出,在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得不面对来自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压力。
1.2 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金额呈上升趋势
随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量的增长,针对中国而引发的贸易摩擦的金额也在节节攀升。2005年5月18日,印度对原产于我国的绸缎反倾销案,涉及金额1.8亿美元,为印度历年来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金额之最,也是纺织品一体化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发起的涉案金额最高的反倾销案。根据我海关数据初步计算,2007年我国对印度出口涉案产品价值达6.86亿美元。2008 年,印度对我国反倾销涉案金额高达16.7 亿美元。2009年,巴西启动对我国鞋类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将征收435.7%的反倾销税。2010年,巴西外贸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产扬声器环形磁铁继续按43%的税率征收反倾销税。由上可见,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外贸出口产品增收的反倾销税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1.3 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远超其他国家水平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关税要比发达国家高。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关税一般在10%～50%之间,最高的反倾销关税也不超过100%；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关税一般在50%～250%之间,最高反倾销关税甚至达到1105%。2005年欧盟宣布的对中国自行车的反倾销税率是30.6%～48.5%,2004年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的木制卧室家具征收反倾销税是1%～5%。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关税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在1996—2008年,埃及对中国生产的商品征收反倾销关税,其中对6种产品的反倾销关税是100%～321%。在2005～2008年期间,墨西哥对来自中国的26种商品征收了反倾销税,其中有19种产品的反倾销税是105%～333%,对中国产的鞋类产品曾经有过高达1105%反倾销税率。
2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
2.1 与发展中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因素
(1)经济全球化导致贸易摩擦频发。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表现在世界经济领域就体现为贸易自由化,世界各国在WTO框架下,必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各国贸易自由流动。其结果是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由此而引发的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机会也大大增加。由于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制度、贸易规则、文化与风俗差异,因此由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贸易摩擦就不可避免。
(2)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造成贸易摩擦。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经济一体化的行业,在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保护民族产业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等。由于发展中国家各国体制不同,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就必然会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上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表现在外贸领域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另一方面,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与贸易保护主义呈负相关。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各国利用WTO的模糊性规则,设置贸易壁垒,滥用反倾销措施和保障措施。
(3)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不协调,易引发贸易摩擦。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都能通过贸易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不足。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主要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发生国际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较小。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并非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的。相反,由于交易背后的经济利益驱使,发展中国家在这些传统领域受到威胁时,仍会想尽一切办法加以保护,进而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雷同,并与之形成直接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使发展中国家对产业未来比较担忧,并利用贸易摩擦来阻碍中国产品的进口。
(4)“中国威胁论”引发发展中国家抵制中国制造。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缓慢,而我国经济仍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体中一枝独秀。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仍为9.1%,而发展中国家增长率远低于中国。对此,一些国家表现出极大的警惕和恐慌,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疑虑加重。于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从最早的“军事威胁论”到当前的“贸易威胁论”、“能源威胁论”,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这些论调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对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提供了舆论支持,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贸易摩擦案件的增多。
2.2 与发展中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国内经济环境因素
(1)中国商品的产业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相似。毫无疑问,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其核心出口产品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这两样属性,如机电产品或者纺织品等,这表明在产业的结构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雷同。商品虽相似,但是竞争力却是截然不同。以纺织品为例,中国的纺织商品在同等条件下比同类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价低10%左右,这表明中国的纺织品在纺织品市场中深受外国客户的青睐。而因为其价格优势中国的商品不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同时也进入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内,这样从进口国的角度来说是挤占了其本国的相类似行业的发展和生存空间,这是发生贸易摩擦的必然性。
(2)我国的对外投资和货物商品出口的不对称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对外经济与政绩挂钩的考核标准,使得各地区有关部门都将出口作为当地发展的首要手段和措施,这自然而然的也会对外贸依存度的扩大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2009年全球跨国投资下降40%的情况下,中国实际吸收外资仅下降2.6%,达到900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0年上半年,中国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万家,实际使用外资51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9%和21%,中国目前已经连续18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资本的第一位。然而,对外贸易导向型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对产品出口存在着较大的替代性,因此,在中国相对薄弱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和相反显得过大的货物出口比重之间所产生的不对称性在现实中推动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形成和发展。
(3)中国企业应诉的消极性导致发展中国家频繁采用贸易救济措施。在国际上,各国审理反倾销案有一项基本原则,在立案审理过程中,如果被调查方或被诉讼方发现有不应诉、不提供可靠真实的资料或者是不配合调查人员并提供有效证据的行为的时候,审理机关便会将审查的方向倾向于申请方的资料 ,并依照此资料做出裁定。由此可得,应诉的不积极必然会惹来严重的惩治后果和不断重复的反倾销诉讼,最终加剧了贸易摩擦。这也是促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频繁地进行反倾销投诉和立案调查,从而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的主要因素之一。
(4)我国出口产品市场集中和出口激增给对方制造贸易摩擦授以把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贸易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至2009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由206.4亿美元扩大至22072.7亿美元,共计增长了105.9倍。2009年我国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9%,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全球的贸易地位更是迅速上升,1999年,世界前五大出口国分别为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五国共占全球前40大国家出口值的43%,中国排名第九,2009年,中国已越居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年均增长率为20%。
3 高度重视、积极应对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频繁的贸易摩擦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必然产物,是在世界贸易摩擦高发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源自我国自身政策、体制和贸易结构等方面的缺陷构成我国对外贸易摩擦频发的内在原因。深入研究并把握这些内部因素,有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贸易摩擦,或者减轻在贸易摩擦中可能受到的损失。
首先,要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在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加强对外经贸合作过程中,将妥善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纠纷和贸易摩擦问题作为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次,要以平常心对待贸易摩擦。我们既要看到当今世界贸易摩擦的长期性、普遍性,也要看到在今后较长时间里,贸易摩擦将是一种常态,世界各国都概莫能外。我们应顺其自然,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再次,我们要看到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综合应对贸易摩擦。中国作为一个成长性的市场,对世界经济贸易的贡献日益扩大,通过双向投资和贸易,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利益共享机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不断增大。最后,树立积极主动的应对观,注重从源头上防范和缓解贸易摩擦。对内重在治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和外贸增长方式,扩大内需,规范经营秩序,力争从源头上减少贸易摩擦；对外要千方百计寻找与贸易伙伴的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注重沟通,加强交涉,积极解决贸易摩擦。
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探讨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贸易摩擦是国家经济和贸易交往过程常见的现象，研究贸易摩擦发展规律及其解决对策对我国经贸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战后美日贸易摩擦为例，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研究了美日贸易摩擦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表现形式及两国的解决方法等，总结了美日贸易摩擦的特点，并对美日贸易摩擦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日两国不同的经济贸易政策、商品国际竞争力差异及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美日贸易摩擦出现及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两国间的经贸谈判及对话是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战后；美日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一、引言
贸易摩擦是指经济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经济和贸易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战后美日贸易摩擦。二战后，日本通过美国的扶植不仅恢复战争的创伤，而且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也迅速增长。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首次出现顺差，随后的“暴风骤雨式的出口”给美国产业造成重大冲击，日美贸易摩擦初露端倪。70年代后，美日贸易不断扩大，进而引发贸易问题政治化现象，导致了美日之间长达30年的贸易摩擦战。美日贸易摩擦的出现不仅影响给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正常往来，而且作为战后世界两大经济体，贸易摩擦白热化还使得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威胁。
关于美日贸易摩擦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美日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表现、双方对策及影响。胡方[1]剖析了日美经济摩擦的基本原因、内在机制、发展过程及其表现形式，并探讨了日美经济摩擦对中国涉外经济摩擦的启示；赵瑾[2]以全球化为主线，按照不同时期摩擦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将日美贸易摩擦分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四个阶段，深入分析了四阶段贸易摩擦的表现及双方的解决方式。张德明[3]从历史学的角度全面系统揭示了1945—2000年东亚经济中美日关系的客观演变过程，并论述了美日双边贸易失衡的问题。阳大胜[4]揭示了美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规律：美日贸易联系越紧密，贸易摩擦也越深入，双方不断摩擦、协调、再摩擦、再协调，总体上呈螺旋上升的轨迹。张玉棉[5]详细叙述了日美汽车贸易摩擦的原由，总结了日美在汽车贸易争端谈判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并分析了日美关于汽车贸易摩擦是如何达成协议的。
美日贸易摩擦是二战后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美日贸易摩擦从最开始的纺织品摩擦发展到钢铁、汽车、电子产品等工业产品，从区域性的经济贸易问题上升到两国政治层面上的问题，给两国的经贸发展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对两国正常政治邦交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世界上的对外贸易大国，研究美日贸易摩擦发展历程、产生原因及解决手段可以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对指导我国对外贸易贸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为我国处理对外贸易摩擦及争端提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美日贸易摩擦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一）美日贸易摩擦发展历程
从时间上来看，美日贸易摩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后50-7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的起始时期。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的援助和支持下，经济开始复苏，日本GDP逐年上升，逐渐摆脱了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首次出现贸易顺差是美日贸易摩擦的开端。这一时期，美日贸易摩擦主要表现在纺织行业。1971年，美日两国签订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日本做出让步，美日贸易摩擦得以缓和。
第二阶段是战后70-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的全面升级时期。这段时期主要表现在美日两国货物贸易摩擦问题。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在日本货物贸易顺差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两国的贸易摩擦还集中体现在钢铁贸易及汽车工业，优质而多产的工业产品让日本在两国贸易中占优，由此引发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与争端。由于美国本身存在的系列经济问题导致钢铁产量的下降，在美国于1978年实行了钢铁起动价格制度，才使得美日在钢铁方面的贸易摩擦得到缓和。
第三阶段是90年代中期后，美日贸易摩擦逐渐缓和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美日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巨额的日美贸易顺差中，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在汽车领域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冲突，致使两国关系处于崩溃的边缘，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际金融和外汇市场动荡。两国首脑进行了系列的贸易谈判与协商，并签订以一系列的协议，制止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自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经贸关系开始逐步趋于缓和，两国不断加强双边经贸谈判与合作，使得贸易摩擦能够在世界经贸框架的范围内得以解决。
（二）美日贸易摩擦的主要特点
1、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摩擦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摩擦，其特点表现在从两国的轻工业产品（杂品、纤维、纺织品）贸易冲突转移到重工业产品（钢铁、汽车），从低附加值产品贸易冲突向高附加值产品贸易摩擦，从单一产品摩擦到众多工业领域贸易摩擦，由微观经济摩擦上升到宏观经济摩擦 。50年代日本向美输出的主要产品为如生丝、丝织品和纺织品，美日棉纺织品贸易摩擦主要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值较低的工业产品，美国政府也采取以一些措施来抵制日本的倾销贸易政策，之后日本便制定了应对的策略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加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的出口。美日之间贸易摩擦由低附加值产品转移高附加值产品，是日本战略性经贸政策的表现。
2、贸易摩擦范围逐渐扩大。20时间50年代，美日两国的贸易冲突仅仅只是在以纺织品为代表的轻工业领域，随着两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策略调整，贸易摩擦范围在不断扩大，在之后的20多年里，美日贸易摩擦以逐渐发展到钢铁、汽车、电子产品及农产品等行业，贸易争端领域在不断扩大。
3、贸易摩擦由微观经济摩擦上逐步发展到宏观经济摩擦。美日贸易摩擦出现后，两国制定了争锋而对的贸易对策，不仅没有有效的限制两国贸易争端的激化，相反却将两国政府把解决问题的焦点对向市场结构的调整，致使两国的贸易摩擦有局部的行业领域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经济贸易范围，由此从微观经济摩擦上逐步发展到宏观经济摩擦。虽然美日两国为缓和贸易摩擦与争端签订了一系列相关经贸协议，以换取两国良好的经济贸易发展前景，但是在国际范围内，两国的贸易摩擦依旧很激烈，尤其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市场上，冲突和摩擦还在继续演变。
三、美日贸易摩擦原因及分析
从根本上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源是由于本国在贸易交往中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贸易中的收支不平衡导致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经济行为，打破了原本处于平衡中的经济贸易状态。美日贸易摩擦出现的主要原因可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日实施不同的经济贸易政策。经济学界人士普遍把美日之间贸易的不平衡和美国竞争优势的丧失归咎于美国推行的“公平贸易”政策以及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两者在政策层面是相互抵制的，在贸易中表现为互相的报复和制裁[6]。
美国在贸易领域奉行自由贸易思想。在冷战时期，美国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对西方盟国开放国内市场，目的在于拉拢西方盟国以对抗苏联。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外贸利益，逐渐实行一系列带有保护主义倾向的贸易政策，将“公平贸易”的概念融入到“自由贸易”中，组成贸易反击小组，查明和制止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由最初的多边贸易、自由贸易转向强调对等互惠、公平贸易以及后期的保护主义及“惩罚性”关税，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美日贸易摩擦的激烈程度。
日本在战后建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下村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在50年代末期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有利条件，扩大国内外市场[7]。
在对外贸易问题上，日本一直采取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采用贸易保护政策。同时，日本政府把贸易立国、技术立国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以技术进步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动力。上世纪50-90年代日本宣布实行贸易自由化，但日本始终没有正式实施，直到1967年，日本仍然保留着非自由化商品项目，这一比例还一直保持在7%的水平上。20世纪70年代，美日贸易的扩大使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但日本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仍对市场采取保护性政策。
（二）美日两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差异。美日两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是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出现的重要原因。战后，日本商品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而美国商品国际竞争力日益下降，导致了美国在贸易交往中逐渐失去了优势，进而出现了美日贸易失衡。
战后的20年，美国经济空前繁荣。钢铁、汽车等产量为代表，美国在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保持多年的世界第一。但是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过分发展第三产业而忽视工业发展，在汽车、钢铁等的竞争力优势而被日本赶超。美国试图通过产业保护措施来缓和美日贸易摩擦，不仅未能改变贸易逆差的局面，反而出现了贸易赤字迅猛上升的趋势。
二战以后，日本重视发展工业生产，工业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并稳定占据着国际市场份额。在70-80年代，日本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及技术革新，在保证产量的同时主要工业产品的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使得日本的工业产品国际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加陆续超越美国。这不仅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导致了两国在国际贸易上的经贸冲突加剧并升级。
（三）美日经济实力不平衡发展。日本经济萧条时期，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时期。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国内处于崩溃的边缘。而美国本土几乎没有遭受直接战祸，战后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霸权。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使得美国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对日本的全面压制。在美国的积极帮助、扶植、支持下，日本的经贸状况开始好转。美日贸易摩擦处于萌芽阶段。1970-1990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美国经济逐步衰退时期，日本GDP持续飞速增长，在发达国家中的GDP增长率是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贸易顺差、外投资总额等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世界前列并赶超美国。而美国自1969年发生经济危机，进入“滞胀”时期。美国政府负债高达24356亿美元，年度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都创历史最高记录，成为世界最大的负债国和贸易逆差国。考虑到经济地位受到威胁，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解决贸易不平衡，到90年代中期，美日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进入白热化。
四、结论
本文对战后美日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应对措施进行了相关的论述，并对美日贸易摩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美日贸易摩擦发展史及其变化规律，对解决与处理国家及区域贸易问题有很好的指导与借鉴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对外经贸的大国，在对外贸易与区域乃至世界范围的贸易中都已很大的参与作用，与此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也不在少数。研究贸易摩擦发展规律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及解决贸易争端提供了很好的教材。国际间的经贸谈判及对话是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手段。（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胡方.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及其问题[J].日本研究，1997（02）：30-34.
[2]赵瑾.全球化与经济：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张德明.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1945-200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阳大胜.日美贸易摩擦的轨迹与成因[J].现代日本经济，1997（06）：19-23.
[5]张玉棉.关于日美汽车贸易摩擦问题始末[J].日本问题研究，1996（04）：23-25.
[6]蒋茹霞.战后美日贸易摩擦分析[D].吉林大学，2011.
[7]于永达.美日贸易摩擦及各自的对策[J].当代亚太，1999（10）：50-54.
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探讨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结构;产业升级;贸易不平衡;政策选择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多极化发展，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有力影响了世界经贸格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积极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参与国际加工贸易，不断提升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争端此起彼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17年以来，美国以“美国优先”战略一方面对内大幅度减税，降低美国生产成本，推行“再制造业化”，提升美国传统制造业比重;另一方面，对外则通过增加报复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试图转变美国对外贸易的失衡。2017年8月，美国对我国实行“301调查”，并在近期密集出台对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同时不断发动对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以及欧盟国家的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美国这种全面开打的贸易政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真的符合美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吗?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并非单一逆差，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为顺差。截至2018年5月，美国贸易赤字为430.5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入超657.87亿美元，服务贸易出超227.35亿美元①，而贸易结构中细分产业层面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差异性则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大于美国，对GDP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2017年底，我国进口和出口对GDP贡献均超过15%，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主要围绕在技术创新与输出限制[ 1 ]、中美贸易逆差[ 2 ]、产业价值链分工[ 3 ]等方面，相关研究也揭示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国技术出口限制[ 1，4-5 ]，中美经济结构差异[ 6 ]，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方法、概念差异，加工贸易报关和中间商加工后转贸易引起的价格差异[ 7-9 ]等，由此造成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各执一端。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升级国内技术产业的措施，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相关技术转让损害了美国企业技术产权，剥夺了美国企业创新收益权，并将美国就业岗位转移给了中国工人，这是美中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重要原因②。我国则认为，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9 ]和全球分工体系[ 10-11 ]，现有统计口径过高估计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应采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中美贸易利润收益，同时考虑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后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并不大，中美双方基本实现了共赢。实际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也日益扩大，在美国放开对华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限制后，贸易结构失衡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但中美贸易失衡的表现仍然是贸易问题，或者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仍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這需要从贸易本身入手来寻找原因。但已有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中美贸易结构的并不多，没有系统区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细分产业贸易水平对中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数据统计口径争议由来已久，如何在现有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下更客观地认识中美经济与贸易关系变得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厘清中美贸易发展格局、现状，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差异对自身贸易发展的作用，以此回应美国在贸易失衡方面的指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从贸易结构理解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较多，既有美国面对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复杂情绪，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层面等因素③，美国政府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额度、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等贸易壁垒措施，提高美国国际贸易份额，扭转中美贸易失衡，促进美国经济发展④[ 4，12 ]。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关税是单向实施的，即只有美国能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第二，提高贸易壁垒可以有效扭转贸易失衡结构，扩大本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第三，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可以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下的自由贸易规则逐步明晰，第一个条件显然是不成立的。贸易结构是由本国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结构失衡恰恰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要准确回答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还需要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当不同经济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时，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整体福利，即贸易结构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不论是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还是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相对差异引起比较成本差异，贸易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揭示了贸易依赖于不均衡要素、产业的集聚。由于不同国家要素充裕程度不同，且商品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制造优势的国家提供商品参与贸易，具有知识技术水平优势的国家提供服务贸易，在没有要素跨国流通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有效配置。当要素存在跨国流通时，要素也会通过自由贸易带动世界要素均衡分配，并进一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福利。资本输出可为资本富裕国家的闲置资本迎来长期可供回报的利息，人才流动可进一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出口产业产品质量，也为发达地区知识技术转移提供服务贸易收入和可供消费的高质量商品，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发达地区知识累积和创新投入。可以看出，贸易推动商品、服务互补性发展，有利于参与贸易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同类产品差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原有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克鲁格曼[ 13 ]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是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14 ]。实证贸易经济学进一步研究表明[ 15 ]，贸易不再仅仅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还可以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市场消费需求引发贸易结构变化，也可以创造比较优势，消费者需求促使垄断企业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国家间进口差异性产品。可以看出，贸易发展及贸易结构演化不仅与国家、地区要素结构、产业基础相关，而且还受到经济外部性的影响。因此，提高贸易壁垒会降低自由贸易趋势，进而弱化比较优势和削弱规模效应，美国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与贸易结构优化并不等同，贸易结构依赖于本国产业比较优势，解决贸易失衡并不一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发展伴随着贸易结构演化，贸易不仅直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贸易结构变迁还带动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对贸易结构合理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16-17 ]。裴长洪[ 18 ]通过对59个经济体贸易数据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与资本品进口比重显著正相关，与初级品进口比重负相关。苏庆义[ 19 ]对30个经济体与24个产业的经验分析表明，现有全球贸易结构主要还是由要素禀赋和绝对技术差异决定的，相对技术差异贡献份额较小。根据本国比较优势来优化进口贸易结构仍是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措施，片面扭转贸易失衡并不能优化贸易结构，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结构优势，拉低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美加收关税的产业类别看，截至2018年8月底，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产品主要是高技术产业领域，属于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业，具体涉及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信、电器等产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未对贸易逆差比重较大的纺织衣物加收关税，可见美国的贸易限制对象主要瞄准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作为回击，中国对原产于美国顺差较大的大豆、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采取回应的贸易政策还仅局限于部分进口美国的货物贸易，产业面较广，主要有从美国进口的肉类、海鲜、浆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叠伞、鞋靴、帽子、厨房用品，生产资料如玻璃、不锈钢材等，并未涉及进口美国的服务贸易。
由此可见，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美国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其逻辑仍然是基于中美贸易结构，力图通过贸易关税来降低货物贸易逆差。但贸易结构反映了产业结构，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比较优势，降低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下滑。美国应该立足优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促进中美自由贸易，进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匹配，强化高技术产业的服务贸易输出，才有可能实现中美贸易均衡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与中美贸易全球格局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国家与地区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发展根本取决于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产品供给和需求互补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两国位于产业分工体系不同环节上，在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回顾并对比研究中美对外贸易的全球格局。
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看⑤，贸易与世界经济显著正相关，且对经济贡献份额逐年上升，其中货物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大于服务贸易。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逐步下滑，使2010年后贸易对全球经济贡献总体份额下降，2017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约为56%，服务贸易仅占GDP的12.78%，其中货物贸易下降幅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增长较为稳定。中美两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貿易，首先体现在出口份额中，中国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增长迅速，并在2005年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两国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约21%，美国出口占全球比重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8%上下;2000年中国出口贸易比重仅为5%，美国约10%，2017年中国出口全球占比高达12.7%，美国则下降至8.2%。其次，从全球进口贸易占比来看，中国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美国进口占比呈现短期波动，2000年美国进口全球比重约为18.8%，此后逐步下滑，2008—2013年进口全球占比稳定在12%，2013年后有短期增长，但在2015年后又开始回落。2017年中国进口的全球比重约为10%，美国为13%。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进出口比重持续攀升，尤其是初级进口品和对美货物贸易;另外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我国深度介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但仍位于全球分工的中下游，处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随着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国出口全球占比虽然有所提高，但产品实际利润较低[ 4，11 ]。
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家对外进出口比重来看，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14年以来美国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约在16% ～19%区间波动，欧盟、中国香港分别以16.37%、11.75%位居其次;对中国的货物进口比重而言，中国从欧盟(12.68%)和韩国(9.53%)的货物进口比重较大，美国(8.14%)并非中国最大货物进口国，其中，中国对亚洲进出口占比将近50%，欧洲、东南亚占比都超过10%，非洲的货物进口占比也较大，2018年上半年约为7.17%，增速尤为明显。对美国而言，欧洲是美国的主要贸易地区，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具体来看，中国是美国第四货物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8.39%)，美国对欧盟⑥(18.33%)、加拿大(18.21)和墨西哥(15.7%)货物出口比重都较高;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一货物贸易进口国，美国对欧盟(18.53%)、加拿大(12.94%)和墨西哥(13.55%)的货物进口比重都较高;中国是美国第三服务贸易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7.22%)，次于英国(8.73%)和加拿大(7.33%)，欧盟地区则总计高达30.51%;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不高，2017年中国占比仅为3.21%，欧盟仍然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进口地区，其中美国对英国服务产品进口最多，2017年约为10.49%，德国(6.52%)和亚洲地区的日本(6.09%)也较高，具体数据参见表1和表2。
四、从产业与贸易结构看中美整体经贸水平
伴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原有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使得对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这也不断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并逐步与欧美占据传统优势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因此理解中美贸易摩擦还需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入手。
(一)中美经济增长均受惠于贸易发展
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都受惠于贸易发展，但中国对贸易依赖性更强。第一，中国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效应明显。2005年出口贸易占GDP比重约37.5%，进口约28%，进出口贸易比重占GDP比重高于美国，且长期以来呈现贸易顺差;2005年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末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20%、17%。而美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在2008年短暂波动，2013年后呈现短期下降态势，但长期来看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中国。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对美国而言，尽管服务贸易顺差稳步增长，但美国对外贸易总体呈现长期逆差，货物贸易逆差2017年约8 000亿美元。1980年之前美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基本持平，从1983年后美国进口对经济拉动效应逐步显著，并长期高于出口对经济拉动效率，到2017年底，进口对经济拉动为15%，远高于出口拉动近 2.5%。第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同步加大。从中国净出口结构看，1990年后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顺差，2008年和2015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其中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增长，但服务贸易2008年后逆差越来越明显，2017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约2 300亿美元。第四，商品的货物贸易是中美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中美商品贸易对本国经济拉动力明显，中国2005年货物贸易经济拉动率达到峰值(64%)，美国商品贸易对经济拉动力稳定上升，但近期下降趋势明显，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9%。两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都较低，美国为7%，略高于中国。
(二)中美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贸易结构
相对而言，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均衡，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都较高。201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占43.5%，工业就业比重约为3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1.63%，高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9.34%。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而工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一般制造业就业比重仍较高，1993年后中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无论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增加值比重，二者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在对外贸易上，中国的电力机械、电气零件、电信与录音设备、通用工业机械零部件占出口比重较大，尤其是电气零部件和电力机械占比都超过13%，服装和纺织物制成品的比重也都较大(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约6%);中国主要进口电力机械的高端成品、精密零部件和石油产品，分别占进口比重的20%和13%(参见表3)。中国服务贸易主要是进口，2017年服务贸易进口约7 000亿美元，主要是运输服务业、电信与计算机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业。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结构与本國产业结构优势息息相关，从中美产业结构的对比看，美国产业结构呈现高度服务业化，2017年服务业就业比重近84%，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6%，传统工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就业比重占全国的15%，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2%。美国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对外贸易一直长期处于逆差，其中服务贸易为顺差，货物贸易规模较大(货物出口比重占66.07%，货物进口占81.31%)，但长期都为逆差。具体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主要是能源产品，分别占全国总货物出口的11.41%，其中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占9.74%;非药物化工品占7.15%，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出口也较高，约7.60%;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的比重约10.26%。对外货物进口比重较高的仍为能源产品(占总进口比重约9.77%，其中主要是原油与石油产品);家用和厨房等家居用品进口比重为8.12%，服装鞋类等用品进口比重5.59%，计算机、电气设备、民用飞机、电信设备等零部件比重也较高(2.0% ～3.5%)(参见表4)。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占33.93%，服务贸易进口占18.68%，长期处于顺差。具体而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业，旅游(含求学)和维修保养服务业一直是顺差，其中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业出口比较大，分别占当前全美出口总额的16.09%和13.64%。
从中美两国海关数据来看，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及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例如航空器、航天器零部件，铁道机车零部件，光学医疗设备，机械机床等;而美国贸易结构主要依赖于技术转让、金融业等服务贸易出口，国内商品消费主要依赖于进口，其高端制造业如飞机、汽车和石油产品出口量较大，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高度一致。
五、中美两国间贸易失衡的现状
中美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中美两国间也存在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要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需从具体产业深入考察中美两国间贸易结构以及中美双方相互投资结构。
(一)中美间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补充
根据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表明，中美间贸易体现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并且均长期存在。199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货物贸易规模较大，主要源于进口中国商品。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含汽车)和一般消费品(不含食品、汽车)。2017年前者逆差为1 428.78亿美元，后者逆差为2 286.04亿美元，二者占对华商品购买逆差的98%，资本密集型产品(非汽车)具体有机械装备品、电气设备、航空飞行器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非食品和汽车消费品主要有服装鞋类和家居用品、医药牙科和医药产品、家用和厨房用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玩具和体育用品(含自行车)。其余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发动机(2017年逆差为 61.49亿美元)和原材料逆差较小(2017年逆差不到60亿美元)，食品、种子和饮料出口是顺差，但占比不高，2017年顺差为121.64亿美元(参见图1)。
中美间服务贸易在2008年前基本持平，2008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幅明显，而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值增幅较少。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是旅游(个人教育和商务旅游占比大，其中商务旅游是在2000年后开始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旅游的顺差为282.18亿美元，其他如维修贸易(11.81亿美元)、知识产权(78.40亿美元)、金融服务(31.86亿美元)、保险业(1.93亿美元)也是重要的顺差来源(参见图2)，计算机等知识产权(含视觉电子产品、电影和电视产品)、信息技术、管理、法律和商务咨询、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工业技术、租赁业务、政府服务也为顺差，但规模不大。以顺差最大的旅游业为例，2008年后美国对华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迅速，其中教育比重较高，且增长稳定，2016年教育服务贸易顺差为125亿美元，但2013年后中国赴美商务会谈与旅游比重逐步提高，2016年顺差已近140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主要逆差为货物运输(含海洋、码头、航空)、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和发展服务、会计业务、广告业务、工程建设。其中货物运输总体(含海洋、码头、航空)是逆差，但港口和航空运输贸易一直是顺差，对华海洋货物运输长期为逆差。具体如表5所示。
(二)中美非均衡的双向投资结构与规模
中美在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发展的同时，还积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总体来看，第一，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无论是从投资存量还是增量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都小于美国，但差距正在缩小。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例(参见表6)，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仅为美国的1/15，到2017年上升至美国的近1/5。第二，欧洲是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的主要地区。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 273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约占59%，亚洲地区约占16%，主要是针对制造业投资，其中美国电气设备、电器和部件制造对外投资中欧洲占94%;同时欧洲也是对美投资的重要地区，主要为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等国，2017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流入投资增加了2 604亿美元，增幅近49%来自欧洲，它们在美国也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第三，中国吸纳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持平。除金融业投资外，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2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9.4%，主要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软件技术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尽管建筑业比重不高，但增幅较快。201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1 310亿美元，保持7.9%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较快。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前者2017年吸纳外资338.22亿美元，后者实际使用外资近208亿美元，增幅为157%;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比重也较高。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相对规模不大。第一，中国对美投资占美国吸纳外商投资比重不高。尽管中国对美投资占中国对外总体投资比重是上升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169.8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但从美国吸纳外资结构来看，中国投资的比重并不高，且逐年下降。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吸纳外资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395.18亿美元，不足美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具体产业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18亿美元)、房地产(35.72亿美元)、一般制造业(16.92亿美元)和批发业(8.09亿美元)，存量最大的仍是制造业，占对美存量的比重超过25%。第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美国对中国投资1 075.56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不足1.78%;从中国吸纳外资的结构来看，吸纳美国对华投资比重也是下降的，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8%。美对华投资产业主要是运输装备制造业、计算和电子制造业、零售业、食品制造业等产业。其中，美国对中国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上升较快，2017年末已达15%;食品制造业下降明显，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和零售业近年来比重上升。
六、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政策思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中国技术研发投入比重逐步提升，中美在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面临常态化。为进一步系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在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制定反制贸易措施坚决反击，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措施，增加美国高技术中间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降低美国政策预期。从长期来看，中国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出清过剩产能;加大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力度，提升核心技术独立性，培育创新型经济体;进一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在深化全面開放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开放市场，提升中美贸易互补性，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一)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实质和中美经济的客观现实。首先，要认清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正如前述，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逻辑是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进一步削弱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战略遏制。尽管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大，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却是由来已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非仅由中国引起。2008年以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使得近期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工业中间品开始加征关税，但有选择地忽视了纺织、鞋类等影响日常生活的商品贸易，其目的是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这是理解中美贸易结构失衡的关键。第二，尽管美国引发贸易摩擦后使美国传统制造业复苏效果明显，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获益甚微。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确提高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活力，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幅达到4.1%，为2008年以来增幅最高时期，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服务业失业率比重变化不大。这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并未显著受益于贸易摩擦，长期贸易摩擦会压抑美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美国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趋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还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动。第三，中美经济规模尚存较大差距，美国经济增长内生性较强。2017年中国GDP为101 610.13亿美元，仅为美国GDP的59%，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这是中国需要认清的客观事实。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居民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对GDP贡献，对进出口贸易依赖较小，2016年以来国际贸易持续下降，2018年第二季度净出口拉低GDP8 499亿美元(以2012年不变价计算)。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无疑增加了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美国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中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大于美国，为应对美国贸易挑衅，合理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在短期内中国需要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对进口美国农产品、飞机、汽车等优势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是合理的⑧，通过全面拉高进口美国产品价格，压制美国优势产业出口。但同时还需提高对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货物与服务贸易比重，发展替代贸易。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工业零部件、纺织服装、鞋类与医药等消费品和赴美商务、教育、旅游带来的服务贸易比重都较高，后续还可采取以下短期贸易措施：减少对美关键工业中间品出口，抬高国际相关商品价格;转移中国的一般消费品出口，提高美国相关进口品价格;降低美国对华旅游、教育出口、保险和咨询、信息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另外，进一步扩大对美开放，提高中美贸易合作预期收益，“以打促和”，稳定中美双边贸易。扩大美国商品进口，缩小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促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二)强化创新驱动机制
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具有多元化经济体系，但目前中国产业技术密集程度还不高，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国外进口，而美国等其他国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使得中国以市场、海外并购、技术转让等措施获取核心技术愈发困难。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技术之争。伴随着从国外获取技术难度的加大，突破美国等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是自主创新，中国必须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发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1.培育创新环境。建立具有包容力的社会环境，鼓励试错就是鼓励创新活动，培育崇尚和鼓励科学家、企业家自由探索的风气。(1)强化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创新。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支持力度，改革高校人才考评机制，鼓励理论原始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克服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2)推动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围绕市场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提高研究成员收益比重，推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科研成果的生产力转化。(3)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应该通过适度的补贴、减税、信贷优惠、事后奖励、行政便利、基础设施提供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予以支持。
2.完善创新制度。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降低，需要提升人才资本累积，激发创新的新动能。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体系，通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健全知识产权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国产化替代，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创新者收益，提升专利转让率和转让收入，激发原始知识创新，调动技术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注重技术人才培育，强化工匠精神，加大面向先进制造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和培训，夯实产业基础。
3.升级创新理念。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基础创新意识，促进我国由商业模式创新到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提高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兜底政策保障水平，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参与企业风险投资，严控企业负债，减小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出口退税，完善企业退出市场机制，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用好宏观经济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博弈，需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来整体应对，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提升经济增长内生性。
1.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明确产业政策内涵。无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政策都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⑨。目前中国面临中低端产能过剩与前沿核心技术不足的问题，单纯依靠纯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中国错失有效供给形成的窗口期，因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对基础研发能力的资金和制度扶持，重点构建政府监督、高校研发、企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与转化制度。(1)提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竞争的效率。合理的促进竞争性产业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 ]，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与促进竞争功能，以激励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引导企业实现差别化发展。企业具有创新路径依赖性，倾向于在自身已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创新，缺乏利益驱动去关注其他产业领域，需要产业政策合理引导，提升政策的正外部性。(2)提高产业政策对象的精准性。对于新兴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可以构建有益于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制度环境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机制能够更加灵敏地捕捉供求信号，产业政策更应注重制度性的建构作用。(3)完善政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等微观市场客体通常能够对市场信息及时反应，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市场信息滞后、政策周期滞后、多重政策执行层级等因素影响，需要构建政府、市场、企业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在制度合理框架下的干预有效性。第四，明确产业升级内涵。中国产业体系健全，发展服務业要跳出产业结构“空心化”的误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并非单纯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推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
2.协调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缓冲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对美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短期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协调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与汇率等金融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1)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维持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带动优化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减税政策与科技政策相结合，降低中国企业税负，尤其要降低涉及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税负。通过减税降费、有针对性的补贴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降低中国企业发展成本。对于申请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政策优惠和专项资金鼓励创新。鼓励推动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有较多科技贡献、较高专利数量、科技水平较先进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其负担和政策性成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给予较低险率的出口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忧。(2)坚持稳健、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供给，保障市场流动性。稳定国内储蓄利率，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房地产等价格过快上涨引发的资产泡沫。(3)优化贸易结构与汇率政策相配合。实施自由双向贸易。调整进出口空间布局，使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较为均衡，规避单一国贸易摩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成熟贸易区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稳定汇率政策。中美企业贸易规模较大，贸易摩擦将引导市场不利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逐步降低，尽管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外贸压力，但中国需要稳定汇率，避免大幅度波动，为后续中美贸易关系改善提供基础。发展对欧盟、墨西哥、东南亚等多边贸易。提高中国对非洲、东南亚及欧盟的市场份额，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对欧盟区等其他经济体的汇率，鼓励发展替代贸易。
3.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美国对中国工业中间品征收关税既会影响中国的东部地区，也会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需要完善对受影响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1)根據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素非均衡分布、产业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依赖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东部地区创新经济体提高研发比重，实现创新驱动;利用中部地区人口规模优势，继续扩大标准化制造业发展;东北和西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端人才集聚。(2)促进城市群建设，协调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集聚较多人口，知识外溢效应明显，适宜发展产业多样性的城市化经济，研发创新更具优势;对于中小城市，不宜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应培育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经济。发展城市群内交通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3)推进生态经济发展，优化工业供给结构。建立生态资源确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利益共享;提升创新、循环经济比重，优化原有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过剩产能。(4)推进“三个支撑带”发展，整合国际、国内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大城市病治理和落后地区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拉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降低国内市场壁垒。
(四)协调好“两个市场”
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同等重要，需要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扩展国外贸易市场，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1.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提高对中亚、欧洲和东南亚贸易比重，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区、贸易港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贸易规模。参与WTO等多边贸易规则制定，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深化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开放外资投资领域，提升中国企业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倒逼技术研发，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鼓励外商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事业、教育等领域投资。
2.加强对内开放。中国目前经济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存在较大潜力，在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育国内市场，构建国内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塑造内需导向性经济模式。对内扩大民营企业准入范围，改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调整国内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培育中高端消费，拉动高品质内需形成。培育新经济增长动能。伴随着我国人口劳动力结构转变，养老、健康产业需求增大，通过打造高质量健康产品供给体系，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内生性经济模式形成。
注释：
①除特殊标注外，本文与美国有关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商务部。
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是白宫内阁级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协调和管理美国国际贸易、投资及贸易谈判等事务，具体原文详见其新闻发布“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③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有战略遏制、制度等政治与文化原因，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内容，故不予讨论。
④萨缪尔森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观点，其立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会挑战美国原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美国争夺全球产业价值链份额，并导致美国退回不贸易的状态，这似乎是当今美国政策推行贸易壁垒、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但其忽视了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及发展高技术产业互补性。一方面，美国优先发展生物技术，而中国主要将信息技术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是美国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进而降低服务贸易收益，加剧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欧美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产业还很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迅速发展缺乏现实基础。
⑤作者根据WDI(2018)数据分析。
⑥这里将欧盟看作统一市场国家。
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受益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而非服务业。采矿业失业率由2016年的8%下降至2017年的4.1%，其下降幅度约为48.75%;制造业整体失业率2017年为3.6%，下降幅度为16.28%，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失业率由4.2%下降至3.7%，电子装备制造业下降17.5%(2017为2.8%)，木产品失业率由6.9%下降到4.3%，下降幅度为37.48%，家具制造业下降22.22%。在非耐用品制造业中，食品制造业、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纸张制造业、石油与煤制品业、化工制造业、塑料与橡胶制造业的失业率分别下降9.25%、19.44%、18.18%、40.54%、17.5%、18.18%和43.58%。除广播电视、电信产业、房地产业下降明显外，其余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失业率下降不明显。上述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BEA)。
⑧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7号)，2018年8月23日。
⑨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曲解中国对信息技术、航天航空装备、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却无视自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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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ina-U.S Trad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Trade Structure
DENG Zhong-liang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 words：China-US trade conflict;trade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trade imbalance;policy choice
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探讨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在全球贸易中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已形成重大障碍。一些国家和地区转向采用更具隐蔽性、针对性和表面合法性的新贸易壁垒,使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随着贸易摩擦多发期的到来,今后中国不得不直面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
关键词 贸易摩擦 反倾销 争端解决
一、中国贸易摩擦现状
自我国出口的铜版纸、服装等产品相继遭到贸易救济调查。种种迹象表明,国内不少专家在去年做出的“2010年我国产品将遭遇更多贸易壁垒”的预测已成真,而作为我国出口主力产品,纺织、服装等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贸易调查步入“全球化”,中国企业如何破解困局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一)经济危机导致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加剧
相对美国、欧盟等热衷于调查我国产品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危机让发展中国家对贸易救济调查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阿根廷、印度、土耳其等国去年便曾破纪录地对我国发起多起调查,据世贸组织统计,在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1/4针对中国产品。
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报告说,2009年中国和阿根廷的双边贸易额为88.29亿美元,和2008年相比下降了35.8%。目前中国已成为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农产品(14.91,0.00,0.00%)出口目的地。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和阿根廷对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被认为是造成去年中阿双边贸易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发达经济体频繁“出手”
除了阿根廷,上周欧盟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铜版纸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将在未来15个月内对中国企业是否存在倾销行为做出最终裁决。本月初,美国方面曾表示,要对中国内地产的礼物盒以及包装丝带征收最高超过231%的反倾销税。
(三)出口主力产品成重灾区
去年曾有不少专家认为,尽管2010年全球经济逐渐回暖,但中国产品仍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救济调查。近期新提起的贸易案需要调查的是去年的情况,因此尽管去年我国某些产品出口没有增长或者增速较慢,但如果对方的国内生产数量增长得更慢,相对来看,他们仍然可以提起贸易救济调查申请。屠新泉认为,如果发起国去年的经济形势比较差,今年就会频繁发起调查。
从另一方面看,纺织、服装、机电产品不仅是中国出口主力,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全力发展的产业,因此这类产品出口国外很容易与当地产品发生冲突。与此同时,许多产品在被欧美国家挡在门外后,又集中将市场转向发展中国家。随着今年这些国家经济转好,生产恢复,这也将成为我国产品“被调查”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特点
首先,贸易摩擦将呈现多样化、综合化和隐蔽化。更多的国家将以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为借口,以偏概全、夸大事实,对我出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成为影响我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知识产权、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贸易壁垒不断增加。
其次,我国遭遇反补贴等新的贸易摩擦形式将继续增加,反补贴案仍为未来两年的焦点。肖鹞飞认为,与反倾销调查以企业为主要目标不同,反补贴调查的對象包括政府和企业,且主要矛头指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被指控的项目一旦被认定为补贴,就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措施的运用产生负面影响。被裁定为补贴的项目,往往会成为后续对我国反补贴调查的证据,从而诱发更多反补贴调查。
再次,新兴优势行业,如钢铁、汽车、通信设备、化工产品将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新热点。发达国家对涉及这些行业的贸易争端更容易采取贸易保护手段,以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另外,我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加剧。一些东欧、拉美国家与我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同样以制造业为主,与我国在经济结构上缺少互补性,其国内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容易受我国产品冲击。
三、中国应如何应对当前越演愈烈的贸易保卫战
(一)认真分析中国对外贸易频繁遭遇贸易壁垒的原因
1.外部原因
(1)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虽然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使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使全世界的总体福利得到提高,但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参与经济贸易往来时,首要目标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在WTO的协调与约束下,世界各国贸易政策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始终存在,并时有抬头甚至呈加剧之势。
(2)一些国家对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担忧。过去的几年里,世界经济一直处于较为疲软的状态,虽然从2003年底开始了非常缓慢的复苏,但在全球需求不能迅速提高,各国对外出口增长幅度较低的背景下,中国出口的迅猛发展势必影响到现有世界市场竞争格局,给一些国家传统出口结构带来竞争压力。
(3)WTO例外条款的模糊性及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为协调各成员方的利益,避免贸易自由化对国内经济的过分冲击,WTO规定了一些例外条款,使缔约国能够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特定工业的建立、维护国家安全、保护环境等理由暂停、修改或撤消WTO的各项义务。但由于WTO个别条款在例外规定上过于模糊、存在漏洞,使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常常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成为实行进口限制的借口。同时,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相对于GATT时期的争端解决机制已有很大改进,但仍有不足之处。
2.内部原因
(1)外贸结构的不合理。首先,出口产品结构过于单一。中国出口的产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大都已进入产品成熟期,市场上供大于求,势必导致激烈竞争。由于低技术含量的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小,此类产品的大量出口只会导致价格的不断下降,易给进口国造成低价倾销的印象。
(2)外贸经营管理体制的不完善。由于产品技术更新能力薄弱、品牌核心价值低、同质性替代性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习惯于采取传统的单一价格竞争。这种低价出口和出口的无序增长往往授人以柄,引发国外对华频频发动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进口限制措施。此外,中国政府对出口贸易在产品生产、价格制定、出口规模约束、出口市场选择与划分等一系列环节上的管理、协调弱化,行业协会的功能尚未健全,对“违规”企业缺乏有效制约机制,加之一些部门盲目鼓励出口创汇,出口秩序混乱的现象恶化,增大了贸易摩擦的几率。
(3)入世不利条款的影响。中国加入WTO后,虽然可以借助多边机制来解决贸易争端,但由于中国在入世时承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特保条款”等不利条款,而这些承诺还需要较长的过渡期,使得中国出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时,中国政府和出口企业仍处于不利地位。
(二)中国应当采取的态度和措施
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摩擦呈现快速上升态势,越来越多的 出口产品收到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制约和惩罚,我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最大的受害国。这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产品为主有密切关系。
地段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特点是: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的成本优势和产品价格优势生存;技术含量少、企业资金规模要求不高。因而,企业的进入壁垒低、退出成本也低,产品可替代性强。如果对中国产品实行贸易制裁,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可以很快在其他国家找到替代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的成本优势削弱,投资者可以迅速转移投资,撤离中国市场,在其他低成本地区生产,然后进口以满足过呗市场需求。这样,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制裁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和代价较低,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才会越来越盛行。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应对其他国家滥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面对的长期战略性任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不可能永远在低端的制造业上分享微薄的利润,必须调整结构,加快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谋求进入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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