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外国物流企业的进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物流业的原有格局，加速了中国现代物流业的诞生，最终形成了中外企业的共赢格局。
有人说，正是中国物流业的落后给物流企业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工业企业生产中，直接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不到10%，而物流费用占商品总成本的比重，从帐面反映约为40%，全社会物流支出约占GDP的20%。在商品的整个生产销售中，用于加工和制造的时间仅为10%左右，用于物流过程的时间几乎为90%。2000年，我国库存商品沉淀资金高达4万亿元，占当年GDP的近50%。与之相比，国际公认的库存商品占GDP的比例，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1%，发展中国家也不超过5%。
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据足以表明我国物流业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然而这对于中国物流企业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谓是一个喜讯。
中国物流业发展迅猛
2005年以来，中国物流界可谓好戏迭现，重拳频出。3月底，“CEPA框架下深圳物流业发展暨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项目推介会”在香港君悦酒店隆重举行，此次推介会使得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全面浮出水面。按照规划， 5年内它将发展成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原材料交易中心。到了炎炎6月，长春、大连、哈尔滨、沈阳等4个城市在大连召开的第二届东北四城市市长峰会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东北物流大通道；在外资方面，继UPS与上海机场集团签署拟于2007年建成上海浦东国际航空转运中心的谅解备忘录后，联邦快递与广东机场管理集团签约新白云机场转运中心。
这些大事或许只是中国物流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物流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国的物流网络正在逐步形成。目前已形成以沿海大城市群为中心的四大物流圈，即以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和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物流圈；以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物流圈；以厦门和福州为中心的环台湾海峡物流圈；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物流圈。
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并实现与世界经济接轨以后，物流市场更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据统计，过去的三年中，中国运输和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使得70％的物流服务供应商年业务量都增长了30％，中国物流业的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26％。另据预测，到2010年，中国物流市场预计可达到1250亿美元的规模。
后WTO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入世已经三年有余，入世前不少人士悲观认为，加入WTO必然导致大量的外资涌入国内各行各业，一旦外资进入我国物资流通业，必将给我们物资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物资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允许外商开设分销企业，在国内批发其产品、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这些都必然会从现有的国内物资企业中夺走市场，加剧物资企业的困难……
事实上，入世后中国物流业的发展并不如同部分人的悲观预测，外国物流企业的进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物流业的原有格局，加速了中国现代物流业的诞生，最终形成了中外企业的共赢格局。同时，跨国物流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物流理念、运作模式、管理规范、技术保障、优秀人才及大量资金，加快了中国物流业的改造、重组与升级。
事实表明，加入WTO后，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环境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都在日益经历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另外，外资的进入也推进了中国物流业的市场化进程，加速了物流市场的形成，从长远来看，还将有利于我国物流业走向世界。近几年来，我国的批发零售、货代、信息等行业已经走出国门，主动参与竞争。业内专家普遍乐观地认为，随着入世的推进，国外市场机会将会更多，我国物流服务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规模和品牌，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
在入世后三年的前过渡期内，我国物流业交出了一份相对让人满意的答卷，在与国外物流“巨鳄”的竞争中成长壮大，物流理论得到基本普及，产业规模初步形成，运作能力和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崛起了一批土生土长的物流“航母”，我国物流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中国物流企业与狼共舞的同时，外资也占领了一部分中国物流市场，国内物流业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如商业(内外贸、批发零售)、运输(航天航空、铁路、公路、水运、管道)、仓储、速递、维修、信息技术、广告、包装、检测、租赁、通信、技术服务、专业服务和自然人服务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面临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外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上门竞争，中国物流企业无疑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同时，外资企业与中国物流企业争夺稀缺的物流人才，也给民族物流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是总体而言，利远大于弊。
中国物流业突围之路
如今，世贸组织许可的物流享受特殊保护的三年前过渡期已经结束，进入了更加血腥的后过渡期。没有了世贸组织规定的特殊保护条款，我国物流产业和市场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我国物流业界应如何积极参与合作与竞争，走好后过渡期的路呢？
首先，我国传统的物流基础是比较落后的，即便在经济已经相对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如此。目前不少生产、流通企业还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思想和观念，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他们都自建物流中心，这造成了物流资源比较分散，物流设施和设备分散在商业、物资、交通、运输、煤炭、石油等诸多部门，一般仅为系统内服务，处于从属地位，同时也造成地区的物流中心规模小、分散，社会化程度低，达不到规模经营所能取得的效益，不能很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发挥好物流中心的集约功能。如何让这些企业转变观念，真正接受现代物流的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或许还需要一定的时期，这对国内物流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改变这种情况实属不易。
同时，虽然我国的物流中心信息技术在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自动化仓储系统(自动化库存定位及货品分拣等)应用很少，条码技术及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并没有完全普及，更多地停留在传统的人工操作阶段，这种现状极大地制约了物流中心的持续发展，影响物流中心综合竞争力的提高。面对技术日新月异的竞争压力，物流界专家建议新设立的物流中心应全面提高物流中心的信息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鼓励和帮助各企业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连通，特别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在整个供应链（供应方、生产厂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构筑反应灵活且庞大的信息系统，以便更好地实现供应链管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人才方面，我国现在物流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屈指可数，尤其是物流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奇缺。物流人才的培养滞后于物流中心的发展，与现代化、社会化、综合化为特征的物流中心极不相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在物流方面的教育还非常落后，开设物流专业的高等院校不足高等院校总数的1%，且研究生层次教育刚刚起步，博士生的教育还未开始，职业教育很贫乏，企业在职员工培训不足，还未形成比较合理的物流人才教育培训系统。因此，如何引进核心人才将是决定我国物流企业能否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关键。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可以在引进核心管理、技术人才的同时，全面开展物流职业教育，通过行业组织及教育机构开展多层次的物流人才培训和教育工作；同时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并选派具有一定物流基础知识的人员出国学习，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知识和和技能。
除此以外，专家建议，国内的物流企业还应该充分发挥现有各物流行业协会的作用，使之成为行业企业之间及行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同时，可以根据我国物流发展的进程和企业与市场的需要，逐步引导物流行业协会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还要鼓励物流领域的各行业协会在物流观念推广、人才培养、经验交流、物流理论研究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开展一些政府间、学术界、企业界之间的交流合作项目。
国内物流企业还要增强竞争忧患意识，在抓住国内市场的同时，要放眼世界，构筑全球化战略，以一体化的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在全球寻求资源采购、生产装配和产成品分销，参与国际化竞争。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实现对顾客的快速反应、提高顾客服务水平、降低物流总成本或供应链成本，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应当注意学习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物流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理念，把握物流技术的最新动态，促进物流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这样，中国物流业才有可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与实体经济联系最密切的金融子市场，票据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站在新的歷史起点上，应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服务实体为导向，以创新发展为动力，通过平衡好各方面关系，来推动票据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2016年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后，票据市场从区域分割、信息不透明、以纸质票据和线下操作为主的传统市场向全国统一、安全高效、电子化的现代市场转型，重构了票据市场的生态环境，为票据市场改革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应该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握好其中的变与不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按照票据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票据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促进票据市场更好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次票据变革
票据是现代金融市场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金融工具。我国最早的票据起源于唐代的飞钱，但其仅仅作为异地汇兑的工具，是现金的替代品，主要用以解决由于贸易结算引发的异地运送金银的不便，形式和内容也相对简单。随着明清时期商业贸易的日益繁盛，票据的形式和内容也逐渐丰富，先后出现了已经具有现代票据业务特点的会票、庄票等。后来随着外国银行的进入，西方的新式票据被引入中国。进入21世纪的中国，票据无论是在物理载体、功能作用上，还是在配套的制度体系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现代货币市场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票据已经成为服务实体经济，便利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金融工具。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票据市场的发展，比较重大的变革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变革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票据业务试点。新中国成立后，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实行严格的现金管理，信用高度集中于银行，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被禁止，国内取消了汇票和本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商业信用作为商品经济的伴生物得到了较大发展。1979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商业信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部分企业签发商业汇票，上海率先试点。198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杨浦区办事处和黄浦区办事处办理了第一笔同城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这标志着票据重登历史舞台，票据市场作为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开始在规范商业信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作用。
第二次变革是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颁布。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票据法》对有效规范票据行为、保证票据的正常使用和流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建立商业信用、规范流通秩序创造了基本法律条件，为票据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在《票据法》的框架下，《支付结算办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先后出台，共同构建起票据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极大地提振了企业和银行使用票据工具、开展票据业务的信心，票据市场随着制度红利的释放快速发展。
第三次变革是2009年电子商业汇票的推出。为解决纸质票据交易成本高、效率低、风险大的弊端，伴随金融电子化水平的提升， 2009年，人民银行推出了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与纸质票据相比，电子票据存储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通过采用电子签名和可靠的安全认证机制，保证其唯一性、完整性、安全性，极大地避免了纸质票据携带转让风险、遗失损坏和遭盗抢风险、假票和克隆票风险。电子商业汇票全面革新了商业汇票的记载形式和流通方式，提高了效率和安全，使票据在物理载体上实现了纸质到电子的飞跃，为票据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第四次变革是2016年上海票据交易所的成立。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票据市场透明度低、市场割裂等问题日益凸显，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短板。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以问题为导向加强票据市场顶层设计，发布《票据交易管理办法》，推进全国统一的票据交易平台建设，通过强化票据市场基础设施推动票据市场规范健康发展。2016年12月8日，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全国统一的票据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从纸票贴现后的电子化入手，对所有纸质票据和电子票据进行统一登记、托管、报价、交易、清算、托收，构建全国统一的票据市场，对各项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控，提高市场透明度和票据流转效率;针对之前的票据风险事件，有针对性地引入券款对付结算等风险防控机制，消除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票据业务各环节中潜在的操作风险、道德风险、信用风险;强化制度建设，在《票据交易管理办法》的框架下发布了票据信息登记、交易、托管、清算等一系列的业务规则和协议，制定了业务成交单等标准合同文本，推进业务规则的标准化;发布了中国票据市场第一个统一的主协议《票据交易主协议》，明确了7大类近40种违约情形以及处理流程，提高了违约处理效率，保障参与者合法权利。这些措施创造性地重构了票据市场生态环境，极大地提升了市场透明度和市场效率，也开启了票据市场发展的新篇章。
第四次票据变革为票据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市场整体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票据业务的电子化水平极大提升，电票占比由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前的30%左右提升至现在的99%以上;全国统一的票据电子交易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市场透明度，促进了业务规范性，提高了市场效率和深度、广度;风险防控取得重要进展，票据交易透明度和交易后处理安全性的提高，有效防控了传统票据市场信息不透明导致的风险。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得以提升，票据转贴现、回购交易的利率与货币市场标准化品种的利率水平相关度很高，贴现后票据已经在实质上符合标准化货币市场工具的特征。“十三五”期间，以上海票据交易所的成立开启的第四次票据革新，使我国票据市场发展跃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2020年，全国票据签发22.09万亿元，是同期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量的1.81倍;票据贴现量13.41万亿元，贴現增量占同期短期贷款增量的24.97%。2020年末，票据承兑余额14.09万亿元，是公司类信用债券托管余额的53.98%;票据融资余额8.78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3.08%。票据成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工具，交易日趋活跃，2020年票据转贴现量44.11万亿元，票据回购量19.98 万亿元。作为与实体经济联系最密切的金融子市场，票据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十四五”时期票据市场发展环境：变与不变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变动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而我们所面对的所有变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科技的，抑或国际关系的，都会从不同角度或快或慢、或深或浅地影响票据市场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挑战抑或机遇。
第一，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升温，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和产业链布局受到冲击，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这要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作为传统的贸易融资工具，票据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第二，促进产业链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迫切性增强。票据多重功能属性能较好满足供应链上企业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一方面，票据具有支付结算功能，能以背书转让的形式在企业间流转实现支付，以票据替代应收账款，能使企业应收应付款项得以转销，从而优化企业财务结构，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另一方面，票据具有融资功能，持票人可凭票向商业银行贴现获得资金。作为天然契合供应链特点的金融工具，票据在服务供应链产业链完整稳定，推动供应链产业链修复重构和优化升级，完善供应链产业链融资体系，提升供应链产业链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第三，科技进步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日益深入。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金融科技蓬勃发展。在科技与金融日益融合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对金融赋能作用，可以优化产品服务形态，改善客户体验，精准客户定位，拓宽金融服务边界，让信用可量化、价值化，解决传统金融模式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科技赋能，提升票据的客户体验，创新金融产品，解决传统票据业务模式下的痛点堵点，提升票据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是未来票据市场发展的重要内容。
第四，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国内风险挑战显著增多，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由于融资手续简便快捷、融资成本更低、可获得性更强以及能够获得央行再贴现支持等特点，票据具有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独特优势，是可以精准滴灌、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工具，有望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保市场主体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下，信用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增加，在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全，同时缺乏信用风险管理工具的情况下，商业承兑汇票违约的可能性会增加。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健全，商业承兑汇票违约、应收账款拖欠的问题常常会与票据业务环节上的不便利、个别金融机构的不规范操作结合起来，引发对票据的误解和误读，可能会加大票据监管共识的难度。
第五，票据市场发展具有更坚实的市场基础。与“十三五”时期相比，票据市场运行更加安全、透明、高效，参与者更加丰富、价格发现机制更加灵敏，市场透明度更高，规范性更强，市场运营环境极大改善，这不仅为票据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也使票据市场在满足实体经济的支付、融资、投资需求方面有更大的潜力和空间。同时，伴随票据市场转型发展的进程，票据市场参与者的投资理念、风险管理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票据人关注的不仅仅是规模调剂，更注重从价格的变化中捕捉市场机会，具有现代市场眼光的新票据人将成为未来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然，我们也还有很多不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没有变;实体经济发展对票据市场创新发展的要求没有变;票据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没有变，防控风险的目标没有变，决策层推进票据市场向现代金融市场转变的决心没有变，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和票据人推动票据市场发展的责任和使命没有变。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必须去察觉这些变与不变，在准确识变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因势利导，抓住机遇与挑战，把票据市场面对的变转化为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处理好六大关系，推动票据市场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需要一个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其中也包括现代票据市场体系。票据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支持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服务实体为导向，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推动票据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转变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与票据市场创新发展的关系
票据受计划经济思维影响极深。在严格计划经济背景下，票据曾一度离开历史舞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票据再次被重视是被用于解决三角债问题，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加之人们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对票据功能定位认识上的不足以及对信用膨胀的担忧，都使得票据主要被定位于支付结算工具而不是融资工具，是信贷工具而不是金融市场工具。对票据功能的这种定位导致了现行《票据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都更多关注票据的支付结算工具属性，忽视票据的融资工具属性，信贷属性与金融工具属性在制度层面上的不明朗使得票据实践常常会茫然和无所适从。应该说，正是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发展理念以及对票据功能定位的偏差，造成了票据市场融资功能发展不足的瓶颈。比如贴现通业务，就受制于贴现客户必须在本行开户、不得异地贴现、资金流向监控等诸多限制发展缓慢，而这些规定都源于其信贷属性的定位。破除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是票据市场创新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票据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改革发展，才能促进票据市场功能的深化，推动票据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创新与发展的关系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将是“十四五”时期票据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首先要推动制度创新。票据本质上是一种有价证券，具有很强的金融市场工具属性。随着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其兼具信贷工具属性和金融市场工具双重属性已经极大地制约了票据融资功能的深化，并导致相关价格信号失真。应在把握其经济实质的基础上，对相关制度进行梳理，明确票据贴现、转贴现的金融市场工具属性，以深化票据融资功能，提升票据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贴现后票据已在实质上具备标准化货币市场工具的特征，应推动贴现后票据成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满足多元化主体希望参与票据交易的现实需求;票据融资已成为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应从票据业务本质出发完善票据业务相关监管机制，提高承兑、贴现环节审核效率，提升中小企业票据融资便利性。其次要推动产品创新。过去几年，围绕票据签发、支付、融资等环节加强产品创新，先后推出了贴现通、票付通、标准化票据、供应链票据等创新产品，形成了票据全生命周期产品体系和服务方式的闭环，有力地提高了票据服务实体企业的“直达性”。未来，应该继续围绕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供应链金融规范发展、拓展票据应用场景、提升票据使用体验、提升普惠金融水平、丰富风险管理工具等方面加强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以创新促发展。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风险是金融市场永恒的主题，安全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底线与前提。2016年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以来，以电子化系统为依托，通过规则重构、流程再造、主体扩容、产品创新、服务优化等方式，推动票据市场进入了以电子化、线上化、集中化、透明化、专业化为特点的新时代，过去长期困扰票据市场的纸票伪造变造风险、违规交易风险、票据流转与资金划付脱节等风险得到了有效防控，为票据市场“十三五”时期的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针对风险形态方面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加强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培育健康的微观市场主体，强化参与者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通过系统建设、制度建设规范票据业务行为和相关操作，防范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探索票据市场风险监测和预警指标体系建设，在提升风险监测的前瞻性、有效性的基础上，强化监测结果的运用;深入推进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制度试点，加强对违约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建立健全票据市场信用风险的市场化约束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信用风险管理工具在票据市场的应用，提升市场参与者风险管理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坚持系统性思维与具体措施的协同性之间的关系
作为与实体经济联系最密切的金融工具，票据是覆盖业务场景最丰富的金融工具，从企业购买时的赊销预付、持票人支付、票据贴现或质押融资，到贴现行为调剂流动性而进行的金融市场交易，票据业务链条长、涉及面广，对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政策调整都会通过业务链条的传导波及其他环节，因此，坚持系统性思维，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各项政策的协同至关重要。另外，票据兼具支付和融资功能，具有信贷和金融市场工具双重属性，彼此相互交织，有时看上去是票据作为金融市场工具融资环节的不规范，其本质问题却可能是信贷工具属性的具体体现，如果不能观其全貌，则政策把握也会失之偏颇。这也要求我们坚持系统性思维，才能去伪存真，准确判断问题的症结并找出解决之道。必须坚持系统性思维，在对票据业务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票据市场整体发展的规划设计;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按照由易到难、由点及面的原则把握好具体措施的推进，确保整体措施的协同性;对承兑、贴现、交易等某个具体环节的创新与政策调整不仅应考虑对具体业務环节的影响，还要研究分析对其他业务环节的可能影响，并明确具体推进策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票据市场发展的关系
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票据市场发展的重要机遇，是“十四五”时期票据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票据市场产品供给体系对实体经济需求的适配性，作为传统的贸易融资工具，票据在促进流通、畅通经济循环中具有特殊的优势，要把双循环发展格局作为新动力，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推动供应链产业链修复重构和优化升级，完善供应链产业链融资体系，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创新企业和引领性产业集群等国家战略布局及关键领域的支持力度，提升供应链产业链整体金融服务水平。
科技进步与票据市场发展的关系
科技将是未来票据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要高度重视科技金融的发展，跟踪高端前沿发展动态，用科技赋能票据。挖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在信用体系建设、风险监测防控方面的应用，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和能力;继续开展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生产性应用的建设工作，提升客户体验;综合运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人机协助等技术探索建设智能客服系统，提高会员服务水平;通过科技赋能传统票据向产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综合方案，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要充分利用科技快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在票据业务领域的应用场景，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集成创新，科技赋能，提升票据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潜力。
（孔燕为上海票据交易所副总裁。本文编辑/谢松燕）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明星海外发展的重点在好莱坞，兼顾其他地区。由于文化差异和社会阶层属性的不同，每一个试图闯荡好莱坞的明星都历经了艰辛的道路，“自李小龙在1970年代的短暂辉煌之后，好莱坞并没有严肃地尝试推广亚洲演员。美国发行商认为主流的北美观众对外国电影和文化仍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1]即使像成龙这种在亚洲具有广泛知名度的明星，在美国早期的推广也是失败的。而这些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寻求海外生存的明星也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明星出国、移民现象逐渐增多。随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出现、香港电影的繁荣，中国电影明星有了更多的海外发展机会。比如美国创新精英文化经纪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先后签约了成龙、李连杰、余男等明星[2]。也许很多人会问：在1990年至今30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明星在以好莱坞为主拍摄的电影中，都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角色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呈现有何意义？中国电影明星海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本文以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周润发、巩俐、章子怡、杨紫琼、白灵、邬君梅、陈冲、张曼玉等明星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这一系列问题。
一、男性明星角色塑造的特性
1.异同并存的功夫角色
随着中国的功夫电影在西方广泛流行，功夫、武术成为中国男性明星在好莱坞立足的重要武器。无论是真会功夫的李连杰、成龙、甄子丹、赵文卓，还是努力和功夫沾边的周润发、吴亦凡，男明星一旦开启海外发展的阀门，都被定义为与功夫产生关联。真功夫明星明显会有更顺当的好莱坞发展之路，但真功夫角色的塑造以及对功夫本身的呈现，在相似之中仍有较大差异。
成龙的功夫中透着喜剧色彩，他的功夫角色并不十分严肃、残酷，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愉悦。成龙会以警察、保安等角色示人，这些角色以天然的正义感贴近观众。所以，国际视野下的成龙，将功夫打入普通人的生活，制造融入现实的感受。李连杰是经常被用来和成龙相提并论的武术巨星。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变成了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在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票房保障，更不用提它对全世界范围内武术迷们的重要意义。正是这点特别之处，使得李连杰成为亚洲的武术巨星，也是李连杰保障了新武侠电影的流行。[3]李连杰和成龙的功夫是不太一样的，“他的作品从功夫过渡到剑术”[4]。实际上，国外学者对成龙和李连杰功夫差异的研究，是基于二人国内外的作品而言。整体上看，成龙手持刀、剑塑造的角色明显要少于李连杰。但若仅在国际视野下辨识，则发现李连杰和成龙功夫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手持武器，而重点是功夫形象和观众感受的差异。李连杰国际视野下的角色形象，多数为杀手、黑帮类角色，偶然出现的警察角色，也一以贯之地具有凶残、冷酷、坚毅的性格特点。即使是富有正义感的角色，也被压抑的暗黑氛围牵制，并使得这种正义感带有非常压抑的基调。所以，李连杰的功夫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二人在功夫角色上的明显差异，使得同为功夫巅峰的中国明星，都能够在各自的角色领域良好发展。但除此之外的真功夫男明星，多数没有形成自己的功夫风格，得到国际范围内的认可。比如甄子丹作为塑造海外角色相对较多的功夫明星之一，他的角色多数为配角，且和李连杰的硬功夫相似度较高，缺乏被欧美观众广泛接受的特点。而试图以功夫戏路立足海外的其他男明星，如周润发，则产生明显的不适感。虽然其持剑打斗的形象随着影片《卧虎藏龙》（2000）的成功走遍全球，而“影片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电影和文化事件，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外语电影”[5]，并赢得了奥斯卡的诸多殊荣，但周润发的武侠角色形象显然没有能够征服西方观众。而《卧虎藏龙》也只能归属于华语电影。周润发参演的海外电影中，功夫并非其唯一性的角色指向，也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2.成龙一己之力的角色呈现
成龙是近年来电影明星中海外发展最为成功的一位。成龙的角色塑造，也是最容易为华人观众和西方社会接受的。他也是鲜有涉及黑帮、杀手、间谍等角色的男星。“成龙电影迎合了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风格。”[6]成龙的角色以喜剧功夫见长，从早期的《红番区》（1994）到近期的《英伦对决》（2017），每一个角色都绕不开中国功夫的明星招牌。而成龙也是继李小龙之后，将中国功夫在海外电影中高调弘扬的一位明星。由于李小龙出生于美国，成长于香港，容易在中美两国文化中找到平衡点。而他从师叶问学习“咏春拳”、在西雅图开馆授徒、参加国际武术比赛以及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戏剧与哲学的经历，使得“他的功夫和角色里能够渗入中国传统武学的哲学思想，能够技道兼备。而成龙的功夫和角色是跨文化实践中自我东方化的结果……滑稽喜剧的娱乐消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与立场。”[7]无论如何，成龙用他的功夫角色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成龙真正引起西方市场反应的，是在欧裔美国人主宰下的亚裔主角。”[8]所以，“在抓住机遇在美国文化背景下成为明星之前，成龙首先需要把自己打造成香港明星。这样做的原因是打造一个银幕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和香港人认可的道德特征、行为相一致。这是包容了传统中国价值观特征和西方现代性特征于一体的文化融合，包括消費主义、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9]因而，成龙成功建构的亚裔主角，大多数是身怀绝技的小人物，比如司机或普通警察。即使是饰演特工角色，也是“特工奶爸”的定位，如《邻家特工》（2010）;或者特种兵，但融入到非洲部落的生活中去，如《我是谁》（1998）。角色的平凡使得角色本身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不让观众产生距离感、陌生感。并且，成龙的角色具有天生的正义感，常常为朋友、国家拔刀相助。善良、正义、勇敢、诚实等积极的正面价值和能量的呈现是成龙亚裔角色中一以贯之的，而这正是能被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共同接受的关键所在。当然，成龙在早期角色的塑造中，仍旧是过于模式化，缺乏细腻的情感。但这一点在《英伦对决》中饰演的老父亲身上，明显得到了改善。所以，成龙的角色实际上是用喜剧功夫包装着价值观被普遍认可的华人身份;成龙的功夫是嬉闹的，也是用于助人为乐的。这作为成龙在以好莱坞为主的海外电影发展中所建构的角色呈现，其价值和意义更能够成为华人明星中的一枝独秀。也正因为此，成龙是本文研究涉及的明星中唯一能够以正能量角色为主、正面弘扬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演员。而由这个层面带来的中国功夫的海外弘扬，在价值意义上并不输于李小龙的哲学思想。
3.较多的负面角色呈现
“尽管媒体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亚洲男性在西方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仍旧是有偏颇的。”[10]杀手、黑社会、帮派等角色经常出现在成龙以外的男明星身上，这也不缺乏由于“北美市场过于专注李小龙与成龙，对其他类型和明星完全忽视。在缺乏观影记忆的情况下，周润发、李连杰、甄子丹等人进入好莱坞发展时，均备感艰难且后继乏力。”[11]李连杰经常性的角色是边缘人物，比如《狼犬丹尼》（2005）里饰演白人收养的孤儿，其母亲正是被养父杀害;《游侠》（2007）里饰演正义的警员，却是惨遭灭门并毁容的角色，为了给妻儿报仇，做了杀手卧底;《致命罗密欧》（2000）里饰演黑帮老大的儿子，越狱寻找杀害弟弟的凶手等。尽管李连杰在一些电影中的角色是正面的，但多数被赋予负面的情感体验。《狼犬丹尼》里，角色本身是无辜的受害者，但作为杀人机器时的表现，是如恶狗般凶残的。《游侠》里的正义角色是没有正能量的，复仇的意识控制了人物的性格呈现，使得李连杰在这个角色里也较为冷酷、凶残。《致命罗密欧》中角色始终被笼罩在黑社会阴影之下，也难以给观众更多的积极能量。在西方人眼中，李连杰是一个“非常冷漠的演员”。[12]这是银幕角色的凶残给观众的印象。周润发的角色则比较多样化，既有黑帮老大、国王，也有抗日小队长、西藏僧人等。多样化角色塑造是周润发海外发展中的亮点。然而，周润发的这一点优势并没有最优化。《谍海风云》（2010）里的黑帮老大是个配角，缺乏性格呈现;《黄石的孩子》（2008）里的抗日小队长也是个配角;《七龙珠》（2009）里饰演的疯癫的武功大师，也是个配角;《安娜与国王》（1999）里饰演的国王，应该可以认作主角了，但其实这部电影重点讲的仍旧是白人女教师。所以，周润发大部分的电影中，都是作为白人演员的配角形象而存在。并且由于题材涉及如二战、东方神秘等一些内容，故而被设置成华人角色。而这一点上，也只有成龙和李连杰两位明星，能够对角色塑造产生些许控制力。此外，周润发饰演的角色，也多数为负面的形象，或者是被西化并曲解的东方神秘下的角色呈现。然而，周润发的这种讨好式的角色塑造并没有让他的好莱坞之旅走向辉煌。
陈林侠论述道：“李小龙神话提示我们，这种理论阐释既可以表现在人物、情节的故事内容中，也可以表现在电影之外的现实层面，直接用哲学话语阐释自身的武学思想显得弥足珍贵。”[13]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以功夫作为电影的主打未尝不可，但在功夫之外，仍需要立得住的内涵。这个内涵就包括了李小龙式的哲学阐释、成龙式的亲民阐释等。因而，负面角色之下，也未尝不能走出具有震撼力的人物，但这依然有待更多的中国明星参与国际化发展，并有待中西方文化地位、经济地位的互相包容。
二、女性明星角色塑造的特性
1.扁平的角色塑造
中国女明星的海外发展境况明显弱于男明星。“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面孔仍然存在扁平化的困境。”[14]比如汤唯在《骇客交锋》（2015）里饰演调查黑客的特工类人物，拥有东方的面孔，但角色缺乏鲜明性格特征;章子怡在《科洛弗悖论》（2018）饰演一名科学家，但也是毫无个性的配角;杨紫琼在《木乃伊3：龙帝之墓》（2008）里饰演女巫，极尽能事地展现东方元素和功夫，但角色依然流于平淡。多数中国女明星在以好莱坞为主的海外发展过程中，都遭遇配角的待遇或者是饰演缺乏性格呈现的角色。好莱坞给予外来华人演员和本土华裔演员的待遇是近乎一样的，后者略微凄惨。章子怡、巩俐、杨紫琼等属于前者。尽管“杨紫琼凭借东方女性特有的坚韧阴柔，以武打明星形象进军好莱坞”[15]，但也未能避免大量饰演扁平配角的命运。巩俐和章子怡借助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奠定了世界性地位，呈现出独特的东方女性色彩，但在真正意义上向国际化拓展过程中，依旧是饰演一定量的缺乏性格的配角人物。唯有《艺伎回忆录》（2005）能够被看作是外来华人演员在好莱坞最具有丰满性格特色的一部电影。但章子怡和杨紫琼分别在《科洛弗悖论》（2018）、《太阳浩劫》（2007）里饰演的科学家形象，却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这两个形象也具有扁平化特征，但具有高知的正面形象，是华人女明星较少参演的，也是华人演员整体形象上的缺失。而本土华裔演员如邬君梅、陈冲、白灵等的境遇也十分惨淡。邬君梅在接受访谈时说：“在美国拍戏，除了过语言关，更要去适应美国社会生活和好莱坞拍片的方式方法。”[16]邬君梅、陈冲、白灵等是在20世纪末留学、移民美国的一批中国演员，但身份的改变并没有完全消融文化差异、改善社会地位。邬君梅和陈冲在美国拍摄的电影多数票房冷清，且扁平化的配角较多。比如邬君梅、陈冲均参演的电影《天与地》，1993年由著名导演奥列弗·斯通执导，二人都只有些许镜头，近乎龙套角色。2005年邬君梅在电影《中国先生》里饰演中国普通餐馆老板的妹妹，也是一个没有立体感的角色。陈冲在《白色蛙》（2012）、《最后的舞者》（2009）等影片中饰演的母亲角色，也都是缺乏特点的配角。白灵的角色塑造就更显得扁平、单一，并十分暴露。
多数女明星参演黑帮、特工、杀手等角色，试图凭借中国功夫的世界影响力，实现自身角色塑造上的国际化。然而，女明星们对这类角色的驾驭显得略微尴尬，唯有真功夫女星们如杨紫琼、甄子菁等稍有成绩，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类角色也是流于扁平化的。
2.夹带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或民俗色彩的小人物塑造
张曼玉是近些年女明星中，海外角色塑造最为成功的一位。她凭借着电影《清洁》（2004）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张曼玉和其他女明星的戏路不太一样，重点在欧洲发展，人物塑造多为普通人或者是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小人物。比如《清洁》里饰演一个有毒瘾的母亲，她是一位过气歌手的妻子，自己仍有着歌星梦。这个角色明显含有以法国为主的欧洲普通老百姓的身影。《功夫大王》（1999）里饰演一位在唐人街做针灸的华人，这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普通华人的缩影。而给角色添置的针灸技艺，则是欧洲观众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知。普通人或者小人物形象在张曼玉之外的其他女明星饰演的角色中亦能寻觅到踪迹。比如陈冲多次饰演的母亲角色，邬君梅饰演的中国普通公安，刘亦菲饰演的普通中国妇女，杨紫琼饰演的沙滩小卖部店主、村镇上的生意人等。但张曼玉的小人物角色塑造是现实主义的，其他演员如杨紫琼，多数在影片题材的界定上，就已经和现实主义撇清了关系。如此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就不再具有关怀现实的精神体验。而在好莱坞奇观化视觉呈现的要求之下，这种远离黑帮、功夫之类的角色，容易和民俗色彩挂钩。电影《红高粱》在1997年摘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熊奖，影片中展示的虚构的中国民俗震撼了西方视野。“巩俐饰演的‘我奶奶’颠覆了西方观众对中国女人形象的原有想象。”[17]巩俐的这个角色是足够立体的，伪民俗只是电影中的框架。并且，电影是以中国人的视角去构建文本和角色，这就和西方人想象中的异域神秘又有了差别。所以，杨紫琼在《遥远的北方》（2007）饰演了一位在北极圈过着原始生活的母亲，白灵在《霍比特人時代》（2012）饰演的部落原始人，这些都没有在民俗色彩的文本环境中拔起角色的高度。而这种基于构想的异域神秘的角色呈现，也未必有利于中国女明星在海外发展。
3.负面形象的角色塑造
“西方社会对华人女性存在着刻板印象，电影中的华人女性角色往往被定位为妓女、性奴等身份。如邬君梅曾在奥利弗·斯通的影片面试中应聘过妓女的角色。”[18]以白灵为代表的华裔明星在角色塑造上，负面形象多于正面形象。比如其在影片《爱情牧场》（2010）里饰演妓女;在《基因世代》（2008）中饰演冷酷的职业杀手;在《的士速递3》（2003）中饰演伪装成记者的杀手也是负面角色。白灵饰演的角色多艳情，言谈、穿着等方面给观众不好的印象。而“白灵在好莱坞的明星形象又与走光、暴露、偷窃、性绯闻、精神问题相关”[19]。白灵、陈冲、邬君梅等明星，在留美之前都在国内获得了良好声誉，并为其演艺生涯开拓了基础。比如陈冲凭借电影《小花》（1980）获得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以及南斯拉夫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白灵主演的电影《月月》（1986）也成为她早期国产电影中的精品。而白灵“从清纯到放荡、神经质的明星形象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好莱坞华裔女星形象构建空间的狭小。”[20]
三、明星海外发展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对中国电影明星海外角色塑造的研究，并进一步解决其对中国电影及文化海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本研究兼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欧美非华人群体为目标，随机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0份。在回收问卷中，男性占比30.77%，女性占比69.23%，并提出两个假设：
1. 明星海外形象的塑造和欧美观众对部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认知成正相关;
2.功夫片和功夫明星依旧是中国电影海外发展的主要方向。
问卷中，欧美观众对华人明星的认知度分布差异较大，其中成龙的认知度达100%，而陈冲的认知度仅有31.82%。在认知基础上做明星海外形象和中华文化价值观匹配测试，给出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章子怡、杨紫琼、陈冲、张曼玉7位明星，与强忍耐力、友善、保守的思想和行为、工作努力、孝顺5种不同的价值观，利用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得到相关数据（下表）：
以上数据表明，被测试明星的海外形象和五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并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这7位明星形象和每种价值观之间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1成立。
在对代表中华文化的选项设计中，给出陶瓷、饺子、宣纸、功夫、影戏、熊猫、微信等选项，功夫成为熊猫、饺子之后非食品类认知度最高的，达73.08%。而即使是从不看中国电影的欧美观众，对成龙的认可度也有28.57%，而喜爱中国电影的观众则100%喜爱成龙，同时这部分观众对李连杰、杨紫琼和甄子丹的喜爱度分别达66.67%、66.67%和33.33%。这说明，功夫明星已经在海外市场中树立了牢固的民众基础。功夫既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招牌，也作为中国电影独特的类型，拥有了坚实的海外市场。因此，假设2成立。
尽管一些明星参演了较多的负面角色，但本研究中给出的少许中华文化价值观依然能够通过研究样本得到观众的认可。这就说明，电影明星的海外发展是有益于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的。当然，具有正能量和积极价值观的角色呈现会更有助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发扬光大。而由李小龙、成龙带出国门的功夫片，得益于中国电影几十年的发展，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但李小龙神话已成历史，成龙、李连杰们也已渐老，中国电影不能只靠这几位明星撑起海外市场。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明星以多元化方式谋求海外发展，功夫片或许是一条主干道，但并不唯一。
〔本论文得到2018江苏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丁 磊：江苏城市职业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访问学者，从事电影文化研究。
注释：
[1][9]Steve Fore：Jackie Chan and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Global Entertainment，Sheldon Hsiao-peng Lu，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p98，p84.
[2]张尧：《CAA旗下包括成龙等艺人》，搜狐娱乐2016年8月2日版，http：//yule.sohu.com。
[3]Sabrina Qiong Yu， Jet Li and the new wuxia cinema in the 1990s， Chinese Masculinity and Transnational Film Stardo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p46.
[4][12]Mary Farquhar， Jet Li：‘Wushu Master’in Sport and Film， Louise Edwards， Elaine Jeffreys， Celebrity in Chin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p222，p67.
[5]Fran Martin， The China Simulacrum： Genre， Feminism，and Pan-Chinese Cultural Politics in 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Chris Berry，Feii Lu，Island on the Edge——Taiwan New Cinema and After，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p156.
[6][10]Murali Balaji，Beyond Jackie Chan，Ronald L. Jackson， Murali Balaji， Global Masculinities and Manho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1，p77，p24.
[7][11][13]陈林侠：《香港电影竞争力的反思与重建——以北美外语片市场为样本（1980-2017）》，《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8]〔美〕袁书：《美国语境中的功夫片解读：从李小龙到成龙》，徐建生译，《世界电影》2005年第1期。
[14][18][19][20]陈晓云、缪贝：《当代中国电影明星的国际化之路》，《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5]MIND编：《杨紫琼：从马来西亚打进好莱坞》，《当代电视》2000年第7期。
[16]张弓：《世界影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邬君梅访谈》，《當代电视》2004年第11期。
[17]陈晓伟：《明星符号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胡海迪）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势头正盛，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再落回到实体经济，我国实体经济正面临转型升级，经济的转型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传统的一系列体系和服务无法适应，都在接受着挑战。经济转型期对于经济的风险管理应该提上日程，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风险管理水平相对较低。我国经济体系的构建面临着社会发展的挑战，如何冲破障碍，获得机会是我国金融体系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新时代;金融体系;实体经济
考虑到我国经济体系情况，中国金融体系应该如何面临新时代带来的新挑战，是我国中国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金融体系现状的分析解释了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适应性，并进一步对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趋势进行了探究。
一、我国金融体系现状
（一）融资结构不合理
企业的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企业内源融资主要是指企业自身的资金，外源融资是指企业在筹措资金时面向外部进行的融资。如果融资的结构比例不合理时，势必会会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这是我国大环境下存在的问题，不论是国家、企业在进行融资方面还是银行在个人和企业贷款方面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我国金融业整体来看信贷行业的制度不够规范导致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也时常存在，致使全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变慢。
二、我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适应性分析
新时代下实体经济的转型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金融服务的效率要提高、抵御风险能力要提高。金融效率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方面进行衡量，那么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衡量。一是宏观金融效率;二是金融机构效率，又称为微观金融效率;三是金融市场效率。
（一）我国金融机构效率高
市场价格保护、市场准入管制、隐性国家担保，这三项是上市银行达到最佳业绩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在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条件下获得。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竞争逐渐加剧，利率市场化也逐渐推进，这对我国银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利润增长率明显回落。
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受金融业高利润的挤压，盈利空间微不足道。根据数据进行分析，金融业的利润占比逐年上升，由2011年的24%上升到2015年11月的29%;金融业利润与工业企业利润之比则由56%上升到95%。实体经济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尤其是高端人才，创新程度不够，而金融行业过多高端人才的流入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的极度不合理，这样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过度的金融监管、不完善的金融服务的现状的存在导致了大量影子银行快速兴起，这样从根本上导致了银行利润的分流，从而导致了近几年銀行利润增幅大幅下滑。银行间竞争加剧、市场利率化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的利润。但总体来讲，影子银行的无限制发展，抬高了社会资金水平，从而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二）宏观金融效率偏低
金融效率的衡量一方面，是依据单位GDP所需要的货币，这个方面来看中国是全球最高的。另一方面，是以正规金融体系动员社会储蓄的能力来衡量，宏观金融效率也是偏低的。各式各样的影子银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
（三）金融市场效率偏低
交易成本过高、融资困难这两个方面导致了金融市场效率过低。发行证券、企业上市等交易需要的资金成本甚至时间成本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偏高。而在融资这方面，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一直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谈及清算费用，在欧美市场，清算价格非常便宜，一笔债券交易的清算费用大多为不足1美元。而在我国一笔债券交易的清算费用高达200元人民币左右，清算费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总的来说，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还是很低， 发展空间很大。在宏观条件下，国家的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配置，大量的资源处于浪费的局面并且没有改善，在新时代下金融体系没能完全适应经济的发展，要想与时俱进，必须尽快升级优化金融业。
三、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趋势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多的问题，并且面临着很多未来未知的挑战，实体经济要想获得快速的发展，必须作出调整。
科技创新才能带动传统企业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要想获得长远发展，需要转变之前的发展模式并且进行创新，摒弃之前原有的依靠规模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转为用科技推动的新兴经济发展模式。以往企业通过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来占据同类产品市场以此来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取利益，现在需要用科技创新对产品进行升级转型，逐渐寻找新机遇，为目标客户进行定制服务发展。这样会使企业间的竞争，由单纯追求成本低廉，逐渐转变对人性化、更佳服务的追求。
“大规模的走出去”逐渐取代传统的依靠吸引外资的方式。这种新型的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模式。但同样企业面临的挑战也会接踵而来，这种新型的实体经济也会逐渐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方向是我国一直努力的方向，就是如何能更好地吸引外资进入我国市场。近年来，我国为此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出台税收优惠、免费出让土地、降低贷款门槛等政策，这些措施和政策都是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入我国市场。实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更好的融入海外市场，这是我国面临的新的问题，但不同的是现在我国对待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但我国企业应该不断通过创新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带领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市场长久生存并不断发展。
我国传统的经济模式主要是靠资本拉动经济，大量的资本投入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存在很多的弊端，低效率、高污染及产能严重过剩等。我国现在经济模式正在由传统的经济模式向创新驱动经济模式发展。但我国国情依旧不变，这就决定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还会长期存在。
国家大力提倡创新，适应时代响应，一个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依靠的是创新成果。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势必离不开创新。作为企业，只有大力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在产品和服务上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升级革新，同时加大研发的投入，建立自己企业的创新型平台，努力开发相应的技术，增加企业的技术储备，才能有效的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同产品的市场上始终保持强大的竞争力，不被消费者所抛弃，进一步助力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承惠.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新挑战[J].金融研究，2014（07）.
[2]向红.经济新常态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临的挑战与对策[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5（03）.
[3]潘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体系而临的挑战[J].金融研究， 2015（16）.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国际商学院）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日渐强烈，国内各类文化存在的形式也随之越来越丰富。在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出现强烈冲击的背景下，外国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历史的接洽与融合极为关键。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阅读，可以使我们刷新对西方文化的认知，缓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氛围。文学翻译作为不同文化的桥梁，在世界范围中的关注度和可研性方面明显突出，因此，本文将通过对外国文学的发展背景的分析引出外国文学翻译传达思想的主要导向，望对业内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外国文学;翻译;思想传达;指向变化
语言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良好沟通的重要交际工作，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的起源，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科技乃至全人类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翻译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相互转换的媒介，更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桥梁。通过翻译可以将语言不同表现形式所表达的内容直观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规范化的翻译标准是文化传播的先决条件。通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化在层次上得以提高，可以说两种文化在激烈碰撞之后擦出了“友谊”的火花，这也体现出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规范性、完整性等特点，对未来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一、外国文学的内涵
外国文学主要是指中国文学以外的西方文学，是构成世界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学的历史起源早在几千年之前，在人类文明的深厚积淀下逐渐孕育出的一种文化瑰宝，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欣赏价值也在不断的深化和提高，可以说是国家精神文明体现的灵魂，为后人文化素养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对外国文学著作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相较于早期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着质的提升，对外国文学主要思想内容的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体现中国特色的逻辑思维体系，不再跟随西方文学家的思维逻辑，利用一种文化之间碰撞出来的独特视域充分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深入西方国家的文学流派和思想发展，可以说我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逐渐向世界标准纵深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公认[1]。
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现状及问题
1.外国文学翻译的历史背景
外国文学的翻译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比较研究，是对不同文化的不同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深刻的剖析和研究，进而通过翻译的媒介实现语言的认知表达、阐述和再创造，直至目前为止，我国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有近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五四”期间，各界学者在对国情进行充分剖析的情况下提出了“思想救国”的发展观，但在传统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以及社会动荡的局势下，思想救国的尝试性发展建议的反响平平，根本原因是社会局势已经在社会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人们对此未来发展无暇顾及，无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艰巨使命，然而在西方文化日渐盛行的情况下，各界学者对曲线救国的思想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改变，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这也是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
自改革开放以来，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发展观推动了各国文化的互惠互融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发展，在此期间，大量的外国文学著作流入中国，在国内文学界掀起了强劲的思想浪潮，人们对外国文化认知的迫切需求使得文学著作的翻译工作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同时，对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由于国家打开国门，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都处在起步阶段，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无法得到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并不乐观，使得外国文学作品在翻译质量方面存在欠缺，这在很多早期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中国都有体现。
2.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现状
近几年，我国在外国文学翻译课题上的研究次数越来越频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发展性也随之不断深化。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禁锢，翻译工作人员对外国文学作品所传达逻辑思想的解析并不能充分诠释文学作品的内涵，译本的汉语言规范化也未达到国际化水准，语句不通、词不达意、错字频出等情况普遍存在，严重误导社会公众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向，充分体现出目前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尚存在诸多问题，缺乏规范化管理，不利于文学的跨文化交流和发展。
另一方面，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极其关键。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流通方式主要是通过出版社流向社会，以供社会各界文学爱好者审读。众所周知，外国文学作品在翻译后要通过出版社的排版和校对方能出版，但由于出版社工作内容相对复杂，校对工作相对笼统，工作人员会根据译本的主要内容对汉语言译本文学作品加以处理，往往在出版后才能发现问题所在，导致翻译工作失效，根本原因是由于出版社的整体管理体制存在漏洞，管理水平不高，监管和校验机制并不完善，对外国文学翻译思想传达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思想传达的指向确定
回顾“五四”期间各界学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优异成绩，通过对思想的解放以及大部分国外文化精髓的借鉴，以李大钊为为首的文人义士在当时掀起了强烈的思想浪潮，各界学者纷纷倡导“思想救国”的发展观念，通过翻译媒介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剖析，明确社会发展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局势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仍然能够达到借鉴作用[3]。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者大多有着国外留学经历，文化素养较高，开放的思想以及基本的语言翻译能力在当时的翻译工作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时的翻译工作者不仅注重译本的质量，对文学作品的流派、体裁以及内涵等多个层次的解读也更加充分，这也成就了现代外国文学翻译的不断发展。
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背景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秉承尊重原著的基本原则，在用词、造句、再创作等方面最大程度的还原作者在文学作品里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和内涵，充分发挥汉语言博大精深的魅力，在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视域下，对外国文学的发展背景、文学特点以及思潮和流派加以深刻的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4]，在审视中国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及翻译作品的规范化程度，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指导方向和语言基础，才能更快更好的推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实现跨文化、跨国家的发展走向更高的阶梯。
此外，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避免传统封建文化影响出现的故步自封问题的出现，在翻译工作中充分体现多元化特点，例如，尝试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人类语言、文学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丰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内容，使得译本更具全面性和客观性，满足翻译工作的多元化需求。外国文学翻译还需要考虑到出版社的作用，在译本完成后，出版社应对译本进行系统、全面的校对和重组，构建完整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版体系，完善体系内各环节的工作内容，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优化译本成刊流程，对译本的语言、语句、愈发以及思潮等方面进行精密的核查和校对，全面保障文学译本的高质、高标，为文学爱好者提供更好的阅读享受，丰富文学素养，以期国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客观研究，为文学作品译本确定思潮。
結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承载着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人与人之间友好交流桥梁搭建的重任。在外国文学翻译过程中，翻译工作人员要明确己任，以认真、负责为工作原则，对翻译工作进行严格、规范化管理，从根本上提高译本的质量，为外国文学翻译的思想传达指导方向的确定提供有力依据，从而实现推动国家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宇. 试论阐释学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D]. 浙江工商大学， 2015（08）：224-228.
[2]陈冰雯.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作品复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新旧译对比研究[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5（01）;341-356.
[3]张林. 中西方文学和翻译史视阈下的胡适翻译思想刍议[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536-540.
[4]李丽. 对话：文学翻译的社会指向性[J]. 晋中学院学报， 2018（01）：106-108.
外国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用绘画艺术讲解外国文学背景——以人文主义文学为例
在外国文学课堂讲授过程中，要真正理解人文主义文学，就需要对其产生的大的历史环境、历史背景——文艺复兴有一定的了解。对背景性的文艺复兴的掌握，非常重要。如若单靠文字描述、口头表达去让学生领会文艺复兴的精髓，存在着不小的难度。
以讲解人文主义文学的世俗倾向为例，要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人文主义的世俗性，可以结合波提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由中世纪以来以基督教神占绝对主导地位，转向古希腊的诸神们逐渐重新成为艺术的主角。学生结合先前对古希腊神的“神人同形同性”这一特点的掌握，要理解以“爱与美”之神——维纳斯所代表的世俗性，是相对要容易的。由此为基础，当学生学习拉伯雷的《十日谈》等作品时，对于其中关于世俗生活的描写与称颂，理解起来就会更加自如。
此外，绘画作品的运用，对于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背景的变化有一定的帮助。依然以人文主义文学为例。人文主义文学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文学思潮，人文主义文学的早期和晚期有诸多的差异。体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十分明显。其早期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散发着对人文主义理想真切的希望和信仰。而在其中期作品《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对待人文主义之态度由盲目乐观转向了质疑和思考。这一点在哈姆莱特的“延宕”中尽显无遗。但是在人文主义文学的概述课中，要让学生理解这一点是困难的。因此，让学生去欣赏米开朗琪罗不同时期创作的不同，是更加直观、有效的去理解人文主义的一种方法。米开朗琪罗早期雕塑作品《大卫》的青春、理想、笃定、力量，到其中期壁画《末日的审判》，米开朗琪罗将自己画成了一张人皮，由此彰显其对人文主义信仰的反思。再到其晚年系列雕塑作品《囚徒》，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的灵魂之被禁锢，自由理想之无法实现。通过米开朗琪罗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的讲解，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人文主义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是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的。
二、用绘画艺术讲解外国文学思潮——以浪漫主义文学为例
“浪漫主义”时期，作为欧洲艺术发展史上创造性艺术最为丰硕的一个时期，要让学生充分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创造性，就需要引导学生从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出发。浪漫二字，我们可以将其拆解为“浪”以及“漫”这两个部分。“浪”字，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放浪”、“不受拘束”等，而“漫”，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自由散漫”、“漫不经心”等。这两个字显示出了浪漫主义思潮十分核心的精神特点，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对束缚和规则的打破。与先前的新古典时期对规则的过度推崇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何让学生去理解浪漫主义思潮中对自由的热爱，对生命自然迸发的热情，依然可以借助浪漫主义时期的绘画作品。
以《自由引导人民》为例，在讲解浪漫主义思潮的崇尚自由这一点时，这幅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在自由女神的号召下，团结一致对抗贵族的统治，以期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
此外，绘画作品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浪漫主义思潮中的“个人主义”。以西班牙画家戈雅《1808年5月3日》为例，在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的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普通人民的恐惧、绝望、无助。这一点和我们传统教育中的民族英雄面对死亡时的巨大勇气、视死如归的气质是截然不同的。通过这一副作品，能够让学生站在个人真实生命体验的角度去理解去体会死亡，而不是既定的民族国家的角度。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对于浪漫主义文学中对个人个体生命体验的强调至关重要。
三、用绘画艺术帮助理解外国文学人物形象——以《莎乐美》为例
绘画作品在外国文学课堂上的引入，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理解人物形象。唯美主义代表性作品王尔德的《莎乐美》，是文学史上一位非常奇特的女性形象。我们的学生在“文以载道”的文学评价体系中长大，很难理解唯美主义作品对道德的摒弃，文学纯粹之追求美这样一种艺术诉求。莎乐美这一绝美的女性，在王尔德的笔下显得凄美又残酷。引入不同时期的与莎乐美相关，或以莎乐美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来理解不同时期的莎乐美形象，对于学生接受唯美主义是有帮助的。唯美主义并非倡导摒弃道德，而是反对文学创作中的功利主义倾向。道德上的教化作用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作家有意为之。
综上所述，在外国文学课堂上引入绘画作品，是能够对学生更好地学习外国文学作品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的。
参考文献：
[1]曹晓青.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外国文学教学与改革[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02.
[2]谢南斗.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新思路[J].外国文学研究，2001.09.
[3]张沁文.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6.05.
（作者单位：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